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范冰冰献吻白鲸:叶挺 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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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是20世纪最优秀的军人，可惜时不我予，最需要军人的现代中国，却没有给他提供的充分的机会：
“独立团”的斩关夺隘的赫战功代表着北伐时代革命军的辉煌。但因为叶挺是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当很多军官因为北伐成功连升几级时，他只是当上24师师长。 南昌起义失败南下潮汕后，叶挺曾有过把队伍拉到福建去的好主意，但没有机会实现。（聂荣臻，1983：71—72） ,
广州起义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把握。“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几个小时──12月10日晚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聂荣臻，1983：84）“叶挺虽是总指挥，实际上只能指挥我们所能掌握的部队，对工人赤卫队就很难实施有效的指挥。”（聂荣臻，1983：94）
但组织上不会考虑客观因素。1928年１月，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会议，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还决定处分大批同志，客观上包含了对叶挺的否定：“此次暴动最高的指挥机关完全系智识分子，表现出缺乏指挥能力。”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卢权、禤倩红，1994：290） 几个月后，叶挺到达莫斯科，王明在《广州暴动纪实》中又一次批判叶挺：“红军总司令叶挺因断言这个暴动是‘1905’，并且始终未能确定地相信这个暴动能够支持很久，最后能得到胜利。”“又加上他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现出消极怠工。”（卢权、禤倩红，1994：295）在王明的误导下，共产国际没有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这就是聂所描述的：
“六大”前，叶挺同志奉命赶到莫斯科，本来是想把情况说清楚的。但王明等人根本不听他的申明，不看他的报告，一味地批评指责。叶挺受了委屈，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到德国流亡去了，直到抗战开始，才重回国参加革命。（聂荣臻，1983：94）
叶挺的身份使他成为国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新四军军长人选。双方协商的过程目前尚不清楚，但据博古年谱，1937年9月28日，“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突然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博古与叶剑英考虑到中共中央对叶挺出山的过程不太了解，立即致电中央说明情况。中共中央为慎重起见，要求叶挺赴延安一趟共同商议有关问题。”9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博古、叶剑英，提出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原则，其中之一是以叶挺为军长。（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1997：433—434）1937年12月到1941年1月，叶挺当了3年的新四军军长，这本是发挥才能报效国家的好机会，但军长生涯之于叶挺并不愉快。首先要不到合适的部下：“他曾点名要周士第去当参谋长，他们都是广东人，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都经过南昌起义，但中央没有答应，另派了张云逸，广东人，去当参谋长。”（李一氓，2001：246）
以一个非党人士领导党的军队，又没有自己的班底，叶挺总是感到苦闷和困难，他与军政委项英的关系也一直不太顺畅。本来，叶在大革命时代对党代表制就很熟悉，南昌起义时，叶为11军军长，聂荣臻是党代表，两人相处得很好。项英作风正派，原则性强，对叶相当尊重。不愉快的原因在于党和非党的问题。项英曾向周恩来说到：“在召开党内会议或传达中央文件时，叶挺由于不能参加，不会没有想法以至猜测的；在党中央的来电中，很少提到叶挺的名字，按机要工作规定不便交给叶挺看的，即使给叶看他也会有感觉的，容易引起误会，而且难以解释清楚。”（王辅一，1995：407）李一氓认为：问题在于，大革命时期，叶挺和他的党代表都是党员，有矛盾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而在新四军，“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自处于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与叶挺当团长、师长、军长时不一样了。那时，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叶挺方面，而派去的党代表跟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却没有历史关系，或很少有历史关系。而新四军的情形却恰恰相反，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以副军长名义出现的项英方面，而派来的叶挺自然跟部队构成和直接指挥历史上却毫无关系。这种基本情况，自然会在叶项两方面发生各自的影响。”“影影绰绰地，叶挺总想找借口离开军部，采取躲避的办法回重庆、回澳门。影影绰绰地，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李一氓，2001：296）总的说，一代名将在新四军军长任上未能尽展怀抱，以至于曾数次出走并提出辞呈。
“皖南事变”中的1941年1月11日，叶致电中央：“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应亦一因。”（卢权、禤倩红，1994：478）项英不是没有容人之量的人，叶挺针对的是一种制度。此电发出三天后，继项英而负政委之责的饶漱石要叶挺下山与顾祝同谈判，叶回答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他谈判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但饶漱石一再催促他去，叶挺只好说：“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卢权、禤倩红，1994：486）政委的要求使叶成为国民党的俘虏。关了几年后终于出狱，却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聂为之赋诗：“五十岁崎岖世路，……普天涕泪失英雄”。
“独立团”的斩关夺隘的赫战功代表着北伐时代革命军的辉煌。但因为叶挺是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当很多军官因为北伐成功连升几级时，他只是当上24师师长。 南昌起义失败南下潮汕后，叶挺曾有过把队伍拉到福建去的好主意，但没有机会实现。（聂荣臻，1983：71—72） ,
广州起义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把握。“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几个小时──12月10日晚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聂荣臻，1983：84）“叶挺虽是总指挥，实际上只能指挥我们所能掌握的部队，对工人赤卫队就很难实施有效的指挥。”（聂荣臻，1983：94）
但组织上不会考虑客观因素。1928年１月，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会议，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还决定处分大批同志，客观上包含了对叶挺的否定：“此次暴动最高的指挥机关完全系智识分子，表现出缺乏指挥能力。”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卢权、禤倩红，1994：290） 几个月后，叶挺到达莫斯科，王明在《广州暴动纪实》中又一次批判叶挺：“红军总司令叶挺因断言这个暴动是‘1905’，并且始终未能确定地相信这个暴动能够支持很久，最后能得到胜利。”“又加上他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现出消极怠工。”（卢权、禤倩红，1994：295）在王明的误导下，共产国际没有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这就是聂所描述的：
“六大”前，叶挺同志奉命赶到莫斯科，本来是想把情况说清楚的。但王明等人根本不听他的申明，不看他的报告，一味地批评指责。叶挺受了委屈，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到德国流亡去了，直到抗战开始，才重回国参加革命。（聂荣臻，1983：94）
叶挺的身份使他成为国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新四军军长人选。双方协商的过程目前尚不清楚，但据博古年谱，1937年9月28日，“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突然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博古与叶剑英考虑到中共中央对叶挺出山的过程不太了解，立即致电中央说明情况。中共中央为慎重起见，要求叶挺赴延安一趟共同商议有关问题。”9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博古、叶剑英，提出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原则，其中之一是以叶挺为军长。（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1997：433—434）1937年12月到1941年1月，叶挺当了3年的新四军军长，这本是发挥才能报效国家的好机会，但军长生涯之于叶挺并不愉快。首先要不到合适的部下：“他曾点名要周士第去当参谋长，他们都是广东人，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都经过南昌起义，但中央没有答应，另派了张云逸，广东人，去当参谋长。”（李一氓，2001：246）
以一个非党人士领导党的军队，又没有自己的班底，叶挺总是感到苦闷和困难，他与军政委项英的关系也一直不太顺畅。本来，叶在大革命时代对党代表制就很熟悉，南昌起义时，叶为11军军长，聂荣臻是党代表，两人相处得很好。项英作风正派，原则性强，对叶相当尊重。不愉快的原因在于党和非党的问题。项英曾向周恩来说到：“在召开党内会议或传达中央文件时，叶挺由于不能参加，不会没有想法以至猜测的；在党中央的来电中，很少提到叶挺的名字，按机要工作规定不便交给叶挺看的，即使给叶看他也会有感觉的，容易引起误会，而且难以解释清楚。”（王辅一，1995：407）李一氓认为：问题在于，大革命时期，叶挺和他的党代表都是党员，有矛盾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而在新四军，“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自处于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与叶挺当团长、师长、军长时不一样了。那时，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叶挺方面，而派去的党代表跟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却没有历史关系，或很少有历史关系。而新四军的情形却恰恰相反，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以副军长名义出现的项英方面，而派来的叶挺自然跟部队构成和直接指挥历史上却毫无关系。这种基本情况，自然会在叶项两方面发生各自的影响。”“影影绰绰地，叶挺总想找借口离开军部，采取躲避的办法回重庆、回澳门。影影绰绰地，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李一氓，2001：296）总的说，一代名将在新四军军长任上未能尽展怀抱，以至于曾数次出走并提出辞呈。
“皖南事变”中的1941年1月11日，叶致电中央：“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应亦一因。”（卢权、禤倩红，1994：478）项英不是没有容人之量的人，叶挺针对的是一种制度。此电发出三天后，继项英而负政委之责的饶漱石要叶挺下山与顾祝同谈判，叶回答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他谈判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但饶漱石一再催促他去，叶挺只好说：“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卢权、禤倩红，1994：486）政委的要求使叶成为国民党的俘虏。关了几年后终于出狱，却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聂为之赋诗：“五十岁崎岖世路，……普天涕泪失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