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博蒂奇 罗本: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欣赏的“穷光记者”

毛泽东曾对吴冷西说，当总编辑应该学习他；周恩来也说，做总编辑要像他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蒋介石说他“一代论宗，精诚爱国”；于佑任为他作评：“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他，就是被人称之为报界宗师的张季鸾。
    提“四不”办报，倡新闻自由
    张季鸾，名炽章，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随母亲扶柩返回祖籍陕西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沈卫、沈钧儒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他解释“四不”是：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井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张季鸾清楚地阐述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帜，追求新闻自由。在以后的十五年里，他不仅一再重提，而且忠实地履行这一庄严承诺。
    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执笔的《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义正词严地重申：“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1939年5月5日，经过十三年的奋斗之后，他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抗战与报人》说：“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毛泽东曾说：“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
    大义揭真相，两度受狱苦
    1913年初，张季鸾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和黄远庸、刘少少一起被誉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这是他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时年24岁。
    1913年6月，《民立报》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和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友好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曹却庾死狱中。回到上海后，他在康心孚主编的《雅言月刊》发表《铁窗百日记》。对同伴的死他终生悲痛，并全力抚养遗孤曹谷冰成人。
    袁称帝时，张季鸾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等创办《中华新报》，聘他为总编辑，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多方营救才获自由。
    为了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揭真相，还读者知情权，张季鸾两度被捕历经牢狱之苦，不愧是一个真正的新闻斗士。
    精通新闻业务，开辟报界新纪元
    1919年，张季鸾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说：“张季鸾君主持上海《中华新报》，立论公正，文笔犀利，惜该报拙于经营，无法展其所长。”胡政之后来也多次对徐铸成等说及“张先生在《中华新报》主持笔政时，文章也非常脍炙人口，外国记者每以其社论全文转发本国。”
    1924年，《中华新报》因经济拮据停刊。后来，张季鸾流浪天津遇到了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决心办一份像样的报纸，由银行家吴鼎昌筹资五万，以一万元买下1925年11月停刊的《大公报》，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诞生。
    吴的资本、胡的经营和张的那支笔开辟了《大公报》的新纪元。“他的笔，包括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徐铸成生动地回忆起张季鸾激扬文字、挥毫写社评的情景：“当时，《大公报》的社评是刊在第二版下部。广告多了，地位会被挤缩小。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地位。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二，不要加条或抽条一般凑合版面的办法。遇大问题字数少了，他也能‘畅所欲言’；小问题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长的印象。有时写到一半，忽然来了更重要的新闻，决定易题重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他写好一段，裁下来先付排，接着写下去，边写边付排。全篇付排后，到小样打来再加润色。还有，最后来了新闻，社评必须修改、补充时，他能划去一段，补上一段；划去几个字，补上几个字。排字房不须硬挤，不会影响行数，还可准时打版、付印。”　
    报纸当营笔作刀，一马当先主抗战
    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三十年间他写的评论不下三千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他曾以“三骂”脍炙人口。1926年12月4日他《大公报》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以犀利尖锐的笔指控“蒋氏人生观之谬误”，“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
    “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赏。1927年4月29日，他在社评《党祸》中说：“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他认为“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不久，他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抨击新闻检查制度。由于大胆敢言，到下半年《大公报》上海版的发行量就突破五万份，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站稳了脚跟。“七君子”事件发生后，江苏高等法院以无中生有的罪证拼凑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针锋相对、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但不少报纸迫于国民党的压力不敢发表。张季鸾了解真相后当即打电话给编辑部，立即发排，不必送审，第二天就见报。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甚至派人在西安上空广为散发载有他《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公报》。
    1937年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大公报》武汉版创刊，这是张季鸾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他以如椽之笔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大、极远。当日寇兵临城下，南京千钧一发之际，12月8日，他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

    徐铸成说：“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 
    他主张联苏抗日，团结各党各派，提倡组织“国防最高会议”、国民参政会，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从“九•一八”以来，他即力主抗战到底，其言论对推动全国抗战影响至大。他和同人一起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大公报时代”。
    骂蒋又批蒋，成蒋座上宾
    “九•一八”前一二年，《大公报》就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及专文，呼吁关注东北危机。“九•一八”一发生，《大公报》召开“开天辟地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张季鸾严肃宣布，国家已面临紧要关头，“我和吴、胡两先生已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并宣布了两项决策，一是明耻，由王芸生等编辑甲午前后以来的对日屈辱史，这就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二是教战，创办“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
    看《大公报》“九•一八”以后的那些举措，报人、报纸在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作用实在不下于政治家。所以1938年6月他在《战时新闻工作》发表《无我与无私》一文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屡次礼贤下士，请张季鸾共商国是，他也以国士报之，知无不言，被外界看做蒋的策士。《大公报》成为蒋每天必读的唯一报纸。
    即使在和蒋介石如此亲密，张季鸾也没有放弃对当局的批评。“九•一八”后，他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一文，疾言厉色“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人！”
    曾骂蒋，又批蒋，而蒋介石却出奇地没有因此怀恨在心，仍以“国士”待之，张季鸾也成为少数几个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见蒋的人之一。
    政见但不同，爱国仍赤诚
    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中条山战役。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蒋介石还指派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渝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

    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那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这篇社论后，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接下来，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
    接到周恩来的信，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5月23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认为共产党1927年以后的十年间“是负号的，不是正号的”，希望“对国家永作正号的贡献”，并提议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

    他虽然与共产党政见不同，但却无法否认他对国家、民族的赤诚。
    文品人品俱佳，受到两党领导人欣赏礼遇
    1958年，毛泽东曾对吴冷西说过：“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应该学习的。”
    1938年，周恩来也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
    于佑任曾为张季鸾作评：“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曰：“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蒋介石更是看重他。有一次，蒋介石大宴群僚，可时间已到，还有一位客人未来。大家不知道是什么重要人物。正猜测间，蒋介石陪着一位布履长衫的小老头进来并让至主宾席。蒋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张季鸾张先生，道德文章，名扬天下。”席间，蒋还不断为张加菜劝饮，让那些大员们惊讶不已。 
    葬礼创纪录，精神耀后人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去世。他的葬礼创民国之最，身后也再无新闻人获此殊荣。
    参加张季鸾葬礼的人来自三教九流，杜月笙抚棺痛哭，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对张季鸾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唁电是：“《大公报》社转张夫人礼鉴：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禄，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罄。特电致唁，惟望节哀。”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祖涵的联名唁电是：“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议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是：“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不意积劳成疾，遽归道山。音响已沉，切劘不再，天才限于中寿，痛悼何堪。特此驰唁，敬乞节哀。”
    周恩来和颖超还以私人身份写了挽联：“忠于报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从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两党最高领导人能对同一个人同时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实属罕见。（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