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2手微型小货车:毛姆的嘲人与自嘲

1916年夏季，东萨摩亚的帕果港湾里泊着一艘名叫索默纳的蒸汽船，暴风雨迫使它滞留不前，无法按原计划开往西萨摩亚的首府阿皮亚，于是在那船上，一位英国医疗传教士的妻子开始同一个40开外的英国佬聊了起来。这位女士大谈特谈太平洋岛屿上的那些基督教的化外之民，说他们肮脏、堕落，不论男女都衣不蔽体，跳的舞蹈下流不堪，第一次到达他们的传教地，没有一个村子里能找出一位“好”姑娘。“土人的婚姻习俗使我们大吃一惊，我简直没法说给您听。”假如她知道眼前的这位先生乃是萨默塞特·毛姆，她大概会少说两句。就因为这次不经意的交谈，日后她将成为一篇小说、一出戏剧以及三部电影里的人物原型：《雨》中那位胆小、愚蠢而又自命不凡的戴维逊太太。按故事大王毛姆的习惯，记笔记属于拳不离手，还可为日后的小说囤积素材，这位太太的行止就被他用寥寥四五百字给留了下来。日后，当他在自己50多年来涂下的随手文字里整理出的《作家笔记》出版时，读者们就能发现戴维逊太太当初给毛姆留下的印象——“她谈到当地人的堕落时声音就高了起来，怎么也压不下去”；还有他的锐利观察：“……她的口气中有一种强烈而造作的恐惧。”编《笔记》时的毛姆已经年过七旬了。20岁时他满嘴班香宋艳，大把大把的日志都奔着格言警句而去，到了70岁，他已不需要再为成为聪明人而努力，他在自己的大脑里支起一张太师椅，安安静静躺下，颐养天年。晚年的毛姆把家安在了法国南部的里维埃拉，他像构思小说一样仔细设计，盖起了一栋别墅，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崇拜者写来的信，他一封不落地拆看，一封不落地回复，除了少数实在没有回复价值的以外。比毛姆大5岁的安德烈·纪德，那阵子也定居于里维埃拉，与毛姆的宅第相隔不远。1948年春天，一位肖像画家去给纪德画像时顺便拜访毛姆，同他共进午餐。画家问：“你认得纪德吗？”毛姆信口答：“我从没见过他，不过我曾和纪德在往返巴黎与伦敦的‘金箭’列车上共过一个车厢。”画家很诧异，为什么他不自我介绍下呢？“这会很尴尬嘛！”毛姆淡淡笑答，“我们的对话可能会是这样的：‘纪德先生，我是萨默塞特·毛姆。’纪德先生马上反问：‘谁？’我可不想冒这个险。”这就是毛姆聪明练达的地方。他在嘲笑别人（这是一位“风俗小说家”必备的专长）的时候，总是给自己的才华、名声、信仰、年龄准备好一副锁镣。他常常尖刻地指出眼前人的势利、虚伪，却不让人产生对精英意识的反感；他讥笑一切企图约束人欲的天真想法，同时又滴水不漏地自嘲说：“我比自己希望的还要洁身自好。”自189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之后，毛姆每一次出新作，都是在冒被人问“谁？”的险，但很快他就不需要担心了：读者们感到，自己总是与这个洞察力惊人、说话永远到位的家伙心气相投，他的幽默来自于一种对世故的深度体验，但他又返过身来，伸出中指，对着那种世故咯咯大笑。到了1941年，名满天下、著作等身的毛姆可以笃悠悠地去嘲笑那些拿热脸贴名人屁股的俗人，他在当年的一则笔记里记录了与一位女士的对话，后者照例是那种在平庸之见里活埋了一辈子的人：“她相当热情地问我：‘出名的感觉如何？’我想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了不下二十次了，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到今天我才灵光一现，想出个想法，可惜太迟了。‘感觉就像人家给你一串珍珠。珍珠链子很漂亮，等过一阵子，如果你还能想起它的话，你也不过是想知道它到底是真的还是人工的。’现在我有答案了，我看也不会有人再问我这个问题了。”睿智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以秒杀企图与它对话的平庸。和所有聪明人一样，毛姆也时常面对那些智力上的绝对劣势者，不过他乐意自我节制，尤其到了晚年，他知道为了最大限度地缓和自然规律的报复，有必要像同情自己去日无多一样同情他人的暗昧不明：“大家总是迁就老年人，所以他自己必须步步留心，应该努力不让自己招人嫌。他若硬要插到年轻人的队伍里，可就无礼了……”在年轻人的面前，老人总是一座山，不管它有多少奇峰怪石，飞瀑深潭，“去攀登既不是为了体验登山的乐趣，也不是为了登临绝顶，一览美景，而是为了下山后可以去细述自己的英雄事迹”。作为这种通达澄澈的明证，《作家笔记》里慷慨地公布了一系列上好的小说素材，其中帕果帕果之夜已化作毛姆生涯里的里程碑之一。另一个写于1901年的故事，关于一个红杏出墙的贵妇，40年后则被他敷衍成了另一则小说《上校之妻》。除去这少数五六则叙事型笔记，以及毛姆明言自己不愿使用的笔记外，至少还有20个绘声绘色的叙事断片，是毛姆发布出来供人“免费下载”的：两个同样无聊乏味的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的私奔，一位禁酒主义者的死后奇闻，一对一辈子相互误解的兄弟，俄罗斯恐怖分子的内心陈词……琳琅满目，随便哪一个都够一位新手作家解馋的了。当然，没有人敢轻易动用毛姆先生的灵感：他的聪明和他的作品一样早已家喻户晓。早在1908年的夏季，毛姆就因为自己名下的4部戏剧同时在伦敦上演、创下伦敦建城以来之一大奇迹而为世人所知。当时，著名的政治漫画杂志《笨拙》还刊发了一幅漫画：4张宣传毛姆戏的海报贴在墙上，前面缩着个莎士比亚，正满脸愠妒地咬着自己的手指甲。到1948年，毛姆的所有著作，包括英文原版和译本在内，已经卖出了200万本，版税所得足够让他山吃海喝地再活上两辈子。不过，名利缠身又素无信仰的毛姆没有变成另一个人。他在里维埃拉孜孜不倦地回信，因为他觉得人们写信给他，是因为他们孤独。有一位克利夫兰的女士来信，坦白说自己有了心上人，向毛姆讨教该如何得到他并拴住他的心，毛姆复信：“得到一个男人要靠性的吸引；掌握住一个男人要靠性的满足。”这是毛姆流传最广的名言之一，他经常如此，用极精炼的词句申说常识度人。当他意识到自己在美国享有巨大的读者群，在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他本人最爱的国家西班牙都备受崇拜时，便更加抓紧余生去普及常识，它们包括：人走茶凉、花无百日红、爱是永恒的惩罚、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偏见里、上帝应该为自己的造物无地自容、不可高估文化对改善社会人心的作用、享乐主义万岁，等等，等等。还有一条未明言的常识就是文人永远相轻。访问过、住过毛姆别墅的英伦名人，从路德亚德·吉卜林到温斯顿·丘吉尔，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毛姆平生所接触的英国文学艺术界名流也不在少数，然而读《笔记》，你会发现几无一位本国的大人物曾出现在他的记述之中，仅有的H.G.威尔斯还被他反复挖苦，说他在美国演讲时，如何不自量力地高估了自己的社会影响。法国作家喜欢互相念作品，而英国作家则自顾自，不搭理别人——毛姆在《笔记》的“前言”里如是说，也身体力行。他所悬念的不是大人物们的世界，恰恰相反，始终是普通人那种纵然奋力一搏仍不可逆转的命运，一如《刀锋》里的拉里和《人生的枷锁》里的菲利普·凯利那样，最能获得毛姆的倾心，即便他那冷嘲热讽的机器仍然在隆隆开动。在1896年写于意大利卡布里岛的一则笔记中，这种关怀已流露无遗，那年他才22岁：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生活有目的结果吗？有道德这种东西吗？一个人在生活中应该如何立身？有什么样的领路人？有没有一条道路比另一条更好？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计其数……我什么都弄不清，只觉得那是一团乱麻。绝望中，我喊出声来。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很长很长时间之后，安栖于私家别墅里的毛姆先生依然对这些问题感到困惑而无可解答。对他来说，人不得不为人生支付的代价太高昂了，而他，作为一个更洞察世事一些的人，甚至还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在艺术中找到慰藉：“有的人说艺术有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它存在的理由），并说服自己相信为了能目睹画家和诗人笔下光芒四射的作品，拿一般人类的悲惨命运来换，实在算不上是太高的代价。我怀疑这样的观点……除非艺术能导致正确的行为，否则它就是知识分子的鸦片。”他早有预感，这种终极疑难是毕其一生都难以解决的，所以他在一步步进阶为练达人情的智者时，也做足了自嘲的功夫：从创作生涯到个人人格，他的自嘲渗透了与不可逆转的命运有关的淡淡悲伤，一如“前言”的最后一句：“当我的讣告最终出现在《泰晤士报》上，大伙儿纷纷说：‘什么？我还以为他死了好些年了呢！’到那时，我的鬼魂便会吃吃窃笑。”话就是这样让他一个人都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