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教育机构起名:李达智请张爱萍

叶帅究竟和父亲谈了些什么，能把他拉回这条道上？

第一次谈话，父亲以身体不好为由婉拒了，叶颔首微微一笑，说那你再考虑一下吧。一个月后，又找了他。

父亲回忆：“叶帅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２０秒就坠毁了。”是昨天发射的，还是几天前发射的？因不涉及问题的本质，对确切日期，我也没有去核准。但他们的谈话肯定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５日之后。

叶帅接替总理担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这颗刚刚坠毁的卫星，是叶帅１０月２２日主持中央专委会听取汇报后同意发射的。这是今年坠毁的第二颗了。

叶帅说，还记得当年你搞的规划吧？

怎么样了呢？父亲问。

父亲作为聂老总和罗瑞卿总长的助手，最早战略武器的规划、计划、体制编制和基地建设、型号验收都是他分管的，后来又接过了科研试制和组织实施。仅就航天方面，就有近、中、远程导弹；运载火箭；通信、侦察、气象卫星三大领域。只是载人航天和反导系统还没有定论。

父亲说，原计划是１９６９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他当然记得，１９６５年１０月，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论证完成，除发射东方红卫星外，还应具备发射一系列科学探测卫星和应用卫星的能力。１９６６年５月，正式命名为长征－１号，一、二级和控制系统以中远程导弹为基础，配上最新的以固体推进剂为动力的第三级火箭，一举将４００公斤重的卫星推上４４０公里的圆轨道上。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２１时３５分，长征－１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基地发射，成功地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４３９．２３８４公里的环地球轨道。虽然比原计划整整推迟了一年，但毕竟凭借着体制的惯性，还是成功了。

但惯性总归是有限的。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０日长征－１号发射试验卫星失败；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８日发射又失败；长征－２号发射的返回式卫星，一直拖到了１９７４年……

１１月５日清晨，长征－２号火箭首次执行重型卫星发射。火箭起飞后数秒，飞行姿态即失去控制，摆幅越摆越大，２０秒后，姿态自毁系统起爆，看着如雪片般撒落的火箭残骸，人们目瞪口呆。这就是叶帅和父亲谈话时提及的那颗星。

何止是战略武器？“文革”的冲击，使所有的项目都推迟或中断了。那年头，头头像走马灯似的换，谁上台都要上个新型号，搞出份文件，捅上去，什么培养宇航员，什么反导，不顾现有的技术和经费条件，异想天开。这种文件都经过最高决策层，批了就成了最高指示，谁还敢反对？光三机部搞歼击机，型号就五花八门，一会儿说全民皆兵打游击战，就要研制超轻型的能在土跑道上起降的小飞机；一会儿又要突击敌人后方纵深，要研制载弹量大、留空时间长的。反正都说是战略方针的需要，都说是最高指示，结果都是废铁一堆。

作为中央专委主任的叶帅能不急吗？父亲说：“这都是在败这个家啊！”

对国防科技战线来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中前期，是个大丰收的喜庆年代，也是父亲精力最充沛的时光，是他有生以来最为忙碌的时期。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经１０年苦心的积累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国家经济调整陆续到位，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１９６４年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１９６５年中程导弹试射成功，１９６６年两弹结合的成功，年底，第一枚氢弹爆响。中国实现了能够用于实战的地区性的核打击力量……共和国终于走出了低谷，正在一步步地逼近两个超级大国。直到今天，谁都解释不清，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全都毁掉呢？

叶帅和我父亲，谈到了此处，都莫不叹息。父亲回忆，自己不知说了句什么话，叶打住了，似在婉转地制止话题的深入。这使我想起了父亲曾说的，１９５９年他从金门前线回京，向彭老总汇报后，谈到了大跃进后的农村混乱状况，彭也是沉默不语，神情凝重。忧国忧民啊！

在纪念李达（注：副总参谋长）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叶帅要张爱萍出山，谈了三次都没有结果。叶知道李达和张有多年的交情，就让李来做做工作。李来到张的住所说，一起去参加个活动吧。张问是什么活动？李说别问了，就当是去散散心。原来是个讨论中程导弹定型的会议，听着听着，张就忍不住了，激愤地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年了，还在争论中程导弹的问题，居然还都大言不惭地说是什么大好形势……

父亲还记得１９６６年５月９日这一天。当第一发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准确命中目标，看到在戈壁滩上猛烈冲起的蘑菇云，他写道：“晴空一声天地愕，烈火燎原磅礴。”展望自己投身的无比壮丽的事业，他又写下诗句：“奇迹频年新创，险峰无不可攀。”

但这一切，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就戛然而止了。当他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人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父亲说：“想到第一发成功时，大家相互拥抱在一起，都落泪了。为什么同志间一下子会变得如此冷漠呢？”他的心都在作痛。

那种冷漠是透人心骨的。我曾看过罗点点写她的父亲罗瑞卿。她说，罗遭批判时，周围的同志们一下子都不再搭理他了，那种冷漠刺痛了他，他选择了死。

还是那句话，“文革”改变了所有的人；或者说，“文革”让所有圣人的灵魂展现在俗人的面前。怪不得直到今天，对“文革”还是讳言忌深呢！ 

你就这样走马上任了？我在继续我们的话题。

“是的，给我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卫星送上去。说的还是那句老话，落后了是要挨打的。”

他决心出山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谈到了很晚。一个戴着特务、通敌、假党员帽子被关押了５年之久的人，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了呢？我们这一家人，历经了９年家破人散的凄苦，领略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我们终于从生死罹难的边缘走过来了，从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出来了。不错，我们都为他洗刷了罪名，重新获得信任和重用而欣喜。但真正让我们珍惜的并不是父亲的地位。我们深感自由的可贵，阳光的可贵，一家人平安祥和的可贵，做一个不被歧视和不被欺辱的人的可贵。

但父亲又是怎么想的呢？

是的，他曾经为拖累我们而掉泪。他在狱中曾写道：“我这一辈子对不起的就是你们和你们的妈妈，让你们被我拖累，为我吃苦。”

在福建时，在他默默地制作白兰花的标本时，他的案头就压着陶渊明的一首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远离了人世间的嘈杂，丢掉了物欲，断绝了俗缘，精神就超出于尘世之外了。

但今天，叶帅的召唤，不是他个人的召唤，是我们这个被“文革”搅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和民族的召唤。古老而多难的民族啊，要求这一代人，丢掉他们个人的恩怨和荣辱，为铸造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奋斗。

铸造大国——使我们这个民族再也不受别人的凌辱和蔑视，这就是一代共产党人自年轻时就铭刻在心的光荣与梦想。

若干年后，已是９０高龄的父亲回忆起自己在狱中的那段日子，他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了，我真很欣慰。每天晚上，它从我头顶上飞过，我还能听到它在唱歌呢！”

什么？我们都哑然失笑：“爸，你这是幻觉！”

“我真听到过的。关押在那里，每个晚上都难以入睡，夜很静，它一个小时绕地球一圈，每次飞过头顶时就能听到它在唱歌……”

“你不是说过附近有个东方红公社？不会是他们大喇叭里放的《东方红》唱片吧？”

眼见着一步一步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战戈壁、斗风沙，两弹一星就像是他的孩子！他不仅为它吃了苦，也为他坐过牢。他能无动于衷吗？

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我们都沉浸在木然的哀痛中。

面对风云诡谲的政治局势，对父亲的决定，我们全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父亲也许是觉察出什么，或许是要宽慰我们吧，他说了一句话，但却更使我们惶惑不安。他说：

“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回心转意了。”

真是这样的吗？他们又一次以他们的理念来塑造心中的毛泽东了。

我们都睡不着觉；他也睡不着。这天晚上，他写道：

“久困重围冲破，今朝又催征程。大张浩然正气，还我旧时精神！”

喔！上帝，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就安排好了他的命运。

他注定是要被绑在十字架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