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志燮李珠妍真假:我们走进“被时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0:21:58

我们走进“被时代”

来源:时代邮刊

策 划 人 语

      “我的工资被增长了,我的生活被小康了,我的儿女被就业了,我的意志被自愿了。不过,我还算好的,因为还有人被自杀了……”
      你别笑,这不是笑话,而是今天的国人尤其是平民百姓最流行最无奈也最聊以自慰的一种表达。随着一桩桩事件的发生被冠上一个个“被××”,人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已经走进“被时代”!
      “被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被”字为什么能够引起人们如此广泛的心理共鸣?我们能够走出“被时代”的困惑和困境吗?
      这是许多读者想问和想知道的问题。本期“独家策划”,我们试图与读者一起,来关注“被时代”的公众焦虑,并破解这种公众焦虑背后深层的心理谜底,从而找到消除公众焦虑的灵丹妙药。

“被时代”:我们真的很无奈

      当“被时代”被人们广泛提起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被时代”里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只是,我们未曾找到一种最恰切的表达方式,因此当一个平平常常的“被”字被人一“活用”,便立马击中了我们心中那根共鸣神经。于是,今天这个社会便一“被”风行。
      正如“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等流行语折射出某种社会现实与社会心态一样,“被”的风行,更集中地反映了当今社会积累的某种历史与现实和人们心中积淀的心情、心声与心愿,而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释放来表达来行动。考察已经出现的一系列“被事件”,我们不难看出:“被时代”的人们,经常把“被”字挂在嘴边调侃、戏谑、嘲讽,可笑脸背后却是深深的无可奈何,还有那么一点点柔软的抗争。
      “被时代”,我们真的很无奈!

今天,你“被××”了没有

      可能没有几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被××”过。“被时代”中的“被事件”,实际上描述的是许多人一种“受人摆布”以至“受人欺诈”的不自由不自愿不自主的权利感觉和不点头不摇头不出头的生存状态。有三个“被时代”的“杰作”能够让我们真切体会这种权利感觉和生存状态。
      “被时代”的“开山之作”是“被自杀”。2008年3月13日,曾多次进京举报原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区委书记张治安违法占用耕地、修建“白宫”豪华办公楼等问题的举报人李国福,突然在监狱医院里离奇死亡,当地警方裁定为“自缢身亡”,但李国福的家属不认可李国福“自杀”的结论,认为死亡原因蹊跷。该事件引起媒体与网民的极大关注。人们的质疑是:一个没有自杀动机的人,突然因某种变故而死亡;死亡现场呈现自杀的迹象,让局外人百思不得其解,但又无直接证据证明是他杀。这种“疑似他杀的自杀”事件让人们很是无奈,也让人们很是堵心堵胃。终于有一天,有人联系到多起类似事件,突然灵感一发冒出“被自杀”一言以蔽之,人们似乎一下子找到了一个简单而痛快的表达渠道和方式,“被”字立刻一字千金,“被”字句迅速一“句”风行,“被时代”渐渐进入媒体法眼。
      “被时代”的“经典之作”是“被增长”。2009年7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463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这个“统计数字”一出,舆论一片哗然,许多“城镇在岗职工”说,我的工资“被增长”了。舆论哗然之后,国家统计局包括局长在内的官员纷纷出来“释疑”,说“被增长”是一种误解,他们所称的“城镇在岗职工”其实指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作人员,这部分人的工资确确实实地如公布的数字那样增长了;同时也承认工资统计范围过窄,存在缺陷。原来,全国约3亿“城镇在岗职工”统计局只“统计”了其中的约1.3亿,其余约60%约1.7亿“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是“被增长”的——因为上半年的工资已经进了这些职工的口袋或入了他们的账户,增长与否,处在哪个档次,他们自己其实比统计局更清楚。“被增长”成为“被时代”经典之作的典型意义在于:当个体发现自己与群体标志出现差异时,他会本能地怀疑。这种怀疑如果被证实,那么他会唾弃造假者,不再信任造假者;这种怀疑如果被证伪,那么个体的失落感也会使他产生排斥心理,有关部门的公信力同样会受损。“被增长”事件在这两个方面,对个体和整体,对弱势和强势,对私权和公权都有无奈,也都有伤害。

“被时代”的“巅峰之作”是“被死亡”。2009年11月,有媒体记者在调查采访时发现,河南省郸城县宁平镇腰周庄村不少还活着的人户口被注销了。10年前,村干部为了少交或截留提留款、集资款什么的,将300多名年纪较大的村民的户口神秘注销;10年后,由于提留等费用早已取消,现行的惠农政策还可以使农村老人享受各种优惠待遇,可这些村民因为已登记为“死亡”户籍也已注销而无法享受这些待遇。于是,让人啼笑皆非的“被死亡”事件浮出了水面;于是,这300多名“活着的死人”向政府申请新农合、救济补助时遇到了麻烦。10年前的“被死亡”能够隐藏到今天才暴露,一方面说明今天的“被时代”其实不乏黑色幽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被时代”其实并不始于今天,同时还说明“被时代”不会马上终结。
      事实正是如此,随着“被就业”、“被义务”、“被代表”、“被做梦”、“被寂寞”、“被开心”、“被贿赂”、“被长大”、“被连号”、“被国有”、“被钓鱼”、“被安全”、“被全勤”、“被失踪”、“被艾滋”等等“被事件”的不断涌现,同时随着“被××”大好形势的不断发展,用“被”字造句和作文,似乎成了一项新的全民语文革命和语文运动,也让我们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刻地认识着“被时代”。
      过去,我们见面打招呼,问的是“你吃了吗”;今天,我们的见面问候又多了一句:你“被××”了没有?

今天,我们为什么“被××”

      考察“被时代”的“被事件”,我们从中发现:我们之所以“被××”,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使然;我们“被××”后的反应,也是这种社会历史与现实对我们言行选择的决定。这是我们对“被时代”形成和发展原因的基本认识。具体说来,我们经常“被××”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整体喜欢包括个体,个体习惯保持适应。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以为整体利益毫无疑问地包括所有的个体利益,整体利益的代表也一直喜欢大包大揽,代表个体在说话在做事;我们也接受了太多的“螺丝钉”教育,我们已经习惯了做“螺丝钉”;当整部机器高速运转无法停止的时候,作为社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们已经身不由己,有时便被迫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不做,你就无法生存下去;你不做,运转不停的机器说不定会把你碾碎,你只好加入“被”的大军,并渐渐形成习惯。那时候,你没有感觉到“被××”,是因为你基本上认同了个体完全包括在整体之中,并基本上心甘情愿地为整体而付出;而整体也喜欢把自己的思想、价值以至情感“同化”你,以为整体和个体两者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当历史发展到今天,个体权利可以得到正当伸张甚至可以与整体权利不保持一致的时候,你对“整体喜欢包括个体”不那么“适应”了,你就有了“被包括”的感觉和异议。譬如,2009年2月,江苏省对南通市辖下各县市的小康达标情况进行随机电话民意调查。当地政府要求受访群众熟记事先统一下发的“标准答案”,如家庭人均年收入,农村居民必须回答8500元,城镇居民必须回答16500元。于是,原本在小康标准水平之下的群众一夜之间就“被小康”了。或许,以江苏南通的发达程度而言,被调查的地方“整体”上确实达到甚或超过了小康标准,而有些“个体”还未达到小康标准肯定也是事实,但“整体”这么一要求一强加,那些未达到小康标准的“个体”心里就不舒服了,就有了“被小康”的感觉了,就要发点牢骚说点风凉话了。不过,要是在10年前甚或5年前,他们也许为了“整体”能“争光”,就会选择“紧密配合”至少是“不吱声”了。
      强势喜欢侵犯弱势,弱势习惯保持沉默。长期以来,“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欺弱怕强文化,一直作为我们民族的一种劣根性而存在。在这种大众文化面前,面对强势的种种侵犯,不到迫不得已,我们一直扮演着“沉默的大多数”的角色。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时代,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公平正义。于是,强势如果秉性不改,继续无休止无节制地侵犯弱势,弱势就会抬起头来瞪你一眼,或者怒视你,或者蔑视你;于是,弱势对强势的侵犯不再“习惯”不再“沉默”,便有了“被侵犯”的申诉“被侵犯”的呐喊。譬如,2009年5月披露的重庆市铜梁县学生和家长“被自愿”缴纳“教师节慰问金”事件,就很有意味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一“被自愿”事件中,画龙点睛的说法出自铜梁县教育局长赵品银之口,他说:“没有规定限制学生家长向学校捐款。不过若确定所交款项是‘赞助费’,则属违规,家长可以要求退钱,但同时学生必须退学,因为不符合就近入学原则。”赵大局长说得何其巧妙又何其露骨,其潜台词是:如果你交钱了,就符合了所有“原则”,包括这个“就近入学”的原则,如果你不愿意交的话,这个“原则”就会立马生效,要“退钱”就得跟着“退学”;况且你交的不是国家禁止的“赞助费”,而是你“自愿”交的“教师节慰问金”,不算“违规”。一边是强势的教师、学校和教育局,一边是弱势的学生、家长和他们的前程与希望;强势这样公然侵犯弱势,不仅振振有词,而且还主动给侵犯进行了正当包装和定义,弱势哪敢不被迫“自愿”和保持沉默的?而事实上,弱势在强势面前这样地“被自愿”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而且远不止“被自愿”上交“教师节慰问金”这一项。只是到了今天的社会背景下,不再在遭受“强势”侵犯时“保持沉默”的“弱势”,才道出了“自愿”背后的“被迫”,才有了“被自愿”的不平和不满。
      公权喜欢领导私权,私权习惯保持顺从。长期以来,我们对公权恭敬有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宠坏了公权;而公权总以领导者自居,总把私权当作自己的附属或者附庸。于是,久而久之公权便生出了自己的嗜好:主宰私权,指挥私权,对不接受主宰不听从指挥的则谓之“刁民”;而私权也渐渐养成了习惯:尽量接受公权领导,尽量做个“安分守己”的“顺民”。可是,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个权力秩序有些松动甚至有些分化瓦解,因为在现代社会,公权和私权是同等重要的,而且许多私权是公权无法也不能“领导”的。于是,当公权还在狗拿耗子甚至肆无忌惮地“领导”私权时,那些不再“习惯”于“保持顺从”的“私权”便有了“被领导”的不愉快不高兴。譬如,2009年8月,河南省荥阳市忽然下发一纸“红头文件”,要在全市设立1000多个慈善组织,推举出5000多个慈善大使,市委书记杨福平更是雄心勃勃地宣布要把荥阳打造成“慈善城市”。有论者指出,见过搞慈善的,没见过么搞慈善的,这很有点“大跃进”的感觉。这个县级市面积955平方公里,人口65万,掐指一算,每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慈善组织,每1000多人就有一个慈善大使,何其壮观!这么多慈善组织和慈善大使到哪里去“化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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