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造价信息网3月:学习时报：正确对待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

2011年02月11日 15:43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谢春涛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1年1月24日第06版，作者：谢春涛，原题：《正确对待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初读印象》

中央党史研究室历时 16年编写、近10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已由中央批准出版。近日，主持编写、修改工作的领导和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了权威、全面的解读，介绍了其基本观点和诸多长处。初读该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正确对待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现仅就此点，作一简要评述。

直面历史上的错误

党史二卷记述的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这29年中，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也遭受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严重挫折。因此，如何对待这一时期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就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成了编写党史二卷的难点。

该书在充分展示党领导人民取得各方面成就的同时，以较大篇幅记述了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及其后果。譬如，讲清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来龙去脉，也讲清了庐山会议转向和“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并用具体数字反映了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所导致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包括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油和蔬菜、副食品极度缺乏等。书中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关于中苏论战，该书在讲清历史过程和苏联“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后，指出了论战的严重后果和中国方面的问题。认为，论战不仅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也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陷于分裂。与此同时，这场大论战也严重影响着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而又影响到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成为后来逐渐走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书中还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此外，该书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不足，审查干部和内部肃反中的问题，“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升级，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错误，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等，也作了叙述和评论。

这就表明，党史二卷没有回避和掩饰党在这一段犯过的错误。我以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是对历史、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态度。

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

直面历史上的错误，不是去渲染错误，更不是去追究犯错误的领导人的个人责任。在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党史二卷分析了错误发生的原因，为我们解读了这段曲折复杂的历史。

对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书中从两个方面作了分析。一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7年里实现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人们对这个变革需要有一个观察、适应的过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国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和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一小部分人仍存有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倾向。在国际国内气候的影响下，这种倾向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以至发生极少数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在党内，包括党的领袖，在短短7年里完全改变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是相当困难的。由于这种情况，党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这一分析，就使人容易理解何以发生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失误。

关于“大跃进”的发生，该书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从另一方面看，在接连不断的胜利面前，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听到的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逐渐骄傲起来，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使之能够一哄而起，遍及全国，从而导致即便是发现了问题也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上述分析，既明确了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又使人了解了“大跃进”的社会根源，客观公允。

关于“文革”前10年发生严重失误的主客观原因的分析，更给人以启发。书中主要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时间不长，对于如何治国理政和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和经验。这就使得一些正确认识不够稳定、不够成熟，导致在实践中不易坚持下去，甚至出现反复；这就使得常常只从马克思主义已有论述中去理解社会主义，甚至照搬某些具体结论，以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某些具体设想来衡量现实生活；这就使得容易用革命战争时期依靠群众大搞突击运动的方式方法发展经济，容易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方式方法处理阶级斗争。二是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不可避免地会对党中央、毛泽东确定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各项方针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这包括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不得不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希望以尽可能的超高速度发展壮大起来，容易接受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观点，等等。三是体制方面的原因。该书认为，10年探索发生失误，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固然有责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存在着弊端。中央和不少地方、单位的一些领导人的权力过分集中，在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当领导人的认识和决策出现重大失误时，而党却不能及时防止和发现这样的重大失误，即使发现了也难以及时纠正。

总结应该记取的教训

作为党中央批准编写和出版的正式史书，党史二卷叙述和解读错误，其目的毫无疑问是以过去的错误为鉴戒，使党今后更好地前进。为达此目的，该书深刻总结了我们应该从过去的错误中得出的教训。

书中认为，“大跃进”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所有制关系上盲目求纯。两者共同的教训，归根到底，是限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至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该书则从多方面进行了总结：

（一）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三）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

（四）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不能实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

（五）必须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而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

以上几条，仅仅从文字表述看，似乎并没有多少新鲜的内容。但如果结合该书对于“文革”错误的叙述和评论，我们自然会感受到其深度和分量。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时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正确地评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工作的是非得失，深刻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错误的历史教训。其最重要最集中的体现，就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在决议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走出历史的阴霾，逐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全面准确地体现了决议的基本精神。有理由相信，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对这部重要著作的学习，一定会对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有更加深入和准确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更加理性地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