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到广州过路费多少: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2011-02-09 07:30:38)

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转载

杂谈

今天是正月初七，传统称为“人日”。古人相信天人感应，以岁后第七日为人日。汉东方朔《占书》载，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中国的“人日”相较于其他国家显得更为有意义，而在年前由于建嵘等人发起的微博随拍乞食儿童，帮助儿童回家的活动已经受到广泛好评，很多人都被发动起来参与其中，从关爱儿童开始关注每一条生命，尊重每个人的生存价值，并且帮助不少儿童找到亲人，已然成为新年的最好礼物。在这个“人日”里，回想起几千年来中国人受过的种种磨难，不禁悲从中来。 

    谁是当今社会的主宰？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如果可以用农业社会、工商社会和知识社会这样三个阶段来概括人类迄今以来的历史进程，那么，在托夫勒看来，我们显然已经跨入所谓知识社会的门槛，面临信息强权的挑战。

    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工商社会尚未充分发育，就被世界裹挟着带入了知识社会。某种意义上，前五十多年的中国社会的经历形式，大抵可以和三种社会相比附，构成一段奇妙的历史缩微景观。而厚重的农业社会传统，急于赶上现代世界进程的紧迫和匆促，以及由此产生的与知识社会的种种不适也十分的突出和严重。我们有必要理清思绪，对这一切做出深入研究深刻把握，使我们的前进步伐更加沉稳更加坚实。

    我们先看看三种社会表现的主要特色：

    首先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在中国表现典型。其特色是君王或草头王的暴力统治一切。战争和动乱时“伏尸百万，流血千里”，都不足体现其惨状。对百姓而言，这是一个“要钱又要命”的时代，统治者既可以随心所欲地搜刮其财富，又可以随心所欲地主宰其生死。据《史记》记载：秦灭六国杀人共计逾一百七八十万国。战国末中国人口2千万，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城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後，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明末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1644年张献忠陷成都，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工业革命在欧洲最先发端，先是圈地运动，羊吃人，大量的剩余人口流向新发现的美洲。随着羊毛产量的大量增加，出现了新式纺织机械。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力不能够承担，蒸汽机应运而生。工业革命于18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英国开始，19世纪到西欧和北美，然后扩展到苏联、日本。但是，在日本之后，虽然技术不断进步，世界贸易指数化扩展，却没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工业革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劳动者与生产手段分离”。工业革命出现的使用大型机器的工厂和铁路等生产工具，工人所有则价格太高，家族运营又过于复杂。因此，生产手段由特定的资本家所有，不久则归股份公司、国家和自治体等法人占有。作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则成为贩卖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工业革命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由劳动者”的土地与人身分离，住在能提供职业的都市。而家族的生产机能迅速丧失，最终分解成核心家庭。一般教育和职业训练社会化。经济货币化，竞争激化。在政治上，国家作为大企业利益的集中体现形式，从皇帝和王室分离，企业法人化使权利和义务更加明晰，管理能力大大增强。工业革命改变了农业社会的体制、组织和价值观等各方面，使整个社会组织化，协调化。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社会全面的变革，也就不能彻底实现工业革命，不能构筑现代工业社会。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工商社会的最大特点有二：一个是人身自由，劳动者不再象农业社会那样依附于土地、依附于庄主的被动者，他没有生产资料，但他有人身自由。换言之，工人个人是自由的，他可以用双腿来进行投票——我要不满意你，我就溜之大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也就是因为工人是自由个体，因而带出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劳资双方进行交换时，必须遵循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恩格斯指出，国际贸易要求商品所有者的流动不受限制，也要求他所接受的法律在各地应当是大体相同的，即平等的。

    要之，工业革命的到来，宣布了“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权力时代的结束。确立了自由平等原则，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其历史主人由暴力转换成了金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时代，其特点是金钱万能，谁有资本谁是老大。对百姓而言，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要财不要命的时代”，也就是说资本拥有者可以想方设法从我们这里取得财富，却没有办法任意处置我们生命和自由。不过，因为这一阶段经济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它遵循“稀缺原理”和“收益递减”法则。正因为物质是稀缺的，所以经济的增长就要遵循一个函数关系，即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之间按一定的比例成规模平衡的增长，任何一方过多的投入就会造成收益递减，一旦这种比例失去平衡就会造成经济衰退，甚至经济危机。一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始终处在这种间歇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烦恼之中。

    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种经济危机不见了。而且按照这种经济增长函数，美国把他1948年到1984年之间的各种因素带入函数中，得出的结果是：实际的增长比应该得到的增长大66%。而这66%从何而来呢。经济学家经过研究认为来自于教育、知识和管理。也就是说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物质。所以有的经济学家说：“知识是唯一不遵循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工具”。此后，美国每年都达到经济的高增长，而且在这种高增长的同时不但没有带来相应的通货膨胀，反而每年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不断降低。当传统的经济理论已经不能解释现实情况的时候，说明新的社会转型已经发生——人类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知识社会。

    所谓知识社会的“知识”其涵义已经比传统的知识观念有了很大拓展。它包括知道是什么的知识，这是指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知道为什么的知识，是指原理和规律方面的知识；知道怎样做的知识，指操作的能力，包括技术、技能、技巧；知道是谁的知识，包含了特定社会关系的形成，以便可能接触有关专家并有效的利用他们的知识，也就是有关管理的知识和能力。总之，知识经济的知识，包括科学，技术，技能，技巧，以及管理知识等。历史的主宰者变成了知识——这就是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其特点是知识万能，谁有知识谁就是老大。对百姓而言，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有才就有财”的时代，也就是只要拥有了知识文化，就可以取得财富取得权力，知识取代金钱成为时代主宰——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软件大王比尔•盖茨。

    我们可以用劳动力的结构变化来描述人类是怎样从农业社会进入工商社会再进入知识社会时代的。在几千年前，当人类知识相当贫乏的时候，要用80%的劳动力直接生产农业产品才能保证人类的生存――这就是农业经济时代。在劳动实践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知识进一步积累和发展，发明了现代农业技术，使得人类只用20%的劳动力就可以生产足够人类生存的粮食产品，而把80% 的劳动力用来生产更高层次的需求——工业产品，电冰箱、彩电、汽车等等，这就是工业经济时代。当知识更进一步积累和发展，使人类可以把80%的劳动力转移到知识本身的生产和传播，只用20%的劳动力就可以生产足够人类使用的农业和工业产品；这个时候人类就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以美国为例，多年来，占人口3%的农民生产了足够的粮食，到1996年工人的比例由80年代的33%下降到17%，加在一起20%。另外80%的劳动力转向以知识为中心的服务产业。去年，美国服务行业协会的会长宣布了一个数字，美国服务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劳动力占人口80%。可以说，美国已经或者说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我们还可以从政府的作用来看知识社会的特点：在农业社会，不用说，政府是强势政府，一切都它说了算，政府官员也自然水涨船高地成了真正的国家主人。而在工商社会特别是到知识社会却不这样，政府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选票，选民通过自己的选票表达意志，成为社会和国家的真正主人。政府官员只有当他赢得选民的信任时才有可能执掌公权力，他必须向选民公示自己的一切以取得信任，并努力让选民相信他将践行承诺做出有利于社会公众的政绩，——服务型政府由此产生。你如果和一个法国人在塞纳河边散步，走到与市政府一家之隔的大杂货店时，那这个法国人也许就会指着它告诉你：“在我们巴黎，有两家最著名的杂货店，一家在这里……你知道第二家在哪里吗？”当你表示对此茫然时，他就会指着对面那美仑美奂的市政府大楼告诉你：“市政府是另一家杂货店。”这么说，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说，跟市民有关的各种杂事，比如夫妻吵架，街上狗屎，这些事政府都要管——因为人民之所以要政府并不是要它来管制自己，而是要它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另一个是说，政府里的官员，都不过是杂货店里的小伙计，没什么值得顶礼膜拜的——就是这杂货店里的老板（市长），也不过寻常人物：街上和他分量相同的角色多的是。

    2002年10月，英国一家杂志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名人识别率”测验，其结果是：能识别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有25%，能识别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有16%，而能说出英国当今5名“重要领袖”的，却不到10%！这个比例耐人寻味——也就是说：越是传统的国家，它的领导人知名度就越大；反之，现代化（知识化）程度越高的国家领导人，他的知名度就越低。为什么？就因为在传统国家，领导人是伟大领袖，是英明导师，是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才出一个的伟大“天才”，电视新闻中，他占头条；街头上都是他的巨幅画像；课本有他的内容，甚至还要天天背诵他的语录，日日恭祝他万岁！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不记住他的名字都难。而在现代国家，领导人也就是杂货店老板，——在那里电视上根本不可能天天有这些“杂货店”老板天天工作的新闻，就是有，也不可能占据每一个频道，更不可能都在黄金时间或以“本台最新消息”的方式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再说，这些老板也大都四年一换，甚至中途辞职，脸还没熟，就“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了。

    今天的中国不属于上述三种社会的典型形态。我们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也向知识社会急剧转型（或称“跨越式转型”）的过程中。之所以称“急剧”，是因为在短短的百年内它急欲走完西方四百多年的历史——亦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迅速跨越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社会。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就是：“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們的传统制度从1840年起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峽’。我們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峽’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們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了。”（见《晚清七十年》）

    惜乎这一转型过程在近现代经历的波折太多。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又一次在短短五十多年内似乎重复了人类社会这三大阶段的历程。

    毛泽东时代以农业立国，政治体制上最大的特点是高度的集权，总体上相当于传统农业社会，政府强势，领袖成为那些具有韦伯所谓“奇里斯马”气质的伟大人物的时代。其特点是：第一，政治挂帅，所谓“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实际是只要统治威权罔顾民权民生是也。其次，最高统治者握有几乎所有权力，特别是生杀予夺大权。集中统一和权力专断走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所有的地都种同样的粮食，所有的工厂都生产同样的产品，所有的城市都建同样的房子，所有的房子都安同样的门。人们都穿大体相同的衣裳。这种体制，是一个人对一个党的全面而绝对地垄断，是国家对全社会资源的全面而绝对地垄断，从政治资源到经济资源，从物质资源到思想资源。但所有这些资源，特别是权威资源，既非神授，又非民授，实质上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

    邓小平时代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成功转轨，大一统的全民所有制解体，私营经济开始兴旺，金钱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开始呈现工业文明的种种特点。具体说来首先是经济挂帅，所谓“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家为财富而四处奔波，——毛泽东时代用户口和土地将人紧紧束缚在家园的农耕经济轰然倒塌，人们在失去大锅饭的同时，获得了人身自由。其次，权力下放，诸侯经济成形。“诸侯经济”这一说法据说最早是由胡鞍钢博士在1990年提出的，他的大意是说，改革中权力下放使中央的整合能力下降，使地方割据势力兴起，使得“诸侯经济”盛行。这种诸侯经济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地方在获得自主权后，经济发展迅速，自治趋向增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严重存在各个地方一味追求局部利益，而忽视国家全局利益和社会整体效益的趋向。第三，个人权力（人权）高涨，民间力量大增。工商社会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在邓小平时代，人不再是政治人、单位人，而是经济人、自由人。

    胡锦涛开始了向知识社会时代迈进。在这个时期，简单的粗放的以污染环境跟消耗能源为其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被抛弃，代之以“科学发展观”；文化知识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空前凸显，朝野双方都认识到：各国的竞争，最后是知识的竞争，文化的竞争；更重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解协调，消除对立，达到共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理论上的定位不再是决策者领导者和组织者，而是服务者，现代法治政府的模式正在呼之欲出；人权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公民的权利意识愈益明晰。——用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这正是全中国人民所期望的美好愿景。中国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并不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自然迅速消亡，特别是当中国社会进展得如此匆促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当今中国社会中农业社会的残留、工商社会的弊端和知识社会的特点纷然杂陈时，我们认识到这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必然是一个发展不平衡、不成熟和麻烦丛生的社会。需要警惕的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能回归农业社会的老路，让暴力和强权扮演社会主宰的角色。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因为我们的民主和法治毕竟还相当不完备，选票还没有真正主宰这个国家的政治，同时，社会转型时期的混乱使政府有强化暴力和强权的自然趋向，缺乏制约的权力会走向何方是难以确定的因素。

    这里，笔者愿意再一次引用唐德刚博士的话来对未来做一个乐观展望：自１８４０年开始中国历史“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如果能“在２０４０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我们有这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