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超 16 17 宣传片:八·二○风暴

百团大战引子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妄想通过武力逼迫国民政府就范的计划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采取了“军事打击为辅，政治打击为主”的策略。于是，在日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的同时，其作战重心也从正面战场转向了占领区。为缓和人力、物力不足的矛盾，日军被迫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调整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并将主要兵力转移到占领区，以确保“后院”的稳定。
　　八路军完成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的任务后，转入了敌后游击战争，在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极大地打击了日军。正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八路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敌后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交通战。
　　交通线是日军的命脉。在华北敌后围绕交通进行的斗争，构成了华北抗战的主旋律。
　　八路军转入敌后抗战后，就开始了对日军交通线的破袭战。1938年2月、4月、7月晋察冀军区对平汉线等重要交通线连续发动了三次破袭，1939年12月129师发动了邯长路破袭战役。在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近一年的时间里，晋冀豫军区全部斗争的60％是交通战。
　　八路军的行动，对被日军视为生命线的交通线构成了极大的但日军并未善罢甘休。
　　经过一段时间“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进入1940年后、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宫、内邱至钜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把冀南根据地也分割成了很多小块。同时，日军还在平汉线西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严密封锁太行、冀南间的交通，妄想缩小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在太行、太岳山区抢修白晋和临（汾）邯（郸）铁路，妄图将太行、太岳区分割开来。
　　刘伯承曾将日军的新招术比喻为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日军在华北展开的大规模的筑路行动，不仅仅含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意义。
　　日军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和进行华北这场交通战的。
　　不打破“囚宠”，八路军就无法生存。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历史进入1940年后，围绕着“路”，斗争的双方又展开了新的较量。
　　1940年的秋天，是一个震惊中外、令华北地区侵华日军胆战心惊。坐卧不安的多事之秋。
　　是年8月，八路军为打破日军对占领区的封锁，制止国民党内部的投降逆流，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发动了以破袭交通线为目的的百团大战。战役历时两个多月，共进行大小战役1800百多次，毙伤日伪军2万多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使正太铁路中断一个多月，是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10日，以破袭铁路为目标；第二阶段从9月20日至10月20日，以拔除铁路两侧据点为目标。第二阶段任务完成后，八路军又与敌进行了长时期的“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战史上辉煌的一章，它表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不仅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而且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章 序曲地图上的“蜘蛛网”
　　已近午夜的王家峪，村子里一片寂静，只有一户姓张的农家小院里仍然亮着灯。灯下的两个人时而交谈，时而沉思，使屋子里的气氛显得略略有些沉闷。
　　这是1940年早春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总部由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移驻西南10公里处的王家峪已经有四个多月了。自从开赴敌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和生活条件的限制，八路军总部的移动已经是常事了。因为王家峪村子小，一共上百户人家，几百人，所以只有总部首长和司令部驻在王家峪，北方局则驻在前王家峪，野战政治部驻下合村，总供给部驻西堡村，砖壁村则只剩下了一些留守人员。王家峪位于山西省武乡县东部山区。与砖壁村一样，王家峪也是山区中比较富裕的村子之一。亮着灯的小院里，住着八路军的最高领导。
　　此时，八路军的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二人正在作战室里讨论着近期的形势。
　　朱、彭二人是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和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汇集于井冈山，共同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实践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先驱者。1929年1月，湘赣敌军大兵压境，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大部突围下山，彭德怀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带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井冈山失守后，彭德怀带领部队冲破敌人的封锁，于4月到达瑞金，和毛泽东、朱德重新会师。
　　自从左权走后，他们俩人的担子就更重了。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参谋长。2月初成立八路军第2纵队，为加强领导力量，总部派左权兼任第2纵队司令员。命令下达后，左权就前往平顺县上任了。
　　作战室里正对屋门处一张华北地图占满了整个墙壁，地图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道道黑色的粗线、细线。粗线代表着铁路，细线代表着公路。粗线与细线密密麻麻，经纬相连，像一张巨大的网覆盖在地图上。在军用地图上，交通网络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往往用醒目的黑色来标识。现在这些醒目的黑线所编织成的巨网，像是正等待着猎物，给人以十分压抑的感觉。特别是刚刚加上去的几条粗线、细线，更加重了朱、彭二人心头的沉重。
　　由于在军力对比上八路军居于劣势，因而避实击虚，出其不意打击日军软腹部的战法也就应运而生。
　　日军的软中之软是交通线。以少量的兵力去占领广大的区域，以不足的兵力去对付打不尽、杀不绝的敌后武装，是因为有了公路和铁路。交通线是日军的命脉。在华北敌后围绕交通进行的斗争，构成了华北抗战的一个主旋律。
　　八路军完成配合国民党军正面作战而转入敌后抗战后，就开始了对日军交通线的破袭战。1938年2月、4月、7月晋察冀军区对平汉线等重要交通线连续发动了三次破袭，1939年12月129师发动了邯长路破袭战役。八路军的行动，对日军视为生命线的交通线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八路军的不断打击下，日军又想出了新的招术。
　　1939年底，一份由冀中军区呈报的密电引起了朱德、彭德怀的高度重视。这份由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上报总部的电报中说：
　　“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
　　从我们所知道的通常意义上的路来看，日军修的已经不应叫路了，它很像中国古代的长城。有些老八路管它叫“钢铁封锁线”，倒是既易懂，又准确。我们仍然暂且用路来称呼它，这种路“比地面高出五尺，两旁沟深八尺到一丈，沟底宽六尺，沟面一丈六”，实际上用现代几何学的概念来描述，就是路旁边还挖有一个状若梯形的大沟。
　　日军在这种路上相隔不远就建一个碉堡，又像是古长城上隔不远就出现一个的烽火台。在整个华北，日军修筑了5000余公里的铁路、3万余公里的公路，3000余个据点。
　　日军在“织网”。华北即将被“巨网”覆盖。
　　一个想法、一个撕破“巨网”的想法，在朱德、彭德怀的脑子里逐渐成熟起来。
　　一个迟迟未发出的命令
　　朱德、彭德怀的想法被“打狼”的任务给耽搁了。
　　战士们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前门打虎，后门还要拒狼。在前面要和小日本周旋，背后还要防着国军的黑枪。
　　现在八路军已经有权力发火了。挺进敌后的初期，八路军只有3万多人。
　　别说日本人不把八路放在眼里，国军也不把八路当回事。“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所以敢点头同意与共产党联合，也并没有把共产党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大概充其量是让共产党多“苟延残喘”几天。但蒋介石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共产党放入敌后，让他们混入老百姓中间，恰如放虎归山，送龙入海。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发展力量，打击日军，到了1940年，不知不觉中已经发展到了40万人，又经过了整军运动，给国军点颜色看看，已不是难事。
　　八路军之所以憋着火，是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首先搁置国共之争，共同完成抗日的大业。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和今天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的关系上要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思想异曲同工。但蒋介石不想再搁置了。八路军的力量已经使他寝食难安，再搁置下去，恐怕就养虎为患了。他已经沉不住气了，他要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共产党下手。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不仔细琢磨还难以理解的新的斗争——“磨擦”与反“磨擦”。所谓“磨擦”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全力以赴地去打，但又充满了敌意，既包含着挑衅，又有试探对方的意图。总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它的复杂表现在一方与另一方对峙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当国共“磨擦”时，日本鬼子正站在旁边虎视眈眈，稍有不慎，日本鬼子就会扑上来，大打出手。这种情况在双方身上都发生过。国共在石家庄以西娘子关发生“磨擦”时，日军从石家庄出发，从背后打了国民党一下子；当八路军准备打国民党“磨擦”急先锋石友三时，日军又从八路军背后袭来，使石友三溜掉了，每次出现这种情况，被打的一方都要指责对方勾结日本人。这种情况确实有，但绝不是八路军，而是国民党军。这只是其一。
　　它的复杂还表现在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如何利用矛盾，打一个，挟一个，看一个，则是最体现斗争技巧的，要做到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是不容易的。
　　八路军却干得很出色。
　　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军、中央军打日本虽本事不大，但对搞“磨擦”
　　却个个在行。在打退了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磨擦”
　　之后，国民党中央军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部自南而北，与日军自北而南的“扫荡”相配合，又要和八路军发生新的“磨擦”。
　　“磨擦”是来自“友军”的“动作”，“扫荡”是来自敌人的威胁，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八路军正成为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时，谁又能说来自“友军”的“磨擦”不是另一种“扫荡”？
　　“擒贼先擒王”、“打蛇要打在七寸处”，这些古老的谚语早已深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朱德、彭德怀及其他军区领导人一起研究了国民党军这次行动的“王”和“七寸”。他们认为，打垮“磨擦”专家朱怀冰，就是擒住了“王”、打在了“七寸”上。这是八路军敌后抗战以来，第一次和武器精良的中央军交锋。
　　一向果断、坚决的彭德怀说：“就收拾这个‘磨擦’专家。”
　　朱德又补充了一个意见，“由小平同志来干”，到时候好说话。
　　“由小平同志来干”，这是策略和艺术的体现。国民党的“磨擦”战是只打不说，只见前台人物不见幕后指挥。八路军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打垮了朱怀冰后，击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极大地改善了华北抗战的局面。对此，八路军总部没有声张。朱德说：“他们不作声，我们也不作声。他们打了败仗不作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在胜利面前保持这样的“平常心”是一种策略，是一种高超的斗争技巧。
　　人总是这样，一件事的发生可以暂时忘记另一件事。当朱德、彭德怀关注着反“磨擦”战斗时，地图上的“蜘蛛网”在他们眼里暂时消失了，他们全神贯注于打“磨擦”专家。当反“磨擦”胜利后，就如同重新调整了照相机的焦距一样，“蜘蛛网”又清晰起来。
　　不将这张网撕碎，八路军就没办法活动，就会最终成为网中之鱼。
　　朱、彭二人站在地图前的时间越来越多，两人的看法越来越趋一致：一定要搞一次大的交通破袭战。
　　彭德怀：“战役发起时间可以定在4月1日，全面发起对几个区内交通线的破击。”
　　朱德：“好。我们后门刚刚把狼打跑，正好腾出手来在前门打虎。”
　　4月1日，一个即将刮起风暴的日子。
　　1938年到1940年这两年多的时间，是毛泽东文章最丰产的时期。这些文章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不仅探讨了军事问题，而且讨论了哲学问题。
　　其理论性和系统性及其哲学内涵是远非其它时期的文章可比，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其中《论持久战》即使在西方军事界也被认为是经典著作。有人还将此阶段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鼎盛时期。
　　著有《毛泽东》一书的美国作家施拉姆认为毛泽东著作丰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延安远离前方、局势稳定，使毛泽东有较多的闲暇时间。
　　但毛泽东却从来没有感到过闲暇。树欲静而风不止。
　　抗日方针一经提出，毛泽东首先就要和自己身边的同志争论一番。
　　在山沟里被国民党围追堵截了将近十年同时也游击了将近十年的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就出现了不愿戴“青天白日”的现象。有一部分战士心中不理解，和国民党打了将近十年，有多少好战友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至今仇未报、恨未雪，可突然间国民党军成了友军，他们不理解。
　　也有一部分战士本以为穿上新军装，拿起新武器后，蛮可以在战场上威风一番，从此也显出做军人的荣誉感，但现在却要去敌后打游击，他们也不理解。解放后，很多人撰写回忆录时提到，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渴望打些大仗，渴望在战斗中成为英雄，渴望因为自己而使自己的亲人在家乡父老面前抬起头来，即使是回家相亲也会容易得多。
　　所以，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被提出后，前半句话和后半句话都引起了议论。经过做工作后问题就主要集中在后半句上。毛泽东认为：
　　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在山地”。
　　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则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而即将开赴前线的彭德怀一开始并不完全赞成毛泽东所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相比，运动战将会少一些，但要调动敌人，打击敌人、发动群众，运动战和游击战是密不可分的。
　　方针的形成并不像后来所讲是一锤定音的。有争论并可以争论恰恰是当时产生正确方针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可以争论再加之赋予前线指挥员“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之”的权利，便有了后来我们所知的一个一个的胜仗和一个一个正确的方针。
　　讨论的结果，集中为三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来被确定为八路军战略方针；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
　　由于彭德怀在前线具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和他反复多次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彭德怀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还是在毛泽东的主张里加进了他自己的想法。彭德怀后来写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是正确的。我在洛川会议是同意这一方针，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但还是出现了“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的情况。
　　毛泽东不愧为站在高山之巅的一个巨人。他的目光越过巍巍宝塔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看到了我党抗日与发展的双重任务。
　　此后，一封一封的电报从延安的窑洞飞向八路军总部。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相隔不到十天，于9月21日，又给彭德怀发出一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报，又相距不到十天，于9月29日又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了“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的电报。
　　如此的不厌其烦表明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极度重视，他深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八路军除少量留守延安外，全部出动也只有3万多人。歼敌1000，自伤800，这种赔本的事毛泽东是不干的。
　　毛泽东坚信，豺狼终究是豺狼。他对现在的合作者、原来的老对手蒋介石是太了解了。国民党连挖他祖坟的事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不能干。如果放弃了“独立自主”，如果任蒋介石调遣，则蒋介石一定会将八路军迅速地拼光、耗光，以此圆他因“西安事变”而不得不终止的梦。
　　毛泽东希望将士们理解这些。
　　他更希望远在敌后的朱德、彭德怀理解这些。
　　4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到朱、彭发动交通大破袭战的电报时，他正在吃午饭。接到电报后，他把筷子放下，背着手走到窑洞外，他要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一下。
　　从毛泽东几天前起草的几封电报中应该能够“读”出他当时的想法。
　　在一封《关于目前宜巩固华北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的指示》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发展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也就是要将注意力南移，这封电报发于1940年3月19日，3月21日中央又发出了一封由毛泽东拟稿的电报，电文中提及，应采用一切手段“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这个”指的是华中抗日根据地。3月29日在一封《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之危境。”“顽方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海路南，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而且毛泽东对“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的事项进行了安排。预计在三个月内分三批将4万至5万人派至华中。
　　从中央到毛泽东看来已经决定将下一步工作的重心移至华中，而不希望在华北有大的动作。
　　于是毛泽东的一封急电在第二天——4月2日发给了彭德怀。
　　“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己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
　　大破袭计划暂时搁置。各部队改为分散活动。
　　彭德怀站在地图前，两眼紧盯着地图上纵横交错如蜘蛛网般的铁路、公路网，在沉思着。
　　这是1940年4月末的一天，彭德怀在等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人的到来。
　　彭德怀的目光似乎透过地图，看到了华北平原上根据地军民加火如荼的斗争，看到了“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他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
　　和他一起指挥作战的总司令朱德前几天赴洛阳与卫立煌谈判停止国共“磨擦”，之后即经西安返回延安。虽说彭德怀身经百战，但这样一位与自己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离去，他还真有些舍不得。
　　彭德怀将目光从地图上移开，信步走出了庭院。山区的春天似要到得晚些，虽已四月，仍觉寒意，正如古诗中所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看到周围新栽的小树，又令他回想起总司令临走那天和大家一起植树的情景，彭德怀想到，正是因为我们和人民的这种鱼水情，才使得我们能够在敌占区内行动自如，才使日寇对八路军无可奈何。但是，自从敌人拼命地抢修道路，对我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以来，根据地的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刚想到这里，一声“报告”打断了他的思路。
　　“报告，刘师长、邓政委他们到了。”通讯员报告后站到了一边。刘、邓等人进到院子里坐下后，彭德怀说：“今天把你们请来，是为了共同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近期敌我斗争的焦点，是在交通线上。对敌交通线展开破袭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同感，纷纷议论起来。
　　邓小平：“交通斗争已经成为我军同日军进行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
　　我区全部斗争的60％是交通战。日军在大行、太岳山区，抢修白晋和临（汾）
　　邯（郸）铁路，妄图将我太行、太岳区分割开来。”聂荣臻：“今年以来，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宫、内邱至矩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把我冀南根据地也分割成了很多小块。同时，日军还在我平汉线西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严密封锁我太行、冀南间的交通，妄想缩小我军的活动范围。”
　　刘伯承：“日军现在加紧抢修道路，在平汉、津浦两侧挖沟，这些实在不单纯含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严重意义。因此敌人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它的交通。在军事上说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敌人方面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
　　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彭德怀接着说道：“敌人要筑路，要利用交通线达到快速调兵遣将的目的，从而把我们根据地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块。同时在铁路、公路两侧修建了很多据点，使我们很难接近。现在的形势用老百姓的话来形容就是‘出门上公路，抬头见炮楼’。铁路、公路就像是一根根绳子捆住了根据地。不破坏敌人的道路，我们自己就无法活动，就难以在被动中争取主动。”
　　386旅旅长陈赓提出：“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聂荣臻想了想说：“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我们还是来听听彭老总的意见。”
　　彭德怀这时打开行军地图，指着正太路说：“我和朱老总一直在考虑，由伯承和荣臻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大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
　　彭德怀的话使谈话热烈起来。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拟定了对正太铁路进行大破袭的计划。
　　从此，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室里多了一张正太铁路地形图。
　　从东京到北平
　　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域狭小，物产匮乏。日本为称霸东亚，必须先找到一个基地，供给日本物资，使日本能够以战养战。而地大物博、落后混乱的中国正符合日本的“胃口”，所以日本首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并将这一战略命名为“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所谓“中间突破”，也就是首先占领中国；“后攻两头”，则为在占领中国之后，再北攻苏联，南霸太平洋。
　　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无疑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从历史上看，日本人就没停止过动中国的脑筋。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就更将“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向其自身的毁灭跨进了一步。
　　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上频频得手，日本更加紧锣密鼓地推行扩张战略，以实现称霸东方的帝国梦。
　　欧战爆发后，英国孤撑西欧战局，无暇东顾。美国二三十年代经济发展迅速，是一个新兴的帝国，在战争初期，虽然对日本的亚洲政策甚为不满，也只是在经济上、外交上有些“小动作”而已，并未使日本人产生真正的后顾之忧。
　　日本认为时机已到。
　　为把左、右两只手更加有力地打出去，日本迫切需要坐稳屁股，也就是迫切需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但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军将领都清楚地知道，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谈何容易。日军从卢沟桥开始，由北到南，由东到西，攻太原，打上海，占南京，终于在武汉会战时达到了进攻的高潮。高潮的到来，也同时意味着高潮的过去。武汉会战中，日军动用了40万军队，其中有10多个主力师，中国参战兵力100多万人，并包含80多个精锐师。会战中，日军伤亡5万多人，是历次会战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至此，日军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在战争初期参谋本部要在三四个月内征服中国，至迟要在一年内征服中国的计划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日本的将军、大臣们所犯的一个战略性错误是，他们的眼睛只盯在了军力的对比上，仅仅从军力对比上来看，占领中国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只是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挡注日军去路的，绝不仅仅是军队，还有四亿五千万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
　　硬的不行，来软的；软的不行，则软硬兼施，多管齐下。
　　就在彭德怀酝酿正太破袭战役的同时，日蒋间正在进行着代号为“桐工作”的和谈。
　　中国派遣军高参今井武夫早在1939年初就力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中国事变”。
　　今井武夫对中国战场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对日方部分人士认为可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不屑一顾的。他认为，日方部分人士幻想只经过一两回合，就可使中国军队订立城下之盟，犹如白日做梦一般。国民有些急躁还情有可原，但日本政府有时也表现得相当急躁。
　　这种急躁从日本政府的几次声明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人们都还记得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溢于言表的轻蔑和狂妄。当1937年12月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议和失败后，近卫政府恼羞成怒，扯下了原来遮羞的面纱，赤裸裸地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意欲另外扶植伪政权，妄图以此来迫使蒋介石投降。攻陷武汉后，不仅战争的进程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预料，人力、物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且中国人民的反抗烈火越烧越旺，中国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有限的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反之，拥有4亿人口作为后盾的中国军，却作出不懈的努力，进行无限的补充，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今井武夫看到了以日本的“有限”对中国的“无限”潜藏着的危机。当然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得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得出的结论。
　　本政府也逐渐看到了这种危机。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军事打击之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变军事打击为主为以政治诱降为主。
　　这时日本的政策则像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
　　因此，妄想通过武力逼迫国民政府就范的计划失败后，就转而采取“军事打击为辅、政治打击为主”的策略。于是，在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并于同年12月22日又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在这两次声明中，近卫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共同建立东亚新秩序。同时，参谋本部对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为缓和人力、物力不足的矛盾，被迫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调整为战略持久战，将主要兵力转移到占领区，以确保“后院”的稳定。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的《陆军作战纲要》中就明确了确保华中地区的现有占领地的方针。
　　从这个《纲要》中可以看出，日军已经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重心已从正面战场转向占领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同蒋介石开始了代号为“桐工作”的和谈。
　　今井武夫是中国派遣军的一个高级特务。在进行“桐工作”之前，他就曾专门从事与汪精卫的联络工作。汪精卫的伪政权成立后，因为工作卓有成效，今井武夫又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下从事与蒋介石谈判的“桐工作”。
　　谈判的对手是宋子文的胞弟、宋美龄的胞兄宋子良。
　　1939年秋，今井武夫同日本名义上的驻香港武官铃木中佐经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提出要会见宋子良。宋氏二兄弟虽是蒋的皇亲国戚，但有时与蒋介石政府互不相容，他们没有与国民政府一同住在重庆，而是住在远离重庆的香港。当时，日本海军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了全面封锁。对于重庆政府来说，香港就成了唯一对外联络的基地，成为各色人物的落脚点。
　　开始，宋子良是拒绝同今井武夫会面的。他的理由是他的个人的政治活动必须特别得到其兄宋子文的同意。
　　但到了12月下旬，未子良改为主动要求会面。这种态度的转变，对今井武夫和铃木中佐来说，则意味着代表了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授意，担任过广东省财政厅长、当时任西南运输公司主任的宋子良恐怕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双方就是否承认“满洲国”，缔结两国防共协定、是否允许日军在中国驻兵、把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日华经济合作的地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谈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仍然是是否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驻兵的问题。今井武夫回忆道：最难的是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国民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及前驻德大使馆参事、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侍从次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以预备委员的身份一同前往。
　　临行前，蒋介石特别向他们交待了三点：
　　1.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
　　2.明确日方的和平条件；
　　3.要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
　　由于蒋介石特别交待了“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所以，中方的三人谁也不敢在“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驻兵”的问题上有所表示。
　　这两个问题太大了。承认其中任何一个，都等于没有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特别是承认了“满洲国”，实际上就等于承认日军的驻兵可以永远不撤。对于这些，不要说他们不能作主，就是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儿戏。
　　第一次会谈虽遗留下若干问题，但双方“对于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意见大致趋于一致，商谈到此遂告结束”。
　　6月初，厦门
　　双方原班人马，准备继续讨论遗留的问题。
　　今井武夫一开始的感觉，就好像顶示着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今井武夫下榻的贝拉比斯塔旅馆是个粗糙的木结构建筑，真有点像西欧三流国家偏僻农村的房舍，令人有一种落魄之感。在旅馆的一面，抬头可以看到房顶上高高悬挂着的十字架，朝夕传来当当的钟声。
　　特别为了保密的关系，会址选定在澳门市郊海岸马路上来往行人非常稀少的地方。
　　会谈当天晚上9时，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来接日方代表，一同前往会场。
　　途中下车，在完全没有行人的黑暗的道路上左拐右转地走了一阵，好不容易才来到好像凶宅一样的会场。一进门口，立刻被领到地下室。屋子中央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间隔均匀地燃点着4枝蜡烛。桌子的两侧放着椅子，双方代表分别在两侧相对而坐。
　　一连3天，每天双方都谈到半夜，连续交换意见。会谈开始时，陈超霖首先表明了诚意：“蒋介石委员长最初虽然对本会谈抱有怀疑，为了明确日方的真意，曾批准陈、童等人参加香港会谈。结果，相信有实现和平的可能性，终于下决心实现和平。”
　　接着，章友三站起来继续发言。他站起来时没站稳，苦笑着说：“5月底，日军飞机强行轰炸重庆时，因向防空洞晚逃了一步，被炸弹碎片打伤的！”
　　他继而转入正题：“中国对备忘录的第1及第3条，即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绝对难以承认。日本方面如能充分谅解的话，希望今天就汪兆铭问题进行商讨。”汪兆铭就是大汉奸汪精卫。
　　他认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本方面居间斡旋，或叫汪出国，或叫汪隐退。
　　今井武夫从中方代表的发言中听出，此次和谈在关键问题上已不会有太大进展。此次会谈，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
　　蒋介石的代表认为，“满洲国”的问题应于和平成立恢复邦交后，以外交方式解决；关于日军驻兵问题，也应于和平后，由两国军事专家秘密解决。
　　日方对于承认“满洲国”的“时间及方法，考虑到中国方面的希望，留有协议的余地”。驻兵问题，可以“按照秘密协定等某种方式确实予以约定”。
　　同时，双方还商定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由蒋介石、汪精卫、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三人参加的最高级别会谈。
　　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
　　从蒋介石的角度考虑，和谈计划搁浅的原因可能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蒋介石感到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使他以拖待变的计划变得越来越现实；另一方面蒋介石感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和谈的风险太大。
　　从日本方面寻找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其内阁变动所引起。在和谈期间，日本接二连三地发生内阁变动，阿部内阁倒台后，继承阿部内阁的米内内阁也以短命告终，于1940年7月16日退出舞台。第二次近卫内阁登场，东条英机接任陆军大臣。7月31日今井武夫向东条汇报了谈判经过和现状时，东条英机听后非常不高兴。他认为，日华谈判和平这类政策性行动，是中国派遣军的越权行为。他对“桐工作”予以明显地否定。
　　日本的一些史书曾认为，在1940年6月以后，的确出现了事变行将解决的迹象。但中国共产党察觉到日中和平谈判的危险，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中断了谈判。
　　事后看，中国共产党发动百团大战，并不是针对日蒋和平谈判的，当时尚不确切地知道日蒋进行的“桐工作”，但百团大战的发动和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确实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抑制了国民党内投降派的活动，起到了推动抗战的作用。
　　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是个中国通。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多田骏出任伪满最高军事顾问。1935年多田骏又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之后不久改任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年任参谋本部次长。
　　日军为了适应将来对苏、对华作战的需要，统一在华的政策和战略指导，统一指挥在华的军队，支持即将成立的汪伪政权，于1939年9月成立了在华的陆军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由于华北派遣军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作战，而是以维持治安为主，让熟悉中国民情、曾经担任过华北驻屯军司令的多田骏出任司令官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多田骏虽然是个中国通，但这次来华北上任，还是有压力的。他的前任杉山元在华北干得是非常卖力的。
　　当1935年多田骏任华北驻屯军司令时，杉山元是参谋次长；而多田骏就任参谋次长时，杉山元从参谋次长、陆相的位子上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子上；当杉山元调回参谋本部时，多田骏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子上。
　　针对八路军的势力在华北逐渐强大，对华北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杉山元在1939年实施了三期“肃正”计划。日军实行的“肃正”不仅包括军事上的行动，而且包含对政治、经济，甚至还有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攻。“肃正”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大本营对杉山元有了新的认识。
　　多田骏和杉山元在政治见解上向来不一样。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上，前者主张不宜过多地使用武力，而后者则正好相反。可不应忘记，两人虽观点相反，但只是在征服中国的方式上的区别，在征服中国的问题上，两人不仅想法一致，多田骏还在不断思考着怎样才能比前任干得更好。
　　多田骏确实比前任干得更出色。
　　多田骏认为，肃正的重点应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日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八路军侵入。多田骏不仅是中国通，而且还是以华制华的专家。
　　多田骏不仅管人，还要管路，而且要以路制人。
　　多田骏上任后，大力整顿交通，建立联系紧密的交通网，使村村有公路，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力纽带，欲将整个华北结成一张坚韧的网。
　　多田骏修路的方法也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他采用了四种修筑道路的方法。
　　一种是环状汽车公路。以城墙为中心，围绕城外修筑一条环形路，将大量的村庄都纳入环状公路内，甚至将八路军的根据地也包括了进去。汽车一天到晚不停地巡逻，使八路军不能接近，从而使八路军的队伍逐渐萎缩。
　　一种是平行汽车公路。在两地间，据点与据点间，一城与一城间，修筑几条平行的公路。出动时，可以随意地选择一条。这种方法主要是对付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的八路军的伏击战术。
　　再有一种是放射线公路，即从中心向外修筑多条公路。
　　最后一种是路旁挖沟法。将路基修高，在路的两侧挖掘深沟。它既像炮楼，又像城墙。
　　多田骏的苦恼是华北的重要性没有完全被中国派遣军认识。多田骏已经意识到华北的斗争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的。敌我态势的转化，彼此力量的消长，都是无形的。华北的广大地区正在逐渐被共产党“赤化”，只有处于“赤化”中心的他才能感受到这种压力，而中国派遣军却根本看不到这种变化。
　　就在多田骏要求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以彻底改变华北形势的时候，中国派遣军不仅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反而要求华北方面军派出部分兵力支援华中作战，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进行牵制作战。宜昌会战开始后，多田骏只有借助交通网的威力来对付八路军了。
　　多田骏正在织网，他要将八路军和根据地都用他的网给罩起来，慢慢勒死。
　　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箭在弦上
　　“空前困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对时局的一个基本判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没有狼而喊狼来了。
　　远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为山高路远而视听闭塞。他们这群在山沟里的中华英才对信息却有异常的敏感和渴望。毛译东有两个小故事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这种被迫的转移使红军完全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毛泽东为搞到消息，派了一部分兵力去茶陵抢报纸。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中提到过这件事，为到茶陵取报纸，牺牲了一员大将，可见信息对于红军是和生命等价的。
　　第二件事是红军长征途中，虽不能说是盲人骑瞎马，但确实是没有明确的目的，到了哈达铺时，仍然是老传统，先到邮局去找报纸。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领导农民武装搞得轰轰烈烈。毛泽东看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说：好哇。我们就去陕北。前进的方向就这样确定了。
　　延安的共产党人一直在关注着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局势。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明瞭从《时局宣言》中就可以看出。
　　他们认为，抗战空前困难的时期到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进攻，与德意法西斯相呼应，企图达到他们重新瓜分世界的目的；
　　英美法则一贯执行其反苏反共及向德意日让步的自杀政策；日本正在进行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空中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
　　虽然处于山沟中的中共并不确切地知道日蒋正在进行的“桐工作”，但仍然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在这种增大了的压力与增加了的困难面前，必然更加动摇起来，走上对敌投降的道路。
　　但是，中共对信息获取的方式，有时也使他们发生失误。
　　1940年夏季，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普遍认为日本有可能在8、9月间经两安进攻重庆，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投降和动摇。事后看，这是日军为逼迫蒋介石投降而故意散布的假消息。国际的、国内的，真的、假的消息（当然是以真的为主），使中共最高决策层得出了空前危险的结论。
　　七月中旬，天气炎热，酷暑逼人，八路军总部得到的消息也令人不安：
　　5月中旬，日军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对大后方的轰炸；6月12日日军攻占了宜昌；
　　同日，意大利宣布参加对英法作战；
　　宜昌会战后，日蒋正加紧和谈，投降派正加紧活动。
　　又有些情况让他们为之心动：
　　敌人从华北抽掉了一部分兵力南下进行宜昌战役，至今未归；雨季和青纱帐时节的到来，使八路军的行动更加隐蔽；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在华北搞个大动作。
　　在这些消息的撞击下，几个月来一直没有付诸实施的大破袭计划出台了。
　　就在夏季的太阳散发出最后的光辉前，彭德怀对左权说：“战役命令发出前先和伯承、小平他们商量一下。”
　　据当时129师参谋长李达回忆，“伯承和小平同志听了以后，欣然赞同”，还“安排左副参谋长住了一夜”。
　　这一夜他们谈了些什么没有记载，但他们的心情一定是很激动的，大战前的激动和对胜利的憧憬一定使他们谈到很晚、很晚……
　　7月22日，随着“嘀嘀哒”、“嘀嘀哒”的电报声，一封急电从山西省武乡县东南深山区的砖壁村飞向了四面八方。
　　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
　　一、情况与任务：
　　1.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
　　2.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裁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络，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
　　又迭据各方情报，敌寇有干八月间进犯西安企图。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二、战役组织：
　　1.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2.基本破坏区，为井陉、寿阳等（段），但对其他各重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
　　3.战役兵力组成，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廿二个团。计聂区（冀中在内）应派出十个团，129师派出八个团，120师派出四至六个团，总部炮兵大部，工兵一部，对其他各铁道线配合作战之兵力，由各区自行规定之。各出动部队之后方勤务由各区自己布置之。
　　4.定八一三以前（约八月十号左右）为开始战斗期限。三、战役部署另告。
　　四、战役准备在八月十号前完成下列准备：
　　1.侦察平定以东至石家庄段，由聂区负责，平定（平定城含）至榆次、太谷段由129师负责，榆次、太谷段以西（榆次含）至忻口线由120师负责，侦察着眼点另告，但钳制方面的侦察由石家庄至卢沟桥由聂区负责，由石家庄至安阳、由太谷至汾河（洪洞）、白晋路由刘邓负责。
　　2.粮食准备：各出动部队从出动之日起应准备一个月之粮食。
　　3.破路爆破器材之准备。
　　4.出动部队之调动与休整。
　　5.对敌伪军及敌占区民众与会道门等工作之准备（多制就各种传单、标语）。6.地方工作原来之准备调集大批地方工作干部，加以对敌占区各种政策及工作方法方式等之训练。
　　五、战役政治保证计划另告。在战斗未发起前严格保守秘密，准备未完毕以前，战役意图只准告知旅级首长为止。
　　朱、彭、左
　　七月二十二日晨
　　这是一封很重要的电报，不仅当时替彭德怀传达命令，几十年后，还替彭德怀洗刷罪名。
　　“文革”期间有些人认为百团大战是在未上报军委、在没有得到军委批准的情况下发起的。并将此当作彭德怀元帅反党的罪证之一。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起码从上述电报中可以看到“并报军委”几个字。没有收到回电确是事实。在《彭德怀自述》中，彭德怀写道：“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这么大的战役，等不到军委回电，战役指挥员的心情可想而知。
　　为什么没有得到回电，至今没有权威性的说法。
　　有人说，主席当时正往在医院里，可能没有看到。
　　也有人说，由于王稼祥的疏忽，没将电报送到主席手里。
　　这些说法不知哪一种更准确。
　　从现存的资料看，从4月1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对交通线进行总破袭”
　　的命令到百团大战前的“战役行动命令”这段时间内，找不到毛泽东或中央军委同意对交通进行大破袭战的电文，而只有4月2日“当前最很需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这样一封要求八路军加强支援新四军而暂缓进行交通破袭的电文。
　　或许在陕北的中央军委更愿意放权给八路军前指，因为他们身处前线，对问题看得更清楚。这样的话在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中屡见不鲜，“望自行处理之”、“根据情况，酌情处理”。毛泽东是一个敢于放权给战役指挥员的战略家，很多老人回忆起来都说：这也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或许还有其它的原因。
　　也许时间老人会说明一切。
　　八路军总部自6月27日返迁到砖壁村已有半个月了。据当时任作战科长的王政柱回忆，这段时间彭德怀和左权每天都要在地图前站上很长的时间。
　　地图也已从一张变成了两张，除原来的华北地形图外，又增加了一张正太线地图。这是作战科根据彭、左两位首长的意见挂上去的。
　　夏季正是八路军大显身手的季节。特别是对于敌后斗争，华北平原七八月份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对善于进行游击战争的八路军来讲，就如同是鱼之于海洋，鸟之于天空。日本鬼子装备再好，只要八路军往青纱帐里一躲，再想抓到就比登天还难。在那时的歌词里都能闻到青纱帐的味道，“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歌声常常在田野里回荡。
　　“此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战役预备命令》明确规定了此次作战的主要任务。
　　任务抓住了要害。
　　当时华北有7条铁路干线——正太线、同蒲线、平汉线、津浦线、平绥线、北宁线和胶济线。在纵横交错的铁路网中，正太线处于中心位置。它是连接晋冀两省的战略交通要道，又是隔断晋察冀根据地与晋冀豫根据地的屏障。对于这条铁路，日军非常重视，一向以重兵守备。在2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日军部署了3个独立混成旅团。正太线是我必攻、敌必守的重要交通线，是日军的交通动脉。
　　八路军准备在敌人的动脉上开刀。
　　7月22日以后，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7月22日总部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
　　7月23日下达了《进行正太战役中之侦察重点与注意事项》；8月5日，《正太战线政治工作指示》；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正式的《战役行动命令》；同一天，下发《关于百团大战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8月18日，《为达成正太战役目的应连续破路》。
　　这段时间，晋察冀军区下达作战命令5个；
　　129师的各种指示、通报8个。
　　当然这些远远不是全部。
　　大战就要开始。
　　129师的战士们从每天增加的5分钱菜金中已经预感到又要打大仗了。
　　今天的人们吃着成百上千元的美味佳肴时，已经很难理解当时5分钱菜金意味着什么。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将士虽然被蒋介石收归麾下，但军饷和武器却得不到这位“蒋委员长”的补充。“光叫马儿跑，不给马儿草。”
　　八路军只好自己解决，甚至在敌后搞起了自救运动。由于鬼子反复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连土豪都快揭不开锅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已经不能再实行了，为了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能够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
　　在这种紧张困难的条件下，一天只有几毛钱的菜金。有时连几毛钱也吃不上。增加菜金更是轻易不会出现的事。
　　“增加五分钱菜金”一定是要打仗了，而且是大仗。
　　敏感的战士们在猜测着。
　　作战任务对战士是保密的，命令只传达到了旅一级。《作战顶备命令》中明确要求“一切的准备均不可妨害丝毫的秘密”，还有“本电阅后烧”。
　　对这次作战任务的艰巨性，刘伯承和邓小平是清楚的。
　　总部要求129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一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正太线。破坏重点，阳泉至张家镇段。
　　在7月22日的《战役预备命令》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战役任务，直到8月8日正式的《战役行动命令》中才明确了三个区的任务及作战地域区分。
　　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一南一北就像一把已经张开的剪刀要剪碎正太路。
　　对完成这次破袭任务，刘伯承和邓小平也是有信心的。
　　129师在进行百团大战前，力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129师在5、6月间全军进行了整编，军区和军分区进行了调整。成立了太行、太岳军区。129师兼太行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第386旅兼太岳军区，下辖3个军分区。
　　除原385旅、386旅外，又新编了6个旅：新1、新7、新8、新9、新10、新11旅。
　　军委电报中要求“要以主力8个团的兵力”实施破路，129师的命令中对各团也相应地充满了“以主力”、“两个得力团”等要求。毫无疑问，129师的主力都要拿出来了。于是，就指定了“六旅、五旅、十旅、决一纵各两个团共八个团进行本战役”。六旅指386旅，五旅指385旅，十旅指新十旅，决一纵指决死一纵队，这四个旅是129师战斗力最强的四个旅，一切都顺理成章。
　　为了确有把握，129师在总部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2个团，共10个团用于正太线。还准备抽出相当于28个团的武装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诸线，进行广泛的破袭战，以策应正太路的作战。
　　这10个团分成三个突击纵队，由“陈、陈、谢统一指挥”。
　　第一个“陈”指陈赓，386旅旅长。
　　第二个“陈”指陈锡联，385旅旅长。
　　最后的“谢”指谢富治，385旅政委。
　　右纵队以第28团、第30团并配属炮兵、工兵各一部组成，由第10旅旅长范子侠、政委赖际发指挥，主要任务是破击阳泉至寿阳（不含）段；左纵队以第16团及决死第一纵队第25团、第38团和榆太两个独立营并配属炮兵、工兵各一部组成，由第386旅参谋长周希汉指挥，任务是破击寿阳、榆次（均含）段：以第385旅主力及第386旅第772团组成中央纵队，由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直接指挥，位于平定以西之韦池村、天他池地带，在敌从阳泉、平和段侧击我军时，应各个消灭之，以保障破击的成功。
　　晋察冀军区的几个领导对《战役预备命令》自然心中有数。在《战役预备命令》中并没有明确晋察冀军区的任务和作战地域，但是荣臻却已成竹在胸。《命令》中“侦察平定以东至石家庄段，由聂区负责”、“基本破坏区，为井陉、寿阳等（段）”这样几句后，对于1923年入党，担任过红1军团政委、八路军115师副师长等职位的聂荣臻来讲，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聂荣臻对这次破袭战役早有准备。春季会议后，他就组织全区进行了针对性的准备和训练。
　　作战任务被迅速勾勒清楚，战役部署也就相应地形成了。
　　晋察冀军区将调集18个步兵团及配属分队组成左、中、右三支主力纵队、一支牵制部队和一个总预备队，担负主要方向的作战任务。左、中、右三支纵队分别担负平定（含）至娘子关（不含）、娘子关至上下安（不含）、上下安至石家庄的作战任务。
　　军区司令部设在阜平县一个不显眼的山村里，只有走进院落，穿过几株高大的槐树，望见从屋脊上隐蔽地伸出的天线和电话线，才会明白这是军事指挥部。
　　据一些老同志回忆，《战役预备命令》发布后的一天，晋察冀军区召开了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会上，聂荣臻司令员宣布：
　　“八路军前方总部发布了战役命令，晋察冀军区将与冀鲁豫军区、晋绥军区一起，对全华北敌人占领的交通线及其沿线城镇据点，发动大规模的破袭战。我们晋察冀军区的任务是：负责破袭正太路石家庄至平定段，破袭重点为娘子关至井陉煤矿段及其两侧地区，并且对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石德路、沧石路等铁路和公路线段进行广泛破袭，以阻止敌人向正太路增援！”
　　“好哇！”到会的各军分区的领导同志都惊喜地轻声欢呼起来，这可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发起的一次最大的破袭战役啊！
　　8月8日《战役行动命令》正式下达后，晋察冀军区的作战任务及作战地域区分与《战役预备命令》的内容完全一致。接到正式命令后，聂荣臻又进一步明确了各攻击纵队的任务：以第5团、19团、2分区特务营附冀中炮兵两个连为右纵队，均归郭天民、刘道生统一指挥，大举破击娘子关（含）至乱柳（含）段之敌，并将重点指向娘子关、磨河滩、上下盘石、移穰各点；第2团、第3团、16团及并获支队附冀中炮兵一个连为中央纵队，均归杨成武统一指挥，大举袭破娘子关（不含）至微水、井陉煤矿之敌，重点置于北峪、乏驴岭、蔡庄及煤矿；冀中区警备旅第2团、军区特务团主力、井支一部为左纵队，归熊伯涛指挥大举破袭微水至石家庄段铁道。
　　《战役行动命令》规定的正太战役发起攻击的时间是1940年8月20日22时。由于聂荣臻提前布置了作战任务，所以各个军分区的作战准备特别充分，尤其是在侦察准备上更是下了大功夫。
　　有的化装成农夫，挑着担子进城卖莱；有的扮做走亲戚的，进城探亲访友，甚至将亲戚攀到了伪保安队内部。
　　中央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回忆了亲自化装侦察的一段往事。中央纵队是负责破击井陉煤矿的。8月20日下午，趁各营布置任务的时候，杨成武打算与三团团长邱蔚一块化装成老百姓深入到煤矿近处侦察，选择突破口。
　　几位同志放心不下，说：“司令员，你别去了。那里距离敌人太近，一旦暴露，撤退都很困难。让我们去吧！”
　　他没有同意，他觉得这次战斗太重要了，不亲临实地察看一番，心里不踏实。参谋们拗不过他，只好搞来了便衣。于是，他和三团长邱蔚及几个警卫员全都化装成当地百姓的模样，近黄昏时，下了山。他们顺利地走出一段路后，便在暮色中匍匐前进，一直爬到矿区边上，仔细地察看了一番。
　　战前准备的一个大难题是如何破敌人的电网。以前，大部分战士不知道铁丝网还“麻”手，有时还能把人“麻”死。自从团里的“小秀才”跟大家说，它不是普通的铁丝网，它是电网，人一接触它，它上边的电流就会从人身上流过，这就叫触电，严重了就会死人。
　　“小秀才”这么一说，有人就问，那我们就没办法对付它了吗？“小秀才”这才接着讲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铁是导电的，只要用不导电的东西接触电，就不会触电了。比如说木头。”有人又说，木头倒是不导电，可是木头劈不开铁丝网呀。“小秀才”挠了挠头皮，突然灵机一动：“我们可以把篮球剖开，用球胆做手套，再戴着手套去拿铡刀，这样就可以不触电了。”一听要把心爱的篮球剖开，有的战士就嘟哝着：把篮球给弄坏了，以后还玩什么呀？
　　说到篮球，它在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生活中的作用不容小视。百团大战前为了制造华北无战事的气氛，彭德怀大摆“篮球”阵，经常把机关的参谋干事赶到篮球场上，会不会都要上场。有些干部很不理解，彭德怀就对他们讲：
　　“要让鬼子知道，我们每天都在玩球，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在玩球丧志。”那时的敌后也不安全，说不定就有个汉奸、狗腿子躲在八路军身边，在窥视着八路军的一举一动。彭德怀的这一招，用孙子兵法上的话说就是“示形于敌”。
　　我们再看一例。朱德回延安前，先到了洛阳，此行是为了要和卫立煌谈谈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磨擦”问题。朱德到了洛阳，受到了卫立煌的热情接待，随后国、共间进行了一场被历史学家大书特书的篮球赛。据记载，当时气氛很是热烈、融洽，对朱德的洛阳之行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还有，八路军在敌后掀起的体育锻炼热潮，就是以打篮球为主的。
　　所以，篮球在战士们的心目中有着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位置。
　　难怪“小秀才”一说要把篮球给剖开，有些战士的心里就不好受。
　　时间在读秒声中向8月20日20时逼进。
  第二章 第一次打击 八·二○风暴
　　8月20日20时整，随着彭德怀一声令下，无数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刹时间，正太线完全被炮火所映红，八路军的大破袭开始了。这是一个永远令人难忘的时刻。
　　聂荣臻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股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指挥所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这个时刻，不只是晋察冀，整个正太路沿线和同蒲、平汉等线的部分地段，都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
　　386旅参谋长周希汉回忆说：“8月20日的夜特别宁静。由于群众密切配合部队封锁消息，所以，部队在黄昏开进到敌人鼻子底下也未被发觉。但是这种宁静反而使人有些焦躁不安。等呀，等呀，终于把20点熬到了。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打破了宁静。各路突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正太路的车站和据点。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的序幕拉开了。”
　　8月20日总部所在地浓云密布，气压很低，闷热异常，预示着一场山雨即将到来。中午过后，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雨水，缓解了闷热对人们的折磨。
　　八路军的这次大破袭行动对于华北敌后的抗战形势就如这场午后的山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在日军不断的“蚕食”和疯狂的“扫荡”下，正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局面。天气的闷热尚可忍耐，而形势的压抑则无法摆脱，根据地的人们盼望八路军打胜仗的心情就像在炎热中祈盼着能下场痛痛快快的雨一样。
　　彭德怀的心情相当激动。这次行动是进入敌后抗战的第一次大的攻势行动，它动员了整个华北所有的力量，它将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它将给那些认为八路军“游而不击”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它将对全国的抗日形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虽然彭德怀对聂、贺、关、刘、邓是深信不移的，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总部赋予的任务，但又像每一个等待新生儿诞生的父亲一样，有着激动、期待。确实，这次行动对于彭德怀米说，就像怀胎十月的孩子。从春季流产的《大破袭命令》，到八月的《战役行动命令》，经过了春季的孕育，夏季的生长，秋季的成熟。
　　秋季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开战前的一刻是最令人紧张的。129师参谋长李达回忆说：18、19号是最紧张的两天。以勇敢善战著称的彭德怀却能在最紧张的时候保持镇静。作战科长王政柱回忆道：大战前，彭总镇定自若。他不时和左副参谋长交谈，或者听取参谋人员的情况汇报，或者对着地图沉思。
　　在武乡县砖壁村的这个不眠之夜，彭德怀、左权和总部机关一直在静候着前方的喜讯。有人劝他们去休息一会，他们也不答理，整整一夜，他们都没有合眼。
　　难熬的夜晚过去后，捷报随着初升的曙光一起来到了已守候了一夜的八路军总部。
　　129师战况：在正太路西段破击的129师左翼破击队“陈赓旅昨晚24时攻击寿阳西南之芦家庄，生俘日军三名，连克碉堡四座，守敌被我消灭净尽。
　　我完全占领芦家庄车站。缴获另报。芦家庄以西10里以内铁路桥梁完全被我破坏。”
　　晋察冀军区战况：（一）我杨成武部向正太进取、娘子关段及井陉以北各据点之敌突然猛攻，至今日获得序战胜利，连克乏驴岭、北峪、地都等据点，守敌共200余被我完全消灭，乏驴岭至地都段铁路及铁路桥梁、碉堡、电线等悉被我破坏，并动员万余民众参加，在我派专人指挥下继续彻底破坏中。我一部攻占井陉北贾庄镇、东王舍，守敌百余亦被我消灭殆尽，并完全占领井陉煤矿（即东王至新矿）解放工人2300余。所有矿井、机器全部炸毁，缴获正清查中。（二）我郭天民部正向娘子关猛攻中，双方机炮声猛烈。冀南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电报：我徐绍恩团昨晚破坏平汉路邯郸至磁县段铁路五里，与敌兵车一列展开激战。成安敌200余人企图向我侧击，被我击溃。
　　120师战况：我张宗逊旅昨晚20时攻击静乐东之康家会，激战至今晨，将敌全部消灭。是晨，静乐敌千余、汽车20辆来援，被我击溃。此役共毙敌200，缴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23挺、步枪百余支、手枪10余支，毁汽车2辆，俘日兵10余名。现我仍在宁武与忻县西鸡城与敌激战。
　　彭德怀困顿全消。他走出屋外，感受着王家峪秋天的早晨。
　　战役开始后的第三天，彭德怀和左权在作战室听取战况汇报，彭德怀问：
　　“我们参战兵力一共有多少个团？”
　　作战科长王政柱答道：“正太线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德石线4个团，白晋线6个团，北宁线两个团，平绥线两个团，汾阳至军渡公路线6个团，沧县至石家庄公路线4个团，北平至大同公路线6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线4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苛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一共105个团。”当王政柱正要查对还有无漏报的单位时，彭德怀截住话头说：
　　“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从此，上送下行的电文和命令都使用了百团大战的称谓。
　　从此，人们一提到百团大战，就会想到敌后抗战那最辉煌的一章。
　　太原的第1军司令部里军司令官筱冢义男中将正烦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和正太路上几个旅团的通讯已经中断一夜了，司令部里的参谋竟然连发生了什么都搞不清楚，怎能让他安静得下来。他将负责通讯和作战的参谋找来，训斥道：“在我的部队发生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限你们在二小时内搞清正太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刚刚说到这里，电话响了。
　　电话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打来的。他只听到了“石太路到处正遭八路军袭击……”半句话，电话里就响起了“嘟嘟”的忙音，气得他把电话一下摔到了桌子上。以后“有线、无线完全不通，立即陷入情况不明状况”。
　　当日午后，派出了第1军参谋朝枝繁春乘飞机进行空中侦察，才弄清了石太路发生的情况。
　　筱冢义男马上召开紧急幕僚会议，决定迅速派出增援部队。作为一个军司令官，筱冢义男感到自己非常可怜。他能够派的兵包括他的卫兵在内也只有40多人。“捉襟见肘”，筱冢义男想起了这句中国古老的谚语。
　　要不是21日的一个电话，第8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这几天的心情一直很好。年初以来，旅团为加强铁路警备，严格实施铁路爱护村的分工负责制、赏罚规则等，已经连续7个月无事故。他感到自己很有希望成为旅团长中少有的几个中将衔的佩戴者之一。
　　21日上午的一个电话打破了他的梦想。
　　电话里报告了20日夜间正定至石家庄之间的小铁桥遭到袭击，造成一定损失。石太路的获鹿、微水镇之间的铁路被炸毁、石家庄以西的电话线不通。
　　井陉地区在21日拂晓又遭到优势共军攻击。
　　“立即组织兵力向微水镇增援。”水原义重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前功尽弃了。”他沮丧地想到。
　　20日晚，驻阳泉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片山省太郎中将刚刚洗漱完毕，电话铃响了，是15大队大队长德江光来的。片山这几天看到材料反映阳泉附近有八路军活动，所以，他要求德江光每天向他汇报一次。
　　片山在电话里问：“今天有什么情况没有？”
　　“报告，下午接到报告，在阳泉以南80公里处发现有共军约2000余人。”
　　德江光在电话的另一头哈着腰，毕恭毕敬地答道。
　　“注意监视，有情况马上向我报告。”说完，片山就放下了电话。他今天想早点休息。
　　他刚要睡觉，就听到门外一声“报告”，还没等他回答，人已经急匆匆地进来了。片山满脸怒气，一看是旅团参谋土田兵吾中佐。“什么事把你慌成这个样子？”从旅团司令部到宿舍区大约有700多米，土田跑得很急。
　　土田上气不接下气地答道：“大事不好，娘子关打来电话，他们遭到八路军上千人的袭击，情况很危急。阳泉城里也已发现有小股八路，街上还有零星枪声。”
　　片山骂道：“德江光这个饭桶，情报大大的不准确。你马上回旅团部，加强阳泉城的警戒。”
　　这一晚上，片山的好梦没有做成。
　　与战斗场面同样激动人心的是破路场面。
　　总部在8月8日发布的《关于百团大战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明确指出“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大路之程度而定”，也就等于明确地告诉了各个作战区：无论歼灭多少敌人，拔掉多少据点，最终还是要看破路程度来衡量完成任务的好坏。
　　以破路为最终目标的作战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还是不多见的。在各种各样的电报，指示中“以歼敌为主”的话到是能够经常见到。在最高的军事目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中，毛泽东也是将“消灭敌人”放在第一位的。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下，在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作战的独特的环境里，为配合正面战场，打击敌人，将破路做为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为此，总部提出了“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三不留”口号。有的作战区又在“三不留”的基础上加上了“不留一个隧道，不留一支电线杆”而变成了“五不留”。
　　有的政治工作者还在“三不留”、“五不留”后边加上一句更加生动、鲜明的口号：“破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这就使拿着锄头、绳子来破路的群众马上就变成了拿枪杀敌的战士，荣誉感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了。
　　口号还有很多，都很有特点。像“铁路是主要敌人”、“毁灭铁路就是消灭敌人”、“毁敌破路，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毁敌铁路饿死敌人”、“毁掉铁路好缴敌枪炮”等等。
　　战后很多老战士在回忆文章中经常用“万人破路场面”来形容当时的破路场面，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在晋察冀军区，仅冀中一个分区就动员了10万以上的群众配合对平汉路、津浦路、德石路、北宁路，以及境内的公路交通和沿线敌据点，进行广泛的反复的破击，共平毁公路、铁路500多公里，炸毁桥梁20座，毁机车一辆、车箱49节，收缴电线1500多公斤。在129师所在的晋冀豫解放区，战役第一阶段也动员了7万多人。
　　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力量，也使日军感到空前的恐惧。关于这次作战情况，第4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片山回忆：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八路军的行动变化无常，在一地仅住数日即行转移。在险峻的山岳地带，其游击行动非常灵便。与此相反，日军的行动由于用马驮运行李辎重，部队及个人的装备过重，比起轻如猿猴的八路军来显得十分笨拙。因此，任凭如何拼命追击也难以取得大的成果。
　　第1军参谋朝枝有如下回忆：
　　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回顾一下毛泽东的一段话，这时可能会感触更多。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国民党曾经学过这篇文章，但没有学好。当白崇禧看到这篇文章后，迅速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毕竟是一个军事家，他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篇文章中战略和战术部分的光彩。蒋介石还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哲学的思辩和填密的逻辑。但蒋介石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句话他不知是没有看到，还是看到了但也无可奈何。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悲哀了。
　　铁轨铺在铁道上，就是日本鬼子的帮凶；把它抬回根据地，就是好钢材。
　　根据地亟需钢材，八路军总部在太行扎下根后，1939年八路军的兵工厂迁到了位于太行山脊的黎城附近的黄烟洞岩谷之中。经过不断发展，黄烟洞兵工厂已经可以月产几百支枪了。对于深入敌后又得不到蒋委员长补充的八路军，这几百支枪好似杯水车薪。更加困难的是兵工厂经常无米下锅。造枪造炮需要钢村，没有钢铁工业，兵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就如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为此，总部在《正太线战役政治工作指示》中对搬运钢材有功的人员还欲予以奖赏。“注意各种资材，如粮食、钢、铜、铝、铅、仪器、炸药、汽车、发动机、重工业工具、机器、化学品、医药等之获得与运输，对此类工作有功的，亦酌量给赏。”同时还指示了破坏铁路的方法，“拆下后一部搬走，一部用枕木架起烧弯并乘势用大锤打扁”。
　　八路军的仗是越打越精。以前破路时，只把铁轨扒开，后来发现日本人修复铁路的能力很强，八路军用一天时间扒掉的铁轨，日军修路队只半天的时间就能接好。再后来，八路军学精了，“以一物破坏另一物”，将枕木架起来，把铁轨放在上面烧，枕木烧光了，铁轨也变成弯弯曲曲的了，修复起来困难极大。
　　即使这样，八路军在技术上有时仍欠些火候。据第8独立混成旅团参谋泉可畏翁回忆：此次事件后，由九州紧急派来权威的矿山技术专家，经现场视察后，其看法大致如下：
　　“新井的各项设施是被放火烧坏的。因此，起重机及选煤机等各种机器，是因被火烧过而损坏。加火灾后突然冷却（救火时放水或下雨等）机器即变脆弱不能使用，幸而未遇骤冷，修理后尚可使用。
　　“当时正值机械缺乏之际，仅受以上程度的损坏，实属侥幸。”
　　但是鬼子也不得不承认，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土八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路是越修越困难。
　　特写之一——攻打井陉
　　仗还没打起来，就先发生了损兵折将的事。
　　担任中央纵队总指挥的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从军区高干会议回来后，就立即指挥部队向作战地区进发。
　　从狼牙山麓到井陉煤矿不过几百里路，这几百里路对打游击出身的八路军来讲算不了什么。杨成武带领部队一天一夜走200里，昼伏夜行时一个晚上赶80里路都是常事。但这次行军却有些特殊。为了不打草惊蛇，必须隐蔽地前进，不能让鬼子有所察觉。
　　根据地内的军民全部都发动起来了，有做饭的，有照顾病号的，更大的任务则是替部队封锁消息。部队一进到村子里，村子的各个路口马上就派上岗哨，严格盘查进出人员，对可疑分子进行严密地监视，有时借口问一些问题，和他们“聊”上一天。
　　最难要数过滹沱河了。盛夏时节的滹沱河，在无雨时则平静得像个害羞的姑娘一样，略带羞涩悄无声息地向前流淌着。在有雨时，特别是夏季的暴雨，河水在山洪的裹挟下，翻腾而过，水位升到很高。
　　当杨成武随着部队来到滹沱河边时，正赶上一场大雨过后。水深流急，不能徒涉，又只有一两只小船来回摆渡，眼看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有人拿来一根绳子，系到对岸，使人员可以拽着绳子向对岸徒涉。
　　就在这时出事了。
　　当大部分人员都过了河，眼看就要过完了，由于拽的人太多，绳子突然从中间断了，正在水中的人一下子就被急流卷倒在水中。岸上会游泳的人迅速下水抢救，仍然有几个同志因为不会游泳而遇难。其中就有跟随中央纵队行动的军区敌工科长。
　　牺牲了军区的人，自然是件大事。
　　杨成武把组织渡河的参谋叫来，狠狠地训了一顿，“为什么一次过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在急流处搞个标志？现在造成了非战斗减员，而且牺牲了军区的科长，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
　　当时在场的1分区3团政委王建中事后回忆道，仗还没打就先损兵折将，对部队的情绪是有影响的。
　　井陉城里并没有煤矿，煤矿在井陉的北边。井陉的西北山势倾斜急峻，普遍约在45度以上。从井陉到山角下的贾庄是一个小平原，纵横约30余里，平原中有三处煤矿，一处在凤山，一处在岗头，一处在东王舍。东王舍是一个新矿，岗头矿、凤山矿是老矿。这三处被统称为井陉煤矿。各矿均有铁道通正太路。
　　井陉煤矿共有矿工2万人左右，矿工中有党的地下组织。
　　井陉矿是日军以战养战的一个战略基地，矿石优良，开采量大，保障着东北和日本国内的部分矿石需求。由于煤很多，山沟内运输又很困难，煤的价钱很便宜。井陉周围的老百姓很少有烧柴草的，不论做饭还是取暖都烧煤。
　　一元钱可买100斤煤。自从来了日本人，煤矿全部被日本人控制起来，烧惯了煤的老百姓，总觉得烧柴草别扭。
　　国仇家恨，老百姓甭提多恨日本人了。
　　战斗首先在煤矿的外围据点打响。
　　负责攻打新矿的是杨成武领导的1分区的3团1营。
　　东王舍矿经过日军几年的建设已初具规模。矿区四周用围墙围成方形，四个角上都修有炮台，有南、北两个门与外界相连。里面有锅炉房、澡堂、办公房和住宿的房子。到了晚间，矿区电灯全部打开，灯火通明，看得很多战士目瞪口呆，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电灯，有人说：这东西好，又亮堂又好打。正是因为打日本时见识过了，所以到了抗战后进军东北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才有了感召力。
　　20点整，在红色信号弹升起的同时，一个战士将电线杆上的电线用老虎钳剪断。顿时，新矿一片漆黑。一营长吼了一声：“灯灭了，冲啊！”
　　二连的指导员补充了一句：“三八大盖等着我们去缴哩，上！”
　　就这样一句话，战场动员完成了。既简单，又有效。它非常明确，用最通俗的语言抓住了战士们心中最渴望的东西。
　　八路军战士的枪支真可以搞个“万国博览”，有汉阳造，有德国造，还有一部分八路军自已造的枪支。日本的三八大盖是战士们渴望已久的东西。
　　三八大盖有两个优点：一是射击精度高，二是它的枪刺长。后一方面的优点也不容忽视。在子弹奇缺的敌后，经常要和鬼子刺刀见红，最能够在精神上压倒武士道精神的也就是拼刺刀了。经常是八路军战士拿枪托、手榴弹和日本鬼子拼刺刀，其被动可想而知。有时，打了胜仗还憋了一肚子气。“缴三八大盖去”，其诱惑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个班长一口气缴获了四支三八大盖，高兴得直喊：“同志们，咱们不能满足，还得要！”
　　那个时候的动员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据三团政委王建中后来回忆，头一天晚饭后，全团除警戒部队外集合在一个山沟中，由他作了动员，没有台子，就站在一张八仙桌子上讲。他只讲了一件事。一次井下起火，日方经理为了不使整个煤矿跟着受损失，竟下令封住井口，一下子活活闷死了1200多名中国矿工。战士们听后十分愤怒，恨不得立即直扑井陉，歼灭守卫在那里的日本侵略军。
　　战斗打响后，隐蔽在新矿北侧东王舍村的四连猛扑出来，由西北往东打。
　　十来分钟就打下了一座碉堡，再继续往里打时，又碰上了两座非常坚固的碉堡。
　　刚开始攻击时，日军被突然响起的枪声搞得不知所措，有的没穿衣服就往外跑，有的碰上我们的战士还问口令。
　　清醒之后，大部分日军进入到几个坚固的碉堡里。
　　四连碰上的两座碉堡易守难攻，不大好打。这两座碉堡建在土山上，四周围着高墙，墙上有电网，墙内还有一条深深的壕沟，三道铁丝网。敌人躲在碉堡里，疯狂地向外射击。四连长沉着地喊道：
　　“刘金山，把鬼子的电网和铁丝网给我统统砍断！”
　　战士刘金山应声抽出背上那口大铡刀，手上裹了两层篮球胆，回头对周围的人交代说：
　　“等把电网和铁丝网都破坏了，我就打手榴弹，你们听到手榴弹一响向就冲！”
　　杨成武同志后来回忆道：这位大个子战士把递来的手榴弹往腰里一掖，噌地爬上梯子，高举铡刀，老牛似地吼了一声，手起刀落，那电网便齐刷刷地断开了。
　　等敌人发觉，密集的机枪子弹向这个战士打来，打得墙头砖屑四迸时，他已经敏捷地跳下墙，跃过了壕沟，紧接着，我方的重机枪咆哮着为他掩护。
　　他一鼓作气，又砍断了两道铁丝网，一扬手，扔出了手榴弹。就在他将手榴弹扔进碉堡的同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
　　敌人的机枪被炸哑了，战士们哇的一声冲了上去，乒乒乓乓一阵猛打，把碉堡内敌人收拾干净了。撤下来时，大家才看到刘金山同志、只见他捂住伤口，躺在壕沟底边喘气边笑，说：
　　“手榴弹又没啦！”
　　在晋察冀军区编印的《百团大战总结报告》中写道：
　　“8月20日23时半我三团一营攻入新矿。守敌30余，慌忙应战（有的赤体应战）。激战竟夜将敌大部消灭，最后剩残敌10余人，死守一个堡垒，我21日继向敌攻击，13时将敌全部歼灭。”
　　攻击敌人中心堡垒时的一个场面，很多老战士至今仍记忆犹新。
　　四连二班担负着砍断铁丝网的任务，二班长把战士吴鸿奚叫了过来：
　　“像刘金山那样，上！”
　　“是！”吴鸿奚回答后，操起一口铡刀，向着铁丝网扑了过去。“刷”、“刷”几下，铁丝网就被砍开一个口子。
　　正在大家为吴鸿奚感到高兴时，一颗子弹打在了吴鸿奚同志腰间的手榴弹上，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听“轰”的一声，吴鸿奚腰间火光一闪，他的身体被猛地掀起，摔在了地上。
　　“啊！”班长和战士们大叫下一声，随即胃着碉堡内敌人射出的密集的枪弹，冲了上去。敌人的火力很猛，几个战士倒了下去。班长冲到吴鸿奚身边，在敌人的火网中将他抢了回来。
　　杨成武同志在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月光下，吴鸿奚同志的脸惨白，下腹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血汩汩地流着，伤势很重，但他的神志还清楚，咬着牙不叫痛。
　　班长半跪在他身边，用缴获敌人的纱布裹住他的伤口。他用微弱的声音说：“班长，同志们……你们别管我，快把那个大碉堡拿下来！”
　　这时，乱云已吞没了月亮，像是要落雨。二班长把自己头上的军帽摘下来轻轻地往吴鸿奚同志脸上盖时，吴鸿奚同志停止了呼吸。
　　二班长怒狮般地吼着：
　　“重机枪掩护，我们就是冲一百次也要把这个碉堡拿下！”
　　结果在前面已经讲了，恐怕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住要复仇的战士了。
　　担任主攻的二排过来请求加入战斗。
　　担任牵制任务的三连也来到营长面前坚决要求加入战斗。
　　堡垒内的鬼子最后被全部歼灭。
　　日军10余人，从天蒙蒙亮坚守到下午1点，无一投降，日军武士道精神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八路军战士报仇雪恨，打击入侵者的决心比日军更坚韧。
　　他们食不裹腹，衣不遮体，以低劣的武器，坚持敌后八年抗战，在广大的华北战场痛击日军，进行着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较量、正义和非正义的较量。
　　日军只能逞一时之威，最终胜利必将是属于反法西斯人民的。
　　战斗结束后，对新矿所有拿不走的设备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新矿的14盘开矿机器，10个锅炉，3座鼓风机，2个储水池，2个烟囱，1个绞车房，1个机电房，1个火车站，5座铁桥，以及矿区表面建筑，全部被炸毁。据被俘的日军工程师说，只此一矿，日本就要损失1亿日元，即使再运来全套机械设备，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复工。
　　三营攻打新矿的成功经验在战后总结时给予了高度评价。“袭击是攻坚的最好手段，于深夜以自己熟练的，秘密而迅速的夜间动作，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袭击手段，则‘无坚不摧无攻不克’。在这次战役中三团攻击新矿一直到我攻入其堡垒及营房时，敌均赤体应战，我再乘机猛击，敌大部当即就歼，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应有胜利。如果自己企图已经泄露使敌早有准备，我即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施以强攻，成效亦不会有多好，至少也会增加自己之伤亡。”
　　将新矿变为一片废墟后，杨成武去见聂荣臻时不仅带去了缴获的日本战刀、驳壳枪和一种形状很好看但威力巨大的条状炸药，还带去了两个日本小姑娘。
　　这两个日本小姑娘是在日军炮火的轰鸣声中成为孤儿的。新矿被占领后，龟缩在贾庄侧后山上的日军对已被我攻陷的新矿、车站等处进行报复性轰炸。没有来得及撤走的井陉煤矿火车站副站长加藤清利夫妇就躲在车站的站长室里。一颗炮弹正好落在站长室，站长室的废墟里伴随着硝烟传出了婴儿的哭声，还夹杂着日语“爸爸”、“妈妈”的叫声。
　　一营有一个班正在肃清残敌。听到声音后，战士们在猜测着：里面好像有人。好像是小姑娘。我听出还是日本小姑娘。是两个，你们听，是两个。
　　得出结论后，一个战士恨恨地说：也让日本人尝尝被火烧是什么滋味。
　　我的小侄女，还不到三岁，在一次“扫荡”中被日本鬼子活活扔到火里烧死了。他的话一下子使战士们想到了自己被日军害死的亲人。血债要让血来偿，我们不去救她们。
　　这时连长正好走了过来，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之后，连长对班长说：先把小姑娘救出来，我们对俘虏还要优待，何况这两个还不懂事的小姑娘。
　　两个小姑娘被送到杨成武的指挥所时，杨成武对连长说：你做得对。是啊，孩子无罪，她俩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我们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不仅是为着拯救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使日本人民从军国主义统治下摆脱出来。两个小姑娘，大的五六岁，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小的也就只有一岁，右肩胛受了伤，在战士的怀里已经睡着了。
　　杨成武一边让医生给受伤的小姑娘包扎，一边将情况向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三团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你们要把孩子照顾好，等她们吃饱后，马上派人送到我这里来。”
　　两个小姑娘被领进来后，聂荣臻仔细地看了看她们。他先抱起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在甜甜地睡觉，就对医生和警卫员说：“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
　　他又拉起那个稍大些的孩子，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有些拘谨，没有回答。
　　“还和伯伯不熟是不是？伯伯给你一个梨吃，咱们就是好朋友了。”
　　小姑娘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梨接了过去。
　　聂荣臻对和小姑娘交朋友充满了信心。
　　吃饭时，他又把那个稍大些的小姑娘拉在怀里，亲自用小勺喂她。这时小姑娘在这个陌生的中国伯伯面前不那么拘谨了，聂荣臻乘胜追击，又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啊？”翻译翻过去，又翻回来。他说她叫兴子。小姑娘一开口说话，聂荣臻就显得更高兴了。
　　就这么几天，小姑娘跟聂荣臻建立了感情，不管聂荣臻走到哪，她都跟到哪。生怕她的聂伯伯跑了似的，总是不停的用手拽着他的马裤腿。后来我们看到的几幅照片，就是这个样子。
　　为了不使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聂荣臻决定将两个小姑娘送到日军第8独立混成旅团部所在地——石家庄。为此，聂荣臻还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
　　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扶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
　　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斥，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自下而上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这封信在日军官兵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其实小姑娘叫美穗子。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几幅照片，还为此配文《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在中国，在日本，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的《读卖新闻》社记者经过认真仔细地查找，在九州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与丈夫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
　　她那受伤的小妹妹，在八路军将其送回以后，死在石家庄的医院里。
　　当美穗子一家来中国时，一再对聂荣臻表示感谢。聂荣臻对她讲，这件事，不只是我一个人会这样做，我们的军队，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都会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的政策，是我们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
　　美穗子还说，当年参加过正太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聂荣臻回答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日本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战场上并不全是血腥和残酷，有时也会奏响舒缓柔曼的爱之歌。
　　攻打老矿的一路并不顺利。
　　在一营攻打老矿的同时，三营也发起了对岗头老矿的进攻。
　　为了顺利实施对新矿和老矿的破袭，中央纵队部署三团二营两个连经北石门进到北正，破坏南正至微水之间，阻止与伏击由微水向岗头增援之敌。
　　另以该营两个连及井陉支队一个队，附迫击炮一门由井获支队支队长率领，进到桥头，破坏凤山间铁道交通，消灭庄旺之敌，阻止和打击由井陉北援之敌。
　　岗头是一块硬骨头。岗头老矿位于东王舍矿的东南。由于经营多年，老矿比新矿大很多。老矿就像一个小城镇一样。里边有机器厂、发电厂、娱乐设施、菜地等等，应有尽有。更多的则是炮楼和碉堡，围着城四周有不下20个。驻有100多个日军和几十名伪军。
　　纵队要求三营“坚决夺取岗头老矿”。为了增加攻击力量，纵队为三营配属了四门迫击炮，这在整个纵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战斗进行至21日晚8点杨成武第一次向聂荣臻上报战况：
　　8月21日，我杨部向正太路井陉、娘子关段及井陉以北各据点之敌，行迅雷不及掩耳之突然猛攻。截至21日晚，始获得序战胜利，连克乏驴岭、北村、地都等据点，守敌共500余，被我完全消灭，缴获正清查中。乏驴岭至地都段隧道及铁路、桥梁、碉堡、电线等均被我破坏，并动员万余群众参加，继续彻底拆毁碉堡中。又我某部攻占贾家庄、东王舍，守敌百余也被我歼灭，完全占领井陉煤矿，解放工人300余，所有矿井机器全被打塌。
　　战报中完全未提岗头老矿，只提到了贾家庄、东王舍，好像在“等等”
　　中已经将岗头矿包括进去了，并且“完全占领井陉煤矿”。
　　开始时，三营确实已经攻进去了。战斗打响后，三营在岗头老矿的东南角对日军发起了猛攻。四门迫击炮也由前沿到纵深的一通猛轰。
　　东南方向从建筑物的坚固程度和炮楼、碉堡的密度确实不如其他方向。
　　但东南方向外围的铁丝网和其他形式的障碍物却很多。第一冲击波刚攻上去，一个战士就触电身亡。班长迅速戴上橡皮手套，抓起大铡刀，砍断电网，其他战士马上将门板搭在电网上，大部队则顺着缺口向里冲去。
　　经过激战，三营攻下了三个碉堡，硬是从敌人的碉堡群里撕开了两个缺口。日军迅速从预备力量中和其他碉堡里调集了几十人，向我实施反冲击。
　　双方在缺口上反复争夺了多次。虽然三营加强了四门迫击炮，但和日军相比，火力仍处于弱势。特别是在夜间作战中，我方炮火精度极低，“在此次战斗中几夜间发射之炮共达数百发之多，但未有命中一发者”。虽然统计数字不一定精确甚或有些夸张，但八路军对于当时看来还很高、精、尖的武器，用着不那么得心应手却是事实。
　　21日晚10点，杨成武第二次向聂荣臻上报战况：
　　21日晚，杨部攻占蔡庄、南峪，歼敌60余，俘日兵5名，缴获步枪30余支，并将乏驴岭之铁桥炸毁，另一部仍继续向岗头老矿强攻中。
　　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老矿战斗即由于二梯队的掌握不够，未能及时增加上去，致一梯队在敌强烈的反冲锋下退出了三个堡垒，使夺取老矿战斗未成功”。岗头这块硬骨头不好啃。
　　特写之二——血战娘子关
　　由郭天民、刘道生指挥的右纵队担负娘子关至乱柳段的破袭任务，破袭重点郭、刘二人是十分清楚的。
　　从娘子关向西，经磨河滩车站、程家垅底、上下盘石、岩会、移穰就到了乱柳。
　　由侦察得知：
　　娘子关驻有日军20多人，伪军10多人，轻机枪两挺，步枪28支，掷弹筒4个；
　　磨河滩驻有日军28人，伪军17人，迫击炮、山炮各1门，掷弹筒10个，重机枪2挺，轻机枪7挺，步枪90多支；
　　程家垅底驻有日军20多人，轻机枪1挺，步枪10支；下盘石驻有日军20余人，伪军8人，轻机枪1挺；移穰驻有日军20多人，伪军10多人，轻机枪3挺，步枪20多支；乱柳驻有日军20多人，轻机枪2挺，步枪10几支。
　　从兵力部署上看，有两块“硬骨头”：
　　一个是凭险据守的娘子关；另一个是驻有重兵、装备精良的磨河滩车站。
　　郭天民和刘道生将啃“骨头”的任务交给了5团。团长陈祖林，政委肖锋，是二分区的主力团。
　　晋察冀组织南下支队反顽时，5团就曾在刘道生带领下跟随聂荣臻一起南下。肖锋对这次南下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次是肖锋抗战后第一次来八路军总部，有很多人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专门记述了那次会见。
　　1939年初，肖锋率领5团参加陈正湘为司令员、刘道生为政委的南下支队，开赴涉县、林县，进行反顽斗争。战斗胜利后，陈、刘二人要肖锋陪同他们一道去八路军总部汇报。当他们赶到王家峪时，聂荣臻和吕正操也在那里。
　　“是彭总要见见你门。”聂荣臻说，“一方面想听听汇报，另一方面还要给你们一个新任务。”
　　“什么新任务？”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问。
　　“别着急，等吃完饭我们去见彭总，彭总会给你们布置的。”
　　当晚他们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向彭德怀汇报了涉林战役的情况。汇报完情况，彭德怀向他们谈起了他们急于想知道的新任务。彭德怀说：“我请你们来，一方面想听听汇报，另一方面想和你们谈谈我想了很久的一个打算。
　　为了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回击国民党诬蔑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扩军不少，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打击国民党投降派，”彭德怀一面说，一面走到地图前，用手指指着正太线，“我想用19到21个团的兵力，把正太路彻底破坏，叫敌人半年至少40天不能通车，让敌人无可奈何地滚开这一地区。这样一来，晋察冀和晋东南就连成一片了，晋东南的枪支弹药可以运到北岳区，晋察冀的粮食、棉花也能运送到晋东南。两地就可以通过交流，解决物资、装备缺乏的问题。”说到这里，彭德怀问聂荣臻：“如果打起来，晋察冀可以出多少兵力？”
　　“8到9个团是完全可以的。”聂荣臻答道。
　　“那好，其余不足的由129师、120师派出。”彭德怀又指着阳泉、娘子关两点，“这两点非打不可。阳泉交给129师，娘子关就交给晋察冀。”
　　当彭德怀得知肖锋非常熟悉娘子关附近的地形时，就对肖锋说：“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肖锋。你可以早点回去，查清娘子关、井陉矿的情况，特别是娘子关，要及时向我汇报。配给你一部专用电台，用无线电直接向我汇报。”
　　被彭德怀直接点了将，肖锋感到这一仗非打好不可。
　　娘子关是长城的第九座雄关，晋东的重要门户，是由冀入晋的咽喉要道，是正太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相传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曾率娘子军在此助父征战，故得名娘子关。
　　早在3年前，八路军129师就曾配合国民党进行过娘子关保卫战。只是由于国民党军已成惊弓之鸟，再加之战术呆板，使娘子关落入敌手。1937年10月，由晋北进攻太原之敌在忻口地区受阻。日军则迅速调集沿平汉线南下的第20、第109、第108师团一部，沿正太铁路西进，威胁太原。国民党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闳指挥第1军团、第14军团和第3军等部，在娘子关南北之线设防阻敌前进。刚由陕西进入山西境内的八路军129师当即决定加入正太路的作战。10月18日129师率386旅进抵平定地区。正值日军大举进攻娘子关，129师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向娘子关东南敌侧后挺进，10月22日至28日，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七亘村等地打击敌人。刘伯承还在七亘村以重叠的设伏，使日军又一次认识了八路军游击战术的神秘莫测。
　　按照军区的部署，肖锋将袭击娘子关的任务交给了5团2营。
　　4连首先摸进了娘子关村。村子在娘子关的北侧，村里驻有十儿个伪军。
　　大部分都已经睡觉，几个因为天气热而还没睡觉的也在闲聊着女人和天气。4连的尖刀班偷偷靠上去，一声“不许动”，使睡觉的睁开了眼睛，没睡的睁大了眼睛，乖乖地当了俘虏。然后，4连依托娘子关村，向关上的日军发起了强攻。
　　据侦察，娘子关日军在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又增修了4个堡垒群。碉堡的周围有铁丝网，并有壕沟。娘子关的北面不易接近，仅南面较易接近。
　　“较易接近”实际上也很困难。娘子关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咽喉，就是因为山势险峻陡峭，多为悬崖峭壁。有些老战士回忆当时攻打娘子关的情形时仍然很激动。他们说，有的战士被打倒后，不是倒在地上，而是顺着山坡滚到了崖底，但一个倒下去后，另一个又冲了上去。火光映照着战士们前赴后继的身影，与喊杀声、枪炮声共同构成了一幅壮丽的场面。
　　在日军严密火力封锁下，攻击部队架起的云梯被打断，指战员就搭起人梯，攀登悬崖。因日军地形有利，火力强大，5团的正面进攻一时受阻。这时5团迂回娘子关侧后的部队，正好接近到日军堡垒群附近，从侧后向日军发起攻击。同时，攻击娘子关的2营，也分左右两路向娘子关发起了进攻。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敌大部被我歼灭。胜利的红旗飘荡在娘子关上空。
　　这里有一个细节要提醒读者，解放后，有些文章写到八路军插旗子时，常常把现在我们描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词汇用上去，这种描写与当时的情况是不相符的。由于八路军已经接受了改编，已经是国民政府的部队了，虽然八路军依然保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但旗帜和服装已经和国民政府的完全统一了。这里的红旗指的是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红旗。当时，很多战士非常想不通。和蒋介石打了10年的仗，在国民党的屠刀下，我们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付出了多少代价。想到那些被国民党杀害的同志，很多战士将刚发到手的青天白日帽徽和臂章都扔到了地上，甚至有些干部也想不通，旅团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是没少费口舌的。
　　残敌退守关西侧的龙王庙。
　　天近拂晓，2营在肖锋的指挥下快速地撤离娘子关，回到山区待命。
　　这次撤兵，与日军一列运送退伍兵的火车到达娘子关车站有关。
　　战斗打响后，起初关上的日军根本就不相信是八路军的大部队，认为充其量也就是游击队又来袭扰。
　　守卫娘子关的日军是第4独立混成旅团15大队一个中队。中队长是池田龟市中尉。战斗打响前提供的敌情资料分析说，池田电市中尉经验丰富，作风顽强。
　　池田中尉在8月18日曾接到过密探的报告。报告说，共军数千人的大部队有向程家垅底一带南下的意图。池田对这个消息就没有在意，他接到各种虚假的情报的次数太多了。有的是没有搞清共军的行动部署，但大多数则是为了邀功请赏。
　　但近期情报却出奇的多，不由池田不信。第一个情报送来不久，池田又接到了由自卫团送来的情报，“很多共军侵入了娘子关以西3公里的坡底村”。池田最终还是沉不住气了。于是，他带领警备队向坡底村出击，但是共军很“虚弱”，一触即溃，池田非常自信地想：凭这些游击队的力量，还不能奈何固若金汤的娘子关。
　　这次池田不得不信了。
　　20日夜，将近24点时，池田带领20人刚刚从河北省南部的地都村巡逻回来，他训完话，宣布了几项注意事项后，刚要下令解散时，突然遭到了西面300米铁路上捷克式步枪的猛烈射击。池田一边布置还击，一边返回队部向旅团汇报。从枪声看，这次袭击日军的部队绝不是普通的游击队，一定是大股的共军来袭。
　　虽然他已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但长期武士道精神的训练，使他又要在危险面前表现出日本武士的精神，所以，他拿起电话向旅团汇报时说：“我部遭到共军攻击，具体人数还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也要独自将其击退，请放心。”
　　池田还不知道，这次不仅是娘子关告急，整个正太线上处处都在告急。
　　接他电话的是旅团参谋土田兵吾中尉。刚接完娘子关告急的电话，土田就又接到了从寿阳打来的告急电话，土田立即前往旅团长片山的宿舍报告以上情况。当土田从旅团部返回时，他感到阳泉市内的气氛也有些不对，零星的枪声不断传来，阳泉市内肯定已有共军潜入。有线通讯已经中断，只能靠无线和外界联络。土田回到司令部时，情况比他走时还要糟，“喂，喂”的喊话声充斥着整个作战室。
　　池田已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也许是池田命不该绝。恰在此时，一列载有退伍回国士兵的列车到达娘子关车站。据日军资料记载：回国部队第一批800人，第二批400人。第一批到娘子关，第二批到阳泉。第一批由炮兵大尉三谷等4名军官率领，兵员系由炮兵、辎重兵、卫生兵等混合组成。一开始几乎都是赤手空拳，后来才拿起了一些武器参战。
　　幸亏这些退伍兵多是后勤部门的兵员。如果这些退伍兵是战斗部队的兵员，八路军和日军包围和反包围的态势恐怕就要逆转。到了1940年，老兵轻易不复员，他们是日军作战的中坚力量。日军的重武器，像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等一般都掌握在老兵手里。
　　日本人对后勤部门的士兵进行轮换，据说是在充分听取医学界意见的基础上采取的办法。他们认为，像卫生兵这类兵种，不能在战场上呆得太久，整天面对鲜血淋漓、肢体不全的伤兵，一般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这些神经已近崩溃，早已不想再战的退伍兵，已如同乌合之众。要不是几个押车的军官用枪逼着，恐怕连集合在一起都困难。
　　但就是这群乌合之众，也确实使不明底细的八路军吃了一惊。十几节车厢的列车在站台上一停，潮水似的涌出几百个日本人，比原先估计的日军数量一下多出了几十倍。面对这一变化，陈、肖立即指示：主力掩护工兵，迅速将娘子关东之石桥破坏。
　　5团将主力集结，准备摸清情况后再进一步行动。
　　日军则认为“敌逐渐向坡底村退却，中队阻之于城西村南面旧关街道，正严密警戒中”。
　　池田大概认为已平安无事，在21日白天，拿出了平时极难喝到的啤酒招待回国部队。正当池田想发表祝酒辞时，突然从北面高地又传来枪声，而且枪声一阵紧似一阵。
　　5团把情况摸清后，又增加兵力从河北村北面、坡底村东北面、城西村北面各高地一齐向娘子关车站发起了攻击。
　　据日军资料记载：中队以少数兵力，力图阻止八路军进入，决定首先守住兵营附近。回国部队因井陉方面情况紧张不能出发，而在娘子关待命。回国部队从车站到兵营往返取饭途中，就有3人受了重伤。午夜24时起天气变坏并降雨，兵营一带彻夜严加警戒。
　　据《晋察冀百团大战总结报告》记载：21日16时，因天降大雨，河水涨发，同时磨河滩车站出敌百余向我攻击，我恐为水阻隔遂放弃该关退守王家岩附近阵地。
　　在3营攻打娘子关的同时，5团1营也向磨河滩车站发起了攻击。
　　1营的任务是“以1营两个连坚决袭击磨河滩之敌并相机夺取之”。由于磨河滩车站和日军装备精良，没有下达“坚决占领之”的命令，而只是“袭击”并“相机夺取之”。1营负有掩护破路、配合娘子关作战的任务。
　　据侦察资料记载：磨河滩车站位于磨河滩村东南边，距娘子关3里，日军在该地修有日本式的房子，营房周围用土墙，高1米多，距营房10米，围墙上有枪眼，车站南山上300米处有一碉堡，周围还配以简易工事，有单纯铁丝刺网，车站西北边有机枪掩体及步枪掩体，由砖土筑成、该据点仅有东北偏西和西北可以接近，稍有低矮灌木可以隐蔽，南山上的堡垒不易接近，并无路可去。
　　磨河滩车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营利用夜暗向磨河滩车站接近。磨河滩车站北面有一条季节河，叫棉河。平时无雨时，则河里无水或有很少的水，到了雨季则河水猛涨，甚至徒涉都很困难。1营向磨河滩接近时，雨就开始下了，但尚可徒涉。过了河后，1营首先占领了车站外围的民房。由于“堡垒不易接近”、“稍有低矮灌木可以隐蔽”，1营准备依托民房完成袭扰任务。
　　娘子关打起来后，l营也迅速向磨河滩车站的日军发起了进攻。打排子枪，扔手榴弹，以迅猛的攻势占领了车站外围的几个碉堡。1营正待向纵深攻击，扩大战果，碰上了在铁道线上巡逻的酒井装甲车队。
　　车站的日军在酒井装甲车队的支援掩护下，向1营发起反攻。21日拂晓，1营被迫退回了磨河滩村，与敌形成胶着状态。根据纵队的指示，1营留下1连继续牵制日军，其余部队迅速展开破路。
　　1连在老乡的帮助下，在墙壁上挖好射击孔，在房顶上搭好工事掩体，做好了抗击日军冲锋的准备。
　　老乡平日里经常被鬼子抓夫当差，挑水做饭，现在能够给自己的子弟兵做顿饭屹，送上一碗开水，就甭提有多高兴了，还一个劲地嘱附战士，争取多杀鬼子，让他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厉害。
　　21日一天，l连的战士连续打退了鬼子的多次冲锋，让日军在房前留下了多具尸体。依托院落不能展开过多的兵力，战士们就轮番上阵，有的战士不肯下来，下边的战士急得直叫唤。连长、排长不得不经常出面干涉，维持“秩序”。
　　有时也换不成。在战斗紧张时，鬼子一波一波地往上冲，前边刚像割韭菜一样打倒一徘，后边的又冲了上来，房上的战士连歇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只能一边打一边喊：“我又打倒了一个。”下边的在这种时候只好忙着往上送弹药，将手榴弹、子弹放到筐里，由上边的战士用绳子拉上去。有的时候连饭也是用这种方式传递。
　　到21日晚上，1连连长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决定利用夜暗的有利条件，主动出击，袭扰和疲惫敌人。1连反复出击多次，搞得日军疲惫不堪。
　　最艰苦的战斗发生在22日晚上。
　　雨，从20日就开始下，时断时续。从21日下午到22日晚上，大雨连续下个不停，棉河水波涛翻滚，涨势很猛。
　　1连的退路被切断了！1连将背水一战。
　　狡猾的日军也看出来了，八路军兵力薄弱，没有后援，也不能撤退了。
　　随即，日军连续组织了三次冲锋，一次比一次凶猛，一次比一次人多。
　　从房上流下的已经不知是雨水，还是血水。雨水混杂着血水，染红了房顶，染红了地面。1连伤亡很大，有的班只剩下一二个人了。
　　棉河北岸的郭天民和刘道生在攻打娘子关的部队撤出后，就通知5团，可以将磨河滩车站的攻击部队撤出了。
　　22日晚，日军纠集数百人，分三路向磨河滩村包围攻击。团里立即命令1连向北突围，强渡棉河。
　　1连边打边撤。几个受伤的战士坚持要留下来掩护撤退，连长、指导员坚持要让他们先走，组织了几个战斗小组轮流掩护，交替后撤。
　　团里组织了由6挺重机枪、18挺轻机枪、2门迫击炮组成的强大的火力队，部署在棉河北岸，准备掩护1连渡河。
　　由棉河北岸强大的火力队伍里喷出的一条条火龙，划破夜空，直射向日军，打得日军哭爹喊娘。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配合。1连在火力队的掩护下顺利地撤回到岸边。
　　非常遗憾的是在渡河中有20多个战士溺水而死。
　　战后晋察冀军区的通报中是这样说的：
　　“5团1连在磨河滩背水战斗中孤军苦斗死守房屋，予反击之敌以重大打击，自己虽亦受到重大损害，但敌军伤亡较我远越于12倍。”
　　洪河槽晋察冀军区前线指挥所里，聂荣臻和军区参谋长聂鹤亭正在研究下一步的作战部署。聂鹤亭说：
　　“两天来的战斗中，已取得了战役初步的较大的胜利，右纵队曾一度攻占娘子关，磨河滩铁桥被炸毁一部，并攻入巨城镇及铁道线上数据点，将铁道切成数段，现在正在继续攻击中，中央纵队曾攻占东王舍矿，正搬运机器及彻底破坏中，并攻占蔡庄南北峪地都，消灭敌人一部，并将乏驴岭铁桥炸毁，铁道切成数段，占领贾庄堡垒一座，现正继续强攻岗头老矿中，左纵队亦将石家庄至微水间铁道破坏，交通断绝。各方向的发展都很顺利。”
　　聂荣臻看着地图上一个个令人兴奋的红色箭头，对参谋长聂鹤亭说：“开始两天战斗的战役局势对我有利，并利于我之扩张战果。估计本集团战役步骤约完成三分之一并以日前情况观之，正有利于扩张战果，并基此胜利达成战役全部任务，为此各纵队，必须坚决执行军区赋予的全部任务，可以采取部队轮班、买柴草互相帮助烤衣服等措施，克服下雨的困难，同时也要看到下雨所加予敌人的困难。马上发个命令，命令各部队坚决动作迅速扩张战果。”
　　8月22日晚，晋察冀军区下达了新的战斗命令：
　　命令要求：右纵队除一部监视娘子关，主力大量彻底毁坏沿线铁道、桥梁路基、隧道及某些可能拿下之据点，迅速扩张战果。
　　中央纵队除留小部围困贾庄敌堡垒外，一部继续攻袭岗头煤矿，并准备以得力之一部前出至微水井陉间毁坏铁道交通，另一部仍置娘子关（不含）
　　至井陉段扫除残敌，大量彻底破坏铁道、桥梁、路基、隧道，该部及该纵队之主力于完成此任务后，即渐次转向井陉微水方向扩张，以便更圆满地完成全部战役任务。
　　左纵队最主要的任务，即为确实截断石家庄微水之铁路交通阻敌增援，并大量破坏石家庄至平山及平山至微水之公路，至少须在一周之内不使敌人恢复交通，必须先完成此一限度的任务。
　　冀中独立支队，1、3分区均按原计划坚决动作。
　　正太线上各纵队任务全部完成的时间至多不能超过26日，争取在26日以前全部完成。
　　战役期中，特别在雨期内切勿轻敌疏忽，致遭无谓之损失。
　　当聂荣臻接到彭德怀发来要求扩张战果的电报时，他发给各纵队扩张战果的电报已近一天了。电报仍然是发给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电文如下：
　　根据你们几次简要战报“百团大战”由于我参战全体指战员忠贞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英勇果敢进击在各交通线上，特别在正太线上已取得序战之伟大胜利，无限欣慰，特传令嘉奖，仰即转令周知。查此次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在华北战场上空前未有的自主积极的向敌寇进攻的大会战，对于全国抗战形势与华北整个战局均有伟大意义。百团大战亦将成为中外战之上最光辉的名词，望我全体将士发挥最大之决心、毅力、与耐力，顽强性、机动性，以再接再厉之精神，在现有序战胜利之基础上，猛烈扩大战果，完成战役任务，是所至盼。
　　根据情报，敌寇似在从平汉、同蒲、白晋等线集中兵力，增援正太，但估计兵力极为有限，且遭我沿途阻滞与抑留，仍难能基本上破坏我之战役进展。希饬各线配合作战部队，除积极破击交通路，阻止援敌外，尚希严格侦察警戒，互相联络，一致协同，注意防空、防毒，对于一切可能夺取之据点，可能消灭之敌人，可能破坏之建筑物，继续积极进攻之。尽量争取战役时间之延长与战果之扩大，对于敌寇以数百人或一个大队来援之兵力，应有坚定决心，集结优势兵力消灭之。
　　看着电报，聂荣臻高兴地对聂鹤亭说：“总部来电中称此次战役为百团大战，看来整个华北都行动起来了，日军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特写之三——狮垴山阻敌
　　中央纵队担负着总预备队和攻占并坚守狮垴山的任务。从地图上看，阻止阳泉、平定之敌西援的最有利的地形是狮垴山。从石家庄往西一直到阳泉，地形较为平缓，偶有高山。一过阳泉，则山势连绵，陡峭险峻，正太铁路从这里开始进入山区。狮垴山则是进入山区的“咽喉”。总部之所以把破击重点选在狮垴山以西，也是充分考虑到在破路过程中，应避开敌之重兵，选择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段开刀。在这个地区，不易屯兵，敌据点较少，便于我大规模破路。
　　狮垴山位于阳泉西南4公里处，山不是很高。正太路从阳泉蜿蜒西行后又从狮垴山脚下经过。
　　刘伯承、邓小平在战前反复向陈、陈、谢交代：战役成果看破路多少而定，而破路多少又取决于能够有效地阻止日军多少天了。“最少要坚持6—8天。”
　　阳泉原驻守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部和第15大队的大队部，8月19日由太原开来中岛山炮中队150人附山炮2门。至此，阳泉守敌有日军约300人，伪警察、伪保安队200多人。
　　20日，中央纵队的14团即一举攻占了狮垴山阵地。
　　奇袭相当成功。谁先抢占狮垴山谁就占有了主动权。
　　奇袭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陈旅大部队前移100公里而敌人毫无知觉。
　　毫无知觉似有些夸张。因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向陆军次官的报告中描述了“袭击前的一般征兆”。
　　“共军向地盘以外移动。共军移动和集结其兵力，扬言是要与中央军一战，巧妙地转移、引诱、欺骗日军的注意力，从而大规模地集结兵力。”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朱德从王家峪到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的临行前，彭德怀交给随朱德一起出发的作战科参谋潘开文一封信，嘱咐他道：“过铁路时，将信扔在铁路旁。”
　　潘开文迷惑不解地看着彭德怀。彭德怀接着说道：“我们要让鬼子知道，八路军和中央军又要互相‘磨擦’了。”
　　潘开文恍然大悟，彭总原来搞的是“声东击西”。
　　也许是这封信起了作用。
　　据《华北治安战》中记载：“第4独立混成旅团司令部所在地阳泉，在盂兰盆会（日本的一种民间活动——作者）期间，发现很多平时不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事后查明从8月前后经常出入阳泉车站的一个男子，据说是共军某部的参谋长。”
　　这是日军事后知道的情况，先机已被八路军抢到。
　　14团抢占了狮垴山后，在敌尚未知晓的情况下，派出预备队主动地打击敌人。
　　这种方法对于迟滞敌人是有作用的。敌人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又处于八路军的枪声和喊杀声中，一时无法判断八路军有多少人马，使敌不敢贸然出击。对于陈锡联来讲多少可以争取一些时间，在这种时候，时间是要用生命来衡量的。
　　但片山也绝不是无能之辈，否则他就和中将衔无缘了。日军中旅团长的军衔一般都是少将，只有个别旅团长的军衔是中将。
　　21日上午10点，片山迅速组织了日军60亲人向狮垴山发起了反扑。
　　坚守狮垴山的14团5、6连依托工事，沉着应战。陈锡联指示14团领导：
　　这是我们和片山的第一次较量，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将敌人放近了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将片山打疼，使地不敢轻易出来。
　　按照陈锡联的指示，14团5、6连的指战员将敌人放到已经可以看到日军狰狞的面孔时，随着一声“打”的口令，从各种火器喷出的一条条火龙飞向日军，打得日军惊惶失措，乱作一团。
　　日军不敢后撤，因为后边有片山旅团长亲自督战。阳泉东西一线是第4独立混成旅团防守的主要地段。现在八路军扼守住狮垴山，第4独立混成旅团的大部防区就失去控制了。片山深感责任重大。
　　眼看着战斗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攻击的日军又被八路军的一个反冲击给赶了下来，片山感到这股共军绝不是普通的游击队，而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还是赶紧收兵，从长计议。
　　下午3点，片山又调集150余人，从右侧经西峪掌村向狮垴山迂回进攻。
　　同一时刻，385旅旅长陈锡联与政治部主任卢仁灿及若干作战参谋正在这一带察看地形。发现敌人从右侧迂回攻击后，陈锡联急令769团1、3营调上投入战斗。陈锡联迅速部署769团3营从正面反击，令该团1营和14团3营两个连分从左、右翼予以侧击，使该敌处于三面夹攻之下。
　　战斗打得很艰苦。这次进攻的日军是阳泉城内的主力部队——炮兵中队。炮兵中队在中队长中岛的指挥下成散兵队形向14团的阵地攻了上来。
　　385旅政治部主任卢仁灿总是对一营有些不放心。一营防守的地形相对比较平缓，便于日军发挥火力优势，仗一定打得很激烈。
　　当卢仁灿带着警卫员到达一营指挥所时，一营刚刚打退敌人的一次进攻。营长正在调配力量。
　　就在卢仁灿听营长汇报战斗情况时，日军的又一次进攻开始了。
　　不知什么时候，雨开始下了起来。本来就不深的工事马上就要被雨水给灌满了。很多战士就趴在泥水里端着枪，注视着正在向上爬的日军。越来越近了，100米、50米、30米，在雨水即将从他们身边溢出的时候，他们开火了。
　　排枪、集束手榴弹，特别激动人心的则是夹杂在其中的清脆的、连续不断的轻重机枪的哒哒声，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交响曲，奏响在狮垴山阵地上。
　　打退了一批，又涌上一批。日军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发了疯一般向山上进攻。
　　日军连续不断的进攻使14团1营伤亡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陈锡联将769团3营教导员叫了过来，对他说：你带上一个连，从侧面打一下，减轻一些1营的压力。3营教导员孙泽高带着9连运动到日军进攻的翼侧，向着日军猛扑了过去。日军完全没有准备，一片混乱，纷纷向山下溃逃。
　　日军没有想到已经快顶不住了的八路军，怎么会突然又从翼侧杀出一彪人马。八路军也没有想到，就在日军已经完全失去控制，纷纷向山下溃退时，突然从山下向山上射来一串串重机枪的子弹。日军的督战队将枪口对准了正在冲锋的八路军战士。正在带领战士冲锋的孙泽高就是在这时中弹的。他中弹后再也没有起来。
　　日军稍加喘息，又组织了新一轮的进攻。
　　枪声、爆炸声构成的交响曲已经演奏了近3个小时了。突然1营阵地上的声音弱了下来。在演奏中独领风骚的机枪声没有了。正在向山上进攻的日军似乎也听出了这种变化，利用八路军火力减弱的机会，向山上猛冲。
　　正在指挥所里观察战斗时进展的卢仁灿也感到了这种变化，他同时还看到了二三十个鬼子正在向山顶爬来。他只说了一句话：“机枪手，跟我来！”
　　就冲了出去。1营长慢了一步，没有拦住。
　　卢仁灿全然没有理会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子弹，带着机枪手向阵地快速前进。距阵地只有几米了，再经过一个缓坡就到了，一颗子弹飞来射中了卢仁灿的右肩。卢仁灿顿时摔倒在地，他对机枪手说：“赶快进入阵地，把鬼子打下去。”
　　机枪手带着仇恨进入了机枪阵地，他看着就在眼前二三十米远的日军，一边大喊着，一边把机枪直打到枪管发红。
　　双方在西峪村附近激战近3个小时，日军包含炮兵中队长中岛在内的40余人被歼，其余狼狈逃窜。
　　阳泉城内日、伪军加在一起大约有不到700人。第4独立混成旅团司令部约有30人，独立步兵第15大队队部大约有50多人，山炮兵大队大约有300余人，辎重兵中队约有100人，连同工兵及其他，大约有680人。
　　经过两次战斗，第4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片山感到单凭自己手中700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打通狮垴山，进军正太路西段的任务，必须另想办法。
　　片山对从寿阳方向来的援兵一直未抱希望。后来日军第1军参谋朝枝繁春大尉的记述是这样的：
　　军直属部队中当时手下无可用之兵力，乃由司令部临时抽出包括卫生兵在内的共约40人，组成混成小队，当即指挥该小队开往阳泉。先乘火车至榆次，然后徒步突破敌阵，3日后至寿阳，经1周时间始达阳泉。
　　经过白天的两次失败，片山已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不得不将阳泉城内的日侨集合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大部分日侨是来发战争财的。有些人刚刚发了些财，准备返回日本，一听到要被集合起来准备打仗，心想这回恐怕要“无言的凯旋”了。他们拿出最好的衣服，有些甚至写好了遗书，满脸的庄严肃穆，纷乱中透出“准备就难的景象”。
　　21日晚片山得到的消息更使他坚定了攻占狮垴山的决心。片山从消息中得知阳泉以东地区尚无问题，阳泉西边的无名桥梁、辛兴镇、坡头、侧石、落磨寺镇各据点，均受到八路军的攻击。
　　22日晨，片山将日军、日侨、伪军共200多人组织在一起，向狮垴山发起攻击。正面不行，翼侧攻击；翼侧不行，迂回包抄。片山接受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这次没有从正面进攻，而是经燕子沟向狮垴山东北高地迂回。为防八路军的伏击和侧击，片山采取了火力掩护、控制要点、逐步前进的方法，向防守狮垴山东北高地的14团2营阵地发起了攻击。
　　经过一大的激战，片山仍然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双方仍然在前一天的战斗分界线对峙。虽然狮垴山没有变化，但是整个正太路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片山毫无进展的一天里，129师在正太路西段，又炸毁了几座桥梁，破坏了几十公里的铁路，卷走了几千米的电线。
　　385旅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战斗总结。干部、战士纷纷拿出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有的说，日军在战术上从正面攻击的时候越来越少，多数是在近距离上对我军实施迂回包围。有的分析，这几天日军进攻的攻击精神明显不如从前，射击精度也很差，看来日军已经快完蛋了，把后勤兵和日侨都派到前线了。还有的战士讲，在战斗紧张时，有时他忘了拉弦就把手榴弹扔了出去。
　　他刚讲完，引得其他的战士哈哈大笑。有的连长说，火力与运动的配合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如部队在运动时，火力没有很好地掩护部队运动。有的营长说，我们反冲击的方向往往选择正面，不知从敌人翼侧去突击，而将压制火力放在正面，冲锋时，我们的队形有些紊乱，没有组成集团式的冲锋队形。
　　越说大家心里越清楚，各级指挥员对下一步的打法也逐渐地在心中清晰起来。
　　屡战屡败，使片山恼羞成怒。他枪毙了两个退缩不前的日侨，给进攻的日军下了死命令——如不拿下狮垴山“统统死啦死啦的”。
　　23、24日两天，倾巢而出的日军，在猛烈的炮火的掩护下这次不仅有地面炮火的支援，还有空中火力的支援，向狮垴山又发动了多次进攻。
　　炸弹的气浪将地上的石子、尘土、树枝等统统掀到天上，然后又跟下雨似的，哗哗地落下来。负责观察的战士发现，从飞机投下的炸弹中，有一些没有爆炸，而是咝咝地胃着烟，闻过以后还有些头昏、恶心，他迅速将这一情况向旅里作了报告。陈锡联一看，知道鬼子又在投毒气弹了，他立即命令各营，将毛巾沾湿，捂在嘴上，迅速作好防毒准备。
　　有些战士甩出手榴弹，用手榴弹爆炸后的气浪驱散毒气烟雾。其他战士一看效果挺好，立即效仿。在和鬼子的战斗中，八路军经常想出一些土办法，来对付日本人的洋玩艺。前边经常提到战士们用篮球胆做成手套，然后戴着这样的手套去破敌人的电网，也是以上办法对付洋玩艺的事例。
　　8月24日，师里的一封电报，改变了385旅的任务，同时也就完全改变了狮垴山争夺战的格调。
　　这封名为《令正太破击必须再坚持半个月》的电报，分析了129师当面之第4独立混成旅团固守待援的情况，要求129师所属各部树立坚定信心，并指出“今后任务在彻底摧毁铁路、桥梁、隧道、车站及一切建筑物，拼命搬资材，使敌无法修复，并继续扩张战果”。
　　为保障主要任务的完成，师要求：陈锡联、谢富治指挥的总预备队3个团，以一部接收桑掌至张净镇段铁路工作，以主力位于桑掌、龙门村、曹梁地域，并控制北龙门以南之1528高地，但须留小部在狮垴山一带游击侦察，以保障破击，如阳泉之敌出击，主力则夹击消灭之。
　　电报明确要求385旅除一小部分继续在狮垴山一带游击侦察外，主力则转为破路队。25日，为继续扩大战果，385旅奉命由预备队转为破路队。除旅留14团两个营及769团6连继续扼守狮垴山、西峪掌、冠山阵地外，主力则转移至龙门及上庄、曹梁、北垴之线。
　　激战卷峪沟
　　左翼纵队总指挥周希汉接受任务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
　　当刘伯承宣布完右翼纵队和中央纵队的任务后，继续宣布左翼纵队的任务时，没有指明由准来负责指挥左翼纵队，而是首先交待了左翼纵队的任务。
　　他讲道：
　　“左翼纵队由386旅的16团和决死1纵队的25团、38团三个团组成，担负寿阳至榆次间的破袭任务，应先集中兵力攻下芦家庄、和尚足、下湖、上湖、马首等车站和敌据点，得手后，视情况向北，向西扩大战果。”
　　讲到这里，刘伯承停了一下。
　　跟随陈赓一起来参加会议的旅参谋长周希汉正在按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认真地进行着记录。
　　周希汉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人。1927年参加麻城起义时，他才14岁。在他的军人生涯中，干过很多部门，担任过麻城县独立营通信班长，独立团通信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甚至还担任过红13师38团的共青团书记。后来调到红4方面军当参谋。八路军北上抗日后，他先任386旅作战股股长，后任旅参谋长。使他遗憾的是，在这些履历中，一直没有当军事主官的经历。
　　前天，太岳军区接到129师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转来的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预先号令：“命令太岳军区部队立即秘密地进行破袭正太路和敌人重要交通线的准备，并命令772团、16团和决死1纵队的25团、28团，待令参加正太破袭战。”接今后，陈赓即带领4个团经过5昼夜的急行军，穿过白晋铁路敌人的封锁线，马不停蹄地赶到寿阳以南25公里左右的松塔、白云村一线秘密集结。
　　一路上部队斗志高昂，周希汉后来回忆说：行军途中，部队除了通过封锁线时保持肃静外，那真是一路行军一路歌。指战员的欢声笑语在群山中回响，战斗情绪十分高昂。
　　他和陈赓到达师前进指挥所驻地石拐镇后，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已经在指挥听里等着他们了。
　　周希汉没有想到，就在这间既是作战指挥室，又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卧室里，刘伯承的这一停顿，使他的军人生涯发生了改变。
　　周希汉对这段往事的印象太深刻了。
　　刘伯承用于指向上推了推眼镜，看着周希汉说：“根据陈赓同志的建议，决定左翼纵队由你指挥。”接着，刘伯承改变了语气，非常严肃而严厉他说：
　　“一定要坚决攻下上述车站和据点，一定要遵守统一的时间，密切协同配合，一定要彻底破坏正太路。有的据点敌人守备甚严，要讲求战术，不能啃核桃，而是要一个一个地砸核桃。”他边说边挥起握得紧紧的右拳，有力地砸在桌子上。
　　刘伯承的比喻向来是很生动的。特别是讲战术时，为了做到通俗易懂，他经常作一些很形象的比喻。刘伯承常用“牛的战术”来形容在战斗中使蛮力、拼消耗的打法，用“马的战术”来形容消极防御的打法，用“狼的战术”来形容机智、灵活的打法。
　　身为386旅的参谋长，周希汉当然懂得“啃核桃”和“砸核桃”的区别。
　　这里的核桃指的就是碉堡，“砸核桃”首先要狠，要一下子把核桃砸碎，不要陷入“牛抵角”的状态；其次要快，要以隐蔽的接敌动作，在敌人尚未反应过来时，迅速解决战斗。
　　一向沉得往气的邓小平总是在刘伯承说完后，作补充交待。他对周希汉说：“左翼纵队这次没有配备政治委员，也没有配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都由你一人兼任。”邓小平是相信周希汉的，但还是问了他一句：“行不行？”
　　中国人虽然有谦虚的传统，但周希汉这次没有谦虚。在战争年代，一个指挥员的自信心往往直接影响着战士的情绪，决定着一个部队在领导心目中的位置。周希汉很珍惜这次机会，他要让刘、邓放心。他听到问话后，马上站起来，立正后，坚定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这句话虽然像现在电影里的台词，但在当时却是最合适、最恰当的语言了。
　　这天晚上，即将第一次独立带兵的周希汉失眠了。
　　会议结束后，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周希汉和陈赓回到宿舍，充满活力、爱开玩笑的陈赓对周希汉说：“你这个‘好战分子’，这回可以过打仗的瘾了！但你要记住刘师长讲的‘要砸核桃’，还有邓政委讲的，既要指挥好，坚决完成任务，又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你的担子可不轻呀！你要找各团的干部研究研究，‘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嘛！”“你的担子可不轻呀”，周希汉躺在床上，刘、邓、陈的嘱托总是在脑子里翻腾，挥之不去。周希汉后来回忆说：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要走——我对陈赓说。他说，你走吧！我也失眠。
　　大战前睡不着的不止周希汉，还有陈赓，或许还有很多指挥员因为在等待着大战的到来而睡不着觉。
　　八路军的将士因为大战即将到来而睡不着觉，鬼子、伪军因为不知大战即将到来而仍然睡得很香。大战发起后，睡不着觉的用枪口和枪声逼迫着唤醒了睡得很香的，使睡得很香的在醒来之后不得不穿上了衣服，举起了双手。
　　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暂时睡不踏实，是为了永远能踏踏实实地睡觉。
　　周希汉看着地图，脑子里仍然在考虑着刘伯承所讲的“砸核桃”的问题。
　　周希汉的目光从东边的寿阳、马首、上湖，逐渐移向西边的芦家庄、榆次、太原，各个据点护卫着铁路，铁路又将各个据点和车站紧紧地连在一起。敌人采用的是蛇的战术，打尾则首至，打首则尾至，打中则首尾皆至。刘伯承“砸核桃”的指示，在周希汉心中越来越清晰。只有采用“砸核桃”的战术，迅速剥掉敌人的外壳，在太原、榆次方向的敌人尚未反应过来时，组织大量的群众对敌铁路进行破坏。“啃核桃”则不可能达到这种出奇制胜的效果。
　　为了砸好“核桃”，周希汉作了如下部署：由16团攻打芦家庄车站，并以小部队向榆次方向佯动，牵制敌人；25团攻打马首车站，并派小部队牵制寿阳县城之敌；38团攻打上湖车站，并攻占下湖、和尚足两个敌据点。
　　左翼纵队攻击方向打得最艰苦的是芦家庄。
　　芦家庄是一个50多户人家的村庄，村南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雨季时河水湍急。材东是火车站，日军在车站周围修了4个碉堡，碉堡外有壕沟、铁丝网。芦家庄车站驻有日军原田大队的一个中队，有日军40余人和伪军20余人。
　　16团团长谢家庆根据侦察的结果，决定以5个连配机关炮一门，袭夺芦家庄；另由两个连队配属工兵一部向榆次方向游击，监视和牵制敌人，并负责炸毁芦家庄至榆次段的铁路桥梁；另一个连队向北游动警戒，保护侧翼；留4个连为预备队。
　　谢家庆将第一梯队的5个连部署在车站的南北两个方向，构成对车站的钳形攻势。攻击发起后，北边的两个连越过小河，向芦家庄车站以北的两个碉堡发起了攻击。攻下碉堡后，又继续夺占了芦家庄，并由西向东攻击车站。
　　另三个连向车站以南的碉堡发起了攻击。在通过铁丝网时，受到了一些损失。日军发现八路军向碉堡发起攻击后，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了通道。一个破障队员冲上去后，把一根铁丝的一头钉入地下，另一头绑上一块石头，扔向铁丝网。他刚刚将石头抛出，就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击倒在地。这些方法都是在战争中逐渐摸索出的对付日军电网行之有效的土办法。先将电网和大地相连，等于给电网安了根地线，再用铡刀砍电网时，就可以保障安全。
　　可是石头搭上电网后，由于惯性过大，一下将另一头的钉子带出。另一名破障队员又冲了上去，匆忙中用手抓住钉子就往地下插，由于没戴用球胆改制的手套，触电身亡。
　　战士们将仇恨化作力量，以勇猛的冲锋、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将碉堡拿下。之后，由东而西向车站扑去。
　　16团的战士从东西两个方向向车站发起了冲击。喊杀声、枪弹的爆炸声撼动了整个车站，残敌也被八路军战士的声威撼动，放弃了车站向西逃去，在西边遭到了16团占领芦家庄部队的迎头痛击。敌人如惊弓之鸟，又掉头向东逃窜，在东边又遇到了16团攻击车站的一个营。东也不行，西也不行，敌人在绝望中，占领了车站的高房负隅顽抗。
　　经常在庄稼地里遭到日军火攻的八路军现在要以牙还牙，也让鬼子尝尝火攻的滋味。柴草堆放好了，燃烧弹扔出去了，火呼呼地着起来了。在烟火翻滚中，鬼子坚持不住了，又退守到火药库。主攻营配属的机关炮开始发挥作用了。猛烈的炮火将仓库的弹药引爆，残敌又窜入一所学校的教室中固守。
　　指挥所里的周希汉不断接到胜利的消息。
　　战斗发起后的1个多小时，38团6连迅速攻占上湖车站，全歼守敌，并生俘敌车站站长。25团7部以勇猛的动作，经过艰苦的攻击，占领了马首车站，击毙敌小队长1名，士兵24人。
　　从上级传来的消息也同样令人振奋。
　　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占领了正太路上的战略要地娘子关，炸毁了井陉煤矿；贺龙、关向应指挥的120师和晋西北的部队，同时向同蒲路北段及静忻公路出击，385旅一举攻下康家会，全歼守敌，并歼灭由静乐增援之敌40余人。
　　总部发来电报，称百团大战“将成为中外战史上最光辉的名词”。
　　令周希汉遗憾的是未能全歼芦家庄守敌。由于21日天降大雨，芦家庄又有几百日军增援，16团各攻击部队之间的联络又不通畅，使芦家庄退守学校的一部日军侥幸逃脱。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但周希汉的心始终放不下来。28团5连反偷袭成功的消息，既使他高兴，又让他担忧。
　　和日军打了三年多的仗，日军的脾气周希汉是很清楚的。只要八路军在某个地方狠狠地揍了日军一下，日军总要集中一定兵力进行报复，否则大日本皇军的这口气是咽不下去的。百团大战这样大的破袭行动，打得日军焦头烂额，晕头转向，日军一定会集中兵力进行报复。
　　战斗打响后，周希汉既要关注破路群众的安全，又要关注部队的疲劳情况。而最让他担心的则是部队因胜利而松懈，对敌人的报复行动失去警惕，遭至不应有的损失。
　　担心、忧虑，连日的不睡觉，使周希汉的眼睛慢慢肿胀起来，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上火”了。
　　肿着眼睛的周希汉正是用眼睛的时候。为保障扩大战果，防止敌人报复，周希汉除派部队和侦察员加强对榆次敌人的侦察和警戒外，每天还亲自到羊头崖指挥所正西、西北、西南的三个高地了望哨，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和榆次、寿阳方面敌人的动静。
　　周希汉得到的消息仍然使他睡不着觉。从8月26日起，周希汉连续得到榆次抗日政府和侦察部队关于榆次之敌不断增加的报告。
　　周希汉下达的命令和得到的消息都在增加。加强战备，抓紧破路，加强监视，命令一个接一个地下发，敌人在增加、增加、增加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8月30日下午，在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之前，周希汉早已预想到的情况出现了。在望远镜中，周希汉看到十多公里外的山梁上，有一路行军纵队时隐时现，像蚂蚁爬行般地蜿蜒西行。日军终于出现了。
　　周希汉一面将情况迅速上报刘、邓和陈赓，一面命令16团团长谢家庆速带两个营，占领芦家庄西南12公里的高坪阵地，阻止敌人的侧后迂回，掩护群众和部队继续破路。
　　双方一经接触，战斗就异常激烈。
　　31日，日军5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高坪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
　　激战中，周希汉得到了刘，邓首长的指示：
　　“应坚守高坪、道坪阵地，掩护破路群众有秩序地撤退后，你部应经松塔、马坊进至石拐以北地区，协同385旅消灭突进石拐之敌。”
　　对于如何执行这个指示、是否执行这个指示，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情况的变化，构成了对周希汉的重大考验，使第一次担任纵队指挥的周希汉在这个临时职务上走向了成熟。
　　当周希汉赶到高坪时，坚守高坪一带的部队已经处在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增援芦家庄之敌的一部，正向南进至戈山一带，企图攻击高坪阵地的右翼；向东南方向运动之敌约500余人，已占领高坪左后方的高家山，威胁着高坪的左侧翼；自寿阳向南运动之敌千余人已占领河底村，正从北向南对我合围。
　　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情况的发展已经完全不同于设想。
　　原计划左纵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经松塔、马坊地区，在石拐以北协同385旅消灭突进石拐之敌。现在，日军一部正欲继续向129师后方迂回，妄图围歼129师于松塔、马坊地区。师指挥所还在石拐附近，这股敌人已经威胁到师指挥所的安全。情况已经无法上报，周希汉面临第一次临危处置。
　　周希汉能够得到陈质的推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赓是129师有名的虎将。在香城固战斗后，日军打出了“专打陈赓”、“专打386旅”的牌子。
　　陈赓除了打仗出了名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人所共知的——看人看得非常准。经陈赓当红娘而结成百年之好的夫妻在八路军中可不是一对两对。像我们熟悉的彭德怀与浦安修的婚姻、肖华与王新兰的婚姻都是陈赓牵的线、搭的桥。这次又是陈赓搭桥把周希汉和左翼纵队总指挥联在一起。
　　周希汉没有辜负陈赓的推荐。陈赓也没有看错人。
　　周希汉针对三面受围的不利局势，立即命令25团阻击寿阳方向的敌人，掩护破路群众安全转移后，再进至松塔地区；又令38团向16团靠拢，占领柳树坪、松凹一线高地，配合16团采用交替掩护、节节抗击的战术，阻敌前进，保障师主力右翼的安全。
　　完成阻击任务后，周希汉指挥26团、38团于9月2日凌晨转移到松塔东南13公里左右的上瑶岩、羊儿岭、红崖、上葫芦把一线高地时，发现左右两翼的两条山沟里火光一片，烟雾弥漫，人喊马嘶。搞不清是日军还是八路军。
　　正在准备派出侦察，一个走错方向的伤兵揭开了谜底。他告诉周希汉，说：“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带的伤兵在左翼卷峪沟。”右翼是敌人，左翼是友军和伤员。
　　是去完成刘、邓的指示中所要求的配合385旅歼灭突进石拐之敌的任务，还是就地转入防御，掩护友邻部队和伤员？周希汉面临第二次临危处置。
　　肿着眼睛的周希汉对形势看得是很清楚的。
　　他召集16团团长谢家庆、政委陈悦常和38团团长蔡爱卿、政委刘有光在山顶一棵大树下研究了情况，决定38团占领红崖一带的高地，16团占领羊儿岭和上岩等高地，构筑工事，坚守阵地，掩护友邻部队和伤员安全转移。
　　周希汉的部署正中要害。部队刚刚进入阵地，500余敌人就在炮火掩护下向阵地猛扑过来。16团坚守的羊儿岭阵地受到的冲击尤其强烈。由于敌众我寡，激战半小时后，阵地被敌人占领。
　　形势很危急。周希汉也感到压力很大。压力大还不仅仅是因为防御正面的敌军要多出己方好几倍，卷峪沟内有友邻和伤员，防御任务很重；更重要的则是师里交待的任务和眼前的当务之急发生了冲突，使周希汉分身无术。
　　周希汉回忆道：刘、邓首长交给我配合385旅歼灭突进石拐之敌的任务，我一直记着，怎么也放不下，总想在掩护友邻部队和伤员转移后，尽快摆脱敌人，向石拐以北地区转移。
　　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很多将才，有时做出的决断很今后人不解。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有两种或更多的选择，而他们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后来经实战检验他们选择对了，这种能力恐怕书本上很难学到，也就难免让后人不解了。
　　周希汉正是在多种选择中选择了正确的一种。
　　就在这关键时候，周希汉看见有两个人从卷峪沟方向气喘吁吁跑上山来。原来是刘、邓派警卫营长向他传达口头命令：“要死守阵地，没命令不得撤退。”这时，周希汉才知道师指挥所也在卷峪沟内。
　　“要死守阵地”虽然是一道令多少将军望而生畏的命令，但此时此刻却令周希汉感到一阵轻松。他从痛苦的抉择中摆脱出来了。
　　周希汉马上部署夺回羊儿岭，命令16团以2个连的兵力从上瑶岩向南出击，攻击羊儿岭敌人的左侧后背；38团以1个营的兵力，从红崖向北出击，攻击羊儿岭敌人的右翼；谢家庆团长带16团4个连分3路，从正面向羊儿岭实施反击。
　　冲锋与反冲锋，攻击与反攻击，多达13次。有时冲击与反冲击是以肉搏战而告终的。有两个团长、政委亲自带领部队冲击，八路军志在必得，日军则必须死守。施放毒气，飞机连续低空轰炸扫射，日军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
　　八路军则多方向、多批次地连续冲击。这个时候，双方都已毫无保留，拿出了最大的力量。
　　有时候可以说一场战斗是比双方的力量，有的时候比的却是意志。双方打到短兵相接的时候，不仅可以看到对方的枪刺在阳光下闪烁，甚至可以看到对方被战火熏黑了的面孔。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日军终于抵挡不住八路军勇士的勇猛冲击，从羊儿岭溃退下去。
　　占领羊儿岭后，周希汉立即命令加紧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敌人疯狂的反扑，当过参谋长的周希汉在部署兵力时细致周到，他命令16团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坚守阵地，主力疏散隐蔽为预备队。
　　这一着非常有效。鬼子每次冲击，都伴随着飞机、大炮的掩护。前沿阵地上少布兵，则在敌人的炮火下，伤亡大为减少。不断地得到后备力量的补充，使第一线阵地总能保持一定的有生力量。
　　八路军越战越勇，战斗情绪越战越高。阵地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八路军的手中。这次阵地防御战，从9月2日6点半打响，一直到21点半结束，整整持续了15个小时，共毙敌300多人。战斗结束后，按刘、邓首长命令，部队转移集结待命。
　　到达集结地后发生的一件事使周希汉劳顿全消。周希汉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
　　周希汉本来想躺下睡一觉，但一闭上眼，战士们在战场上同敌人肉搏时的情景就出现在眼前，正欲睡不睡时，参谋向福廷跑来激动地对他说：“参谋长！首长们都来了！”周希汉惊奇地间“哪里来的首长啊？”向福廷说：
　　“你快出去看吧！”
　　周希汉急步跑到大门外，真想不到，北方局书记杨尚昆、18集团军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副主任陆定一等同志都来了。罗瑞卿同志紧紧地握住周希汉的双手，说：“希汉呀，今天你们打得很坚决，很顽强！打得好！”杨尚昆同志接着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保障了首脑机关的安全。我们是代表朱、彭首长和刘、邓首长来慰问你们的。”他们又一次一一同周希汉握手。
　　进到房里后，首长们询问了周希汉是如何转移到卷峪沟的。周希汉回答后，首长们说：你们在和上级失掉联系的紧急情况下，机动灵活地处置情况，部队打得很顽强。希望你们好好地总结经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今后更好地多打胜仗。现在你们已转移到外线来了，要让部队好好休息一下，恢复恢复体力。
　　晋西北告捷
　　8月8日，晋西北兴县蔡家崖120师师部。
　　贺龙和关向应拿着刚刚收到的总部关于开展正太破击战役的《战役行动命令》，研究和讨论着。半个小时后，贺龙把那只永不离手的木雕烟斗放在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把我们的意见向总部反映一下。”
　　贺龙和关向应的想法与总部的意见不完全一致。八路军总部在电报中分配给120师的任务是，集中主力，破坏榆次到平遥段的同蒲路，配合兄弟部队向正太路进攻。
　　贺龙和关向应的意见则是将120师的主要破坏路段放在同蒲路北段和忻静公路间。
　　榆次向南是太谷，太谷再向南就到了平遥。总部的意见是要120师将主力放在榆次南边120师的意见是将主力放在榆次以北的忻县至朔县之间。
　　八路军总部的意见和120师的想法中，虽然执行任务的路段都是在同蒲路上，但这一南一北，却是差别很大。在榆次以南路段上用兵，则可直接敲山镇虎；在太原以北用兵，采取的则是围魏救赵的策略。
　　关向应对贺龙说：“我们要做到知彼，但不能忽略了知己。经过夏季反‘扫荡’，部队还没有恢复，在同蒲路北段开刀，拽住筱冢的牛尾巴，更适合我们的情况。”
　　120师实在太疲劳了。
　　这一年的夏天，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刚刚粉碎了日军残酷的夏季“扫荡”。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面之敌第3、第9、第16独立混成旅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约有2万人。第9独立混成旅团的司令部设在太原。
　　日军1个师团、3个旅团”为防止该地区共产化”，从6月6日至7月6日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联合“扫荡”。关于这次“扫荡”，日军是这样记述的：
　　“山西省西北部是共军120师及前发生兵变的山西新军的根据地。第1军在方面军指导下与驻蒙军相配合，企图消灭盘踞在兴县、临县、奇岚及岚县地区的共军，以防止该地区的共产化，并削弱中共在同蒲线以东策划的活动。为此，自1940年5月中旬进行了作战准备。”
　　为此，日军计划首先在晋西北根据地将120师分割包围，如在晋西北根据地中部不能实现预期目的，则压迫120师至黄河沿线，逼迫120师背水一战。
　　6月6日，日军15000人同时出动，实施预期作战。
　　贺龙把烟斗叼在嘴上，烟雾使他的眼睛微微眯着。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后退过。兵来将挡。日军分三路向晋西北进攻，贺龙也分三路退敌。一路吸引敌第26师团和第3旅团，不让其进入根据地；一路插向敌后，威胁敌军后方，围魏救赵；最后一路在根据地内部运动游击，寻机歼敌。
　　日军左突右冲，频频扑空。7月1日，日军合击兴县120师主力扑空。
　　贺龙判断日军各路进攻部队也已是强弩之末，决心集中第358旅、独立第1旅、独立第3、第5支队，由张宗逊、李井泉指挥，准备在兴县以东伏击来犯之敌。7月4日，敌进入伏击圈。由于敌兵力过多，激战至黄昏，未能结束战斗。此后，敌后续部队陆续到达，贺龙决定120师各部撤出战斗。
　　历时一个月的反“扫荡”战役，120师主力与地方武装共与日军交战251次，毙伤敌4000多人，彻底粉碎了日军消灭120师于晋西北的企图。
　　晋西北的形势是很严峻的。
　　日军敢于肆无忌惮地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是因为日军已和山西军阀阎锡山偷偷地作了朋友。1939年11月，阎锡山密令旧军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各派代表1人，在临汾后村同日军进行谈判。日本人为了要阎锡山反共，答应归还阎锡山在山西的工矿企业的49％，全部归还阎锡山各将领的住宅。同时日军还答应给晋绥军提供军械弹药，帮助阎锡山剿共。
　　国之将亡，何以家存。阎锡山是不懂这个道理的。
　　在阎锡山眼里，国是蒋介石的，只有山西这个家才是他的。为了家他可以和日本人谈判，可以把枪口转向刚刚帮助他守卫过家的八路军。
　　1939年12月，已从日本人手中得到家产的阎锡山，下达了要决死第2纵队破击同蒲路霍县至灵石段。这是阎锡山送给日本人的一个礼物，因为日军已经集结了数千人在韩信岭地带，正在等着决死第2纵队钻进口袋。
　　阎锡山这个命令中的潜台词，实际上已是司马昭之心——尽人皆知。决死第2纵队当然不能执行这个命令。
　　于是，阎锡山终于找到了借口。
　　紧接着，阎锡山通电全国，宣称决死第2纵队“叛国”。
　　之后，阎锡山对决死第2纵队、抗日政府，牺盟会干部、八路军后方工作人员大开杀戒。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第120师于2月初返回到晋西北根据地，不得不从抗日最需要的地方撤回来，加强晋西北反顽斗争的力量，打击晋西北地区的旧军和气焰越来越嚣张的地方顽固势力。
　　军事形势紧张和群众基础薄弱是贺龙有所顾虑的两个主要原因。山西是阎锡山的老窝。在这里，封建势力顽固，反共势力猖厥，群众基础比较薄弱。
　　120师的主力部队长期在外，深入的、广大的群众工作才刚刚开始。
　　1938年底，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连续的进攻。冀中军区吕正操告急。中央军委急令贺龙、关向应率师主力开赴冀中。
　　贺龙、关向应临危受命，到达冀中后，在10天内，连续打退日军两次进攻。根据中央的指示，第120师与冀中军区党政军共同组成冀中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统一领导冀中的党政军工作。随后又成立了冀中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吕正操任副总指挥。
　　冀中实行了统一领导后，于4月底在齐会打了一个漂亮的大歼灭战，歼灭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第2大队大部。齐会战斗的胜利，使冀中的形势渐趋稳定，为冀中抗日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40年1月，贺龙、关向应挥师回到晋西北后，不仅要进行军事斗争，还要进行经济斗争。
　　1940年是晋西北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日寇在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又加紧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蒋介石、阎锡山也不想让八路军顺利的发展，和日本人一起对边区实行物资禁运，企图困死、饿死抗日根据地的军民。
　　那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流传着一个“老总开店”的故事。
　　1940年入夏的一天，120师管理生活的几个干部，抬着一筐西瓜来到师部。贺龙问：“这是干什么？”
　　“西瓜丰收了。送几个瓜请师首长尝尝。”
　　“不会过日子。把西瓜吃到肚子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把西瓜卖掉，不是还可以换回一些生活用品吗？”
　　几个送瓜的干部不得不佩服贺老总比他们想得更远。当时晋西北已贫困不堪，部队有时只能靠黑豆充饥。回去后，他们迅速实现着贺龙的想法。
　　他们先把西瓜卖掉，再把卖西瓜的钱，买一些根据地急需的生活用品，再把这些物品在根据地内出售。就这样往返了几次之后，他们手里居然有了一定的流动资金。于是他们又办了一家“民生商店”，大概是取改善民众生活的意思吧。
　　“民生商店”办起来后，生意出奇的好。很多当地的商人都来和“民生商店”做生意。因为他们觉得“民生”是贺老总开的店，不会赖帐，有信誉。
　　“民生商店”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8月15日，120师正式将修改后的作战计划上报。
　　计划上报后，贺龙、关向应将旅、团领导召集到一起，进一步明确了各个单位的任务。
　　由于120师修改后的计划上报得比较晚，距离百团大战正式开始的时间很短，120师没有下达正式的作战命令。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贺龙的一个讲话《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晋西北》中了解贺龙当时的想法。他认为：晋西北，也就是同蒲线的北段，只是这次战役的一个侧面。但是，由于它和这次战役的正面——正太线紧相连接，是敌人增援最便利的一条交通要道，所以，在同蒲线上的配合行动，对于争取整个战役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120师在百团大战的统帅朱、彭总副司令的领导与指挥之下，协同晋西北的友军、新军各部，便也同时在同蒲线北段全线出击。
　　这样大规模的战役进攻，在抗战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次伟大的行动不但使敌人的力量受到严重的打击，打击其进攻我和大西北的阴谋计划，更使敌后广大地区以及全国的同胞明晰地看见中国的力量是如何显著地发展着，尤其使敌占区的同胞万分兴奋，因而更加看清中国自身的力量，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而敌人的欺骗夸张终归于破产，一切对抗战悲观动摇的念头也归于破产。
　　这次伟大的战役对于转变华北战局，坚持敌后抗战，尤其有重大的意义。
　　敌人正企图以修公路，筑据点，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囚宠政策”，隔离和缩小我各个抗日根据地，扩张其占领区，以巩固其在华北的统治。可是这次战役将使敌人的企图受到严重打击，而使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更得以扩大与巩固，并取得密切联系，进一步打成一片，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
　　按照贺尤、关向应拟定的作战部署，任务区分为：以358旅向忻静公路破击，并协同独立第1旅715团相机攻占岚县、东村；独立第1旅第2团相机攻占离石以北的石门堰和寺圪塔等据点；决死第2、4纵队破击汾离公路，并相机收复该线上之敌据点；独立第2旅破击同蒲铁路朔县至宁武段，并相机攻占某些据点；工卫旅一个团和师特务团，位于太原以北的同蒲铁路高村至于社间实行破袭；暂1师位于五寨、神池间，保障独立第2旅之翼侧安全。
　　受领任务后，张宗逊就率领358旅向康家会进发了。
　　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给了张宗逊大显身手的机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张宗逊担任过红军大学参谋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在总部机关待着，虽然能够和老总们学到很多东西，但他总渴望挥戈纵马驰骋疆场的那一天早些到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宗逊被任命为120师358旅旅长，随120师挺进敌后，转战于晋西北地区。他打的最痛快的一仗是1938年11月，为配合晋察冀军区军民粉碎日军对五台山区的围攻，指挥358旅在五台县滑石片歼敌一个大队。这次师里把破袭忻静路这块硬骨头交给他，张宗逊感到责任很重。
　　忻静公路远远地伸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腹地，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贺龙认为，趁此次交通大破袭战，狠狠地搞它一下，把敌人变成缩头乌龟，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康家会是忻静公路上最大的据点，紧挨着据点是一个大粮站，由日军第9独立混成旅团第39大队一部50余名日、伪军守卫。康家会西侧利润村驻有10余名日军，东侧石神材驻有30余名日军。此次让358旅攻打康家会，就好比是拿着铁锤去砸蛇的七寸，正中要害。
　　贺龙考虑的还不只是一个康家会，他指示张宗逊要作好打大仗的准备，要敢于消灭来援之敌。
　　根据贺龙的指示，张宗逊作了如下部署，以358旅4团2营攻打康家会，以1、3营埋伏在康家会东侧，准备伏击由石神村出援之敌；以358旅716团在康家会以西的砚湾设伏，准备打击由静乐出援之敌。
　　当358旅赶到康家会村外的时候，已是半夜。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风吹着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
　　张宗逊一声令下，两个攻击小组悄无声息地蹿了出去。日军哨兵没有发觉任何动静，仍然怀抱着三八大盖在岗楼上来回地走动。
　　左边的攻击小组已经砍断了铁丝网，正在隐蔽地向岗楼下摸去。右边的攻击小组在砍断铁丝网时，弄响了挂在铁丝网上的铁铃子，当当的响声，惊醒了昏昏欲睡的哨兵。哨兵“哗”的拉开枪栓，朝下面问道：“什么人的干活？”
　　没有人回答，只有几个黑影在迅速地朝岗楼下接近。
　　日军哨兵的枪声响了。
　　枪声就是命令，358旅两个连迅速朝岗楼扑去。
　　碉堡里的敌人一边穿衣服，一边抓枪。有的拿错了衣服，有的抓错了枪，乱作一团。
　　在东边碉堡的机枪响起来的时候，358旅4团2营4连的一个排已经进到了碉堡的下面，两个战士转身来到了枪眼的下方，将身上的三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拉弦后扔进了碉堡。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机枪顿时不再响了。
　　经过40分钟的激烈战斗，4团干净利索地拿下了康家会。
　　战斗并没有结束，只是暂时告一段落，敌人不会善罢甘休。
　　第二天凌晨5点多，从静乐赶来增援的两卡车日军，沿着忻静公路朝着康家会开过来。
　　埋伏在康家会以西砚湾的716团早已等得不耐烦了。716团将2营放在中间，负责从正面打击敌人；将1、3营放在左右两翼，待战斗打响，负责从两翼向敌人进攻。
　　虽然早晨的雾气挡住了大家的视线，但从由远而近的车声中可以感觉到日军汽车正在向这边驶来。一个战士把耳朵贴在地面上，高兴地说：“我听到了！鬼子终于来了！”
　　团长对大家说：“一定要放近了打。叫敌人来得了，回不去。”
　　汽车越来越近，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战士已经能够透过薄雾隐约地看到汽车的影子。
　　汽车到了只有百米左右时，突然停了下来。日军听到康家会的方向静悄悄的，犹豫着不敢再往前驶了。几个军官模样的日军，下车来嘀嘀咕咕了一阵，似乎在商量着什么。
　　埋伏的战士都紧张得不得了，生怕即将到手的鸭子又飞了。
　　日军嘀咕了一阵子，终于又继续向着康家会的方向开过来。
　　到现在也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日军又继续前进的。总之，他们犯了一个再没有机会改正的错误。
　　随着716团团长的一声“打”，所有的轻重火器全都在这一时刻开了火。
　　第一辆汽车被打着了，车上的日军纷纷跳下车来。第二辆汽车上的日军一看中了八路军的埋伏，就想掉转车头往回开。可现在已经由不得敌人了，埋伏在两翼的1、3营迅速插了上去。
　　日军无所依托，转瞬之间变成了瓮中之鳖。
　　这一仗除几个日军逃脱外，歼敌40多人。
　　贺龙评价康家会战斗是晋西北“抗战第四年的第一次光荣的胜利”。
　　昔日像一条巨龙穿越在崇山峻岭中的正太路，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后，则像被抽去脊梁骨一样，毫无生气地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日军第1军参谋朝枝繁春大尉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正太路沿线各小据点，大半已被消灭。可以望见沿线制高点八路军了望哨。多处枕木被烧毁，铁轨被拆除，铁路、桥梁大部遭到破坏或损坏。沿途村庄、居民或逃走或被八路军带走，房屋皆空。至阳泉旅团司令部时，全面战况业经脱险，已可安心。但是，此等局面的出现，认为是许多运送退伍士兵回国的列车偶然停留娘子关、阳泉之间，使敌人判断错误，而停止其攻势。
　　陈赓一个月后，有事路过正太路，战后的残迹仍然满目皆是，铁路两侧到处都是尸体和被烧得弯弯曲曲的铁轨。
第三章 战争多棱镜对几封电报的思考
　　百团大战发起后，彭德怀在8月26日第一次向各作战区发布《开展正太线两侧作战之战役部署》。在这个命令中，彭德怀根据情况的变化，已经在思考第二步的行动计划。
　　彭德怀设想，“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或未彻底完成正太战役任务之情况下，我之行动方针，应是乘胜开展正太线两侧之战果，去收复敌深入各该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继续坚持正太线之游击战，缩小敌占区，扩大战果，同时以一部兵力进行休整”。
　　由于敌人已经从第一次打击中清醒过来，敌110师团于23日派出轻装甲车队及步兵一个大队前往井陉地区增援，24日，日军从太原出动飞机对129师破袭部队进行轰炸，25日派出了增援部队，特别是正太路东段石家庄至微水间的交通未能彻底断绝，日军从22日起即纷纷增援微水至井陉间各据点，使八路军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
　　彭德怀迅速将注意力从铁路线上转移到了铁路线两侧之日军据点，他设想了百团大战的第二步行动计划。
　　彭德怀认为，在实行第二步作战计划时，聂集团应以不少于4个团的兵力，力求收复上下社以北各据点；贺集团应以适当兵力拔除根据地腹地之若干据点；刘、邓集团应以不少于4个团之兵力出击平辽公路，而彻底毁灭之，并力求收复辽和两城。
　　有了下一步的作战构想，彭德怀对当前第一步的作战行动应该做什么就更加明确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27日又以彭德怀、主权的名义下发了《正太线破坏愈彻底则我愈主动》的电报。彭德怀认为：
　　“百团大战对整个战局改变敌我形势均有极大意义，我在正大沿线能坚持愈久破坏愈是彻底，可能逼使敌人改变其某些部分之兵力部署，从其他点线上抽调兵力增援正太。这给我寻求新的机动的方便或逼使敌人放弃正太线南北某些据点，回救正太线，这对整个太行山根据地之巩固更是有利。能达到此目的便使我军队作战容易取得主动权与操纵战争，因为百团大战的结果只能断截正太线一时期内之交通，而不能取得战局根本之改变。
　　“估计各线敌人正向正太线增援，正太线南北各据点敌仍图坚守不放。
　　因此，我各线配合作战兵团应继续积极破击阻敌往援，正太作战兵团除继续彻底破路拔除可能拔取之据点，特别应对出击或来援敌一个大队以内之兵力，集结最优势之兵力歼灭之。只有歼灭敌一二个大队，才能顺利的扩张战果。聂集团应阻击向西来援之敌，应力求消灭其一部，对井陉、石家庄段铁路应继续破击，对平、灵，曲、定、唐、满各县敌应不断袭扰之。”
　　这个计划是主动的、进攻的，充分体现了彭德怀的决心与意志，充满了彭德怀对驾驭战局的自信。
　　为了最大限度的破袭、最大限度的打击敌人，战役第一步先在内线破路，打击敌人，等到日军来援时，如果是小部队，还要集结优势兵力歼灭它，逼使日军放弃正太线南北某些据点，回救正太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当敌大部队来援时，八路军主力则跳出正太线，转向铁路南北两侧，寻找新的弱点开刀。
　　彭德怀的计划充分抓住了华北日军的最大弱点。
　　1940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各兵团参谋长会议，日军华北方面军平田副参谋长在补充说明中讲道：
　　“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现状，对军队的教育训练极为不利，早日恢复集中部署，是我们最希望的。然而，考虑到华北治安的现状，为争取尽快恢复集中兵力，在目前一段时期，仍不得不继续执行分散部署。”
　　平田也承认分散部署是“不得不”的事情。
　　他继续说：“所幸目前大股匪团已分崩离析，甚少具有集体威力，即使以小部队进行讨伐，也无任何危险，这正是积极讨伐的大好时机。”
　　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使日军面临灭顶之灾而尚无知觉。
　　平田还在给各个参谋长打气：“目前的情况，匪团已经分散隐蔽，而致力于巧妙地扩大地下组织，企图进行顽强的抗战。对此，我之最大的弱点，不在于兵力之不足，而是在于很难及时获得可靠的情报。”
　　平田避重就轻，将日军华北治安最大的问题——兵力不足的矛盾一笔带过，转而去谈情报问题。
　　平田心里很清楚，战线过长、后方空虚的弱点很有可能被八路军加以利用，迟早要出事。
　　彭德怀对日军点线占领及兵力不足与分散的弱点，看得很清楚。他26日得到报告，日军有千人左右从石家庄逐渐向西增援。29日，他又得到消息，日军在榆次、芦家庄两地共集结了2500多人，其中一部约700人于28日进抵试航，塔摩寺、阳泉的日军1000多人已占领狮垴山，由石家庄方向西进的日军已增至2000多人，估计敌人企图东西夹击八路军于正太路沿线，驱逐八路军离开正太路。
　　听到这些消息，彭德怀不希望各作战区有任何动摇。他在29日又对“聂、刘、邓并贺、关”强调了他的想法。
　　“为坚持扩大正太战役战果，争取改变敌寇某些县城，创造第二步战役之有利条件，我正太作战兵团今后行动方针，主要的是打击敌增援部队和不放弃继续破路。”
　　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时，彭德怀在8月31日发出了一封只署名彭德怀的电报。电报很短，但内容却令人不解。
　　令继续扩大战果
　　（1940年8月31日）
　　贺、关、荣臻、刘、邓诸同志并报毛、朱、王：
　　此次百团战役胜利中已暴露敌之严重弱点，是兵力不够分配，华北战场上之兵力缺乏，已抽调出去不少。因此，引起我们考虑以下问题，彻底毁灭正太路和彻底毁灭同蒲路之忻县、朔县段，如能达到目的，使三个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在任何方面与我有利，并可引起华北战局某些变化，你们认为可能时清即电告并同时准备继续扩大之。
　　彭德怀
　　三十一日
　　“使三个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的战役企图已经远远超出了八路军的力量。从前面的几封电报中并不能看出要将三个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的意图。
　　聂荣臻不会赞成这个行动。
　　早在春季会议上，彭德怀就曾谈到是否可以由刘伯承和聂荣臻联合起来，从正太路南北两个方向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将晋察冀和晋冀豫两区联成一片。
　　彭德怀是个直性子，总是有什么说什么，常常是把自己的意见先拿出来，让大家讨论，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但你得说出理由来。
　　这个特点在彭德怀的一生中时时处处都表现得很突出。下到对一个普通战士，上到对毛泽东都是如此。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描述彭德怀说话习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
　　聂荣臻很了解彭德怀的性格，听了彭德怀的想法，也不跟他客气，谈了自己的想法。为此，聂荣臻分析道：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当然好，不过，我们要想完全控制正太路，或者把它彻底摧毁掉，恐怕难以实现。因为，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它的后方，正企图通过巩固交通线，把山东、河北、山西三个地区紧紧连在一起。现在平绥路到同蒲路，还不通车，石家庄到德州这段铁路，虽然日本人正抓紧修，但是由于屡遭我们的破袭，还远没修通。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把正太路看成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如果丧失对正太路的控制，它在山西的占领军一切运输补给都难以保障，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就是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炸断、摧毁正太路，暂时断绝了它的交通，从敌人具备的技术力量来看，很快可以修复。所以，将两个区联系起来，恐怕不够现实，但对正太线进行大破击是完全可以的。
　　由于其他原因，百团大战向后推迟了，这个问题也就搁置了。
　　很少有人提起这封电报，可能是因为还没来得及讨论和实施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仅过二天，9月2日，八路军总部就发出了《敌援正太兵力已到我执行第二步方针》的电报。这封电报使尚未开始执行的8月31日的电报命令成为历史。
　　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
　　1·连日由晋南往援正太路之敌约一旅团之兵力，其先头已达正太路西段，榆次、芦家庄、寿阳各据点之敌向外扩张，已夺回不少据点，井陉、石家庄、定县沿线集敌五六千人，后续可能增加，娘子关、阳泉敌亦向东西扩张，估计敌正图东西夹攻我军。
　　2.正太战役已取得伟大成绩，在上述情况下，特别在聂集团方面继续扩大战果已不可能，决心从明3号电令第二步行动方针转移兵力，力求乘正太路遭我大破击后，敌不易转移兵力之有利时机完成第二步计划之任务。
　　朱、彭、左
　　两封电报相比，情况一样，但结论已完全不一样。
　　随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彭德怀、左权经反复研究，于9月16日中央来电的6天后又签发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由于日军大批援军已由东西两端进抵正太路，八路军继续在正太路扩张战果已不可能，所以，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就由破路转至八路军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坚行动。
　　他们注视着正太线
　　毛泽东来电报了。这是百团大战进行以来收到的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
　　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这封电报虽然没有正式记录，但在《彭德怀自述》中彭德怀提到了它，当时的作战科长王政柱在《百团大战始末》和《中国人民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的文章中提到了它，当时的特务团长欧致富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了它。
　　电报只有25个字，但在彭德怀和左权眼里，这25个字，字字千金，它使彭德怀和左权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也就是在大约25个月前，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批驳了轻视和反对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发展规律作了深刻的分析。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我军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的观点是很鲜明的，他很容易使别人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还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补充道：“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正因为如此，在朱德离开王家峪经洛阳回延安的前夕，彭德怀希望朱德能够将他们的想法带给毛泽东，让中央考虑。
　　毛泽东的一封迟到的信也足以让彭德怀和左权“脸上都露出了兴奋的光彩”。
　　在毛泽东致电彭、左的同时，9月10日，中央在《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中，也赞扬说：“我党50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给了日寇以深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
　　同一天，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指示》的电报，充分肯定了百团大战。“根据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七’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即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打通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与华中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力量，而给予敌人200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的作用。”
　　这封电报不仅要求华北扩大百团大战的行动，还要求山东及华中仿照百团大战行动也搞几次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但是中央的意图未能实现。
　　部队经过奔袭作战也极度疲劳，需要休整和补充，第一阶段晋察冀主攻方向就伤亡了近千人，各部队已不可能进行像第一阶段那样的大规模战役了。在华中和山东也不具备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的条件。
　　彭德怀一谈到百团大战就滔滔不绝。彭德怀这时的心情，可以从8月31日彭德怀和记者的一次谈话中看出来。
　　“记者：百团大战在华北抗战中意义如何？
　　彭德怀：这一次百团大战及其所获得的胜利，在华北抗战历史上，乃至在全国抗战历史上，都占很重要的地位。在敌人后方进行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百团大战还是第一次。这一次百团大战我军完全处在主动的地位，调集了八路军、决死队等100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敌寇的各个交通命脉即正太、同蒲、平汉、平绥、北宁等路，进行大规模的战役进攻，这一战役进攻在华北抗战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抗战历史上亦甚少见。因为这一战役进攻，将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也就是华北战局转换开始。这一战役进攻的胜利，将为华北创造出一个新局势，而这个新局势将更多的牵制敌人兵力，阻滞敌人向我大后方进行正面的进攻。
　　记者：这一胜利将在国际国内引起何种影响？
　　彭德怀：自百团大战开始以来，已经引起国际国内人士很大注意，如美国合众社驻北平记者在敌寇严密监视之下，仍能发出电讯，报道我百团大战的胜利。在我大后方广大军民对这次百团大战的胜利更表示极大兴奋，各方友军先后来电慰勉，尤为可感。概括起来，百团大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全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严厉地打击了悲观失望情绪；在敌占区内及在敌大远后方也起了非常巨大的影响；百团大战给予敌寇内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记者：百团大战对八路军本身的影响如何？
　　彭德怀：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华北一万万民众赞助之下，三年来坚决拥护蒋委员长的抗战国策，坚持了华北敌后抗战，创造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维系了敌后方广大民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遍了华北的每一个角落。这一次百团大战的胜利，八路军全体将士更加感到自己的责任，感到自己应该在华北战场上更加负责保卫民族的利益。在百团大战胜利之后，八路军必将继续发展而且更加巩固起来。因为华北广大人民将更加热烈的来拥护八路军与参加八路军。
　　记者：百团大战现已获得不少胜利，据目前情况观察，战局发展形势如何？
　　彭德怀：百团大战目前所获得的胜利还只是初步的胜利，我们力求扩大战果，把目前在正大路上所得到的伟大胜利扩大到各个战线上去，扩大到对敌寇斗争和各方面去。随着军事与交通战方面的进攻，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攻，以争取更大的与更多的胜利，保卫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
　　我们如果能在交通战上继续获得巨大的胜利，我们就能在华北战场上保持有利形势，严重地打击敌寇。但是敌寇决不会就这样死亡下去的，敌寇在我们的严重打击之下，必将更疯狂的组织新的进攻，新的“扫荡”，向我们进行更残酷、更毒辣的报复。近日敌寇飞机在正太路一带向我军大肆轰炸，以及大举施放毒气，就是明显的证据。因此在百团大战胜利之后，华北抗战必将进入更尖锐、更激烈、更紧张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加紧准备应付新的战斗，决不能因为目前的胜利而有骄傲轻敌心理。”
　　彭德怀不只想到了这些。还有一些想法就不能和记者谈了，彭德怀只能在电报里和中央讲。在一封《趁百团大战胜利向蒋要弹药》的电报里，彭德怀向中央透露了他的想法。
　　他想通过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趁此胜利之影响”，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催领弹药。
　　他认为，百团大战已取得伟大胜利，但是由于缺乏子弹和炮弹，本来可以扩大的战果不能扩大，如榆次、寿阳、阳泉、井陉等较大据点拿不下来，影响破路，又因缺少黄色炸药，许多桥梁、水塔、隧道等还难以彻底破坏，由于这些原因，没有达到使正太路彻底毁灭的目的。
　　他还有更加充分的理由，交通战是目前华北战争之中心，从百团大战来看。继续大规模的交通作战，彻底破坏其他交通要线，是完全有可能的。
　　理由说完了，他要敲蒋介石的“竹杠”了。
　　他要向蒋、何领取“七九步枪弹500万发，六五步枪弹300万发，七九机枪弹100万发，六五机枪弹100万发，七五山炮弹1500发，八二迫击炮弹3000发，俄式机枪子弹20万发，20毫米战车防御炮弹3000发，黄色炸药5万公斤附雷管导火线，日本式掷弹筒子弹1万发，及其他通讯器材、电器材料、西药等”。
　　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听到八路军在敌后进行百团大战的胜利消息后很尴尬、也很无奈。
　　蒋介石认为这个消息的制造者，应该是他的正规军，而不应该是被他追剿了多年的共产党的军队。
　　蒋介石也是想抗日的，他不希望他多年征杀得来的一统天下被日本人给搅和乱了。
　　l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军事部署。当时，蒋介石等把粉碎日本“速战速决”、“速战速和”的企图，进而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法等国际力量对中国的支援和对日本的“干涉”上，因此，会议将第二期即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确定为持久消耗战略，以图拖以待变。可是蒋介石期待中的英法等国的“干涉”并没有到来。实际上，英美法等国为使自身减少压力，谋求与日本的妥协，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在1938年冬到1941年冬，多次酝酿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制造远东“慕尼黑阴谋”、并诱使日本把进攻矛头指向苏联。1938年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曾多次劝蒋对日媾和，弦外之音就是要蒋放弃武力抵抗。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的方针和对日作战持久消耗战略，主要成果是积极的。
　　但是，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缓，会议又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却极大地破坏了抗战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武汉失陷后，国民政府军政各部迁往长沙，又于11月12日岳阳沦陷后迁往衡山。为总结抗战以来经验，确定新的军事方针，国民政府军令部于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在衡山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称为“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作了几次讲话。
　　为了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后稳定举国惶动的人心，破除将领中部分存在的恐日心理，蒋介石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首先引用了兵圣孙武的两句名言，“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他将国民政府的战略和老祖宗的这两句名言作了逐一对比。“我们现在就是诱敌深入，使他自至，以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们能诱敌深入，处处地方我军是先处战地以待敌，敌人处处地方是后处战地而趋战，在我们完全是以逸待劳，步步致敌，而不为敌人所致，我们第一期的战略也就是实行孙子这两句话以遂行我们消耗敌人，疲困敌人，诱敌深入于有利我军决战的阵地，而完成我们最后胜利的布置，现在我们这种布置已经成功，今后我们就可乘此势力来达成第二期抗战的任务。”当然，抗日战争战局的发展，除了日军强大、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的基本原因外，正面战场参战各部队中旧有的军阀军队的顽疾也影响了作战，如各部队互不协同，敷衍推诿，甚至谎报军情，等等。蒋介石对此痛加训斥，要求严加整肃。他认为这些现象“是我们军队失败的致命伤”，“这种军队，永远没有希望，永远是失败的”。从这点上看，蒋介石的确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致命弱点。此外，在战术上，各战区部队虽然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嫡系部队，但打起仗来，缺乏机动灵活。蒋介石在会议上专门论述了战术问题，“告诉各位一个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战术就是迂回包抄的战术。”对此，他作了进一步分析，不仅战术上有迂回包抄，战略上也有迂回包抄，要运用迂回包抄来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断绝敌人一切接济，使他后路完全断绝，趋于溃灭。他强调：“运用这个战术，原则上必须注意正面部队与预备队的妥当分派。宁使正面部队少，而要在后方控制充足的预备队。即使我正面被敌军冲破了，而我仍可以机动使用预备队在他的侧背去打败他。”
　　谈到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不能不提到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1938年6月发表的《论持久战》，文中对时局作了精辟论述，对前途作了科学分析，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看到这篇文章后频频点头，立即下令印发全军。这篇文章对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应该说起过一定的影响。
　　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必须有所表示。9月4日，一封由蒋介石签名的嘉奖八路军百团大战的电报发至八路军总部。
　　朱副长官、彭副总司令：
　　迭电均悉。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陈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中正
　　不能说这段时间国民党军在敌后无所作为，国民党军令部的一封电报中曾讲“本月（8月）内，我27军一部，向高平附近各据点之敌围攻，攻占据点多处。第5集团军向横岭关一带，第4集团军向夏县及张茅大道一带之敌进袭，破坏公路多段。我93军破坏队在临汾附近炸毁敌南开火车并毙敌百余”。但是像八路军这样在如此长的战线上，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进行连续不断的主动进攻，予日军以重创，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却是国民党军所不能比拟的。
　　《大公报》在9月6日发表社评《瞻望北方胜利》。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宜昌战役以后，三个月来各线无大战事。这战况的沉闷，在敌人方面，照例是在整理补充，以准备下一次的攻势；在我们方面，也是在观察敌人的动向，针对敌人的企图，以从事新的部署。就在这夹缝中间，传来北线胜利的捷音。自上月20日以来，我军在北方发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同时发动反攻，铁路到处被破坏，冀晋豫三省同时报捷。斩获既多，并克复了重要据点，尤以娘子关的克复为最。据报，井陉煤矿已被我军彻底破坏，所有矿井机器全部炸毁。敌军发言人曾承认我军此次出动规模之大，并承认平汉、同蒲、正太各路破坏之巨。不但如此，我军前天更深入敌军心脏地之平津，在廊坊、落垡之间将铁路破坏，使平津交通为之阻断。这个攻势，方在发动，已凌厉无前，收获佳果；而三军用命，人人奋勇，攻势正猛，战果必仍将扩大。北方的胜利方在开始，而在全局上的意义尤其重大，试略言之。
　　北方在打胜仗，这将是秋季会战的胜利前奏；北方在打胜仗，这将是大河黑水的儿女们打回老家的先驱！我们站在抗战司令台（重庆）上，遥瞻故乡的胜利，这胜利与各战场的胜利汇合，将使疲战的敌军根本溃灭！”
　　《力报》于9月12日的社评《学习华北胜利的光荣模范》中是这样写的：
　　“我们认为华北胜利是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的。华北我军出击之日，正是敌机170架狂炸我陪都，市区大火，精华悉付一炬之时。我军以胜利的出击回答敌寇之惨暴兽行，为被难同胞雪恨。敌机之继续轰炸不断地向我陪都猛烈施行轰炸，主要的目标乃在使我大后方造成恐怖的空气，动摇人心，沮丧士气，藉以配合政治上的进攻，打击我抗战意志。华北胜利粉碎了敌寇这种阴谋，坚定了全国的抗战意志，而使一般动摇妥协分子无从得逞。”
　　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上所发的评论文章更是无所计数。
　　在蒋介石眼里，这些文章简直就是对他的嘲讽。
　　但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是卓有成效的。
　　9月7日，国民党各战区转达了蒋介石《关于以18集团军百团大战为法则加强游击战的训令》。
　　“查游击战术要旨即在准备充分、行动秘密与侦察周到，而其基础则在对敌后各战区之民众参以组织与爱护，各战区应以18集团军此次在正大、同蒲、平汉各路之游击破坏动作为法则，拟定自本年9月起至12月止之持久计划，加强敌后游击战，专以铁路、公路、水路各交通线与兵站、仓库、飞机场、汽车、汽油机等实施有计划、有组织之长期破坏。”
　　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也看到了“其基础则在对敌后各预区之民众参以组织与爱护”，但他的悲哀也正在于此，即使看到了也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中还要反其道而行之，则更是悲哀中的悲哀。10月20日，国民党中宣部抄发了蒋介石电令绝对查禁有关“百团大战”文字的密函。
　　“查近来报上常有记载‘百团大战’字样。……此项名词及有关之新闻，以后绝对禁止登载，希即饬遵。”
　　这份电报是解放战争中从国民党的档案中查到，现存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
 第四章 狂飚再起硬仗之——榆辽攻坚
　　总部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赋予129师的主要任务是“以收复榆社、辽县之目的，开展辽榆地区斗争，并以有力一部不断破袭白晋路北段”。
　　根据总部的指示，129师决定以第386旅、决死第一纵队各两个团为左翼队，攻取榆社、沿壁，王景三个据点；以第385旅并指挥新编第11旅第32团为右翼队，主力攻取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的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的日军；以新编第10旅位于和辽线上破路袭敌，牵制并阻击昔阳、和顺等地出援的日军，配合作战。
　　129师的命令中已经体现了这次战斗的攻坚性质：“如某些据点之敌较久顽抗时，则以各种必要手段，加强袭、坑道作业等，力求克复之。”
　　榆辽公路由东而西插入了太行军区的腹地。敌人企图把这条公路由榆社向西伸展，经武乡与白晋铁路连接，以分割太行根据地。榆辽线仍属于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的辖区，线上有敌7个据点，西边是榆社，东边是辽县。
　　负责西段攻坚的是陈赓指挥的太岳部队。
　　陈赓9月21日参加完八路军总部召开的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总结大会即赶回部队。他一回来即接到了总部和师部关于进行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役的作战命令。他和提前从医院里跑出来的周希汉针对当前敌情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因为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眼睛肿了而住进医院的周希汉，听说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快要开始，急忙出院跑回部队。陈赓一见周希汉回来了，十分高兴，对他说：“你回来得正好，现在榆辽战役又要开始了。”
　　周希汉顾不上休息，立即参加了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总结大会和第二阶段的动员大会。
　　陈赓和周希汉经过研究后，决定以772团、16团，附山炮1门，主攻榆社县城，以38团、25团分别夺取王景、沿壁两据点，争取在两日内彻底消灭该敌。
　　陈赓这次又将重任交给了周希汉。陈赓要周希汉指挥772团和16团攻取榆社，他自己则直接指挥25团和38团。
　　周希汉对于他的老上级陈赓是充满了敬佩和感激之情的。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陈赓战斗经验丰富，指挥艺术高超，周希汉在陈赓身边学到了很多东西。
　　陈赓经常强制性地把周希汉推到第一线去，使他有机会施展才能，逐渐走上了军事主官的岗位。1942年后，周希汉先后担任过南进支队司令员、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副司令员。1945年任晋冀鲁豫军区4纵队10旅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第2野战军13军军长。
　　周希汉受领任务后，立即和772团团长郭国言、16团团长谢家庆于22日上午到榆社城附近化装侦察。
　　周希汉背上背着粪筐，化装成一个拾粪的老农民。郭国言不仅背着篮筐，手里还拿着镰刀。谢家庆则化装成一个走亲戚的。三个人分头围着榆社城侦察，把榆社城外围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晚上，周希汉意犹未尽，又拽上他们两个，到城门附近进行了抵近侦察。
　　回来后，周希汉把他们侦察到的和收集到的情况综合起来，向团、营干部作了介绍：
　　榆社城是敌人突入太行根据地的最前沿据点，构筑有坚固的工事和碉堡，并屯积了充足的弹药和够半年用的粮秣。榆社城的地形易守难攻，北门没有城关，有些小沟和坟堆；东门是通往辽县的公路，敌人修筑了两个碉堡固守；南门外有外壕，城墙外有一小高地，敌人设有一个哨所；西门城关较大，房屋离城墙较近，便于部队隐蔽和接近攻城，但敌人防守严密。
　　城关这个词现在已经不经常用了，城外靠近城门的一带地方都叫城关。
　　榆辽公路是东西走向，从公路的走向上可以想象得到，榆社城的地形是东西方向相对比较平缓，南北则比较陡峭，不易进攻。东门有两个碉堡，门外有外壕，还有一个小高地与碉堡相互策应，进攻难度较大。比较起来，西门较易攻取。
　　周希汉把主攻方向定在了西门。以772团一个营配山炮一门，攻击西关西南角；以16团一个营配机关炮一门攻击西关西北角。两个主力团的各一个营各配一门炮担负攻打西关的任务，在兵力部署上绝对形成了拳头。其余方向的部署是以772团两个连攻击城南敌哨所，16团以一个营在北门佯攻，并派一个连用火力封锁东门外敌碉堡。其余部队为预备队。同时派772团一个连在敌退路上设伏。
　　榆社城驻有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板津大队第2中队200多人和几十名伪军。这是一个大据点。由于日军兵力不敷分配，在整个华北把有限的兵力像撒豆子一样撒得到处都是，小据点也就有一二十人，稍大的也就有五六十人，像榆杜城这样驻有二三百人的据点为数不多。同时也说明这个据点受到日军相当的重视。榆社的敌人，装备精、火力猛，修筑的工事体系完备，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
　　23日23时，按照上级统一规定的时间，周希汉下达了攻击号令。
　　这次攻击战斗没有达成偷袭的目的。在部队接敌的过程中，因狗叫惊动了榆社守敌。敌人立即向四周开枪。攻击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隐蔽前进，对敌展开强攻。
　　对这种情况陈赓早就有所准备。
　　攻击发起前，陈赓带着旅团指挥人员对现地作过一次现地侦察。侦察时，看到守敌工事坚固，防御周密，陈赓就已预感到奇袭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强攻又可能招致重大伤亡。陈赓即吩咐各旅、团长，要他们多准备梯子、煤油、燃烧弹、铡刀、地雷、炸药等破坏器材。
　　对榆社连续进行了4次强攻。
　　进攻西南角的772团一部，匍匐前进秘密通过敌铁丝网后，遭到守敌猛烈射击。该营依托即得阵地，顽强抗击敌人的反冲击。
　　进攻西北角的16团的一部也不顺利。由于阵地选择不当，几次攻击均未奏效。
　　地形对进攻非常不利。有的连因地形不利，被敌人火力压制，甚至未能发动进攻。
　　攻击西关的部队在仅仅占了靠近城墙的几排房子后，就攻不动了，与敌形成相峙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周希汉命令各团立即就地构筑工事，以小部队坚守，主力疏散隐蔽，待令再攻。
　　第1次攻击失败了。
　　天渐渐地亮了。周希汉非常着急，立即召开团、营、连干部会议，发动军事民主，研究第2次进攻。
　　大家集思广议，认为虽然战前已经意识到这次战斗很有可能是一场攻坚战，但仍然没有把困难估计足，以致在战斗中出现了火力分散，组织混乱，未能压制敌人的火力等情况。
　　这时陈赓也来到了阵前。他听了大家的议论后，和周希汉一道带领团、营干部，冒着敌人发现的危险，又一次来到前沿，仔细观察敌人的明暗火力点和碉堡射孔的情况。回来后，他对大家说：“从总体上说，我们的装备虽然不如敌人，但我们现在在数量上是占多数的，只要我们组织得好，密切协同，封锁住敌人的火力我看是不成问题的。”
　　周希汉将要求布置下去后，他感到“我们的干部、战士的聪明是惊人的，他们做得比我们要求的还好”。
　　战上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连把敌人的火力点、射孔都编上号，并对火力作了更具体的分工，诸如一班的机关枪打第几号射孔，二班的火力压制第几号射孔。特别是轻重机枪和特等射手的射击位置都选得离敌人枪眼、射孔很近，保证枪枪准确命中目标。
　　事后证明，这种方法非常奏效。战斗结束后，一个日军俘虏对陈赓说：
　　“你们是脚露出来打脚，手露出来打手，火力又强又准。”炮兵也想出了新办法。他们把山炮抬到离西门约50米的一座楼上，从炮膛里直接瞄准敌门楼火力点，将曲射改为直射。
　　下午4点30分，第2次强攻开始了。
　　进攻前，陈赓亲自规定战场纪律：如果某一枪眼射出子弹，即归该压制火器负责；如火力发扬时，步兵不接近冲锋者，以临阵脱逃论。
　　这次进攻势在必得。
　　一声令下，早已做好准备的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无数的子弹向敌人横扫过去。很多子弹直接飞进了敌人的射孔。敌人失去了开始的猖狂，被压制得无法还手。
　　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炮弹的爆炸声汇集成连续不停的震天动地的巨响，枪炮的密集为抗战以来所未见。
　　敌人开始施放毒气。整个阵地笼罩在毒雾之中，冲击的干部、战士有很多人中毒。不一会，4架敌机飞临榆社上空，对八路军攻击部队进行低空轰炸扫射。
　　陈赓就在炮火的硝烟和毒气的笼罩中，在已被攻占碉堡的破口下，继续指挥部队向敌人进攻。
　　战士们不顾飞机的轰炸、弥漫的毒气、身边嗖嗖飞过的子弹，勇猛地向敌人冲击，一举攻克了敌核心阵地的西北角和西关的碉堡，并占领了西关。
　　守敌大部被歼。为避免过大伤亡，周希汉向陈赓请示后，命令各团暂停进攻，巩固已占阵地，防敌反扑。
　　周希汉又一次召开了干部会，总结经验，组织敌前侦察，为夜间攻击做好准备。侦察结果，他们发现，敌人在城里以榆社中学为核心构筑了大小8个碉堡，形成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四周都是人工峭壁，高10至30米，峭壁上下布着几层铁丝网。看完地形后，参加攻击的部队广泛开展军事民主，研究战法，并积极准备攀登峭壁的梯子和破坏铁丝网的刀具。
　　这时陈赓来了，他说：“25团、38团已攻占沿壁、王景，38团击毙敌60余人，生俘4个，打得非常漂亮。他们说要向老大哥学习，你们打不下榆社可不好交差呀。”
　　周希汉和在场的各团团长、政委都说：“没有问题，我们一定能攻下榆社。”陈赓旅长说：“好！那就看你们的喽！”
　　陈赓将了周希汉一军。决死纵队是由抗日爱国的进步力量转化为受八路军统一顿导的一支武装力量。所以，他们经常称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为老大哥。
　　经过充分准备，距第1次攻击24小时后，第3次强攻开始了。
　　高昂急促的冲锋号声，下达了攻击命令。
　　炮弹飞向敌人的工事，子弹射向敌人碉堡的枪眼，一排排手榴弹扔向敌群。敌人被打得抬不起头来。冲锋队员首先冲了上去。他们手握铡刀，砍向敌人的铁丝网。16团5连1排排长连破5道铁丝网，给冲锋部队开辟了通路。
　　一批战士抬着用几条梯子接起来的三梯，登上了30米高的峭壁，迅速突破了敌人阵地，攻占了碉堡群。
　　残敌退守榆社中学，依托中学里的一个高大碉堡和四周的围墙，在4架飞机的掩护下，负隅顽抗。敌人再次施放大量毒气。
　　榆社城内到处都是毒气，处在下风指挥所的陈赓和772团3营指战员全部中毒。一个个感到头晕眼花，又咳嗽，又流泪，又淌鼻涕，非常难受。考虑到经过连续的攻击，战士们已经很疲劳，中毒后不易恢复，很难保持旺盛的冲击力，周希汉决定部队暂停攻击，擦脸、洗手进行消毒。
　　为了陈赓的安全，周希汉要他到后方指挥所去。陈赓说：
　　“我要看到你们打下榆社才走。”
　　周希汉仍然是老办法。他再一次召集团、营干部研究对策。
　　772团1营营长抢先发表意见：“敌藤本中队长还没有被我们打死，残敌龟缩在榆社中学里，一定会进行垂死挣扎。”
　　16团1营营长接着说：“对。敌人火力集中，工事坚固，如从正面进攻，伤亡必大。”
　　周希汉问：“正面不行，可侧面又无法迂回，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时，772团团长郭国言一语惊人：“地面不行，我们就地下。”
　　一句话就把大家点醒了。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拿出意见。经过讨论，最后形成了这洋一个方案：采取坑道作业，把坑道挖到敌人核心阵地内，用棺材装上土炸药实行爆破，让敌人坐坐土飞机。方案定下来了，各团立即分头行动。
　　最紧张的是坑道作业。坑道从西北角的峭壁开始要一直挖到中学里的碉堡下面。工作量非常大。战士们日夜苦战，到25日下午4时45分，坑道作业胜利完成。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炸药在地下爆炸。周希汉后来回忆说：爆炸声像闪雷滚过低空，又像整个榆社城发生了强烈地震。
　　真正让鬼子感到像地震般可怕的是巨响过后、潮水般发起冲击的八路军战士。
　　第4次强攻开始了。
　　在进攻发起前3点钟，陈赓又来到了部队。他把干部召集到一起，给干部鼓劲的同时，表达了他要迅速结束战斗的决心：“在前几次的攻击中，敌人的主要工事，差不多都被我们攻下了。现在敌人只剩东北角的一个碉堡和中学里边的一些空房子，只要大家再提高一步顽强性，一定可以攻下来。所以今天的要求是：在今天这一次攻击中，一定顽强地去完全占领榆社城。”
　　八路军的突击部队在爆炸的余音尚未散尽、爆破后的硝烟正在浓烈升起，敌碉堡正在崩塌离析之际，英勇地突入敌阵地。16团团长谢家庆命令2营的重机枪朝着碉堡被炸开的缺口掩护射击，自己则亲自率领2营突击部队，冲进缺口，与友邻部队配合，攻克碉堡，冲入中学。这时，772团两个营在郭国言团长的率须下也分别从西南角、西北角攻入。残敌仓皇退守几座平房顽抗。在八路军战士一排排手榴弹的攻击下，残敌大部毙命。一小部分敌人在爆炸声中冲出房外，在白刃格斗中全部被歼。经过40分钟激战，残敌40余人在一小队长的带领下，沿公路向东逃窜。八路军一部沿公路猛追15公里，将逃敌大部歼灭，仅剩十余人逃跑，又被陈锡联指挥的在东段作战的385旅抓获。
　　指挥守敌顽抗的日军中队长藤本自觉无颜面对天皇的重托，只有谢罪自杀了。在残敌东逃的时候，藤本在榆社中学的东南角处了断。他的脑袋被其部下割下，带着一起东逃了。但是在陈锡联部抓获的俘虏身上并没有见到藤本的脑袋，大概日军士兵到了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的时候，已无心照料长官的脑袋了。
　　最后，发现还有少数残敌没有来得及逃出，躲在一个仓库里。陈赓亲自率领一部战士，冲进仓库，将其全歼。
　　第4次强攻从下午一直打到黄昏，三天的激烈战斗胜利结束，彻底攻占了榆社城，全歼了守敌。
　　足够敌人使用半年的弹药、粮秣，让数千群众搬运了一夜还没有搬完。
　　在左集团攻打榆社的同时，右集团也向敌人发起了进攻。
　　右集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扼守狼牙山，阻击可能由辽县向西增援之敌。
　　不出刘、邓所料，左集团陈赓部在榆社打响之后，辽县西侧据点石匣的敌人立即西援。陈赓部9月23日夜打响榆社战役，9月24日上午拂晓769团1、3营占领狠牙山，上午6时，石匣敌人就向西扑来。
　　因地形不易出击，于是769团派出了小股部队试图引诱敌人深入狼牙山阵地，一举歼之。但敌人很狡猾，似乎知道是共军的大部队在此，没敢冒然深入，一直与769团1、3营对峙到下午3时。等到由辽县出援敌军80余人自东向西朝狼牙山扑来，这股敌人才人着胆子企图配合辽县敌人构成对狼牙山的包围。
　　769团1、3营当即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冲击。1营从翼侧迂回到进攻敌人的侧面，断敌归路。3营从正面出击。然后同时从前后两个方向对敌发起猛烈反击，最终将敌人击溃，毙敌20余名，生俘1名，残敌退回石匣。
　　右集团在作战部署中的重点攻击目标是管头据点。这个任务交给了13团。
　　榆辽公路东段，除辽县外，最大的据点就是管头。守备管头的是山本中队的100余人，附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8挺、掷弹筒8个、步枪百余支。
　　13团打管头也连续打了4次。
　　攻打管头的战斗是和攻打榆社的战斗同时开始的。23日夜，385旅13团以4个连附山炮一门、迫击炮4门，开始向管头守敌发起了第一次攻击。
　　管头日军在山上筑有工事，山下修有碉堡，山上山下火力可以互相支援，山势陡峭，易守难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13团受地形所限在据点前和日军形成对峙。13团团长陶国清立即下令暂停攻击。他对攻击部署重新进行了调整，决定派出一部兵力对山上据点进行佯攻，吸引山上日军的火力，将团预备队的部分重火器加强给正面攻击的1营。
　　拂晓前，1、2营又同时从东南、西南两个方向对管头发起了第2次攻击。
　　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一个连夺取管头以北小碉堡一座。为了更好地组织攻击，13团遂以小部队构筑工事监视该部敌人，主力则撤至凤阳岭以北集结。
　　24日黄昏前1、2营又对管头之敌进行了第3次攻击，激战一夜，至25日拂晓，仍未能攻下。25日黄昏，13团又发动了第4次进攻。
　　这次进攻，已经不只是13团主力，769团的5个连也过来了。同时还带过来平射炮、机关炮各1门、迫击炮两门。又打了一夜，由于日军施放毒气，部队被迫撤了下来。这时部队已经比较疲劳，伤亡也很大。
　　刘伯承在听取了陈锡联的汇报后，一个新的作战计划迅速在脑子里形成。他指示陈锡联，以小部队继续围攻管头，集中主要兵力攻击石匣，诱敌出援，求歼敌人于运动之中。
　　9月26日，陈锡联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以769团大部攻击石匣。
　　石匣是榆辽公路上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镇，位于辽县城以西10公里处，是该县的门户，日军片山旅团的精锐渡边大队永井中队的两个小队，有80多人盘踞于此。镇西北小山包上，筑有炮楼和地堡，并布有纵横交错的铁丝网。
　　石匣的西南4公里处就是狼牙山。原来是八路军在狼牙山阻击从石匣出援的日军，现在石匣的日军要防守从狼牙山上下来的八路军。攻防的角色已经互换。769团承担攻击石匣的任务后，阻击辽县日军西进的任务就转交给了已经到达辽具西侧七里店的32团和14团。当天夜里，769团1、2营就下了狼牙山，渡过清漳河，来到了石匣村边。
　　27日拂晓，进攻石匣的战斗打响。
　　769团先以两个连向石匣据点作首次攻击。
　　第1突击队首先扫清了据点外围的敌人，将敌人压缩至村西北小山包的坚固工事内。天越来越亮了，日军的火力将仅有的几条冲击路线封锁得死死的。突击队试着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陈锡联决定白天暂停攻击，待黄昏时再继续攻击。
　　陈锡联在实践中体会到，在险要的地形实行进攻作战，如果进攻时间选择在夜间，则攻方由于不熟悉地形，在黑暗中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协同，白天则由于完全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十分被动。而黄昏，则是即将进入夜晚的时刻，是白天和黑夜的过渡，可以将二者的不利条件加以抵消。而且，黄昏发起攻击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当进攻的方向背着光时，低垂的斜阳会使防守方眼前出现一片金光，可以使其暂时失去视觉，这种时候对攻方非常有利。
　　黄昏时，攻击开始。
　　八路军战士很勇敢，战斗进行得也很顺利。担任王攻的3营，以强大的火力队掩护突击队向敌人碉堡猛扑过去。不到1个小时，一举攻占了日军两个碉堡，日军不得不退守到最后一个大碉堡里。依托大碉堡和外边的交通壕，负隅顽抗。正当3营的战士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最后这个据点时，日军开始施放毒气。一阵一阵的白烟借着东北风朝着攻击的战士袭来。3营失去了战斗力，不得不撤出阵地。在这关键时刻，1营长李德生挺身而出，冒着毒气指挥1营投入战斗。陈锡联对769团团长郑国仲说：“敌人已经是狗急跳墙，看样子敌人是支持不往了。正面再投入一个连，右侧把旅特务连拉上去，加强进攻，争取今晚结束战斗。”
　　作战部队按陈锡联的意见重新调整后，又开始了新的进攻。从日军侧后进攻的特务连，穿街过巷，拆房破墙，迅速地逼进到日军的侧后。这时，正面攻击的部队也上来了，与特务连共同围歼残敌。成捆成捆的手榴弹投向碉堡，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日军大部被炸死。几个残敌想乘黑夜逃走，也被前来支援的老百姓给活捉了。
　　经过一天的战斗，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769团胜利地攻克了石匣据点。
　　这时困守管头的日军已粮尽力绝，没有一滴可饮用水，不得不把洗澡水全部喝掉。29日夜13团在据点以北装置地雷，乘地雷爆炸的巨响，从三面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外围据点，接着又以手榴弹攻击退守山上工事的残敌，将敌大部消灭。24时管头据点即被13团占领。
　　硬仗之二——东团堡灭寇
　　攻击涞源的任务交给了杨成武。
　　聂荣臻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想让杨成武和老对手再较量一次。
　　驻涞源的敌人是日军第2独立混成旅团。第2独立混成旅团是杨成武的老对手。去年冬季，进行冬季“扫荡”日军的北线部队，即是由有“名将之花”美你的阿部规秀旅团长指挥的第2独立混成旅团。在北线作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正是杨成武所领导的1分区主力。杨成武派出一部兵力引诱阿部规秀东进，阿部规秀不识庐山真面目，果然率兵东犯。东犯日军一部在黄土岭附近被杨成武指挥的伏击部队堵截。战斗中，杨成武发现在敌队伍中有腰挂战刀的日军指挥宫活动，便命炮兵连猛轰。炮弹准确地落在敌指挥所附近，正在指挥作战的阿部规秀中将当场中弹，受重伤，三个小时后死去。
　　日军的“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是八路军在敌后抗战击毙的军阶最高的日军指挥官。
　　不是冤家不碰头。杨成武又要和第2独立混成旅团较量了。新任第2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人见与一中将，发誓要替阿部规秀报仇，只是苦干无从下手，抓到晋察冀军区的人，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1分区的人吗？”
　　他向他的部属反复交待，抓到1分区的人，“格杀勿论”。
　　总部的作战命令中，晋察冀军区的任务是“以开展边区西北方面工作为目的，应集结主力破坏涞源、灵丘之公路并夺取该两城（主要是涞源），并以有力部队在同蒲路东侧积极配合120师之作战。”
　　聂荣臻考虑到同时向涞源、灵丘两点出击，力量不够，决定首先将主力使用于涞源方向，夺取涞源城，拔掉附近据点，然后转移攻势于灵丘地区，相机攻取灵丘城和附近据点，打开边区西北地区，以便同晋西北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形成面的联系。
　　在军区的部署中，聂荣臻命令杨成武指挥由第1、2、3、20、25团和骑兵团主力、1分区特务营，第1、3游击支队、分区工兵连等组成的右翼部队，向涞源地区出击。
　　涞灵地区地处晋察冀三省边界，内外长城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我争夺相当激烈，日军对重要据点均以强兵驻守。特别是黄土岭一战，击毙阿部规秀之后，日军第2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人见与一派兵深入边区，在涞源城、东团堡、三甲村、白石口等地建立了据点，对晋察冀边区构成了很大威胁。
　　杨成武带着3分区的2团和1分区的3团从井陉返回分区，略作休整，即向涞源方向出发了。事先杨成武曾派分区侦察科长姜洪照带人到涞源一带进行侦察。
　　侦察的结果使杨成武意识到这次战斗会很艰苦。据姜洪照报告，当八路军大举出击正太路时，涞灵地区的敌人已有警觉，各据点相继增加了兵力，仅涞源城就增加到500多人。他们纷纷加固工事，储备粮弹，严加警戒。
　　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上的错误。在战役发起前，晋察冀第1分区的机关报《抗战报》竟将第二阶段的全部作战企图，在9月22日所发的一篇社论中全文刊载，造成了严重的泄密事件。
　　杨成武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由1分区的1团攻涞源城，3分区和2团攻三甲村，1分区的3团攻东团堡。杨成武曾经在涞源和三甲村住过，也到东团堡看过地形，对这几个地方非常熟悉，闭着眼睛也能指挥作战，根本用不着看地图。他把前方指挥所放在三甲村附近内长城的一座烽火台上，这里离涞源城很近，离东团堡较远，大概有三四十公里，位置非常理想，不用望远镜，就能观察到两处——三甲村和涞源。
　　9月22日20时，夜色降临，明净的秋月照着长城内外的荒山野岭。杨成武站在烽火台上，向涞灵战役右翼集团发出了攻击命令。
　　杨成武和他的老对手的又一次较量开始了。1分区3团在团长邱蔚的带领下，向东团堡发起了攻击。
　　东团堡位于涞源城东北，是敌人供应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又与上庄、中庄、王喜洞、摩天岭等据点相呼应，是日军封锁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东团堡据点相对孤立，但工事坚固，内有碉堡、地堡，外有围墙、壕沟，铁丝网、鹿砦，构成了坚固的环形工事。特别是东团堡的中心碉堡，上下3层，可以控制全村。驻守东团堡的是日军绿川大队的精锐甲田中队，这个中队同时又是日军的军士教导队，有170多人，战斗力很强。
　　半个月前，3团团长邱蔚派出4名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进东团堡侦察。
　　进去后，他们正赶上日军放映无声电影。日军将当地的老百姓全部赶去，强迫老百姓接受他们所宣扬的“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圈”。3团的4名侦察员混入老百姓当中进行侦察。
　　日军的金并翻译官站在高处进行翻译时，突然认出了混在人群中的4名侦察员。4名侦察员很紧张。金井是朝鲜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曾多次做他的工作，他对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是表示同情的。这时只见他仍然一句一句地翻着，假装没看见，4名侦察员的心才放了下来。在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侦察员把敌人的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又平安地出了据点。
　　东团堡周围数十里的老百姓对烧杀抢掠的日军充满了仇恨。3团进军东团堡路过乌龙沟、其中口等村庄时，老百姓拉着八路军的手，向他们哭诉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有的对团长邱蔚说：“这下可好了，龟孙子的死期到了。
　　你们不知道，东团堡的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人呀！”老百姓的深仇大恨和对八路军的期盼，使邱蔚暗下决心：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对晋察冀的老百姓有个交待。
　　3团于夜间潜入了离东团堡10里外的村庄，天亮后，邱蔚带领侦察参谋刘贵、作战参谋杨兴唐及1营营长赖庆尧、2营营长郭延林、3营营长陈宗坤上山看地形。回来后，邱蔚立即向杨成武报告了战斗部署：以1营攻打上庄据点，切断东团堡与中庄联系；以2营在东团堡的东面和南面担任助攻；以3营在东团堡西面及西南面卖施主攻，9连为突击队。
　　战斗首先在外围的据点打响。担任主攻任务的3营在东团堡附近的馒头山发起攻击。战士们在民兵们的带领下伪装狗叫，匍匐前进，砍开铁丝网，迅速扑上去把日军哨兵砍倒了。这时，弄出了声响，正在碉堡内睡觉的日军被惊醒了，可是未等他们还击，战士们就把成捆的手榴弹扔进碉堡内，炸得日军血肉横飞。
　　担任突击任务的9连在火炮和机枪掩护下，由东团堡的农会主任带路，向东团堡守敌发起攻击。这时，出现了一个让杨成武至今还感到很遗憾的失误。担任助攻的2营被带错了路，未能按时赶到东团堡。由于没有形成围攻态势，敌人将火力全部集中到3营的攻击方向。在这种情况下，3营仍然打得很顽强。敌人用探照灯照射着3营的冲击路线，使用各种火器向3营还击，并与3营的战士展开白刃格斗，厮杀声和刺刀的碰撞声响彻夜空。
　　杨成武在烽火台上时时关注着攻击的情况。
　　战斗一打响，他就接到各团的报告：
　　l分区1团正在向涞源城猛攻。敌人火力很猛，我方打得异常英勇，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
　　3分区2团用炮火猛轰三甲村东山上的敌堡，战士们冒着敌人的弹雨，奋勇劈开一道道铁丝网，已经跨过外壕，正在向敌堡发起攻击；1分区3团正在向东团堡之敌发起攻击。
　　一夜恶战过去，杨成武又收到了新的消息。
　　1分区1团攻占了涞源东关、西关和南关。涞源之敌大部退入城内，现正与敌对峙中；
　　3分区2团曾一度冲入三甲村和中庄两地，但遭到敌人猛烈的反击，被迫退出；
　　1分区3团9连在拂晓前攻占了东团堡西南角的炮楼，打开了突破口。
　　听到3团已打开了突破口，杨成武很高兴。他对作战参谋说：“随时向我报告3团的进展情况。”随后，他又对1分区副司令高鹏说：“几个团都打得很艰苦呀！”
　　这时，3团正在与守敌恶战。9连打开突破口后，3营主力随之突入村内。
　　不久，2营也赶到了东团堡村南。2营8连以勇猛神速的动作抢占了村南路口的碉堡。但是日军很顽固，不时组织反冲击，与2营杀了个几进几出。3团进攻上庄的1营曾拿下1座碉堡，被敌连续反扑下，伤亡过重，不得不后撤，碉堡得而复失。
　　听到这些消息，杨成武知道情况严重。他拿起电话，找到了邱蔚。
　　“邱蔚，怎么回事？东团堡还拿不下来吗？涞源城附近几个据点不拔掉，拿下涞源城就更困难了！明白吗？”
　　“明白！”听筒里传出邱蔚的声音，“司令员，鬼子施放了毒气，很多战士中毒了！现在正在采取防护措施，准备继续攻击。”
　　“这群法西斯强盗！”杨成武骂了一声，又对邱蔚说，“告诉营、连干部，东团堡的守敌除了军官以外，几乎全是士官，都是带兵的人，对付他们，不能光是死攻硬拼，要多动脑子！”
　　和3团通完电话，杨成武又要通了2团的电话。2团团长肖思明告诉杨成武，三甲村的4个碉堡已被他们攻占了一个。攻击部队虽然撤下来了，但是并没有放弃这个碉堡，而是留下一个班，搬了好多手榴弹上去，等于在敌人腹地安了颗钉子。
　　杨成武非常高兴，他对肖思明说：“那个碉堡要控制好，可别让它丢喽！
　　我马上调一门山炮给你，你用它打另外的炮楼！”
　　肖思明在电话里高兴地对杨成武说：“这次一定要拿下三甲村！”
　　针对这时的战场态势，杨成武对作战部署有些想法。他后来回忆道：
　　在烽火台上，他与分区几位领导同志简单而又慎重地交换了意见。他提出：日前攻击兵力过于分散，以致进攻受挫，应该按照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以一部兵力监视城内敌人，集中力量先扫除周围各据点，再攻涞源城。几位领导和参谋人员都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将这些意见报告军区，聂司令员立即复电：同意改变部署。
　　能够在战场上对军区的部署提出意见，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战场上千变万化，有时候胜利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也有时，知难而退，另谋它途，则又海阔天空。如何把握则决定于准确地把握战场态势。
　　聂荣臻复电后，杨成武迅速调整了部署：1分区抽出1个营配属给3分区，加强攻击三甲村的力量，其余部队继续监视涞源城敌人。他又指示肖思明，要部署好第1、第2梯队，做好准备，将支援火力集中于敌薄弱部位后，突击部队即秘密向该部位集结，在火力掩护下强行袭击。
　　21日下午，肖思明等待多时的山炮送来了。这门炮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没有瞄准镜，炮弹极少，杨成武交待他顶多只能打3发。
　　炮被抬上碉堡后，从炮筒里瞄准了对面日军占领的东山碉堡。哪知，刚打了两发，并未命中，碉堡里的敌人就吓得跑了出来，向涞源方向逃窜。肖思明随即带人占领了东山碉堡。
　　黄昏后，1分区1团3营利用暮色悄悄地离开涞源城关，涉过拒马河，赶到三甲村，和3分区2团一起，把三甲村日军团团围住。1团3营副长张英辉带着3个连包围了一座小山，用铡刀劈开铁丝网，朝一个碉堡扔了几百颗手榴弹，把碉堡炸开了一个口子。三甲村的日军垂死挣扎，将各种枪支通通从枪眼里伸出来射击，2团一名叫遂志任的班长冲上去，一用力，把日军一支三八大盖拔了出来。在3团和1团的猛烈攻击下，日军伤亡惨重。至24日清晨，三甲村150多个敌人，除20多名日军和50多名伪军被生俘外，其余全部被歼。
　　这时，站在烽火台上一直在注视言三甲村的杨成武对副司令高鹏说：
　　“三甲村的战斗差不多了，走，下去看看！”
　　他们一行人跨上战马，驰向三甲村旁的小山头。战地上硝烟还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味，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枪支弹药以及成堆成箱的罐头、饼干和酒。部队正忙着打扫战场。杨成武估计涞源城的日军很快就会出来增援，便和肖思明他们研究了打援的办法。
　　正说着，空中突然传来炮弹的呼啸声，肖思明大喊一声：
　　“司令员快走！”
　　话音未落，炸弹便在他们身边爆炸。杨成武一行人策马返回的路上，炮弹竟像粘上他们一样，跟在身后炸个不停。他们跃过小河，才摆脱了敌机的袭击。
　　当杨成武重新站到烽火台上时，涞源城的日军已经出动了。居高临下地站在烽火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涞源小盆地里的战斗情景。杨成武回忆道：
　　100多个日军扑向三甲村，快接近村子时，已经离得很近了，八路军伏击的部队仍然没有开火。又近了一点，突然早已埋伏好的3团一部一齐开火。前头的日军顿时像被疾风吹折的高粱秆子一样纷纷倒地，后面的日军慌忙拖枪溃逃。不一会，日本士兵又被他们的军官驱赶着，再次扑了上来。和第1次冲锋一样，他们留下一大堆尸体，又掉转头逃了回去。就这样，敌人像一群受了惊的牲畜，一会被赶过来，一会被轰过去，来回折腾着。
　　当日军飞机无可奈何地扔下最后几颗炸弹返航后，地面日军也只好灰溜溜地退回了涞源城。
　　三甲村战斗结束后，村民们欢呼雀跃，当即就有18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攻下三甲村的同时，中庄、白石口、下北头等日军据点也被攻克。
　　东团堡仍在血战中。
　　就在三甲村战斗进入尾声时，进攻东团堡的3团9连正在迎战日军的反冲击。24日上午8时，40多名日军向9连扑来。
　　经过两天的激战，日军外围工事均被3团的2、3营占领，残敌退守3层的中心碉堡里，一部退至西南角的一个大院子里，与中心碉堡互相策应。
　　9连依托攻占的小碉堡沉着应战，待敌进至50米左右时，突然开火，将日军击退。3排还趁势夺得了大院西南角一暗堡，对主堡的日军构成很大威胁。日军甲田大队长还亲自上阵，率领数十名日军举着战刀向9连1排扑来。
　　日军作战原则规定，日军一个据点的主官战时应坐镇据点内掌握全局。甲田亲自上阵，是由于他的位置已经被士官教导大队井出大队长所取代。甲田还没走，战斗已经打响，他们俩都被堵在据点里了。
　　由甲田率领的日军扑过来后，1排长于勇带领全排战士与敌展开肉搏。
　　他一人就接连刺死4名日军，自己的头部也被刺伤，最后毅然拉响4颗手榴弹冲入敌群，与日军同归于尽。9连与敌激战3个多小时，连续击退敌人6次反冲击。邱蔚亲眼看见1个排冲进去同敌人肉搏，全部壮烈牺牲。他几乎忘掉一个指挥员的职责，差点跟着冲进去。
　　防守东团堡的这个日军士官大队，非同寻常。他们战斗经验丰富，武士道精神很足。他们凭借坚固的工事，将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打得如泼水一般，不时地施放毒气，阵地丢掉之后，马上组织战斗群的反冲锋。
　　激战中，民兵们也参战了。他们前运后送——向前方送武器弹药，向后方运送伤员，抢下烈士遗体。由于日军经常施放毒气，1分区3团的攻击战士都戴着浸过水的口罩。民兵们见到戴口罩倒在地上的就往外拖。
　　我们所熟知的印度援华医疗队这时就在离战场不远的乌龙沟抢救重伤员。这支医疗队已是第2次来1分区。两次来1分区都是由巴苏华和柯棣华大夫率领。他们医术高超，满腔热情，开设火线医疗站，抢救了很多重伤员。
　　21日晚上，已是攻击东团堡的第三夜了。邱蔚和政委王建中集合全团，再次进行动员，鼓励全团战士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个夜晚把鬼子消灭掉。
　　动员之后，部队进入阵地，团指挥所向前移，支前的乡亲们积极准备运送伤员的担架和牲口。
　　20时整，部队对敌中心碉堡发起了总攻。2营7连1排用炸药包炸开大院东大门，并占领两座房屋，保障连主力占领围墙东南角碉堡。9连、12连乘机突破围墙，相继占领西南，西北两个碉堡。12连攻击的碉堡3丈多高，40名战士抬着大梯子在火力掩护下，奋勇往前冲。梯子一架上碉堡，3班长王国庆就背着20几颗手榴弹往上爬，正当他要往碉堡里塞手榴弹时，却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挂在梯子上牺牲了。12连党支书记黄禄气红了眼，又背着20几颗手榴弹爬上梯子，把王国庆身上的手榴弹也取下来，全部都塞进了中心碉堡，四五十颗手榴弹在堡内爆炸，将碉堡内日军全部炸死。
　　东团堡的残敌最后退守东北角碉堡负隅顽抗，并连续施放毒气，致使3团指战员大部分中毒，邱蔚只好停止进攻。打了一夜，天已拂晓，参谋长肖庆棠说：“天亮了，撤吧。”邱蔚转身问王建中意见如何，王建中也同意撤。
　　于是3团从中心碉堡周围撤出。
　　这一夜，3营损失极大，1、2营伤亡也不小。3营长陈宗坤急得打电话直接找杨成武要兵，说着说着，声音变了调，发起脾气来。杨成武理解他的心情，对他说：“陈宗坤，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赶紧组织剩余的力量，包括文书、理发员、炊事员，准备向残存的顽敌作最后的冲击！打完仗，再给你补充兵员！”
　　25日傍晚，阵地上很安静。战士们都在准备着继续冲击。突然，从残敌据守的中心碉堡上传出几声清脆的枪声，日军正在向一个逃离碉堡的人射击。这个人向着3团的阵地跑来。跑到近前，邱蔚才看清，原来是金井翻译官。
　　24日上午，邱蔚看到八路军敌工人员对日军战场喊话无效，一场血战不可避免，便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金井，要他寻机逃出，千万不要当日本法西斯的殉葬品。信中还请他把敌情了解清楚，报给八路军。信是由东团堡区公所武装部一位叫赵进的冒险带进去的。
　　金井见到邱蔚，“啪”地敬了个日本式的军礼，全身抖动着对邱蔚说：
　　“太君只剩下27个了，他们把机枪、掷弹筒浇上汽油，准备跳到火里，统统死啦死啦的。”
　　邱蔚一听，马上向杨成武报告。杨成武一听，大声喊到：
　　“邱蔚，赶快命令部队冲进去，要不鬼子放火一烧，就缴不到那些机枪、掷弹筒了！”
　　3团立即从四面八方攻向残敌龟缩的角落，这时，武士道精神十足的日军爬到屋顶上，有的疯狂地饮酒，有的唱着、跳着，有的向东方遥拜，然后发出如牛般的吼叫，一个个纵身跳入熊熊大火。等到战士们冲入时，日军官兵已全部烧死，部分武器也被烧坏了。尽管如此，3团在乡亲们的支援下还是缴获了不少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另外还有步枪100多支和大批的弹药、罐头和粮食等。
　　全线破击
　　按照八路军总部第二阶段作战的指示，华北敌后抗日军民，在5000里战线上，从晋西北高原到河北平原，举行了全线破击。
　　120师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同蒲路宁武南北段遂行破击。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一结束，120师主力即向宁武路段转移，以扩大战果。这时，静乐、忻县及其以北各据点的日军出动了1000余人，企图阻止120师北进。9月15日，120师在社家庄与拦阻日军发生第二阶段的首次激战。
　　9月15日，从宁化堡出动的一路日军，约300余人，行至宁化堡东南方的社家村时，遭到120师一部的突然打击。日军在120师的第一次打击后，又组织了疯狂的反扑。战斗异常激烈，从15日下午一直打到第二天的凌晨，120师将日军大部歼灭，残敌逃往宁化堡。随后，120师主力在后河堡西北地区又遭到1000余名日军的堵截。经连日激战，日军一部被歼，余敌退回据点。
　　120师冲破了日军的多次阻截，在日军的封锁线内纵横破击，拔点、破路、打援，使围阻的日军东奔西跑，十分狼狈，首尾不能相顾。经过连续8天的奋战，120师控制了阳方口至宁武间、宁武至大牛店间、大牛至忻口间的铁路线，并对所占铁路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在第二阶段，120师共进行战斗55次，毙敌1700余名，破坏铁路60余里，毁桥12座，取得了第二阶段作战的胜利。
　　第二阶段作战开始后，冀中军区周围的日军有相当部分被抽调去沧石路和加强重要交通线的守备，趁此有利时机，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决定集中兵力，组织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这个地区，自1940年春，日军进行“扫荡”以后，据点增加到44个，很多村庄建立了“新民会”、“维持会”
　　等伪组织。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冀中军区决定以第18、23、30团分路进入这个地区作战。10月1日，战役正式开始。23团主力秘密进入河间以南的李虎村，正碰上高家林据点的日军外出抢粮，23团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歼灭日军90名，缴获了全部武器装备。随后其他几个团也相继攻克了李民居、刘庄、石疙瘩、藏庄子等处据点。10月15日以后，各团继续向四周扩大战果，各地游击队和民兵纷纷出动，破路、挖沟、炸桥和围困日军，取得了显著成绩。
　　地处河北平原最南端的冀南解放区，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受领了继续破击德石路和邯（郸）大（名）公路的任务。冀南军区司令陈再道为了不使日军有喘息之机，在第一阶段作战刚一结束，即组织全区部队对德石路展开了再次破击。9月13日拂晓，冀南军区第27团一个营在德石线上的青兰、董故庄之间的小德厢设优待机。早晨7时，从青兰出来两辆汽车，向27团设伏地域开来。
　　当第一辆汽车驶进27团伏击阵地后，战士们如猛虎扑食，突然间发起猛攻，车上日军尚未作出反应，就被一排排手榴弹给送回老家。后面的汽车一看不好，调头就跑。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27团无一伤亡。之后，冀南军区又连续取得了北岭踪伏击战，高才村围歼战的胜利。冀南军区在破路过程中，还想出了不少新点子。他们在破坏铁路时，只挖掉一半路基，然后将铁轨掀翻。这个办法不仅破路效率高，而且给日军修复铁路增加了很多困难。
　　在重新修复时，必须先将没有破坏的一边路基挖掉，然后均匀填土夯实，才能铺轨。
 第五章 不绝的尾声两个中国通兔死狐悲。
　　百团大战后，日本原第1军司令官退出了现役。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也被调任关东军第3军12师团长。看着自己的属下退的退，走的走，多田骏的心情十分沮丧。
　　让多田骏不顺心的事一件接着一件。
　　1940年11月14日，参谋总长对中国派遣军传达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同时，指示中国派遣军根据本纲要做出具体研究。两个星期后，中国派遣军第一课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进京，向多田骏汇报了中国派遣军对今后工作的方针。
　　其中有一条让多田骏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方针中认为，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最后还特别提到一句，“而以华北为最差”。多田骏很是不服气。
　　唯一让多田骏感到欣慰的是方针中开始对华北有所重视了。方针中明确提出中国派遣军1941年度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巩固华北。为此，中国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了两个师团增援华北。
　　真田汇报到这里时，多田骏甚至有些得意了。
　　多田骏认为自己虽败犹荣。此次华北的失败只是从反面进一步验证了他在一年前就已预言了的事情。中国派遣军现在的指示也不过刚刚与他一年前的思想相一致。
　　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高级参谋有末精三大佐的一些看法使多田骏如遇知音。有末精三认为，1939年到任的多田方面军司令官是日军中屈指可数的中国通，熟悉中国情况，关心民生，深体民心，充分理解政治战略的要谛，深得中国方面的信赖。这些话说得多田骏轻飘飘的。他心里想到，知我者，此人也。“充分理解政治战略的要谛”，正是我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有末精三接下去所说的话仍使多田骏频频点头。他说，很多军界人士口头上都喊剿共第一，但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作战与政务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在“百团大战中之所以受制于共军，其原因即在于此”。
　　特别是他的最后一句话更是说到了多田骏的心坎上。他说，中国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在作战思想尤其是有关政治谋略上的意见分歧，和对共军认识不足等问题，使方面军司令官以及有关人员大伤了脑筋。
　　多田骏并不认为他的思想仅仅是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他认为，刚刚卸任参谋次长的他已经形成了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的习惯。要解决中国事变，没有稳定的华北是不可想象的。但中国派遣军不但不增兵华北，反而从华北抽调兵力，实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当1941年7月多田骏接受大将军衔并调任日本军事参议院时，他并没有一个败将的感觉。
　　日本的军事参议院是军务的咨询机构，有名无权，有点像个敬老院，一般都是在第一线任职的军官，由于年龄的原因，不能再继续任职了，而退到军事参议院任参议官。
　　他可能感到了是华北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他这次明升暗降，但他觉得做为一名军人，凭着他对战争的认识和驾驭战争的能力，晋升大将应是理所当然。
　　他甚至觉得这个荣誉他应该更早地得到。比他晚一期毕业的冈村宁次早在同年4月份就已经升为大将，而老大哥却晚了几个月，想到这他心里总是不痛快。
　　7月9日，多田骏下达了最后一个命令。
　　华北方面军命令
　　一、各兵团、各部队应遵照晋察冀边区作战计划做好统一作战准备。
　　二、作战开始时，关于兵力的调转及其它前项计划以外的必要事项，另行下达命令。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事务处理者多田骏
　　7月9日北京
　　就在多田骏在北平卸任的同一天，日本东京正在举行新任华北方面军的任命仪式，新任司令官正是让多田骏忌妒的又一个中国通——冈村宁次。
　　提起杉山元、板垣征四郎、西尾寿造、多田骏可能没人知道，但提起冈村宁次，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九一八”事变后，冈村宁次就到了中国。1936年他就已经是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中将师团长了。1938年他出任华中派遣军第11军军长，一直是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主力军。虽然中间在军事参议院赋闲几月，但并没有消磨掉他重返前线的信心。
　　冈村宁次比多田骏更为老练，也更为毒辣。他经常到华北各地进行现地调查，切实掌握第一手材料。冈村宁次吸取了多田骏的经验，他把多田骏的“囚笼”政策加以改进，一方面继续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同时又吸收国民党军队对苏区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和在其统治区内实行的保甲政策。
　　冈村宁次上任后，在9月初开始的第二期肃正作战中就开始推行他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将军事进攻与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宣传报道等各项措施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剿共肃正的目的，要把这次的军事进攻与7月初开始的治安强化运动结合起来，才能够收到军事打击的效果。
　　他反对单纯军事进攻。只有军事，而无政治、经济手段，军事行动是徒劳的，甚至政治、经济所起的作用要超过军事所起的作用。为此，他在1941年秋季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实行了以经济战为主体的治安强化运动。
　　冈村宁次的治安强化运动，使华北根据地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1941年10月统计，根据地的人口，只剩下1300万，达到了最低点。很多根据地就只剩下一二个县。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走了一个中国通，又来一个中国通。
　　新来的更加凶狠。
　　硬仗之三——关家垴之战
　　关家垴之战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反“扫荡”阶段最大的一次战斗。
　　这场战斗至今仍使参加过它的老战士不能忘怀。
　　这场战斗至今仍有很大争议。有人说该打，有人说不该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很多资料在记述百团大战时或是回避关家垴战斗，或是轻描淡写地将其一笔带过。
　　但是历史留给参加过关家垴战斗的老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是挥之不去的。它是百团大战中，甚至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最惨烈的一次攻坚战斗。
　　通过这场战斗，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彭德怀性格的一个侧面。因为，在战斗中，彭德怀曾经说过：“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129师的番号。”
　　对于这场战斗，刘伯承、陈赓虽然有意见，但他们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战斗发生在1940年10月下旬，太行军区腹地。
　　百团大战第1、2阶段战役结束后，日军开始了疯汪的报复“扫荡”。
　　破称为中国通的多田骏在八路军的连续打击下，似乎刚刚有些自知之明。他不得不承认，要想认识华北的老百姓，认识华北的八路军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要想彻底弄明白中国的事情是多么的不容易。多田骏原以为中共在华北的正规军只能分散成小股的游击队，借助于青纱帐出来活动，没想到八路军竟然集中了一百个团，在背后桶了他一刀，搞得整个华北条条铁路起火，一半炮楼冒烟。多田骏咽不下这口气。
　　多田骏调集了110师团、36师团，第1独立混成旅团、第9独立混成旅团以及第4独立混成旅团，共2万余人，于10月6日开始，对太岳、太行军区进行“扫荡”。
　　日军一上来就向太岳、太行军区腹地扑去。多田骏要来个先里后外。先中心开花，后外围结果。先把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捣烂，使整个华北共军群龙无首，然后再分区清剿。
　　日军认为以129师为主体的共军，经过再次采取攻势后，将主力盘踞于从武乡以东到黎城以北的山岳地带，另一部盘踞于沁源一带，对辽县一榆社一武乡道路及东潞铁路进行顽强袭击。
　　日军的判断是正确的。
　　1940年10月14日，刚从砖壁村转移到王家峪村的八路军总部，又返回了地形隐蔽的砖壁村。但在砖壁村只待了一天，又在绵绵秋雨中向黎城县栓马、宋家庄一带转移。
　　日军分几路扑向太岳、太行军区腹地。《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中记载：
　　第37师团由沁县、南关镇，第16独立混成旅团由平遥、介休、霍县一带，第41师团的一个大队由洪洞以东地区向沁源及郭道镇一带压缩进击。
　　第4独立混成旅团这次充当了报复性“扫荡”的急先锋。10月2日，第4独立混成旅团的两个大队刚刚结束对榆社、辽县的“扫荡”，10月6日就又随旅团开始了新的“扫荡”。
　　10月下旬，第4独立混成旅团的冈崎大队窜到了黄崖洞。
　　日军无意中的瞎打乱撞，就在八路军总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黄崖洞是八路军的一个军事重地。八路军总部的水腰兵工厂就设在黄崖洞山谷之中。这里的地形十分险要，四面险峰环抱，只有南面绝壁上开有一道天然裂缝，当地人叫它翁圪廊，可以容人出入。1939年，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察看地形，认为这里的地形十分隐蔽，轻易被敌人发现不了，即使被敌人发现，又可以凭险据守，十分安全。水腰兵工厂当时的月产量已经达到400支枪，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重要补给基地。
　　如果八路军防守翁圪廊的一个连不主动撤离，日军恐怕插翅难进。
　　当听到翁圪廊丢了，日军已经进入黄崖洞以后，据特务团长欧致富回忆，“彭德怀大怒”。彭德怀当即下令要严加追查擅自撤离的责任者，以军法论处。
　　特务团守卫连的不战而退所引起的气愤和早已就有的要打个大仗的想法使彭德怀有些不冷静了。
　　在百团大战开始后，在彭德怀签发的命令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他心中酝酿着歼敌数百人或一个大队的想法。
　　8月23日，在总部下发的《各线出击部队积极阻滞敌增援正太》的电报中，有这样的文字：尽量争取战役时间之延长与战果之扩大，对于敌寇以数百人或一个大队来授之兵力，应有坚定决心，集结很优势兵力消灭之。电报进一步解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不敢轻易出援，即使敌敢于来援，亦必须集结更大的力量，这便能延长时间与增加敌之空隙，均有利于我之破坏作业。
　　同样的意思又在以后的几封电报中频频出现。在8月27日的《正大线破坏愈彻底则我愈主动》的电报中有如下电文：特别应对出击或来援敌一个大队以内之兵力，集结最优势之兵力歼灭之。只有歼灭敌一二个大队，才能顺利的扩张战果。8月29日电报《正大线作战集团的行动方针》中同样意思的电文是：坚决打击增援出扰之敌，对增援出扰之敌在一个大队以下之兵力，务必予以歼灭。10月19日电报《百团大战后反“扫荡”计划》中部署晋察冀边区任务时电文提到：准备坚决的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在关家尬战斗后的11月11日的电报《动员起来作坚决的反“扫荡”》中又出现了同样的想法：集中主力在有利情况下歼灭敌人一两个大队。
　　敌人的肆无忌惮和自己部下的临阵脱逃成了一根导火索，又激发了彭德怀打个歼灭战的想法。
　　打，坚决要打，彭德怀的决心已不容更改。
　　冈崎大队在386旅一部的打击下，企图经武乡退回沁县，28日在关家垴宿营。同时，进入根据地腹地的日军崛田大队，在我抗日军民的袭扰下，在疲惫中经左会、刘家嘴，企图取道蟠龙以东之关家垴西退。两股敌人在关家垴会合，共有五六百人。
　　29日下午，彭德怀火速从黎城赶到蟠龙镇的石门村。当时正好攻打榆社城的129师的部队正在关家垴附近休息。当晚，彭德怀召集128师的师、旅干部口述了战斗命令：以129师之386、10旅各一部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以129师386旅之一部和决死一纵队的25团、38团各一部归陈赓指挥，于30日晨4时，对冈崎、崛田大队发起攻击。具体攻击部署如下：386旅的772团部署在关家垴的东北和东南侧；385旅的769团，部署在关家垴的西北；决死一纵队部署在关家垴的南侧，准备由南向北攻；新10旅一部，部署在关家垴西侧。彭德怀亲自掌握山炮连。
　　四个方向，四只拳头，已经做好了出击准备。
　　日军两个大队被这四只拳头给逼在中间动弹不得。
　　关家垴位于大行区的中心。它南边十几公里处是砖壁村，再往南是黎城，西南是王家峪，西边是武乡县，西北是榆社，北边是辽县。这里群峰起伏，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关家垴垴顶有一块小小的平地很适于布兵，只有南坡比较平缓，适于进攻，山坡上有一个小村子。晋西北的老百姓住的都是窑洞，一孔窑洞连着一孔窑洞。再往南就到了另一个高地柳树垴。柳树垴的海拔高度比关家垴还高，从柳树垴上可以用火力控制通往关家她的小路。
　　日军崛田大队进到关家垴附近，被129师包围后，迅速抢占关家垴，构筑了工事，并派兵占领了柳树垴。
　　日军要在关家垴固守待援。
　　一场恶战就要开始了。
　　左权考虑到进攻路线狭窄，大部队展不开，决定总部特务团于凌晨3时提前发起攻击。他命令欧致富道：“凌晨3时前，以你团2营向关家垴发起攻击，以3营插向关家垴和柳树垴中间地带，将敌人拦腰截断，不让敌人会台，柳树垴的敌人留给决死第一纵队去消灭；其它两个营从西侧插上，防止敌人西窜武乡和沁县。”
　　部署完毕，他又解释道，“我们之所以要在3时前发起攻击，是因为敌人在我们的围困下已经疲惫不堪，特别是这两股敌人刚刚构筑完工事，现在是最疲劳的时候，我们就趁敌人酣睡的时候来个偷袭。”
　　这一夜，进入战斗状态的八路军指战员都没有睡觉，大家都在考虑如何完成这次战斗任务。
　　在关家垴东北韩登坡中心位置的一孔破窑洞里，彭德怀双眉紧锁，他在思考着如果在反“扫荡”阶段，不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八路军的日子就会更不好过。如果能消灭敌人一两个大队，日军就不敢轻易地出来骚扰根据地了。想到这里，彭德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最欣赏狼的战术的刘伯承也在思考着。由于日军已经抢占了有利地形，这次战斗一定会打得很艰苦。在抗战初期连续打了4次漂亮的伏击战、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形成“牛抵角”的局面，从而出现对我不利的形势呢？能不能围三厥一，欲留生路，从而引蛇出洞，将其歼灭在运动之中呢？
　　黄埔一期的陈赓是个文武全才。他眼望着关家垴方向，在思考着打法。
　　386旅772团进攻方向的地形对于进攻一方非常不利。进攻方向只有一条小路，从日军防守的前沿到进攻出发阵地虽然只有三四十米，但这条路是在陡峭的山坡上开凿出来的，只有几十厘米宽，仅能容一人通过，只要有一挺机关枪架在路的那头，就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直到发起进攻的前一刻，他的眉头仍然是紧锁着的。
　　不到夜里3点，特务团2营首先向山顶进发了。其它几个营都已进入了预定位置，等到2营拿不垴顶的机枪阵地，他们就开始行动。
　　2营的突击队干得很出色。
　　突击队员在夜暗中接近了垴顶，没发出任何响声。敌人的两个哨兵连连地打着哈欠，无精打采地来回巡视着。虽然中队长亲自交待，谁要是站岗时打瞌睡，谁就要和垴顶的山石一样永远留在这里，但这两个哨兵实在太困了，走着走着，眼睛就不自觉地闭上了，他们真恨不得自己打自己两个嘴巴。他们也知道，今天不比从前，现在八路军在山下围得铁桶一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摸上来，不等中队长枪毙了他们，恐怕已经先被八路军给结果了。就在他们迷迷糊糊说不清是睡着还是醒着的时候，两个黑影扑过来，刺刀一闪，两个哨兵就悄无声息地倒下了。
　　突击队员迅速接近垴顶。垴顶的日军虽然反应过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几十颗手榴弹从不同的方向同时甩上了垴顶，日军的机枪还没来得及叫唤，突击队员已经冲上去了。没死的日军纷纷向山下退去。
　　特务团长欧致富一声令下，埋伏在山下的部队迅速向各自的目标冲去。
　　在攻打半山腰的小村子时，特务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日军经过白天的修筑，以窑洞为依托构筑了完整的工事体系。每孔窑洞既可独自构成一个火力点，又可与其它窑洞互相掩护，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网。窑洞前还挖有防弹壕，如果手榴弹没扔到位，掉到防弹壕里，就难以对日军构成威胁。
　　日军还将相连的窑洞凿通，形成了网状的工事体系。
　　特务团与日军逐窑洞的争夺。每攻下一孔窑洞都要会出相当大的代价。
　　欧致富看到日军有窑洞作依托，火力又猛，这样打下去，就是把特务团都赔上也不一定打得下来，必须停止攻击，研究新的办法。
　　特务团在艰难地攻下不到半数的窑洞后，停止了攻击。
　　很多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老人都记得彭德怀在关家垴战斗最紧张的时候对陈赓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不把这股敌人消灭，要你的脑袋。”
　　如果陈赓的脑袋被彭德怀搬家，那将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但历史并没有把这个“如果”变成现实。
　　陈赓的脑袋是不容易搬家的。蒋介石曾经仔细地打量过陈赓的脑袋，但他没敢动它。
　　1929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捕，随后经南京被送往南昌，蒋介石要亲自“争取”他。在这次谈话中，陈赓好几次使蒋介石“十分难堪，几至无法下台”。但蒋介石最终没敢动陈赓的脑袋。
　　“要你的脑袋”的话，彭德怀也不是轻易说出口的。坚定、自信的彭德怀在战争中很少像这次这样向自己的部下发火，以至如此失态。
　　大家对彭德怀的印象往往是和毛泽东赠彭德怀的一首诗相联系的。红军翻过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后，胜利到达吴起镇，并在吴起镇打退了尾随红军的马鸿宾、马鸿逵部。随后，毛泽东赠诗彭德怀：
　　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抄录的，后来在1959年第一次发表时，经过整理加工后变为：
　　山高路远坑傈，太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中的彭德怀应该是自信和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而不应是要砍陈赓脑袋的彭德怀。
　　虽然陈赓听到要砍他脑袋的话后，心里很不舒服，但他还是率领队伍坚决地出发了。
　　拂晓4时整，各攻击部队纷纷向日军发起猛攻。
　　385旅769团两个营沿关家垴北侧村子杨李枝由北向南攻击，另以13团3营两个连从右翼攻击。因攻击方向上山势陡峭，攻击路线狭窄，攻击部队只能分为若干个波次，轮番向上攻击。一个波次攻击失败，又上去一个波次，虽经数度猛攻，但收效甚微。
　　这时彭德怀出现在769团战士们的面前。
　　彭德怀问769团团长郑国仲：“部队情况怎么样？伤亡大不大？”
　　“部队伤亡不小，主要是地形对我不利，现在部队正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郑国仲答道。
　　“一定要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之前，把这股敌人消灭掉。你们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高地拿下来。”
　　“是。”郑国仲答道，随后他转向正在准备冲锋的战士，问道：“彭总的指示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有信心没有？”
　　“有信心！”喊声震得地动山摇。
　　彭德怀满意地点点头，带着警卫员离开了769团阵地。
　　攻击柳树垴的部队是决死第一纵队。30日凌晨2时，部队就到达了指定位置。在决死第一纵队的38团和25团调整部署的时候，早已占领制高点的一股日军突然向38团和25团发起猛攻，夺占了阵地。柳树垴阵地被日军占领后，直接威胁到了从南坡进攻关家垴的部队。
　　负责指挥决死第一纵队的陈赓，深知柳树垴阵地的分量，也深知自己脑袋的分量。他立即组织了16团、38团、25团各一个营，同时进攻柳树垴。
　　连续组织了4次冲锋，都没有成功。25团团长觉得阵地是在自己手里失去的，又单独组织了3次冲击，也未成功。冲击了几次后，各营损失都非常大。
　　看到各部队损失都很大，刘伯承打电话给彭德怀，建议他暂时撤围，另拟战机。
　　彭德怀又一次发火了，他对着听筒，冲他一向尊敬的战友咆哮：“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你129师的番号。”
　　一个要掉脑袋，一个要撤番号，看来彭德怀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有人说，关家垴战斗，彭老总来了犟劲。中国字就是这样有意思，“犟”字下半部就是一个牛字，就有用牛也拉不回来的含意。
　　天一亮，各部队又开始攻击，白天攻击比夜晚还要困难。白天战斗，日军有飞机配合作战，八路军的攻击部队一面要和正面的日军斗智斗勇，一面还要防备天上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天一亮，彭德怀也在指挥所里呆不住了。他来到距关家垴垴顶500米处作近距离观察。当他一身戎装，足抵壕沿，手握望远镜，在凝神观望时，战地记者徐肖冰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这一照片，被广泛地转载，成为人们所熟悉的彭德怀的形象。
　　苦战中，彭德怀得到消息，辽县，黎城方向的2000多日军正在向关家地方向运动。彭德怀看了一下表，下了命令：
　　“下午4点，发动总攻。”
　　下午4点，总攻开始。772团、16团、38团、25团各以一个营，协同385旋一部，向关家灿上的敌人连续攻击18次，肉搏多次，敌第一线阵地被攻击部队占领。残敌60多人退守垴顶的一个狭小地域，固守待援。
　　3日上午，增援的日军已经逼近关家垴。为了避免与日军决战，八路军围歼关家垴之敌的部队，适时转移了。
　　这次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冈崎大队、崛田大队大部破歼。
　　八路军攻击部队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陈赓旅772团1营3个连伤亡过半。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谈到关家垴战斗时说：
　　“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扩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因部队大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129师伤亡多了一些。”彭德怀所说的营指的就是日军的大队。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后来回忆道：彭老总坚持要打这一仗，还有一个意图，八路军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正规军，不但要会打游击；必要时，也得猛攻坚守，顽强拼杀，敢于啃硬骨头。
　　当时任决死一纵队政委的薄一波回忆道，彭老总向我调决死队两个团参加战斗，我是很积极的，战斗中损失固然大，但这两个团也打出来了，成为决死队战斗力最强的两个主力团。
　　《华北治安战》一书的作者在书中写道：
　　“在此次作战中，虽未查明彼我全面的损失，但在第1军方面损失最大的是第4独立混成旅团。”
　　挫而愈坚
　　彭德怀在10月29日上报中央军委的《配合蒋冬季攻势》的电报中描述了日军“扫荡”的情形：敌此次进攻较前更残酷，主要的见人即杀，见屋即烧。所有粮食一概烧尽，我各后方机关及兵工厂受相当严重损失。
　　他在40年11月11日下发各军区的《动员起来作坚决的反“扫荡”》的电报中又一次描述了日军此次“扫荡”的情况：此次敌“扫荡”实行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一切牲畜粮食均全部烧完。
　　日军对晋中几个县“扫荡”后，据不完全统计，被害死的约在1000人以上，房屋被焚烧的约有1万个村子。
　　对于百团大战后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局面，彭德怀是有思想准备的。
　　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分析百团大战的胜利影响华北情况的两个可能时，认为其中一种可能就是使华北战局更加严重。其表现为：
　　1.可能调动敌人增援，从华南、华中及日本国内调三个至五个师团到华北来。这虽然将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可减轻敌人对我大后方的压力，减少投降的危机。今天的小的牺牲可以免掉将来大的困难，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2.敌加强铁路线的严密封锁，由一般的分区“扫荡”进行分区清剿。
　　3.敌人加强对于山岳基本根据地的残酷摧毁与屠杀。
　　彭德怀在8月底和记者的谈话中也预测到更严酷的形势到来的可能。
　　“但是敌寇决不会就这样死亡下去的，敌寇在我们的严重打击之下，必将更疯狂的组织新的进攻，新的‘扫荡’，向我进行更残酷、更毒辣的报复。”
　　“因此在百团大战胜利之后，华北抗战必将进入更尖锐、更激烈，更紧张的环境中。”
　　10月初，日军首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所在地进行，“扫荡”。11月中旬又将矛头对准了太岳区。日军对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所在地北岳区的“扫荡”，比太行区要晚一些，到11月上旬才开始。
　　日军在“扫荡”中采取了很多新招术，像“捕捉奔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梳篦战术”等等。大有不置八路军于死地而不罢休的架式。日军更狠毒的一招是要彻底毁灭八路军的生存之地。多田骏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一个参加过这次“扫荡”、以后被俘的日本士兵，曾经供述这次“扫荡”
　　中敌人的作战目的，“当这个作战开始前，第222联队第一大队长桥木正少佐，于山西襄垣县夏店镇的车站前，集合全体士兵，传达了方面军的命令：
　　‘这次作战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于是，在大队中，新编了二十放火队，一个撒毒小队，……在作战中一见老百姓，就不问男女老幼，或用刺刀或用枪、机枪，甚至在窑洞中发现了藏起来的老百姓时，就用炮来轰击，这样足足杀死了有3000群众。沿途的房子也都被烧光。……”
　　冈村宁次上任后，在多田骏肃正作战的基础上对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他把华北分为二类地区，治安区、准治安区、未治安区，对治安区，他加强政治、经济奴役；对准治安区，则加强统治，严防八路军在其中活动；对未治安区，则以军事打击为主。彻底破坏根据地，使八路军失去生存条件。
　　在中国的土地上，日军的残暴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仇恨。对付日本鬼子，八路军有的是办法。中国是一个悠久历史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兵学就很发达，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兵学中就有“避其精锐，击其情归”、“示形于敌”、“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极其丰富的战术原则，八路军以主力跳出包围圈，以小股部队在民兵、游击队和群众的掩护、配合下，带着敌人在根据地内转圈，疲惫来犯之敌。主力则在有利时机，主动出击。
　　继太行区关家垴一战，歼灭日军两个大队后，北岳区从12月8日起，集中主力，积极出击，分别对阜平、东庄、党城和灵山之敌发起攻击和围困，将这几个地点敌人重新修建的碉堡予以摧毁，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迫使日军全部从阜平城和东庄据点撤退。至12月初，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为配合北岳区的反“扫荡”，冀中区开展了破击德石路的作战行动，再次给敌以重创。
　　与日军在前线作战的同时，还要防着国民党的小动作。
　　在百团大战连续取得胜利的日子里，随着一封封贺电到来的同时，却传来了彭德怀家中亲人被害的消息。国民党一面向彭德怀发贺电，一面派遣特务，在1940年10月4日，半夜闯入彭家围子，彭德怀的三弟彭荣华彼当场杀害，三弟媳龙国英被打伤。二弟彭金华被抓，于同月11日被害。一个多月后，彭德怀获悉噩耗。
　　国民党又乘八路军根据地之危，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和武器弹药供应。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突然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1年11月1日清晨，初冬的第一场雪后，彭德怀和左权并辔，沿着清漳河耀眼的白石河滩徐徐而行。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总结，他们心中对今后的斗争方针，已是胸有成竹。
　　转过河湾，彭、左一行策马进入一个村庄——北方局所在地下南会村。
　　这是八路军敌后抗战中一次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彭德怀、杨尚昆外，还有北方局委员邓小平、李大章，八路军总部左权、罗瑞卿，129师刘伯承、蔡树藩，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等。
　　彭德怀代表北方局作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
　　针对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彭德怀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他说：“今天组织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针对日寇的阴谋，彭德怀提出了三个基本任务。他在讲到第三个基本任务时指出：“由于敌人的封锁、切割，运动战的机会己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地区成为不可能。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基本的战争形式。要求大家把武装建设的重心放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和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彭德怀还设想，根据地边沿区的游击队和正规军，可以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开展游击活动。利用乡村的散漫性，在新伪化的地区，组织起秘密的抗日武装。
　　从这第三点任务中可以看出，这篇报告，实际上标志着八路军在敌后作战任务和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形的、看得见的战线将被无形的、看不见的战线所替代。从此之后，将有成百万的秘密武装活跃在日军周围，与日军的蚕食、强化治安进行一场没有战线的斗争。
　　此后，华北敌后抗战开始了更加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
　　百团大战，震惊中外。国人扬眉，敌伪胆寒。
  主要人物表　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级上将
　　李宗仁第5战区司令长官上将
　　陈诚第9战区司令长官上将
　　白崇禧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上将
　　薛岳第9战区第1乓团司令官上将
　　张发奎第9战区第2兵团司令官上将
　　李品仙第5战区右翼兵团司令官上将
　　孙连仲第5战区左翼兵团司令官上将
　　廖磊第6战区中央兵团司令官上将
　　汤恩伯第9战区第31集团军司令官中将
　　王陵基第9战区第30集团军司令官上将
　　卢汉第9战区第30军团长上将
　　胡宗南第5战区第17军团长中将
　　俞济时第9战区第74军军长中将
　　黄维第9战区第18军军长中将
　　欧震第9战区第4军军长中将
　　叶肇第9战区第66军军长中将
　　王敬久第9战区第25军军长中将
　　张自忠第5战区第59军军长中将
　　于学忠第5战区第51军军长上将
　　宋希濂第5战区第71军军长中将
　　覃联芳第5战区第84军军长中将
　　陈鼎勋第5战区第45军军长中将
　　郭汝瑰第9战区第54军参谋长少将
　　李韫珩马湖要塞司令官中将
　　李延年田北要塞司令官中将
　　畑俊六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大将
　　冈村宁次日军第11军司令官中将
　　稔彦王日军第2军司令官中将
　　藤田进日军第3师团师团长中将
　　稻叶四郎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中将
　　吉住良辅日军第9师团师团长中将
　　筱塚义男日军第10师团师团长中将
　　荻洲立兵日军第13师团师团长中将
　　藤江惠辅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将
　　本间雅晴日军第27师团师团长中将
　　伊东政喜日军第101师团师团长中将
　　松浦淳六郎日军第106师团师团长中将
　　及川古志郎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中将
　　近藤英次郎日本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司令少将
　　塚原二四三日本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司令少将
　　宫崎周一日军第11军作战课长大佐

引自《血肉长城著名战役》

http://www.uus8.com/book/html/heji/13/02/39/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