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怎么索要电子发票:月收入6000元的中产是中产吗？

  随着《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的公布，身边很多为房纠结、为孩奔忙的人一步攀入“中产”门第，因为其标准是月收入6000元。
       给在北京这样大城市各种漂的月入6000的人群们糊涂一点算一笔账，发现这样的收入距离安全感还太远。曾经的中产理想就这样被跑步实现，感慨之余，谁也想不到这个理想中还有“25年不吃不喝买一套房”之类的副产品。
      不禁要问，这就是传说中的中产阶级吗？我们的社会有真正的中产吗？
       微博：你中产了吗？||论坛：中产者的独白||视频：香港学子的中产梦

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平均月收入约6000元，很多人就这样中产了。

但这样的中产生活，并不乐观。如果你是单身，首先得从这6000元月收入中扣除不低的个税，然后是不菲的房租、饮食和出行支出，以及各种应酬、娱乐开销，如果要供楼、养车，这6000元够不够花，只有过日子的人心里最清楚。如果你是有家有孩子的“中产”，养育子女的开支以及张罗一个家的花销，日子恐怕也是过得紧巴巴。钱是发了不少，但多数却得“被拿走”，能留在手中的所剩无几……

因为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健全，医疗、养老、生育等等方面都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家庭变故，都可能让一个中产者沦陷。而在美国，即便是失业了，还领取一年的失业金，在欧洲失业人员一个月400欧的救济补贴都可以维持生活。根据预测，到2020年北京市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350万；2050年将达到650万的峰值，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独子养老”时代的到来，传统家庭养老的模式让年轻人不堪重负。

在报告所谓的540万中产阶层之中，有70%处于中下层，面对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在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位置，他们用并不高的收入水平面对高房价、汽车等大宗消费，成为“房奴”、“车奴”。北京房价不断上涨，按照2009年11月的平均价格17810元/平米计算，在北京购买一套90平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支付160万元，相当于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房价收入比为25∶1。在深圳，房屋租售比为1∶541，是国际公认的合理底线1∶300的近两倍。拿白领的工资，过蓝领的日子，赚的钱全部“交给”了房子；买了房子后，不敢旅游、不逛商场，不参加同学聚会，这是许多青年白领买房后的生活写照。

前段时间发布的《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调查》，说是生活在二三线城市的中产家庭幸福感比一线城市高。四川、重庆等地幸福指数最高，深圳、北京、上海等地最低。在广东(不含深圳)，广州的中产家庭幸福指数排在最后。家庭经济压力，教育、医疗等问题，让中产成为“房奴”、“卡奴”、“孩奴”，一个“奴”字就把中产们疲于奔命、捉襟见肘的窘态描述得淋漓尽致。而且在一线城市，由于工作、生活、心理压力太大，近九成白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亚健康和心理压力。而上述的不安定、不安全的危机感，使中国的中产阶层，无法对未来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不知哪一天他们就会跌出这个本就不高的中产门槛

很多人中产阶层就是简单的中等收入人群，其实，中产还应代表着一个社会普通人应有的幸福生活。

引用一个颇为认同的定义界定中产阶级：“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

在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没有提升，反而停顿或者下降。受高房价之限，多数中等收入者将收入的相当比例用于供养房屋，日常消费能力下降。同样，受公共交通等“都市病”所限，许多中等收入人群被迫购车，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也束缚了这一群体的消费能力。当一个人被刚性的物质需求困扰时，不仅很难在想象中的中产阶层生活中进行投入，而且会限制其社会观感和意识。

在社会出现多元化形态、越发细化的时候，许多事务不再能为政府或政府+企业的组合可包办解决，这一必然趋势要求中等收入人群参与进来，补充社会事务环节的缺失。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通常是中产阶层主导的社会。但是在我国，无论是公共服务产品价格听证、保护消费者还是环保爱心活动，中等收入者的身影极其少见。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来自生活无虞之后的利他情怀，在生活有虞、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城市的中等收入者的这种情怀尚难培植。

这个中间阶层之所以被深入研究，在中国也被人们所渴望，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让他们的精神比较理性，心态比较平和，心理比较保守。他们高度认同主流道德、伦理观念和社会、文化秩序，也高度认同政治、法律秩序。因此，他们普遍希望社会保持稳定，即便看到了不合理的现象，也希望渐进地、和平地改变，而不喜欢激进地、剧烈的变动。正因为此，当中产阶层家庭构成一个社会的人口主流，通常意味着这个社会能够保持稳定，进入相对成熟的现代国家状态。

说到上述中产的种种美好，我们似乎很难在中国找到真正的中产，更谈不上报告中所说的占40%。

闾丘曾在文章中写道，她的朋友在美国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夫妻两个人加起来年收入十万美元左右，一工作就买了一辆日本车，工作了两年之后，开始供一套二十万美元左右的房子，一百多平方米，在波士顿的市区，足够一家三口居住。而在中国，很多表面看来尚属体面光鲜的中产阶层，其实根本经不住生活风雨的轻易击打。很多时候，他们自己都不敢想象，房子、看病以及衣食住行，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一根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说，尽管实现中产阶层大扩军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诉求，但事实上，易碎的、不断透支的中产阶层，本身就面临着“缩编”的危险。

在中国，“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政治意义的词汇，也找不到一个公认的标准，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把自己划归为中产阶级。尽管这样，中产阶级的兴起，在过去几年，是舆论认同的现象。如今在中国大城市，已聚集大量中产阶级，虽然小城市中产阶级刚刚起步，但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小城市发展迅速，中产阶级必将很快壮大，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中产阶级的队伍中。而现在，中产阶级的消失，则成为不少专家、媒体所担忧的现象。

在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中，中产阶层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传承及因此而具有的某种“保守”立场，均使中产阶层承担着“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因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中产阶级，只剩下富人和穷人的话，只会导致越来越激化的社会矛盾。奥巴马政府明白中产阶级对于整个美国社会稳定的意义所在，对于奥巴马来说，让中产阶级的生活过好了，就等于是让美国人的生活过好了。也因为这样，金融危机之后，白宫成立了中产阶级工作小组，奥巴马说，“我们需要扭转整体中产阶级的安全担忧，使得在经济恢复后，美国工薪阶层仍可以自由地追求美国梦”。而在中国，我们正在成长的中产却面对着各种打压踽踽难行。

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稳定之本，没有中产的社会，不稳定；中产兴起却被消失的社会，更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