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公立幼儿园招聘:第三部分 东进,再东进

第三部分 东进，再东进

（一）脱产：

     1，1955年初，我了理完了源茂永的清产核资，办理好了支部工作的移交，就去共青团黄浦区委报到，分配在宣传部工作。在宣传部里，熟人居多。部长范洪涛在病假中，副部长江广林和三位干事中的两位，应延阳和周大松，都来自衣着业。只有一位吴伦泓同志，来自颜料业，但很快我们就熟悉了。这应该说是我脱产的第一站。虽然我们以往也同脱产干部一样地在工作，但仍保持着同原单位的关系。只去单位领工资，却没去站店堂，做买卖。严格来说，是党群组织在占用商店劳动力，揩老板的油。老板是有意见不能说，高级职员却在冷嘲热讽，称我们这种干部为“饭饱山”。我们也无奈，工作要有人做，支部又没有编制。

     2，一进机关就碰撞个人利益。绒线店职工的薪酬，原本就高。解放后，老板错误地意为商店迟早不是他的了，利用其尚具有的权力，加工资。这首先对自己有利，他加的份额最多，同时也讨好了职工。因此，我们虽则刚满师，月工资却在百元以上。相当当时机关十七级干部。进机关要降收入是有思想准备的，降多少却没谱。组织部找我谈话，开门见山就说，你的定级很为难，团委多数是小青年，大都级别都不高，副部长都是22级，只能给你定个最高也只有23级，48元5角。有没有意见？能有什么意见，干革命么！前人干革命，连性命都丢掉了呢！然而思想上总有点不太通顺，何况妻子没工作，女儿刚出生，已不似前光棍一个，可以吃光用光。心里盘算，嘴上却没说，毕竟是共产党员，这点困难算什么。实际也没有构成困难，领导上是了解每个干部的具体情况的。团委普遍定级低，不能让我突出；但我有家庭负担，又应让我解除后顾之忧。因此从第二个月开始，就以定期补助的形式，实际发给60元。定补持续到1956年下半年，机关干部提级调薪，我被提为22级，巧的是调薪后22级刚好是60元，我的定补对象的帽子摘掉了。然而人们都在为提级又调薪欢天喜地时，我却是如人们所说的“升官不发财”。

     3，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这是共青团在1955年上半年抓的一件大事。团市委运用女青年傅宝娣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而至被流氓王开生所骗，堕落犯罪的实例，形象而生动地在全市青年中开展系统的道德教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回忆这段历史，我总觉得当时的群众教育工作，何以能如此成功，一方面是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另一方面，具体工作却是深入细致。而现在往往是发动多，口号多，检查少。无怪工作要走过场了。

     4，回忆那个年头，政治运动实在太多。我进入共青团黄浦区委机关一年半，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是在搞内部运动。先是肃反，这是由批判胡风开始的。胡风离我们很远，无非学习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可是一个转身，就联系到了执政党的地位，敌人会用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进行破坏活动，于是机关内部的肃反就开始了。那个人历史上有什么可疑的，外调没线索，就用内查的办法。群众运动，群众智慧丰富，然而群众歪主意也多。变相的逼供信就出现了，难免误伤好同志。即使得以甄别，得以平反，不免会带来不少副作用。想我进入机关以后，历次参加的内部政治运动不少，组织信任，始终是运动的积极分子，依靠对象。在那样的政治运动中，也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心里是非常难过的。

     5，肃反告一段落，少数人在搞后续结尾，多数人转到业务。我被抽往审干办公室。审干和肃反不同，肃反是面对面的斗争，而审干却是背对背地查证，不会伤及好人。审查别人得先被审查。我经历尚短，过程清楚，且入党时间不久，对我的审查是容易的。只找我谈一次话，问问去台湾那位舅父的情况，我对他的了解，他对我的影响。组织相信我的交代，放手让我从事审干工作了。审干工作主要是内查外调，看档案，排线索，然后外出调查。调查有本市的，也有外地的。为了节约费用，外地调查大都采取分工合作，我同另一位同志走了沪宁线一路。对我来说，苏州以西就是新来乍到的陌生去处了。

     6，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不仅农业，手工业迅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资本主义工商业亦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一个一个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我曾工作过的绒线业，是上海s商业战线第一个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同年，全市条块领导体制适应新形势，作了重大调整。撤消产业党委，调整区划。黄浦区同老闸区合并，干部多出来了。而浦东原来三个郊区合并为东郊区，并新建东昌市区。东昌区的干部配备，除原来当地郊区干部外，大都由各撤销产业党委，以及对岸的黄浦，虹口调来。我和冯志昂，王文忠，谢驷骐（分配在东昌区委），谭倩霞，刘茂芳，钱学善，任发康（仍在东昌区从事青年团工作）一行8人，由共青团黄浦区委前往中共东昌区委报到，那天是1956年5月28日。

（二）过江：

     1，我们四个留在区委工作的，冯王二位分在教育卫生部，谢在财贸部，我在宣传部。宣传部也没有几人，是个官多兵少的单位。部长高竞超（区委常委），副部长刘超群，有位宣传科长名洪福晋，刚从第二重工业局党委调来，但时隔不久就离开了。虹口区调来一位科长名朱志强，原有干部新提了两名副科长：李月秋和蔡云露。此外就只有一位吴林宝是干事了，我的到来，方显得这座宝塔不完全是倒置的。

     2，调个新单位，出现一点思想亦属正常。问题在于自己要正确处理好。我们一起到浦东的钱学善同志就是没有处理好，满腹牢骚参加整风运动，结果被打成右派。历尽磨难二十余年。虽然终得平反，岁月已逝，只博得老同志重聚首时的几声叹息。我到浦东，思想也是有的。过江到浦东，总没在浦西方便。这还在其次。主要是这里对新来同志不是一视同仁。老的匆匆忙忙地提职，还以原属郊区为由，提级调薪也是特别照顾，一下子提个二三级。而我在1956年虽亦提了一级变为22级了，然而实际收入丝毫没有增加，只是不需要吃定补而矣。这是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第二次碰撞，好在我对于这些，看的较淡，也就一笑置之。

     3，东昌区是沿黄浦江的一条狭长地带。拥有大中型工厂二十余家（四家特大型厂：上钢三厂，上烟一厂，沪东船厂，上海船厂属市委直接领导）。初到宣传部，就是跑这些大中型工厂，了解各单位宣传工作的基本情况，了解宣传员队伍的建设，了解干部群众的思想，作领导的耳目。1957年也曾配合市级剧团，下工厂开展群文工作。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也让我主持了十月革命的系列宣讲活动。

     4，1956年底，市委决定把原来由市委党校二部承担的支部骨干培训，下放给各区委，大厂党委负责。因此要求各区各单位派员参加党校二部的示范培训。领导委派我去参加了这次的教学实践，从此我的大半辈子就锁定在了党员干部教育的岗位上。各区委和大厂党委派出人员，被分别编在五个支部，充任支委和学习组长。我是第五支部，支部书记是来自空军十三厂党委的沈勉。副支书是校部人员。支委有：苏白（上钢三厂），顾俭成（上烟一厂），刘明义（542厂）洪涛（正泰橡胶厂）和我。先按培训计划完成了本期的培训任务，然后把我们留下来，总结教学工作（同时就是给我们的业务学习），并再以一个月的时间，组织我们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党史党建知识，以利今后工作的开展。这在我学习理论知识方面打了点基础，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学习理论的兴趣（解放初，虽参加过《社会发展史》学习，但只是听听而矣。）。

     5，党校二部学习回来，向区委汇报，书记万景亮同志十分重视，立即抽调人员，组成临时班子，落实办学地点，快速地办了两期党训班。万景亮同志多次亲临作报告，还要求其他领导同志重视和支持党训班。办班人员有朱志强（班主任）秦书耿（教学）马锦远，徐步扬（联络员）寿福成（生活）。第一期办于新华纺织厂，约七八十人，分两个支部进行学习；第二期与上烟一厂，上海船厂联合举办，由烟厂提供场地。第二期还组织了革命理想的大讨论，积累了一些组织学习的经验。惜乎才办两期，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不可能继续办下去。而在运动后期，东昌又要同东郊合并，要组织万人检查团下乡，并且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接踵而至，东昌区委党训班的使命，彻底结束了。

     6，整风反右开始的时候，宣传部已经人丁兴旺。副部长刘超群是调去当工业部副部长了，蔡云露的理论教育一摊，配了一批理论教员，有徐虬（党员），费祥洲，金丽玲，曹俊德，徐芝松等；党员教育增加了孙锁高；内勤添了顾文琴。加上我们党训班几个，坐在一起，也很有点热烈的氛围了。运动从整风开始，由宣传部支部书记李月秋主持。先是发动大家对党，对领导干部提意见，开始还只是在会上讲，后来出现大字报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是这次整风运动中发明的。当年毛主席来上海，参观了国棉一厂的大字报，肯定了这种民主形式。

     7，运动迅猛发展。机关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大到方针政策的执行，小到浆糊问题，琳琅满目。“陈世美”被渲染的尤为突出，图文并茂。说不少领导干部是喝了黄浦水，思想混淘淘。像陈世美那样不认前妻。包龙图（指法院院长）也成了陈世美。有的还出现否定党的领导的倾向。为了分清是非，另一种民主形式---大辩论也应运而生。在区委宣传部，重点对曹俊德否定合作化的言论，进行辩论。实际上，曹所说的东昌农业合作社（今商城路周边）在当时尚不很健全，然而并没有像曹说的那么严重，上纲上线的结果，曹被打成了右派。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曹后来去了那里，有没有得到平反，我都不清楚。可是在开展对曹的批判斗争中，我也是个冲锋陷阵的角色。回忆及此，觉得很对不起他。

（三）撤区并县

     1，整风反右结束，预示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在酝酿之中。市委部署撤消东昌区和东郊区，把当时整个浦东的市属范围（当时川沙县还属江苏省松江专区）合并成浦东县。大中型工厂全部划出去了。浦东县除了一些小厂，还有10个街道办事处，此外全都是农业了。县委的领导重心就是农村，并县伊始，立即组织万人检查团，开赴农业第一线。

     2，并县后召开的干部大会结束，县委组织部长孟怀扬宣布干部去向。我被宣布为陆行乡检查队。并县前，我已举家迁来浦东，可以算是完整的浦东人了。可是陆行在什么位置，有多远，交通状况如何，我全不知道。总算有关领导替我说情，说我对浦东还很陌生，给调个稍近之处，最后定在了孔桥乡检查队。否则，当时陆行尚无公交线路，我又还不会骑自行车，会迂不少困难的，我很感谢领导的关心。只是到得后来，觉得周边来自东昌的人很少，尤其再次并到川沙时，越发地少了。我才明白，有路的，会闹的，都已另作安排。好在那时我的思想境界已经得到飞跃，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3，1958年的秋冬之交，人们的思想到了昂奋，狂热的程度，我当然亦不例外。“人定胜天”，“赶英超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天等于二十年”。似乎立即可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于是，大炼钢铁，大搞食堂化，深翻三尺的耕作，工业抗旱，分配制度十包，二十包。新的花样层出不穷。而对那些思想比较清醒或是跟不上趟的，则是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批白专道路。正是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横行。于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之风盛行。假情况导致领导层的错误决策，错误决策逼下面不断地制造假情况，恶性循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应运而生，谁不想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

     4，1958年底，浦东县成立三个人民公社：高桥片为东风公社；杨思片为五一公社；中间由东起东沟，高行，西至源深路附近为红旗公社。此时，我被调往红旗公社宣传部。红旗公社有十二个大队：东沟，高行，张桥，陆行，金巷，金东，金联，二塘，明星，泾南，民生（有一个记不起了。大队大多是原先的乡级政权机构）。另外，有一个洋泾镇大队，是农村集镇。公社书记由县委副书记曹匡人同志兼任，社长顾敬德是原先东昌区长。宣传部长夏德润，兼着大队总支书记，基本上不顾问宣传工作。另有副部长黄德鑫，以及谢玉明，杨忠，和我三名干事。谢管农村，杨管群文，我则负责在职干部的学习。此外宣传部还拥有个广播站，调来一位下放干部小罗（整风反右之后，各机关单位均轮流抽调干部带职至农村劳动锻炼，客观上成为农村工作免费的干部资源。）当播音员。

     5，实际上人民公社普遍建立的时候，已经是浮夸风，瞎指挥风，一平二调共产风开始降温的时候。在极短的时间里，连续地传来了党的八届六中，七中全会的精神，整顿人民公社。大食堂解散了，重新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得1959年春夏之交，大公社解体，把大队稍作调整，建立成较小规模的人民公社。县委书记万景亮同志深感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性，率先要求把县委党校办起来。即刻从各部门调集干部，由副书记曹匡人兼校长，组宣部门的负责人唐云，史敏，孙乔珍为领导成员，另外有蔡云露，沈宝兴，王文忠，胡微等从事具体工作。其时，我已被分配去张桥公社，就通知别去张桥了，改为党校正式编制。

     6，县委党校第一，二期分别训练生产队支部书记和队长，那是全力以赴的，万景亮同志也基本上坐镇在党校。第三期开始，转入正常。史敏以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党校副校长。确定为党校编制的，只留下胡微（协助我搞教学），王文忠（文秘）和我，又调来个王嘉（qiu 谬字改言旁为王旁，音求）负责组织工作。生活还是寿福成。另有一名勤杂许开忠（原为苏北老区干部，曾任总支书记。自卫战争时 犯了右倾错误，开除出党，没有编制，自己追随原先领导来到上海。终得工作安排，并得享离休待迂。）

     7，第三期学习中间隔了个“反右倾”。正当第三期学习（对象为各部委科以下党员干部和企事业单位支部书记）进行中，突然要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开展反右倾斗争。第三期培训暂时停止，学员回原单位，我们回机关参加运动。宣传系统没有查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点帮助了东昌电影院院长石德华，广播站副站长王乐德，宣传部干部蔡云露。分别被定为严重右倾和严重个人主义。我同蔡长期在一起工作，个人关系也很好，然而觉得批判他，就是帮助他。庶不知在那样年代环境里，定上个什么名堂，其境迂会是很惨的。

     8,1960年春，反右倾斗争告一段落。机关里不少人以调干生上大学去了。我们也走掉了王文忠（去了外语学院）编制内人更少了。好在我们在办班期间，成立党的临时总分支，得以依靠学员办学。我们首先把运动前未完成的第三期搞结束。这是刚从火线上下来的，在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觉得分外亲切。尤其是运动中被重点帮助的人，更是声泪具下，后悔早先没有重视学习。随后，又办了第四期，对象仍是各部委科以下党员干部，企事业单位行政领导，还加上了十个街道办事处主任。第四期结束，新的培训任务没有下达，凑巧听说市委党校举办理论班，我去争取到了一个名额，在得到领导同意后，于6月10日赶着去报到了。

（四）盛宴难忘

     1，我说的“盛宴”，不是山珍海味，而是精彩的学习内容安排和优越的学习环境。其时，中共中央第三中级党校已和市委党校一部，二部合并，就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本部在淮海中路（今上海社会科学院所在）。另有一所花园洋房，在瑞金二路复兴路口。这里原来是三井洋行，名三井花园。此时已隔成两院，南院是国宾馆，北院归了市委党校。我们就在这里学习。这样的学习环境，还不优越吗？国宾馆常有领导同志来沪时居住，有时也到我们这边走走看看。我们就曾在花园里见到过贺龙和邓颖超同志。

     2，这期理论班，是市委教卫部，委托市委党校，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而开办的。对象多数是上海各大专院校在读的学生党员，也有少数是中学政治教师。只有我是例外。我报到时，学习已经开始。支部和编班都是临时的。我被编在哲学班二班。一个月后，编班调整，支部改选。支书汤瑞英，来自同济大学，副支书黄光学，来自冶金专科学校。我被任命为二班长。

     3，学习以马列和毛主席原著为主，紧密结合时政，尤其是当时的反修斗争实际。学习也和实践活动结合：参加编写修订《辞海》哲学条目（当时正值解放后第一次修订《辞海》），编写通俗的哲学讲稿等。

     4，这次学习，对我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1）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为线索，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原著，这样的学习，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不仅让我提高了理论认识，尤其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树立了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我要终身为空前伟大，空前艰难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2）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线索，认真通读三卷《毛泽东选集》（当时第四卷尚未出版）。学习让我深刻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及其对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牢固地树立起了我对毛主席的崇敬和信仰。尽管毛主席在晚年犯有严重错误，尽管近来我也看到不少诋毁毛主席的言论，也不能动摇我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

（3）毛主席关于党性修养的诸多教诲：“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毛主席的教诲，荡涤着我的心胸，精神世界得到升华，并始终指导着我的言行，让我力求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5，1961年7月市委党校第一期哲学理论班结业，其时，浦东县已经并入川沙县，我愉快地奔赴新的岗位。要为我退休前的后三十年（其时我刚好三十周岁），谱写新的篇章。

（五）东极川沙

1，我自1955年脱产，1956年过江到东昌区，1958年并入浦东县，至此1961年来到川沙。工作单位是不断地东移，应该说是至于东极了。川沙滨临东海，是陆地上上海市的东极，再要往东就是大海了。

2，我的编制定在县委宣传部。部长黄震河，副部长王兆铭（兼任党校副校长）。部里同事尚有闵子俊，姜国民（共同负责宣传），徐振华（党员教育）朱寒秋（内勤）让我负责在职干部的学习。

3，其时是在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之后，加上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国民经济，人民生活都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是个休养生息的时期。干部教育，无论是脱产学习，还是在职学习，都以总结经验教训为主线，系统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我刚从市委党校学习回来，抓此学习是驾轻就熟，抓的很有起色。也去县委党校作些学习经济规律的辅导。此时县委党校是在川沙东门外，浦东党校原址办了川沙农校。

4，1962年夏，领导决定把党校和农校校址互换，党校搬回洋泾。考虑到对干部的照顾，把我和张银根同志对调（张家住川沙，而我也得以离家稍近），于是，我又回到党校工作。党校校长仍然是县委党群书记曹匡人兼任，具体由副校长王兆铭负责。孙宏业管组织，我管教务（胡微协助，不久胡调往<支部生活》编辑部）。还有总务杨庆祥，会计陆云芬，炊事员汤毓岩。办班期间，根据学员人数多少，添佣若干临时工。

5，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接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搞试点。县委由曹匡人同志在张桥公社拱北大队试点。党校于1963年夏，完成预期轮训任务后停办了，孙宏业去参加市委党校第二期理论班，王兆铭和我，则去拱北参加社教试点。同年秋，县委决定把试点定在六里公社，全面开花。我以工作组入驻春塘大队，开始工作组长是蔡锦荣，不久蔡就调走了，让我负责，这就苦了我了，工作常落人后，时常挨批。直待六里试点告一段落，主力撤走了，每个大队留一名队员做巩固工作，并以我为组长，我才发现那些长受表扬的先进，工作也不过如此，无非他们的汇报说的花好桃好而矣。

6，1964年秋，王光美来上海介绍桃园经验。市委决定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全市抽调人员，集中解决奉贤，金山两县，然后在全市开花。川沙县组建三个工作队：由市农委副书记万景亮，县委书记阎华，副书记曹匡人各带一个队，浩浩荡荡分别入驻奉贤县的奉城，头桥，塘外公社，开展“四清”运动。我被分派在塘外工作队搞组织工作。我们这个工作队，有市文化局副局长方行带了好多剧团演员下乡，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就在这个时候，一会儿贯彻前十条，过不多久又要贯彻后十条。其中之谜要到“文革”才得以解开。

7，1965年夏，奉贤，金山“四清”结束，其余上海八县“四清”开始。万景亮为川沙县工作团党委书记。我和王德生，邱秀渭（女旁）等都在组织组，组长是李忠贵。此时组织组的任务可重了。不仅要管队员，还管运动中组织建设经验的总结等。不过，应该说面上的“四清”运动，还是草草终场的。其时已是1966年的夏天，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