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苏勒亚其其格视频:人类历史最神奇的遗物：都灵裹尸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10:08:46
人类历史最神奇的遗物：都灵裹尸布 猫眼看人
思项羽2009-12-19 11:57:30（开始）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169291
（1）简介
说都灵裹尸布是世界最神奇的遗物，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我们这里要开始介绍的，乃是一个“历史的遗物” – 无论你认为它是真，还是中世纪的伪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全世界任何一样的历史遗物，哪怕就是埃及的金字塔，都没有像都灵裹尸布这样，被如此密集的考察过和研究过，而且是被如此众多的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们所密集的考察研究过，这里面包括欧洲，几乎所有的大国。其涵盖的领域囊括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 – 甚至连美国和欧洲的原子能科学家，都参与到里相关的讨论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说“都灵裹尸布”乃是世界最神奇的一件历史遗物，或文物，没有半点夸张的意思。不同的研究报告都指出，仅仅从1978年到1981年短短4年时间里面，科学家们在其中所花费的研究时间，就超过了15万个小时（注一），这样的记录，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肯定后无来者。
我们这里先来看看“维基百科”上对“Turin Shroud” 这个条目的一些介绍：
都灵裹尸布是一块亚麻布片。其上显现一个和被钉十字架方式一致的，身体被伤的男人的形象。这片亚麻布目前被保存在意大利都灵的圣约翰大教堂。目前，科学家、信徒、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对这块亚麻布和其上的形象，是如何被造？以及何时被造的问题，有非常激烈的争论。
上图（1）所示，就是著名的“都灵裹尸布”
相信者认为它在耶稣基督被埋葬的时候，就是那块曾经覆盖在耶稣的身体上裹尸布。这个男人的脸部形象，就是耶稣的圣容。相反意见的人，则认为这是一个艺术作品，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超过一千多年之后被人制作出来的。这两方面的论点，都各自引用科学和历史方面的文件来支持自己的看法。裹尸布上的这个形象，如果使用黑白摄影中的“反转”方式观看，会比在正面自然的黑白影像之下，显得更加清晰得多。这个令人吃惊的“反转”底片形象，首先是由意大利的一个叫西冈多.皮亚的业余摄影师在1898年的5月28号获得的。当年，裹尸布在都灵大教堂展出的时候，皮亚被获准给它拍照。到目前为止，罗马教廷既没有公开证实也没有否定过这块裹尸布。但在1958年，罗马天主教教皇皮尔斯七世，曾经认同裹尸布上的形象，和天主教坚信礼中“耶稣圣容”是一致的。
维基百科这里提到两件有趣的事情，一是1898年，意大利的业余摄影师皮亚，首次拍摄到裹尸布上的那个男人的全身影像。但冲洗出来之后，皮亚受到非常激烈的攻击，被认为他伪造了这个“耶稣”的黑白图片。结果他被蒙冤33年，直到1931年，另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也拍出和他相同的图片之后，他才得以“平反昭雪”。
图（3）皮亚首次拍摄到的裹尸布上耶稣的全身“底片”影像- 正面
这里非常有趣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黑白的底片”。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黑白摄影的常识的话，你就会知道，在底片上所呈现的人物形象，和冲洗出来之后的照片，无论是颜色，还是位置，都恰好是相反的 -- 底片上黑色的地方，洗出来就是白色的，相反白色的部分，冲洗出来之后就是黑色的。同样，底片上的左右，冲洗出来之后，也会是相反的。以图片上的人物为例，你所看到的底片上的左手，冲洗出来之后，其实就是右手。
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情况：我们知道历史上第一张的黑白摄影图片，大约出现在1820-1826年期间，就算裹尸布是在中世纪被“伪造”出来的，（持这种说法的人，大多数相信裹尸布是在1492-1530年之间被伪造出来的）可是在那个年代的人，谁会知道，并且掌握如此成熟的黑白摄影技术呢？而且，在那个时代，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件和裹尸布类似的“摄影作品”存留下来。即便400多年之后，人类到了20世界，都无法使用黑白摄像机，拍摄出细节如此逼真的一副黑白人体摄像。
（图4）都灵裹尸布上的人物：皮亚所摄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所呈现的形象 –祂的脸部
（2）都灵裹尸布主要的科学研究 - 起源与进展
1931年，另一个意大利的摄影家Giuseppe Enrie， 被准许再次拍摄都灵裹尸布，并且得到相同的影像之后，皮亚所摄的图片，才被正式承认不是伪造。但是，对于裹尸布上的这个影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争论不修，一直到1978年，这个争论，终于开始有了一个比较重大的转折。
这一年，罗马教廷在经过慎密评估之后，终于同意，一个由40多位来自美国的顶尖科学家，可以对都灵的裹尸布进行严密的科学考察。这40多位的美国科学家，几乎都是来自美国最出名的一些研究部门，同时也都是这个领域最出色的科学家。他们被准许，用各种的最先进的仪器，对裹尸布进行一寸一寸，最仔细的摄影。也正是在这一年，裹尸布首次被允许，从它的反面，进行拍摄。因为大约在15世纪中叶左右，裹尸布曾经经历过一场大火，其中的某些部分，被摆放裹尸布的银盒子所融化的银子所烧灼，损害，后来修女们在裹尸布的后面，缝制了一个衬布作底。但是，1978年，教廷首次允许科学家们，拆开底部，将摄像头探入到它的背面进行拍摄。
这个裹尸布，顺便说一下，大约长4.4米，宽1.1米。科学家用摄像头，从正面，反面，几乎每一寸的面积，都使用最先进的摄影技术进行拍摄，然后进行电脑的存档，分析。同时，科学家也使用了透明胶带，在裹尸布的表面进行粘吸，以便收取裹尸布上的微尘和化学物质，进行实验室的测试 – 包括与物理，化学，生物，土壤，花粉，等多方面的分析比对。可以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对裹尸布所进行的最彻底的检查。科学家们的“火眼金睛”，准备毫不留情地揭穿所有可能的“骗局”（Hoax）。
下面就是1978年的那次史无前例的“全身大检查”，所参加的部分科学家的名单。如果你看得懂英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40位科学家都是有备而来的，他们都是他们所从事那个领域里面的专家。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来自美国顶尖的罗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6-7位的科学家。领队的，是著名的化学家雷.罗杰斯（Ray Rogers）。这个团队里面，有摄影家，有电脑专家，有图像专家，医学家，化学家，甚至还有武器实验室的专家和美国著名航天机构- 喷气动力实验室-- JPL的科学家。( 呵呵，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顺便说一下：这些科学家，绝大多数不是基督徒。当他们到达都灵的时候，依照他们中间负责摄影的犹太摄影家史沃茨“Barrie M.Schwortz”的说法，他们的任务，大概30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可以立刻打道回府。按我的推测，史沃茨的意思是大概是：这么一个中世纪伪造的艺术品，它的真伪，哪里值得他们这些顶尖的科学家花时间考察？不是杀鸡用牛刀，一下子就可以被搞定的事情么？
哪里想到他们在都灵那里，一呆就是4天的时间，不休不眠。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遇到了一个远比他们事先的预估，要困难得多得多的东西。4天的考察，他们什么结论都没有。他们只好将他们所收集到的图片，和胶带样品，带回去到美国继续研究。
这一研究，就又是4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期间，这些科学家们发现：这个都灵裹尸布，远不是一两个科学家所可以轻易搞定的事情，里面所牵涉到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为此，这些科学家们终于决定，要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成立一个专门的团队，来进行大规模的合作研究。为此他们组成了著名的“都灵裹尸布研究项目” -- Investigators for the Shroud of Turin Research Project。英文简称“STURP”。从1978年到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过世，有些人，则还在孜孜不倦的研究。很多科学家，为此付上了自己毕生的经历。比如他们的总召集人，阿拉莫斯实验室的首席化学家Ray Rogers博士。
1981年，在整个都灵裹尸布的研究历史中，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点，这些科学家们，总共花费了大约15万个小时的工作日，依靠最先进的仪器，和电脑分析技术，得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一致的结论，相当令人吃惊：
（3） 1982年，美国40多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对都灵裹尸布的集体研究结论
1982年，对于都灵裹尸布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经过4年漫长而仔细的研究，都灵裹尸布研究项目（STURP）的这将近40位的科学家们，发表了一个集体的研究成果。他们利用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技术，花了将近15万个工作小时，得出的结论，看起来却非常令人失望，尤其是对于那些怀疑论者来说，这些科学研究的结论，听起来好像不是科学的结论，反而是一种变相的信仰宣言，这个结论的摘要，公布在下面的这家专门的网站上，它是这么说的：
在被检测的 哪些布样里面中，没有发现任何颜料，色彩、或染料、或污点的遗留。X光探测，荧光测试、或微量化学测试，排除裹尸布上的形象，是以绘画手段创造出来的可能性。使用紫外线或红外线摄影的方式，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此外通过使用一种特殊的，称为VP-8形象分析仪的装置，我们在电脑上对影象进行强化和分析，其结果显示裹尸布上的影象，包含有一种 独特的，三维立体的密码信息。 微量化学的测试表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身体生前还是死后，曾经产生过任何的气体、油脂、或生化物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裹尸布曾经直接和身体接触过，这就可以解释裹尸布的某些特点：譬如为什么布上留有鞭伤和血液的痕迹？然而这个结论虽然可以解释裹尸布上躯干部分的某些特点，但是对脸面的部分，经过高分辨摄影放大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图象，却完全无法解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最基本的困难是：某些解释或许从化学的 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是从物理学的立场来看却又被否定。反之，某些从物理学的 角度看上去非常有吸引力的解释，却又被化学检测的结果所完全否定。
要对裹尸布上的影像有一个充分的解释，必须在科学上同时满足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等各方面要求。在目前这个阶段，无论我们 这个团队的成员做多大的努力，看来都不可能获得这样完满的答案。更进一步地来说，从物理或化学方面对原始的裹尸布所做的全部实验，无一例外，都无法再现都灵裹尸布目前所呈现出的那些现象。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所得出的一致结论就是：裹尸布上影像，乃是由某种物质，经过氧化、脱水、再结合亚麻布片微纤维本身的多糖结构化之后，所产生出来的。这些的改变，都可以通过物理和化学的实验手段在实验室里再现。类似的亚麻布改变，可以通过硫酸、或加热的方式获得。然而，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物理或化学的方法里面，没有任何一种手段，可以解释影像的全部。即便是结合所有物理，化学、生物、或医学的解释，也还是不能给予充分的解答。
这样，对于影像是如何产生？是由什么产生的这个问题的解答，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都还依然是个哑谜。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说：裹尸布上的这个影像，乃是来自一个被鞭伤之后又钉了十字架的真实的活人，这不是任何艺术家的创作。亚麻布上的血迹带有血红细胞，而且被血清蛋白测试所肯定。这个影像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之谜，除非未来，我们这个团队的科学家，或其他的科学家们，可以提供进一步的化学研究的结果，否则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
（4）对1982年STURP研究结论的解读和补充说明
从1982年一直到现在，一晃眼又过去29年了，STURP的这个结论是否有被推翻或否定过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俺这里说“有”，是这个结论发表之后的1988年，一项史无前例的 科学实验终于获得了罗马教廷的首肯：允许英国，瑞士、美国三个国家的三个独立实验室，对都灵裹尸布的布样，进行一次破天荒的碳14的测验，以检测这个宽1.1米，长4.4米的 亚麻布，是否真的是出于中世纪的伪造？结果，这三个独立实验室的测试，都一致地发现：都灵裹尸布果然是介乎于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的纺织品。这个结果，对于那些拥护都灵裹尸布的人来说，当然不蒂于是一个晴天霹雳。而对于STURP 1982年的检测结果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否定。但是，我们说它还是“没有” 被推翻,意思就是说：STURP 所提出的那些具体结论，无论是碳14的测验，还是后来的其它的理论，都无法将其推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1988年的那些碳14测验中的三个致命的缺陷，开始一个个地浮出了水面。（其中的问题，我会一个个具体在后面描述）以至于目前很多的科学家都同意：未来，还有必要再进行一次类似的实验，但是要使用比碳14更准确有效的手段。
上图：科学家在近距离审查裹尸布（时间大约是1992年）
不过即便如此，直到今天为止，都灵裹尸布研究项目的科学家的这个具体研究结论，仍然是最富有权威性的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如果要发表什么样的 研究结果，都必须给这个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传阅，同意过。然后，才能以“STURP“的名义发表。这就是使得他们所公布的每一项具体的研究成果，都有很高的权威性。他们在1981年的研究结论中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事实，也从未被推翻过。举例来说：
一、
再次证实裹尸布上的人物，其影像，乃是一种反转的 “底片”效果（Photo Negative）。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裹尸布上所呈现的，乃是一种“镜面效果” -- 和我们在镜子里面看自己的形象完全一样，其上的人物在肢体位置，和身体的明暗对比上，完全呈现“颠倒”的情形。我们在裹尸布上所看到的“左手”，其实恰恰是右手，最黑色的地方，其实乃是最亮的地方。这样的“底片”影像，即便是在中世纪，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英国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作家兼记者威尔逊.爱恩（Ian Wilson）在他的研究专著“血迹和都灵裹尸布”（The Blood and The Shroud）一书中，谈到这种“底片效果”时说得非常准确：（本 书是英文，以下是本人的翻译，为节省阅读空间起见，原文省略）
“从理论上来说，没有一个中世纪的艺术家可以创造出这样的 照相“底片”形象。即便是假设有这么一个艺术家。。。假如他真的想创造出我们在哪张1898年的图片上所看到的那种“底片”的效果，则他必须毫不停息，毫无差错地选择和他眼睛所看到的熟悉的对象，完全相反的自然界的形状和明暗，来进行创作。而且他必须是完全盲目的，因为中世纪的 时候，没有任何的工具或手段，可以帮助帮助他看到人物的这种“底片”形象，他既无法依靠任何工具来检测自己 是否有出现错误？也不可能和其他的人来进行探讨。姑且不论一个中世纪的人，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毫无道理的，奇怪的方式进行创作，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即便是很久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正如伊莎贝尔.皮扎克（Isabel Piczek）和其他很多职业的肖像画家所确认的那样：如果是真人写生的话，即便完全依照 自然的光线和形状来绘制，其难度就已经足够大了，要将对象的光线和形状完全颠倒过来，如果没有仪器来测量你所画出来的东西是否正确的话，哪是完全不可能的”。
二、
1982年的那些测验结果，否定了裹尸布上的形象，出于“绘画”的任何可能性。报告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采用显微摄像技术，还是使用红外线，或紫外线摄影技术，都无法在裹尸布上发现任何颜料的微粒。（譬如氧化铁）从理论上讲，如果裹尸布上的人物 使用绘画的手段制作的话，则纤维之中，就必然包含有颜料的成分，而且，由于颜料会渗透到布匹的纤维之中，日子久了必然会出现变色，或颜料脱落的情况。但是裹尸布的颜色，和它上面的人物颜色，都是相同的，是一种淡淡的土黄色。一个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它上面的这个人物形象，在 近距离内完全是看不见的。你必须后退到六英尺的距离以外，才能看得清楚，你越后退，上面的人物形象就越清楚。这是任何的摄影和绘画作品都无法产生的一个最惊人的效果。而6 英尺的距离，乃是一个画家的手所够不到的空间，如果这是一幅绘画作品，如何能在手都够不着的地方进行呢？这也是科学家否定裹尸布“绘画理论”的另一个理由之一。
但裹尸布上的那个人物影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STURP的研究结果认为，乃是“氧化和脱水”之后形成的。其过程，类似与将电烫斗放在衣服上所产生的结果。但要在裹尸布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影像，其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能量不能太强，以至于将亚麻布丁纤维“烫”焦，但也不能够太弱，以至于无法在纤维上留下痕迹。但这种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的能量放射，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是STURP的科学家们目前无法解开的最大的困惑。
三、
研究学者们目前一致同意的一个前提是：任何一种关于“裹尸布影像形成的理论”，最困难的地方，不是在于它解决某个“单项”问题，而是研究者的理论，必须同时满足所有其它不同科学领域所发现的问题。（见下图）STURP的科学家们说的非常清楚：一个研究者的理论或许在化学的领域内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却无法通过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检验。譬如，一种理论认为，裹尸布的影像是中世纪的某个极其天才的“摄影家”的孤立的“旷世杰作”（一个典型的“摄影论”， 就认为裹尸布乃是达芬奇使用“最原始”的摄影技术所拍摄的）。那么，这个理论固然从摄影学的角度来说，可能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却无法通过历史学，宗教学，和生物学的验证。因为早在达芬奇出生（1452年）之前，有关都灵裹尸布的绘画和文献，早就被陆续地发现出来了 – （譬如现存于布达佩斯国家图书馆里面，成书于1192-1195年之间的“匈牙利国家公祷词” “The Hungarian Pray Manuscript”中，就有裹尸布的绘画，早于达芬奇诞生前300多年。）其次，裹尸布血液的研究已经证明：裹尸布上血，既有“生前流出”的也有“死后流出”的。中世纪的伪造者，是如何伪造这样复杂的“血液”的？他们怎么知道这种只有近代的法医学才有可能发现出来的细微差别？ 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摄影假说”所完全无法回答的。
（5）说一说1988年的那次碳14测验
关于裹尸布和裹尸布上影像是如何形成的，不同的“理论”很多。但不外乎就是两大类：一派认为裹尸布和上面的图像为假，乃是中世纪，大约1492-1530年之间的伪造。另一派则相信裹尸布为真，是公元一世纪的耶稣复活之后留下的裹尸布。在支持和反对的两方中，认为裹尸布出于伪造的理论，基本上是介乎与“摄影”与“绘画”之间，或者是二者皆有之。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在那些专业的研究者里面，相信裹尸布是出于纯粹“艺术作品”的科学家，已经不是很多了。因为无论如何纯粹的绘画，是无法表达出裹尸布上的在细节上，那种惊人的解剖学的准确的。本身是物理学家和壁画家的伊莎贝尔.皮扎克（Isabel Piczek）在她的论文里面说叙述的那样：任何的绘画作品，人物的细部（譬如眼睛）在经过放大之后，都必然出现“失真变形”的情况，但是裹尸布上的人物不存在这个问题，上面任何的一个细部，你将它放大之后都会发现：它在解剖学上完美无瑕，有着惊人的吻合。这就将“绘画”的可能性给彻底排除掉了。
因此，无论如何一种理论，要完全否认裹尸布的真实性，都不可能像碳14的测验那样，可以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道理非常简单：如果碳14测验证明裹尸布的确是中世纪的产物，那么，其它所有的研究，就变得毫无价值，也毫无意义了。一个中世纪的亚麻布，就算上面的图像真的非常神奇，但却可以肯定，和耶稣这个历史人物无关。
所以1988年对许多的拥护者来说，是一个相当心碎的一年。这一年5月份，罗马教廷应许三个国家的独立的科学实验室，分别是英国的牛津实验室，瑞士的苏黎世实验室和美国土桑的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对他们所提供的裹尸布的样片，进行碳14的年代测验。那一年的10月13号，这三个实验室的最终的测验结果，终于被公布出来了：结论是裹尸布乃是介乎与1260-1390之间的纺织品。其中介乎与1262-1384年之间的可能性，达到95%。这个消息一公布，不蒂于就是一个对裹尸布真实性的“死刑判决”。当时几乎西方国家的所有大报，都在头版标题报道了这件事情，题目就是：都灵裹尸布被揭示属于伪造（Turin Shroud Shown to Be Fake）
上面这张照片就是1988年10月13号这一天的在英国伦敦博物馆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主持新闻发布会的三位英国科学家分别为Professor Edward Hall, Dr. Michael Tite, and Dr. Robert Hedges 。他们故意用非常显眼的大字，在身后的黑板上写下1260-1390这样非常具有戏剧性的，非常刺激的字眼。
而对于1988年这次碳14测验的准确性所产生的疑问，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一点一点的浮出水面。其中主要的批评意见来自下面几个方面。
1. 认为这不是三不不同的实验，乃是一个实验被重复了三次而已。因为，这三个实验室所获得的样品，不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乃是裹尸布右下方的同一布片，被分成三小份而已。
2. 裹尸布已经遭遇1532年曾经遭遇大火，其中有重大的化学元素的改变，比如碳粉的存留和微尘，会导致裹尸布本身被污染，影响测验结果。（这是俄国科学家提出的证据）
3. 裹尸布表层，有一层的微生物所产生的“生物塑料”（Bioplastic）。这种微生物的分泌物，会导致古代纺织品的碳14年代测定，发生重大的误差。（这是美国的一个叫Leoncio A. Garza-Valdes的医生的研究结论，报告发表于他199年专著 ”The DNA of God?” 一书中 ）
4. 裹尸布的取样，发生严重的错误。因为裹尸布1532年间曾经被烧过。修女们在裹尸布的背面，用棉布缝制了精心的补丁。1988年取样的时候，根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其中的第4个证据，是最有力也是最致命的.如果是其他人出面说1988年的碳14测验有问题的话，则很难让人信服。然而出面质疑那次实验的，恰恰不是别人，却乃是当年主持这项碳14测验的两个实验室。一个是美国土桑实验室的项目负责人 ，化学家Ray Rogers博士和 Robert Villarreal博士；另一个则牛津实验室的碳14测试主的负责人Christopher Ramsey博士。这就使整个事件发展，好像一部冲到最高处的过山车，这时候一下子又从最高端冷不防又一头栽到了谷底。他们的研究以及相关的证据，后来被详细地记录在科学家但尼尔.波特（Daniel R. Porter）2004年所提交的论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碳14测定失误”中。
英国牛津实验室负责人Christopher 说法比较委婉：“很多的其它的证据表明：都灵裹尸布要早于碳14所测定的年代。我们肯定需要再进行一次科学实验。非如此，人们不可能对裹尸布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此外，这个未来的实验还要解释所有关于裹尸布的其它科学，历史方面的信息。”
这是一种典型的英国人的表达方式。而美国人的表达则显得直率得多。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著名的化学家雷.罗杰斯（Ray Rogers）在2005年他过世之前，发表了一篇书面说明和录影带，坦承自己当年的失误。或许是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缘故，他将自己的这些结论和录影带做成了一个DVD，呈交给2005年的九月在美国达拉斯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都灵裹尸布科学研讨会”。同时，在这年的一月，他已经将自己的结论写出论文发表在美国的“热化学杂志”期刊425期上（Thermochimica Acta）。这个研究著名的化学家，也是都灵裹尸布最有名的领军人物，死之前非常戏剧性地在自己的DVD中承认：“我不相信什么神迹，因为它们和自然法则不相吻合。在1988年的那次实验之后，我实际上已经放弃都灵裹尸布了。然而现在我正在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块布片，就是当年用来包裹历史上的耶稣的。这个可能性很大。” 上图：雷.罗杰斯在审查裹尸布 上图：雷.罗杰斯所发行的DVD 上图：雷.罗杰斯的著作：一个化学家对都灵裹尸布的观点
最新，也是最具有结论性的总结，乃是同为Rogers的同事的美国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个负责人Robert Villarreal博士，他和另外7位科学家在2008年发表的共同的研究结论是：
“那次的碳14的年代确定程序，忽略了分析化学中，诸多根本性的原则中的一条：在总结某个领域或数目的特征时，所取的局部样品，必须具被有整体的代表性。我们从裹尸布边角上所得到的哪三个样品，显示这样的法则没有被遵守。”
到此为止，具有高度戏剧性冲突特征的1988年碳14测验，已经可以说落下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句点。历史又回到了原点。上帝似乎跟所有的人都开了一个玩笑。叫一些人先甜后苦，而又让另一些人先苦后甜。在转了一个20年的大弯之后，裹尸布的研究，还是又回到了20年前的那个老地方：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确切，令人信服地说明裹尸布和裹尸布上影像的来历。
（7）都灵裹尸布上一些最重要的特征
都灵裹尸布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被“关注”的一件历史文物，其根本原因乃是裹尸布上所呈现出来的一些非常不同寻常的特征，乃是人类所根本无法“复制”的。我们可以用“倒溯”的手段，也就是以都灵裹尸布为“母本”，回过头来“假设”，某个中世纪的古人，会以某种我们所认定的方式，“制做”出这么一个耶稣的裹尸布来。
但是，这种基于“倒推”理论，和其相应的模拟制作手法，所产生出来的复制品，毕竟还没有一个，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最根本的原因，乃是都灵裹尸布的这些特征，完全不具备可复制性。其原理，正如同“伪钞”不可能复制“真钞”一样。“复制品”固然有可能在某一方面，达到和真迹“某种程度”上的类似，但对于其它的方面，复制品则只好采取“顾其一点，不及其余”鸵鸟政策。
说到都灵裹尸布在“细节”方面的特征，笔者这里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其归纳成16个大类。在这16个大的类别里面，模仿的重心，当然是在“影像”的部分。一个反对者如果认为裹尸布不是“真品”而是中世纪的某个别有用心的天才所搞出来的旷世杰作的话，那么他当然必须以科学实验的手段，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的确也有好几个持否定观点的西方学者试图这么做。但巨大的难处在于：要想在一个宽1.1米，长4.4米的亚麻布上，印上这么一个成年裸身男人的正面和背面，完全“底片”式的影像，从技术角度来说，几乎就是一件“Mission Impossible”的事情。因此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所有复制品，要么仅有头像部分，而没有身体的部分，要么仅有身体的部分，而没有头像部分（除非分两次“拼装”）。更谈不上准确地表达出都灵裹尸布上所有这16大方面的特征，它们分别是：
(1) 血迹
(2) 钉痕
(3) 鞭伤
(4) 荆冠
(5) 十架
(6) 花粉
(7) 视觉
(8) 光点
(9) 三D
(10) 体姿
(11) 面巾
(12) 底片
(13) 文字
(14) 铜币
(15) 面容
(16) 影像
目前“仿制”得最成功的，目前当属南非大学的学者尼古拉斯.爱伦（Nicholas Allen）。他 的博士毕业论文的中心，就是论证都灵裹尸布上的影像，乃是中世纪的某个不知名的天才，使用“原始摄影暗房技术”（camera obscura）和水晶，以某个石膏模型（也可能是真的尸体）为模型，经过2-3次曝光，历时4-7天以上的时间制作而成的。为了证明自己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尼古拉斯也的确以这种方式制作出来一个他认为是正确完美的“复制品”。（见下图左） 然而，即便这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一个裹尸布复制品，它也仅仅不过是在“影像”这一方面，和裹尸布有几分的“类似”而已。至于其它的方面，尼古拉斯就是采取我们前面所说的“鸵鸟”的战术来对待。予以一概的否认。这一点，著名的犹太摄影师巴利.施瓦茨（Barrie M. Schwortz ）在他2000年所提交的专业论文里面，就毫不客气地评论说：
“今天，即使依靠最先进的电子成像技术，要拍摄出如此精确的完美无瑕的人体，摄影者都必须是一个经过高度训练的专业摄影家。而认为中世纪的某个摄影家可以拍摄出这样的效果，则完全是夸张的想像。”
同时，爱伦也完全无视裹尸布上的血迹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法医上的精确性。都灵裹尸布研究项目的科学家，还有其他的科学家，都已经证明，裹尸布上的影像，乃是在血迹之上的，我们的结论已经非常清楚：裹尸布上的血迹，乃是在影像形成之前，先附着在裹尸布上的。实际上，如果裹尸布的影像是摄影的话，这些血迹会抑制影像的形成过程。爱伦教授的理论，完全没有解释裹尸布上的血迹，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施瓦茨这里所批评的，其实乃是所有的持“伪造理论”的学者，一致的通病。不仅仅是爱伦，其他所有的人，都无法回答为什么裹尸布上血迹，会在“影像”的之下的问题？因为从时间的顺序来看，科学家们已经在1981年证实，裹尸布上的血迹，乃是首先形成的，而“影像”， 却是后来“叠加”到其上的。对于这个“难题”，如果你相信耶稣是3天之后复活的话，那么它就非常容易被理解，但是如果你持相反的论点的话，则它就是一个你永远也解不开的“死疙瘩”。
原理在于：伪造者必须先在亚麻布上“撒上血迹”，然后再在这些“血迹”之上作画，或进行摄影，这才合乎都灵裹尸布上所呈现的这个特点。但如此一来，一个巨大的麻烦就出现了：正如施瓦茨所指出的那样：在有血迹的地方，无论是影像还是颜料，都根本无法附着其上。如何在一个被血迹渗透过的亚麻布上作画或拍摄？这对于那些持“伪造论”的学者来说，根本就是一个技术上他们所无法回答的“噩梦”，因此除了装聋作哑之外，实则他们也想不出任何的理由解释。
然而，这还仅仅是“噩梦之一”而已。施瓦茨在他的论文里面，从摄影影学到角度，提出了更多的技术问题，都是爱伦教授至今所无法回答的。（譬如避免尸体腐烂，如此使用日光，如何照明的问题？等等）
其实，我们自己都可以发现真的裹尸布形象，和“仿冒”的形象之间，那种巨大的差别。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就是：用Microsoft 的“Picture Manager”，对二者进行局部的放大观察，可以立刻发现二者间明显的差别：真裹尸布上的影像，乃是由无数明暗色调不同的“光点”所组成，每一个“光点”的色调都不一样，这些光点没有固定的方向，没有明显的，尖锐的边缘，而是呈现一种模糊的，渐进的“中间色”。而所有的“仿冒”影像，都由非常明显的大面积的“色块”所组成，明暗的对比非常明显，边缘特别呈现尖锐的直线性。
其实这也是判别“真假裹尸布”最有力和简单的一个方式。施瓦茨在他的那篇论文的解释是：裹尸布上没有一般摄影所必须的“聚焦”特征。既然没有所谓的“对焦”的问题,那么影像和裹尸布之间的“边界”，就一定是“渐隐”的。但在爱伦的影像上，这个“聚焦”的特点却一目了然的（见上面的真假裹尸布的图片对比），边界线非常明显。
“爱伦教授的所制作的形象，和都灵裹尸布的形象之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都灵裹尸布上的人物形象没有明显的，尖锐的边缘线。但是爱伦的人物形象，则有非常明显可见的清晰边缘线，这明显是由于照相时的聚焦所导致的。同时，都灵裹尸布上的影像，有距离越远，清晰度越高的特性。从根本上来说，裹尸布上人体在亚麻布的边缘，要随距离的拉开，才会逐渐清晰。直到我们到达一个最佳的影像观察距离。这时候，影像上人物的边缘，会逐渐地变得柔和，乃至于最后完全隐没到背景之中。这反而是说明了：爱伦教授所制作的影像，恰恰从反面证明，都灵裹尸布上的人物影像的成像过程，完全不是摄影所造成的。”
附带下面的两幅图片做参考:
上面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一张黑白摄影图片（1862） 
上图是南非大学的爱伦教授所想像的中世纪“裹尸布制作”过程
人类历史最神奇的遗物：都灵裹尸布 III猫眼看人
思项羽2009-12-19 11:57:30（开始）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169291 （8）关于裹尸布上的血迹的研究
在所有上面所例举到的这些“特征”里面，裹尸布上的血迹，显然是最难以进行模仿的对象之一。裹尸布上有大量的类似于血迹的印迹或影映，被黑白摄影，彩色摄影，显微摄影，以及后来的红外线和紫外线摄影所证实。80年代之后，不仅最先进的摄影仪器被使用，电脑影像分析和及合成软件，也都纷纷被派上阵去。因此，科学家们对裹尸布上人物血迹的真伪、特性、乃至于血型和DNA的分析，都有了一个突破性飞跃。
上图：红外线摄影所显示的后脚跟的血迹 
上图：红外线所显示的后背部的血迹 这是右边肋部的伤口与血迹 上图：左腕上方的钉痕与血迹
右边更清晰的红外线摄影：肋部的伤口和血迹
当然有很多的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西方科学家会在一个小小的裹尸布上花费几十万个小时的研究时间，和上百万美元的经费。这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吗？但是偏偏在西方和美国，就有一大批这样傻乎乎的“中立”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对这个项目乐此不疲，甚至耗费自己毕生的经历。比如说，我前面所提及的那个化学家雷.罗杰斯就是一个典型。
我说他们是“中立”的知识分子，就是说这些人，并非是出于他们的信仰，才来研究裹尸布的。这些科学家的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相信自然法则，相信事实，喜欢追求事物的真相。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的时候，甚至连“裹尸布”是什么都不明白，也没有听说过。对于传统的天主教来说，都灵裹尸布是“圣物”，是耶稣基督死时留下的。对此他们无须任何的科学证明。但是科学家们则是不依不饶，对于教廷的这种主张，当然持的是一种传统的西方“科学实证主义”的怀疑立场：除非有科学的证据，否则就绝对不表态承认裹尸布的真实性。反之，一旦被科学证实了是“事实”的事情，他们也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信仰倾向，或个人的感情，予以主观或恶意的否定。
前面所提及的“血迹和影像”的重叠，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都灵裹尸布的科学研究团队在1982年得出这个集体的一致结论，就是得力于显微摄影技术的功劳。它后来作为一个“事实”（Fact），被各种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所引用。很多的研究学者，虽然本身都不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但他们对于这个被科学观察所验证过的结论，就普遍采取一个非常客观的态度来接受。（当然也有少数，故意采取“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他们明白：要解释这个“血迹在下，影像在上”的现象，可能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起码，这是一切更深入研究起步的基础。
而对裹尸布上血液的研究，则可以说是裹尸布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原因是它涉及基督教最核心的信仰。整个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东正教这三大基督教支派，其中最重要，也是完全共同的一个真理的基础，就是相信人类的救赎的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这样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的事实。而世界上其它的宗教，如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教导。
基督教的正典，事实上从旧约的“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直到新约的 最后一章的“启示录”，都一直在反复地，或明或暗地出现“羔羊的宝血”这个主题。这对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来说丝毫也不陌生。科学是否能够证明裹尸布上的，就是耶稣为人类所流出的宝血？这个问题对他们的信心来说，影响并不大。他们很多时候也并不太关心。对他们来说：真也好，伪也好，信仰根基是圣经，而非裹尸布。
然而。对于很多的西方“独立”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看法却可能完全不同。“历史上的耶稣”，是否真的曾经像圣经上所叙述的那样，被罗马的总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流血舍命？这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未知数“X”，既不可证实，亦无法证伪。但如果裹尸布上的血迹，真的被科学所“证实” 的话，哪会怎样呢？他们原来的“不可知论”的立场，当然就要发生动摇 – 这个历史上的耶稣，立刻就会从不可知，变为可知。
所谓“独立”知识分子，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隶属某个教派或委身于某个政治势力。和专制主义的国家不同的是，在美国和西方，对他们的研究“威胁”最大，也是最严厉的势力，是来自哪里呢？答案是他们自己的同行，或那些地位在他们之上专业的学术权威机构，而非宗教或政党。一个科学家如果为了某种宗教和政治的利益，而在他们的专业期刊上发表虚假的实验或数据的话，一但被发现和查实，则无异于等于他们将自己的未来的学术生涯和生命，给判了一个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
上图：1978年拍摄到的裹尸布背面（底部）所显示的血迹图。这是第一次在裹尸布的背面所拍摄到的照片，非常不一样。血迹的颜色，也特别明显。
以裹尸布上的血迹为例，研究人员几乎都是美国或西方一流的医学家或生理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同样也是登载在自己所属的那个专业领域的期刊上，向全社会公开。可以这么说：如果有谁犯下将裹尸布上的氧化铁，或其他类似的颜料，误说成是“人血”这样的低价错误的话，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全部名声和社会地位，乃至于自己的前途，都将会被毫不留情地被断送。因为这不是对某种现象的“解释”（Interpretation）错误问题，而是一种道德上的欺诈，或学术水平上的低劣。这就足够使一个科学家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但裹尸布上的血液研究，按我的看法，乃是最“黑白分明”的。中间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 你不能说裹尸布上这些看似血迹的印迹，即是颜料又是血液。如果是颜料，它就不可能是人血，反之如果是人血，也就不可能是颜料。因此血迹的研究结果，也是最“铁板定钉”的事实，很难曲解或抵赖。当然，我们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确认了裹尸布上的血液的真实性之后，所有的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罗。这里至少有三个互相连接的因果之链，环环相扣，一环紧接另一环，最困难的地方是在最后：
1. 第一步你首先必须证明裹尸布上的“血迹”，的确是“人血”，而不是狗血，猪血什么的，更不是颜料。如果有任何的研究发现，裹尸布上所谓的“血迹”是出于伪造，则整个裹尸布的真实性，就可以被完全否定掉。 （血液的真实性问题）
2. 第二步，你还必须证明这个血迹，是从一个人的身上 “自然地”流出去的，(生前和死后都必须有)然后渗入到覆盖在他身上的裹尸布之中。这些血迹不是某个大胆的疯子，用刷子将人血涂抹到自己的画布之上的。
3. 最后，更确切地说：如果有人相信裹尸布上的，就是耶稣的血，那么他就必须证明历史上的耶稣和这些血迹之间，的确有一个必然的，独一无二的关系，除了耶稣，没有任何的第二者，可以是这些血迹的“主人”（血液的化学成分问题）譬如说，有人声称裹尸布上的这个人，很有可能乃是中世纪著名的 “神殿骑士团”的首领，他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被天主教秘密处死，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后来尸体又被人移走，拍摄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都灵裹尸布”。这样的可能性如何排除？这是难度最大的。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的是，其实就科学技术的手段而言，要证明血迹的真伪，本身并非难题。可能一个普通的法医实验室，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困难的却是第三个问题：仅仅依靠“纯粹科学”的手段，根本难以胜任。还必须将科学的研究结果，和圣经历史的比对与考证结合起来，证明在人类历史上，不存在第二例，像耶稣那样被钉十字架的独特事件，具有“独一无二”的，一系列精确的历史“真实细节”。
我们这里先看头两个问题：STURP的科学家们，其实早在1982年，就给予了非常 肯定的 答覆：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说：裹尸布上的这个影像，乃是来自一个被鞭伤之后又钉了十字架的真实的活人，这不是任何艺术家的创作。亚麻布上的血迹带有血红细胞，而且被血清蛋白测试所肯定。” 上图：这是裹尸布上正面，全身的影像。显示三处以上大面积的积血
STURP的这个结论，后来当然曾经被质疑过，却从未被否定过，特别是1978年 之后的那一系列针对裹尸布血迹的所进行的研究结果。非常奇特的是，在那些真正接触过1978年裹尸布样品的科学家里面，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及的那个瓦尔特.麦克隆（Walter McCrone）之外，其他所有的科学家，几乎全部压倒性地同意STURP的这个结论。而瓦尔特本人，就他所受的职业训练来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显微镜观察”专家，而不是医学家或法医，尤其是在血液学的研究方面，他还远不算不上是一个专业人士。因此，当他的显微镜观察，和其他血液学家的实验结果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多数人理性分析的天平会倾向向那一边呢？这个局面，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这里将 几个医学家，他们所进行的独立的裹尸布血迹测试结果总结一下：
阿伦.阿德勒（Alan Adler）, 美国西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化学教授（professor of chemistry at West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出生于一个犹太裔的家庭。他以研究血液中的化学物质“Porphyrins”而闻名。是著名的美国血液专家。他发现裹尸布的样品中包含血红细胞中独特的化学色素物质卟啉（porphyrins, 或称为“chlorophyll ”）。 确定裹尸布上的人血为真。
约翰.海勒（John Heller）美国新英格兰生命科学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of Life Sciences at the New England Institute）1980年在科学杂志“应用光学”（Applied Optices）上发表论文，证实裹尸布样品的血液光谱分析，发现人类血红素（Heme）的存在，并且成功地将其还原成“卟啉”（ heme was converted into its parent porphyrin. ）同样证实，裹尸布血迹为人血。
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圣安东尼奥分校，微生物学教授史提芬.马汀格里（ microbiology professor Stephen J.Mattingly ）,连同他的同事，DNA研究中心的维克多.特莱昂博士（ Dr.Victor V.Tryon,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s Center for Advanced DNA Technologies.） 在1995年，从样品的血液标本中，提取出三组包括男人染色体的人类基因。确认裹尸布上人物的男性身份 （blood' fragment Dr.Tryon unhesitatingly confirmed it as human blood, carrying both the X and Y chromosomes that indicate male sex. A second fragment furnished an identical result.）
倍玛.布隆（Pier Luigi Baima Bollone）这是 一位独立开业的著名的意大利 生理学家。不属于任何的机构或团体。但是他使用免疫化学检验的手法，首次确认裹尸布的血液片中含有人类“球蛋白”（Globulin），而且更进一步地，到了1983年，他又首次确认裹尸布上的男人的血型为AB型。在他提交的正式研究论文“Identification of the Group of the Traces of Human Blood on the Shroud”中，他指出AB血型的人口在欧洲只占及其少数，在世界目前的总人口里面，也大约只占3.2%， 但是同样的血型在以色列地区东北部，却占高达 18%。 同时他也确认，裹尸布上的血迹，其形成的时间早于裹尸布上的 影像（注九）也正是因为这些科学家们的贡献，目前美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将裹尸布上的 血迹是“真人血”这一点，作为“事实” (Fact)列在他们的研究网站上。
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医学家，或生物学家曾经对上述的实验进行过验证。然而，尽管曾经经历过1988年的那次碳14测验的考验，但以上的这些血液研究方面的实验结果本身，却从未被这些专业人士的同行，或所属的学术研究机构否定过。20多年过去了，很多即使对裹尸布存疑的人，都不得不接受：裹尸布上的血迹为真，这一个基本事实。 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证明血液为真是一回事，证明这些真的血迹属于耶稣基督，则又是另一回事。血液真伪的测试，还仅仅是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已。真正有价值，也更加困难的，乃是后面那一步：是否可以证明，裹尸布上的血迹乃从一个被钉十字架之后的男人身上，自然流出去的，而不是人为的，以伪造的方式“涂抹”上去的？
上图：亚麻布上的血迹：它们是耶稣流下的血吗？ 上图：经过放大之后，纤维上的血渍 1. 血迹或血凝块，是否和圣经所记载的耶稣受难时所受到的刑罚，和 身体上的伤口的情形像吻合？
2. 这些血液或血凝块，它们的流向，淤积，凝固的方式是否合理？符 合地心引力的原理 ？
3. 是否有使用工具（如画笔）留下的痕迹？
4. 裹尸布上的人物，是否是中世纪某个不知名的“十字架”牺牲者？ 上面的图片是美国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1980年所拍摄到的裹尸布血迹图片2008，11月16号的《美国地理杂志》转载。血红细胞和周围的血清影像。
这些方面的研究，目前我们所知道最早，也最有贡献的“开路者”型的医学家，是法国的医生皮尔.巴贝特（Pierre Barbet）。他的突出贡献在于：首次将生理学，十字架刑罚，和都灵裹尸布上的特点，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考察。他在1936年所著，1963年在美国发表的先锋型专著《一个医生眼中的各各他山》（注十二）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在这部著作里面，他也最早从医学的专业角度，肯定了裹尸布的真实性，同时也肯定上面的人物，就是耶稣。
法国医学家巴贝特：一个医生眼中的个个他山
后来的很多研究学者，都是沿着皮尔.巴贝特的所开拓的那个方向，继续往前的。与他的后继者们相比，可能唯一的缺憾就是，在巴贝特生活的那个年代，各种和医学有关的科学仪器，电脑和软体技术，还远未像今天这般发达。然而，让人不得不佩服的地方在于：他的很多研究结论，至今却仍然被很多的研究学者们所引用，所接受。可见仅从这一点来说，就可知他的眼光和学养，是何等的不俗。我们这里举几个他的最著名的研究成果：
因疼痛或痛苦所导致的皮肤出血症 （hemorrhaging）解释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记载耶稣“汗流如血”的现象。
裹尸布上的鞭伤的血迹痕，和罗马帝国时所使用的特殊的皮鞭形状完全吻合。这种皮鞭叫“哑铃鞭”（Flagrum）。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刑人产生深度创伤。
上图: 裹尸布上放大的鞭伤血痕
裹尸布上证据，表明耶稣所受的鞭打，超过通常法定的数目（旧约中的犹太律法，规定犯人被鞭打的数目，最多不得超过40下。）
裹尸布上鞭伤血痕的角度和方向的变化，显示有两个行刑人，一高一矮，对耶稣实行鞭打。
圣经所记耶稣所戴之“荆棘的冠冕”，其实更像是一顶帽子，从四面八方扎进耶稣的头部的各个部位。而不仅仅是在头顶上围绕成一“圈”而已。
裹尸布上无数精确的，医学的细节特征，使得仿冒成为不可能。而这样的医学知识，更不可能为人所知。
耶稣的双脚是重叠在一起被钉呢，还是被分开来钉的？他证明是被重叠在一起的。
后来的研究者们，依靠更为先进的医学仪器和软件，完全证实了巴贝特当年基本上是靠肉眼的观察，所得出的这些结论。
在后来的那些后继的研究者们当中，我们可以例举另外两名同样是非常著名的法医和病理学家。（Forensic Pathology）一位是洛杉矶市政府停尸房的首席生理学家，法医罗伯特.巴克林（Robert Bucklin, M.D., J.D.）另一位则是纽约洛克兰德县的首席医学验尸官，弗雷德里克.朱克比博士（Dr. Frederick T. Zugibe ，Chief Medical Examiner， Rockland County, New York）。分别使用不同的方法，肯定裹尸布上的血迹，完全符合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原理。
罗伯特在他的论文 “裹尸布男人的解剖学研究”开头说道：“50多年来，作为一个法医病理学家，我一直从事高等法院停尸房的死亡医学鉴定调查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一共大约检视了25000多具的尸体。并且以解剖的手段来确定死亡的原因与方式。” 罗伯特一共确认了后来一致公认的，裹尸布上男人的几个非常重要血液病理考察结果：（原文省略）
首先是前额和后脑勺顶端，有众多明显可见的“冠状型”小洞模样的伤口。血液从这些小洞里面渗透进前额的头发和皮肤里面。同样，在后脑皮肤的顶端，也有很多这样被刺伤的小洞，好像一顶圆形的冠状。但血液的流向，无论是前额，还是后脑勺上的，都是朝着下方。这就是说明血流乃是按照地球引力方向，自然地渗透到裹尸布里面去的。他的胸部下方有一个很大的血瘀，在右边肺部的附近。同时血迹浓度也有明显的变化，一部分的血与一部分从胸腔流出的液体，是导致了这种浓度变化的原因。没有发现任何动脉血涌流而出时，所产生的那种喷射或四溅时所留下的痕迹。这同样也说明胸腔底下的这一滩血乃是死后流出的。
而罗伯特最后的结论是：
“在这个都灵裹尸布男人的案件当中，作为法医和病理学家所获得的资讯，都和一个人被钉十字架致死的情况有关，而且解剖所获得的证据都支持这一点。法医非常清楚：这个形象被记载在裹尸布上的男人，生前经历过手腕部和脚踝部的钉伤，他的头部也有很多的小洞，背部有很多可以导致人失去知觉的鞭伤痕迹，在他死亡之后，他的胸腔部位，又有扎伤的创口并且从里面流出血与类似水的体液。以上所有的这些资料，作为一个法医和病理学家，我没有道理不得出结论说：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曾经经历过所有上面的这些事件，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而弗雷德里克的研究，就我个人的看法：要比罗伯特更深入得多。原因是更多地是以模拟十字架被钉者的生理反应情况，来研究裹尸布上的那个男人，为什么会有一些非常明显，清晰的钉伤痕、鞭伤痕、和血流痕迹？弗雷德里克使用真人做模特儿，将他以各种不同的姿势悬挂于十字架之上，然后用各种的仪器记载和分析他的生理反应。
上图：弗雷德里克用真人在实验室做模拟实验
弗雷德里克的研究很多都是在巴贝克当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他们二人之间对好些问题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见解，但他们对裹尸布上这个男人的身份问题，却是完全一致。弗雷德里克更多的是讨论一些非常具体的，十字架上的这个男人，在他被钉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非常特殊的生理反应，并进行科学的解答。
比如说：如何解释裹尸布上的那些鞭伤的血痕，会如此清晰被印在裹尸布上？因为按一般人体生理出血的规律，这些被鞭打过的地方，在经历了6个小时之后，（耶稣是上午九点以后被钉，下午三点左右断气，按犹太人的法律，必须在下午5点钟左右被埋葬，因为日落之后就是安息日，依法任何人都不可做工。）起码应该出现血凝的情况，或者是血肉模糊的情形，不太可能在裹尸布上留下如此清晰可辨的鞭痕。这样的情形怎样解释？
弗雷德里克的：就是耶稣在入殓的时候，身体的确按照《约翰福音》做记载的那样，是以犹太人法律所规定的那种方式被埋葬的 – 也就是身体曾经被清洗过。所有那些本来已经初步凝结的伤口，又再次渗出血来。他的这篇研究报告的名字，就叫《十字架上的男人入殓前曾经被清洗过》（注十一）。发表于1989年。
另一个弗雷德里克的论证的细节例子：在裹尸布男人的手臂上，有两道分开的血流痕迹，习惯上被研究学者们称为“双流痕”（Double Flow）。包括巴贝特在内大多数的研究学者都认为：这是由于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呼吸的困难，不得不收紧腹部，向上挺胸，因而造成手臂的伸展或弯曲，导致原来的血液流淌的方向被改变，形成新的流淌线路。
上图：1931年拍摄的这张图片，这就是弗雷德里克所讨论的手臂上血迹的“双流痕”（Double Flow）
而弗雷德里克则通过模特儿的真实模拟实验表明：胸部的这种向上“挺举”的动作，不会导致手臂的弯曲，因此也就不会导致血流的方向被改变。他实验的结果表明，这种血液流淌发现出现“分叉”的模式，乃是由于人手腕上的“尺骨”（Ulna）靠近手腕的小拇指背部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突节，当这个男人被从十字架上抬下来，并且掌上的钉子被取出来之后，从伤口里面渗出的血流，在碰到这个小凸节的时候，就被分开，变成两道血流，从手臂后方流下来。这就形成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裹尸布上的男人，他的手臂后方，这么两条方向不同的血流痕影像。他的这个研究结论，后来就发表在他1995年的另一篇论文里面，题目叫《重新探讨皮尔.巴贝特》（注解十二）
弗雷德里克的研究，和我们上面所提及的那些医学家们的研究结论，是非常一致的。就是再次肯定裹尸布男人身上上那些众多的伤口，钉痕，血流，和鞭痕，都依循一种自然的，生理和病理的规律，不仅有一定的“模式”（Pattern）而且都非常清晰，也非常精确（Precise）。这样的自然形成的伤口和血流的特征，将各种人为，或伪造的可能性，给彻底否定了。比如他在《裹尸布 的男人入殓前曾经被清洗过》一文中论到鞭伤血迹时，他是这么描述的：
Imprints depicting the various wounds that had been inflicted on the Man of the Shroud include numerous dumbbell-shaped scourge marks over the trunk, an exact pattern of rivulets of blood on the left arm, a single tortuous flow of blood on the forehead, a precise bifurcation pattern on the back of the hand and a small clump of blood on the heel. Studies of these patterns with ultraviolet light are even more vivid in terms of preciseness; the scourge marks show well defined borders and fine scratch-like markings appear to be mingled in-between.
中文翻译：裹尸布上所映印出的各种伤痕，说明裹尸布上的这个男人死前曾经受伤。他的背部，有很多“小哑铃型”状的鞭痕，血流顺着左臂流下时，所形成的非常精确的溪流状模式，前额上一道弯曲的血流痕迹，手掌后方一到非常精确的分叉状的血流，以及祂脚踝后方的一小滩的瘀血。研究这些血流所形成的样式，再辅佐以紫外线摄影技术，这些伤痕的印迹，就更生动更准确了。鞭伤的印迹显示非常清晰的边缘，那些保留完好，好像擦伤一样大面积的鞭打印迹，也混合在其中。
这就是一个专业的生理学家，法医在面对裹尸布上的这个男人时，所给予的一种精确，细致的推理与分析的榜样。外行人，或不处于这个特殊领域里面的人，（包括像瓦尔特.麦克隆这样的科学家）经常都有一种天然的误解：以为依靠非自然，人为的手段，可以模拟出人在钉十字架，受伤，死亡的过程中，会出现的各种特殊的生理反应，而且还可以将它们精确地用“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在专业的法医，刑事犯罪鉴别专家的眼中，这样的想法，不仅天真无知，而且还十分有害。弗雷德里克就认为: 这样的“外行人的意见”， 往往对科学的研究是有负面影响的，因为它会误导一般大众的看法，影响社会公众，对某个问题的关注与兴趣。
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几乎所有那些接触过裹尸布，并且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医学家，或法医，几乎无一例外，最终都相信裹尸布是真实的。但在质疑裹尸布真实性的那些人当中，绝大部分却完全没有接触过，或从事过第一手的研究。有调查显示：在那些对裹尸布进行过第一手调查研究的科学家或法医里面，（尤其是血液研究的科学家或学者），竟然有99% 的人，后来都成了裹尸布真实性的坚定拥护者。
我想原因无非是：科学家要比凡人更相信证据，更理性，也更诚实些。他们不太轻易相信什么，但面对他们亲眼所见，亲手所作的实验结果，他们绝对又会比常人更快的接受事实，而不会试图去扭曲自己的良心，否定或歪曲事实。他们明白：像这样精确的被鞭打，被钉，流血，最后死亡的全过程，所有一系列的细节特征，都不是人当凭自己的感觉和想象，就能伪造得出来的。。。这，就是最简单，最赤裸裸的真相。
（原文未完，请点击链接接看。）
思项羽2009-12-19 11:57:30（开始）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169291
（1）简介
说都灵裹尸布是世界最神奇的遗物，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我们这里要开始介绍的，乃是一个“历史的遗物” – 无论你认为它是真，还是中世纪的伪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全世界任何一样的历史遗物，哪怕就是埃及的金字塔，都没有像都灵裹尸布这样，被如此密集的考察过和研究过，而且是被如此众多的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们所密集的考察研究过，这里面包括欧洲，几乎所有的大国。其涵盖的领域囊括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 – 甚至连美国和欧洲的原子能科学家，都参与到里相关的讨论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说“都灵裹尸布”乃是世界最神奇的一件历史遗物，或文物，没有半点夸张的意思。不同的研究报告都指出，仅仅从1978年到1981年短短4年时间里面，科学家们在其中所花费的研究时间，就超过了15万个小时（注一），这样的记录，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肯定后无来者。
我们这里先来看看“维基百科”上对“Turin Shroud” 这个条目的一些介绍：
都灵裹尸布是一块亚麻布片。其上显现一个和被钉十字架方式一致的，身体被伤的男人的形象。这片亚麻布目前被保存在意大利都灵的圣约翰大教堂。目前，科学家、信徒、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对这块亚麻布和其上的形象，是如何被造？以及何时被造的问题，有非常激烈的争论。
相信者认为它在耶稣基督被埋葬的时候，就是那块曾经覆盖在耶稣的身体上裹尸布。这个男人的脸部形象，就是耶稣的圣容。相反意见的人，则认为这是一个艺术作品，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超过一千多年之后被人制作出来的。这两方面的论点，都各自引用科学和历史方面的文件来支持自己的看法。裹尸布上的这个形象，如果使用黑白摄影中的“反转”方式观看，会比在正面自然的黑白影像之下，显得更加清晰得多。这个令人吃惊的“反转”底片形象，首先是由意大利的一个叫西冈多.皮亚的业余摄影师在1898年的5月28号获得的。当年，裹尸布在都灵大教堂展出的时候，皮亚被获准给它拍照。到目前为止，罗马教廷既没有公开证实也没有否定过这块裹尸布。但在1958年，罗马天主教教皇皮尔斯七世，曾经认同裹尸布上的形象，和天主教坚信礼中“耶稣圣容”是一致的。
维基百科这里提到两件有趣的事情，一是1898年，意大利的业余摄影师皮亚，首次拍摄到裹尸布上的那个男人的全身影像。但冲洗出来之后，皮亚受到非常激烈的攻击，被认为他伪造了这个“耶稣”的黑白图片。结果他被蒙冤33年，直到1931年，另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也拍出和他相同的图片之后，他才得以“平反昭雪”。
这里非常有趣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黑白的底片”。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黑白摄影的常识的话，你就会知道，在底片上所呈现的人物形象，和冲洗出来之后的照片，无论是颜色，还是位置，都恰好是相反的 -- 底片上黑色的地方，洗出来就是白色的，相反白色的部分，冲洗出来之后就是黑色的。同样，底片上的左右，冲洗出来之后，也会是相反的。以图片上的人物为例，你所看到的底片上的左手，冲洗出来之后，其实就是右手。
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情况：我们知道历史上第一张的黑白摄影图片，大约出现在1820-1826年期间，就算裹尸布是在中世纪被“伪造”出来的，（持这种说法的人，大多数相信裹尸布是在1492-1530年之间被伪造出来的）可是在那个年代的人，谁会知道，并且掌握如此成熟的黑白摄影技术呢？而且，在那个时代，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件和裹尸布类似的“摄影作品”存留下来。即便400多年之后，人类到了20世界，都无法使用黑白摄像机，拍摄出细节如此逼真的一副黑白人体摄像。
（2）都灵裹尸布主要的科学研究 - 起源与进展
1931年，另一个意大利的摄影家Giuseppe Enrie， 被准许再次拍摄都灵裹尸布，并且得到相同的影像之后，皮亚所摄的图片，才被正式承认不是伪造。但是，对于裹尸布上的这个影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争论不修，一直到1978年，这个争论，终于开始有了一个比较重大的转折。
这一年，罗马教廷在经过慎密评估之后，终于同意，一个由40多位来自美国的顶尖科学家，可以对都灵的裹尸布进行严密的科学考察。这40多位的美国科学家，几乎都是来自美国最出名的一些研究部门，同时也都是这个领域最出色的科学家。他们被准许，用各种的最先进的仪器，对裹尸布进行一寸一寸，最仔细的摄影。也正是在这一年，裹尸布首次被允许，从它的反面，进行拍摄。因为大约在15世纪中叶左右，裹尸布曾经经历过一场大火，其中的某些部分，被摆放裹尸布的银盒子所融化的银子所烧灼，损害，后来修女们在裹尸布的后面，缝制了一个衬布作底。但是，1978年，教廷首次允许科学家们，拆开底部，将摄像头探入到它的背面进行拍摄。
这个裹尸布，顺便说一下，大约长4.4米，宽1.1米。科学家用摄像头，从正面，反面，几乎每一寸的面积，都使用最先进的摄影技术进行拍摄，然后进行电脑的存档，分析。同时，科学家也使用了透明胶带，在裹尸布的表面进行粘吸，以便收取裹尸布上的微尘和化学物质，进行实验室的测试 – 包括与物理，化学，生物，土壤，花粉，等多方面的分析比对。可以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对裹尸布所进行的最彻底的检查。科学家们的“火眼金睛”，准备毫不留情地揭穿所有可能的“骗局”（Hoax）。
下面就是1978年的那次史无前例的“全身大检查”，所参加的部分科学家的名单。如果你看得懂英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40位科学家都是有备而来的，他们都是他们所从事那个领域里面的专家。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来自美国顶尖的罗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6-7位的科学家。领队的，是著名的化学家雷.罗杰斯（Ray Rogers）。这个团队里面，有摄影家，有电脑专家，有图像专家，医学家，化学家，甚至还有武器实验室的专家和美国著名航天机构- 喷气动力实验室-- JPL的科学家。( 呵呵，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顺便说一下：这些科学家，绝大多数不是基督徒。当他们到达都灵的时候，依照他们中间负责摄影的犹太摄影家史沃茨“Barrie M.Schwortz”的说法，他们的任务，大概30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可以立刻打道回府。按我的推测，史沃茨的意思是大概是：这么一个中世纪伪造的艺术品，它的真伪，哪里值得他们这些顶尖的科学家花时间考察？不是杀鸡用牛刀，一下子就可以被搞定的事情么？
哪里想到他们在都灵那里，一呆就是4天的时间，不休不眠。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遇到了一个远比他们事先的预估，要困难得多得多的东西。4天的考察，他们什么结论都没有。他们只好将他们所收集到的图片，和胶带样品，带回去到美国继续研究。
这一研究，就又是4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期间，这些科学家们发现：这个都灵裹尸布，远不是一两个科学家所可以轻易搞定的事情，里面所牵涉到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为此，这些科学家们终于决定，要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成立一个专门的团队，来进行大规模的合作研究。为此他们组成了著名的“都灵裹尸布研究项目” -- Investigators for the Shroud of Turin Research Project。英文简称“STURP”。从1978年到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过世，有些人，则还在孜孜不倦的研究。很多科学家，为此付上了自己毕生的经历。比如他们的总召集人，阿拉莫斯实验室的首席化学家Ray Rogers博士。
1981年，在整个都灵裹尸布的研究历史中，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点，这些科学家们，总共花费了大约15万个小时的工作日，依靠最先进的仪器，和电脑分析技术，得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一致的结论，相当令人吃惊：
（3） 1982年，美国40多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对都灵裹尸布的集体研究结论
1982年，对于都灵裹尸布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经过4年漫长而仔细的研究，都灵裹尸布研究项目（STURP）的这将近40位的科学家们，发表了一个集体的研究成果。他们利用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技术，花了将近15万个工作小时，得出的结论，看起来却非常令人失望，尤其是对于那些怀疑论者来说，这些科学研究的结论，听起来好像不是科学的结论，反而是一种变相的信仰宣言，这个结论的摘要，公布在下面的这家专门的网站上，它是这么说的：
在被检测的 哪些布样里面中，没有发现任何颜料，色彩、或染料、或污点的遗留。X光探测，荧光测试、或微量化学测试，排除裹尸布上的形象，是以绘画手段创造出来的可能性。使用紫外线或红外线摄影的方式，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此外通过使用一种特殊的，称为VP-8形象分析仪的装置，我们在电脑上对影象进行强化和分析，其结果显示裹尸布上的影象，包含有一种 独特的，三维立体的密码信息。 微量化学的测试表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身体生前还是死后，曾经产生过任何的气体、油脂、或生化物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裹尸布曾经直接和身体接触过，这就可以解释裹尸布的某些特点：譬如为什么布上留有鞭伤和血液的痕迹？然而这个结论虽然可以解释裹尸布上躯干部分的某些特点，但是对脸面的部分，经过高分辨摄影放大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图象，却完全无法解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最基本的困难是：某些解释或许从化学的 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是从物理学的立场来看却又被否定。反之，某些从物理学的 角度看上去非常有吸引力的解释，却又被化学检测的结果所完全否定。
要对裹尸布上的影像有一个充分的解释，必须在科学上同时满足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等各方面要求。在目前这个阶段，无论我们 这个团队的成员做多大的努力，看来都不可能获得这样完满的答案。更进一步地来说，从物理或化学方面对原始的裹尸布所做的全部实验，无一例外，都无法再现都灵裹尸布目前所呈现出的那些现象。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所得出的一致结论就是：裹尸布上影像，乃是由某种物质，经过氧化、脱水、再结合亚麻布片微纤维本身的多糖结构化之后，所产生出来的。这些的改变，都可以通过物理和化学的实验手段在实验室里再现。类似的亚麻布改变，可以通过硫酸、或加热的方式获得。然而，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物理或化学的方法里面，没有任何一种手段，可以解释影像的全部。即便是结合所有物理，化学、生物、或医学的解释，也还是不能给予充分的解答。
这样，对于影像是如何产生？是由什么产生的这个问题的解答，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都还依然是个哑谜。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说：裹尸布上的这个影像，乃是来自一个被鞭伤之后又钉了十字架的真实的活人，这不是任何艺术家的创作。亚麻布上的血迹带有血红细胞，而且被血清蛋白测试所肯定。这个影像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之谜，除非未来，我们这个团队的科学家，或其他的科学家们，可以提供进一步的化学研究的结果，否则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
（4）对1982年STURP研究结论的解读和补充说明
从1982年一直到现在，一晃眼又过去29年了，STURP的这个结论是否有被推翻或否定过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俺这里说“有”，是这个结论发表之后的1988年，一项史无前例的 科学实验终于获得了罗马教廷的首肯：允许英国，瑞士、美国三个国家的三个独立实验室，对都灵裹尸布的布样，进行一次破天荒的碳14的测验，以检测这个宽1.1米，长4.4米的 亚麻布，是否真的是出于中世纪的伪造？结果，这三个独立实验室的测试，都一致地发现：都灵裹尸布果然是介乎于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的纺织品。这个结果，对于那些拥护都灵裹尸布的人来说，当然不蒂于是一个晴天霹雳。而对于STURP 1982年的检测结果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否定。但是，我们说它还是“没有” 被推翻,意思就是说：STURP 所提出的那些具体结论，无论是碳14的测验，还是后来的其它的理论，都无法将其推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1988年的那些碳14测验中的三个致命的缺陷，开始一个个地浮出了水面。（其中的问题，我会一个个具体在后面描述）以至于目前很多的科学家都同意：未来，还有必要再进行一次类似的实验，但是要使用比碳14更准确有效的手段。
不过即便如此，直到今天为止，都灵裹尸布研究项目的科学家的这个具体研究结论，仍然是最富有权威性的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如果要发表什么样的 研究结果，都必须给这个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传阅，同意过。然后，才能以“STURP“的名义发表。这就是使得他们所公布的每一项具体的研究成果，都有很高的权威性。他们在1981年的研究结论中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事实，也从未被推翻过。举例来说：
一、
再次证实裹尸布上的人物，其影像，乃是一种反转的 “底片”效果（Photo Negative）。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裹尸布上所呈现的，乃是一种“镜面效果” -- 和我们在镜子里面看自己的形象完全一样，其上的人物在肢体位置，和身体的明暗对比上，完全呈现“颠倒”的情形。我们在裹尸布上所看到的“左手”，其实恰恰是右手，最黑色的地方，其实乃是最亮的地方。这样的“底片”影像，即便是在中世纪，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英国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作家兼记者威尔逊.爱恩（Ian Wilson）在他的研究专著“血迹和都灵裹尸布”（The Blood and The Shroud）一书中，谈到这种“底片效果”时说得非常准确：（本 书是英文，以下是本人的翻译，为节省阅读空间起见，原文省略）
“从理论上来说，没有一个中世纪的艺术家可以创造出这样的 照相“底片”形象。即便是假设有这么一个艺术家。。。假如他真的想创造出我们在哪张1898年的图片上所看到的那种“底片”的效果，则他必须毫不停息，毫无差错地选择和他眼睛所看到的熟悉的对象，完全相反的自然界的形状和明暗，来进行创作。而且他必须是完全盲目的，因为中世纪的 时候，没有任何的工具或手段，可以帮助帮助他看到人物的这种“底片”形象，他既无法依靠任何工具来检测自己 是否有出现错误？也不可能和其他的人来进行探讨。姑且不论一个中世纪的人，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毫无道理的，奇怪的方式进行创作，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即便是很久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正如伊莎贝尔.皮扎克（Isabel Piczek）和其他很多职业的肖像画家所确认的那样：如果是真人写生的话，即便完全依照 自然的光线和形状来绘制，其难度就已经足够大了，要将对象的光线和形状完全颠倒过来，如果没有仪器来测量你所画出来的东西是否正确的话，哪是完全不可能的”。
二、
1982年的那些测验结果，否定了裹尸布上的形象，出于“绘画”的任何可能性。报告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采用显微摄像技术，还是使用红外线，或紫外线摄影技术，都无法在裹尸布上发现任何颜料的微粒。（譬如氧化铁）从理论上讲，如果裹尸布上的人物 使用绘画的手段制作的话，则纤维之中，就必然包含有颜料的成分，而且，由于颜料会渗透到布匹的纤维之中，日子久了必然会出现变色，或颜料脱落的情况。但是裹尸布的颜色，和它上面的人物颜色，都是相同的，是一种淡淡的土黄色。一个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它上面的这个人物形象，在 近距离内完全是看不见的。你必须后退到六英尺的距离以外，才能看得清楚，你越后退，上面的人物形象就越清楚。这是任何的摄影和绘画作品都无法产生的一个最惊人的效果。而6 英尺的距离，乃是一个画家的手所够不到的空间，如果这是一幅绘画作品，如何能在手都够不着的地方进行呢？这也是科学家否定裹尸布“绘画理论”的另一个理由之一。
但裹尸布上的那个人物影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STURP的研究结果认为，乃是“氧化和脱水”之后形成的。其过程，类似与将电烫斗放在衣服上所产生的结果。但要在裹尸布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影像，其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能量不能太强，以至于将亚麻布丁纤维“烫”焦，但也不能够太弱，以至于无法在纤维上留下痕迹。但这种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的能量放射，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是STURP的科学家们目前无法解开的最大的困惑。
三、
研究学者们目前一致同意的一个前提是：任何一种关于“裹尸布影像形成的理论”，最困难的地方，不是在于它解决某个“单项”问题，而是研究者的理论，必须同时满足所有其它不同科学领域所发现的问题。（见下图）STURP的科学家们说的非常清楚：一个研究者的理论或许在化学的领域内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却无法通过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检验。譬如，一种理论认为，裹尸布的影像是中世纪的某个极其天才的“摄影家”的孤立的“旷世杰作”（一个典型的“摄影论”， 就认为裹尸布乃是达芬奇使用“最原始”的摄影技术所拍摄的）。那么，这个理论固然从摄影学的角度来说，可能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却无法通过历史学，宗教学，和生物学的验证。因为早在达芬奇出生（1452年）之前，有关都灵裹尸布的绘画和文献，早就被陆续地发现出来了 – （譬如现存于布达佩斯国家图书馆里面，成书于1192-1195年之间的“匈牙利国家公祷词” “The Hungarian Pray Manuscript”中，就有裹尸布的绘画，早于达芬奇诞生前300多年。）其次，裹尸布血液的研究已经证明：裹尸布上血，既有“生前流出”的也有“死后流出”的。中世纪的伪造者，是如何伪造这样复杂的“血液”的？他们怎么知道这种只有近代的法医学才有可能发现出来的细微差别？ 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摄影假说”所完全无法回答的。
关于裹尸布和裹尸布上影像是如何形成的，不同的“理论”很多。但不外乎就是两大类：一派认为裹尸布和上面的图像为假，乃是中世纪，大约1492-1530年之间的伪造。另一派则相信裹尸布为真，是公元一世纪的耶稣复活之后留下的裹尸布。在支持和反对的两方中，认为裹尸布出于伪造的理论，基本上是介乎与“摄影”与“绘画”之间，或者是二者皆有之。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在那些专业的研究者里面，相信裹尸布是出于纯粹“艺术作品”的科学家，已经不是很多了。因为无论如何纯粹的绘画，是无法表达出裹尸布上的在细节上，那种惊人的解剖学的准确的。本身是物理学家和壁画家的伊莎贝尔.皮扎克（Isabel Piczek）在她的论文里面说叙述的那样：任何的绘画作品，人物的细部（譬如眼睛）在经过放大之后，都必然出现“失真变形”的情况，但是裹尸布上的人物不存在这个问题，上面任何的一个细部，你将它放大之后都会发现：它在解剖学上完美无瑕，有着惊人的吻合。这就将“绘画”的可能性给彻底排除掉了。
因此，无论如何一种理论，要完全否认裹尸布的真实性，都不可能像碳14的测验那样，可以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道理非常简单：如果碳14测验证明裹尸布的确是中世纪的产物，那么，其它所有的研究，就变得毫无价值，也毫无意义了。一个中世纪的亚麻布，就算上面的图像真的非常神奇，但却可以肯定，和耶稣这个历史人物无关。
所以1988年对许多的拥护者来说，是一个相当心碎的一年。这一年5月份，罗马教廷应许三个国家的独立的科学实验室，分别是英国的牛津实验室，瑞士的苏黎世实验室和美国土桑的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对他们所提供的裹尸布的样片，进行碳14的年代测验。那一年的10月13号，这三个实验室的最终的测验结果，终于被公布出来了：结论是裹尸布乃是介乎与1260-1390之间的纺织品。其中介乎与1262-1384年之间的可能性，达到95%。这个消息一公布，不蒂于就是一个对裹尸布真实性的“死刑判决”。当时几乎西方国家的所有大报，都在头版标题报道了这件事情，题目就是：都灵裹尸布被揭示属于伪造（Turin Shroud Shown to Be Fake）
而对于1988年这次碳14测验的准确性所产生的疑问，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一点一点的浮出水面。其中主要的批评意见来自下面几个方面。
1. 认为这不是三不不同的实验，乃是一个实验被重复了三次而已。因为，这三个实验室所获得的样品，不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乃是裹尸布右下方的同一布片，被分成三小份而已。
2. 裹尸布已经遭遇1532年曾经遭遇大火，其中有重大的化学元素的改变，比如碳粉的存留和微尘，会导致裹尸布本身被污染，影响测验结果。（这是俄国科学家提出的证据）
3. 裹尸布表层，有一层的微生物所产生的“生物塑料”（Bioplastic）。这种微生物的分泌物，会导致古代纺织品的碳14年代测定，发生重大的误差。（这是美国的一个叫Leoncio A. Garza-Valdes的医生的研究结论，报告发表于他199年专著 ”The DNA of God?” 一书中 ）
4. 裹尸布的取样，发生严重的错误。因为裹尸布1532年间曾经被烧过。修女们在裹尸布的背面，用棉布缝制了精心的补丁。1988年取样的时候，根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其中的第4个证据，是最有力也是最致命的.如果是其他人出面说1988年的碳14测验有问题的话，则很难让人信服。然而出面质疑那次实验的，恰恰不是别人，却乃是当年主持这项碳14测验的两个实验室。一个是美国土桑实验室的项目负责人 ，化学家Ray Rogers博士和 Robert Villarreal博士；另一个则牛津实验室的碳14测试主的负责人Christopher Ramsey博士。这就使整个事件发展，好像一部冲到最高处的过山车，这时候一下子又从最高端冷不防又一头栽到了谷底。他们的研究以及相关的证据，后来被详细地记录在科学家但尼尔.波特（Daniel R. Porter）2004年所提交的论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碳14测定失误”中。
英国牛津实验室负责人Christopher 说法比较委婉：“很多的其它的证据表明：都灵裹尸布要早于碳14所测定的年代。我们肯定需要再进行一次科学实验。非如此，人们不可能对裹尸布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此外，这个未来的实验还要解释所有关于裹尸布的其它科学，历史方面的信息。”
这是一种典型的英国人的表达方式。而美国人的表达则显得直率得多。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著名的化学家雷.罗杰斯（Ray Rogers）在2005年他过世之前，发表了一篇书面说明和录影带，坦承自己当年的失误。或许是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缘故，他将自己的这些结论和录影带做成了一个DVD，呈交给2005年的九月在美国达拉斯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都灵裹尸布科学研讨会”。同时，在这年的一月，他已经将自己的结论写出论文发表在美国的“热化学杂志”期刊425期上（Thermochimica Acta）。这个研究著名的化学家，也是都灵裹尸布最有名的领军人物，死之前非常戏剧性地在自己的DVD中承认：“我不相信什么神迹，因为它们和自然法则不相吻合。在1988年的那次实验之后，我实际上已经放弃都灵裹尸布了。然而现在我正在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块布片，就是当年用来包裹历史上的耶稣的。这个可能性很大。” 上图：雷.罗杰斯在审查裹尸布 上图：雷.罗杰斯所发行的DVD 上图：雷.罗杰斯的著作：一个化学家对都灵裹尸布的观点
最新，也是最具有结论性的总结，乃是同为Rogers的同事的美国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个负责人Robert Villarreal博士，他和另外7位科学家在2008年发表的共同的研究结论是：
“那次的碳14的年代确定程序，忽略了分析化学中，诸多根本性的原则中的一条：在总结某个领域或数目的特征时，所取的局部样品，必须具被有整体的代表性。我们从裹尸布边角上所得到的哪三个样品，显示这样的法则没有被遵守。”
到此为止，具有高度戏剧性冲突特征的1988年碳14测验，已经可以说落下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句点。历史又回到了原点。上帝似乎跟所有的人都开了一个玩笑。叫一些人先甜后苦，而又让另一些人先苦后甜。在转了一个20年的大弯之后，裹尸布的研究，还是又回到了20年前的那个老地方：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确切，令人信服地说明裹尸布和裹尸布上影像的来历。
（7）都灵裹尸布上一些最重要的特征
都灵裹尸布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被“关注”的一件历史文物，其根本原因乃是裹尸布上所呈现出来的一些非常不同寻常的特征，乃是人类所根本无法“复制”的。我们可以用“倒溯”的手段，也就是以都灵裹尸布为“母本”，回过头来“假设”，某个中世纪的古人，会以某种我们所认定的方式，“制做”出这么一个耶稣的裹尸布来。
但是，这种基于“倒推”理论，和其相应的模拟制作手法，所产生出来的复制品，毕竟还没有一个，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最根本的原因，乃是都灵裹尸布的这些特征，完全不具备可复制性。其原理，正如同“伪钞”不可能复制“真钞”一样。“复制品”固然有可能在某一方面，达到和真迹“某种程度”上的类似，但对于其它的方面，复制品则只好采取“顾其一点，不及其余”鸵鸟政策。
说到都灵裹尸布在“细节”方面的特征，笔者这里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其归纳成16个大类。在这16个大的类别里面，模仿的重心，当然是在“影像”的部分。一个反对者如果认为裹尸布不是“真品”而是中世纪的某个别有用心的天才所搞出来的旷世杰作的话，那么他当然必须以科学实验的手段，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的确也有好几个持否定观点的西方学者试图这么做。但巨大的难处在于：要想在一个宽1.1米，长4.4米的亚麻布上，印上这么一个成年裸身男人的正面和背面，完全“底片”式的影像，从技术角度来说，几乎就是一件“Mission Impossible”的事情。因此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所有复制品，要么仅有头像部分，而没有身体的部分，要么仅有身体的部分，而没有头像部分（除非分两次“拼装”）。更谈不上准确地表达出都灵裹尸布上所有这16大方面的特征，它们分别是：
(1) 血迹
(2) 钉痕
(3) 鞭伤
(4) 荆冠
(5) 十架
(6) 花粉
(7) 视觉
(8) 光点
(9) 三D
(10) 体姿
(11) 面巾
(12) 底片
(13) 文字
(14) 铜币
(15) 面容
(16) 影像
目前“仿制”得最成功的，目前当属南非大学的学者尼古拉斯.爱伦（Nicholas Allen）。他 的博士毕业论文的中心，就是论证都灵裹尸布上的影像，乃是中世纪的某个不知名的天才，使用“原始摄影暗房技术”（camera obscura）和水晶，以某个石膏模型（也可能是真的尸体）为模型，经过2-3次曝光，历时4-7天以上的时间制作而成的。为了证明自己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尼古拉斯也的确以这种方式制作出来一个他认为是正确完美的“复制品”。（见下图左） 然而，即便这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一个裹尸布复制品，它也仅仅不过是在“影像”这一方面，和裹尸布有几分的“类似”而已。至于其它的方面，尼古拉斯就是采取我们前面所说的“鸵鸟”的战术来对待。予以一概的否认。这一点，著名的犹太摄影师巴利.施瓦茨（Barrie M. Schwortz ）在他2000年所提交的专业论文里面，就毫不客气地评论说：
“今天，即使依靠最先进的电子成像技术，要拍摄出如此精确的完美无瑕的人体，摄影者都必须是一个经过高度训练的专业摄影家。而认为中世纪的某个摄影家可以拍摄出这样的效果，则完全是夸张的想像。”
同时，爱伦也完全无视裹尸布上的血迹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法医上的精确性。都灵裹尸布研究项目的科学家，还有其他的科学家，都已经证明，裹尸布上的影像，乃是在血迹之上的，我们的结论已经非常清楚：裹尸布上的血迹，乃是在影像形成之前，先附着在裹尸布上的。实际上，如果裹尸布的影像是摄影的话，这些血迹会抑制影像的形成过程。爱伦教授的理论，完全没有解释裹尸布上的血迹，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施瓦茨这里所批评的，其实乃是所有的持“伪造理论”的学者，一致的通病。不仅仅是爱伦，其他所有的人，都无法回答为什么裹尸布上血迹，会在“影像”的之下的问题？因为从时间的顺序来看，科学家们已经在1981年证实，裹尸布上的血迹，乃是首先形成的，而“影像”， 却是后来“叠加”到其上的。对于这个“难题”，如果你相信耶稣是3天之后复活的话，那么它就非常容易被理解，但是如果你持相反的论点的话，则它就是一个你永远也解不开的“死疙瘩”。
原理在于：伪造者必须先在亚麻布上“撒上血迹”，然后再在这些“血迹”之上作画，或进行摄影，这才合乎都灵裹尸布上所呈现的这个特点。但如此一来，一个巨大的麻烦就出现了：正如施瓦茨所指出的那样：在有血迹的地方，无论是影像还是颜料，都根本无法附着其上。如何在一个被血迹渗透过的亚麻布上作画或拍摄？这对于那些持“伪造论”的学者来说，根本就是一个技术上他们所无法回答的“噩梦”，因此除了装聋作哑之外，实则他们也想不出任何的理由解释。
然而，这还仅仅是“噩梦之一”而已。施瓦茨在他的论文里面，从摄影影学到角度，提出了更多的技术问题，都是爱伦教授至今所无法回答的。（譬如避免尸体腐烂，如此使用日光，如何照明的问题？等等）
其实，我们自己都可以发现真的裹尸布形象，和“仿冒”的形象之间，那种巨大的差别。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就是：用Microsoft 的“Picture Manager”，对二者进行局部的放大观察，可以立刻发现二者间明显的差别：真裹尸布上的影像，乃是由无数明暗色调不同的“光点”所组成，每一个“光点”的色调都不一样，这些光点没有固定的方向，没有明显的，尖锐的边缘，而是呈现一种模糊的，渐进的“中间色”。而所有的“仿冒”影像，都由非常明显的大面积的“色块”所组成，明暗的对比非常明显，边缘特别呈现尖锐的直线性。
其实这也是判别“真假裹尸布”最有力和简单的一个方式。施瓦茨在他的那篇论文的解释是：裹尸布上没有一般摄影所必须的“聚焦”特征。既然没有所谓的“对焦”的问题,那么影像和裹尸布之间的“边界”，就一定是“渐隐”的。但在爱伦的影像上，这个“聚焦”的特点却一目了然的（见上面的真假裹尸布的图片对比），边界线非常明显。
“爱伦教授的所制作的形象，和都灵裹尸布的形象之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都灵裹尸布上的人物形象没有明显的，尖锐的边缘线。但是爱伦的人物形象，则有非常明显可见的清晰边缘线，这明显是由于照相时的聚焦所导致的。同时，都灵裹尸布上的影像，有距离越远，清晰度越高的特性。从根本上来说，裹尸布上人体在亚麻布的边缘，要随距离的拉开，才会逐渐清晰。直到我们到达一个最佳的影像观察距离。这时候，影像上人物的边缘，会逐渐地变得柔和，乃至于最后完全隐没到背景之中。这反而是说明了：爱伦教授所制作的影像，恰恰从反面证明，都灵裹尸布上的人物影像的成像过程，完全不是摄影所造成的。”
附带下面的两幅图片做参考:
上图是南非大学的爱伦教授所想像的中世纪“裹尸布制作”过程
人类历史最神奇的遗物：都灵裹尸布 III猫眼看人
思项羽2009-12-19 11:57:30（开始）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169291 （8）关于裹尸布上的血迹的研究
在所有上面所例举到的这些“特征”里面，裹尸布上的血迹，显然是最难以进行模仿的对象之一。裹尸布上有大量的类似于血迹的印迹或影映，被黑白摄影，彩色摄影，显微摄影，以及后来的红外线和紫外线摄影所证实。80年代之后，不仅最先进的摄影仪器被使用，电脑影像分析和及合成软件，也都纷纷被派上阵去。因此，科学家们对裹尸布上人物血迹的真伪、特性、乃至于血型和DNA的分析，都有了一个突破性飞跃。
当然有很多的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西方科学家会在一个小小的裹尸布上花费几十万个小时的研究时间，和上百万美元的经费。这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吗？但是偏偏在西方和美国，就有一大批这样傻乎乎的“中立”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对这个项目乐此不疲，甚至耗费自己毕生的经历。比如说，我前面所提及的那个化学家雷.罗杰斯就是一个典型。
我说他们是“中立”的知识分子，就是说这些人，并非是出于他们的信仰，才来研究裹尸布的。这些科学家的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相信自然法则，相信事实，喜欢追求事物的真相。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的时候，甚至连“裹尸布”是什么都不明白，也没有听说过。对于传统的天主教来说，都灵裹尸布是“圣物”，是耶稣基督死时留下的。对此他们无须任何的科学证明。但是科学家们则是不依不饶，对于教廷的这种主张，当然持的是一种传统的西方“科学实证主义”的怀疑立场：除非有科学的证据，否则就绝对不表态承认裹尸布的真实性。反之，一旦被科学证实了是“事实”的事情，他们也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信仰倾向，或个人的感情，予以主观或恶意的否定。
前面所提及的“血迹和影像”的重叠，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都灵裹尸布的科学研究团队在1982年得出这个集体的一致结论，就是得力于显微摄影技术的功劳。它后来作为一个“事实”（Fact），被各种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所引用。很多的研究学者，虽然本身都不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但他们对于这个被科学观察所验证过的结论，就普遍采取一个非常客观的态度来接受。（当然也有少数，故意采取“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他们明白：要解释这个“血迹在下，影像在上”的现象，可能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起码，这是一切更深入研究起步的基础。
而对裹尸布上血液的研究，则可以说是裹尸布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原因是它涉及基督教最核心的信仰。整个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东正教这三大基督教支派，其中最重要，也是完全共同的一个真理的基础，就是相信人类的救赎的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这样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的事实。而世界上其它的宗教，如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教导。
基督教的正典，事实上从旧约的“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直到新约的 最后一章的“启示录”，都一直在反复地，或明或暗地出现“羔羊的宝血”这个主题。这对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来说丝毫也不陌生。科学是否能够证明裹尸布上的，就是耶稣为人类所流出的宝血？这个问题对他们的信心来说，影响并不大。他们很多时候也并不太关心。对他们来说：真也好，伪也好，信仰根基是圣经，而非裹尸布。
然而。对于很多的西方“独立”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看法却可能完全不同。“历史上的耶稣”，是否真的曾经像圣经上所叙述的那样，被罗马的总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流血舍命？这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未知数“X”，既不可证实，亦无法证伪。但如果裹尸布上的血迹，真的被科学所“证实” 的话，哪会怎样呢？他们原来的“不可知论”的立场，当然就要发生动摇 – 这个历史上的耶稣，立刻就会从不可知，变为可知。
所谓“独立”知识分子，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隶属某个教派或委身于某个政治势力。和专制主义的国家不同的是，在美国和西方，对他们的研究“威胁”最大，也是最严厉的势力，是来自哪里呢？答案是他们自己的同行，或那些地位在他们之上专业的学术权威机构，而非宗教或政党。一个科学家如果为了某种宗教和政治的利益，而在他们的专业期刊上发表虚假的实验或数据的话，一但被发现和查实，则无异于等于他们将自己的未来的学术生涯和生命，给判了一个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
上图：1978年拍摄到的裹尸布背面（底部）所显示的血迹图。这是第一次在裹尸布的背面所拍摄到的照片，非常不一样。血迹的颜色，也特别明显。
以裹尸布上的血迹为例，研究人员几乎都是美国或西方一流的医学家或生理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同样也是登载在自己所属的那个专业领域的期刊上，向全社会公开。可以这么说：如果有谁犯下将裹尸布上的氧化铁，或其他类似的颜料，误说成是“人血”这样的低价错误的话，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全部名声和社会地位，乃至于自己的前途，都将会被毫不留情地被断送。因为这不是对某种现象的“解释”（Interpretation）错误问题，而是一种道德上的欺诈，或学术水平上的低劣。这就足够使一个科学家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但裹尸布上的血液研究，按我的看法，乃是最“黑白分明”的。中间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 你不能说裹尸布上这些看似血迹的印迹，即是颜料又是血液。如果是颜料，它就不可能是人血，反之如果是人血，也就不可能是颜料。因此血迹的研究结果，也是最“铁板定钉”的事实，很难曲解或抵赖。当然，我们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确认了裹尸布上的血液的真实性之后，所有的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罗。这里至少有三个互相连接的因果之链，环环相扣，一环紧接另一环，最困难的地方是在最后：
1. 第一步你首先必须证明裹尸布上的“血迹”，的确是“人血”，而不是狗血，猪血什么的，更不是颜料。如果有任何的研究发现，裹尸布上所谓的“血迹”是出于伪造，则整个裹尸布的真实性，就可以被完全否定掉。 （血液的真实性问题）
2. 第二步，你还必须证明这个血迹，是从一个人的身上 “自然地”流出去的，(生前和死后都必须有)然后渗入到覆盖在他身上的裹尸布之中。这些血迹不是某个大胆的疯子，用刷子将人血涂抹到自己的画布之上的。
3. 最后，更确切地说：如果有人相信裹尸布上的，就是耶稣的血，那么他就必须证明历史上的耶稣和这些血迹之间，的确有一个必然的，独一无二的关系，除了耶稣，没有任何的第二者，可以是这些血迹的“主人”（血液的化学成分问题）譬如说，有人声称裹尸布上的这个人，很有可能乃是中世纪著名的 “神殿骑士团”的首领，他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被天主教秘密处死，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后来尸体又被人移走，拍摄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都灵裹尸布”。这样的可能性如何排除？这是难度最大的。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的是，其实就科学技术的手段而言，要证明血迹的真伪，本身并非难题。可能一个普通的法医实验室，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困难的却是第三个问题：仅仅依靠“纯粹科学”的手段，根本难以胜任。还必须将科学的研究结果，和圣经历史的比对与考证结合起来，证明在人类历史上，不存在第二例，像耶稣那样被钉十字架的独特事件，具有“独一无二”的，一系列精确的历史“真实细节”。
我们这里先看头两个问题：STURP的科学家们，其实早在1982年，就给予了非常 肯定的 答覆：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说：裹尸布上的这个影像，乃是来自一个被鞭伤之后又钉了十字架的真实的活人，这不是任何艺术家的创作。亚麻布上的血迹带有血红细胞，而且被血清蛋白测试所肯定。” 上图：这是裹尸布上正面，全身的影像。显示三处以上大面积的积血
STURP的这个结论，后来当然曾经被质疑过，却从未被否定过，特别是1978年 之后的那一系列针对裹尸布血迹的所进行的研究结果。非常奇特的是，在那些真正接触过1978年裹尸布样品的科学家里面，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及的那个瓦尔特.麦克隆（Walter McCrone）之外，其他所有的科学家，几乎全部压倒性地同意STURP的这个结论。而瓦尔特本人，就他所受的职业训练来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显微镜观察”专家，而不是医学家或法医，尤其是在血液学的研究方面，他还远不算不上是一个专业人士。因此，当他的显微镜观察，和其他血液学家的实验结果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多数人理性分析的天平会倾向向那一边呢？这个局面，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这里将 几个医学家，他们所进行的独立的裹尸布血迹测试结果总结一下：
阿伦.阿德勒（Alan Adler）, 美国西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化学教授（professor of chemistry at West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出生于一个犹太裔的家庭。他以研究血液中的化学物质“Porphyrins”而闻名。是著名的美国血液专家。他发现裹尸布的样品中包含血红细胞中独特的化学色素物质卟啉（porphyrins, 或称为“chlorophyll ”）。 确定裹尸布上的人血为真。
约翰.海勒（John Heller）美国新英格兰生命科学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of Life Sciences at the New England Institute）1980年在科学杂志“应用光学”（Applied Optices）上发表论文，证实裹尸布样品的血液光谱分析，发现人类血红素（Heme）的存在，并且成功地将其还原成“卟啉”（ heme was converted into its parent porphyrin. ）同样证实，裹尸布血迹为人血。
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圣安东尼奥分校，微生物学教授史提芬.马汀格里（ microbiology professor Stephen J.Mattingly ）,连同他的同事，DNA研究中心的维克多.特莱昂博士（ Dr.Victor V.Tryon,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s Center for Advanced DNA Technologies.） 在1995年，从样品的血液标本中，提取出三组包括男人染色体的人类基因。确认裹尸布上人物的男性身份 （blood' fragment Dr.Tryon unhesitatingly confirmed it as human blood, carrying both the X and Y chromosomes that indicate male sex. A second fragment furnished an identical result.）
倍玛.布隆（Pier Luigi Baima Bollone）这是 一位独立开业的著名的意大利 生理学家。不属于任何的机构或团体。但是他使用免疫化学检验的手法，首次确认裹尸布的血液片中含有人类“球蛋白”（Globulin），而且更进一步地，到了1983年，他又首次确认裹尸布上的男人的血型为AB型。在他提交的正式研究论文“Identification of the Group of the Traces of Human Blood on the Shroud”中，他指出AB血型的人口在欧洲只占及其少数，在世界目前的总人口里面，也大约只占3.2%， 但是同样的血型在以色列地区东北部，却占高达 18%。 同时他也确认，裹尸布上的血迹，其形成的时间早于裹尸布上的 影像（注九）也正是因为这些科学家们的贡献，目前美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将裹尸布上的 血迹是“真人血”这一点，作为“事实” (Fact)列在他们的研究网站上。
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医学家，或生物学家曾经对上述的实验进行过验证。然而，尽管曾经经历过1988年的那次碳14测验的考验，但以上的这些血液研究方面的实验结果本身，却从未被这些专业人士的同行，或所属的学术研究机构否定过。20多年过去了，很多即使对裹尸布存疑的人，都不得不接受：裹尸布上的血迹为真，这一个基本事实。 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证明血液为真是一回事，证明这些真的血迹属于耶稣基督，则又是另一回事。血液真伪的测试，还仅仅是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已。真正有价值，也更加困难的，乃是后面那一步：是否可以证明，裹尸布上的血迹乃从一个被钉十字架之后的男人身上，自然流出去的，而不是人为的，以伪造的方式“涂抹”上去的？
上图：亚麻布上的血迹：它们是耶稣流下的血吗？ 上图：经过放大之后，纤维上的血渍 1. 血迹或血凝块，是否和圣经所记载的耶稣受难时所受到的刑罚，和 身体上的伤口的情形像吻合？
2. 这些血液或血凝块，它们的流向，淤积，凝固的方式是否合理？符 合地心引力的原理 ？
3. 是否有使用工具（如画笔）留下的痕迹？
4. 裹尸布上的人物，是否是中世纪某个不知名的“十字架”牺牲者？ 上面的图片是美国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1980年所拍摄到的裹尸布血迹图片2008，11月16号的《美国地理杂志》转载。血红细胞和周围的血清影像。
这些方面的研究，目前我们所知道最早，也最有贡献的“开路者”型的医学家，是法国的医生皮尔.巴贝特（Pierre Barbet）。他的突出贡献在于：首次将生理学，十字架刑罚，和都灵裹尸布上的特点，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考察。他在1936年所著，1963年在美国发表的先锋型专著《一个医生眼中的各各他山》（注十二）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在这部著作里面，他也最早从医学的专业角度，肯定了裹尸布的真实性，同时也肯定上面的人物，就是耶稣。
法国医学家巴贝特：一个医生眼中的个个他山
后来的很多研究学者，都是沿着皮尔.巴贝特的所开拓的那个方向，继续往前的。与他的后继者们相比，可能唯一的缺憾就是，在巴贝特生活的那个年代，各种和医学有关的科学仪器，电脑和软体技术，还远未像今天这般发达。然而，让人不得不佩服的地方在于：他的很多研究结论，至今却仍然被很多的研究学者们所引用，所接受。可见仅从这一点来说，就可知他的眼光和学养，是何等的不俗。我们这里举几个他的最著名的研究成果：
因疼痛或痛苦所导致的皮肤出血症 （hemorrhaging）解释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记载耶稣“汗流如血”的现象。
裹尸布上的鞭伤的血迹痕，和罗马帝国时所使用的特殊的皮鞭形状完全吻合。这种皮鞭叫“哑铃鞭”（Flagrum）。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刑人产生深度创伤。
上图: 裹尸布上放大的鞭伤血痕
裹尸布上证据，表明耶稣所受的鞭打，超过通常法定的数目（旧约中的犹太律法，规定犯人被鞭打的数目，最多不得超过40下。）
裹尸布上鞭伤血痕的角度和方向的变化，显示有两个行刑人，一高一矮，对耶稣实行鞭打。
圣经所记耶稣所戴之“荆棘的冠冕”，其实更像是一顶帽子，从四面八方扎进耶稣的头部的各个部位。而不仅仅是在头顶上围绕成一“圈”而已。
裹尸布上无数精确的，医学的细节特征，使得仿冒成为不可能。而这样的医学知识，更不可能为人所知。
耶稣的双脚是重叠在一起被钉呢，还是被分开来钉的？他证明是被重叠在一起的。
后来的研究者们，依靠更为先进的医学仪器和软件，完全证实了巴贝特当年基本上是靠肉眼的观察，所得出的这些结论。
在后来的那些后继的研究者们当中，我们可以例举另外两名同样是非常著名的法医和病理学家。（Forensic Pathology）一位是洛杉矶市政府停尸房的首席生理学家，法医罗伯特.巴克林（Robert Bucklin, M.D., J.D.）另一位则是纽约洛克兰德县的首席医学验尸官，弗雷德里克.朱克比博士（Dr. Frederick T. Zugibe ，Chief Medical Examiner， Rockland County, New York）。分别使用不同的方法，肯定裹尸布上的血迹，完全符合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原理。
罗伯特在他的论文 “裹尸布男人的解剖学研究”开头说道：“50多年来，作为一个法医病理学家，我一直从事高等法院停尸房的死亡医学鉴定调查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一共大约检视了25000多具的尸体。并且以解剖的手段来确定死亡的原因与方式。” 罗伯特一共确认了后来一致公认的，裹尸布上男人的几个非常重要血液病理考察结果：（原文省略）
首先是前额和后脑勺顶端，有众多明显可见的“冠状型”小洞模样的伤口。血液从这些小洞里面渗透进前额的头发和皮肤里面。同样，在后脑皮肤的顶端，也有很多这样被刺伤的小洞，好像一顶圆形的冠状。但血液的流向，无论是前额，还是后脑勺上的，都是朝着下方。这就是说明血流乃是按照地球引力方向，自然地渗透到裹尸布里面去的。他的胸部下方有一个很大的血瘀，在右边肺部的附近。同时血迹浓度也有明显的变化，一部分的血与一部分从胸腔流出的液体，是导致了这种浓度变化的原因。没有发现任何动脉血涌流而出时，所产生的那种喷射或四溅时所留下的痕迹。这同样也说明胸腔底下的这一滩血乃是死后流出的。
而罗伯特最后的结论是：
“在这个都灵裹尸布男人的案件当中，作为法医和病理学家所获得的资讯，都和一个人被钉十字架致死的情况有关，而且解剖所获得的证据都支持这一点。法医非常清楚：这个形象被记载在裹尸布上的男人，生前经历过手腕部和脚踝部的钉伤，他的头部也有很多的小洞，背部有很多可以导致人失去知觉的鞭伤痕迹，在他死亡之后，他的胸腔部位，又有扎伤的创口并且从里面流出血与类似水的体液。以上所有的这些资料，作为一个法医和病理学家，我没有道理不得出结论说：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曾经经历过所有上面的这些事件，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而弗雷德里克的研究，就我个人的看法：要比罗伯特更深入得多。原因是更多地是以模拟十字架被钉者的生理反应情况，来研究裹尸布上的那个男人，为什么会有一些非常明显，清晰的钉伤痕、鞭伤痕、和血流痕迹？弗雷德里克使用真人做模特儿，将他以各种不同的姿势悬挂于十字架之上，然后用各种的仪器记载和分析他的生理反应。
上图：弗雷德里克用真人在实验室做模拟实验
弗雷德里克的研究很多都是在巴贝克当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他们二人之间对好些问题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见解，但他们对裹尸布上这个男人的身份问题，却是完全一致。弗雷德里克更多的是讨论一些非常具体的，十字架上的这个男人，在他被钉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非常特殊的生理反应，并进行科学的解答。
比如说：如何解释裹尸布上的那些鞭伤的血痕，会如此清晰被印在裹尸布上？因为按一般人体生理出血的规律，这些被鞭打过的地方，在经历了6个小时之后，（耶稣是上午九点以后被钉，下午三点左右断气，按犹太人的法律，必须在下午5点钟左右被埋葬，因为日落之后就是安息日，依法任何人都不可做工。）起码应该出现血凝的情况，或者是血肉模糊的情形，不太可能在裹尸布上留下如此清晰可辨的鞭痕。这样的情形怎样解释？
弗雷德里克的：就是耶稣在入殓的时候，身体的确按照《约翰福音》做记载的那样，是以犹太人法律所规定的那种方式被埋葬的 – 也就是身体曾经被清洗过。所有那些本来已经初步凝结的伤口，又再次渗出血来。他的这篇研究报告的名字，就叫《十字架上的男人入殓前曾经被清洗过》（注十一）。发表于1989年。
另一个弗雷德里克的论证的细节例子：在裹尸布男人的手臂上，有两道分开的血流痕迹，习惯上被研究学者们称为“双流痕”（Double Flow）。包括巴贝特在内大多数的研究学者都认为：这是由于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呼吸的困难，不得不收紧腹部，向上挺胸，因而造成手臂的伸展或弯曲，导致原来的血液流淌的方向被改变，形成新的流淌线路。
上图：1931年拍摄的这张图片，这就是弗雷德里克所讨论的手臂上血迹的“双流痕”（Double Flow）
而弗雷德里克则通过模特儿的真实模拟实验表明：胸部的这种向上“挺举”的动作，不会导致手臂的弯曲，因此也就不会导致血流的方向被改变。他实验的结果表明，这种血液流淌发现出现“分叉”的模式，乃是由于人手腕上的“尺骨”（Ulna）靠近手腕的小拇指背部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突节，当这个男人被从十字架上抬下来，并且掌上的钉子被取出来之后，从伤口里面渗出的血流，在碰到这个小凸节的时候，就被分开，变成两道血流，从手臂后方流下来。这就形成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裹尸布上的男人，他的手臂后方，这么两条方向不同的血流痕影像。他的这个研究结论，后来就发表在他1995年的另一篇论文里面，题目叫《重新探讨皮尔.巴贝特》（注解十二）
弗雷德里克的研究，和我们上面所提及的那些医学家们的研究结论，是非常一致的。就是再次肯定裹尸布男人身上上那些众多的伤口，钉痕，血流，和鞭痕，都依循一种自然的，生理和病理的规律，不仅有一定的“模式”（Pattern）而且都非常清晰，也非常精确（Precise）。这样的自然形成的伤口和血流的特征，将各种人为，或伪造的可能性，给彻底否定了。比如他在《裹尸布 的男人入殓前曾经被清洗过》一文中论到鞭伤血迹时，他是这么描述的：
Imprints depicting the various wounds that had been inflicted on the Man of the Shroud include numerous dumbbell-shaped scourge marks over the trunk, an exact pattern of rivulets of blood on the left arm, a single tortuous flow of blood on the forehead, a precise bifurcation pattern on the back of the hand and a small clump of blood on the heel. Studies of these patterns with ultraviolet light are even more vivid in terms of preciseness; the scourge marks show well defined borders and fine scratch-like markings appear to be mingled in-between.
中文翻译：裹尸布上所映印出的各种伤痕，说明裹尸布上的这个男人死前曾经受伤。他的背部，有很多“小哑铃型”状的鞭痕，血流顺着左臂流下时，所形成的非常精确的溪流状模式，前额上一道弯曲的血流痕迹，手掌后方一到非常精确的分叉状的血流，以及祂脚踝后方的一小滩的瘀血。研究这些血流所形成的样式，再辅佐以紫外线摄影技术，这些伤痕的印迹，就更生动更准确了。鞭伤的印迹显示非常清晰的边缘，那些保留完好，好像擦伤一样大面积的鞭打印迹，也混合在其中。
这就是一个专业的生理学家，法医在面对裹尸布上的这个男人时，所给予的一种精确，细致的推理与分析的榜样。外行人，或不处于这个特殊领域里面的人，（包括像瓦尔特.麦克隆这样的科学家）经常都有一种天然的误解：以为依靠非自然，人为的手段，可以模拟出人在钉十字架，受伤，死亡的过程中，会出现的各种特殊的生理反应，而且还可以将它们精确地用“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在专业的法医，刑事犯罪鉴别专家的眼中，这样的想法，不仅天真无知，而且还十分有害。弗雷德里克就认为: 这样的“外行人的意见”， 往往对科学的研究是有负面影响的，因为它会误导一般大众的看法，影响社会公众，对某个问题的关注与兴趣。
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几乎所有那些接触过裹尸布，并且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医学家，或法医，几乎无一例外，最终都相信裹尸布是真实的。但在质疑裹尸布真实性的那些人当中，绝大部分却完全没有接触过，或从事过第一手的研究。有调查显示：在那些对裹尸布进行过第一手调查研究的科学家或法医里面，（尤其是血液研究的科学家或学者），竟然有99% 的人，后来都成了裹尸布真实性的坚定拥护者。
我想原因无非是：科学家要比凡人更相信证据，更理性，也更诚实些。他们不太轻易相信什么，但面对他们亲眼所见，亲手所作的实验结果，他们绝对又会比常人更快的接受事实，而不会试图去扭曲自己的良心，否定或歪曲事实。他们明白：像这样精确的被鞭打，被钉，流血，最后死亡的全过程，所有一系列的细节特征，都不是人当凭自己的感觉和想象，就能伪造得出来的。。。这，就是最简单，最赤裸裸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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