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苏州水城律师ing:空谷足音：《中国文学》重印感言（谢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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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足音：《中国文学》重印感言
作者:谢不谦 2011-01-31 00:49 星期一 晴 寒假第一天，出版社编辑小唐电话我，说我们四川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编写的《中国文学》（修订版），再次重印。从初版算起，该书已是第5次重印。我电话各分卷主编：“拿到书钱，快乐过年？”此书编写始于1997年秋天，我刚担任中文系副系主任，分管全系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年轻气盛，志存高远，很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改革建国以来高校流行的中文学科教学模式。从我做起，我所教授的古代文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当时采用的教科书，还是“文革”前国家教育部统编教材，北大已故著名学者游国恩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纯粹毛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左得可怕又可爱。我跟教研室同仁商议：能否编写一套能体现四川大学百年老系学术传统与教学特色的教材？得到大家普遍赞同，并在编写宗旨、编写体例、编写分工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在一次教学改革会议上，我向学校教务处汇报我们的教改设想，得到处长冉昌光教授的鼎力支持，特从学校教改经费中拨出两万元，作为教材编写的启动资金。两年后的1999年，该书编成，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2006年，推出修订版，是目前最完善的版本。
《中国文学》（修订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第2版第3 次印刷，全书售价：128元。不是市场畅销书，却是有用、有品位的文学教科书。一编在手，受用无穷。四川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地处西南一隅，却东西南北五湖四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绝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之乎也者”迂夫子的组合，而是阳光快乐的一群：文采风流，吞吐古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同行难免生忌妒，貌合神离，甚至勾心斗角互相拆台，但我教研室同仁，却是发自内心地互相欣赏互相支持，所以能在这项集体完成的工程中通力合作，不计个人名利，善始善终，不仅是同事，更是朋友。如宋元卷主编梦蝶居士阿锴教授，蜚声海内外的宋代文学专家，封面署名，主动屈居第二，让第一主编好感动：“周老师高风亮节！”又如2006年修订的时候，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主编阿红教授，川大学生的偶像，给我发来长篇电邮，指出我主编的明清卷哪页哪行有哪些错字，让我更正。这种亲密无间相与为善的合作精神，在当今中国高校文科院系，我敢斗胆地说，独此一家，没有第二。
当年，教研室几位“50后”同仁，或未届不惑之年如阿红，或刚过不惑之年如阿锴、阿明与我，功未成，名未就，除阿锴教授，都是副教授，却意气风发。尤其是现在倚老卖老敲诈勒索学生的阿明教授，意气是相当地风发。某日，出版社编辑听说我们正在编写一套独具特色的教材，主动邀我们去商谈出版事宜，共进午餐。菜还没上，阿明就站起来，给编辑敬酒，人家不喝，他一仰脖子，自己喝干；又向阿红敬酒，人家也不喝，他又一仰脖子，自己喝干；再向阿锴敬酒，人家也不喝，他一仰脖子，自己喝干。三杯酒下肚，他就悍然对编辑宣布：“如果合作愉快，我们可以不要稿费！”编辑笑道：“这怎么行啊？”他却意气风云提劲打靶：“我们就是不要，不要！”我笑道：“你凭什么代表我们大家？你不要稿费，难道我们也不要？”说我们争取把这套教材搞成精品书长版书，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他瞪着豹子眼哼哼道：“你娃好俗！”把大家笑惨了。结果菜刚上齐，他就趴在桌子上，酒不醉人人自醉，玉山自倒非人推。我们和编辑边吃边谈，谈到下午四点左右，阿锴要去接正在上小学的儿子，推醒阿明：“你不去接儿子？”他咕噜道：“不接了～～”最后还是阿锴去幼儿园帮他接的儿子。十三四年前的花絮，我都忘了，今年学院团拜会，阿锴却旧事重提，说阿明中年得子，平时稀奇麻了，那天在出版社喝醉了，不仅扬言不要稿费，居然连儿子也不要了。
却说那天，与出版社正式签约后，我打三轮车送阿明回家，用川普问他：“你当编辑的面，说不要稿费，真话还是假话，或者醉话？”他却字正腔圆，跟我打东北官腔：“我没喝醉，真话呀！”说干自己感觉很愉快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钱？我们虽然不可能不要稿费，但却是以这种自我感觉愉快的心情，如孔子说“游于艺”，编写这部教材的，至今是教研室同仁最美好的回忆。现在同类教材虽多，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编写的这套四卷本《中国文学》（修订版），绝对国际领先国内一流，不仅在教学观念上，而且在教学实践中，都独具一格不同凡响，因为教研室同仁有个共识：不玩花架子，不误人子弟。见我为该书撰写的《第一版前言》与《修订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本书系我们为高校中文系编写的教学用书。
我国高校中文系本科的文学课程，均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的中国文学即中国古代（包括近代）文学为主，学习时间多为两年。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建国以来流行的教学模式，是“文学史”加上“作品选”，而以“史”为主，许多院校甚至将这门课程径称为“中国文学史”。既然是“史”，所讲就多是诸如作家地位、艺术成就、时代思潮、发展规律之类的宏观问题。这种教学模式自有其优点，不仅高屋建瓴，而且理论性强；但其局限与流弊也是显而易见的：易走入以论代史而忽略中国文学多元化特质的误区。学生甚至教师本人，无须多读和细读文学经典，只须死记硬背文学史上归纳的条条款款，即可应付教学，应付考试，即可高谈阔论，甚至不读《红楼梦》，也能大谈《红楼梦》的艺术特色或中国古典小说发展规律之类。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难以成为高层次的学术人才，而且也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对文科人才的要求。
我们认为，中国文学这门课程不应该当成“史”或“论”来教学，而应该着重讲授中国各体文学本身，应该引导学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通过多读与细读，去感受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从而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贵的情趣，并进一步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辅以背诵与模拟训练，将古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化为己有，从而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即能以优美雅致的文笔撰写各类文章，包括应用文、学术文以及美文等。至于文学发展史一类见仁见智的理论问题，作初步了解即可。这又涉及到对中文系培养目标的认识。事实上，中外高等学校母语系的培养目标，主要是社会各行业包括国家各级机关广泛需要的高级文职人员，而不可能是作家、诗人或文学批评家。众所周知，作家或诗人无法由高校批量生产，而文学批评家则社会所需有限。这不是贬低中外高校母语系的功能，而是给予其准确的定位。简言之，我国高校的中文系，正如世界各国高校的母语系一样，主要培养的是政界、军界、学界、商界、新闻界以及社会各界需要的高级文才，所以中国文学的教学，应该既务虚又务实，以培养学生气质、情趣、谈吐与文笔为主要目标。即使培养高层次的学术人才，也需要扎实的文献基础。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在本系被定为“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以及国家“211工程”重点投资建设学科后，即着手对我系中国文学的教学进行改革，初步成果就是这部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教材。与通行的教材有所不同，我们淡化了“史”与“论”的色彩，而更注重讲授中国各体文学的特点，注重解读文本与阅读文献资料，在作品选目和讲授内容上也与通行教材有所不同，如第一卷以“五经”开篇，略去中国文学的起源与神话传说；第二卷有玄言诗、宫体诗等内容和“白话诗人与诗僧”专节；第三卷有“宋骈文”、“四六文”与“宋笔记文”专节，并注意选录白体、晚唐体、西昆体、永嘉四灵等流派的代表作品；第四卷则有“八股文”、“翻译文学”专节，而减少了明清通俗文学的比重。作家传略多据正史原文缩写，关于作家与作品附录资料也多为原文节录。道理非常简单：外文系的学生理应多读和细读外文原著，中文系的学生也应多读和细读古文原著。全书各卷的编写体例，基本上按照文体分为若干“编”，每编分若干“节”，即一个教学单元。每节的主要内容，为“作家传略”与“作品选读”，后附“辑录”（权威评论或有关资料）与“参考书目”，并设计了一些“思考题”，但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我们提倡开放式的教学，首先注重引导学生多读和细读文学原著，鼓励学生根据所学知识与阅读经验自己去思考分析，展开讨论，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即可，不必拘于现成的结论。主讲教师在组织讨论时，可给予学生适当的引导或启发。
本书为四川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集体编写的教材。全书编写分工如下：先秦两汉文学，刘黎明；魏晋南北朝文学，周啸天；隋唐五代文学，王红；宋金文学宋文部分，吕肖奂；通论及宋诗，周裕锴；宋词及元代文学，金诤；明清文学，谢谦。谢谦负责全书的组织工作。
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
1999年5月
修订版前言
《中国文学》讲授的是先秦至近代之传统文学，照学界通行的说法，即所谓“中国古代文学”是也。我们之所以去“古代”二字，是基于这样的观念：“五四”新文学之前的传统文学，神话传说时代勿计，自孔子删定“六经”始，至少也有两千多年历史，我华夏历代先哲之智慧与文心，以声韵优美、字体形象的语言符号作为载体，流传至今，播在人口，并非完全死去的文本，怎能轻易以“古代”二字，将其推向遥远的时空，而在今日华夏子孙心中形成一种疏离感？何况所谓“古代”去今未远，百年文运，比之上下五千年，不过弹指之间。即使文学有古今之别，但中国传统文学非欧洲古典文学可比，今日之欧洲读者翻阅古希腊语拉丁语古典文学，也许如睹“天书”，即或是五百年前的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斯拉夫语诗文，也可能是“匪夷所思”。而华夏子孙因有表意而非拼音的方块字，却能超越千年时空，去涵咏玩味先哲写下的不朽篇章。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勿论，即使是两三千年前的经典，稍具文言常识，也能通其大意，启我性灵，润我文心。这是是汉语言文字独具的魅力，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奇迹。
中国高校文科学生应该知道这样的常识：我们今日之语言文学与传统语言文学之间，如超越政体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因素，仅以书写语言而论，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分明的“隔代”界线，华夏先哲的书写语言，有文言文与白话文之分，而非古文即文言或文言即古文。文言文是一种雅致的书语面语言，也可以说是知识精英体面的书写语言，必须熟读经典且经过专门训练才能运用自如。这在古人那里，不仅是语言艺术的竞技，更是教养与身份的体现。这很类似拉丁文之于欧洲学人。所以“五四”白话文学运动前后，文坛宿儒学界名流不遗馀力捍卫这一书写语言的正统性与权威性，就不难理解。苏曼殊以古雅甚至古奥的文言译歌德雪莱拜伦之诗，林纾以桐城古文雅洁风格译西洋小说，严复以秦汉诸子语言译西洋学术名著，无疑是投知识精英之雅趣。“五四”之后，陈寅恪、钱穆、钱钟书等国学大师博雅君子坚持以文言撰写学术论著，是否也出自不愿掉价不愿随俗的贵族式心理，兹不必论。但文言文并非古人的“死语言”，而是贵族化的雅语，却是不言而喻的。白话文更接近口语而并非口语，也是古人的书写语言，不过是世俗化平民化的书面语言，明人冯梦龙谓其“谐于里耳”，便于在民间广泛传播。乐府民歌、禅宗灯录、道学家语录、词曲、戏剧、小说等通俗文学，以及一些比较另类的文人创作，皆以白话文出之，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另一书写传统，“五四”以后即取代文言文而成为通行的书写语言。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是文化包括文学非贵族化的必然趋势。我们无意去争论文言书写与白话书写孰优孰劣的问题，这完全取決于作者与读者个人的审美趣味以及所处的语境。但是，无论何种书写形式书写传统，由于汉字表意而非拼音的特点，尤其是它超越时空的历史延续性，注定了中国文学古今的不可分割性。我们这里说的是广义的文学，即以语言文字的艺术性为前提的书面表达。这种表达也许是“纯文学”的，也许是非“纯文学”甚至实用性的，如新闻、公文、应用文写作，但“文采”二字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对于今日文科学生而言，掌握这样的书面表达，可能就是他们将来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中国文学》的编写与教学实践过程中，尽可能淡化“古代”与“现代”的分界，以培养学生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的亲切感，在体悟中国文化与文学深厚底蕴的同时，虚心学习前人的语言艺术与艺术表达，并化为自己的一种书写能力。所以，我们力求以“读”与“写”贯穿“中国文学”的整个教学过程，“写”不仅是写作家评论或诗词赏析之类的文字，而且包括各种文体的摹写与训练，尝试文言写作，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简而言之，即不仅化先哲之智慧文心为今日文科学生之人文素质，也变先哲之语言文采为今日文科学生之书写能力。这是改革建国以来高校文科教学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尝试。我们曾以“原典阅读与中文学科人才培养”为题，申报国家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与教学改革重点项目”并获准立项，谢谦、刘黎明、王红、金诤、周裕锴、吕肖奂等教师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金诤青年才俊，为人儒雅，治学严谨，有古学者之遗风，却不幸英年早逝，先我们而去。当《中国文学》荣获国家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而后被评为四川大学精品课程、四川省精品课程，并申报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之际，缅怀逝者，诵“我思古人”之章，怎能不为之怆然？
本次修订，广泛听取了专家和学生的建议，但主要还是总结本书初版以来的教学经验，力求完善教学的各个环节。其间谢谦、周裕锴先后访学美国与日本，亲历世界名校的文学教学，获益匪浅，为本教材的修订建议良夥。我们认为，文学教材不是学术论著，它不应该太“个性化”，而应该为课堂内外的教与学提供适合的选文与阐释空间。所以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根据教学需要，增删篇目，更换“辑录”、“思考题”等相关內容，也更正了初版中的一些文字错误。至于有读者建议，是否应该考虑广大自学者的理解水平，深入浅出，化繁为简，则非我们所能。因为，《中国文学》作为中国百年名校精品课程的教材，乃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材而编写，自有其品位与追求，不敢为扩大读者面而改弦易辙也。谓其为“阳春白雪”似有自誉之嫌，但绝非“家传户诵”的自学读本或普及读物，特为读者提醒。
全书修订统筹分工，刘黎明：先秦两汉卷；王红：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吕肖奂：宋金元卷；谢谦：明清卷。参与此工作的教师与研究生，各卷编后记皆一一提及，兹不赘述。四川大学教务处为本书的编写修订以及课程建设鼎力相助，而荣誉则归我辈，曰：“此吾四川大学之光荣也。”为此感愧不已。先哲孟子论人生之乐，其一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质诸同仁，于心皆有戚戚焉。
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
2005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