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游泳馆价目表:原来，人生真的是一个极矛盾的东西

　　人生实在是一个极矛盾的东西。 

　　我在读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的时候，强烈的感觉到书中字里透出的自信。他不仅把中国哲学史上不同的流派和观点比照于西方主流哲学思想派别，以证明中国哲学在逻辑、名实以及形而上方面的深厚底蕴，更进一步指出中国哲学其实更擅长负的方法，而西方哲学却只擅长正的方法：两者“相辅相成”，并且“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冯友兰先生最后以此得出结论：“只有两者（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笔者注）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这些文字里面传达出来的那种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和骄傲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冯友兰先生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教授，面对一群饱受西方哲学思想浸淫的学生们讲述中国哲学史时候指点江山的气势。

　　但今天下午在查阅冯友兰先生生平资料时偶尔读到的一段话却动摇了我在上述文字间形成的感觉。那段话是这样说的：“1946年……冯友兰先生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先生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能想象吗？在冯友兰先生私下的自述里，你不仅再也找不到书里的那种自信，你甚至发现他把那些自己反复论述的思想称为“旧东西”！这一次，我分明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可置疑的沮丧、失望与黯淡的心境。

　　这二者的矛盾之间，究竟哪一种情绪更真实？

　　又，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先生从司马谈所分六家切入，纵谈儒道墨阴阳等家自身的不同发展阶段，横论儒墨道法名阴阳以及佛学各家之间的互相影响与融合，最后努力引导向他所提出的建立在“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体系中的“新理学”思想。他丝毫没有怀疑：“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很显然，此处提到的“中国哲学”，相当大程度上，冯友兰先生就是在暗指自己的“新理学”。因为在他的体系里，四个境界并不是排斥和孤立的，而是“圣人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难道这不就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哲学么？

　　可是，仅仅十余年之后，他却几乎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这些观念，甚至在晚年倾尽心血，用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重写中国哲学史。相较于三十年代那本用古文写成，大量原文引述古籍文献的《中国哲学史》，这本被命名为《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作品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颠覆和批判：对于历史上的中国哲学，也对于他自己。

　　这二者的矛盾之间，究竟哪一种思想更真实？

　　还更有可惑者。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的自序中开篇就写道：

　　“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可臻此。唯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

　　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二十八章中，他又写道：

　　“…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的多，重要的多。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可是这样的工作就不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陈述性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我与王国维有同感，就是说，我不愿只做一个哲学史家。”

　　这几段文字甚妙，不徒是说作文不易，更颇见一代大儒的铮铮傲骨与抱负。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篇《论孔丘》却几乎让这个形象烟消云散。余英时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中虽然未有提到冯友兰先生的名字，但依然借着评论周一良先生的时候把这种“影射史学”的行为鄙视得无以复加。尽管冯友兰先生后有《三松堂自述》，于自我反思、检讨、批判颇为用力，我仍无法不时常怀疑：那句断论哲学“是使人达到更高精神境界”的大师应当是不会如此“一着不慎”的吧？

　　这二者的矛盾之间，究竟哪一种精神更真实？

　　人生实在是一个极矛盾的东西！而这矛盾的答案究竟是冯友兰先生在书中反复引用的老子的原话“反者道之动”，还是如庄子所说的“是不是，然不然”？或者，干脆就是无解？

　　呜呼！一个连哲学大师都不能化解的矛盾，于我辈又如何能跳脱其外？所以，在我的生活中，知易行难便是常事：心中明白名利过往皆浮云，生活工作中却怎有一分放得下；劝别人什么都能想得开，落在自己身上竟处处是纠结；读书文章里字字句句全是道理练达，事到临头则无不是纸上谈兵。自以为精神上踮脚看得多一点，但生活中的背负却何尝能自减于他人一分！

　　平凡生活尚且如此，倘若我们遭遇冯友兰先生曾经面对的时刻：社会纷纭复杂，变革山呼海啸，而一念之差则是非殊途，宠辱各异，我们又将奈何！笔及此处，冯友兰先生作为普通的“人”，而不是一个哲学家，在那些时间中的心境与挣扎，我可以感受得到。

　　那么，难道我们竟会因此而没有答案，永远困顿于这矛盾之中？

　　所幸，我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读到两段文字，虽未必能作为答案，却让人感到强烈而深沉的平静，此足以使我自己面对这些矛盾和困惑时心情为之一振。

　　他说：

　　“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萦怀。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的成败并不相干。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

　　“宗教、诗，二者都是人的幻想的表现。二者都是把想象和现实融合起来。所不同者，宗教把它当做真的来说，而诗是把它当做假的来说。诗所说的不是真事，它自己也知道不是真事。所以它是欺骗自己，可是是自觉的欺骗。它很不科学，可是并不反对科学。我们从诗中得到情感的满足而并不妨碍理智的进步。”

　　这两段文字在原著里分别是论述孔子“知命”与荀子“礼和乐” 的评注。我不知道冯友兰先生在人生困惑的时刻是否想起过它们，我也不确定他是否认为这两段话之间存在联系。但是，我却愿意去这样理解：前者告诉我们要努力而坦然地去做，后者则告诉我们要有希望（或信仰？）而快乐的去想。这是一样充满浪漫精神的两段话：它消弭了精神与行动上的裂痕—精神上是向上开放的，要永远没有拘束的追求快乐的，充满希望的更高的境界，无论那是不是具有现实的力量；但在行动上却是向下宽容的，不存在以结果为评判的矛盾和背叛，唯一的要求是自我意识中的努力和尽力，而无论那现实的力量有多强大。

　　一个不懂哲学的人，借着一本《中国哲学简史》居然说了这么多话，或许只有那本书里的最后一句具话能够解释此事：“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原来，人生真的是一个极矛盾的东西啊！

二零一一年二月九日深夜于上海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