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白球t2信号什么意思:请不要误解和滥用“软实力”（6篇）

“软实力”概念的首倡者约瑟夫·奈教授昨天在沪讲演并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请不要误解和滥用“软实力”
来源:文汇报 作者:季桂保;田晓玲 日期:2010.12.07 版次:1
“软实力”概念的首倡者约瑟夫·奈教授昨天在沪讲演并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请不要误解和滥用“软实力”
很少有一个概念像“软实力”（soft power）那样，一经提出就获得高度认同，被西方各国和中国都普遍接受；也很少有一个概念像“软实力”那样，在广泛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太多的误解和滥用。
昨天，“软实力”概念的首倡者、曾经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教授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作题为“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实力”的学术讲演。几乎被挤爆的复旦大学光华楼103室，让人们再次见证了这位学者及其学术观点的吸引力。
21世纪的两种权力转移
昨天，在讲演开头简略回顾1982年自己访问上海、访问复旦的情景后，奈教授很快把话题转到他即将出版的新书《21世纪的权力展望》上来，显然，“权力”一词依然是占据他叙述中心的关键词。在他看来，21世纪我们将见证两种权力转移：一是从国家到国家的权力转移，也就是所谓的权力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亚洲的崛起是其中的主要标志——奈本人更愿意把它称作“亚洲的复苏”，因为早在1750年代，全球过半数的人口和产品曾集中在亚洲；另一种是权力从国家层面扩散到更多的非政府层面，全球贸易、技术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大大推动了这种权力转移。
这样的权力转移和分散，促使人们重新看待权力的本质。在此，奈教授再次提及他在无数场合强调过的“权力三分法”：第一种是以威胁的方式，也就是挥舞大棒来显示权力；第二种是以收买的方式，即采取“胡萝卜引诱”的方式来行使权力；第三种就是“软实力”，展示和利用自身的吸引力。针对高盛集团提出的2027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的预测，奈明确表示，果真如此，也只意味着两国“在体量上相当，而不是实质上一致”；“美国衰落论”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因为美国的软实力依然强大，中国软实力的逐步增强对美国和世界都是好事，因为“权力”从来不是一种“零和博弈”，中美合作将为两国开辟光明的未来。
人们对“软实力”误用太多
对于奈教授不到1小时的讲演，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黄仁伟和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分别作了精彩点评。简短回应之后，奈教授很快转往远在上海西南漕河泾的另一个讨论现场。本报记者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同车而行、独家采访的机会。
记者借用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刺猬型学者”和“狐狸型学者”的著名分类，问他觉得自己属于“刺猬”还是“狐狸”？对这个在他看来“很有趣”的问题，奈明确回答：“我认为自己更像狐狸。”
“刺猬型学者”倾向于用一个体系来建构宇宙世界，而“狐狸型学者”则不相信万事万物用一个体系就可以解释，他们往往更见多识广、具有发散性思维，但这也更容易造成他们的观点被别人误解甚至滥用。奈的“软实力”概念正是一个显例。
■误解之一：把“软实力”这一原本在国家制度层面使用的关键词不恰当地用在地方和部门层面。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地方在提出本地区未来发展规划时，“打造地区软实力”之类的口号见诸报告或媒体。事实上，奈本人在著作中反复强调，“软实力”是一国共同的价值观所产生的吸引力，只有核心价值观和主导意识形态才能产生“软实力”的影响。
■误解之二：把“软实力”同“硬实力”混淆，于是不时冒出诸如“经济软实力”之类“非驴非马”的新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奈明确表示：“经济财富可以产生硬实力，也可以产生软实力。软实力不是经济，而是吸引和说服别人的力量，经济会对软实力有所贡献，但经济更多的是对提升硬实力有所帮助。”
■误解之三：即使在谈论“文化软实力”时，许多人依然有把“文化产业”等同于“文化软实力”的理解误区。在自己的著作中，奈曾经写道：“我高兴地看到，（软实力）这一术语成为公共话语，被美国国务卿、英国外交大臣、亚欧多国的政治领袖和专栏作家等广泛使用。与此同时，我深感沮丧的是，这一术语常常被误用，甚至被贬低为仅仅是可口可乐和牛仔裤的影响力。”昨天在接受采访时，奈进一步解释说：“文化影响力可能会产生软实力，但也可能没有帮助，比如，一个人可能会喝可口可乐、穿牛仔裤，但他仍旧对美国持反对的态度。所以，文化影响力能否产生软实力，取决于它是否能让一个国家更有吸引力。吸引力，意味着让别人对你的国家产生好感，这和提供一些产品让别人吃好、喝好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本报记者  季桂保  田晓玲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附照片）
——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
来源:文汇报 作者:田晓玲 日期:2010.12.12 版次:8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
本报记者  田晓玲
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经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以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Power）概念而闻名。日前，奈教授来沪，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题为“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实力”的讲演。讲演结束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一、不能把软实力理解为可口可乐或牛仔裤的影响力
文汇报：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很少有一个关键词能够像您的“软实力”那样，在中国和西方被普遍接受。不过显而易见的就是，“软实力”概念在很多地方被误用了，诸如“经济软实力”的说法可能就是误用。您自己怎么看这些误用？
答：你说的对。经济财富可以产生硬实力，也可以产生软实力。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来达到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有好的经济状况，比如现在的中国，就会吸引别人，产生软实力，但同时更产生硬实力，诸如提供给别人资金的能力，或者支持他人发展军事的能力。软实力不是经济，而是吸引和说服别人的力量，经济会对此有所贡献，但经济对提升硬实力更有帮助。
文汇报：塞缪尔·亨廷顿说过：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大宪章，而不是巨无霸。您也说过：人们把软实力理解为可口可乐或者是牛仔裤的影响力，可能是一种侮辱。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来理解软实力和文化之间的关联？
答：我觉得这种等同是一种误解。文化影响力可能会产生软实力，但也可能没有帮助，比如，一个人可能会喝可口可乐，穿牛仔裤，但仍旧对美国持反对态度。所以，文化影响力是否可以产生软实力，取决于它是否可以让一个国家更有吸引力。吸引力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吸引别人到你的国家来，这和让别人吃好、喝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文汇报：今天，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将其等同于软实力。在您看来，文化产业是否和经济进而与硬实力有更大的关联？
答：文化产业可以对软实力的提升有帮助，尤其是那些可以让别人对你的国家有正面看法的文化，比如，电影产业就可以吸引别人对你的国家的生活感兴趣，美国的好莱坞是这样，印度的宝莱坞也是这样。实际上，宝莱坞的电影产量比好莱坞还要高。中国在提升自己的软实力方面，部分要做的就是，提升自身电影产业的地位，让电影对其他人产生吸引力。
文汇报：最近这些年，您又提出了另一个关键词“巧实力”。这是否意味着“软实力”已经不足以来理解和应对现实了？
答：只用“软实力”来解决问题，的确是不够的。我所说的“巧实力”，意味着你既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在不同情况下，对两种力量的使用比例是不同的。比如，面对恐怖主义，的确需要一些软实力来防止普通人被极端分子所吸引，不能仅仅通过硬实力就解决恐怖主义，当然，也需要一些硬实力比如警察，来抓捕恐怖分子，所以，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才能形成聪明的策略。
二、公共外交需要更多的非正式交流平台
文汇报：您在最近的文章中特别强调公共外交，那么，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大众传媒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外交中扮演什么角色？
答：公共外交是指同其他国家的公众沟通，而不仅仅是同政府交流。现代世界，沟通是通过一个公众传到另一个公众，市民社会的出现为沟通带来了跨边界的大环境。传统上我们认识的公共外交基本就是一国政府通过广播电视把信息传递给另一国的公众；在互联网时代，更重要的公共外交形式则是，一国公民和另一国公民直接交流。
文汇报：您曾预测2020年的世界将是一个有更多亚洲面孔的全球化加上以美国为主导的和平世界。现在的世界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吗？
答：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亚洲正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亚洲经济在本世纪某个时候可能回归到占世界一半生产量的时代，所以，全球化将包含更多亚洲的特征。但是，在军事方面，我仍旧认为美国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你可以看到两者在同时发生，即亚洲控制力更大的全球化，同时美国保持着最强的军事实力。
文汇报：随着权力的分散，跨国界成了新动向。展望未来，您认为会不会出现某种全球政府？
答：我并不认为会出现某种像欧盟这样的机构来控制世界，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全球治理。我们会看到很多网络，包括公共的和私有的，来帮助我们协调各自的政策，管理跨国的进程。所以，将来更大可能出现的是全球治理（governance），而不是全球政府(government)。
文汇报：您曾经谈到，全球治理出现了很多正式和非正式平台，G20可能属于正式平台，那么，非正式的平台又有哪些呢？
答：那些非正式的平台，包括完全私有的一些小组或会议，他们在讨论国家间的问题。有时是全球安全的监管者在开会讨论，有时是食品药品监管者组织的专门会议。我的建议是，有很多方式可以进行跨国界的沟通，从而建立互相理解。
文汇报：您在讲演中提到了两种形式的力量转移，一种是从国家到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转移，另一种是从西方到东方的力量转移。后一种力量转移成为现实了吗？
答：从GDP数据来看，这种转移正在发生。我们看到，亚洲正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件好事，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脱离了贫困。
三、“美国衰落论”是错误的
文汇报：有人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美国化。如果从软实力角度来理解，这种美国化是否是美国软实力的体现？答：我并不认同全球化意味着美国化。我们来看日本，1860年代它开始向全球开放，二战后它又开放并融入到全球化，但是有意思的是，日本的文化并不像美国的文化，所以我的观点是，全球化更应该被理解为现代化。
文汇报：这次金融危机后，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力量尤其是硬实力开始下降了。您怎么评估美国目前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答：我不认为美国的硬实力或者软实力开始下降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衰退，美国的经济暂时放缓了，但是美国仍旧是全球非常有竞争力的大经济体，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判断。而且，美国仍旧保持着相对于别国更强大的软实力。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比较了全球不同国家的软实力，结果表明，美国在这种比较中是胜出的。所以，有关美国衰落的看法，不论涉及美国的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是错误的。
文汇报：在您看来，美国对中国的接收和开放加速，是否是由全球金融危机推动的？
答：在媒体看来，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不仅更倾向于与中国合作，也包括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这也是G20产生的部分原因，因为我们发现，仅仅靠G7或G8是不可能解决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问题的，的确，美国对中国更开放了，同时也包括对巴西、对印度以及其他很多国家更开放了。在我看来，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一直坚信在很多大的全球问题上要同中国展开合作，比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我认为现在正在向更深入合作的框架发展。
文汇报：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是学界一大热点。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
答：它在中国运行良好，但是它是否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同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发挥作用，这并不确定。中国模式至少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成功。每个国家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有意思的是，中国是否需要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许多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必须更少依赖出口产业，更多地发展国内的消费。
文汇报：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更加注重借助软实力来建立自己的国际形象。对此您有些什么建议？
答：中国需要继续延续邓小平的建议，不要过分自信，也不要过分激进，否则，你会吓坏你的邻居。我的建议是，中国可以继续沿用本世纪初的外交和政策。另外，我认为中国可以和其他国家合作，更加大力培育和发展市民社会，这样就可以在世界上建立起更加互信的环境。中国现在其实非常稳定，可以接受一些批评，这样做，可以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
文汇报：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您觉得这主要是得益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的提升？
答：中国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同时也是因为中国提高了它的外交角色。这是好事。中国在经济成功的同时，能够像佐利克所说的那样在国际社会上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角色。这增加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同时也就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
文汇报：今年早些时候，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世纪尚未到来”，想以此来安抚某些美国人。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美国是否还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一个强大的中国呢？
答：我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让某些美国人不要再担忧中国，让中国人意识到仍旧要谨慎。目的是避免双方的误解，因为误解可能会带来冲突。所以，对于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的人们来说，他们可能太过激进，容易导致冲突；对于那些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的人而言，他们会变得很害怕，并且可能会对中国做出过激反应。我的另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题目叫“不要害怕中国的崛起”。
对于中国的强大，某些美国人的确没有做好准备。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需要共同努力，来确保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否则，将会出现一种惊人的争论，从而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
四、我认为自己更像“狐狸”
文汇报：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经用“刺猬”和“狐狸”来描述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按照这一分类，您认为自己属于哪类知识分子？
答：这个问题很有趣。“刺猬”意味着你有一个想法，让所有的事情都套用这个概念，而“狐狸”意味着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想法。我认为自己更像“狐狸”。
文汇报：您同时身跨美国政界和学界。那么，您是更喜欢在政府就职，还是在学校里做研究？
答：两个都喜欢，两种生活我都很享受。长期来看，我更喜欢学校里的生活，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和年轻一代待在一起工作，有机会保持对知识的好奇心，有机会保持公正，同时具有创造性。所以，我尽管也喜欢政府工作，但是我更重视学校。
文汇报：在政府里工作可以使您的研究对现实产生更大的影响。
答：是的，你在政府里工作，可以直接把你的想法用到现实中去。而你给媒体写文章时，希望能够引起在政府中任职的某些人的关注。这种关注，有些时候会有，有些时候则无。

全球治理，一个更加有序的空间（附照片）
来源:文汇报 作者: 日期:2011.01.04 版次:10
全球治理，一个更加有序的空间
约瑟夫·奈(哈佛大学教授)  全球治理需正式和非正式网络
在21世纪，出现全球政府的可能性不大，但一定程度的全球治理已经存在。目前，全球已经有成千上百的条约、体制和制度来管理国家间的行为，包括从电信、民航、海运、贸易到核武器扩散等各个方面。但这些机构很少能够自主地运行，它们仍然受制于大国的领导。所以，在21世纪，大国能否胜任领导者的角色仍然有待观察。随着力量格局的变化，中国和印度的力量在增长，它们的行为又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除非出现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重大事件，世界将不再可能出现类似1945年联合国刚成立时的那种“关键时刻”。今天，作为全球性机构，联合国在合法化、危机外交、维护和平与人道主义援助方面都起了关键作用，但其本身的规模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例如，2009年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哥本哈根会议表明，192个国家参加的会议往往难以成功，联合国依然缺乏资源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两难，就是怎样让所有人都参与行动，并同时付诸实施。答案可能就是欧洲人所说的“可变格局”，既可能是“多边主义”，也可能是很多的“小型多边主义”，一切根据议题的不同来分配权力资源。
全球治理将有赖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这些网络组织（如20国集团）可以设置议程、建立共识、协调政策、交流知识、制定标准。同时，当国际社会要应对诸如气候变化、传染病、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的跨国挑战时，它将不得不继续发展互补性的网络和机构，来补充联合国这一全球框架。
杰弗里·萨克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院长、教授）  千年发展目标定能实现
现在，离联合国提出的在2015年前把全球贫困人口降低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只有四年时间了。千年发展项目开展以来，围绕如何减少饥饿、贫困和疾病，已经提出了非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已经实施，比如，同过去相比，今天人类对抗疟疾的能力就大有改观。但是也有一部分建议并没有付诸行动，比如饥饿地区尤其是非洲如何更多地种植粮食，我们在行动上还没有很好地跟进。为此，我们提出了建立一个全球基金来帮助农民得到更好的种子、化肥及农具，从而生产更多的粮食。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我们还提议通过粮食生产、控制疾病、建设基础设施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快进程。2015年把全球贫困人口数降低一半、2025年消除全球贫困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呢？我的答案是：当然能够实现。但是，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说，更需要去做。
中国在消除全球贫困方面已经做得很多，这是个好消息。我希望中国做得更多一些，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资金上。当然，我也希望美国和欧洲也践行他们的承诺，因为解决极端贫困问题对于全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需要，更是为了避免由于贫困所导致的暴力对抗。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国际秩序:和平  渐进  合作
2010年出现的国际秩序变化，可以说是未来10年国际秩序的雏形。2010年国际秩序变化体现在一系列指标性事件。G20峰会正在成为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新的全球治理合作模式。坎昆气候峰会为构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重新划分，新兴大国比重上升。大国核裁军取得新的进展，美俄战略武器条约取得重大突破。联合国进入新一轮改革进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组成成为焦点。东亚地缘政治出现复杂变化，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最终得到控制。
从上述事件中，可以大致预测未来10年国际秩序可能显现的若干特征。
其一，非西方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继续上升。美国、欧盟、日本等大国主导国际体系和提供国际社会公共品的能力继续下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持续上升。
其二，国际经济秩序的转型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主要内容。世界货币体系、世界贸易体系、世界技术标准体系等将经历重大改革，重点目标是形成国际金融监管治理的新机制。
其三，G20和联合国体系构成全球治理的双重结构。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主体机制互为补充，但也互为竞争。
其四，地区合作机制成为地区国际秩序的主体。全球治理主要体现为地区治理，不同领域、层面、功能的地区合作机制将交叉互动。
其五，科技与文化要素对国际秩序演变的作用更加突出。网络信息技术、低碳-新能源技术、太空-海洋技术等都将影响国际秩序的演变或突变；多元文化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其六，大国关系在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得到重塑。各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都在国际秩序演变中得到强化，稳定国际秩序成为大国的共同利益。
其七，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扩大。跨国社会问题的增多引起跨国非政府组织更加普遍地存在和发挥作用。
其八，地缘政治竞争和冲突热点局部升级，总体得到控制。防止局部热点激化为大规模对抗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目标。
国际秩序未来演变的和平、渐进、合作特点，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总体上一致，可以说是中国的重大历史机遇。
沈丁立（复旦大学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核不扩散局势仍将纠结
未来10年，国际核不扩散局势仍将纠结，前行与挫折还将并存。期间，朝鲜有望实现核武器小型化，形成有限核威慑力。尽管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可能复开，但朝鲜将利用这一机制继续为其发展核武服务，避免在会谈期间因发展核武而受到军事打击，同时制造新议题助其拥核，最近它所展示的铀浓缩能力就是一例。美国在经历未来两届政府的更迭后，对朝鲜拥核将无可奈何，朝鲜国际处境将有所改善。
由于美军逐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它将更有精力对付伊朗。伊朗仍将发展民用核能，坚持核燃料主权，美国对此被迫接受；但美国、以色列和部分中东国家坚决反对伊朗推进更深度浓缩，而伊朗也已错过继续突破良机。监控伊朗核发展、监管其反应堆核材料的进出，将是未来伊朗核问题的核心。
未来10年难见新核武国涌现，尽管新兴国家发展民能核能还方兴未艾。大国将加强协调，不扩散机制将有所改善。核材料银行等新机制的发展，将有利于在核材料的源头上遏制核扩散。
美俄批准并执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利于核国家以核裁军姿态助推不扩散。2015/2020年两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有望平稳举行。但联合国拟于2012年召开关于中东无核区的国际会议，由于以色列核地位与限制问题，将前景暗淡。
郭礼和（中科院生化与细胞研究所研究员）  生命科学:器官或可订制
生命科学的下一个10年会有许多令人期待的奇迹发生。若要撷取其中几个可能实现的重大突破，我觉得几大领域值得关注：
首先，以干细胞为核心的再生医学将进入临床治疗。人类疾病分为两大类：一是由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及寄生虫入侵引发的病原性疾病，主要依赖于药物治疗；另一类则是器质性疾病，比如糖尿病、心脏病、心血管疾病、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由于组织器官已经受损，药物只能缓解症状或延缓病情，却不能让凋零的细胞起死回生，唯有希冀于再生医学的发展。
修复组织或器官损伤的原材料就是细胞，“无所不能”的干细胞既能在体外大量繁殖，又可向任何类型的细胞方向生长，从而“生产”出病人急需的心脏、神经或血管。预计十几年后的再生医学市场规模将不亚于目前的药物市场，每年有望创造出上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
其次，以合成生物学为手段的人造物种将活跃于我们的现实生活。2010年，世界首个“人造生命”的问世让人类看到了订制物种的希望，未来科学家完全有能力按照工程设计的方式合成基因组，有目的地对微生物等简单生命进行改造，以破解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石油开采等工农业及社会难题。眼下，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已经向“人造生命”的缔造者——美国科学家文特尔提供6亿美元资助，进行生物能源方面的人造微生物研究。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以信息科学为基础的虚拟生物学。整合大量生物信息，科学家在计算机上就能设计并合成一个新物种；药物开发者也许将不再一味依赖于动物模型和试验，只需一台电脑，即可观察药物的作用机理、代谢过程，评价其安全与否。
王希季（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空间电站引发产业革命
我感觉下一个10年，人类在探测外空和开发外空方面会有更多的作为，探测是手段，开发利用空间资源是目的。空间资源极为丰富，如果人类能够充分开发利用空间资源的话，会对人类世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空间高位置、高速度资源，空间太阳能资源等是取之不尽的，一些国家已在筹划在地球同步轨道带建立天基太阳能电站或空间太阳能电站。日本已经将此作为国策，准备花30年时间在空间上建立100万千瓦级的电站，美国人上世纪70年代就想在空间搞500万千瓦级的电站。未来10年这方面的研究开发准备无疑会大大加强，相关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实验，例如高效率的光电转换技术、大太阳能电站结构、无线电电力传输技术等各方面都在做准备。据日本人统计和测算，空间太阳能源可以算作最清洁能源，这种清洁能源在当今气候变化很严峻的背景下尤为重要。
我国在载人航天、深空载人方面已取得相当的成就，对航天事业而言，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开发利用空间资源，造福我们国家和全人类，都是发展航天事业最重要的目标。为此在下一个10年，我国应有所准备，对外层空间能源开发利用给予更大的关注，投入更多力量。
发展空间电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利用和获取能源的地方、改变能源的利用方式和改变电力传输的方式。这三大改变都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的、影响深远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大变革，会极大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引发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未来10年全世界都会看到这样一种前景，中国应不失时机及早布局，抢占空间资源高地。
汪品先（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到大洋底下钻穿地壳
按照深海探索的发展进度，10年以后的深海海底将会纳入人类的社会生活。这里不是说下潜，50年前人类就潜到10916米地球表面最深的海沟；说的是对深海的监测调查和资源的开发利用。2009年12月“加拿大海王星”深海观测网投产使用，在两千多米海底用800公里光纤电缆连接一百多个传感器，对深海做原位实时的观测。这好比大气里的气象站，或者是放在海底的实验室，可望实时预报地震危险、现场转播海底火山爆发。到2014年，世界最大的海底观测网将在美国建成，还将有装载各种传感器的“深水滑翔机”在深海游弋，从而将深海置于人类的监测之下。到2020年，不仅“可燃冰”的开采将改变能源结构，而且“深海热液”的硫化物矿床和“深部生物圈”的基因资源，将进入海洋经济。
到2020年还将掀起在大洋深部打穿地壳、钻进地幔的科学高潮。地球的体积84%属于地幔，火山活动、板块漂移的根源都在地幔，但是隔了地壳，人类至今够不到地幔。陆地的地壳比洋底的厚度高一个量级，因此到大洋底里去钻穿地壳，是科学界梦寐以求的理想，10年以后将进入高潮。但是高温高压下打深钻，面临种种的技术挑战。现在世界上有两条科学大洋钻探船，要打穿地壳美国船够不着，日本船正准备迎战，但假如中国决定也造大洋钻探船，将来打穿地壳的是谁？可惜科学不是足球赛，没法找条章鱼问问。
郑必坚(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本世纪的头一个10年，我们成功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表明我们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估量和部署是完全正确的。面对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仍然存在？
从国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改变，和平、发展、合作作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没有改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利弊共生的新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世界范围产业新发展，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竞争更加激烈；世界各国加快发展模式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普遍增强。危机使全球治理结构面临重大调整，各大国基本力量对比和相对地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机会大大增强。
从国内环境看，一个突出的发展大势，就是我国正加快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进。我国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物质、技术和体制基础更加牢固，企业竞争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大局总体保持稳定。当然，我国还存在诸多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内大局的分量在愈益加重，对国际大局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这是我们将继续获得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基础。
朱清时（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教育将迎来大改革时期
过去10年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教育问题在现有环境中也显得越来越严重。未来10年，将是中国教育大改革的时期。
现在全社会都意识到，过去几十年教育体制具有缺乏活力的弊病，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地进行改变。教育的弊病集中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一是学校的高度行政化。学校按照行政规律而不是按照教育规律在办学，政府也是靠发文件管学校，而不是根据教育的规律管学校，更没有给学校自主权。这样的管理注定会使学校没有活力。现在一些大学正在努力由行政主导型向学术主导型发展。二是过去的教育领域“大锅饭”现象严重，学校靠国家认证文凭、国家给资源过日子；学生拿着国家认证的文凭去换工作、换薪水，这导致学校变成了“文凭工厂”，根本没有内在动力来改进教学。南科大决定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就是希望通过背水一战来激发学校发展的内在动力，通过培养出让社会认可、让国外大学认可的优秀毕业生来使学校充满活力，并且得到发展。
10年的时间很短，我不能保证中国的教育一定会在未来10年有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我认为，10年之内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考虑改变目前教育所具有的弊病，会尝试激发自身内在的活力。未来10年，也许会有更多的学校会考虑通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来推进教育的真正发展。
丁磊(网易创始人、CEO)  互联网两大趋势：创新与复兴
要看未来10年，先要知道过去10年是非常透明和矛盾的10年。
从1990年到2000年因为没有互联网，信息不流畅。过去的10年则是透明的10年，也是中国入世的10年，互联网和物流让世界成为地球村，每一刻我们都能感受到创新和技术带来的改变。我认为这也是比较矛盾的10年。一方面，很多人抓住了机会，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不安全了。所有的进步最后都应落实到以人为本——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上，这些问题都挺纠结。
未来10年，一定更加透明,但也要面对更多的矛盾。我所从事的互联网领域，会有两个很明显的趋势，这两个趋势会以巧夺天工的方式紧密融合在一起，互相给力。
其一是创新的趋势——新技术的引进推动移动互联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2011年底，智能手机的销量将超过传统手机，2012年则会超过PC。移动终端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网易有3.2亿的E-mail用户，未来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会使用移动终端来收发邮件。为此，我们在2010年率先为所有用户默认开通了IMAP(交互式邮件存取协议)服务，这将极大改善中国网民在移动终端的E-mail使用体验。
其二为复兴的趋势——先进技术将进一步向中华传统文化寻求发展力量。网易过去10年推出了多款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网络游戏，比如梦幻西游、大话西游2、天下贰。未来10年，网游从业者应该把中国的哲学、美学等融入到游戏这个平台，通过游戏把这些传播给广大的用户。游戏将成为展示中华文化和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走中国特色的软实力之路（附照片）
来源:文汇报 作者:唐见端 日期:2010.11.08 版次:10
走中国特色的软实力之路
在第四届中国学论坛会议上，记者就中国软实力这一问题询问了两位会议代表的看法。而一周之前，记者碰巧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同样题材的一档节目，两相对照，颇有意思。
中国国际形象的崛起
罗伯特·达旦是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媒体研究副教授。记者首先问他：“软实力”一词是美国人约瑟夫·奈的发明，按照他的本意，它只是硬实力的补充。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只有硬实力达到像美国一样的水平，才有资格谈论软实力。达旦回答说，他所理解的软实力就是影响力。记者问，就你所知，中国的影响力在外部世界有多大？达旦给出了一个具体数字：在南佛罗里达大学进修的19名非洲记者中，有18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要比美国的好。此外，他所接触到一些南美洲国家人士也持同样观点。达旦指出，中国在非洲兴建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很得民心，这点美国无法相比。此外，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至今没有走出低谷，中国经济则一枝独秀，这更让许多国家羡慕。
而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基肖·马博巴米认为，以前现代化和西方化是一回事，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实现现代化可以不必和西方化挂钩，这对于拥有1.2亿人口的穆斯林世界非常有吸引力，穆斯林世界先前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化有所抵制，关键一点就是担心西方化。马博巴米强调，“人们常说，美国是最伟大的法制国家，但同时也有人会说，美国也是世界上监狱比率最高的国家。”英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则补充说，“美国人有干涉别国内政的习惯，这也使它软实力下降，至于由华尔街引起的金融危机更使美国信誉受损。”
软实力靠民间外交实现
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终身教授洪浚浩则对中国软实力提出另一番观点。他首先指出，中国人对自己软实力的定位并不十分清楚，而美国人对这一点毫不含糊。软实力对于美国来说，首先是代表了普遍价值，其次是代表了美国的意识形态，而最重要的是体现了美国在国际格局中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是否要参与国际格局中的游戏规则制定？如果是的话，那该如何寻求一条既不照搬西方模式、又能为世界多数国家所能接受、软硬实力并驾齐驱的发展途径？他说，“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和合共生’，而只有中国确立了这一发展途径，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他也对中国对外文化传播谈了自己观点：文化传播必须要搞，但一些中国影片对西方人了解中国并无帮助。“美国人看了一些如《十面埋伏》等影片之后，往往会发出一些如‘awesome’(太了不起了)的感叹词，除此之外，对中国毫无感觉。”
他说，软实力更多地是通过民众直接交往来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个在国外的中国人就是一个文化大使，而现阶段中国人在国外的形象并不理想。他告诉记者，前不久美国一家咨询机构向3000家企业和大学发函，声称许多中国人的求职求学履历造假。考虑到国内近年来多起造假事件，也很难责怪那家咨询公司。正因为如此，如果一味强力对外推动形象工程，效果可能不会理想。
世界上不只有一种软实力
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主持人也谈到这一点。安南·莫英德拉是印度一家跨国公司所有人，与中国有业务来往。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世人瞩目，然而莫英德拉对中国奥运有着自己看法：“当我看到那些图像时，我不能不感到这只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体现、政治实力的体现。”也许不少中国人正希望这种效果，但英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却由此推论：中国面临这样两难局面，一方面要向外界展示软实力，另一方面由于展示手段颇为强势而可能疏远外界。以上两段话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受众的心理。
但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在结尾时，主持人明确宣称世界上已经不再只有一种软实力了，他引述了伊拉克战争时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杰诺米·格林斯道克的观点：“美国必须明白，它已经无法在一些事物上为所欲为了，中国在美国失利的地方获得成功，这一点值得思量。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包括软实力在内的实力已不再由一国掌控，必须与别国分享。可悲的是，美国不能、也不会理解这一点。”  本报记者  唐见端
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实力（附照片）
——约瑟夫·奈教授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讲演
来源:文汇报 作者:约瑟夫·奈 日期:2010.12.25 版次:6
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实力  ——约瑟夫·奈教授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讲演
假设20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美国只有2%，中国仍然在人均收入上无法与美国平起平坐；这种人均收入水平上的旗鼓相当直到本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刻才可能实现。人均国民收入是衡量一国经济成熟度的一项指标，因而，经济总和规模的优势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经济在2027年能够超越美国。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从世界第九大出口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是，在近期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全球贸易和金融平衡更具争议性，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可能需要作出调整。
讲演者小传
约瑟夫·奈
Joseph S.Nye，Jr.（1937～)，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相互依存理论的重要代表。相继受教于普林斯顿、牛津和哈佛大学，先后任哈佛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后来又加以发展，提出“巧实力”。目前“巧实力”成为了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主轴。
美国因不久前的金融危机而备受责难。由于美国经济在2008-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中举步维艰，而中国经济却在此期间持续增长，因此有不少中国论者鼓吹“形形色色的美国衰败论”。有一位专家就断言，美国势力的鼎盛时期是2000年。持这类观点的并不仅仅是中国人，高盛公司已经将它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提前到了2027年。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25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或相对多数的民众认为，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甚至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在2008年作出预测，认为美国的支配地位将在2025年“减弱不少”。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经宣称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走向终结的标志，甚至持同情态度的加拿大反对党领袖叶礼庭也表态说，既然“美国的巅峰时期及其全球霸权地位已经结束”，那么加拿大应该放眼世界，而不应再局限于北美洲。
然而，在意识到自然衰落的种种误导性比喻的同时，人们应当谨慎地从周期性事件中推断长期趋势。国家与人不同，它的生命周期是不可预测的。例如，18世纪末期英国在丧失了它的美国殖民地时，贺瑞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就悲恸不已，认为英国地位下降了，降至成一个“跟丹麦和撒丁王国差不多的无足轻重的国家”。他没能预见到工业革命让英国的支配地位又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强大。同样，罗马在鼎盛期后，仍旧统治了三个多世纪。即使在那时，罗马也未向另一个崛起的国家臣服，而是在各个蛮族部落无孔不入的入侵中灭亡。实际上，对于所有认为巴西、中国或印度将在未来数十年里超过美国的预言来说，更大的威胁可能来自现代恐怖分子和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actors）的冲击。
当然，金融危机对所谓的“华尔街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华尔街机构和华盛顿监管部门的差劲表现，让纽约的软实力或纽约经济模式的吸引力付出了极大代价。就机构变革而言，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高盛、雷曼兄弟、美林证券、摩根士坦利）或垮掉或转型，而它们推波助澜引发的金融风暴，导致经济急遽衰退，对政治监管提出了新要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前，欧洲把银行垮掉的责任推到美国身上，而两年后，华盛顿的改革步伐却比欧洲要快，欧洲则“几乎陷入了一场源于自身主权债务而非私人债务引起的危机当中，而美国经济尽管还不稳定，却开始复苏”。
虽然现在就对金融危机对美国实力产生的长远影响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比照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如果华盛顿迅速接收无力为继的公司并限制受危机拖累的公司，那么这一场金融危机并不是致命的。由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受教育程度高、政治稳定以及鼓励创新，因此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最具竞争力排名中，美国经济仍排在第二位（仅落后于瑞士），而中国则排名第29位。美国仍将在诸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以及第二代国际互联网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然而，尽管很少有人会认为中国能在未来20年间在军事实力上超越美国，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一危机会扭转美中经济实力和软实力的对比。因此，为了分析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关注这一危机背后的种种含义就尤为重要了。
一、21世纪中国的软实力
尽管美国因金融危机而备受苛责，但美国的软实力仍然强于中国。中国除了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以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在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逐渐提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人民日报》这样说道：“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词……对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所谓“北京共识”，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比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华盛顿共识”更受欢迎。但是，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威权政府的吸引？在多大程度上是羡慕30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又只是想进入中国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
中国人对“软实力”这一思想兴趣盎然。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就“软实力”这一主题发表了许多政论和学术论文。“软实力”这一术语已经成为中国的官方语言。2007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中国一直拥有令人着迷的传统文化，但它现在也进入到了全球流行文化的领域中。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增至三倍，外国游客数量也显著增长。中国在全世界创办了几百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及其文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频道延长为全天候播报。过去两年，中国投资很多在对外宣传工作上，其中包括新华社开播24小时有线电视新闻频道。
中国已经调整了其外交策略。十年前，它对多边协议持谨慎态度，并且跟不少邻国存在分歧。后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派遣3000多名军人支持联合国维和任务、对核不扩散外交提供帮助（包括举行朝核六方会谈）、搁置跟邻国的领土纷争，并且加入了多种多样的区域性组织，而参加东亚峰会只是中国最近的一个动作而已。这种新外交有利于降低其他国家为遏制中国崛起而结盟的可能性。
但是中国的软实力仍具有局限性。
尽管美国因金融危机而备受苛责，但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BBC的民意调查结果，美国的软实力仍然强于中国。大国企图运用文化和宣传来创建软实力从而加强它们的优势，但是，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非政府所创建。美国的软实力依赖于多种多样的资源。就此来说，中国除了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以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经济的相互依赖与经济实力
中美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没有任何一方急着要打破这种脆弱性依存的对称性，但各方都在继续谋求对市场关系的结构和制度框架产生决定性影响。
一些分析家们相信，中国战胜金融危机的出色成就以及增持美元，都使其实力极大提升从而超越美国。但是审慎的分析更关注相互依赖与影响力。相互依赖既包含短期的敏感性，又包含了长期的脆弱性。敏感性是指互相依赖所产生的结果的规模和速度，即，体系的一部分发生变化之后，如何迅速地引起另一部分也跟着发生变化？例如，1998年，亚洲新兴市场的金融风景，其影响波及到了巴西和俄罗斯等其他新兴市场。同样，2008年9月，纽约雷曼兄弟倒闭，迅速对全球市场产生影响。
然而，高度的敏感性，并不同于高度的脆弱性。脆弱性是指相互依赖的体系结构变迁所导致的比较成本。脆弱性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力，要高于敏感性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力。两个国家之中，脆弱性较低的那个国家，并不必然是敏感性较低的那个国家，而是以较低成本扭转形势的那个国家。1998年，对于东亚经济形势，美国敏感于这一形势但并非无还手之力。这场金融风暴让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降低了0.5个百分点，但对于美国急速发展的经济来说是可以承受的。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则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模式的转变既敏感又脆弱。印度尼西亚经济遭受重创，进而演化成国内政治冲突。脆弱性同样也有程度差异。2008年，鉴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泡沫以及不断扩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事实证明，现在的美国比十年前市场繁荣期间的美国更加脆弱。
对称性是指相对平衡的情形，与不平衡、依赖相反。较少的依赖可以是权力的一个来源。如果双方相互依赖，但一方依赖程度比另一方低一些，那么，只要双方都还重视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依赖程度较低的一方就拥有了一个来源以获得权力。控制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是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维度。完全的对称性是相当罕见的，因此，绝大多数经济相互依赖的情形，也就隐含着一种权力关系。
上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总统裁减税收并增加开支，美国就渐渐依赖于引进日本资本来平衡联邦政府预算。有些人就认为此举让日本获得了比美国更大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停止借钱给美国，那么它也将害人害己。那时，日本的经济规模只比美国的一半多一点，而这意味着，尽管双方彼此需要且都从相互依赖中获益，但比起美国需要日本的程度，日本的出口更依赖于美国市场。
目前，美中之间存在类似关系。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用美元支付，同时，中国持有美元和美国国库券，实际上在向美国提供贷款。中国累积了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部分都是美国国库券的形式。一些观察家称之为“全球势力均衡的重大转移”，因为中国可用抛售美元相威胁来迫使美国屈服。但是，如此一来，中国的储备金将因美元贬值而缩水；同时，也会伤及美国继续进口中国廉价商品的意愿，从而造成中国国内的失业和不稳定。因此，中国政府抛售美元能使美国屈服，但也会令自身元气大伤。
要判断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能否创造实力，就需观察实力不对等的双方是如何达成平衡的，而不应只是观察“等式”的一端。在这个例子中，中美实力的不对称性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金融恐怖平衡”。这类似于冷战时期美苏在军事上的相互依存，双方都有能力通过一场核战争把对方摧毁，但却从未付诸实践。2010年2月，出于对美国向台湾销售军火的愤慨，一批人要求中国政府抛售美国国债以示报复，但他们的建议未被采纳。相反，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解释道，“这（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一个市场投资行为，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政治化。”如果中国政府果真抛售美国国债，后果将是两败俱伤。
然而，中美之间的这种平衡并不能保证局势的稳定性。一方面是因为后果莫测的突发事件的潜伏；另一方面，可以想象，双方都在谋求改变现有框架、减少生存和发展的不利因素。此次金融危机后，为减小贸易赤字和美元失衡现状，美国政府迫使人民币升值。与此同时，中国央行官员开始发表言论，指出美国应增加储蓄、减少赤字，谋求更为长远的发展，即作为储备货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赋予特别提款权来补给美元失衡的现状。不过，虽然中国政府在言论上抱怨颇多，行动上并未特别抵制。
中国壮大的金融实力或许增强了其拒绝美国请求的底气。但是，抛开有关中国债权人实力的怂人听闻的预测，这对它迫使美国做出政策改变的能力并没有太大帮助。虽然中国采取了一些小的举措来减少美元持有量的增长，但由于国内原因，它并不想冒险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因此，未来十年中，“元”不大可能对“美元”作为世界储备金最大组成部分（超过了60%）的地位构成威胁。但是，中国正在逐渐拉动国内消费并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不再单纯依赖出口；中国领导人将不再像现在这样依靠美国市场提供就业、使美国对中国国内稳定构成决定性影响。政治上的讨价还价能适时反映出人们所察觉到的实力对等程度的转变。
虽然美中都不想打破这种将它们紧锁在一起的、不对称性的平衡，美国已经承认了中国在国际论坛中逐步扩大的影响力，也允许其他新兴经济体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在八国集团峰会（八国中的四国为欧洲国家）之外，又出现了20国集团峰会作为补充，将占世界产值80%的经济体一并吸收在内。这些大会讨论了重新平衡世界资金流动的必要性，要改变“美国赤字中国盈余”的旧模式。实现这些改变就需要转变国内消费模式和投资模式：美国要增加储蓄，中国则应扩大国内消费，而这在政治上是有难度的。
虽然上述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有趣的是，20国集团峰会在下述观点上已达成一致：欧洲应减少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重，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权重应当逐步增加。这又一次显示了对经济依存实力进行限制的重要性。中国能以抛售美元、影响美国经济进行威胁，但美国经济的削弱就意味着中国出口市场的缩小，而且美国政府可能以加征中国商品关税作为回击。此外，当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巴西）发现对人民币价值的低估有损其出口贸易时，它们可能会通过类似20国集团峰会的多边论坛来声援美国对抗中国。没有任何一方急着要打破这种脆弱性依存的对称性，但各方都在继续谋求对市场关系的结构和制度框架产生决定性影响。
三、警惕误导性预测的政策意涵
鉴于中美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通力合作能使双方获益良多。
中国当前的大国名声得益于对其未来的预测。
对于此类预测，应当用某种怀疑主义的眼光来进行审视。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仍远远落后于美国，且其政策重点主要聚焦于一国领土之内和自身的经济发展之上。即便中国的GDP在2027年左右可能超过美国（如高盛集团所预测的那样），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两国经济也只是在规模而非构成上构成相互匹敌。中国仍将背负着广大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包袱；并且，由于20世纪时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滞后效应，中国将开始面临人口问题。
此外，增长率随着国家的发展有降低的趋势。假设20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美国只有2%，中国仍然在人均收入上无法与美国平起平坐；这种人均收入水平上的旗鼓相当直到本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刻才可能实现。人均国民收入是衡量一国经济成熟度的一项指标，因而，经济总和规模的优势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经济在2027年能够超越美国。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从世界第九大出口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是，在近期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全球贸易和金融平衡更具争议性，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可能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这意味着，就中期而言，通过减小其他国家实质上允许中国搭乘开放的全球化市场的便车，不用放开汇率、利率和国内市场的意愿，金融危机可能最终伤及中国实力。尽管中国掌握着巨大的外汇储备，除非它能够拥有一个深入发展、开放的金融市场，利率由市场来决定，否则也将难以通过用本国货币向海外放贷来扩大金融影响力。
当代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维护国内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投放在了经济发展与和谐国际环境的维护上，在这种和谐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不会遭到破坏。但是，世代变迁，国家实力经常滋生自傲。很多观察家已经提到，中国的年轻一代身上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有关金融危机对国家实力影响的误读可能就是助长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这种情绪会导致北京和华盛顿政府的政策失误。
中国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美国的同侪竞争者。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在亚洲范围内不会对美国构成挑战。然而，克林顿在这一点上是基本正确的：1995年，他在与江泽民的对话中讲到，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比，美国更害怕看到一个衰弱的中国。鉴于中美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通力合作能使双方获益良多。然而，某些中国人的自傲、加之部分美国人对衰落的不必要担忧，都令这一前景难以把握。依据短期的周期性事件（比如近期的金融危机）而做出错误的长期预测，将导致代价惨痛的政策失误。
（本讲演为约瑟夫·奈教授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第32期“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的讲演。发表时有删节）

约瑟夫·奈谈自己的“软实力”
日期：2011-09-05 作者：黎文 来源：文汇报


《权力的未来》 约瑟夫·奈著
图片作者：约瑟夫·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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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黎文
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批智囊为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开出了一份大选季书单。由这份书单可见，想要深谙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的意见是无法绕过的。
最近一期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该刊特约编辑、塔夫斯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W.德雷兹纳（Daniel W.Drezner）的文章《如何应对2012年大选》，他约请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批智囊为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开出了一份大选季书单。
德雷兹纳援引《纽约客》杂志的报道说：“为了能顺利在2012年大选中取得连任，奥巴马总统最近正在抓紧时间阅读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 edman）的著作，钻研国际事务方面的知识。”
这位弗里德曼正是《纽约时报》颇具影响力的国际事务专栏作者，他的《世界是平的》一书更是全球畅销。弗里德曼在书中介绍了当代世界的重大变化，尤其是科技和通信领域的迅速进步使全世界的人们可以空前地相互接近，他通过自身对复杂外交政策和经济问题的解读能力，介绍了印度和中国快速的发展以及对美国的挑战，解释了世界的平坦化趋势是如何在21世纪来临之时发生的。
不过，在德雷兹纳眼里，通过阅读弗里德曼的书来了解国际事务，无异于通过阅读美国犯罪小说畅销作家约翰·格里森姆（JohnGri sham）的作品来备战司法考试。德雷兹纳指出，大多数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也像现任的民主党人奥巴马一样，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专注于国内问题，因此《外交政策》杂志是时候出手帮助一下这些国际关系的新手了。于是，《外交政策》询问了一系列经验丰富的国际关系专家学者，请他们为胸怀抱负的政治领袖们推荐一些重要的读物。
在这份书单中，包括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在内的10位国际事务专家都开出了推荐书目，他们中有4位同时提到了约瑟夫·奈的著作，其中包括约瑟夫·奈自己对新作《权力的未来》的推荐。因此，如果要对这份书单进行简单的总结，那就是——想要深谙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约瑟夫·奈的意见是无法绕过的。约瑟夫·奈是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国际问题专家，他在哈佛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担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卸任后回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重执教鞭。
值得注意的是，丹尼尔·德雷兹纳和约瑟夫·奈在剖析当下热议的“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这一话题时，持有不同观点。德雷兹纳对美国保持乐观的态度，认为即使现实如此，美国仍然将在长时期内保持其主导地位。而约瑟夫·奈则认为，这一问题要从长远来看，他认为对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大可不必惊慌，以免因恐惧情绪而导致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冲突倾向。
约瑟夫·奈首先推荐了由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E.Neustadt）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R.May）合著的《历史的决策》（Thinki ng i n Ti me），理由为“此书仍然是关于政策中历史的利用和滥用的最好的入门读物”。约瑟夫·奈推荐的第二本书是亨利·基辛格（HenryKi ssi nger）的《大外交》（Diplomacy），他认为，这本书第二章中关于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持续影响令这本书的价值历久弥新。最后，约瑟夫·奈还推荐了自己的新书《权力的未来》（TheFuture of Power）。
他在《权力的未来》一书中解释了在21世纪信息技术迅速变革、全球化和亚洲复兴的背景下，权力是如何运作、变迁的。基于对权力本身及其日新月异的国际背景的理解，约瑟夫·奈致力于击退不绝于耳的“美国衰退论”，他提出，美国应使用兼具“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巧实力”战略来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约瑟夫·奈在推荐理由中说：“我顶着带有自我吹嘘嫌疑的风险推荐自己这本书，我认为政策的制定者应该深刻了解21世纪两种重要力量的变革——即书中所描述的亚洲的复兴和信息化时代带来的变革。”
此外，资深外交官，麦克阿瑟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加鲁奇（Robert Gal l ucci）推荐《权力的未来》，因其“结构精巧而特别的现实主义路径”；塔夫斯大学教授、前国务院顾问瓦里·纳赛尔（ValiNasr）也推荐《权力的未来》，因其“对‘美国衰退论’大合唱的从容反驳”；皮尤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科胡特（AndrewKohut）推荐同为约瑟夫·奈所著的《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因其阐明了“在国际事务中，吸引力作为说服手段的重要性”。
在给未来的美国总统开列的推荐阅读书单上，约瑟夫·奈的著作最红。《外交政策》的编辑试图让约瑟夫·奈探究一下其中的奥妙。对此，约瑟夫·奈“真的感到困惑”，不过，他在回信中还是顺手罗列了十个理由（不分顺序），调侃了一把自己的“软实力”：
10、因为丹（丹尼尔·W.德雷兹纳）自己写道“理解美国外交政策是绕不过约瑟夫·奈的”，而丹尼尔实在是太有影响力了。
9、因为我的书没写活死人（丹写了）。（编者注：丹尼尔·W.德雷兹纳著有《国际关系理论与僵尸》）
8、因为史蒂夫·克莱蒙斯（SteveCl emons）在阿斯彭思想节(Aspen I deas Festi val )时发推特说，我那本《权力的未来》“跟热煎饼似地大卖”。
7、因为热煎饼便宜。
6、因为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上指出，中国要增强软实力。
5、因为我说，中国不会立马在硬实力或软实力上超过美国。
4、因为现在时兴衰退。（虽然我是质疑美国衰退的传统观点的，不过人们好像都没注意到。）
3、因为《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都赞我的新书——不过他们两家的特殊关系还重要吗？（《金融时报》的母公司培生集团持有《经济学人》50%的股份。）
2、因为《权力的未来》有一章是讲信息空间的权力的，而白宫网站老是被黑。
1、因为总统们都是失眠症患者，而我老爸曾说过，我的书很助眠——每晚读上一页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