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华:三十难立 人际受困：38岁成官员心理分界点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一项不完全调查显示：青年官员在适应能力和认知能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但在人际交往与情绪体验中则存在着较大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心理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三十而立的干部们面临着最大的人际交往困局。

　　仕途的路并不好走，外表风光、衣食无忧的公务员们内心到底有多纠结。恐怕除了他们自己，只有他们的心理咨询顾问知道。他们不但要面对普通人生活中所必然经历的种种烦恼，也要承受这份特殊职业所带来的压力。

　　在1437名参与心理健康调查的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职工中，有八成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在良好以上，但是也有近两成的人群值得关注，他们的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水平。调查结果显示总体心理健康水平堪忧。人们惯常认为公务员群体大都长袖善舞，实际上则恰恰相反，有近三分之一人的人际交往维度处于较差或差的水平。尽管大部分人情绪体验维度和自我认识维度表现稍好，但也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比一般人更苦恼不安，情绪调节能力不足以应对他们面临的压力。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给出的建议是：对这部分群体应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情感交流平台和机会，鼓励适当跳出公务员的思维定式和人际模式，在坚持行政原则的同时，拓宽交际面，拓展人际交往方式，促进他们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

　　一位纪检干部的烦恼

　　今年已经43岁的王芳，短发，面容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话语干净利落，十分符合她省纪检副厅级干部的硬朗形象。也许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她该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物”，可当她面对自己的心理咨询师时，首先却是讲述了一段让她觉得至今难以平复的耻辱经历。

　　哥哥的孩子当兵，8个人选中有6个名额。他打听到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是某公安局长，只是给征兵办打了个电话就很顺利地要了一个名额。为此，哥哥特别找到了王芳，希望她能为亲侄子也“疏通”一下。这件事让王芳很为难。早前孩子念书想要转到一所重点中学，如果是普通官员，一通电话就应该能够办成，可她偏偏是纪检干部，当时有人还笑她说，就算是送钱，也没人敢收纪检干部的钱。后来没办法的她托了好几个亲戚帮忙，并以别人的名义才交了“赞助费”，办成孩子转学的事情。

　　这一次在哥哥的再三请求下，王芳还是硬着头皮打了一个电话。当对方听到她是纪检部门的人时，严肃地说：“请纪检部门盖个章、出个证明，这孩子我们就收了。”王芳觉得，这摆明了就是在为难她。这一次她觉得最受伤，但这种被刁难和排挤的情况她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几乎每次市里各个部门开会，她总要体会到一些人情冷暖。

　　王芳最怕的就是开会。有一次开会前看到其他人在聊买房子的事，她本想笑着也搭个话，结果对方却戒备地说了句：“哎呀，我们哪有钱买房啊，就是随便说说的。你可千万别当真。”她知道别人顾忌她的身份，总觉得她想要刺探什么。

　　除了这种孤独感和被误解外，更让她感到凄凉的是待遇差别。纪检部门是名副其实的清水衙门，没有小金库，拨发的钱刚刚够办案之用。部门里虽然有车，却并不能总是跟着她，有时候开完会和其他人一起出来，看着别人有车来接，有人簇拥，自己却要一个人坐车回去。尽管并不看重这些，但长期以往的差别也深深地刺痛着王芳的神经。

　　作为纪检干部，她不能像其他官员那样能轻易地为家里的人谋些方便，也并不像普通人羡慕的那样风光。虽然王芳有过难过，有过不甘心，也有很大的压力，但这些她觉得自己都能排解，“遇到这些事情，和同事发发牢骚，自己大哭一场，或在心里骂一通也就过去了。”

　　真正让王芳感到压力的还是来自纪检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考验。这份工作并不是朝九晚五的正常上下班，一旦来了案子，为了保证能抢到有效办案的时间，大家都要没日没夜地工作。此前王芳接到了一个举报，查处一个有贪污受贿嫌疑的商务局干部。她带着手下的工作人员持续加班20多天，终于掌握了这个人的扎实证据，结果却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基于各种需要，这个人暂时不能动。王芳了解到这个人是近来的一个招商引资大项目的关键人物，为了维护稳定暂时还不能查办。后来有一次王芳见到了这个人，看到对方嬉笑得意的脸，王芳觉得很恶心，也很不甘心。

　　这些心酸和压力在她看来只有同行才能理解。好几次王芳都想过放弃，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她确实也看到过有的人变成了“油条”，对工作倦怠、不主动，没了正气和心气；但她也看到更多的人仍默默奉献、坚持在纪检工作中。

　　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一个专项调查中显示：在纪检干部感到压力的排序中，工作责任重大与民众期望值首当其冲，工作量大，升职困难紧随其后，而目睹政府官员腐败现象亦让纪检干部产生了较大的困扰。

　　正处级干部的夹心难题

　　47岁的陈述在机关兢兢业业地干了十几年，一年前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这个部门的主任，正处级干部，手底下管着十几个人。陈述心里很高兴，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地干点事业。

　　一年之后，他心灰意冷，感觉自己比以前还累，经常焦虑地睡不着觉。陈述手下的十几个人很多都是80后，学历和自身素质都不差，但在实际的工作中，陈述放手让他们干的工作最后老是差那么一点，让他们修改还得费半天劲解释，费力不说，他们还不高兴。于是陈述总是觉得不如自己干。慢慢地，加班成了陈述的家常便饭，一年以来连双休日都没有正经休过几回。

　　家里人为此很有意见，妻子总是埋怨他不顾家。家里的不满意让陈述感到很烦。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辛苦付出不但没得到单位同事们的夸赞，反而遭到了领导的非议。事实上，领导觉得陈述这个部门的员工总是成长不起来，依赖性太强，看不出谁能发展成为业务骨干，长此以往对团队的发展将会很不利。而陈述的这些“80后们”手下们也不买他的账，表面上对他还挺尊敬，觉得他工作起来认真负责，是个好人，可是内心深处总感觉自己没有得到和重用，看不到成长的希望。

　　陈述觉得自己所做的完全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如何平衡两边的关系让他格外纠结。而一年以来，更让他失望的还有对曾经预期的幻灭。他发现，自己虽然算是一个领导，但是重要的事并不是他说了算，自己的很多想法也难以完成，干的工作竟是他不赞成干的事情。

　　一想到未来他就陷入深深的焦虑中，在陈述看来，以前升职快一方面是自己努力、运气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周围没有更多的竞争对手。现如今，升职越来越困难，既要“围着领导转”，又要工作不出错，而且他的人际关系不如其他同级别的干部，所以对未来发展前景感到十分灰心。

　　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测试中，大部分青年干部在面对复杂任务、承受重大社会责任时，都能保持正常的适应与应知能力。但也有像陈述这样近五分之一的人适应能力较差，容易责怪自己或责怪别人，有时会采取逃避、退缩的方式，有时会有冲动、任性的行为，对于解决有难度的问题会感到力不从心。心理学专家杨凤池给出的建议是：要有效地应对压力，提高工作能力、管理时间的能力，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

　　在讲座中，有人直截了当地问杨凤池，“我们对正职和副职问题还是比较关心，怎么把副职的压力减掉呢？”

　　“好多人难受就是因为没有做正职。你要当副职就是副职的心态，正职就是正职的心态。”杨凤池认为关键要把副职看成属于自己的角色，而不是看成别人硬安给自己的角色，自己要接受这个角色。

　　三十难立 人际受困

　　林涛大学毕业后考入上了国家公务员，留在了北京，成为了某国家机关的公务员。

　　在家人和朋友眼里，林涛身上有着眩目的光环。但是工作四年后，29岁的他却倍感压力，对未来很迷茫。

　　首先房子是个问题，房价越来越高，分房子觉得希望渺茫。和女友谈了多年，结婚证倒是领过了，现在租房住着，妻子虽然不说，但是内心还是很不安和焦虑。想买房，按林涛两口子的工资，大概就不用妄想了。因为经常出差，林涛和下属各个部门交流较多，他觉得自己的收入和社会上同龄人相比，差别还是很大，看到地方机关人员还有很多弹性和灵活性，内心隐隐不平衡。有时候不免想，大机关工作也就是个名誉，实惠还是很少，因此经常得说服自己看重工作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让林涛感到郁闷的是，机关关系复杂，自己比较年轻，下面还有些新来的人，上面的领导也不少，但是领导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既要考虑做年轻人的表率，还要兼顾上级领导的心态，平衡领导层的关系。在同事面前谨慎小心，不敢张扬，在与领导沟通时又担心说错话，影响自己的前途，这让在学校活泼好动的林涛相当难受。

　　林涛把工作中较多的时间和心思都耗费在了人际交往上，同时，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工作以外的人际交往好像都有利益上的考虑，为了避嫌，他常常借口避开一些活动。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调查显示，因为工作繁杂、工作超负荷、团队合作多、上下级沟通多，能动性要求非常高，对国家机关青年干部的心理素质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30岁左右已经在机关历练过一段时间的干部们，最容易感到孤独，在人际交往中也最容易受到困扰。受调查者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太喜欢主动与人交往，更喜欢自己比较熟悉的小圈子；近五分之一的人不太善于理解别人；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感到他们的家人、朋友或周围的人不够关心、理解自己。心理咨询中心给出的建议是：这部分人应该充分把握其适应能力好、学习能力强的优势，接受心理管理知识的熏陶和系列心理能力训练，努力提升心里素质，提高特定岗位的适应能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另外，要针对该群体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劣势，传授一些人际交往方面的技能，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以及情感表达及心灵沟通交流平台。

　　(为尊重和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案例均为化名，并经技术处理，请勿对号入座)

　　中国官员心理压力调查报告

　　官员感叹“心太累”。参与《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的官员们涉及宣传、教育、财政、信访等多个领域，从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直至省部级，基本涵盖了官员群体的各个层级。官员们几乎都认为，“工作责任心太强，追求完美”是自己活得太累并产生压力的首要原因，“工作负荷重”则被排到了第二位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

　　“趁未死之前，我将自己的遗书公诸于众。”2011年1月11日，广东茂名市外事侨务局科级公务员朱国瑜在网上公布遗书，称母亲因反强拆被高州某领导司机凌某雇人打死，愿以死为母申冤。

　　广东茂名和高州两级政府先后介入调查此事，但是在网络上更多人关注的是“公务员维权”、“强拆困境”等话题，鲜有人注意到现在朱国瑜面临的心理压力。“这并非一起简单的社会问题事件，从遗书内容看，直接反映了这名科级公务员不健康的心理状况。”广东省某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理学教授分析说，“‘恨爹不成刚’、‘社会的不公平可见一斑’、‘我命苦的母亲’等字眼，反映出来的都是消极情绪，有必要对这名公务员进行心理干预。”

　　然而，朱国瑜的状况并非个案，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告诉《小康》记者，据央视报道，全世界每年有100万人想自杀，但只有30万人自杀成。但是近些年我国的自杀率逐渐升高，其中官员自杀问题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高危”的公务员群体

　　一直令人羡慕的公务员群体，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令人担忧的“高危”群体。

　　2009年，我国共发生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仅12月，就有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官员属于自杀。

　　2010年初，连续发生4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1月13日，河南省邓州市建设局墙改办主任刘云峰在接受纪委调查时跳楼自杀；1月18日凌晨，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1月20日，安徽省蚌埠市人大常委会一名副县级官员从该市行政办公中心综合楼坠楼身亡；2月5日凌晨5时许，广东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从湛江市某大院的一幢8层住宅上跳楼身亡。

　　这一年，引起“震动”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还有：6月24日，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留下内容不足200字的遗书后，撞火车身亡；8月25日，河北省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死亡；8月27日，江苏射阳县纪委的一名干部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自杀；9月21日中午12时10分，浙江高院副院长童兆洪被发现在其本人办公室卫生间缢亡，事发后，公安机关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和尸体解剖，认定为自杀；10月16日17时许，韶关市武江区原区委书记邬学新独自到武江区政府办公楼天台上跳楼身亡。

　　林喆将官员非正常死亡归纳为他杀、自杀和事故三大类。“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家庭纠纷、工作压力、亲人的突然离去之类的家庭灾难。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的频发，提醒我们应该对干部加强自身防范的教育。”

　　每一次官员自杀的消息披露后，都会引发公众对于事件背后是否隐藏腐败问题的猜想，但事后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官员是因为心理健康出了问题，其中很多甚至患有抑郁症。

　　江苏射阳县纪委的那名干部跳楼后，当地警方随后公布死者生前患抑郁症，生前不存在任何经济问题。童兆洪缢亡当日，在其办公桌上留下了一封遗书，其中写道：我得抑郁症数月，实在不堪忍受，难受至极，失去信心，特别是不能工作了。浙江高院在随后的通报中也称“童兆洪同志生前因身体不适已休假数周”。公安机关曾查阅病历，证实童兆洪1997年曾患抑郁症，经服药治疗，两年后渐趋稳定。2010年7月又感不适，经医生诊断，其患有抑郁症伴随焦虑，建议住院治疗，但童兆洪并未接受医生的建议。

　　诸如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调查显示：在心理健康问题最多的人群中，国家干部排在首位，其中三分之二是男性，患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失眠等，在40岁左右的人群中尤为突出。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咨询服务部主任、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告诉《小康》记者：“2008至2010年期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在名家谈心理讲座活动中，以及开展的进部委心理健康促进的部委机关心理评估项目中，前后测试干部职工3500余人，总体结果显示，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体验到轻度到中度的心理压力，尤其在‘工作负荷’这一因子上得分最高，即普遍感觉工作量大、责任重大。男性在压力源的各个维度上得分都高于女性；30至50岁的干部压力感受大于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干部，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压力。”

　　“据不完全统计，各组机关干部职工心理健康水平略低于或接近全国常模水平，其中4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心理健康指数比45岁以上的干部低；科级和科员干部心理健康状态差于处级及厅级干部，女性干部职工健康水平低于男性。需要密切关注的人群达到二成左右，这些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需要心理帮助。”史占彪说。

　　在2010年12月5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期间，《小康》记者面向参会官员开展“官员心理压力调查”，在“假如自己所能承受最大的心理压力为100，目前你觉得自己所承受的压力程度大约是多少？”这道题中，选择“60～80”的最多，而“0～20”这个选项的得票数为0；在“工作中是否常常感到疲劳，总觉得自己有气无力，像生病一样？”这道题中，选择“有一点疲劳，但不会影响工作”者居多。

　　在2011年1月9日举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2011高峰论坛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务员考录司司长聂生奎、副司长盛桂英，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吴江，诺姆四达测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苏永华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孙健敏教授、研究员周文霞教授、李育辉副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小康》杂志社“您眼中的官员心理压力调查”，大多数专家、学者在接触官员的过程中，感觉他们的压力大。

　　基层和公检法官员压力重

　　“官员压力有一定的岗位区分，有的岗位压力极大，比如做行政工作的、公检法系统内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压力会相对大一些。类似于信访工作这样需要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官员，以及涉及到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官员问题的纪委、监察、公检法系统的官员压力最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分析说。

　　参与《小康》杂志“官员心理压力调查”的官员中，涉及宣传、教育、财政、信访等多个领域，从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直至省部级，基本涵盖了官员群体的各个层级。调查结果印证了张西超的观点。河北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委书记告诉《小康》记者：“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县委书记能起60%～70%的作用，现在各个县的竞争也很大，都在比，如果县委书记工作老抓不上去，上台发言又没有工作亮点，报纸上整天见不着你这个县的信息，一帮伙计跟着你干又没有政绩，压力就会非常大。”

　　河南一位县委书记用一幅“双三角型对顶图”显示他所理解的县委书记所处的环境：一个倒置的大三角形压着一个正放的小三角形，形成倒压对顶之势。在这位县委书记看来，基层官员总是处于上压下顶之下，执政压力大、困扰多。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里健康咨询中心曾对某一公认压力较大的官员群体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采用中国心理健康量表，从情绪体验指数、自我认识、人际交往、认知效能与适应能力五个方面描述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

　　“参加本次测验的个人最低分为218分。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两组人，8.88%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处于较差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的水平；0.74%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很差，达到了相当极端的水平。”史占彪说，官员心理出现问题不仅仅只通过自杀这一种方式来宣泄，“猜忌多疑、权力膨胀、虚荣心太强、以自我为中心、冷漠、紧张和焦虑，都是心理适应不良的表现。”

　　这些官员的重压从何而来？

　　“官员们的工作非常忙，每天的会议很多，并且他们的工作常常需要尽善尽美；另外，他们总是面临着周围人对他们的反馈，周围人对他们的认知和反馈是负面多于正面的；此外，他们经常出差，作息不规律，生活方面的压力也很大。”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育辉分析说。

　　在心理学中，制造或引发压力的东西就是压力源，因此所有被认为可能带来威胁的情境、环境或其他外部刺激都被心理学专家、学者们称作压力源。史占彪认为，公认压力较大的官员群体普遍拥有的几大压力源为：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组织压力和社会压力。

　　参与《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的官员们几乎都认为，“工作责任心太强，追求完美”是自己活得太累并产生压力的首要原因，“工作负荷重”则被排到了第二位。而在《小康》杂志社“您眼中的官员心理压力调查”中，所有专家、学者都认为，“工作负荷重”是官员们活得太累并产生压力的首要原因，“职场升迁，竞争激烈”位列其次，只有一人选择“工作责任心太强，追求完美”。

　　“被拉高”的心理底线

　　虽然牵动社会神经的官员自杀事件每年都会发生，但李育辉还是告诉《小康》记者，其实不用过多地替官员们担心，“这个群体的心理素质普遍较高。”在张西超总结的官员心理压力特征中，“深层次”、“持续”和“整体抗压能力不错”都是关键词语。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前述摸底调查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李育辉和张西超的判断，“群体的总体心理健康平均指数为526分，高于全国普通人群500分的水平，其中个人最高分为738分。六成受访者心理健康处于良好的水平；二成的受访者心理健康处于好的水平。”史占彪介绍说。

　　“我们的心理底线实际上是‘被’拉高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我们有很多烦恼，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无处倾诉。和家里人说，怕他们担心。和领导、同事说，更不行，因为心理问题常常作为我们升迁、考核的内容之一。如果单位的任何一个人知道我抱怨过压力大，都极有可能影响到我在本单位的发展。”

　　在《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中，当被问到“如果您遇到自己无法排解的心理压力或心理困扰，您会选择哪种方式排解”这一问题时，绝大部分官员的回答是“找朋友倾诉”，选择“唱歌、健身、旅游等”的人数也较多，令心理学专家、学者们担忧的是，没有人选择“求助于咨询机构或人员”这种方式。

　　“学界对于官员心理的研究还比较欠缺，而官员本身也不太注重这种方式。”张西超说，“即使给官员们做心理辅导，我们也会注重这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区别，这个群体是在可变范围内的减压，相对来说会告诉他们更多的具体方法，因为我们不鼓励他们辞职或者跳槽，他们的生活是格式化的，不能有太大变化。我们会给官员们做系统的工作上的战略压力管理，从战略上规划所有的工作压力源，帮助他们做压力分解表，停止不好的行为。”

　　之前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在名家谈心理讲座活动中，以及开展的进部委心理健康促进的部委机关心理评估项目中，发现国家机关公务员中心理健康水平欠佳，人际交往问题尤为突出，情绪体验和自我认识问题明显，而适应能力和认知效能尚可。

　　李育辉在工作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使官员向我们倾诉，一般也只说表层问题，而对深层次的问题闭口不谈。”

　　针对官员心理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去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提出除了在任选干部的条件中增加心理承受力的要素外，还应在各地广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在我提出的首长接待日制度、听证质询制度、发言人制度等九大制度中，其中第七项就是上下级之间进行的对话制度，这就是防止官员非正常死亡的一个治本的方法。”林喆告诉《小康》记者，“这项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激励谈话，就是上级对下级进行当面表扬；第二是诫勉谈话，当公务员行为不当或是工作没有完成好的时候，上级组织就该跟他当面谈一次话，当面批评，我们为什么要等一个干部由小贪官变成大贪官、或者由一个好官变成坏官时，再去批评他呢？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批评前置，及时指出这名干部的缺点，帮助他克服困难、克服弱点，不至于堕落下去；第三是排忧谈话，当官员遇到重大家庭灾难，或者受到处分的时候，需要一场这样的谈话，倾听他的诉说，关心他的痛苦，指出他的优点，给予他前进的动力，鼓励他吸取教训，继续努力。”

　　林喆坦言，如果一名干部在出问题之前没有向他的组织求救或向领导求助，说明后者是相当失败的。

　　(感谢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国科学院工会、机关心理咨询中心为本组稿件提供的支持，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联系热线：010－64857026，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为本文提供调查支持)

　　30至50岁的干部压力感受大于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干部，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