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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重庆镇反:儿子活捉父亲后感觉“很轻松”

2011年02月17日 08:05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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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过度的宣传声势也引起了中央的警惕。刘少奇在高干会上明确提出:“镇压反革命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宣传报告工作亦应如此。……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道,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此后,西南局宣传部根据这一指示,就《新华日报》等很不策略地“连篇累牍”刊载清匪反霸消息做了检讨。

中央也注意到了有的地方镇反扩大化的问题。毛泽东1951年5月初从外地刚一回京,就马上找来罗瑞卿,命令立即召开全国公安会议,部署全面收缩。同时,他电告西南局等地的负责人,要求他们“严重注意”镇反中失控的情况。

在况浩文看来,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大的运动,难免不出现一点差错,或者打击面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是哪个党,哪个政权,你不镇压他,他就打倒你了,这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镇反运动之后,各地频发的国民党策动的武装暴动几近绝迹,特务的杀人放火也大幅减少。

《一双绣花鞋》的命运

1955年,况浩文因身体不好,转业至重庆市第二工业局工作。虽然离开了公安工作的第一线,但那些故事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

1958年大跃进时期,提倡群众写作。况浩文每晚十点后,拿报纸把电灯泡裹起来写作,至凌晨一两点。几个月后,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完稿。他将稿子寄给了《成都晚报》。

《成都晚报》想连载这篇小说,但小说里面有国民党女特务对中共党员产生爱慕之情的情节,他们拿不准,就往上送审。

“我在公安部时学的是苏联的教材,就是克格勃那一套,其中有一条‘美人计’。但在中国不许干这个。我在小说里多少写了一点,一个国民党女特务对共产党员发生了爱慕之情。”况浩文解释说。

文稿被送到了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和重庆市文联秘书长那里。重庆市文联立刻将此稿列入出版计划,组织了资深编辑和作家参与改稿。

有人向况浩文建议,《在茫茫的夜色后面》这个名字“又长又酸”,不如改成《一双绣花鞋》。

但是,还未等小说修改完成,文革爆发了。况浩文被揪了出来。

当时,《一双绣花鞋》虽然还未出版,但因为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经口口相传,已经广为人知,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人性论”的铁证。

隔离审查40天后,他被放了出来。“我从来就没服过,组织上让我们学苏联克格勃,又不是我们自己要学!那些教材是哪个发的嘛?”

后来有两件事情,让况浩文意识到自己也许将从“预备敌人”升格为“候补人民”了。一是林彪事件之后,他被允许听了组织上对“九一三事件”的传达;另一件事,是他被通知观看内部电影《啊,海军!》,这可是19级以上的干部才可以看的。

“电影里面有个人叫山本五十六,在重庆管他叫‘山本七十二’,因为19级以上、也就是每个月工资72块的人才可以看。”

在况浩文为自己的身份纠结之时,《一双绣花鞋》正以手抄本的形式,从南到北,一路疯传。带动小说传播的,一是红卫兵大串联,二是知青下乡。小说以批判“大毒草”的名义,被纷纷传抄。“基本上,有知青的地方,都有这部小说。”况浩文说。

对《一双绣花鞋》的批判仍时时发生

“有人拿来问我,是不是我写的,我就说那是我写的,它有错误,你把它烧了算了。那个心情,就像跟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但他生来就有缺陷,你把它活埋了算了。”虽然时隔多年,况浩文重提此事依然沉痛不已。

文革结束时,从来不喝酒的他喝到了吐血。

“一般人体会不到什么叫翻身。打倒四人帮那天晚上,我这个从来不喝酒的,倒了一盅酒一口就喝下去了。第二天早上吐了好多血,吐完了就好了。”

寻找绣花鞋的主人

多年过去,况浩文仍然不能忘记那双绣花鞋和那个点传师。

上世纪90年代,他曾去找过点传师的家。他记得,那是罗家巷200号。“三·一三”那晚,暗夜里隐隐约约可见的那座塔,仍然矗立在那里。

“自从那个晚上去过那儿之后,我再也没去过。50年后再去,总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

路上,况浩文碰到一位邻居老大姐,她正好认识当年的点传师。

“老大姐说,她叫周元生,后来判了13年。之后表现得好,提前两年释放,但早就不住这儿了。”

况浩文也想过去寻访她,但终究没有成行。

“不过,知道她提前两年释放,我还是心里觉得欣慰。人嘛,过去有罪过,有错误,改了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