九乡新闻网草帽歌 灵魂战警:潘太史论毛林关系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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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首先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作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同志、最强大的方面军指挥官林彪同志，无疑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因此，他们二人的关系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个人恩怨的因素，其对中共党史及共和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则是毋庸质疑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也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对毛林关系的研究却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好在潘太史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不以“史学”来骗饭吃的太史，而在《毛泽东本纪》的写作中又实在无法回避，所以只好勉为其难地承担起这份历史责任。
毛林关系的分水岭无疑是建国前后，二人自从1928年相识到1949年，可以说是一种上下级之间的师承关系；而1950-1971年期间，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君臣关系，而且前后正好都是21年，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天意吧。
一，林彪同志自从朱毛会师以后，很快就从残酷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了毛主席的伟大，坚定地站在了正确路线的一边，并且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以及对革命现状的担忧。毛泽东同志则根据自己丰富的学识对林彪同志加以教育和开导，解除了他的疑虑，帮助他树立了正确的信念，同时对红四军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从而为三破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之后，毛主席被迫离开了指挥岗位，林彪同志率领红一军团打跨了中央军主力，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从后来的结果看，长征能够延缓一年，对于红一方面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重新指挥红军，但最初的效果并不理想。林彪同志仍然勇于直言，甚至提出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前线指挥由彭德怀负责这样尖锐的主张。在抗战初期、解放战争时期，毛林对不少问题也存在分歧，但是将帅之间同心协力，取长补短，从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历史上看，党内优秀的军事家不乏其人，但是他们却不象林彪同志这样幸运，能够直接接受毛主席的领导。例如二方面军中的段德昌同志、四方面军中的曾钟生同志，他们没有牺牲在战场，而是被上级杀害了；粟裕同志的指挥艺术虽然也十分出色，但由于资历不够，进入主席视线太晚，从而多少影响了能力的发挥。林彪同志后来也深有感触，在九大上，他发自肺腑地说，如果没有主席的英明领导，落到了张国焘、贺龙的手下，肯定也会遭遇不测。
由此可见，毛林二人在建国以前都能做到开诚布公；主席对林彪同志有知遇之恩，而林彪同志也没有辜负主席对他的期望，并且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做到了活学活用。但是，毛泽东思想本身是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所产生的，其实用性堪称旷古绝今，这件至刚至强的武器先后为二人所掌握，在共同对敌的时候自然横行天下。但是在强敌既去之后，即使相互之间发生轻微的碰撞，其后果也必将是灾难性的。这种微妙的关系，也许只有借助金庸小说中的屠龙刀与倚天剑才能说得清。
二，建国以后，毛主席事实上无疑成为了君主，与原先那些下属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化成了君臣关系，当然这中间也是有个过程的，而林彪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个先知先觉者，这首先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关于出兵与否的问题，出现任何分歧都无可厚非；但是在挂帅的问题上，林彪同志无疑是动了脑筋的。当主席征询意见的时候，他推说身体不好拒绝挂帅，恐怕另有深层次的原因；至于后来说他是害怕美国、怯战云云，完全是无稽之谈。据聂荣臻同志说，林彪同志在红军时期总是对自己的战绩十分在意，有功必录。在全国胜利以后，林彪同志的军功最大，这一点恐怕大家都心知肚明。林彪同志作为已然是军功第一的高级将领，拒绝出征的理由只能这样来解释，即“有功则位不益，无功则从此受祸”，这与当年太子四客坚持阻止太子出征是一个道理。毛主席固然博览群书，而林彪同志的勤奋好学也是有目共睹的。据说当时林彪同志有去贵州当省长的打算，他从史书中得知，唐玄宗曾说：“西汉功臣，因权贵不终；南阳故人，以悠闲得保”。当然，林彪同志是一名军人，如果主席下令，让他力疾而起的话，林彪同志也决不会再行推委，实际上他也做好了出征的准备，积极地配备边防军的领导班子，以邓华取代黄永胜就是明证。他之所以要推脱，最低限度是不想给主席留下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
三，建国初期，在七大当选的五大书记中，任弼时同志很快就病故了；朱德同志也因为年事已高，并无实权，实际上形成了以主席为首、刘少奇、周总理为辅的三巨头体制，也可以说是三个主要帮派。其中刘派掌控了党务大权，成员包括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主要是他在担任北方局书记时建立的班底，基本上都是文官，属于后起之秀，其中绝大多数还是七大中靠鼓吹毛.泽.东思想起家的爆发户。他们与军队的关系比较疏远，虽然刘少奇曾经担任过新四军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但他在军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影响力。相对而言，这个派系在党内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他们也就特别抱团，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帮派。总理虽然党内排名在少奇之下，但实际影响力却远远过之。不仅在军方树大根深，后来的十大元帅中的大多数都曾经是他的部下；而且担任政府首脑，掌握行政大权。只是由于他在长征以后长期战斗在国统区，流动性较大，所以并没有形成什么明显的派系，但其实力之强是不容否认的。这也正是主席在七大上扶刘抑周的主要原因。而扶弱抑强、以枝代干，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条重要策略，建国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主席长期以来一直负责军事工作，其主要势力也集中在军队。而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定都北京，政府及总参谋部主要是以原华北局、华北野战军为基础组建的。地方政权则普遍采取了军政委员会体制，辖区广大，手握实权。中央与地方的格局很不协调，可以说内轻外重的情况相当严重。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主席在1952年将各大区的书记调进中央，各大行政区不久之后也被废除，加强了中央集权，可以说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主席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理顺中央内部的党政关系，通过对财政部长薄一波的严厉批判而打开了突破口，随后改组了政务院，总理的直辖部门只有他兼任外长的外交部；紧接着又撤消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解除了总理的干事会书记职务。同时，由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规格与政务院平级，并管辖其下属的八个经济部门。总理的职权遭到了严重削弱，而高岗的势力却出现了极度膨胀，这就使他产生了觊觎之心，很想更上一层楼。而刘少奇当时的处境恐怕更加不妙，主席对他建国以来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例如确定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人财产等等；并且郑重其事地告戒他，凡是以中央名义所发的文件，必须呈报主席审阅。
正在这时，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所拟定的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落到了高岗手里，其中与刘少奇有关的人员占了很大的比例，可以说是结党营私的铁证。就连一直追随少奇的饶漱石也感到大事不好，刘一旦垮台，他作为中组部部长自然会首当其冲；所以他毅然决定改换门庭，站在了高岗一边，而且为了表现出自己并非少奇的死党，不顾刘的反对，对安子文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应该说，高岗的进攻取得了一定成效，既通过对薄一波的批判，达到了影射刘少奇的目的；又策反了饶漱石，挖了对方的墙角。但是他太想毕其功于一役了，急于要在将要设置的中央第一副主席、总书记之中猎取一个职位，甚至还想取代总理，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周，从而招致了二人的联合反击。
高岗的支持者除了东北以外，主要集中在军方，高政委与林总、彭总都有交情，而二位大帅也对高政委表示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其原因在于，毛主席马上打天下却不在马上治天下，功臣们在建国以后并未得到应有的荣誉和地位，在党和政府之中没有什么名分，自然也对国家事务不享有发言权。高政委的军党论符合他们的胃口，事实上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既然高岗乐于冲锋在前，二位大帅进有所得、退无所失，无本万利的买卖，断然没有不做的道理。
但是，高岗显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主席似乎是有利用高岗来牵制刘、周的打算，但也不是非要换马不可。而且高岗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如果真的赞同军党论而提拔高岗，那么对站在他身后大帅们（决不仅限于彭、林）又该如何安置呢？虽然高岗对刘的指责许多还是符合实际的，但政治局毕竟不能沦为督军团，所以主席的最终抉择是保刘、周而弃高、饶。不过当初谁也没有料到，刘少奇的反击是如此残酷，竟然导致了高岗的自杀与饶漱石的除名。因此，主席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五中上增补林彪、小平二位同志担任政治局委员，既安抚了军方，同时对急剧膨胀的刘少奇也是一个限制。不久之后，对党政关系又作出明文规定，政府不得对地方党委发号施令；国务院下达各地党委的文件，要与中共中央联署。
四，在安排中央布局的同时，主席对军队也进行了调整。以粟裕同志取代聂荣臻同志担任总长，起因似乎简单但却非常能体现毛主席的用人之道，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件事情涉及的范围不广而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由于历史原因，我军始终各自为战，山头林立，直到1949年2月才统一了全军番号，彭贺、刘邓、陈粟、林罗分别统领四大野战军；而聂徐麾下的华北野战军由于担负拱卫中央的重任，其下属的三个兵团直隶于解放军总部。因此，由原华野的领导出任总部首长应该是顺理成章。在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徐向前同志的军事才能有目共睹，他虽然只是聂荣臻同志的副手，却率领少量兵力而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而荣臻同志在华北战场却吃过几次败仗，加之向前同志曾经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出于加强党内团结的目的，主席任命向前同志担任总长，荣臻同志只得屈居其次。但是由于向前同志在太原战役期间身患重病，其总长职务后来一直由荣臻同志代理。当时制度草创，大军征战未休，主席对此恐怕也无暇细虑，或者别无选择。而在全国局势稳定之后，情况却出现了本质变化。
首先，自1952年7月起，从朝鲜载誉归来的彭德怀取代总理主持军委工作，他无疑是个极不好相处的人，在掌控军权之后，便肆无忌惮地提拔亲信，对重返军界的黄克诚（副总长）同志百般拉拢，让他担任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由于彭、聂二人在军界都属于树大根深的人物，彼此能否精诚合作就是一个问题。其次，京畿驻军多为华野旧部，荣臻同志在客观上的确有权兼中外之嫌，总长易人势在必行。主席在批评总参的时候，当时担任副总长的粟裕同志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与荣臻同志共同检讨。主席恰好找到了借题发挥的机会，乘机厚此薄彼。使荣臻同志感觉是粟裕搬弄是非而不是主席负己，从而达到了一策两全的目的。
林彪同志当时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对主席纵横捭阂之术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从他后来主持军委工作后的人事布局就可以看出些端倪。首先，林彪同志始终没有染指过北京军区，文革初期取代杨勇同志担任司令的是原四方面军的郑维山同志；三十八军换防保定是毛主席和代总长杨成武商定的，林彪同志事前并不知道。其次，林彪同志在撤换邓华之后，推荐炮兵司令陈锡联同志出任沈阳军区司令，而不是顺理成章地从将星如云的四野点将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因为主席对京畿驻军一直很在意，对于权兼中外的事情是非常敏感的。据说，北京军区师长以上的任命都要报主席批准。华野出身的杨成武后来一直折腾到垮台也没能把总长前的那个代字去掉，也是由于犯了这个大忌。而更加可悲的是，聂帅直到晚年仍不醒悟，还在为华北山头主义而耿耿于怀。
1955-1956年期间，通过授衔和召开八大，对开国元勋进行了论功行赏，十大元帅中前七位都进了政治局，从而形成了文革以前的基本格局。八大的常委格局变化不大，陈云同志由于在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中颇有建树而入选；小平同志历史上属于毛派，主席利用他掌控的书记处对其他常委进行制约；周、陈虽然在经济方面观点比较接近，但还算不上是一派；朱德同志因为年事已高，基本上是个荣誉职务而已，他在历史上虽然一度与主席齐名，但却存在隔阂，相对而言，倒是与总理关系比较密切；刘少奇的党内排名仅次于主席，实际上处于接班人的地位。对于这样一个稍微有利于文官的的格局，大多数人恐怕也还是乐于接受的，但军方的实际领袖、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无疑是个例外。他对自己未能进入常委，地位降至与其他元帅平级而感到不快，因此在军中胡作非为，发泄不满，同时也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以便将来见机而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在1958年发起了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和战功卓著的粟裕总长。为了掩人耳目，他派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中将带着材料去找林彪同志，托他转呈给主席。也许是彭德怀觉得林彪同志是个局外人，由他出面比较客观的原因吧。而主席当时也在关注着军队，前不久赫鲁晓夫与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的不愉快对主席不可能没有影响。主席接到林彪同志转来的材料，因为对彭德怀是有成见的，所以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用心。当年在会理会议期间，林彪同志提出变更中央指挥权的要求，主席就认定彭德怀是主谋而林彪只是受人利用而已，何况这次的确是彭德怀主谋的呢！
但是，主席却因势利导，对他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其中的原因有些复杂，很有进行梳理的必要。刘帅当年在中央苏区的确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这笔旧帐一直没有算，而且刘帅在建国后主动交出兵权，自告奋勇去开办军校，主席很难出面再说什么。粟老总历史上与主席并没有什么渊源，让他出任总长本有不次推恩的意思，但是粟总长却并没有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主席一旦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他未必是最好的人选。而对彭德怀的处理则更加复杂，他在朝鲜战场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本来，毛岸英同志的牺牲，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席不计前嫌，让他担任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既是为了加强党内团结，同时也是希望将心比心，得到他的鼎立支持。但是客观上却并未如愿，彭德怀非但不感恩，还总是抱怨功大赏薄。对他进行处理虽然简单，但是难免会给人留下一种公报私仇的感觉，不到众人皆曰可杀的地步，最好不要动。但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在军委扩大会议召开的前夕，主席毅然决定让林彪同志担任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因为在军中，恐怕也只有林副主席才能与彭德怀相抗衡。这无疑是给了权欲熏心的彭德怀当头一棒。在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之后，又让总书记小平同志时常预会，以便随时了解会议的进程。彭德怀在会议过程中果然上蹿下跳，对刘帅、粟总百般罗织罪名，疯狂进行诬陷和迫害，并且牵连到叶剑英、周世第、宋时轮等同志，肖克、李达等人甚至被赶出了军队。这样一来，彭德怀的险恶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而且元帅、大将、上将一勺烩的做法显然引起了公愤。当时，小平同志公开为刘帅讲话，同情粟总的人就更多了。主席再乘机为刘帅、粟总说上几句公道话，既安抚了军心，也为彭树立了强敌。彭虽然达到了排斥异己的目的，但也为自己的垮台种下了祸根。
五，林彪同志在高饶事件中亲身见证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在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风浪中更是体会到了主席的政治智慧，他在政治斗争中学习政治，很快就完成了军事家到政治家的转变。政治斗争当然讲求路线，但更重要的则是实力，而林彪同志在这方面的天赋的确很高。他对主席是信服的，但对保存实力看得比什么都重。当年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主席要他调出些部队增援红十五军团，他死活不干。以至于主席一怒之下，撤了他的职，改任红军大学校长。在四平战役中，他置主席严令死守于不顾，多次如实汇报不可死守的理由，在廖耀湘突破了外围阵地，部队面临危险的时候，林彪同志一边上报，一边从容指挥部队撤退，从而最大限度地保全了部队实力，为不久以后的胜利反攻奠定了基础。最后主席也对此予以了认同，在战争期间甚至连批评都没有。与此相反，当年西路军的负责人陈昌浩同志由于背上了路线错误的沉重包袱，处处服从命令听指挥，结果却断送了整个西路军。主席后来也对他有所安排，但充其量就是个马列编译局的局长。所以在政治上，关键的问题还是实力，单纯强调忠诚是毫无用处的。
林彪同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后，由主席点将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经历了十年的政治洗礼，林副主席无疑是参透了毛.泽.东思想。主席的施政方针是扶弱抑强，保持平衡，以便随时为自己保留最后仲裁之权。高、饶、彭等人都是因为意欲进取而招致大祸，而自己却通过韬光养晦反倒加官晋爵，所以在主席面前时刻保持弱势才是重中之重。但是，由于林副主席进入了决策中枢，也就再一次进入了主席的视野，许多事情容不得他一相情愿。主席在请他出山的时候，林彪同志表示推辞，还是借口身体不好，结果立即就遭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并且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说林彪同志就是不愿承担责任。当然，林副主席身体的确不太好，虽然没有身患绝症，但战争期间遗留的创伤却使这位元帅无法承担烦琐的日常工作。为此，主席还特地配备了一个强大的军委领导班子，规定林帅、贺龙、聂帅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主席，以罗瑞卿取代黄克诚同志担任总长、军委秘书长。并且还进一步明确了分工，林在家林主持，林生病则贺主持；聂帅负责军工及科研。贺龙、罗瑞卿之所以能够重返军界，表面上是得力于庐山会议有功，而更加深层次的原因仍然是维持军内派系平衡的考虑。其中，罗瑞卿虽然是华野出身，但并没有什么军功可言，只是一个政委的角色而已，他的优势在于长期负责保卫和公安工作，一直受到主席的信任。
鉴于这种彼此牵制的格局，林副主席虽然在军委中处于强势地位，但根据主席一贯扶弱惩强的既定方针，便处处以弱势的姿态出现。除了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外，就是强调主席一贯倡导的政治建军的原则，发挥精神原子弹的作用，而对日常性事务则并不过问。“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相继出台，学习“老三篇”蔚然成风，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普及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事实证明，林副主席的这一整套治军方针不但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不愧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例如1962年，我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发挥精神原子弹的作用，在对印度的作战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林副主席主席军委工作期间，我军的战斗力空前提高，军民关系也最为融洽，是我军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不仅如此，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也逐渐从军队走向了全国，对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起到了极大的振奋作用，极大地净化了社会环境。文革初期之所以在急剧的动荡中社会的基本秩序仍然保持了稳定，林副主席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林副主席从不发表意见，只是到了主席的确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会挺身而出，尤其是在1962年 的七千人大会上；此后不久，他又主动提出养病，军委日常工作则交由贺龙处理。可以说在文革爆发以前，主席对林副主席是非常满意的，对他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六，从1964年开始，主席与刘少奇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立场不稳，有与刘少奇政治结盟的嫌疑；陈云同志由于对经济形势过于悲观，早已受到了冷落；朱德同志则因年事已高，已经逐渐淡出政坛；总理的政治经验最为丰富，而且深悟中庸之道，凡事不到万分稳妥他是不会做的。由此可见，主席在常委之中并不占绝对优势。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刘少奇长期把持党务当权，在中央及地方都有不少追随者，这些党棍、政客们经过多年的修炼，大多老奸巨滑，把中央的命令加以合乎自己利益的过滤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在反右、大跃进，以及四清运动中他们就是凭借这个手段，完全瓦解了主席的部署，把对他们的整风完全转嫁到了群众身上。因此，如果主席亮明观点，在中央全会上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很可能会是一场“惨胜”，要么是刘派大员坚决抵抗，哪怕他们占到三分之一的比例，在客观上也是党的一次严重分裂；要么他们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最后只是以罢免几个人就草草收场的话，无疑会遗祸于将来。当时的许多地方诸侯鉴于高饶事件的教训，在原则问题上搞首鼠两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在这方面的表现就很典型。
刘少奇当时也很清楚自己处境不妙，他也采取了不少对策来保护自己，现在的宣传总把他说得非常被动与无奈，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他知道自己的弱项是在军队方面，因此对贺龙、罗瑞卿百般笼络，并且颇见成效；以致于贺龙在巡视部队的时候，总是拿少奇来压人，并且声称根据宪法，刘少奇是国家元首、军队统帅。他对罗瑞卿也是封官许愿，并含沙射影地说国防部长非常重要，不应长期由一个病人把持；还许诺说，将来的国防部长非罗瑞卿莫属。但军队毕竟是主席大大本营，刘少奇的这些小动作自然无法保密；于是主席决定在大举进攻之前，首先巩固阵地，清除内部隐患。第一个目标理所当然就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目前的流行说法是罗瑞卿之所以下台是主席听信了林副主席的诬陷。从后来掌握的材料看，这种说法非但不符合事实真相，而且还是赤裸裸的捏造。
倒罗的部署始于1965年，应该与《海瑞罢官》的酝酿同时或稍后。由于罗瑞卿自恃主席、林副主席的信任，身兼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长、副总理等十余要职，党政军几乎没有他不参与的事。他党内排名在聂帅之前，军内的排名在叶帅之前，这就助长了他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的恶劣作风。本来，叶帅为战备问题下了很大工夫，理应在会议上做总结，不料罗瑞卿却以会议主持人的名义做了总结发言。令叶帅的一片心血付诸东流，在盛怒之下，便联合聂帅、总政主任肖华、副总长杨成武等人向主席以及林副主席告状；主席便顺势让他们搜集罗瑞卿的材料，并对林副主席的过度放权提出了批评。因此，林副主席当即命令总参，不得以个人名义做什么总结。罗瑞卿这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连夜求见并做检讨；林副主席虽然已经知道他犯了众怒，引起了诸多老帅甚至是主席的不满，还是以帮助的态度让他加强通气，为了引起他的足够重视，还宣读了党章和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出于对罗瑞卿进行挽救的目的，林副主席又命令总参，暂时不要传达他的指示。关于这一点，当事人杨成武后来做了说明，可惜罗瑞卿仍然执迷不悟。到了十一月，随着姚文元文章的出笼，两军决战之日越来越近，罗瑞卿的问题也就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他在问候江清同志时得知，主席对各地（尤其是北京市委）拒绝转载姚文非常震怒；于是连夜就向刘派大将，也是他在书记处的同党彭真告密。结果《北京日报》竟然与军报同日转载《评海瑞罢官》，从而引起了主席的极大警觉，当即就把叶群同志叫到了杭州并当场摊牌，指责罗瑞卿既非军委主席，又不是副主席，在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有什么资格做总结；还说那么多元帅、大将都无事可干，而罗瑞卿却党政军都要插手。由于罗瑞卿重返军界是林副主席的建议（黄老的情况也一样），而且平时林罗两家的来往比较密切，所以叶群当时被吓得半死，连忙顺杆爬，说罗瑞卿对林彪也非常不敬。主席原来对林彪总是称病虽然不满但也没办法，这次发现了叶群的机敏正好能够加以利用，于是便令她呈文汇报，并且规定林彪同志如果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替出席会议。但是令林副主席始料不及的是，在十二月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以反对林彪的名义打倒了罗瑞卿，并解除了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同时命令林彪再次出山，并让叶帅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反罗最力的杨成武出任代总长。林副主席在这场风波中又一次领教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所以在次年江清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时候就再也不上当了。当主席亲笔在“江清同志主持的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前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的时候，林副主席在向军委常委批转这份文件的用语简直精妙无比，他是这样说的：“送上江清同志的信和她召开的座谈会纪要”。实践证明，林副主席的确对毛.泽.东思想领悟最深，不愧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林彪同志曾就主席的这种作法总结如下：“他先给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再来修改你的意见，无中生有，完全捏造，今后当小心这一招”。
七，1966年，主席为了争取军方的全力支持，将所有能用上的老帅都封为军委副主席；林副主席一如既往，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并且说出了“一句顶万句”的名言。但是林副主席对为臣之道却始终恪守不渝，决不在今君与储君之间搬弄是非，尤其是对储君的废立问题上更是置身事外，毕竟高岗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因此，对主席具体的倒刘部署，林副主席都没有参与，象首都工作组的设立，都是总理牵头，由叶帅、成武以及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人在具体操办。直到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在总理的多次请求之下，林副主席才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这就是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其要点如下：
1，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无产阶级有了政权，百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要靠夺取政权来巩固和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乞求恩赐。
2，政权是什么？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3，我们的社会还是在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我们没收了剥削阶级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头脑中的反动思想。
4，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农村有自留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
5，毛主席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几个月来就是做这个文章。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
6，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这虽然是一篇即兴讲话，但却一语道破了毛.泽.东思想的终极真理。毛主席是一名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政治家，他深知“阳儒阴法”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成功经验，因此总是强调路线第一，其实主席最为关注的并非是什么空洞的路线问题，而恰恰是权力。主席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到遵义会议之前的三年里，尽管路线正确但却因为不掌握实权，结果非但一事无成，还险些成为瞿秋白第二，性命不保。所谓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云云，还不是看掌权者的导向吗！毛主席在看到这份满分的答卷以后，对自己的得意门生提前出师，其心情是复杂的，在给江清的信中表示不安，从而对林副主席产生了不必要的疑虑，那个当年被自己训斥为“你懂什么”的娃娃，现在已经完全弄懂了师傅的心思，非但如此，他还掌握着军队的大权，是个万万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这或许就是毛林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也许是看到讲话整理稿之后，林副主席也意识到有些问题说得太直白了，不够含蓄，便又躲到大连养病去了。直到是年八月，在主席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刘少奇正式宣战以后，才在主席电令和总理的亲自劝说下回到北京勤王。
主席对他这种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的态度无疑是不太满意的，但大敌当前却又无可奈何，于是便只好采取加官晋爵的办法，把接班人的桂冠转戴在了他的头上。本来，储君的废立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至少也要履行一个手续，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立即就召开党代会显然时机未到。于是总理就主动提议，今后只允许林彪同志继续以副主席名义见报，而其他人则只称常委，总算勉强解决了这个技术上的难题。但是，林副主席对主席公开号召造反显然有不同意见。当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因为在反罗斗争中出力但未讨好，便鼓动作战部长王尚荣中将一起炮轰总参党委的时候，林副主席在征询了总理的意见以后，立即就做出了组织处理，从而保证了军内尤其是各总部的稳定。是年国庆，陶铸同志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上向主席反映军校的文革运动死气沉沉，镇压群众，当即就得到了主席的支持；林副主席只好下令军校要向地方学习，但同时却命令军队不准介入地方文革。主席对此当然不满意，所以后来想方设法也要把军队拖下水。
由于张春桥急于争功，对安亭事件予以了肯定，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合法地位，直接造成了上海市委及华东局的严重混乱。虽然主席在此之前就有把文革引入厂矿的打算，但既然主攻的方向是刘少奇，而华东诸侯由于陈毅、谭震林以及柯庆施的渊源，大多数都不是那条线上的人，例如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直接在主席领导下工作过。所以使得文革偏离了既定方向，虽然乱了敌人，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乱了自己，结果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央文革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却先垮了台。虽然他们也有自身的问题，错把文革当成了又一次反右，但打击面骤然扩大终归不是什么好事情，从而使不少人对刘少奇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产生了共鸣。林副主席曾经保过陶铸，告诉他要被动被动再被动，但那一辈人对权力实在太痴迷了，要他们主动休息比什么都难受，所以也不能都怨别人。同样，贺龙对总理类似的劝告也是无动于衷的。
在林副主席以外的老帅之中，陈老总的政治水平最高，叶帅当时还不是太行。他已经感到了文革的可怕，在刘邓陶之后，恐怕还有更多的人会受到冲击，其中就包括他自己。刘邓的错误再严重，也比不上他当年利用民主的方式把主席赶下了台并取代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吧。所以陈老总迫切希望对文革降温，并且提出对刘少奇的问题要在党内解决，家丑不可外扬。与他看法相同的不乏其人，谭震林同志由于曾经在华东主政，对老部下陈丕显等人挨整早就心怀不满，便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怒斥罪魁祸首张春桥，但他充其量还只是个急先锋而已。陈老总联系延安整风，提到“昨日功臣，今朝祸首”才点出了问题的本质，揭了主席惯于拉一派、打一派的老底，并且也应看作是对文革新贵们的规劝。陈老总毕竟革命多年，对毛.泽.东思想的掌握虽然赶不上林副主席、周总理，但与其他人相比还是很有水平的。震林同志当晚还给林副主席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之所以敢出头，是由于在井冈山时期就坚定站在主席一边，所以就处处以老资格自居，总觉得主席不至于为了个把张春桥这样的笔杆子就不要自己。殊不知这正犯了主席的大忌。是年四月，江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得明白，要为人民立新功。可见主席对吃老本的行为是何等地厌恶。
结果主席在听到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汇报之后，立刻就发了雷霆之怒，并放出了重上井冈山的狠话，事情全然没有回转的余地。在总理的斡旋之下，几位老帅、副总理被迫检讨。而在江清奉命向林副主席传达主席指示，并要他小心自己地位也不稳的时候；林彪同志除了把谭震林的信件转交主席，并轻描淡写地说震林近日思想糊涂堕落之外，就没有了下文。文革开始以来，林彪同志无疑是在思索，既然文革的目标刘少奇等人已经靠边站了，为什么还要继续革命，并且越演越烈，许多老革命都相继垮台了呢？
林副主席毕竟对毛.泽.东思想领悟最深，终于在几个月后找到了正确答案，那就是文革恰恰就是要革革过了的命的命。由于主席年事渐高，已经失去了继续打持久战的耐心，况且建国以后，对那些当权的干部们也不知道教导了多少次，可他们就是不肯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而总是热中于当官做老爷，总不能年年上大学但永远也不想毕业吧。根据老人家一贯扶弱抑强的思维轨迹，这次运动大概要搞得彻底一些，并不只限于党内高层范围，而是要推广到整个社会，甚至是改变国家的体制。其实，这种事情对政治家可能说来复杂，但在文学家的笔下却叙述得异常清楚。老舍在三十年代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猫城记》，其中有着精彩的描述：猫国的阶级对立相当严重，全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即有裤子阶级与没裤子阶级。没裤子阶级认为社会不公而发动革命，剥了有裤子阶级的裤子穿在了自己的身上，但那些没剥到裤子和被剥了裤子的人又以同样的理由把刚穿上裤子的人打倒。主席出身平民，对敲骨吸髓的强势集团历来就极为痛恨，为了与他们斗，就必须把大量分散的弱小势力加以统和，才能化弱为强，战而胜之。幸运的是，历史给了主席充足的时间，让他完成了对弱小力量的整和并最终战胜了强大的对手。但是不久就发现，跟着自己闹革命的泥腿子刚进城就学会了地主老爷的派头，在劝说无效之后，就必须再革他们的命，为了随时革掉别人的命，自己就要永远保持最强的状态。但是主席偏偏就是最痛恨强者，总是站在弱势的一方，按照这种逻辑推论下去，主席有一天会自己讨厌自己，进而革自己的命，也不知道与托洛茨基鼓吹的不断革命论有什么必然联系？但这不是走火入魔又是什么呢！是年三月，林副主席显然处于思索中，本着一贯紧跟的作法，他只能空洞地表示支持，说什么文革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十，1969年初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之间剑拔弩张，国际局势异常尖锐复杂。主席在九大召开前夕毅然决定在珍宝岛主动出击，是想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要遏制了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又想在备战的紧张气氛下统一全党的思想。主席在备战的同时，又让陈、徐、聂、叶四帅研究问题，以便集思广益。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则由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也奉命参与其中，共同向林彪同志汇报。但是陈与张姚的观点截然相反，陈认为文革的主要目的均已达到，所以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他所拟定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陈是文革的受益者，而且自知地位已经到顶，无望再进，所以希望保持既定格局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林彪同志之所以支持他恐怕也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张、姚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当然还要继续革命，而且他们也比较了解主席的想法，三结合的班子中真正的造反派并不多，由于两派斗争激烈，结果被后来奉命三军两支的军方白捡了便宜，从而严重地偏离的既定的目标，于是他们便指责陈的报告是惟生产力论。陈毕竟熟读马列，再加上有副统帅的支持，便毫不示弱地反唇相讥，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姚是伯恩斯坦似的机会主义，一味运动而没有目的。但是主席认为张、姚的稿子合乎自己的想法，便亲自加以修改并予以采用，而对陈则根本不屑一顾。林副主席深知个中滋味，继续革命说不定真的要革了自己的命，所以他在九大上只是照本宣科而已，事前竟然根本就不屑过目。目前的史书中对陈、张之争总是一带而过，只说他们闹矛盾，而林彪支持陈。其实，只要将陈伯达所拟定的题目公布出来，其是非曲直就一目了然了。
由于当时处于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各自为战，我国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左右逢源，而最糟糕的选择无疑是两面受敌。但遗憾的是我国自从六十年代以来就长期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这与主席在赫鲁晓夫身上的失策有很大关系，虽然赫鲁晓夫最多只是个二流政治家，但他却是苏联这个强国的领导人；主席虽然傲视群雄，但中国的国力却远远落后。所以当时发展生产增强国力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主席却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与苏联闹翻，并承担了过于繁重的国际任务，应该说是典型的慕虚名而遭实祸。九大对国际形势做了异常严峻的估计，主席明确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而四位老帅的分析报告则是在10月以后才出台，陈老总关于利用中苏矛盾打开中美僵局的天才设想无疑对主席产生了影响，但那些都还是后话。
八月中旬，苏军在新疆裕民地区对我实行报复性袭击，我军巡逻分队三十余人全体阵亡，此前还有消息说苏联正准备对我实施核打击，形势欲发危急。虽然主席通过连续进行核试验然后秘而不宣的办法，对苏联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但不容否认，一旦开战，我方仍然处于明显劣势。九月中旬，中苏两国达成协议，确定于十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谈判。林副主席鉴于近代战争的经验，担心苏军利用节假日对我实行偷袭，于是在国庆前夕召见军委办事组成员及总参负责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同志，对北京周围的机场防御作了紧急部署；并且明确指示，虽然八成打不起来，但要做好八成要开战的准备。随后，又亲自乘坐飞机，视察三北防线。当时，根据主席的指示，军委办事组成员掌握军队实权，黄、吴等人都荣任政治局委员；刘、陈、徐、聂、叶五位老帅虽然都担任军委副主席，而实际上却被剥夺了参与军机的权力。办事组中数黄总长的军事素质高，但他在上将之中不过位居中流而已，只不过比某些丘八略胜一筹。林副主席身兼国防部长，只得亲自出马，如果此时还考虑什么韬光养晦，那可真是对党和人民的严重犯罪了。
十月中旬，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为了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律紧急疏散。主席十五日离开北京去武汉，林彪同志随后转移到了苏州。大约是在十七或十八日，林副主席担心苏军利用和谈之机，其副部长的座机进入北京上空的时候突然对我指挥机关实施核打击，也就是所谓的斩首行动，随后大军跟进突袭。便紧急指示留守北京的黄总长要加强战备，防止偷袭，建立精干的指挥班子并立即进入战斗岗位等等，总参值班的阎仲川同志在向部队传达的时候，也不知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将这几条指示合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战斗号令，也许是为了卖弄文采或拍马屁吧。主席是在林彪向黄总长下达命令的次日才接到了汇报，这在特殊时期本来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由于当时的通信手段还不是很发达，如果事前请示的话很可能会因为耽误了时间而造成严重的后果，事实上林彪同志与主席之间在战争年代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但是主席这次却以为自己的统帅权威受到了挑战而异常震怒，虽然当时没有挑明，但对林副主席的猜忌之心无疑更加严重了。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央某些要员的疏散与“林副主席一号令”本来没什么关系，但有人总是胡说林副主席别有用心，想乘机迫害老干部。
1970年以后，毛林之间的关系异常微妙，林副主席逐渐沦为主席关注的重心，他的举动完全落入了主席的视线，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与林副主席的谈话记录引起了主席的高度警觉。他们之间的谈话其实并不复杂，武元甲在向林副主席请教对美军作战方略的时候，林副主席所谈内容的中心就是一个“熬”字，也就是说要坚持持久战，长期维持南北对峙的局面。应该说这对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是极为出色的战略，也是“两寇并存使其斗”的传统谋略。因为越南历史上最担心的就是来自北方的威胁，他们在内战中当然要依靠我们，而一旦完成统一，便会对我不利。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主席、总理尚在的时候，越南的黎笋一伙就开始倒向苏联，力图对我实行牵制。所以林副主席要他们与美国及南越对“熬”，无论如何也是老成谋国之术，但是大智与大奸有时的确难以区分。《资治通鉴》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皇甫惟明曾对唐玄宗讲：“边境有事，则将吏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也”。主席在对林副主席产生怀疑的情况下，难免会往最坏的方面去推测，从此便不把林副主席视为纯臣了。这件事情对毛林关系的影响非常重大，主席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对越南人说，有人（指林彪）劝你们把美国人抓住不放，叫做“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却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关于这桩公案，1979年的中越之战已经判明了是非，证明了林副主席的先见之明和毛主席在外交上的重大失误。那么，林副主席当年的真实动机究竟如何呢？据说当年的新疆军区司令尤书金同志对时局深感不安，除了边境的紧张局势以外，中央还规定凡事都要向北京的外交部请示，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小规模的冲突也有可能引发中苏大战，所以军区司令的权限十分有限，这也是造成裕民事件的根本原因。尤司令为此曾向林副主席当面请示过，林副主席安慰这位老部下说，边境的紧张局势并非都是坏事，也能够提高军区在中央的分量。毛林二位的政治智慧当时都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但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不是林副主席造成的，他作为军事方面的负责人，理应为国分忧。之所以不避嫌疑挺身而出，潘太史认为是忠心可鉴。但遗憾的是主席当时却另有考虑，认为林副主席是居心叵测，意欲借助外敌之势以求拥兵自重，最终酿成了无可挽回的大错。
十一，第二次庐山会议无疑是毛林失和的关键所在。从表面上看，是否继续设立国家主席是问题的焦点，实则不然。主席事先的确说过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也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但是在九大上，毛主席曾当众说要推荐林彪同志担任主席，搞得林副主席诚惶诚恐，连忙起立拥戴。由此可见，所谓退位决非主席的本意。所以林副主席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并要求毛主席出任，完全是一种拥戴行为，而且主席最初对林副主席的建议也并无异议，他让秘书传话说问候林彪同志好。有人说主席从来不走回头路，他对曾经担任过的国家主席职务断然不会有什么兴趣。不过国家的名器并非儿戏，毛主席书当然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但他自从1959年以后，只保留了党内职务，在国家机关中并未任职，客观上的确有些名不副实，对于主席深感不便的接见外宾等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授权他人的方式加以解决。主席虽然后来又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想法，但很可能是由于劝进工作还不到家的缘故，历史上不也有三让而进的典故吗？
有人认为林副主席劝进是假，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才是真，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市场但却禁不起推敲。第一，国家主席历来是个虚位，并无实权。刘少奇由于并无实力，当国家主席是有利的，他可以借助这个虚名为自己张势。但是林副主席要是当了国家主席，其效果正好相反。因为林彪同志当时已经掌握了军队大权，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一旦成为国家主席，还想继续担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恐怕绝无可能吧，毛主席完全可以推出一名老帅来取代他主持军队工作，分明是在慕虚名而遭实祸。历史上有许多皇帝为了解除大将的兵权，都采用过这种虚崇其位而实收其柄的做法。再说，毛主席完全可以让国家主席承担许多外交礼仪，如果林彪同志称病，正好可以把他挂起来。1976年年初，叶帅明明身体没什么大病毛主席不要向全党公布他身体不适、需要养病并让陈锡联代为主持军委工作吗？如果林彪同志硬撑的话，则可以让他出访阿尔巴尼亚等国，然后在国内从容布置岂不更好？所以是否设立国家主席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拥护林副主席这一提议的人太多，显示了强大的号召力，如果放任下去，一旦林副主席带头发难，局面就会不可收拾，因此主席才会不顾一切地加以反击。
张春桥无疑是庐山会议上的风云人物，他即使未获主席的授意，至少在事前也与主席有所交流并猜出了主席的意图。主席那段时间出于防范林副主席的目的，极力想削弱他的影响力，便对林彪同志很多特有的做法和语言表示了反感。在八一建军节的社论中，陈、张之间又对一处语法修辞产生了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最后总理交由主席裁决。主席虽然让人圈掉了那四个字，其实却非常不满，他认为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其实，从语法修辞的角度看，陈的主张比较有道理，“领导”就包含了指挥的意思，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则是将二人的关系并列了；如果改成“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协助指挥的”，虽然更加突出了主次关系，但与史实恐怕略有差距。因为解放战争期间协助主席指挥的应该是总理，抗战期间主席身边根本就没有战事，林副主席也因为受伤而脱离了战场。所以说为了突出毛林，而又以毛为主的话，陈的用词并无不妥。但主席对这样的提法也心生疑虑，恐怕多少有些杯弓蛇影之虞。张春桥既与常委陈伯达结怨于先，又因为《宪法草案》与吴法宪同志发生了争执。他主张去掉草案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等明显带有林彪印记的语言，这虽然是主席的意思，但他却故意不说，也许是出于卖弄或矜持吧。结果不但令吴拍案而起，也引起了一致公愤，就连主席身边的汪东兴也加入了声讨的行列，陈老总自然不会放过出口恶气的机会，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这三员上将分别写信给林副主席，要求对张春桥这个乌龟王八蛋予以惩戒。许多与张有过结的同志则四处串联，一时群情激奋，要求揪人，声势十分浩大，其中陈伯达为了报争宠失利之仇，表现得不遗余力，但这也是人之常情。主席后来形容说“大有炸平庐山，使地球运转之势”，并没有说错，但可悲的是，主席却认为众人在跟着林彪起哄，虽然名义上在指责张春桥，而实际上却把矛头对准了自己。
十三，随后，主席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林副主席，让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检讨。本来，黄总长上庐山是在主席开始反击之后，按理说他连作案时间都没有，应该不会犯什么“错误”的。所以主席对他一开始是寄予了厚望，但黄总长却毫不掩饰对张春桥的反感，这使主席对军队更加不放心了，于是加紧了倒林的部署。下山以后，主席不但对吴法宪、叶群等同志的检讨不予通过，而且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陈整风”运动，由于文革初期陈伯达作为文革小组组长在北京军区转过几个地方，于是这时就被主席晋封为北京地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并明令黄总长及李作鹏副总长参加北京军区的会议，实际上就想通过抽骡子惊马的办法迫使他们就范。不过这几位军头毕竟才经历了一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当然清楚刘少奇做检讨的下场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按照主席凡事肯定做到底的习惯，即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也未必过得了关，还必须牵扯到林副主席才能算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而且还要编造得有声有色才行，主席对他们的严厉批评不过是围城打援而已。
在主席的一再指责下，黄总长等人不得不在1971年2月召开各总部及军兵种会议并做“自我批评”，随后又递交了书面检讨。但是主席并没有丝毫的松懈，他在河北省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的检讨上更是做了异常严厉的批示，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由于林副主席深知主席对北京军区历来非常重视，所以他从来就不插手，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同志原先是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后来隶属华野，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主席仍然不放心，结果把军区司令和政委都打成了反革命。但是林副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对主席有过任何非议，而且平时深居简出，要抓把柄还真不容易。所以主席只好采取迂回战术，说我党多年不读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其实，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在洋人面前屡战屡败而丧失了自信心崇洋媚外表现，而马列主义就好象是为了打狗而顺手抄起的棍子，但很多人就把这个洋菩萨捧上了天，就连一贯以“忠臣”自诩的罗瑞卿也不例外。而正是林副主席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将其从马列主义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但主席目前却在以林彪作为潜在的或现实的敌人，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一贯原则，对林彪同志的一整套做法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并且亲口否定自己是天才，为了逞一时之快竟不惜自毁长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更是对自己发生了动摇，从而严重地削弱了毛.泽.东思想，不能不说是个天大的悲剧。
十四，林副主席毕竟对毛.泽.东思想悉心研究多年，其水平不在主席之下，他深知主席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打草惊蛇，从而再次祭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法宝，千方百计地引他先出手，以便师出有名。由于林副主席一贯以拥护主席的姿态出现，而一旦反目则难免为世人所疑，正面交锋决无胜算，于是高挂免战牌，既能够争取时间以待主席清醒，又能够以哀兵的姿态出现，博取同情。如果和解当然最好，即使要打最多也只能是等到时机成熟，联络诸侯，实行“清君侧”。
主席的外围战显然不太成功，于是便在3月下旬请总理出马，率领军委办事组一干人前往北戴河向林副主席传达指示，希望林副主席能够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并现身说法地暗示林副主席应该做检讨。林副主席仍然十分从容，坚持拥护主席的一贯方针，支持吴法宪、叶群按照主席的要求重写检讨，但对主席要他出面的要求却不予理睬，因为他对主席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的本领是一清二楚的。主席在接到总理汇报之后非常不满，又对黄吴李丘四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说他们已经到了悬崖边缘，能否回头全靠自己；但同时也看出从他们的检讨之中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也就只好作罢了。
十五，毛林二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五一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据说林副主席身体不适，原本不打算出席，是总理再三劝驾才勉强赶来的。他坐在了主席的对面，但主席却旁若无人地与别人谈话，林副主席就在几分钟后不辞而别。由于摄影师来不及为二人拍摄合影而受到了总理严厉的斥责，这在为人谦和的总理身上实属少见。有人据此便说林副主席是在公开场合发泄对主席的不满，这实在有些牵强附会。毛主席倒是在1966年国庆节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刘少奇攀谈了十多分钟，结果又如何呢？也许是林副主席也下定了决心，打一场局部战争，如果把问题限制在与张春桥的争执上，民心或许会站在自己一边，而象刘少奇那样装熊的话只会自取其辱。
虽然主席通过改组军委办事组、改组北京军区、批陈整风等手段发动了强大攻势，也就是所谓的掺沙子、挖墙角、搬石头，但林副主席仍然不为所动，阵脚未乱。主席为了打破僵局，再次离京南下，到处找当地的军政大员谈话，公布与林副主席之间的分歧，并不断上纲上线，显然还是为了敲山震虎。果然，林副主席在各地的老部下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将消息送到北戴河，林副主席久经沙场，当然明白兵法讲究虚实的道理，仍然从容应对，以不变应万变。但是叶群和林立果毕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以为马上就要大祸临头而匆忙采取行动，结果导致了纯属意外的九一三事件。
主席在江南发现了某些“异常”现象而决定采取提前回京的断然措施，目前看来他的担忧纯属小题大做。当地方诸侯亲耳听到了主席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训话以后，为了表明立场，说一些对林副主席不利的话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这种恶性循环却十分可怕，势必会造成三人成虎的假象，严重影响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判断。目前的史书中说林副主席在9月初下达了武装政变的手令，林立果不但预谋在南线暗杀主席，还要在北线对总理、诸帅以及江清、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下手。把林副主席父子完全说成了穷凶极恶之徒，可惜这种说法本身的漏洞实在太多，根本不合情理。
十六，我们可以用反证法的方式进行推论：第一，为了落实政变计划，必须确保在南北两线同时动手并一举成功，时机很难掌握。再说，即使抛开江清等人不谈，总理和各位老帅平时并不在一起，目标太多，决非林立果指挥几个“教导队”就能完成的。况且当时老帅们并不得志，他们为什么都上了名单而某些掌握实权的人却不在其中呢？这倒很有事后为林副主席树敌的嫌疑。第二，黄吴李丘等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异常反应，林副主席要搞政变，即使突袭得手也要掌控总参以及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怎么会不考虑他们呢（要么拉拢，要么除掉）。就算象某些人说的那样要劫持他们去广州另立中央，为什么不提前打发他们当中的1-2人先去呢？这大概不会引起什么人的怀疑吧。第三，搞政变不能只靠空军中的几个人就能完成吧？林副主席究竟动员了哪几个军区司令、军长、师长呢？如果好几年都查无实据，那就只能认定那场政变完全是子虚乌有。第四，林副主席既然要搞政变，首先自己要确保暂时的安全，他至少应该到一个可靠的军部去，而不应该继续留在北戴河。第五，即使政变成功，林副主席怎么对部下解释他的弑君行为，总不能说主席、总理以及诸老帅同时都出了意外吧？反对毛主席者全党共诸之可是他的名言啊！
有人在林副主席身上找不出原因，便喜欢在林立果身上做文章，但他的问题充其量也就是纸上谈兵。很可能是他年轻气盛，说了一些大不敬的话，生怕主席回京之后会治他的罪而已。至于那天晚上飞机到了蒙古坠毁，由于当时中国与苏联、蒙古并不是交战国，《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尚在有效期内，所以不能给林副主席定叛国的罪名。人要活命无可厚非，尤其是考虑到要为家族留下根，况且林副主席当时对飞机的航向也未必知情，据林立衡同志说他是在服用安眠药不久受了叶群及林立果的挟持。也许他们事先曾经考虑过万不得已的情况应该怎么办？但是叶群却没有掌握好时机，飞机并未做好充足准备就强行起飞。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也很荒唐，有人说林副主席一家死于暗杀。其实，这种事情很难绝对保密。即使主席真动了杀机，但他也指挥不动部队把枪口对准林副主席，因为执行人当然要考虑后果。同样，林副主席如果要对主席动粗的话，也指挥不动一兵一卒。况且，毛林都是伟大的军事家，他们一生经历阵仗无数，但从未用过暗杀手段。有人还把责任归咎总理，其实毛林交恶对他有利，他对刘少奇那样的落水狗都不愿再打，何况是军界巨头林副主席呢。所以这件事情用意外来解释最为妥当，但其后果却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首先，使毛主席的威望一落千丈，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理论与实践的破产，并极大地破坏了毛.泽.东思想完整性，严重动摇了中国人民的信念。其次，使主席失去了对政局的绝对制约力量，并严重地打击了主席的自信，削弱了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基础，致使教条主义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得以死灰复燃。
十七，事实证明，主席在九一三事件后方寸大乱，直到一年以后才开始公开批判林彪，为了给群众一个合理的解释，便将也许与林立果有关的“五七一工程”公诸于众，但这份“罪状”的许多条款却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例如知青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党内斗争如同绞肉机等等。总之，正面批判林彪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事实上在挖主席的墙角，亲痛仇快。当然，也有一些人的确对林彪破口大骂，其中有的是不明真相，而更多的恐怕是在指桑骂槐，幸灾乐祸。所以当人民日报的王若水根据总理的意图，把林彪定性为极左的时候，主席意识到了危险，便让张、姚等人出面予以制止，并说林彪是极右，但是这样一来由于与事实相距太远而难以服众。于是主席决定发挥自己在史学方面的优势，把林彪与孔子联系在一起，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将林彪这样一位武人与孔圣人相提并论，不知究竟是褒还是贬，难怪有人把这场运动说成是“批零批空”。后来，江清又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将这场运动转化成了批周公，把矛头对准了总理而引发了公愤。事实上，当时的所有非主流力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希望寄于总理了而对主席已经是离心离德了。主席对军队也不再指挥自如了，只能通过“移镇”的方式加以制约，也就是大军区司令对调。当他想树立王洪文的时候，就连许世友这样的老粗也认为不妥。所以主席生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身后的结局，所以才会对华国锋、张春桥等人感慨万千地说，将来你们几个的命运恐怕只有天知道，弄不好交班问题会搞得血雨腥风。而很多老干部确实也在积极准备，等主席一咽气就大显身手。主席让小平同志复出实属无奈，为了对声望如日中天的总理进行制约也只得如此。小平同志起初也想紧跟主席，对总理的批判也相当严厉，说别人是可望而不可及，只有总理是既可望又可及。但不久以后，由于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界，他认识到力量的对比正在向总理及老帅的一方倾斜，而主席一方的惟一优势就是主席本人尚在而已，所以这个实用主义者便再次与主席分道扬镳了。主席虽然看出了小平将来必然会见机而作，但如果惩处得太重的话对自己将更为不利，因为当时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根本意识不到他以后会带来的危害，所以只好以罢官了事。
十八，主席晚年的心情无疑是异常凄凉的，但又苦于无人诉说，便只好在古籍中寻求安慰。据说主席对庾信的作品最为欣赏，《枯树赋》辞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桂何事而消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当年由于侯景作乱，庾信滞留北朝，伤痛欲绝。其《哀江南赋》曰：“水木交运，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林副主席就好象是主席的影子，多年来一直追随左右，随着主席年事渐高，而影子却在夕阳下显得又长又大，主席心有疑惧，奋力一搏，极力摆脱之。但是当他终于再也看不见那可怕的影子的时候，也终于意识到太阳已经落山了。
华国锋委以重任是主席生前所布的最后一个局，目的是想最大限度的团结中间力量，加强左派的实力。但是就连华国锋这样的蹩脚政客也识破了主席的用心，知道主席的真实目的是以他作为过渡，以便让江清等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接班。所以他非但不报恩，反而乘主席尸骨未寒而将主席的亲属几乎一网打尽。如果九一三事件是另一种情况，即林彪在苏联安全着陆并真的反对主席，恐怕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的命运就是主席的最终结局。
总之，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战胜强敌的有力思想武器。但是林彪同志的问题却在客观上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死结，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因此，只有为九一三意外事件平反，恢复林彪同志的应有荣誉，才能开辟毛.泽.东思想的金光大道。要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不能不读毛主席的书，就不能不听毛主席的话，就不能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目前有许多自称左派的人，总是叫嚣夺权，但却从来不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学习主席的权谋艺术，不理解主席加强中央集权的雄才大略。事实证明，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毛.泽.东思想，但文化大革命式的道路并不足取。只有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