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月女战士绿版种子:关于毛泽东读书的一则史实考证 两本书背后故事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与他的革命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读过的马列著作中，《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本书为毛泽东及他身边的人在回忆中经常提起。但是关于这两本书具体是在什么时间、哪个城市得到的？《资本论》和《反杜林论》是不是与这两本书一起得到？不但在各种文献记载中有很大出入，而且在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加以考证的必要。

　　关于这个问题，各种文献记载中主要有以下说法：

　　《毛泽东传(1893—1949)》依据当时陪同毛泽东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1987年11月的回忆记载：毛泽东在漳州龙溪中学得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

　　《彭德怀自述》中记载：《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

　　《薄一波文选》中收录的1986年4月27日薄一波同志在中共湖南省顾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的部分内容《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怎样做工作》一文中记载得到《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的地点是长汀。

　　逄先知在《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文章中这样写道：1932年4月在漳州得到了《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三本书。

　　以上所引文献的记载均有出入。主要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哪个城市，即是在长汀还是在漳州？什么时间即是在1929年还是1932年得到的书。二是得到了几本书？是两本，三本，还是四本。三是得书的中学叫什么名字。是曾志说的龙溪中学，还是彭德怀说的漳州中学？

　　关于在哪个城市什么时间得到的书。得书的城市直接决定得到书的时间，因为红军是在1929年3月14日占领长汀城，在1932年4月20日占领漳州城。所以，如果是在长汀得到的这两本书，从时间上就比在漳州早了将近三年。长汀是当时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是一个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在这里找到这两本书是有可能的。

　　要想知道这个说法是否正确，有个简便易行的办法，那就是看《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中译本在1929年3月是否已经在中国出版。《列宁专题文集》在插图中列出了“1929—1949年我国出版的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部分中译本”和“1927—1949年我国出版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部分中译本”。这说明，在1929年，这两本书均已有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其中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两个策略》是由上海中外研究会出版的陈文瑞的译本，初版时间是1929年，考虑到当时物流条件，即使是在年初已出版，3月在长汀看到这本书也显得有些困难。

　　另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记载，1929年10月毛泽东在上杭县苏家坡休养的一个多月里，“随着体质增强，贪婪地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书籍，有一本《模范英语读本》，天天朗读一段课文。”11月28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可以想见他急需书报的迫切心情。如果当时已经得到了《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毛泽东肯定会如饥似渴地阅读，这里没有记载，可见当时得到这两本书的可能性不大。

　　关于得到了几本书。是两本、三本，还是四本？这三种说法中都包括《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这是共同点，不同的是《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两本书。如何判定是否有这两本书呢？在当前找不到直接文献记载的情况下，如果这两本书在当时已经有中译本，那么在理论上说就可以得到这两本书。据《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记载，“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1930年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的中译本。”“1930年，笔耕堂书店出版了吴黎平翻译的恩格斯重要著作《反杜林论》。”所以仅从出版时间来看，毛泽东于1932年在漳州得到这两本书是完全有可能的。

　　关于得书的中学叫什么名字。曾志说是在龙溪中学，彭德怀说是在漳州中学，实际上这是同一所学校。根据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校史沿革”记载：这所学校于1902年在原明代大学者朱熹之芝山书院旧址上建立而成，1902至1930年期间，校名屡次变化。1930至1952年定名为福建省立龙溪中学。1952年更名为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由于1932年攻占漳州的是红一军团，而不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所以，彭德怀只知道是打漳州时得到的这两本书，而对于得书的中学的具体校名记忆并不深刻。而曾志时任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对当地比较熟悉，而且是亲自陪同毛泽东去找的书，相较而言，他的说法更为准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