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哪家医院男科最好:醉酒驾车频发,已到重典时代?

    据 《杭州日报》报道， 8月4日晚，一辆保时捷卡宴越野车在杭州莫干山路电视台附近的爱心斑马线上，撞死了一名打工妹。据了解，肇事男子名叫魏志刚，系酒后驾车，肇事后同在车内的一名女子曾出面顶包。

这叫人如何不愤怒呢？

    此时，杭州 “胡斌案”一审判决后激起的涟漪还未彻底平息。当晚，当地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在播报这则新闻时，气愤难当，竟然破口大骂， “他们开那么快要干吗？赶着去投胎吗？！”屏幕里激烈的言辞出乎观众意料，粗口虽然和主持人的身份不相称，但他的情绪却未必不正确。

    能不愤怒吗？这时候的愤怒，已经和 “保时捷”、 “打工妹”这样代表阶层身份的标签不相关了，而和生命有关，和行人的安全感有关，和作为一个城市公民的荣誉感有关。在杭州胡斌飙车撞死人被判三年之后，在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致4死1伤被判死刑后，在南京张明宝醉酒驾车致5死4伤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逮捕之后，醉酒驾车致人伤亡的事件依然接二连三地发生，或轻或重的法律惩处似乎并没能足够地警醒那些肇事司机，这叫人如何不愤怒呢？

    可愤怒之后又能怎样？对杭州保时捷肇事案，媒体和舆论的关注热情远比不上胡斌案。也许在几天之后，它就将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而里不见踪影。可它和胡斌案造成的后果又有什么根本不同吗？似乎没有，肇事的地点同样是在斑马线上，逝去的同样是一个年轻的生命，但是，保时捷交通肇事案很难再激荡起像胡斌案那样的社会效应了。

杭州醉驾案将再度考问司法正义

    从初步明确的案情看，杭州保时捷醉驾案并不是一个棘手的案件，却极有可能因为一个先例而变得无比棘手。若以法典和司法解释，以交通肇事罪论处，犯罪嫌疑人并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则至多判刑7年，这让已经焦灼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的民意如何心满意足？若循成都醉驾案的判决，课以无期徒刑或者极刑，等于是在伤痕累累的法律身上再狠狠捅上一刀，纵然暂时安抚了民意，却让法律的颜面和公信力荡然无存。

    最佳的解决路径，亦是当务之急，仍在于尽快修订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定性和量刑。如果认为15年的最高刑期不足以威慑与预防犯罪，完全可以增加量刑幅度到无期，乃至死缓和死刑。据报道，最高法院最近已就 “酒后驾驶”、 “危险驾驶”召开了司法研讨会，与会专家建议刑法修正案应该增设危险驾驶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但 “乱世用重典”， “重罚之下，必有顺民”的政法策略能否取得相应的效果？

    在残缺的法律与饥渴的民意之间，在现存的含金量不高的正义与未来同样虚幻难辨的正义之间，它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

    醉酒驾驶如此泛滥成灾，不仅是法律惩处不力——成都的死刑判决难道不足以震慑杭州司机？还在于社会逐渐失控的自治心理，长久以来所沉积的杀气腾腾的戾气，对交通规则以致对所有规则的漠视，最终引发对生命的漠视。毋宁说，对后者的治理更为关键。

保时捷撞死打工女呼唤交通重典时代

    “欺实码”事件刚落幕，杭州再次陷入与 “速度”相关的话题之中。在一条为 “70码”事件而设立的爱心斑马线上， 17岁打工妹马芳芳在凄厉的刹车声中成了又一位可怜的谭卓。胡斌飙车案的教训历历在目，为何世人不去汲取教训？

    胡斌案刚刚结束，现在的胡斌正在服刑。在事件之末，胡斌的声声泣语在呼唤公众的同情和谅解，诚然，许多民众也在网上留下了宽容的语句，可公众的同情仍换不来社会飙车案的终结，就在胡斌转身而去之后，我们再一次体味到了速度的可怕。

    胡斌案的犯罪成本触手可及，我们完全可以拿来当做 “镜鉴”——赔偿的113万元、胡斌判刑三年。对于富家子弟来说，这个成本显然是低了，能开价值100万元以上座驾的人又何以会在乎区区百万赔偿？而没有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情况之下，判刑三年的时间又显得短了。如此低廉的犯罪成本，让那些 “富而又骄”的纨绔子弟对飙车撞人案怎能有所胆怯？！

    富家子弟们的 “有恃无恐”就是在欺凌法律的正义和百姓的安全，虽说他们在主观意图上也非有意，但从低廉的犯罪成本来说，是法律的软弱加剧了这种有意。从最近几月来的交通肇事案看，我国的交通确实可以称得上“乱世”了。正所谓 “乱世重典”，这个时候， “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是时候写入交通法规了。

舆论理性以警方公信为前提

    悲剧无情地重复，行人的鲜血在杭州斑马线上，刷出血淋淋的新一季网络流行语——“上有天堂，下有 ‘速’杭”。这样的悲愤调侃中，蕴藉着怎样的悲哀和愤怒，只能从新闻跟帖中一一寻觅。

    此前舆论在这方面走的弯路，不应在保时捷撞人案中重演，舆论不必将焦点集中于 “保时捷与打工妹”这一反差强烈的对比上。斑马线上只应存在守法违法之分，而无身份财富之别。此案应为酒后驾车致人死亡。那么事发时交通指示灯的情况如何，斑马线上的行人是否严格遵照指示灯而行？车辆有无超速或加速抢道行为？目击者称，事发时肇事车辆主驾位置上是一名男子，但副驾位置的女子事后谎称是自己在驾驶，警方对此会如何认定？案发全程有无监控录像，可否对外完全公开视频信息？

    这些问题如何求解，考验着警方的执法公信。我们愿意相信公共舆论的理性，但前提是在公权部门秉公执法的理想状态下。为 “七十码”事件专设的 “爱心斑马线”受此之辱，本就不甚光彩。假如今后警方调查结果再整出个类似丑闻，还希望舆论不要“仇富”，单方面地保持克制和理性，那简直就太搞笑了。

危险驾驶怎么判应有明确司法解释

    在交通肇事案数量呈线性递增趋势的今天，对于酒后驾驶、包含飙车在内的危险驾驶等，在法律上究竟如何认定、适用怎样的罪名，显然应该有更清楚的呈现，而不是靠大家猜猜猜。

    有人抱怨说，魏志刚还敢酒后超速驾车，是受了胡斌被判太轻的刺激——这当然只是种揣测，但内中逻辑倒也不是完全无理。胡斌被判三年为什么有人悲愤不已？孙伟铭被判死刑为什么被称为 “醉驾拐点”？公众实际上只是按照自己朴素的感觉，将这些案例当成 “信号灯”。这种“信号灯”怎么闪下去，对 “热爱”飙车的、 “热爱”酒后开车的，抑制，还是放纵，不可能毫无指示作用。

    白岩松前两天在电视上读了个 “灰色段子”：在杭州，你是可以飙车的，因为即使撞死人最多三年；在成都，千万不要再酒后驾车了，因为如果撞死人的话，你就容易判死刑；在南京，最近一段时间先别酒后驾车，因为究竟怎么判现在还不知道，观望观望……这是什么？这就是信号灯乱闪之下，驾车者心态的现实映照。

    往长远看，提高交通肇事罪量刑标准，或者在 “偏轻”与“偏重”之间增设一个 “危险驾驶罪”，是顺应舆论指责交通违法成本偏低、各类危驾 “马路杀人”频发的应对之策。但当务之急，是对类似案件所适用的相关法律作出司法解释，让公众能看清定刑依据与量刑标准。司法有引导民众行为的责任，也应释放好这种能力。

（宗鹤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