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一梦:激流冲浪

上 篇 激流冲浪

第一章 酣睡的山村

1．贫困的故乡

方庆云的家乡在闽侯县竹岐乡蒲洋村的蓝后厝。蒲洋村属老、少、边地区(其中天台村乃少数民族聚居地)，与闽侯、闽清、永泰三县交界，原属永泰县，1958年划归属闽侯县。蒲洋村的东边是里洋村、北边是叶洋村、南边是溪南村、西边是帮洋村、东南边是大山顶和赤岸。蒲洋村的东面是海拔1177米的天台山，西面是仙顶山，南面是元宝山。当年这三座山树木竹林葱郁，向人们展示坚强挺拨、不屈不挠的形象。

蓝后厝只有五六户人家。新中国成立前，方庆云的家是一间破旧的用土筑的房子，房子顶上铺了瓦片。房间只有十几平方米。一张木板床，一个土灶，底层是一个牛栏。房檐下伸出几根木头，下面用几根小木头撑着，铺上几块木板，叫做扎坪，作为谷子的晒台。房子里除了一把镰刀、一件蓑衣、一把锄头、普通的衣橱及生活用具外，就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床铺上有一床补了又补的被子，一张破破烂烂的草席，墙壁空无一物。

方家房子的前面有一个小菜园，菜园用竹篱笆围起来，园中种着牛皮菜、豆夹、芥菜、南瓜等植物。一条乡间崎岖小路在菜园旁擦边穿过。小路边有一簇簇柳杉、棕榈。房子后面有一排排麻竹和杂木。

蓝后厝有一个厅堂，这就是方家的祠厅。厅堂有一副楹联。右联是："树发于根培其根则生枝荣叶茂"；左联是"人本乎祖尊乃祖方能族旺家兴"，横匾"祖德流长"。

从蓝后厝往北方向往里走就是蒲洋村，村四周的山呈圆形。70多户，200多人，全村房子散落在山边。这里的农户祖祖辈辈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山区，与山峦为伍，与梯田作伴。听不到外界的消息，见不到外面的来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是世外桃源。然而这里的梯田层层叠叠，最大的一丘只有三四分，最小的只能插下十几株秧。没大溪流和水库，靠小溪和地下泉水灌溉。当大雨滂沱，哗啦哗啦地从山岗猛冲而下，冲走田埂和秧苗；当酷日无雨之时，梯田又龟裂开来。好天年是少有的事。坏天年是常有的事。农夫一年到头起早摸黑地脸朝梯田背朝天，换来的多数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个个脸黄肌瘦皮包骨头。

然而，在当时谁会知道几十年后，这里有一个穷孩子翻了身，共和国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个孩子当年经常站在小路之上，展开人生的梦想。他望见对面寨仑山，山上苍松翠柏挺拔，扶摇直上青天，凌空展开她的绿臂。他瞧见山上的麻竹细如笔杆，伸展着修长的腰肢，临风起舞、婀娜多姿。

他透过寨仑山，远望仙顶山。这山好比神仙屹立在群山之巅，傲视四野。山崖上是重重叠叠的碧蓝的山岗。山岗上一会儿有蔚蓝的青气，似湖里的波纹在荡漾，一会儿有白云的翻腾，像海上波涛在澎湃，一会儿有阳光的闪耀，如大洋的金光在浮沉。生活在这里的主人翁，经受住贫困的生活磨练，接受着伟岸大自然的熏陶，立志奋发图强，勇往直前，等待他的将是无比光辉的前程。在某种意义上说，贫困或许是一所学校和一笔财富，高山或许是赐给人生登攀的勇气和力量。

2．早逝的父亲

命运好似与方庆云作对，他不仅生长在贫困的山区，而且父亲在他一岁半时永远地离他而去，从此他开始了苦难的童年生活。

方庆云的祖父生下二男，伯父方箴义，父亲方增义。方增义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又是能干的种田老把式，他犁田、插秧、割稻等样样走在别人前面。

庆云从小没有见过和喊过父亲、爷爷和奶奶。他不知为什么?所以从五六岁开始，当他懂事以后，经常问："别人都有父亲和爷爷、奶奶的疼爱，而我的父亲和爷爷、奶奶都哪里去了?"此时，庆云的母亲总是眼眶湿润，似乎是哭着向自己的儿子叙说着夫君、公公、婆婆的往事。

庆云用童稚的声音向母亲问道："听说父亲非常爱劳动，是吗?"母亲悲伤而又自豪地说："呀!一提起他我就心疼......你父亲不干活手就痒。他起早贪黑，整天手不停，脚不歇。他往往挑个粪筐，见牛粪、猪屎就拣。在家里面，不是修理这个，就是擦洗那个。看见我累得不行，就叫我歇歇。凡是重活、脏活、难活都不让我干。可现在......"

庆云好奇地问母亲："父亲会犁田吗?"母亲含笑地夸奖地说："呀!这都是过去的事啦!他犁田可好啦!犁田多半在春天，这时候山上的杜鹃花满山遍野开放，山下吆牛声、牛鞭声嘈嘈杂杂。你父亲一大早就牵着牛下田。犁田开始前，他不深不浅地把犁插入土中，然后挥动牛绳催着牛向前，像是个船上的舵手。不偏不歪地吆喝着牛按他指定的方向前进。在他的背后，田里出现一行行笔直的已翻过的黑土地。梯田一垄垄都很小，经常要牛转弯，在该转弯的时候，他就适时地命令牛转弯，于是在田的转弯连接处，总是出现光滑的弯角。他爱牛如子，从不胡乱鞭打。在农忙时，他都是让牛吃得饱饱的上山。牛是通人性的，他爱牛，牛爱他，而他使唤起牛来总是那么顺心顺手。"庆云听了说："我以后也要学父亲那样干活。"此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父亲的形象是高大的，于是他美滋滋的睡去。

过几天晚上，庆云又有新问题问母亲："父亲会不会插秧?"母亲伤心而又赞赏地说："傻孩子，哪个农民不会插秧!不过你的父亲插秧又快又直又好。他左手拿秧，右手飞快地把一丛秧拉扯出来。轻轻地插入地里，脚步急速地往后退。在他的面前就出现横平竖直的一排排秧苗。当全部梯田的秧插完后，霎时间从山脚到山头象一块斜面的绿地毯，真美呀!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你父亲绣的这绿地毯啦!他为了多挣钱，还到过上瑕、鸿尾等地为他人插秧哩。"

庆云很喜欢母亲叙述父亲的故事。秋天，水稻成熟了，一块块的梯田如同耀眼的黄地毯从山下铺到山顶，庆云又提出新问题问母亲："父亲割稻割得怎么样?"母亲脑海里浮现出丈夫割稻的情景，描述道："这都是要不回来的事了......他割稻的时候，总是挥动刚磨过的明晃晃的镰刀，边前进边割，他的手下有节奏地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只见他手起稻落，身后一排排挂满金灿灿稻谷的稻杆就整齐地倒在田地里。等到全部的稻子都割完了，他弯身向前，在膝盖上放上一束稻草，右手把10几丛稻杆拢到膝盖，左手抓住稻草头，与右手拿的稻草头对绑起来，成为一小捆，然后将10几个小捆稻杆又绑在一起，变成一大捆。他捆好两大捆后，双手使劲地放到肩膀上，再飞快地送到打谷桶旁边打谷子。现在人去楼空，连他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1936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庆云呱呱堕地，当时农民家添了个男孩子，真是喜出望外。可是好景不长。过去的农村靠天吃饭．老天爷经常发脾气。遇到干旱颗粒无收，遇到风灾只收回稻杆。庆云的一家人经常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庆云父亲虽然是一个硬汉子，但经不起繁重的劳动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就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得了肺病。那时农村缺医少药，又没有钱看病，增义一天天病重。他眼看自己不行了，拉着还不懂事的儿子的手，泣不成声地对妻子说"我就只有这么个儿子，看他眉清目秀，将来一定是个好后生。你一定要好好地养育他、照顾他，使他成为一个人才，这样我在九泉之下才能瞑目呀!"说完，他凄凉地闭上眼睛，告别了这个世界，那是1937年农历六月廿一日，这年他才52岁。这时方庆云才一岁零六个月。父亲走了。他身后留下一间破旧的房子，几丘薄田和亲人对他的思念......父亲走了，他膝下留下一个还不会走路、说话的孤儿，三个嗷嗷待哺的女儿。

父亲走了，他给结发妻子的肩上压了千斤重担。寡妇的日子真难熬呀!

3.守寡的母亲

庆云的母亲王大妹，出生在永泰丹云乡赤岸村，是个贫苦农民的后代。11岁卖到方家给方增义当童养媳。当她知道此事时，大哭一场。11岁的女孩还多么需要父母的照顾呀，可是她得离开母亲的怀抱，去了陌生的地方。到方家的第一天，她就得挑水，才第六天，就得到山上砍柴。白嫩的手被柴草划破了，鲜红的血流了出来，稚嫩的肩膀被扁担压肿了，红一块，紫一块。到了晚上她偷偷地哭，不停地哭，第二天还得强装精神去挑水、砍柴、做饭。她幼小的心灵里，只认定自己的命苦，谁叫她生长在贫困的家庭和贫瘠的山村呢!

还好方增义是个忠厚人，暗地里护着她、照顾她，公公、婆婆也通情达理，她虽命苦而心不苦。当时农村习俗，童养媳到16岁就得完婚。她呀，又多了一层希望--为方家生男育女，繁衍后代。

增义结婚以后，先后生了8个儿女，成人的只有4个。方家穷，农村又缺医少药。有的孩子一生出来就因先天不足而没有成活。有的在二三岁时因营养不良而夭折，有的到8岁得了脑膜炎(如庆云的哥哥)而离开人世。最后幸存只有庆云和他的3个姐姐。大姐出嫁，而二姐和三姐又都因为家道贫寒无法养活，从小就送给别人为童媳和婢女。

庆云父亲离世后，留给妻子王大妹的是幼小的儿子，他嗷嗷待哺，他渴求上学。可能吗?不!连吃都谈不上，哪有钱供读书呢。她决心拼死拼活，也要支撑这个家，她要凭着自己的勤劳和俭朴，把没爹的儿子抚养成人。

王大妹把自己当做男劳动力，田里的活，除犁田实在不堪重负外，都硬着头皮干。每年春耕开始，她天不亮就起床，把窗门开了，饭煮了，菜浇了，桌抹了，然后催着孩子起床、迭被、扫地、喂猪。吃了早饭，有时把孩子关在家里，有时寄在别人家里，她就披着蓑衣、扛着锄头爬山越岭去种田。冬天，冷风嗖嗖，刺入肌骨；夏天，烈日炎炎，烤着肌肤。她锄田、耘草、施肥、收割、挑谷、晒谷、种地瓜样样都得干。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烈日晒黑了她的脸庞，扁担压弯了她的腰肢，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然而苦命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王大妹由于经济收入的限制，过着俭朴的生活。她自己建国前没有挂过蚊帐，盖过新被子，穿过羊毛衣和袜子，严冬腊月提着小火笼来取暖。为让孩子一年有一套衣服换洗，她只得用土布缝制衣服。有时家里人被人请去喝喜酒，没有像样的衣服，就得向人家借，回来时用茶饼当肥皂洗干净了归还。有时没有钱买盐巴，她向邻居借三五盏(小酒盏)，以后用谷子或买后再还。煤油没有钱买，就将麻竹锯断2米多长，用柴刀劈成竹篾，放进稻田里浸泡，拿出来晒干后插在墙壁里点燃，用于照明。火柴没有钱买。就把每餐煮饭后留在灶里的炭火用火灰虚掩起来，第二餐煮饭时，拨弄拨弄让火燃烧起来。乡下平时少杀猪，只有过年、过节时才杀。至时，她买几斤肉腌起来，炒菜没有油，她把腌过的肥肉切成一小块，放在锅里抹几下，然后用筷子夹起来，放在盐碗里，留给下一餐再抹。一块肉往往可以用上10来天。除了过年过节外，平时吃不到猪肉。孩子们长身体，如果没有吃到腥味的东西那就不好了。为此她经常不顾劳累，去河边、溪涧用细网抓些小虾、小鱼给孩子们配饭。他们家睡的床是两条凳子铺上木板，用稻草做床垫，棉被都破成洞，黑乎乎的，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为了让孩子睡得安稳，她叫孩子们先躺下，盖上棉被，然后把衣服贴在棉被破洞的地方。寒冬过后，她才将破棉絮弹了再用。

每天，王大妹从田里回家后，总要到菜园里摘菜、锄草、浇水、施肥。大妹的菜园用竹篱笆围起来。菜园里种了四季应急的蔬菜瓜果。大妹的手紧握锄头，在菜地里轻轻地锄，霎时间菜畦里的草锄得一千二净；每隔几天，大妹的手舀了一勺勺尿水，均匀地撒在菜根边，地里的菜慢慢抬起头来；大妹的手有节奏地采摘菜果，一片片的菜叶整齐地装在菜篮里。她种菜是有计划的，一年四季不断地变换蔬菜的品种，使家里人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菜。只见她的菜园里，今天，蔓子爬上了篱笆，长而结实的黄瓜熟了；明天，棒子直立起来了，粗而扁圆的豌豆长了；后天，茎子挺拔上来了，绿而细嫩的空心菜摘了；再后天，叶子昂立起来了。宽而肥大的牛皮菜又可以采了......

农村里的人把男孩子看得非常重，庆云成了母亲唯一的希望。母亲自己宁可受苦受累，吃糠咽菜，也要培养庆云成人、成才。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她的眼睛失去光彩，充满哀愁，把平时储存的地瓜米、腌制的菜干端出来给自己吃，把省下一点白碎米煮了给庆云吃。

为了让庆云成为正直的有爱心的人，她经常给庆云讲做人的道理，讲长大后一定要帮助穷人翻身求解放。庆云常说，母亲给了我一切，她给我生命和勤劳俭朴的美德，她的饱尝艰苦而不屈的精神激励着我与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她的深沉的言语教我走上茧命的谱路．当我存社会卜右了一帝的撤位以后又提醒我萼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切不可当官做老爷。她老了，当我请她到我工作的单位来颐养天年，她却只住一段时间，说是不习惯，依然坚持回到农村去劳动。直到1988年农历7月初二去世前10几天还在劳动。享年94岁。庆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勤劳的敢于与命运作斗争的农村典型妇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千百万个的半边天来支撑起中国的天空，养育着一个个儿女，才会创造出中国几千年的灿烂的历史啊......

4.悲哀的姐姐

庆云家经常穷得揭不开锅盖，与其让女儿饿死，不如狠下一条心让她们另求生路。庆云有3个姐姐，由于生活所迫，大姐方三妹出嫁，二姐方五妹从小送人当童养媳，第三个姐姐，也是最小的姐姐名叫方十妹(按蓝后厝女孩子出生的顺序排列)，比庆云大8岁，她3岁时，卖给地主当婢女。

方十妹当婢女，等待她的是无边的苦海。她卖给的那一家地主心可狠啦!五六岁就开始叫她整天干活。天刚亮，十妹还没有睡醒，地主婆就要她起床扫地、挑水、煮早饭；早饭后，就要她煮饲料喂猪，煮午饭；午饭后就要她上山割草喂牛，煮晚饭；晚上，要给地主婆端洗脸水、尿盆和马桶。三更半夜，主人有什么事，就得赶紧起床。女孩子体力不支，睡眠不足，做事稍慢一些，男女主人不是咒骂，就是拳打脚踢。十妹实在忍不住，哭了，主人听到哭声打得更厉害。她吃的是全家人的残汤剩饭，有时候连这些都吃不上，只得喝凉水和野菜充饥，经常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她身穿的是补了又补的破衣衫，或是地主家的人穿过剩下的破衣服，旧鞋子。

有一次，姐姐被地主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血流满地，实在忍受不下去，偷跑回来。她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糟了!地主家派人紧紧追赶，眼看就要追上了。她闻声躲到路边的树林里。追赶的人找到天黑也没有找到，垂头丧气地走了。这时山上刮起一阵阵冷风，下起一阵阵大雨，她身上的衣服单薄，又没有鞋穿，全身发抖，脸发紫，嘴唇发黑。

许久许久，她才敢跑回家，一到家，上气不接下气．扑在母亲怀里，眼泪与鼻涕流到母亲的破衣衫上，只听到她沙哑的哭毒，没听到她讲一句话，她一阵抽搐，一阵呕吐，晕了过去。以后才慢慢苏醒过来。母亲痛哭流涕。令人吃惊的是：姐姐身躯矮矮的，头发散散的，脸颊瘦瘦的，眼睛暗暗的，伤痕累累的，衣服破破的，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倒像三十几岁的农妇，哪像个少女，哪像个人!此都是旧社会的罪恶呀!这时庆云脑海里浮现一个想法：必须打破这个万恶的旧世界，让姐姐的悲哀不再重演。过几天，风闻地主家人追赶来要回姐姐，姐姐躲藏了起来，把门关住。来人在家中凶神恶煞似的，到边边角角搜查起来，就是没有发现。他们走了，姐姐出来了。突然，躲在暗处的地主家几个人闯回来，发现了她，马上拖她。姐姐死活不肯走。可是，来人凶狠，力气大，用麻绳把姐姐双手绑起来，一个拖几个推，硬把姐姐拖走。姐姐的哭声撕裂着家人的心，震荡着贫困的山村。

这下姐姐可不得了啦!为了狠狠惩罚她，地主家把她吊起 -来，边打边问："敢不敢再跑?!"姐姐嘴硬："越打越跑，打死算

了。我也不活了，你们没有我，也就没有人替你们做事了!"地主听了此活，出于自己的利益，暂时停止了打骂。此后，地主把她当犯人一样看管，不让她一个人单独行动，晚上把她锁起来。建国后，姐姐才脱离苦海。家乡实行土地改革，斗争了地主，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姐姐也彻底解放了，自由恋爱结婚，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的家庭生活。

5.饥饿的日子

庆云的家是贫农，全家虽有二三亩地，都是低产田，每亩只收一二百斤，而且分布在三个地方，最远的要走五里路。一年到头只收五六百斤谷子，家里所有的开支都在里面，不够一家人半年吃和用，于是只好又租了地主3亩地。

租种地主的地真苦，你得拼命地干活，收成的时候，赤日炎炎，佃农光膀赤脚，手持镰刀，弯腰曲背，收稻打谷，汗滴禾下土；地主老爷和公子戴太阳镜，撑着花伞，摇动纸扇，悠哉游哉地来监收。黄灿灿的谷子呀，一粒就是农民的一滴汗水，一粒就是农民的一点口粮，然而，狠心的地主硬是在田头与你对半分，谷子哗哗啦啦地流进他们的袋子。还要挑送到他的家门口。地主的那一半是不劳而获的，贫农的那一半是一年辛辛苦苦换来的，而且还要扣除还种子、肥料的钱，这样就只剩下不多的钱或谷子了。望着地主雇人挑走自己沉甸甸的果实，农民的心空荡荡的，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有时天年不好，景况更惨。有一年如野马一样狂暴不驯的台风掀翻了房子，刮走了快要收割的稻子，谷子几乎颗粒无收。又有一年，一天铜钱大的冰雹从高高的天际重重地倒下来，引起山洪暴发，冲毁庄稼，冲垮田埂，加上在塔上那块田边有一株松树被冲倒，压环了好几丘田地，使快要收成的稻穗统统烂在地里。又有一年，长时间的干旱不雨，稻田龟裂，庄稼枯黄。这样的天年经常遇到，灾荒年景，庆云母子和村里许多农民的日子更加难熬。

没有了粮食就得饿肚子，肚子空虚的滋味真不好受。好似肚子被野兽挖空，什么东西都被挖走。肚子饿得在里面直叫唤："我要吃!我要吃!"口里的唾液也没有了，讲话的声音也小了，手没有了力气，路也走不动了。

在灾荒的日子里，庆云家里人吃不饱饭．脸上瘦削，黄中带黑，身体瘦小，皮包骨头。可怜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饥饿得嘟嚷着、呻吟着，她就把家中仅有的食物让给了孩子，有时饿得僵僵地摔倒在地里。她瘦得腿肚子干瘪，没有多少肉，眼眶变成暗淡的铁灰色，发皱的眼角爬满鱼尾纹，脸上打了许多皱裥，脑门也有了许多沟槽，牙床骨突了出来，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但是还得劳动或做家务和关照儿子。

然而，在饥饿和死亡的线上必须挣扎。庆云母子，没有大米吃，只好用地爪米充饥。地瓜米往往在每年冬季切片晒干，到了第二年，春夏几乎全部生虫。每条虫有一寸长，差不多有筷子尾巴那么大。只好洗干净了再煮着吃。地爪米吃完了，就得摘野菜吃，野菜有苦菜、芥籽菜等。

有时野菜也挖不到了，那怎么办呢?只得向人家借谷子。有时要到离家30华里的上瑕熟人那里借，借后还要挑回来。借谷子是不得已的。借100斤谷子，秋收后要还120或130斤。有时借不到谷子，就借米，米只能一斗一斗地借。等米下锅时，就先借几个米罐(竹做的量具，一罐三四两不等)，秋收后再加二还。往往到了秋收季节，还别人的谷子或米之后，自家就所剩无几了。但为了不饿死，也只好这样子。

水涨潮落，岁月在苦命人的脚下缓缓流逝......终于，在苦难的日子里，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节节胜利向南进军，福建解放是不远的将来，这使方庆云心中升起了一线希望，他本想早些去找共产党和解放军，但由于年纪小，也不知道到哪里找，只好耐心等待。他经常想，我迟早总要跟共产党闹革命的，到那时，一定要首先让穷苦人吃饱穿暖。

6.养猪的难处

庆云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生存，从六七岁开始，就帮助母亲喂猪，以减轻母亲的劳动负担。

养猪，首先得有个猪圈。母亲要从山上砍了几棵小树和许多根竹子，气喘吁吁地搬回家里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庆云小小年纪就要帮助母亲拉锯，将树杆栽下锯齐，然后在树杆之间，绑紧破开的竹篾，扎牢当墙。他在屋顶上用粗木头当脊檩，用竹当椽子，铺上瓦片。作为猪舍。

小猪崽买回来了，大概有20多斤重。一身乌黑，长长的嘴巴，圆圆的肚子，小小的耳朵，鼻翼翕动着，尾巴扑甩着，煞是可爱。

开始的时候，小猪吃得少，还好应付，用米汤和米糠给小猪吃。随着小猪渐渐长大，饲料成了问题。当时母子两人吃的粮食数量很少，米糠也有限，哪有可能长期用米汤、米糠喂猪，于是猪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庆云心里老惦记着为猪找饲料这件事。就经常到山上或到溪边找水缸藤、蒲连钱、天杉毛、猪母耳、水梅草、新婆娘、竹仔菜等野菜，或到田里捞浮萍。到了11岁那年，庆云去私塾念书，如果母亲不在家，他要在中午从学校走2华里路回到家里，给猪喂"午餐"。因此耽误了时间，经常饭也顾不上吃，饿着肚子去读书。冬天一到，野外植物都枯死了，得事先积存猪饲料。庆云与母亲就在春季种下地瓜和南瓜。等地瓜成熟了，把地瓜藤和地瓜叶收割起来，用刀切得碎碎的，放在锅里煮熟后捞起放入大木桶，让它发酵，到了冬天，每天挖一些起来，煮沸后，给猪吃。

有时母亲到田里去劳动，庆云就得自己煮饲料给猪吃。当时他年少个子矮，还没有灶高，就搬来小凳子垫着煮饲料，有时不小心，滚烫的饲料从胸前倒到身上被烫伤。有时猪在地上滚动，好像躯体很难受的样子，或者是很痒的样子。庆云特别关照它，伸手给猪抓痒。猪对庆云从没有过的突如其来的动作，害怕，跑开，躲起来。庆云待猪平静以后，又慢慢接近它，继续在猪身上摩挲。猪这次感觉很舒服，也将就让庆云摩挲。此后，庆云经常给猪抓痒，猪都乖乖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有一次，庆云发现猪身上有虱子，很难受，狂跑。庆云伸手拍拍猪的脊梁，稳定它的情绪，然后用木梳梳理猪的鬃毛。待猪长大后，鬃有三四寸长，毛有二寸长，油亮亮的，像白缎子一般。当人畜之间建立起感情以后，凡是庆云叫猪吃什么、做什么，猪都很听话。叫它出来吃"饭"，它就马上答应："蓄!蓄!蓄！"好像说，好!好!好!

夏天蚊子多，人被蚊子咬还可以扑打或用烟熏走，可是，猪没有手，猪圈也总不可能挂个蚊帐呀。于是庆云每天晚上用熏烟驱蚊。他把稻草扎成一捆，点着火，后把火灭掉。浓烟滚滚，在猪圈里和周围挥拂。蚊子最怕这种烟味，闻后，死的死，逃得逃。于是让猪睡得安稳。

养猪人最怕猪病。有一次外地有人来蒲洋村卖猪肉。过几天村里有几个人和几头猪突然发烧。人们觉察是来人卖死猪肉，将病菌传染给人和猪。庆云家的猪也染上疾病，整天卧在猪窝里，呼呼地喘着粗气，肚子痛苦急速地一鼓一瘪的掀动，怕光、怕人、怕动。眼看几十斤重的猪就要死去，庆云哭了。乡亲们教他用土办法治猪病：以牛的生大便和黄土调成浆涂到猪身上，起到退烧、消炎的作用。果然，猪渐渐地好了。

一年下来，猪一般都能养到六七十斤。拿去卖，一斤肉约能换回五六斤谷子。一头猪能够换3担谷子，约折合人民币100多元。用这100多元，可以买衣服穿，棉被盖，买油、盐、酱、醋、肥皂等日用品。

7.私塾的启蒙

蒲洋村还没有学校，庆云没有地方读书。他11岁那一年，住在蒲洋村的"八斗种"(地名)厝的方孚就、方孚斌家有两个孩子，也没有地方读书。方孚就他们牵头办一所私塾，请一位教私塾的李先生，庆云母亲遵照夫君的遗嘱，再穷也要送孩子上学。于是她省吃俭用，交上100斤谷子给先生，让庆云上了学。李先生还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入学，这样这个学堂一共有十四五个学生了。

第二年，1947年初，庆云继续入学就读，但换了个先生。两年来，母亲不在家，庆云除了中午需要回家喂猪外，都是早出晚归。

学校办在山坡的旧房子大厅里。房子座北朝南，东西长20米，南北宽22米，摆上十几张饭桌为课桌。十几棵杉树围绕四周。校后面是错落有致的丘陵地，前面是蜿蜒起伏的山峰。这里环境十分幽雅、寂静，夏凉冬暖，是读书的好地方。

私塾斋的第一位老师李礼云，四十几岁，中等身材，清癯的脸孔，黄中微黑的皮肤，两道浓密的剑眉下一双眼睛似乎能够穿透学生的心。他衣裤整洁，身穿长衫，每个扣子都一丝不苟地扣好，正像他写的字一样横平竖直。他有一对薄嘴唇，他嘴唇里迸发出的话语，既严厉又温和。私垫的第二位老师李易兰，也是一位思想进步，教学方法很好的老师。庆云在两位李老师的教导下，奠定了一生的思想和知识，以及今后从事革命活动和书法创作的基础。这两年时光真是胜过平时的十年啊。

私塾的教学方法几乎全国相差无几。学生程度不一坐在一个课堂里，所读的课本从<三字经>开始，以及<大学><中庸><论语><上孟><下孟><幼学琼林><左传><诗经><易经>等。依据每人的接受能力更换课本。老师采取个别讲授的办法。教书时，学生立于案前，塾师手执朱笔(俗称垫师为"红丹笔先生")，将本日所授的课高声朗诵。同时在书卷上加圈点。学生跟着念，念完就算教完，讲解比较少，有的学生囫囵吞枣，伊伊呀呀。第二天，塾师站立案前，手持戒尺，态度严肃，学生背着老师在案桌前站立，老师指令学生背诵昨天所教的章节。每人都会背诵了，才转而教新课。如果不会背诵，第二天继续念，直至会背为止。为了防止学生顺口溜，老师突然从书中间抽一句，叫学生接着背下去。如果学生不能背诵，往往要打手掌心。打手掌心用的是竹鞭，上面刻"扑作教刑"4字。不会背书的学生挨打或罚其推迟放学。这种处罚，方言称做"关昼"("关昼"即中午不让回去)、"关蛮"("关蛮"即傍晚不让回去)。有的学生老是不会背，老被老师打手掌心，皮都打厚了，于是出现这样的情景：老师气急败坏，上气不接下气地挥动鞭子，而被打的学生却嘻皮笑脸地做鬼脸，惹得全班同学的笑声。

可是，庆云却不同，他谨记父亲弥留之际泣不成声地对母亲说过的话；"我就只有这么个儿子，你一定要好好地养育他、照顾他，使他成为一个人才，这样我在九泉之下才能暝目呀!"的确，母亲实践了丈夫的遗嘱，百般养育、照顾他，而庆云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九泉之下的父亲瞑目。他懂得家境贫寒，读不起书，或许这一两年，仅仅这一两年是他读书的时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自己要珍惜这难得的机遇，紧紧把握住，不让时光空耗掉。由于家庭多灾多难，糊口都有困难，自己得提前干活以活命。这两年真的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上学时间。因此他在私塾里勤奋读书，背书、写字都名列前茅，不但没有被打手掌心，反而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庆云集中精力背书，也下定决心练好字。私塾很注重写字。儿童入学第一天，就由塾师手把手教书法，俗称"把笔"。先写楷书"初入学，早登科"六字表示吉利。第二天就开始"描红"，当时的描红簿用的是"红字簿"，笔划简单，内容有三种：一是"上大人，孔乙已，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二是"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三是"一去二三里，前村四五家，高楼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描红一段时间后描"影格"，就是临摹写在薄垫上的字。临摹颜、柳、欧、苏各体。接着，进行"派字片"练习。即老师写的字剩下一二笔让学生自己补上。如于(天)、卜(上)、千(王)、(仁)。然后进行"题字头"练习，就是老师先写每一行字的第一个字，叫学生按老师的字体把这行字写完。老师对学生所写的字，采取画红圈的办法进行评定。对特别好的字，画双圈，学生看到这些圈特别高兴。老师经常在庆云的写字本上画圈或画双圈。

庆云对写字兴趣很浓厚，进步也很快。老师经常在他的写字本上画圈，表示赞扬。庆云不止在课堂上练字，还在课后在家里练字，有时忘记了吃饭。他为了节省纸张，每张纸多次写，反复写，全部写黑黑的，然后用水写，可以省了墨汁。他还用玻璃板代替纸，在玻璃板上写字，写完了就擦掉，再写；有时把小木板漆成淡黄色的小板当纸，用毛笔在上面写字，写了擦，擦了写。老师感觉此子可教，往往站在他的身旁，教他如何握笔、运笔、悬腕等正确姿势。这两年的基础训练，为他将来的梦想添上翅膀。

老师为让学生将来会算账，也教这些蒙学童学珠算。先学口算，后学珠算。学加、减、乘、除。庆云爱学珠算。他放学回家，除了家务劳动外，就是学写字或打算盘。他手指有节奏地弹拨算盘珠子，黑珠子在盘上急速跳动。上珠如急雨，下珠如炒豆，劈劈啪啪，嘀嘀哒哒。此外，庆云在课外还按老师的指点读<千字文><千家诗><五言杂字><劝世文>和尺牍等。

庆云家穷，买不起书，就向别人借已经读过的旧书。他在学校午餐的米是自己带去的，放在草包里，由学校统一蒸熟后：放在念书的桌上吃。他没有什么菜，只是由母亲为他准备的装在小瓶子里的-d,块带鱼或一小块腌肉、一点糟菜，带到学校配饭。私塾过端午节叫做"扛斋"。每个学生带一粒煮熟的鸡蛋，由老师在鸡蛋壳上写上状元、榜眼、探花等的字样，放在箩筐里，让学生瞎摸。学生摸到什么就吃什么，如果摸到状元，表示吉利，将来前途无量。庆云有一次摸到"状元"．老师、同学都来祝贺。老师爱护学生，在端午节时，也各送一把合扇给学生。合扇上题写老师鼓励学生的话。

庆云读完两年书，希望第三年再读下去，但母亲没有钱送他继续读书，同时为了谋生，也只好辍学。他就这样结束了一生的读书生涯，走一条自学成才的人生道路。

第二章 寻找救世主

8．送秧的劳累

庆云家境贫寒，无法继续求学，1948年春，为了谋生，只好含着眼泪离开幽静的校园、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其实，他谋生是从八九岁开始。那时就参加田间的送秧劳动。

每年芒种前后，冬天的脚步轻轻地远去，春天的脚步急急地近来。夜晚仍旧寒冷，白昼变得温暖。青草复活，树枝抽芽，花蕾绽放，百鸟齐鸣，野鸭浮水，昆虫出穴。大地充满生机，春耕渐渐开始。

庆云趁春耕之时，为别人帮工送秧，只为换三餐饭或点心吃。可是那种辛苦又有谁能知道?!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春耕的一个重要工序莫过于插秧了。送秧的人必须保证供应足够的秧苗，否则东家就会臭骂你或辞退你。如果是成年人送秧，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这时他才八九岁呀!

送秧不是一送了之，必须先拔秧、洗秧。这是非常费时、费力的事情。如果说，送秧与插秧是一个人对一个人，那还可以马马虎虎应付过去。可是东家往往为在一天内把秧插完，雇了几个插秧高手。庆云是个小孩子，为保证秧苗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几个插秧高手，那就得起早再起早，早到午夜三四点。

小孩最爱睡懒觉。如果早上七八点叫他起床，还得父母一再催促，可是每天要庆云那么早起床，实在难为他。但有什么办法呢?!穷人的孩子就没有睡安稳觉的福份。当富人家的孩子还在母亲的怀抱里甜睡或在梦乡里畅游，而庆云一听到鸡叫声，就得睡眼惺忪地、跌跌撞撞地爬起床，背起棕衣，匆匆忙忙往东家家里与插秧能手一起吃些点心，然后与插秧能手一起到秧田里拔秧。此时天还没有亮。一路上磷光闪烁着，北风呼啸着。真是阴森可怖的夜晚。大家一起到了目的地，卷起裤子，下到秧田，双手配合，把秧拔起。

初春，秧苗在月光下显得翠朦朦、细嫩嫩、绿茸茸，煞是可爱。然而，山田里的水冰冷冰冷的，两脚浸泡在水里像针刺一样。但庆云顾不得这么多了，再冷再冰也得干。他与醮秧的人一起，把大家拔的秧苗一束一束清洗得千干净净。心里暗暗地与秧苗勾通：小苗呀，现在你长大了，绿油油的，要出嫁了，嫁给山田当媳妇。秧苗洗完以后，再一束一束地装在秧架上，挑到将要插秧的田里。

水稻需要三种肥料：氮、磷、钾。人粪是氮肥，草木灰是钾肥，牛骨粉是磷肥。当时农村没有化肥，为了增加磷肥，农民在插秧前要到福州买回牛骨，在空埕上铺些干柴，将牛骨放在干柴燃烧，直至烧成炭。烧时要掌握火候，如果烧的时间太长，牛骨发白，就没有肥力；烧得炭黑恰到好处，牛骨乌黑透亮，肥力就强。人们把烧了的牛骨放入石臼，用双脚踩石臼，把它踩得碎碎的，然后掺和尿水，再放进石磨磨成糊状，如墨汁一般。插秧前把这些挑到田头，再渗入粪便，放入尿桶里。接着，把秧的根部粘上糊状的牛骨液，粘好后，把秧苗装在秧船里，秧船送到田里，放在插秧高手的后面。插秧高手有时快马加鞭，庆云也得马不停蹄。如果说，插秧高手眼疾手快，秧船一下子没了秧，他就得神速地把秧送到。这时候无形中展开劳动竞赛，你追我赶。他是个不服输的人，年纪虽小，却认定自己是条汉子，一定不让你们把我比下去。

庆云从下半夜三四点起床干到下午四五点，一共12个多小时，并且是极其紧张的不停歇的劳动，对一个小孩来讲，真是累坏了。他往往是干了一天，腰伸不直了，脚走不动了。可是还得拖着疲惫不堪的驱体，慢慢地挪回家......第二天仍然照样干。这样的苦差事，他一直干了五六年。

9．放牛的遭遇

庆云13岁至15岁连续三年当放牛娃。先后为10几户牛主放过牛。每年从春耕后开始到秋收结束。每头牛工资100斤谷子(晒干只70斤左右)。这期间，天天与牛为伴，早出晚归。这期间，他听说了好多故事，遇到过几次险境，还练了许多字。

放牛娃的生活是非常艰苦而有情趣的。经常是三四个人，每天跟牛在一起，累的时候，他们把大地当床，晴天用树叶或芒草当草席，用棕衣当被单，躺下休息。放牛的路途很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每天都带着小铁锅，自带地瓜、米、一小块咸带鱼、一把蔬菜等。他们用石头垒灶，架上带来的锅，找来干柴草、干树枝当柴烧，由于铁锅生锈，煮的饭都是黑黑的，然而，在山上野炊。虽然是粗菜淡饭，吃起来却有滋有味。夏天，有时放牛娃到河里洗澡，打水仗，或到河里捉虾、抓鱼、摸螺。他们把弄到的鱼、虾、螺放在锅里煮了吃，可算是美味佳肴和丰盛的宴席了。山上野生的刺菠(野草莓)、杨梅、鸟梨籽、猴锤籽、乌饭铰(火烧籽)等果子酸甜可口。庆云很注意观察牛吃草消化过程。他说，在人吃中午饭的同时，牛也躺在地上休息，与其说是休息，不如说是在反刍。牛是反刍动物。它们在山上吃草时，未经充分咀嚼，即吞入瘤胃，再移入网胃，在休息时呕回口腔重新ⅡH嚼．并湛以唾液．然后又都咽入胃里。牛在胃里将一棵棵草经过细加工后，吸收消化，长膘长骨头，不能消化的东西拉出的粪便，就是一滩一滩的。

孩子们想出许多主意打发时间。他们有时用树叶当纸牌，写上一打。如果一个人能够摸到每3张同样号码的字，就算赢了。赢的人得到的不是钱而是一种树叶。最后统计一下谁的这种树叶多，就算冠军。他们有时用小瓦片或小石头削成五六个圆形的小石子(俗称撮撮子)，攥在手心里，往高处扔，扔了就接，如果接不到，掉到地面，就得在接上面小石子的同时，迅速拣丢到地面的小石子。以此来检验谁的手快眼疾。

几个活蹦乱跳、脑筋灵活的放牛娃凑在一起，他们想办法度过这漫长的放牛时间。他们互相约定，把过去听到的事说给大家听。从张家长到李家短，从天文地理到名胜古迹，天台山是附近的一座名山，他们讲得尤其多。

有一个小伙伴指着东面的天台山问庆云，为什么叫天台山?庆云本来就喜欢了解这些乡土民情，又常去天台上割草，对天台山了解的比较多。他对伙伴说：天台山在蒲洋村东面，是闽侯县最高的一座山峰，海拔1177米，方圆100公里，横跨20多个自然村。山顶平而宽，可以跑马行车，所以名叫天台山。建国前如遇到大旱，乡亲们就会到天台山顶端烧香祈雨。

有的问：听说天台山麓内有一个地方叫狮嘴岩，这个狮嘴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有一个去过狮嘴岩的放牛娃抢先说。狮嘴岩是一块大岩石，好像狮子张着"大口"。听说，有一个人爬了进去，突然听见狮子的怒吼，吓了一大跳。原来这是"狮嘴"里的山风呼呼地叫，好似狮子怒吼的声响。接着，这个人爬到狮嘴岩的"咽喉"处，突然看到狮嘴岩的"咽喉"在跃动，奇怪，山怎么会动?原来有一群羚羊在"咽喉"处奔跑，好像狮的咽喉在跃动。这个人要深入狮的身子里去，看看山洞有多深，走呀走，走不到头，走不到边，前头是_片漆黑。他听老人说，这个洞是无底洞，进得去，或许出不来。这个人不敢再往里爬，从山洞出来，想不到到了狮嘴岩的尾巴，原来这个尾巴是一条清澈的淙淙的溪流，他顺着溪流飘游下去......

有个小朋友问：天台山真人寺有个救皇帝的故事，你听说过没有?恰好，前几天庆云听一个老人讲过。他得意地说，真人寺在天台山长蛇谷的坑口。传说在宋嘉祜五年(庚子年)，皇帝出巡路过天台山，在真人寺后山遇虎。张老源一家住在山上，听到喊叫声。父子俩抡起大棒，喊声震天，老虎闻声逃遁。由于救驾有功，皇帝封张老源为真人，拨款重建真人寺，儿子张三相也被敕封为护国留侯三爵主。直至皇帝封敕圣旨到，他一家人才知道当时救的人原来是皇帝。

为使牛吃得饱，吃得好，得不辞辛劳转换许多山头放牛，他们走过了十几座山头：蜂桶埔、凤仙弄、大片、圆杏仔、田螺境、将军亭、大山顶、土|乾、扛轿山、庄后山、六山、横头山、仙顶山、张山、上芹山、下芹山......

如果说天台山的传说是叙述别人的故事，既奇且怪，而放牛遇险则是他们亲身的经历，既惊且险。

有一次，丘陵地的草差不多被牛吃完了，庆云他们把牛赶上大山坡去吃草。因刚下过雨，山路滑，放牛娃小心地牵牛上山。每头牛膘肥体壮，肚子圆溜溜的，脑袋毛茸茸的，真可爱，庚云摸摸它。牛的舌头舔舔这舔舔那，怪有趣的，虽然牛的舌头很粗糙，小伙伴们都愿意伸手让它舔。它是通人性的，跟着孩子们玩起来。你来我往，你奔我跑。蓦地，不好了，程永泮的一只母牛跑得过猛，滑下山坡，屁股陷入山沟起不来了。放牛娃着了慌。大伙急忙一起滑下陡峭的山坡，有的牵着牛的鼻子，拉呀拉，使劲地拉，有的钻到山沟底下用力推着牛的屁股，喊着"一二三!"大家一齐使劲，终于把母牛拉上来了。这时大家的心里才无比的高兴、踏实。

还有一次，下午5点左右，放牛娃快要回家，忽地，风雨大作，大水骤至，山洪爆发，大伙儿浑身被雨淋透，但仍然沉着地牵着牛慢慢地过小溪。小溪下面的鹅卵石滑溜溜的，大牛力气大，迈过溪去，小牛没脚力，跌跌撞撞地前行。方孚英的一只小牛身子一晃，全身倒到溪水中，迅即被洪水冲走。庆云他们惊怕了，哭喊着小牛的名字。眼看小牛越冲越远，冲到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当放牛娃们失掉小牛回家时，家里人看见自己的孩子没有被山洪冲走，非常庆幸，可是牛被冲走，本应要赔偿的。这一天夜晚。他们都没有合眼，直到天亮。第二天，大家还是不死心，顺着原路，到处找被洪水冲走的小牛，找了老半天，还是找不到。正在他们垂头丧气的时候，突然看到那只小牛被树枝缠住，没有被冲走，高兴的一齐欢呼跳跃起来。

还有一次，更紧张了。当小朋友们在蜂桶埯放牛时，猛然，有2只饿狼从不到200米的田埂走过来，眼睛闪着蓝幽幽的冷光，支楞着尖耳朵，张着贪婪的大嘴巴，拖着扫帚似的大尾巴，喘着咻咻的粗气，向着牛群、人群张望，前爪向前扑，正想啃吃肥胖的黄牛。这时，小放牛倌们毛骨悚然，个个吓出一身冷汗。怎么办呀。怎么办?大家急中生智，一方面同声大吼，一方面急忙拣起脚下的石头向狼身上扔去。牛群也因此狂奔起来，霎时间，尘土飞扬，弥漫天空。狼吓了一跳，不知出了什么事，嚎叫了两声，拖着大尾巴匆匆地逃走了。放牛娃看见狼吓跑了，欢呼呀!跳跃呀!好似打了个大胜仗。

庆云从小爱读书，爱写字，由于没有机会继续读书，只得利用放牛时间经常用特殊的办法练字：或用树枝在地上划字，或把字写在阔叶的树叶背面，他见缝插针，一有空就写、就划、就描，这给他后来的书法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是，喂牛也有最最艰苦的时候，那就是遇到雨天和冬天。牛吃的草需要人们的日常储备来补充。每到夏天，放牛的同时还要割草补充。这种草，福州话叫"竿拇"，利如剑，稍不留意就会将手划破了。割它时必须用左手将草紧紧握住，右手持刀用力从速劈下，倒成一小堆后，再捆成一大把，用两头尖的扁担从中一插挑回家。过去穷苦人家没有手套，脚下穿的又是草鞋，技巧再好的人割草时都会被尖利的草边划破手脚，更何况当时才10几岁的小孩干这个活。于是，每到夏天，小庆云的手、脚总是被草割得都是血。加上被小虫叮咬，红肿发炎，由于没钱治，造成溃疡，痛得难受，臭味难闻，也只得到山上找些草药捣碎挤汁敷上，任其结疤痊愈。如今在他的身上还留下10几处的疤痕。其中有一次是因下雨路滑跌倒，屁股被绑在腰上的割草刀划破，鲜血淋淋，而落在尾骨上的。

10．病痛的折磨

穷人本来就是不幸的，病痛的折磨更增加了他们的不幸。最辛酸的是旧社会的农村缺医少药，穷人无钱治病，眼睁睁地看着亲人痛苦地挣扎在病榻之上。庆云一家自然也难逃此劫。所幸的是他们母子相依为命、福大命大，一次次渡过难关。

庆云12岁时，得一个怪病，嘴巴下唇正中长了个小疖子，慢慢地长大成肿块，有筷子头大，既不痛也不痒，俗称"一粒雪"。当地没有医生能治。庆云母亲采纳乡亲的建议，用土办法给儿子治病：用棕丝在疖子周围绑一圈，不让它生长。当天早上绑好，他与母亲一起到庄后山地瓜园里劳动。下午他回家洗脸时，不小心疖子被棕丝扯破，碰到毛细血管，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来。流进嘴巴，流进咽喉，不一会儿，血块把嘴巴塞住，呼吸困难。他的母亲慌了，用水给儿子冲洗，不行，流血不止。母亲更惊慌、焦急，束手无策。到下半夜，庆云流血过多，脸色苍白，手脚冰凉，危险极了。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伯父方箴义去山上抓一把草药--"穿刀草"捣成浆，涂到庆云的疖子伤口上，血慢慢地止了，人也清醒了许多。病后他体质十分虚弱，没有钱买营养补品，只得靠他母亲每天早上用一个鸡蛋冲米汤来给儿子吃，以增加营养，才慢慢地恢复过来。

庆云15岁那年，到将军亭放牛。秋末，山涧的水还很凉。他被2个放牛倌拖入溪中游泳。结果受凉，第二天发烧，躺在山上，仍坚持带病放牛。晚上回家时，继续发烧，体温更高，几天不退。烧到精神错乱，产生幻觉：满眼见到的都是牛、山坳、大水、狐狸，家里墙上都是蚂蚁搬家，还讲胡话："狼......狼......狼......扔石头......土块......"他的母亲用毛巾沾冷水搁在儿子的头上，整夜陪伴在他的身边。但他烧得神志不清，觉得住的不是自己的房子，就一个人跑到楼上去，想跳下来，幸好被人及时发现制止。

农村粪坑裸露空间，蚊蝇满天飞。旧社会许多人家没有钱买蚊帐，庆云家也没有挂蚊帐。被蚊子叮咬过的人容易患疟疾，患疟疾人的病菌又通过蚊子的叮咬传给其他人。他七八岁时，也被传染过疟疾。当时感觉四肢软绵绵的，酸痛难熬，疲劳无力，无法做任何事情。夏天，阳光照射大地，平常人感觉暖和或有些热气，而他的身体水多火少，阴盛阳虚频感严寒，背部好似浇上一盆冰冷的水，而内心又发冷，肢体颤抖，筋骨抽动，上牙与下牙不断"打仗"，发出笃笃笃的叩击声，不能自制。每隔一天发作一次。他的母亲让儿子躺在自己的怀里，敞开自己的胸脯，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儿子的身体。这时好似一股股的暖流经过庆云全身，而母亲的全身却变得冷嗖嗖的。庆云的躯体暖和了许多，但上、下牙齿仍相碰嘎嘎作响。他挣扎起来，又无力地倒下。叫着："冷呀!"母亲让儿子躺好，抱出借来的厚棉被，紧紧把儿子裹住，庆云还是叫冷。母亲再用棉被把儿子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冷过一段时间，又发烧起来。往往一个星期发作3次。后用草药"一把火"捣烂后贴在手腕的内关穴，但时间不能过久，否则会把皮肤烧烂。就这样，经过多次贴敷，才渐渐地好了。虐疾有后遗症，至今他体检时，医生还能摸到他那略有肿大的脾脏。庆云9岁那年，他的母亲劳累过度生病，卧床不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要三餐为母亲做饭，还要请医生、买药、熬药、供应茶水等事情。建国前，家里没有热水壶，为了保温，晚上要把装满茶水的锡茶壶放在床铺上，与人一起盖上被子，以延缓茶水冷却的时间。可是人睡觉要翻身，有一次把锡壶捅倒，整个床铺充溢茶水，把庆云也烫了。母亲在病中，需要茶水喝。但是她为了不让儿子受累或被烫伤，只好说："孩子，妈妈不爱喝茶水，以后晚上再不要烧茶水啦!"还有一次母亲发烧，非常爱吃柑桔，叫庆云到二三里远的叶洋泅洲亭小店铺买。柑桔没有买到，庆云空手回家，在半路上浑身又被阵雨淋透，第二天也病了。母亲后悔地说："孩子!不该叫你去啊!"

庆云参加工作后，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1953年夏季，他下乡在赤岸乡工作。母亲患眼病，他回家把母亲带到赤岸，请当地一个医生看。医生给病人滴了眼药水，不但没有治好，反而使眼睛肿得更大，泪水从眼角涌出，眼前一片模糊，浑身高烧，恶心，呕吐。庆云见状，不好!于是决定把母亲抬到永泰县医院治疗。当时没有公路，交通不便，只好雇了一架竹轿子，请了两个人抬轿。沿途经过帮义、温汤、南洋、土门限、箕山、北斗、清凉等7个乡村，沿途60多华里，足足走了一天。一路上他要求抬轿的走慢些、走轻些。凡是下陡坡或上山坡，都要亲自抓住轿扛，让轿平平稳稳地前进。轿抬到永泰县医院，他的母亲虽然住院半个月，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母亲的眼病无法治愈，庆云再三请求医生想办法，医生仍然无能为力。他无可奈何地又顺原路把母亲接回去。因为他要去工作，母亲回到家里无人照顾。只好把她暂时寄到土门限堂姐方二妹家，请她帮助照料。过十几天，他的母亲要求回家。回家不几天，他的母亲眼球破裂，一只眼睛从此失明了。

可叹，人生就是这样，当你没有钱给母亲治病之时，你的母亲就得苦受煎熬；当孩子长大可以为母亲治病效劳时，却因医治乏术，无法治好她的病，尽了孝心没有结果，庆云悲苦难言。

11．土改的时日

多少年啊多少代，多少年代贫苦的农民种田没有饭吃，种棉没有衣穿，盖房没有房住!几千年的历史几多轮回，农民推翻了一个封建皇帝又来了一个专制帝王!挣扎、抗争、失败......苦海无边，日子难熬啊......

庆云一家的苦难生活，已令人心痛难抑。而庆云的堂叔方良义家境还更加悲惨。良义一家三日，没有一分田地。自己又患严重的气喘病，没钱医治，无力干活，成了废人，地主也不把田租给他种。但为了活命，他只得勉强去拣一些野果、野菜充饥。良义的妻子在偏远的荒山野岭开垦一些土地，种上一些地瓜。他们一年到头，不是吃野菜，野果，就是吃一条条乌黑的地瓜米。有时连这些东西也吃不上，就只好断炊。全家人饥饿得皮包骨头。家里一件家具也没有，只有破旧的铁锅、铁瓢和碗筷，以及那些补了又补看不见一块新布的破衣服、破棉被。最终，良义连病带饿死去，妻子也活活饿死，孤儿到外乡人家里当上门女婿。良义一家的悲惨结局，就是旧中国千千万万贫苦农民的缩影。家在赤岸村的方庆云舅父王梯梯，家道贫寒，靠当长工过活(东家只供吃，没有工钱)，无法成家，过着独身生活。有一次为别人建房时因土墙突然倒塌，被活活压死。

旧社会农村地租的剥削形式有几种：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地，在稻谷收成时，当场称谷子，或七三开，地主拿七成，农民拿三成；或六四开，地主拿六成，农民拿四成；也有对半开，地主、农民各一半；还有一种叫"喝断"，即不论农民收成多少谷子，地主铁定要农民交多少地租。高利贷剥削形式也有几种："牛相顶"、""鸡相啄"，即农民借地主100斤谷子，渡过难关，秋收后得还200斤；"一脚弹"，即秋收后得还250斤。有时天灾人祸，农民交不起租子，除夕夜，就得出门躲债。于是上演<白毛女>那样的悲剧。更有甚者，抓壮丁的枪声和壮丁家属的哀号，更让人们悲痛欲绝，再加上政府田亩赋税的重压，农民只能卖儿卖女，流离失所，远走异乡。有一年除夕夜，乡民正在过年，家家蜡烛通红，鞭炮齐放。猛不防，狗吠吠吠地叫，枪吧吧吧地响，门哐哐哐地打，国民党来抓壮丁啦!全村霎时乌黑一片，鸦雀无声。壮丁躲的躲、藏的藏，躲藏不及的方春金、程老虎(绰号)、方桂香等被抓走。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三个人几十年没有音信，前几年才知道，前面两人现在台湾，而方桂香至今下落不明。

不仅如此，因为政治腐败、天灾骤至，不法之徒铤而走险，上山为匪。土匪无法抗拒官兵，却有手段残害善良的老百姓。此时老百姓叫天天不应，呼地地无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村两极分化，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手中，农民无地或少地，过着悲惨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为让人民跳出苦海，安居乐业，于1950年11月18日，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出"广泛开展土地改革工作配合剿匪"的指示。全国各地当即组织地方干部、机关干部和解放军组成土改工作队，浩浩荡荡下乡进村开展土改工作。于是，福建省的土地改革也逐步展开。

黑暗终要过去，黎明就要到来，但黎明前的黑暗更可怕。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挺进，国民党部队气急败坏地向台湾败退。国民党不愿意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派特务潜伏下来，勾结当地土匪兴风作浪，企图东山再起。土匪在天台山聚集几百号人，土匪头叫何德柴。有一天，土匪到帮洋村抢劫，许多良民的家被土匪洗劫一空，房屋被毁坏，妻女被强暴，村民被土匪带走当人质。有一个叫张明官的乡亲，被土匪抓上山，关在山洞，在一天深夜，张见土匪放松管制，就挣扎逃奔。土匪闻声追赶，张路径不熟，不幸跌下山岗摔死，可怜留下寡妇和三个孤儿。

有一次，庆云等放牛回家，走到坑尾的路上，遇见土匪，放牛娃战战兢兢，生怕为别人放的牛被土匪牵走。侥幸的是，土匪因抢劫许多财物，又怕天黑，才急急赶路，顾不得牵牛，庆云他们才幸免于难。而土匪歪戴着帽子，满口脏话，浑身臭气，凶神恶煞的样子，使放牛娃几个晚上一直做恶梦。

1950年秋天，庆云的家乡来了解放军。当年农历10月，受害群众到解放军螺洲司令部告发土匪的罪行。解放军螺洲司令部决定借机剿灭土匪。于是，有一天晚上，前头老百姓带路，后头解放军小分队紧紧跟随，队伍无声无息地逼近土匪老巢--天台后。土匪死到临头还在巢穴内举行宴会。这些狗东西，把抢来的鸡、鸭、鱼、肉烧了大啃，边啃边喝酒令。稀巴烂醉之后，就调戏女人。军民义愤填膺，摩拳擦掌。

突然，队长下达攻击命令。枪声、喊杀声此起彼伏。"咣!咣咣!"六。炮对着土匪巢穴猛轰，炮声震天动地。山头立刻腾起浓烈的火焰，土匪巢里弥漫滚滚烟雾。对此突如其来的枪声、炮声，沉浸在盛宴欢乐中的土噩毫无准备，慌乱抱成一团。土匪头子见势不妙，拔腿就逃。解放军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些乌合之众，见头子潜逃，人人自找生路，纷纷哀求、叫喊着："别打了!投降，投降......"土匪头子跑不了多远，也被抓去当人质的群众捕获。土改时土匪头子何德桑、何德法等被镇压，受害群众在公审大会上诉苦，揭露土匪的罪行，农民兄弟们扬眉吐气，大快人心。

本来，建国后进行土地改革，老百姓是欢迎的，但是老百姓怕土改工作队走后，地主、土匪会趁机反攻倒算。这次消灭了顽固的土匪，极大鼓舞了老百姓，使土改得以顺利进行。

土改第一阶段进行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先召开农民代表会，成立农会，代表们受到教育后，回乡村启发农民兄弟的觉悟。使农民懂得不是地主养活农民，而是农民养活地主。农民阶级觉悟提高后，踊跃参加土改，让立场坚定的贫农、雇农掌握农会的权力。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成分。也先开农民代表会，学习划分阶级的政策，由农会代表对照"土改法"，评定成份，分为贫农(雇农)、中农(佃中农)、富裕中农、小土地出租、富农、地主等。第三阶段没收、征收阶段。就是对地主土地、房屋等财产进行没收，而对富农的土地采取征收的办法。第四阶段分配。把从地主没收和富农征收的土地、农具、房子、余粮等分配给贫农和雇农。农民分到土地无比高兴，用木板制成牌子，插在新分的土地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土地坐落、面积数量、东西南北至。整个土改工作大约2个多月。

土改期间，庆云的家乡蒲洋村属永泰县管辖，成立"天叶乡"，包括天台村、里洋村、前山村、叶洋村、溪南村、蒲洋村。政府派出十三四人的土改工作队进驻天叶乡。土改队队长梁世益，是山西省南下干部，还有程少鸣、李金财、陈朝铨、王惠(女)、李文晶、倪朝娟(女)等。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乡土改权力机构由农会主席、乡长、民兵大队长组成。乡第一任农会主席雷振光、乡长张国标、财粮陈良彬、民兵大队长程建玉。村土改领导小组由农会委员、村民小组长、民兵小队长组成。村农会委员由农民选举产生。当时农民多数不识字。选举时，候选人坐在凳子上，背后放一张小桌子，小桌上放一个碗。选举人每人发几粒豆(与选举出的委员人数相等，一般是7粒，选7人)。选举人把自己手中的豆投到自己要选举的人的碗里。碗里的豆超过半数的当选。庆云感觉这种选举很新鲜、很有趣、很民主。有的人因为用力过猛，豆从碗里跳出来，惹得别人好一阵子笑，然后又拣起豆来，轻轻地投下去。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的投票选举。

土改工作队扎根农村，访贫问苦，住在贫苦农民家里。队长梁同志就住在庆云家隔壁方孚如家里。庆云好奇地打量一下队长：虽然是"两个声"(当地老百姓对讲普通话外地人的称谓)，但是，对农民都是笑脸相迎，经常深入群众家里，揭锅盖，捻衣角，看有没有吃的，看穿得够不够。比划着问长问短。当年庆云家里穷，冬天衣服单薄，赤着脚，捧着火笼。他身上穿的衣服是"爱国布""崇明蓝"，有一种臭味。这种布是用土颜料在土染缸里染的，一洗就褪色，很难看，蓝不蓝，白不白。梁队长见状，实在同情。他就脱下自己身上穿的卫生衣给庆云穿。庆云再三推让，队长再三给穿上。庆云平生第一次穿上卫生衣，真暖和呀!土改队队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商量，吃的、用的都折算钱还给农民，做到一清二楚、分毫不差。这一桩桩一件件事，使庆云联想到，共产党、解放军打仗流血牺牲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穷苦百姓能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吗?这样好的队伍，我这一辈子跟定了。

当年庆云只有15岁，他跟着土改队，从头到尾积极参加土改工作。土改要动员群众，要开大会，以锣为号，通知群众。庆云就把锣敲得响响的。大家一听到锣的响声，每家每户至少派一个代表到达会场。土改开始要划成份，庆云与土改干部一起挨家挨户登记田地、房子、耕牛的数量。

蒲洋村共有70多户，富裕中农1户，小土地出租2户，其他都是中农和贫农，地主在外村。土改是农民的盛大节日，斗倒了地主、恶霸，肃清了土匪，社会安定了，农民当家做了主人，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运动中去。

土改队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土改结束，土改队将要离开。虽然没有让农民知道，但是大家都在悄悄打听。农民一打听到，马上自发杀猪宰羊，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夹道欢送。土改工作队依依惜别，猪羊不吃，滴酒不沾。父老乡亲拦路哭，锣声、鼓声、鞭炮声掩盖不了哭声。

如果没有解放，方庆云永远翻不了身；解放了，他才有机会得到党的培养，逐渐锻炼成长。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跟随共和国的步伐前进，共和国改变了他的命运。

12．团委的工作

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中共革命吏上，在党旗下，集合着一群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就像早晨八九点的太阳，敢于冲锋陷阵，夺取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庆云在土改和反霸斗争中，与广大的青年一样，好像初升的太阳，闪闪发光，他立场坚定，斗志昂扬，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经过这一系列的锻炼和考验，党组织认定他是一个好苗子，加以培养，在乡村第一批入团的七八个名字中，就有他的名字。1950年11月25日，他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天叶乡第一任团支部书记，积极开展团的活动，发展了许多团员，壮大了团的队伍。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赴朝鲜抗美援朝。是年秋冬，全国掀起"反对美帝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捐献飞机大炮，庆云带头签名和捐献，并且坚决要求参军赴朝参战，得到区武装部邢部长的表扬。但是，因为只有15岁，又是独生子，未获批准。他报国壮志未酬，而把未酬之志，化作一股力量，投入到土整工作中去。

土整工作体现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土改后，回过头来，看看农民应该分的土地分到手了没有?不应该分的土地分了没有?查实情况，加以改正，土地、房屋该补的补，该退的退。然后分发土地证。贫穷的农民，祖祖辈辈都是种地主的地，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千年的枯树发了芽，万年的干河流出了水，漂亮的土地证发到了手。土地证啊土地证，这样漂亮的证书、这样漂亮的文字，你是农民的命根子啊!农民用布、用纸包了一层又二层，包进了梦想，包进了希望，包进了翻身解放的喜悦，包进了党的恩情。

庆云在土整工作中，积极配合工作队，挨村挨户进行土地登记。深入田间、山头、民居丈量土地、森林和房屋面积。认认真真地核对。土地证，这是历史的见证，这是传之几十年、甚至百来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书。蒲洋村各家各户农民的土地证都是庆云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的，一个字都没有涂改，一个字都没有差错，前后写了2个多月。

土整结束了，庆云工作认真负责得到一致的好评。永泰县委组织部门和第六区区委要吸收他正式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国庆节，上午，庆云在家乡同乡亲们庆祝三周年的国庆，下午就到自云乡竹头寨、永泰县第六区区公所所在地报到。当时永泰六区，包含白云乡、红星乡、丹云乡等10几个乡。区公所所在地原是大地主的房子。区委书记是杨寿昌，部队转业，区长是吕学仁。方庆云参加工作时穿一套普通农民的衣服，连雨伞也没有，晚上睡觉也要与别人搭铺。

区里成立团委，专职团干共3人，书记是上海南下服务团的肖浩，宣传委员是黄修炎，庆云担任组织委员。团委工作内容是：发展团员，发动团员和青年积极参加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带领团员、青年参加文娱活动，如庆祝国庆、庆祝五一、五四青年节等。在这些庆祝会上他带领团员、青年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锄头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还组织秧歌队，活跃在群众之中。

第三章 白云圆梦

13．入党的喜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处在苦难的深渊。八国联军罪恶的炮声揭开序幕，神州动荡，中华危亡，列强凌辱，日寇侵略；军阀混战，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盗匪横行；田地荒芜，工厂倒闭，天灾瘟疫，民不聊生。耻辱、黑暗、悲惨笼罩着中国大地。为挽救民族、国家危亡，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诞生。从此，中国有了希望，人民有了救星。

1931年7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会建立。书记蔡协民，组织部长陈仁材，宣传部长黄孝敬，委员除以上3人之外，还有邓子恢、黄可英、谢绍武、曾志。中心市委领导福州市内6个支部和永泰、莆田、仙游、福安、建瓯5个县委。

庆云当时所在的永泰县，有一座山峰--青云山，方圆50平方公里，数十个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洞穴遍布其间，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的闽中游击队司令部和军官训练班就设在这里的山洞中。1943年至1946年，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先后设在梧桐后溪和塘前官烈村。当地群众纷纷传说着游击队与敌人在悬崖峭壁、黑云密布的群山中斗争的故事，描绘着共产党员领导贫下中农打土豪分田地的热烈激动的场面。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党、军队、人民融为一体，荣辱共享，生死与共。在苦难中长大的庆云从小听到了这些革命故事，心中升腾着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无限敬仰之情，企盼着有这么一天，能够跟党闹革命，能够参加这样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52年国庆节，他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在永泰县六区任专职团干，与区委书记杨寿昌经常相处。杨书记指导他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和阅读(党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的保尔吴运铎著的<把一切献给党>，鼓励他学习抗美援朝中志愿军英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的先进事迹。庆云从此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的事业。

区委把培养庆云入党的工作摆上议事日程，把他放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去锻炼和考验。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打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连根拔掉其罪恶的根源。广大人民欢欣鼓舞，反动势力垂死挣扎。永泰反动会道门--大刀会集中在凤际乡。头子陈吉安，福州人，聚集几百名地痞流氓、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和当地部分受蒙蔽的群众，兴风作浪。1950年冬，解放军区中队抓获大刀会的骨干，把他押送到县城，从白云区公所出发至永泰县城，沿途30公里，必须经过大刀会据点风际乡。他们一伙得知消息，设计埋伏，胁迫会众，企图抢回罪犯。大刀会会徒身穿统一服装，佩带统一符号，口念咒语，手舞大刀，呼喊"刀枪不入"的口号，从草屋里、小路边、园子内、草垛后，从四面八方向区中队猛冲。头子命令只能向前，不能退却。在激烈的战斗中，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区中队急中生智，率队员撤到"水带"(农村旧式圆形的车水工具，带动米臼)的后面，对准匪众开枪还击，打退进攻。后来区委召集全区各乡基干民兵配合区中队，取缔大刀会组织。但有些头目见势不妙潜逃。

为彻底消灭反动大刀会组织，追捕逃亡头目，区委派公安特派员夏文绥到凤际乡肃清残余势力，抓获潜逃头目陈吉安。为了加强力量，1952年冬天区委书记杨寿昌又派方庆云和何贤栋两位同志配合夏文绥工作。为了尽快把陈吉安抓获归案，必须深入虎穴摸清陈吉安的去向。于是决定由方庆云、何贤栋两人化装成牛贩子到离乡政府二三里路偏僻的虎掏猪地方。这个地方周围环山，只有一座房子，住三四户人家，多是大刀会的信徒。

这一天晚上，庆云和贤栋两人吃饱晚饭，换上农民的服装。庆云腰藏手榴弹，贤栋裤存手枪，每人拿一把雨伞。5点左右，从乡政府出发，穿山越岭，来目的地虎掏猪。

庆云、贤栋两人进入事前探知的主人是大刀会会徒的家中。对主人说是来买牛的，因为天色已晚，路途不熟，要求暂住一宿，明天天亮起行。主人开头推辞说没有床位，不让留宿。经过再三要求，同意留下。主人随即煮了两大碗米粉端出来，说："你们赶快吃饭。"这就为难了两人，难吐真言。因为在乡政府刚吃过晚饭不到半小时，肚子还是胀胀的。如果不吃或少吃，又怕引起怀疑。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

主人问："你们要买什么样的牛?"庆云说："要买现在就能耕田的黄牛"。主人说："这样的牛恐怕没有人肯卖，都留着自己用。"庆云怕对话过早地接近主题会让主人生疑，只好采取迂回战术，从远到近，旁敲侧击，句句深入。先从了解当地治安情况入手。再问乡里有没有工作组?他们在干什么?主人就主动说："工作组好几个，他们主要是取缔大刀会，抓得很紧。"此时两人乘机而入，说明就是为了了解大刀会情况而来的，特别想知道陈吉安的情况。

一说陈吉安，主人马上警惕："你是他什么人?"庆云沉着地说："他是我的好朋友，福州人。现在风声正紧，政府要抓他，我来找他，告诉他，请他注意。"主人不知是真是假，说："他已经走了。""他去哪里?"庆云追问。主人说："他东走西躲，今天这里，明天又到哪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庆云不好再问下去了。

双方谈到半夜，主人安排他们两人在楼上睡觉。庆云与伙伴和衣而卧。手枪、手榴弹不离身，瞪着眼睛观察动静，提防陈吉安躲在这里，半夜突然袭击，结果没事。第二天早上庆云他们两人告别主人原路返回。主人似乎好心地说："你们回去不能从原路走，万一碰见工作组检查带来麻烦。要从这一条路走，我替你们带路。路上要格外小心!"庆云明明知道顺主人引的路走要走到岭下乡再返回，要多走20多里路，为了不露秘密，也只好顺水推舟跟着走。

庆云他们离开凤际乡政府后，夏文绥为保证他俩的安全，当晚便派民兵小分队埋伏在房子外围。天亮后，他们不见了两人出来，以为出了事，就冲进主人的房子里，质问主人。主人说："他们已经走了。"不得已把主人带到乡政府为"人质"，待两人回到乡政府后，才把主人放回家。后来这家农户的主人害怕再追究也跑掉了。

庆云在这次深入大刀会据点探听陈吉安情报的工作中表现得十分的勇敢和机智，经受了党的考验。

1953年月10月10日，经县委批准，庆云终于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天，天空的太阳红又红，田野的庄稼绿又绿。庆云沐浴那金色的阳光，奔跑在希望的田野，歌唱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此时此刻，他的心中油然产生对党的深情：党啊，亲爱的党，亲爱的妈妈，您用那扭转乾坤的巨手把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您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病弱的身躯喂活长大，您用那伟大的思想把我的头脑武装起来，您用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我培养成国家干部。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我方庆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他几十年来牢记自己入党宣誓大会上的誓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决心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4．区委的秘书

1954年4月，庆云自己没有料到，他会当上区委的秘书。只因为世道变了，贫苦人翻身做了主人；也因为他政治进步、勤奋好学，才能够挑起这副重担。

区委秘书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建国初期，阶级斗争复杂，政治任务繁重，管辖的范围很大，包括现有白云、红星、叶洋、丹云等四个乡。区里的决策者、领导者是区委书记，而其他大大小小具体的事务就落在秘书身上。他要根据区领导的意图，抓好党务。安排全区的各项重要会议，起草会议文件和领导的讲话稿，总结全区工作，向县里汇报，向乡镇领导作传达。当时交通不便，没有公路，乡下没有电话，上下联络全靠文字和通讯员的两条腿跑来跑去。平时他还要接待上级领导和基层干部，甚至农民上访，解决纠纷等等。而这年方庆云才18岁呀!

任命前，区委书记杨寿昌找庆云谈话，他感觉非常突然。他明说，无法担当此任：一、年纪小；二、文化低；三、没有经验。而区委领导不这么看。

领导对他说：为什么区委会把这副重担交给你挑起来，是根据你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突出表现，是根据你担任区团委期间所写的报告材料和工作业务水平，这些足以证明你能胜任秘书工作。同时领导又进一步说明：解放初期，是非常时期，百废待兴，人才奇缺，你年纪小正是锻炼的好机会。你学历虽然不高，但写作水平不错。当时的干部是无条件地服从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于是庆云二话没有再说，愉快地接受，走马上任了。

50年代，农村一个中心运动接着一个中心运动。土改后，党就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先是普遍成立换工式的互助组，有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两种。临时互助组是不固定的，只是农忙时互相换工。常年互助组则由固定农户参加。至1953年春耕时，互助组已普遍建立，各乡都有办得较好的常年互助组。这是党在农村对个体农业进行改造，从此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当时为了尽快推广，还提倡在互助组之间，开展红旗竞赛。规定评比时间和评比前互相检查的程序；区干部和乡干部参与和主持检查评比的方法；评比后如何拟定下一阶段的竞赛条件。这种办法在许多地方都收到良好的效果，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但这些对方庆云所在的区领导来说，却是面临的崭新的课题。于是，区委根据上级的部署，为反映这种农村的大变革，庆云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参加区委各种会议，经常研究在农村变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总结经验，提出问题，写出报告，及时向区委反映或提出建议。

1955年冬天，庆云先后下乡到北山、赤岸、丹云调查研究。此时正好下大雪，白茫茫的一片，雪堆积着地面，见不到道路，雪填满着山谷，见不到峻岭。竹林、树木被雪压弯了腰，道路积雪，步履艰难。难行也得行，为的是调查雪后的农村发生什么情况。当庆云艰难地迈进村庄，只听见农民反映：由于天气太冷，有不少耕牛被冻死，也有的牛在白雪皑皑的季节里因饲料不足而饿死。耕牛是山区农村的主要生产工具，没有了牛，怎么能保证丰产、高产?他到过许多牛栏，实地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的确不少耕牛在雪天里病倒、死去。这怎么行!他不顾劳累，不顾雪大，马上赶回区里，向区领导汇报，并向县委写报告，阐明保护耕牛的重要性，分析耕牛死亡的原因之后，提出三点措施保护耕牛：一、立即给牛保暖，牛舍周围铺盖稻草，牛栏地面增加稻草，让牛休息好，睡暖睡好；二、立即给牛吃饱吃好，糟加酒加温给牛喝，让牛肚子温饱；三、雪天不要放养，改圈养。真乃是一石激起千层波。县委把这个报告原文批转全县各区、乡推广，督促每户农民切实采取保护措施，避免耕牛死亡。一篇好的报告产生这么好的效果，是领导和庆云始料不及的。当时当区委秘书很累，没有打字机，更没有电脑，上送下发文件写好之后都得靠自己用铁笔刻蜡纸。刻蜡纸要掌握技巧，刻深了印数少，字模糊，刻浅了看不清，刻草了不让人看。庆云刻苦练习，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铁笔都起了泡，还是照样干，刻的字不深、不浅、不草。他讲究书法艺术，刻出来的字让人看得清楚，看得舒服。文件发到下面，基层干部喝彩："这是方庆云的字，看了觉得很舒服!"

印蜡纸也有工夫。首先要调好油墨，调稀了，会涔出油，印不明；调浓了，油太稠，印不出。庆云摸索总结印刷的经验，使印出的文件质量好了又好。

建国初期，国家财政不富裕，强调增产节约，号召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国家建设。一张信封要用4次：正面、反面用之后，翻过来里面的正面、反面都得用。甚至不买信封，用报纸糊。面上贴一个白纸用来写收信单位和收信人的姓名。浆糊是由自己煮的，怕酸，面粉泡水加明矾调匀，然后煮沸。

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进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区委秘书首先要把全区千家万户的土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牲畜等数量准确地统计出来才能制定购销方案，计算出每个农户的粮食产量。然后按照人口数量、牲口数量和播种面积，留下口粮、种子和饲料粮，剩下的为定购余粮，不足者给予定销。涉及面如此之广，数量如此之多的统计数字，需要日夜加班加点，甚至搞到下半夜一二点，根本没有过星期日。

庆云当两年秘书，帮助区委领导，协调、处理了许多问题，联系许多基层领导和群众，从中学习到做人的道理，做工作的经验，为他以后工作不断进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说："这两年，我锻炼最多，进步最快。"

15．区委副书记

庆云担任两年区委秘书，得到全面的锻炼、经受严峻的考验，从而也证明他具有领导全区面上工作的能力。于是，1956年6月，县委任命他为永泰县六区区委副书记。这时他才20岁不到。

正当庆云上任之际，区委书记苏本珠患肺结核病到马江区住院治疗。全区党务的主要领导工作就落到他的身上，他与其他几位区领导共同挑起担子，完成许多工作任务。

1955年下半年，我国农村发生根本性变化。当年的1月，中央举行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6年1月，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也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的美好愿望。它的出版，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这部书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按具体成功经验分成47种类型，解决怎么办农业合作社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庆云如饥似渴地逐篇逐段地阅读176篇90多万字的著作。区委主要领导人刻苦学习，带动了全区干部和农民群众也刻苦学习。庆云带头深入田间地头宣讲<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基本精神和毛主席的重要按语。永泰六区干部、群众学习办社经验的高潮，从而也引发了六区办社的高潮。

农民弟兄很喜欢听庆云的宣讲，因为他的宣讲深入浅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所以，每当他宣讲的时候，总是大人、小孩、老人，搬着长长短短的、高高低低的凳子，及早地来到会场，占个好位置。听讲的人总是黑压压的一片，挤在一块。宣讲开始了，全场鸦雀无声。当时没有麦克风，只好用宏亮的声音，随风吹到四面八方。他的演讲，如蟹的触须，紧紧抓住农民的心。比如，当他讲到小农经济的弱点时，做个比喻，小农经济好比大海里的一叶扁舟，遇到大风大浪，就要剧烈地颠簸，人的整个身子像散了架似的，严重时会翻船，就得拿人去喂鱼；而合作化后的农业，就像大海里的一艘巨轮，不论你狂风暴雨，我自岿然不动，一直驶向那无边无际的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当他讲到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时，打个比方，当时提出学习苏联，人家苏联集体农庄一个人驾驶一架拖拉机，一天可以犁田二三十亩地，而我们现在一个人用牛犁田一天只能犁二三亩地。现在苏联集体农庄有大型的拖拉机、收割机，漂亮的洋房，房子里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收音机......而我们只有牛、犁、锄头、镰刀、瓦房、蜡烛、水缸......如果我们要想享受到苏联农庄那样富裕、美好的生活，就要听毛主席的话，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农民几千年一家一户地生产，一下子要走集体化道路，思想感情上一时是很难扭转过来的，这就得靠干部的说服教育，甚至是典型示范。庆云认为：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要经过试办阶段，做一个样子让干部、农民看一看，才能够使农民接受，再进行推广。发展一个阶段，要巩固一个阶段才行，不然，连滚带爬地前进，就会吃夹生饭，就要去擦屁股，而且越擦越多，乃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就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反而延缓农业合作化的进程。

白云乡女劳动模范力兰娇在土改后组织生产互助组，即力兰娇互助组，全省闻名。与福州的郑依姆、闽侯的黄宝洛、长乐的马秀容相媲美。1955年组织农业生产初级社，1956年又稳步地进入农业生产高级社，社员们积极性很高、增产幅度很大、收入增长也快。区委经常帮助她总结经验，指导他们更加完善，然后逐步向全区推广。

除了力兰娇互助组之外，当时还有樟江乡的何从守互助组，也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区委也经常总结他们的民主管理，等价交换等经验进行推广。

1955年掀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施行土地入股，劳动分红与土地分红各占一半，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要经过区里批准，并统一命名，如命名星联、前进、星光、樟明等。1956年这些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升为高级社。采取以劳动为主，取消土地分红，扣除生产成本，算出应该留出的"公积金""公益金"。公积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公益金用于社员的福利。在计算工分时，切实按照劳动强度、技术高低、劳动态度；同时解决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问题。

16．火热的炼铁

1958年下半年，全国各地炉火通红，钢花飞溅，一场千古仅有的大炼钢铁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几乎所有城乡的各个角落。这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也许是一个教训。它缺乏科学的态度，有很大的盲目性，"全民动员洗铁砂、烧木炭，把树砍光，得不偿失"。但是这在当时被作为中国人民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实现"超英赶美"的伟大"壮举"，全国能够调动起来的劳动力和物资都为"钢铁元帅"升帐开路，体现全国人民冲天的干劲，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同时这又是一场以主观意志为主而不顾客观科学实际的冲动，谁也无法阻挡，谁也不得不在此运动中"百炼成钢"。

永泰县从县委书记到每一个农民都全身心地投入大炼钢铁运动。这时方庆云已调到县委组织部工作，他与副县长程守章于10月下旬由县委分配到大洋公社，负责盘谷、梅埔两个钢铁厂的工作。他们与农民群众一起昼夜苦守炉边，发现动力机的安装不够平衡，常出毛病，就着手改装，因此，消灭了故障，使炼铁炉迅速开炉，每炉产铁提高一倍。盘谷铁厂土高炉原定10月竣工投产，他们与职工研究，打破"五天焙炉"的常规，采取边焙炉边炼铁的办法，使土高炉提前投产，向国庆节献礼。该厂缺乏技术人员，无法安装木炭机和鼓风机，程守章以自己过去所学到的技术，通宵达旦地安装，手被机器割破了，也不休息。盘谷和梅埔两个工厂距离20多华里，两个领导经常跋涉崎岖的山路，往返两厂之间指导工作，为职工做出榜样。为此，庆云等写了一篇报道<我们的好县长>，表扬程守章的冲天干劲，刊登在<永泰日报>，从而鼓舞了全县干部奔赴炼钢第一线的劲头。

11月初，大洋公社珠洋炉群弥漫在烟雾里，远远地看去，小高炉的烟囱滚动着浓烟，然后逐渐散开，形成花草树木、巨兽家禽的形状，镶嵌在碧蓝的天空里，像是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炉群的大门口，板车装着铁砂、木炭穿梭进出。炉群里面是烟与火的世界。有的人打开白热的熔炉口，向炉内添加木炭，火苗窜出来呼呼地舔舐木炭，不一会儿把木炭吞噬殆尽。但好景不长，由于炉群胃口大，把所有的木炭吃个精光。14日晚，珠洋炉群有5个喇叭炉"断炊"。这还得了!全党全民的中心任务，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呀!庆云与公社领导共同研究对策，依靠大家的智慧解决难关。发动大洋大队大展小队30多个社员和20多个区剧团团员以及小学师生白天洗铁砂，晚上送到8华里外的珠洋铁厂。

为保证铁砂的产量，他们在有铁砂的半山腰开一条水沟，把山上含砂土挖到沟里去，然后引着清水把泥土冲走，剩下铁砂，再把铁砂放到木槽里冲洗。庆云等总结这种"流水冲砂法"在<永泰日报>发表推广。

有了大量的铁砂，他们连夜向珠洋炉群运送。夜，像铁砂一样漆黑一片，夜，大雨似冲铁砂的溪流哗哗地冲下来。人们戴着斗笠，挑着土箕，一步三滑地把3000多斤的铁砂送到炉旁，珠洋炉群的上空又升起浓烟，火炉的火苗又窜出来呼呼地舔舐木炭。

一个平衡解决了，又产生新的不平衡，人们又要去解决它。流水冲砂法解决了铁砂供应的问题，可是，有的炼铁厂不停地生产。木炭又供应不上。怎么办?

听说大洋公社下拔大队王水云小队改造旧瓦窑，创造日产万斤，每人日产700斤的记录，比一般炭窑高出7倍的情况后，方庆云立即总结他们的经验，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广。其改造方法是：在旧瓦窑左边挖个3尺见方的"猫灶"(通火口)，再挖1尺高、直径7寸的圆形洞通到窑心。猫灶与窑面的直径4尺，离窑底9尺。同时，把原来的窑洞底改为深1尺、大6寸半、高5寸，让旧瓦窑的烟筒变小，以防止火舌过大，产生木炭熔化变碎的毛病。这样一窑可以装松木或什木500多担，8尺到1丈的柴可以放进窑里，装满为止。职工经常观察"猫灶"火色，将窑顶3个小烟筒封起两个，只留中间的一个，人站在离窑七八尺远的地方。观察烟筒的烟。如果烟在2尺以下无烟色，而2尺以上是蓝色，则说明木炭已烧完，此时就可以停火出炭。这种瓦窑烧炭，一个窑只需要16个工，就可以烧出万斤炭，平均每人每天出炭700斤。

过去烧炭用黑炭窑，平均日产200斤，无法大量供应炼钢前线的需要。下拔大队章礼顺白炭窑专业队，考察其新的烧炭方法，总结其经验，然后又开现场会，加以推广。因为黑炭窑每烧完一窑就要封窑，要"闷"二三天才能耙出炭，窑的利用率低、产量也低。而白炭窑的炭一烧好就可立即耙出，用黄土盖好，火焰很快熄灭，即成白炭。庆云考察他们的经验，总结其技术：白炭窑的窑门要比黑炭窑的窑门大，高5尺、阔1．2尺。右边挖一个1．5尺高的"猫灶"，当挖到三分之一时，就以7寸见方挖到窑心。门中对直5尺开一个通烟筒，筒底宽1．1尺，高7．5尺，筒露出窑面2．5尺，洞尾宽6．5寸。窑腹6尺见方，高5尺。炉底像铁锅式，在建造时用木柴作骨架，然后用黄土筑实，筑完即拉出木柴。这样的窑可装木炭7000多斤，又可装进4至5尺的木柴。烧的时间短、日产多，破1100斤。他们烧窑时，经常观察火色，当烟筒尾部无烟4小时后，木柴全烧红、烧光，呈现白色，即可出炉。

解决了铁砂和木炭的产量问题。又来了高炉技术赶不上原材料供应的问题。大量的铁砂和木炭积压堆成小山。大洋公社盘谷铁厂进行技术攻关，改进操作技术成功。他们采取三面夹攻和三面改进的办法。三面夹攻，就是在动力、配料、炉边操作上三管齐下攻关。三面改进，就是：一、改正配料，过去每次向炉里只投进矿石30斤，改进后逐步增加到60斤，采取少吃多餐的办法，每小时由4次增加到5次以上。二、改进风管，过去风管烘得太干，每天要换3次以上，改进后只薰1个小时就用。三、改进炉边管理。三面改进后，每次流出铁水都在30斤以上，最多时流出100多斤，最多时出铁3100斤，而且铁质优良，百分百是灰口铁，被称为"双大卫星"，跃居全县第一。

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干劲十足，日以继夜，不计报酬，连续作战。方庆云回忆当时从永泰城关到大洋公社没有公路，要步行爬山，经过凤岭通天格，沿途60多华里。有一天晚上县上通知第二天上午8点开会，他们与公社书记等连夜步行，天亮赶到县城，白天开会，当天晚上又连夜赶回大洋进行传达实施。虽然很累，但也没有怨言。

以现在的观点看当时大炼钢铁虽然热火朝天，但是弊大于利。福州有一句俗语："一路光，一路荒。"农民花这么大的时间、精力、材料投入火热的大炼钢铁运动，也生产出许多数量的铁和钢，然而农民毕竟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炼出来的铁和钢，与真正的炼铁、炼钢厂用同样的材料炼出来的东西相比，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差多了，而且又荒废了农田的耕作，有不少田地已经成熟的稻谷，因为为"钢铁元帅"让路没有及时收回来而烂在田里，这是得不偿失的。

17．浮夸风严重

1958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开展批判"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出现高指标、高速度，甚至提出"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同年8月27日，有一篇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奇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发表，为错误的观点推波助澜。这篇文章真是"思想大解放"。作者报道："今年寿张的粮食单值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说起来很平常，一点不神秘。"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编者按写道："这是......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人们对此报告虽抱有怀疑态度，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谁也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于是，大胆的想象代替了科学的作风，浮夸代替了实事求是的风气。

那时候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到处飘扬，而红旗、黄旗、白旗也到处飘扬。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自报产量时不甘落后，你先报的产量高，我后报的比你更高；你敢说假话，我就敢讲大话。那些老老实实地报告产量，当然是"赶不上当前形势的需要"，于是，插上了白旗或黄旗；而那些不老实的人"赶上形势需要"，大报特报，于是插上了红旗。插红旗的干部受到表扬，插黄旗的干部受到警告，插白旗的干部受到批评。会后，每个干部根据"政绩"，把红旗、黄旗、白旗扛回去。扛红旗者洋洋得意，扛黄旗者闷闷不乐，扛白旗者垂头丧气。

如果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那没有话说，产量低的干部自认无能。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扛黄旗、白旗的干部输在不会虚报上面。于是，被警告、批评的干部也学"乖"了。你能虚报，我也能乱报。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实际上是人有多大虚报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反正，虚报也不吃亏。开始，虚报的人有些脸红，后来人人如此，皮也厚了。你能虚报亩产千斤，我就假报亩产万斤，你敢乱报亩产10万斤，我谎报亩产13万斤。

那时的报纸为配合这场造假运动，天天报道，这里亩产万斤，那里亩产几万斤，这里放亩产10万斤的卫星，那里放亩产10几万斤的卫星。有的报道："将要收割的稻田，庄稼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鸡蛋放在稻子上面不会掉下来，小孩放在稻子上面也不会摔下来。"到处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可是，也有愁苦的地方，那就是，粮食吃不完怎么办?

方庆云在县里工作，也经常被抽调下乡，丈量土地面积，实地验收产量。但是，那些虚报产量的干部，事前指挥农民赶快并丘(就是把好几丘快要收成的田里的稻子移植到一丘田里，收割后来计算产量)。于是，才有什么几千斤、万斤、十几万斤"产量"。庆云是农民出身，对此根本不相信，知道"内中的秘密"，认为这是罪过，将来会受到惩罚的。可是在当时的大环境里，你能说什么呢!叹息只能看在眼里，放在心里。

因为粮食"大丰收"、"吃不完"，怎么办?那就提倡"放开肚皮吃饱饭"。开饭的时间到了，各家各户，男女老幼人人端着饭碗。喜滋滋地来到公共食堂，舀起白花花的大米饭，压得实实的，狼吞虎咽，一碗又一碗，吃得饱饱的。有的说：真像吃"尾顿(最后一餐)一样"!粮"多"了，手也松了，有的把粮食拿去当猪的饲料，也浪费了不少。真似吃"尾顿"，好景不到半年，把粮食吃个精光。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粮食供这么多人大吃特吃。于是受到惩罚。只好定量供应，大人每餐4两(包括大米、地瓜米)，放在炖罐里蒸，加上当时没有什么副食品，吃不饱。农民就去挖野菜，找野果充饥，有不少人采树叶充饥，美其名日"增加绿叶素对人体有好处。"甚至挖铁树的头磨成粉，加工成饼，还觉得满好吃，到后来胃肠不舒服，大便拉不出来。由于营养不足，不少妇女闭经、不少人水肿。从各地调来麦麸、米糠加工成饼，分配给有水肿病的人吃。城关公社秘书还因为多吃多占了一些糠饼，受到警告处分。

浮垮风不仅造成粮食缺少，各种本西都十分缺乏，都是采取发证定量供应。粮票、油票、肉票、蛋票、豆票、布票、买火柴、肥皂等等都要凭票供应，而且数量很少，猪肉一个月一斤，黄豆二斤，油半斤等等。而且买东西要排队，有时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到时，东西都卖完了。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也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人民遭受重大损失。1960年，日子更加困难。

18．党校的任职

县委党校是在中共县委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事业骨干的重要基地。凡是担任党校领导，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修养、理论水平和演讲能力。党校校长由县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1959年下半年，庆云被任命为永泰县委党校副校长。

县委党校设在离城关两公里的小东坑，校舍是过去外国人盖的房子。它依山傍水，大樟溪在校舍下面汩汩地流过。山上风景很好，有峰、岩、谷等，这天然的野趣，生长着茂密的常绿阔叶林、次生灌木林。山下流淌着大樟溪，溪水斗折蛇行，蜿蜒曲折于山林之中。山以水而秀丽，水以山而雄奇，山水以党校而闻名。党校学员沉浸在"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幽寂宁静环境中，读书、听讲、讨论、改造，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党校一期一期地办，每期10至15天。主要培养大队(行政村)主要干部，参加者有大队书记、大队长、民兵队长、团委书记、妇联干部。有时代替县的有关部门培训干部，如财贸系统、供销社的主任，工交系统的书记、厂长，县科技推广站农民技术员、粮站站长等。学习内容有：毛泽东著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有时穿插党中央、省委、市委的文件和当时的形势报告，以及各项专业知识。党校秘书林新宝、邵端、陈乃旺，理论教员卓生锐、黄庆彩等。党校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联系当时的形势，联系生产的实际，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解决存在的工作、作风、思想等问题。

庆云作为领导，除经常协调邀请县委有关领导到党校讲课外，他自己必须经常讲课。他深入基层，了解掌握一定的第一手资料；他是穷苦出身，有亲身经历和深刻体验，于是讲起课来旁征博引，生动感人，引人入胜。

庆云讲课爱引经据典，加以解释，把自己摆进去，用人生的经历说明一个道理来激励学员。学员听他的课，如沐浴春风，如雨露浸润。有一次他讲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就问大家，书中引用了孟子哪句名言?学员纷纷举手说："天将......"庆云铿锵地念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念完，为了使学员加深理解，把这些字端端正正地写在黑板上，读了两遍，然后逐字地解释字面的意思，因为他小时候念过"四书"，对这段话的意思比较理解。他说："将来如果上天(现在指组织)要把重大责任落到你的身上，你就得要努力学习，绞尽脑汁，苦苦地追求革命理想；你就得艰苦劳动，让筋骨受苦受累；你就得经受饥饿，让身体消瘦；你就得经受疲惫不堪的煎熬，人困马乏；于是你的行动乱了套，不可能按照自己原来的意志办事。这样，你的心灵受到震动，性格坚强起来，原来不能办到的事现在倒能够办好。"

他解释完古文中的意思，好似言犹未尽，接着他又画出自己的人生画卷，将全景展现在听者面前。他继续说："以我自己人生已经走过的上段经历，认为事业是在社会大环境中，靠自己拼博出来的。我从七八岁起就参加田间的艰苦劳动，让稚嫩的筋骨受苦受累；我还得忍饥挨饿，把命活下，备受世上一切生活的煎熬，感谢共产党给我提供锻炼的机会，我才能去读现实生活这部大书。贫困或许是贫困者的财富，由于我经受住磨难，我从事革命工作后，就更能为老百姓着想，就能不怕苦不怕累，就能与党和人民风雨同舟，就能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他对党员修养中引用名句的通俗的解释，结合自己身世的生动比喻，使学员们易懂、易记、易做。他讲课的超人之处在于，不仅仅解释书中含义，而且能够站在人生画卷之前，将它全部的画意解释给学员听，让学员的感性和理性受到陶冶，从心灵中得到升华，许多争取入党的同志，由此懂得如何来锻炼自己，做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他为了给学员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当时还没有电视，只能充分发挥扩音器的作用。1966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报道，党校把它作为好教材，组织学员认真学习，并要求学员以焦裕禄为榜样，结合自己的思想，联系实际加以讨论。他在讨论前先发言，谈自己学习的体会，对照焦裕禄深刻解剖自己的灵魂，然后全体学员都联系实际谈认识、谈感想，从而端正人生观、世界观。这些学员的单位领导纷纷反映："从党校回来的干部都好象换了一个人!"

县委党校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那怎么办呢?庆云更注意用典型引路。他请"农民教授"--那些在战天斗地改造低产田的生产、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和单位代表来校讲课。他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别邀请长期坚持生产劳动的芹洋大队长张可书和在通天格上战天斗地改造低产田、取得大丰收的城关公社风星大队的大队书记周金莲、大展大队支部书记鄢礼匡等走进党校教室，介绍经验......

1960年3月，为培养密植能手、丰收骨干，党校开办为期7天的红色密植技术员训练班，培训全县各大队插秧能手、大队长、党支部副书记125名。首先学习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大好形势和任务。以及总路线、大跃进、党的领导等问题。在技术方面采取"四大"办法：教员讲授、小组讨论、实地观摩、经验交流。党校专门聘请农业技术员作溶田、播种、催芽、育秧、密植、新式插秧工具使用等的讲解和示范，还到温岐大队、县农械厂等进行实地观摩，解决操作中的难题。学员学习后普遍反映："十成秧苗十成收，秧壮密植增产多。"学员姚炳凯联系大队实际说："密植规格不同，产量相差一半。6×6密植比9 × 9稀植增产50。"大家一致表示回去后要坚决做到稀播种，育壮秧，因地制宜实行合理密植，早稻6×4、6×5、6×6；晚稻不过七，甘茹每亩3000株以上。"后来他们都成为农村春耕生产的骨干。1965年10月，县委党校举办230多位全县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的为期15天的政治训练班。这个班以毛泽东著作为教材，重点学习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愚公移山>等8篇文章，并请福清音西大队陈德顺、永泰芹洋大队张枚友、大展大队书记鄢礼匡、凤星大队书记周金莲等先进党支部介绍政治思想工作经验。通过学习，支部书记纷纷谈收获："过去对突出政治缺少具体办法，工作中存在着抓行政事务多，抓政治思想少的现象，甚至认为，生产是硬任务，政治工作是软任务，因此工作做不好。"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学员表态："回去后要把大队和生产队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普遍建立起来。"按照当时的提法是："一定要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

庆云以对党的无限忠诚，用心灵、用智慧、用人生经历、用党委工作方法去办党校。党校开出烂漫的山花，结出丰盛的果实，让大樟溪的水永远汩汩地流淌；让永泰的精神文明之花盛开，让永泰的山山水水常绿。

19．组织部工作

党委组织部门职责基本上有两大任务。一是干部工作；二是党的组织建设。有的称它为"干部之家"和"党员之家"。它涵盖着如何培养教育干部和使用干部，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做到"知人善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壮大党的队伍，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的战斗力。

组织部门的干部要以党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关心干部群众为依归。庆云在担任区团委干部、区委秘书、区委副书记、县委党校副校长期间，得到锻炼和考验，证明他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形成的观念比较成熟。由于他的亲身的经历、切身的体验、灵魂的顿悟，得到领导上的重视。1960年秋天，县委任命他为永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在他上任不久，刚好当时的组织部部长姚显功和继任的俞基泰先后分别兼任梧桐、大洋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的工作就落到庆云的肩上。

1960年，国家遇到暂时困难，干部遇到严峻的考验，与党同舟共济、风雨相随者占多数，与党离心离德、分道扬镳者也有之。在政治的暴风骤雨中一批人离开革命队伍，一批人进入革命行列，干部调配频繁。此时，调配干部工作既要快又要准，范围有县直机关包括科级、副科级、股级。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体制，包括书记、社长、党委行政秘书、公交部、农业部、财贸部、武装部干部、共青团、妇女干部等。当时干部是统管，全县农业、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股级以上领导均由县委组织部门具体负责考察或任命。

当时，政治形势急剧地变化，政治运动较多，有"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及反"五风""四清"等。同时每年还要从县直机关抽调几百名干部下乡协助中心工作。如春耕生产，夏收夏种，冬季生产，整风整社等，一下去起码半年一载。干部就得经常调整，组织部要根据形势采取相应措施。

1960年2月中旬，开发"万宝山"，县委抽调300多名干部下乡领导和参加开荒。下乡上山的干部都以革命的冲天干劲，深入生活第一线；都能服从当地党委的领导，克服困难，放下干部架子，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而在机关坚持工作的干部有的只留三分之一，要打破常规，猛干、巧干，一人顶三人用，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并完成一人一亩的开荒造林任务。

1964年永泰县有18个公社，共配有干部272人，要抽出一批干部参加点上社教工作队，坚持工作的力量不足。这时。组织部深入各公社，进行调查摸底，发现有11个公社骨干少，战斗力弱，还不配套。于是组织部向县委汇报后，采取六个办法，加强公社领导班子建设：一、调。把那些不能胜任的调整了28名；二、交。对那些缺点较多、群众关系不好的、不利开展工作的进行易地交流，交流了28人；三、提。根据德才兼备的原则，提拔11人充实公社领导班子；四、派。从国家机关、企事业部门选出6个长期在机关工作，缺乏基层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派到基层锻炼；五、代。书记参加点上社教后，以副书记代正书记，以社长代书记的办法，使他们挑起重担；六、带。县委加强公社党委的领导，上下挂钩，分片包干，做到"四帮"：帮思想教育、帮研究工作、帮解决问题、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干部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给全县的全面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组织工作不仅在于使用干部，还应着重培养干部，而干部工作主要是抓政治素质，这是灵魂、是统帅。于是组织部要经常了解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情绪，加强教育。有一次，庆云深入农村，发现有些干部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存在十个模糊的认识，他为此写了调查报告并向<闽侯报>反映。这十个模糊的认识是：一、生产是硬任务，政治是软任务，生产好坏马上兑现，政治工作好坏看不见；二、生产好当然是政治好，只要生产搞上去，什么都解决了；三、生产搞不好要挨批评，政治搞不好不点名，没关系；四、时间紧、要求急时不能突出政治；五、政治工作只能在先进地区做，落后地区和落后人不能用政治，要用"硬办法"；六、政治工作是政治部门的事情，业务部门搞好业务就行；七、上级领导机关要讲政治，基层干部主要是抓生产；八、做政治工作要有较高水平的人才能做，水平低的人做不来；九、农民反正是搞生产，不管政治不政治；十、政治不能当饭吃，不做政治也不会饿死人。<闽侯报>内参很快刊登这个调查报告，总编感觉问题很重要，立即决定在报纸上开展一场干部如何重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大讨论。

在大讨论过程中，庆云在县委党校召开部分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会，对如何搞好政治思想工作各抒己见。有的书记说：政治工作就要建立规章制度，并坚决执行。如上好党课、坚持过好组织生活等，当"班长"的一定要坚持，不能借生产或工作忙不执行。否则规章制度就会失灵。有的书记说：做人的政治思想工作首先要熟悉人的思想、脾气，做到一把锬匙开一把锁，要放下架子，平等待人。有的书记说：任务一来，首先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思想通，一通百通。有的书记说：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首先干部要站稳立场，大公无私，不多吃多占，自己心正，讲话、做事腰杆才会硬。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立即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促进全县的革命、生产大发展。

庆云在工作的实践中，十分重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典型，总结经验，进行推广。

1965年6月，庆云听说通天格(地名)上农民英姿勃发，战天斗地。他就爬上通天格探听个究竟，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通天格是永泰县海拔600多米的一座高山。城关公社凤星大队130多户人家零零落落地分布在这个高山之上，方圆60多华里。高山上的田地贫瘠，都是"犬骨田"。一年只种一季，每亩稻谷只打几十斤到百来斤，年景最好也不过二三百斤。通天格最高处叫石头顶，离通天格10多华里。山路崎岖，石头迭垒，寒气迫人，老虎出没，山地因此荒废。大队支部书记周金莲说："治山治田，首先不能有荒田，消灭荒山荒田，就要从石头顶开刀。"书记带领七八个民兵在石头顶安营扎寨，筑墙盖屋，搬石砌灶，抡锄破土。土硬震手，手裂血流，他们硬是垒起石坝，修筑梯田，种下了地瓜、蔬菜、青松，还饲养不少猪和羊。苦战一年，石头顶收成了谷子、地瓜，创造出可观的物质财富。这一年通天格上的单季稻改为双季稻，矮杆良种种植和晚稻倒种春都获得成功。复垦竹林4200亩，新造竹林场2500亩，抚育竹林2000亩，收入比上一年增加4成，还办起了农业中学。庆云与刘我信写了一篇题为<"通天格"上斗天的人>，刊登在1965年12月19日(闽侯报>。于是通天格成为农业战线战天斗地的典型，远近农民都来学习；掀起学通天的热潮，促进生产的大发展。

方庆云除了搞好本职外，对农业工作也非常关心。1965年春耕，他下乡到清凉乡小田村，发现这个村春耕生产搞得又快又评台。四、开展协作，以师带徒；五、搞好定额生产，调动生产积极性；六、干部做到五抓：抓思想、抓出勤、抓工效、抓进度、抓质量。当时插秧速度慢是全县普遍现象，这一篇调查报告是及时雨，在全县发生很大的影响，大大促进插秧的速度和质量。

20．暂时的困难

黄河有九曲，事物的发展也是曲折复杂的。1957年，全党、全国人民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国各族人民迸发出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取得一定成果。但由于经验不足，在胜利面前滋长骄傲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又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开展"反右倾"斗争，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的困难。这困难也波及永泰县。首先是"反右倾"的政治风浪也吹到城乡。1959年秋，有一天，县委在大礼堂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发出的关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件。突然，把原为县委常委、公安局长的刘同聚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受批判和斗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为一般干部，下放劳动。这位同志性格直爽，平时对看不惯的事总爱提意见，诸如浮夸风、强迫命令、大炼钢铁等等。此后全县层层批判"右倾"，有不少基层干部受到批斗和处理。有的被撤职，有的被下放劳动。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县委书记、副书记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结建国12年来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以迅速扭转经济困难局面。会议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了全党认识。会议也分析了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经验不足的原因外，根本的原因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中央七千人大会开得很好，虽然它未能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但是对于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农业生产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冬种可以自由一季，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对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的心情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前面提到的那位受到冲击的永泰县公安局长刘同聚也官复原职，调到连江县工作，担任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

农村的基层干部和党员在1959年"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还有不少。1962年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随后又根据军队的经验，建议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党员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对过去搞错的或基本搞错了的统统平反，除个别的严重问题的外，都不要"留尾巴"。这样，甄别平反工作迅速全面推开，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当时，方庆云在永泰担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也参与平反工作，积极主动地对该县受冲击的基层干部逐一进行甄别。并做好平反后的干部安排和使用。

1960年，是永泰县最为困难的时期。六月中旬，几十年不遇的洪水淹没永泰县。山洪爆发、河水猛涨。水势越来越大，要时间县城成了汪洋大海，县委办公大楼也被浸泡在白茫茫的大水里。可是，县委闻讯大部分乡村遭受洪水的肆虐，对此严峻的洪灾，虽自顾不暇，仍然派主要干部到农村第一线领导抗洪。庆云带了几个干部到了白云公社官村大队，与当地的干部群众一起，搞好抗洪救灾工作。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改天换地的英雄，在天灾人祸面前，广大群众不退缩，不怨天尤人，与天斗，与地斗，与灾害斗，最．终战胜了天灾，减少了损失，、度过了难关。

白云公社官村大队被淹作物面积达1200多亩，其中被冲毁水稻和蕃茹面积达30亩，正在灌浆的早稻全部绝收。方庆云和大队党支部据此集思广益，采取"救、扩、改"三种办法救灾：一救、对被淹的进行"围、排、洗、检、扶、补"。"围"，就是把被洪水冲崩的田塍围起来；"排"，就是把积水排掉；"洗"，就是把被淹作物的叶片上的泥土洗掉；"捡"，就是把田中垃圾、杂物捡掉；"扶"，就是把倒伏的作物扶起来；"补"，就是把被冲掉的作物兜补进去。二扩、挖掘土地潜力，进行开荒或扩种，组织开荒专业队开赴高山突击开荒百亩。三改。把被冲淹的60以上的稻田改种其它作物；被冲刷严重的25亩中的10亩改种单季稻，5亩改种蕃茹，10亩改种蔬菜；将被淹的其它作物及时补种粮食作物。经过社员们的齐心协力、奋力拚搏，当年不仅弥补受灾损失，而且比平时还增收24万斤。

真是祸不单行。永泰县在洪水之后，又遭遇旱灾。烈日当头，缺乏水源的田地干巴巴的，连耐旱的杨柳树也低着头在喘气。地上千，天空干，空气也没有水分，不时被风吹起一股股黄尘。受后的农民呼唤着亲人和领导，希望得到指点。

此时此刻。县委领导动员全县人民奋力抗旱保收。县直机关干部响应县委关于"全民动员战胜春旱"的号召，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决心与干旱作斗争。各机关每天组织300多人到温歧大队与农民一起挑水、车水灌麦、春播。农民听到县委机关领导干部在抗旱，受到很大鼓舞，也感到我们农民自己要奋力拼搏，战胜旱灾。方庆云率领部份县机关干部与农民兄弟在一起，起早摸黑地干：在靠近河边的田园，抬出水车，轱轳日夜不停地车水，做到人停车不停；在靠近溪流较远的地方挖水渠，集中几百个农民，分段包干，然后把一条条水渠连接起来，把水引进田里；在有地下水的地方，挖一口口的水井，挑水灌溉。

1962年，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自由一季，并实行包产到户。于是，1962年冬季开始，生产、生活才开始好转。

在这困难时期，能让老百姓吃饱饭的办法就是好政策，所以说"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至理名言没有错，它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

21．贤慧的内助

俗语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站着一个贤慧的女人。的确，庆云的妻子孙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老家在连江，其父孙宜尧，是连江著名的老中医。孙华继承父业，1959年考入福建卫生学校，1963年8月毕业后分配永泰县医院工作。

1960年，方庆云由于工作十分劳累，营养不足，患了肝病。他在福州市人民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复发。1964年夏天，他又住到永泰县医院。这时孙华在永泰县医院检验科工作，负责对庆云的肝功能进行检查，两人从而互相认识。从有关同事的交谈中。她逐渐了解了庆云是个贫苦出身和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日常廉洁奉公，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因超负荷地工作，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足才患上肝炎。她对他感到同情。她想。我父亲是个老中医，如有可能一定会帮他治疗。孙华对业务精益求精。对所有的病人一视同仁，在检验工作中一丝不苟，对人和蔼可亲，举止端庄娴淑，生活勤俭朴素，善于与人交往。后来在几个朋友的热心帮助下，设法予以撮合。1966年8月1日，他们俩结成伴侣，有情人终成眷属。当时结婚仪式非常简单，提倡革命化婚礼，不准请客送礼。结婚那天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晚上在机关会议室举行仪式。仪式由县委办公室主任刘我信主持。新人合唱一首<戴花要戴大红花>的歌瞳，把喜糖分发给大家。两人没有买新的衣服，没有穿戴婚纱，没有添置家具，没有豪华的布置，床铺也是用当时公家提供的普通的床架、床板。有几个单位的同事送来的床单、毯、蚊帐等，也全部退还，或折成现金退还。

庆云在回忆一生的成就时说，我是穷苦出身，身体又不好，如果没有党的培养和教育，就翻不了身，但是，如果没有爱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健康的身体。也就不可能一心扑在事业上，取得今日的成就。

庆云在回顾孙华对他身体、家庭以及事业的帮助时，谈了许多感人的事例。孙华针对庆云得病的原因，用她自己的全身心的爱去慰藉他，用自己学到的医学知识去护理他，同时还发挥她的父亲老中医的医术来根治好夫君的病。孙宜尧也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婿。经常用平肝、疏肝、扶脾的办法进行治疗。每贴中药的价钱不高，只有几角钱，几块钱，但是，开出的每一贴处方、每贴药，都是经过精心地考虑。孙华也不温不火地煎熬每一剂中药。这样坚持不懈地治疗七八年，使庆云身体渐渐好转。孙华对夫君的身体百倍珍惜，在家里注意饮食调养。庆云也比较自觉地遵守医生的劝导，不喝酒，少吃油炸的食品，不吃辛辣的菜肴。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根本治好了庆云的疾病，使他多年来的体检都是正常。

庆云与孙华结婚后，多是处在动荡的环境中，离开的时间多，相聚的时间少；想念的时间多，欢乐的时间少。在动荡的漫长的岁月里，孙华主动挑起照顾家庭的全副担子。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初，婚后不到一个星期，庆云就到福清搞"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春节前回到永泰。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发展迅猛，上下级失去联系。县委派他带一个随员和两辆自行车，到福州住在杨桥路省干部招待所，每天都要把福州了解的情况写信送给县委主要领导。1969年5月，长子方凯在永泰降生。9月，庆云到离县城30华里的台口农校搞斗、批、改。结束后，下放到永泰城关的石圳大队劳动。春节后又到福清江镜农场名为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实为下放劳动，包括插秧、除草、刈稻、种地瓜等。1970年12月，他又调到仙游糖厂当宣传队队员。直到1972年下半年，孙华才从永泰调来仙游糖厂工作，一家子才有初次的团圆。1974年1月，她即将分娩，由于庆云工作忙，孙华只得回连江娘家分娩，生了个女孩，名叫方曦；56天产假一结束，即把女孩带在身边，每天坚持上班，孩子放在托儿所，而三餐喂奶、喂饭还得自己负责。1975年上半年，庆云又离开仙游到莆田地委落实办工作。1977年10月，调到长乐县委。1978年春节后，孙华才又调到长乐与庆云生活在一起，这是在奔波了12年之后的真正团聚。孙华想起家庭经历的艰难：她要一面工作，一面照顾孩子。上班往往"三班倒"，晚上经常轮换夜班，就把孩子喂饱，哄小孩睡觉，把小孩一个人放在家里，轻轻锁上门，自己偷偷地溜走，急急忙忙跑到车间劳动。孩子是娘身上的一块肉，她总是忐忑不安，过一些时间，工作告一段落，就交代别人一下，赶紧跑回家看一看孩子，如果没事，马上又回车间继续生产。可是，有时当她跑回家时，突然孩子醒了，大哭一场："妈妈，不要走，我害怕呀!我害怕呀，这时她与孩子一齐哭。那有什么办法，总不能放弃工作。她拿一些玩具，糖果哄孩子，说："妈妈很快回来，别怕，别怕......"夜班回家，她先给孩子换尿布，再喂奶。睡片刻，孩子哭，她知道孩子的哭，不是饿就是哪里不舒服，她找出原因，采取措施，孩子就转哭为笑了。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她就起床，先煮饭，后赶到早市买菜，急急忙忙回家唤醒孩子，给他们穿好衣服，喂饱饭，送到托儿所，然后自己去上班。她就是这样周而复始，不停地连轴转。但她没有怨言，没有脾气，支撑起家庭的一片蓝天，让丈夫安心地工作，做出成绩。

虽然家庭劳累，孙华从不影响工作。1972年上半年，孙华从永泰医院调到仙游糖厂工作。虽然她是干部，实际是当工人使用。她担任溶剂车间培养丙酮丁醇菌子的工作。要培养这些菌子，需无菌操作，要进入40摄氏度高温的培菌室接种。从培菌室出来满身大汗，但她干得非常起劲，培养出了许多丙酮丁醇菌子。她不但坚持岗位，做好本职工作，还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别人看病治病。有一次，仙游糖厂宣传科干部谢清芳生个小女孩患先天性幽门梗阻。一生下来不会吃奶。母亲给她喂奶，一直吐。二三个月不见好转。家里人把小女孩抱到泉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开刀，可是，这要花许多钱，又怕女孩经不起折磨。在一家人无计可施、女孩生命垂危之际，孙华知道这个消息后，根据父亲曾教给她治疗这类疾病的单方，试开出几贴中药，每贴只四五角，只花几元钱，连服几贴，果然，就治好这个小女孩的病，小女孩的父母非常感激。这个小女孩前两年已经在省公安干部学校毕业。目前他们提起这件事，孩子的父母都称孙华是女儿的救命恩人。

还有两件令人赞叹的喜事。一是，长乐县金峰镇有一对夫妇，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家里人到处求医，找到孙华后，连续服了中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终于生下一个小孩。还有一件喜事，就是长乐计委一个干部的儿媳妇结婚多年，有习惯性的流产。胎儿不保。家里人到处找医生看都没有看好。公公婆婆爱抱孙子，丈夫爱当爸爸，媳妇肚皮大了就是保不住胎，丝毫没有办法。他们到县医院中医研究所找孙华医生看，央求她不管花多少钱，只要能够生个孩子就好了。孙华施展祖传医术，精心治疗。结果不久受孕保胎，家里人如愿以偿，这个媳妇生了男孩子。当家里人感谢时，孙华婉言谢绝。她说："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职。"长乐群众都说："孙华虽是县委书记的夫人，但她没有架子，而且待人和蔼可亲；孙医生医术高明，又不多拿群众的一分钱。她的医风医德是医学界的楷模。"

孙华良好的医风医德，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好评，县委分管领导和卫生局领导商量，提拔孙华担任卫生局副局长。当征求县委书记方庆云的意见时，他不赞成，理由是怕影响不好。还是继续让她当医生，为群众看好病。第二次县委再议此事时，大家一致表态通过时，庆云仍表示保留个人意见。建议县委组织部征求市委组织部意见。本来县副科级只要县委通过就行，庆云考虑自己是县委书记，而任命自己的爱人当基层领导，虽然所有的党委常委都同意，但还应该上报征求市委组织部的意见。庆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市委组织部认为不论是谁的亲属，只要符合条件，不是以权谋私，就可以提拔使用。于是同意提拨孙华担任长乐县卫生局副局长。嗣后，1978年上半年她调任福州市司法局教育处处长。

县委书记是一个县的第一把手，许多问题都来找他解决。有的人到家里找，有的人打电话来。由于庆云多数时间在外工作，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孙华接待。对此，她总是以礼相待，把每件事记载下来，如实传达给庆云；对于打电话来的人，总是轻声细语攀谈，把对方的意思清晰转告给庆云；对于有些人送礼来的，更是婉言谢绝，讲明为官之道，没有留有余地。有一个人送来一台洗衣机，放在家里，人就走了。庆云回家后，立即通知那个人，要他马上抬回去。孙华从来不参政，但是对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坚决参与抵制。庆云之所以能够为官清正廉明，办事尽心竭力，以后被提拔为中共福州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这当然与他的洁身自好和浩然正气分不开的，但与夫人的贤内助是有很大关系的，她带来的清新气息，宛如一股股徐徐的清风吹拂着夫君向着人生最高的精神境界攀登。

孙华不仅管好家务，工作上也表现出色。先后多次被评为长乐县先进工作者，福州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福州市"三八"红旗手、先进共产党员、华东政法学院函授教育先进工作者，司法部授予银星荣誉勋章等。

22．社教的经历

从1963年开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庆云回想起来，这些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扩大了打击面，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到后来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上意识形态愈来愈左的偏差，使之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3年5月，党中央公布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

党中央的一系列决定全党都要贯彻执行。1964年，根据中央的部署，福建省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省抽调力量，分批分期一个县一个县地进行。当时闽侯、福安(现宁德)地区抽调上千名干部，在连江做试点。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分别到长乐、平潭、福清县进行，一个县搞一年。永泰抽调200多名干部前往连江县。在县里设社教工作队总团，由省级领导干部挂帅；在人民公社设分团，由地市领导担任；在大队设工作队。永泰县分团驻在连江马鼻镇。开始时，工作队在县上集中训练两个月，开展"三查"(查思想、查出身、查作风)。采取"人人过关"的做法。每个人都要先自查，再由小组提问、追查。追查采取先易后难办法，即先查那些"问题"简单的人，把那些"重点人物"放到最后。有的人还未轮到"查"他，就已经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查了好几天。永泰有两个领导干部因家庭成分问题，分团部成立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还有一个镇副书记因为作风有问题，被清除出工作队，退回永泰。可见这是动真格的。工作队还"约法三章"：下队后要要实行"三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有一条只准吃蔬菜，不准吃鱼，吃虾、吃肉。可是，连江是沿海地区，当地主要产鱼，也很便宜，蔬菜反而少而贵。这就苦了许多干部。光吃蔬菜没有营养，有人饥饿得受不了。有一个干部偷偷地向渔民买了几粒熟鸡蛋。他不敢声张。把熟鸡蛋放在自己的抽屉里，等肚子饿了吃。而同他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几个干部也买了几粒生鸡蛋，放在这个干部的抽屉里，把他的熟鸡蛋换了出来。这个干部下村半夜回来肚子饿了，偷偷地拿鸡蛋躲在床铺里吃。想不到，身上和被子里突然变得粘糊糊的。开灯一看，怎么搞的!都是鸡蛋的液体?同宿舍里的干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们把他的熟鸡蛋吃掉，生鸡蛋换进去，是一场恶作剧。

工作队在农村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队员干部要深入贫下中农家中访贫问苦，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干部存在问题。

社教运动叫做"四清"，起初是清理工分、清理帐目、清理财物、清理仓库。从集体化以来相当多的社、队没有进行"四清"。农民又特别关心清帐目和清工分。这次运动总算进行了这几方面的清理。也使农民心中有了底。

这次"四清"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在"四清"中，工作队对犯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干部。让他们检讨，卸掉包袱，心情舒畅，洗了个"温水澡"，打了"防疫针"。对犯严重错误的干部要求虚心检讨，真心悔改，积极退赔，得到群众的谅解。对少数坏分子和完全丧失群众信任的人，才给予处分。但是，1964年，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提出的运动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原来"四清"内容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过火的斗争，大批基层干部受到打击，以致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连江、福清、长乐的造反派跑到永泰，揪这些工作队队员进行批斗。有些工作队成员早已闻讯，逃之天天。

第四章 激流冲浪

23．靠边站的困境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只见福州街头一片红色的海洋--大字报铺天盖地。一队队红卫兵冲进教育界、文化界，冲进党政机关，把许多干部、学者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来进行批斗。还有一队队的红卫兵押着"走资派"游街示众，这些"走资派"戴着几尺乃至一丈的高帽子，颈上挂着木板或铁板制的牌子，这些牌子是用布绳、麻绳，甚至用铁丝当作绳索挂上去的，于是，"走资派"脖子红肿或鲜血长流。牌子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反革命走资派×××"。这×××是名字，在名字上打红色叉子。好似绑赴刑场受刑。有的造反派还有"新"创造，叫"走资派"手里提着一面小锣，边走边自报"我是反革命走资派×××!""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其它无奇不有的罪名。有的造反派在"走资派"的脸上、手上涂上黑墨或黑油漆，以说明他是"黑帮"。

庆云到造反派设在省体育场或五一路(现购物中心)批斗省、市"走资派"的现场旁听。只见会场上人山人海，口号声、语录声此起彼伏。这边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那边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行动......"有的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口号喊完，由造反司令部的头头下令："把反革命分子×××揪出来!"于是，又一阵口号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几个彪形大汉像揪小鸡一样把"走资派"提入会场，让他跪在台前，面向群众。为让群众看清其"罪恶嘴脸"，彪形大汉抓住"走资派"的头发，硬把脸给仰起来，面向观众；或且在此基础上，把"走资派"的双手向后边高高抬起，头也自然抬起，做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这斗争过程，无限上纲上线，还要你承认罪行。"走资派"稍有反抗，造反派就拳打脚踢，所谓把反动派"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可谓凶狠至极。

庆云素来对党有深厚的感情，面对许多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中出生入死的、在建设新中国中建立功勋的老干部、甚至是省委第一书记也遭此扼运，心中很是愤愤不平。他看不惯这种"革命行动"，他不想在福州再呆下去，过不了几天即回永泰。可是，永泰也不平静。

1967年月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政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比前阶段，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永泰县与全国一样，县委、县政府瘫痪，造反派也向县委、县政府夺权。庆云当时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大小也算个官，也被列入县委"走资派"的黑干将名单之中，于是，也被靠边站了。

庆云在靠边站的日日夜夜里，无所事事，逼得他不得不回想这场运动，它的是非曲直真是难以言明。为什么党内这么多的干部都成了走资派?为什么要否定建国以来的伟大成就?为什么要否定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为什么?为什么?可是，这又是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能怀疑吗?想到这里，他又不敢再想下去......

想归想，干归干。他还得每天关心国家大事，还得看看报纸，看看大字报，看毛主席还有什么"最新指示"。他抽空写写大字报，也结合练练书法，或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和斗争。这时候的干部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主动投入运动，即使是被批判或斗争，也不计较个人得失。

造反派没有放松对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的批判和斗争。当时永泰县造反派与省城造反派都有联系，因为观点不同，也分为两派。

造反派为显示其革命性，经常批判当权派。有时开全县性的批斗会，当然县委书记、县长是首当其冲，而庆云虽然不是县的主要领导干部，但是，在批斗县一级领导时，有时他也得陪着。因为他帮助县委执行了刘少奇的"反动组织路线"。

有时县各口的批判会，庆云就是主角了。比如，县委机关的的批判会，他是批判的对象之一。什么是反动的组织路线?庆云实在搞不清。造反派偏偏要责令他检查贯彻刘少奇的"反动的组织路线"。比如，为什么要发展成分不好的人入党，提拔当干部?某某干部提拔以后犯了错误，你负什么责任?庆云回答："我们党一贯执行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的阶级路线。经我发展的党员中，绝大部分是成分好的，但是，也有个别人背叛了他(她)原来的阶级，政治思想、工作表现非常好，为什么不能发展呢?不能提拔他(她)当干部呢?......"造反派这时怎么能让你说理、辩白。在他没有把话说完时，就制止他，就轰他，高喊"方庆云执行一条反动的组织路线!"、"打倒方庆云!"。在有理没地方说的年代，往往是检查一次不通过，再检查一次又不通过，检查几次后才勉强通过就是对你客气的了。有许多干部检查多次都无法通过。就只得把他挂起来。还好庆云阶级出身好，历史清白．造反派也奈何不得他。

24．革委会的成立

1967年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等为头头的上海一批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夺取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权。于此同时，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党政以至各行各业都掀起全面的夺权风暴。在夺权者倾向于支持或反对原来的党政领导之间，在这一派夺权者同那一派夺权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此引发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

为了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还发布一系列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等。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

永泰县的造反派这时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夺权之后，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领导"斗、批、改"。当时成立革委会要分配领导名额，曾经引起一番论战。对立的两派中。一派说他们一贯正确，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应该在革委会中占多数席位；另一派不服，说对立派一贯搞打、砸、抢、抄，大方向大错特错，不应该夺取胜利果实，来"摘桃子"。两派一直坐不到一块。有时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一开会总是争吵不休，无政府主义十分严重。

怎么办?在军代表的主持下，举办"大联合"学习班。经过艰苦的思想工作，终于在争执不休中勉强达成协议，确定革委会成员名单。永泰县革委会由三个部分人员组成。一是造反派代表，二是军代表，三是革命干部代表。革委会主任由军代表赵宪文担任，副主任分别由干部代表、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担任。

县革委会成立后，还要成立几个办事机构。方庆云属于先"解放"使用的革命干部。但不能轻易地出来工作，必须作触及灵魂的检查，造反派通过了才能"解放"。方庆云因为成分好，历史单纯，人缘好，才作为第一批"解放"的干部。但由于他对"文化大革命"有些想不通，因此表现不那么积极，必须深刻检讨。检讨什么呢?实在难。头两次造反派不通过。第三次，庆云下狠心"触及灵魂"，才勉强通过。通过后被任命为县革委会组织组组长。基本上还是干老本行。

当时组织工作也十分繁重。因为县机关、县直的许多单位领导和农村基层干部多数被打倒，有的还在审查，这就要选拔一大批干部顶上岗位。这时他工作非常忙碌。即使是这样，造反派还总是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干部不放心，到一定的时候，就借口让他们离开岗位。

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毛泽东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说的虽然只是工厂，但实际上，同样的做法也用到其它各个领域。于是，方庆云于1969年8月，被调离到永泰城关20华里的台口，住进莆田地区农校，参加斗、批、改学习班。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有永泰县被打成"走资派"的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和县直机关干部，还有造反派的代表，共有100多人。十多年的干部遇到了新问题，既然那么多人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多人成了资产阶级?还要进行什么斗、批、改?许多人都想不通呀!

学习班一周安排几天劳动，一两次批斗"走资派"。批判中联系刘少奇的所谓"黑六论"：包括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以及"三自一包"、"自由一季"等，连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也在批判之列。

学习班最为严重的是"清理阶级队伍"。当时全国"左"的思潮泛滥，刚刚成立的革委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革命"、搞"斗、批、改"运动。但这个运动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整党建党"中，把一批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搞清楚的、又有正确结论的历史问题又重新翻出来进行审查。把他们打成"叛徒""特务""假党员""阶级异已分子"等。同时，有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特别是反对和抵制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部、群众，亦遭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

学习班还安排农业生产劳动。当时适逢秋收冬种和春耕时节，学习班人员都要参加犁田、耙田、插秧、刈稻等劳动。庆云是个老把式，样样农活都可以干。不过多少年没有干农活了，体力不如当年，这下他又体会到了特别的滋味。可是，当前的运动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全国这么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么多干部都被打下去，国家命运又如何?种种忧烦充塞胸中，如同一团乱麻，怎么理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这一切好比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上。

25．宣传队的生活

1970年春，方庆云与几位原闽侯地区有关部门的领导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的身分，到福清江镜农场。福清江镜农场在福清的南部，其西南面有一个大港湾--东港，东港口有鲎屿、青屿、小麦岛、小麦屿、虎屿、牛屿、小牛屿等。站在农场望见那港湾，海水是碧绿的，海浪像绿地毯涌起千艘渔船。农场前面是一片沙滩，涨潮时，浪花飞溅哗啦啦地奔腾呼啸，退潮时，海水有气无力地汩汩退去。面对这急风暴雨似的运动，宣传队的干部此时心中的潮水时而像涨潮的浪花奔腾呼啸；时而像退潮的海水有气无力地汩汩退去。

1958年，印尼排华时，党和政府派船从印尼接回受苦受难的同胞。祖国强大印尼华侨才有了靠山。福建华侨回国后多安排在江镜华侨农场，以让他们重建家园，努力生产度过困难。

江境农场有几万亩地，地面非常平坦开阔，但是，由于是海滩围垦造田，其土质是盐碱土。这种土壤遇雨变得泥泞，太阳一晒地面上的盐结晶成白花花的一片板结起来，表层下面碱性强，而且非常坚实，作物要从这种地里出苗非常困难。农场的职工曾经对它进行改造。他们的办法是：一是用淡水不断冲洗；二是种植田青等绿肥作物，以吸收盐分。

方庆云他们在海边农场里生活也别有风味。当时没有电视，只有八个样板戏轮番在电影院放映，人们都看过了，也没有多大的兴趣。最为宝贝的是半导体收音机，大伙随身带，有空就听它几段音乐。庆云喜爱书法，他经常把小字帖放在身上，一有空就拿出来，瞧它几下，临摹它几笔。由于地下潮湿，早上起床衣服裤子都带有咸湿的味道，鞋子筒里经常是湿鹿鹿的，空气里也都是咸味。这里虽然也种水稻，但产量少，吃的主食是地瓜、地瓜干，或且把地瓜干碾磨沉淀，做成地瓜粉，剩下地瓜渣也当做口粮。由于住的房子靠近海边，有时螃蟹爬到床铺底下，捉来煮了吃，也算是意外收获，苦中作乐。晚上海风呼呼地吹，海水哗哗地响，觉也睡不好，队员们经常想家，想自己的亲人，想国家大事。

当时农场派性还比较严重，由于他们对领导干部的看法不同，分成两大派，很难坐在一块。宣传队要做两派的联合工作，就必须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农场里的干部问题搞清楚。农场党委书记郭宪章是批斗的重点对象，在大批判中，有的"斗士"为表现自己的立场坚定、斗志昂扬，对领导干部声色俱厉，拍桌子，瞪眼睛，无限上纲上线，甚至动手打人，搞得另一派不满，节外生枝地引起新的矛盾。也有的造反派和风细雨，慢条斯理，引经据典，穿插事实地发言，反而令人心服口服。有的造反派心中没有"墨水"，生硬呼喊几句口号和毛泽东语录，空洞无物，招致台下一阵冷笑。不过这也都是一个过程，总算出了每个人几年来心中憋的气。庆云负责专案组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的人与事，认认真真地、实事求是地给予调查落实。

26．糖厂的斗批改

1970年底，庆云又被调到仙游糖厂，先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搞"斗批改""清队"，然后任政工组组长、宣传组组长、组织组组长、办公室主任，厂党委委员等职。

同庆云一起下放到仙游糖厂的干部有闽侯地区医院的党委书记陈潜、院长黄希胜、办公室主任杨春林、卫生局副局长董崇绍、闽侯地区银行副行长侯其财、永泰县副县长周永福等。陈潜是一个很风趣的老同志，庆云喜欢与他聊天。陈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非常奇特，当他与庆云谈起这段经历时，总是眉飞色舞。陈潜是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的学生，他对"文革，抵触很大。他说，我从红小鬼开始就参加革命，现在倒成了走资派，成为那些小毛孩子所谓的造反派批判和斗争的对象。他们有什么功劳，他们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三道四!陈潜的性格非常倔强，在批判斗争他的大会上有人喊："打倒陈潜!"群众就跟着喊："打倒陈潜!"而在口号停止的空隙，他以高昂声音喊："陈潜打不倒!"弄得整个会场啼笑皆非。造反派要想打他，他就喊："要文斗，不能武斗!"同时他握紧拳头，做打仗的姿势，由于他躯干魁梧，造反派也怕他三分。造反派把他关起来，他就从窗户跳下去，跑走了。他始终没有被打倒。"文革"中象这样始终对运动抱抵触态度的、坚强不屈的老干部大有人在。不过这些被尊敬的老干部，不是把造反派镇住而躲过劫难，就是被造反派整得死去活来。

仙游糖厂是全国有名的大型糖厂，1958年大跃进时建成，许多生产设备、工厂骨干由广东引进，有职工3000多人(包括季节工)，年榨甘蔗30多万吨，一年缴纳的税款达4000多万元。中央和省一级的报纸经常报道它们的发展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经验。

这个工厂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很高，组织机构很严密。有六个车间。一、农运车间。就是按生产计划，同甘蔗产地订立合同，预付一定的定金，每年按月从他们那里收购优质的甘蔗。工厂里有6列小火车和20几辆汽车，在生产大忙季节，日夜不停地运输甘蔗。二、压榨车间。把甘蔗输入大型的压榨机，由两台大型蒸汽机带动，把它粉碎，然后榨出甘蔗汁，压榨收回率达90。剩下的甘蔗渣拿来做纸。三、制炼车间。甘蔗汁经过加热蒸煮，结晶成糖，把一部分不是糖的成分通过离心作用流走，剩下来就成为纯净的白砂糖。四、动力车间。负责全厂的抽水、供电、供汽。五、酒精车间。把制糖后剩余的下脚料糖蜜提练成酒精。六、溶剂车间。这个车间生产丙酮丁醇，作为化工原料。在生产方面工厂还设生产科、计划科、化验室、总机班。党政方面设党委办、行政科(组)、人事科(组)、组织科(组)、宣传科(组)。(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科"都改为组。)

庆云在仙游糖厂担任党、政、组织、宣传干部时，面对如此庞大的工厂，心中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新中国建设的飞快发展，从大工厂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中，甚感工人阶级的伟大。他担任政工组组长、宣传组组长时，还组织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艺演出队)，经常深入车间为工人演出，编写工厂的好人好事广为宣传。在国庆、春节期间还带宣传队或电影队到南安、梅山、晋江青阳等地的部队慰问演出。他经常参加工厂值班。工厂实行24小时值班制。厂部和车间领导干部轮流值班。一周轮一次。值班时不能睡，交班时，要把当班时工厂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完成指标的情况，生产中的好人好事，存在的问题等交接清楚。他经常到车间劳动，体验工人的生活，从中发现问题，在党委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1975年夏天，他因为工作需要调到莆田地委落实办工作，离开他非常向往的大糖厂。

27．为假"特务"平反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他提出反对派性，全面整顿，落实政策。当年2月25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做好落实党的政策工作的通知>，要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案件进行复查。省、地、市、县各级党委都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专门工作机构，对"文革"中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进行纠正、平反。1975年夏季，庆云被调到莆田地委落实办工作。

莆田税务局原股长林琦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是一个帮派的头头，对方为报复他，栽桩陷害，说他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被逼供致死。死的时候，连家属都不准见面。林琦的妻子翁华(福州公交公司职工)，1975年一直要求落实政策，重新审查林琦的历史，还给他真正的面目。

林琦这桩案件事出有因。因为有一个名叫林琦的人，是福州人。1949年到台湾去，下落不明。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派性作怪，两派之间势不两立，千方百计寻找对方的问题，趁机把到台湾去的林琦，以张冠李戴的手法，套在莆田林琦的头上。林琦不承认，造反派就刑讯逼供，轮翻斗打，把他活活逼死。林死后，把他定为畏罪自杀，并株连家属子女。当时家属不服，不少干部群众也认为这是一桩冤案。为落实政策，莆田地委决定把这个案件作为一个重点案件，进行落实。但由于两派对此案件分歧较大，一派坚持认为林琦不是国民党特务，一定是搞错。另一派说林琦就是国民党特务。两派斗争如火如荼，各不相让，无论派那一派人去调查处理，双方都不信任，也不能信服。因此只好把这个案件交地委落实办、由与两派都没有瓜葛的人去调查，才比较公正，又能说服人。莆田地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最后决定把这个案件交给刚到莆田落实办不久的方庆云和林玉树，以及地区公安处科长林宜湍等三人负责此案的调查落实工作。

庆云与宜湍等翻开林琦的案卷，细细地查看，从中发现疑点，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专案组到福州市公安局和鼓楼区鼓西街道派出所，还到台江区和福州市工交公司分别找到两个不同的林琦家属进行查访。得到两个不同林琦的结论。一、两人出生地点不同。一个林琦出生地在福州台江区，另一个林琦出生地在闽侯县尚干；二、年龄不同。福州的林琦年龄大，闽侯的林琦年龄小，两个相差好几岁；三、父亲名字不同。福州林琦的父亲名字叫×××，闽侯林琦的父亲名字×××；四、结婚时间不同。福州的林琦解放前就结婚，闽侯的林琦解放以后才成立家庭。

经过深入的调查，以充分的事实证明闽侯的林琦就是莆田税务局的林琦，没有历史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潜伏的特务，是张冠李戴的冤案，应该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调查报告、"平反"决定均由方庆云撰写，并向地委常委会汇报。此报告经过莆田地委讨论通过，决定给予林琦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林琦的家属子女发放抚恤金和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林琦妻子翁华非常感激。她接到林琦"平反"通知后，亲自到莆田地委落实办．表示感谢!

28．"四人帮"的反扑

1976年春节左右，"四人帮"反扑。当年农历正月初五，阳光初照大地，然后一下子又下起雨来。莆田地委正在召开会议，部署一年的工作。各县委书记都参加。他们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其中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还决心继续整顿农业，清除派性影响，继续落实干部政策。可是，北京却传来相反的声音。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邓小平整顿方针，说这是右倾翻案，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紧跟"四人帮"的黑干将也掀起一股黑浪。莆田的造反派上串下跳，大肆"造反"，要揪斗莆田县委书记刘秉仁。刘得到消息早已躲开。但他们硬逼地委书记肖文玉交出。由于肖文玉患糖尿病，发高烧住在招待所，医生正在为他治疗，造反派却说他没有病装病，继续围攻。不让打针吃药。大概到下半夜1点左右，时任莆田地委组织组组长的自怀诚叫方庆云到招待所把一位同志带走，当时他没有说明这位是什么人，带去什么地方。半夜三更，人生地不熟，真难为了方庆云。这是领导交代的任务，庆云要执行。一路上两人默默地走，没有吭声。走了一段路，庆云问对方："你是谁呀?"对方答："我是刘秉仁。"庆云听了后感到惊讶。又感到责任重大。原来他就是造反派要揪斗的人。万一被他们碰上，那就完蛋。庆云心里想，一定要保证刘的安全。庆云问刘："你现在要去什么地方?"刘不假思索地说："都可以。"庆云原来以为按他要去的地方，带去就行了，可是，经刘这一讲，倒不知所措了。可是去哪里呢，庆云刚到莆田，举目无亲，又怕不安全。还是带回自己的宿舍保险。到了宿舍，庆云把自己床铺让给刘睡。并对他说："明天早上我会端饭给你吃，你好好睡，在这里保证没事。"安顿了刘以后，庆云回过来找到白怀诚，对他说；"你要我带走的人，已安排在我的宿舍，为安全起见，最好天亮前把他转移出去。"白怀诚道声；"谢谢!可以，可以。"后来庆云又到招待所观察造反派揪斗地委书记的情景，整夜不眠。想不到，待到天亮，庆云准备给刘送饭时，刘已经不见了。"四人帮"跨台后，刘秉仁才公开出现，分配到龙溪地委(现漳州市)任书记。

造反派连续几个月没有揪到刘秉仁，恼羞成怒，誓不罢休，就揪住地委书记肖文玉不放。肖文玉为保护同志，誓不供出刘秉仁的地址。造反派一再逼迫肖文玉，肖始终坚贞不屈。

肖文玉同志是南下干部，工农知识分子，他曾担任过省委农工部长、福建日报总编辑，福建师范学院党委书记。1975年担任莆田地委书记后，认真按照中央的部署，狠抓整顿，反对派性和落实干部政策，各项工作都有很大的起色。1976年过了春节，他准备大干的时候，又被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冲垮了。肖文玉同志经不起折磨，后来在福州被迫自杀身亡，地委落实办也因此被污蔑为"翻案办"，庆云不得不停止了工作，又回到仙游糖厂。而肖文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永远激励着方庆云，要为真理而斗争。

第五章 山河重光

29．"四人帮"的垮台

1976年，是中国多事之秋的年头：三个伟人相继撒手人寰，犹如三颗擎天大树突然倒下；建国以来最大的地震--唐山地震，天崩地裂，震撼着全国人民的心；"四人帮"虎视眈眈，加紧篡党夺权，国家的命运和安危系于一旦；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挥舞铁拳，砸烂妖魔鬼怪的决心已下。中国人民都希望早日从痛苦和悲哀中解脱出来。

1976年1月8日，无产阶级革命家、担任政府总理27年、德高望重的周恩来同志停止了呼吸。周恩来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还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四人帮"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费尽了心血。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北京十里长街，万人同哭的悲壮的送殡场面，反映了人民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对于失去这位领导人的极度痛苦和为如何摆脱灾难、争取国家光明前途的无比愤忧的心情。

庆云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痛哭流涕，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可是，"四人帮"仇恨周总理，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浩劫，不准戴黑纱、佩白花、设灵堂、写悼念文章。庆云当时在仙游糖厂，与党委的其他同志一起，冲破阻力，设灵堂，召开各种形式的追悼会、追思会。人们的心中黑纱片片、白花朵朵。大家以沉痛的心情，以悲痛的语言来悼念周总理，歌颂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和他那高尚的品格。

同年7月6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杰出的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朱德同志逝世。庆云与大家一样，对这位与毛主席一起打天下的朱老总由衷地敬佩。他想：如果没有他们艰苦卓绝地打下江山，中国人民还在黑暗中苦斗，贫苦的人儿还在苦难中挣扎，我一辈子也没有出头的日子。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市地壳剧烈震动，地下岩石断裂，大地剧烈摇晃，地上电光闪耀，惊雷轰响，狂风呼啸，百万人口的城市顷刻间夷为平地。天津房屋倒塌，北京城市摇晃，其北面哈尔滨，南边蚌埠，西向内蒙古、宁夏，东至勃海湾都感到异乎寻常的摇撼。这是惨绝人寰的一幕：唐山死亡242700多人。重伤164800多人。世界震惊，举国垂泪。可是，没有人性的"四人帮"，却丧尽天良地说："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他们不顾国家危难，人民死活，继续煽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自然招致人民的反对并要把他们打倒。

同年9月9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也不幸地永远地离开他领导创立的人民共和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亿万人民对他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缔造了党、军队和国家，对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建立的伟大功绩都怀有深厚、浓郁的感情。他们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这时，方庆云尤其痛苦，是毛主席使他脱离苦海，是毛主席使他走上革命道路，是毛主席使他成为革命干部。在追悼毛主席的大会上，他强抑悲痛，歌颂毛主席的伟大，希望干部、职工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把祖国建设成世界强国。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党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局势，使这一阴谋未能得逞。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欢乐的歌声震天了，高耸的山岳抬头了，奔腾的海水欢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内乱结束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来到了。

仙游糖厂的职工欢天喜地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四人帮"垮台后，在全国掀起一个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全国性运动。清查他们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和残渣余孽，消除隐患，以免他们死灰复燃。仙游糖厂党委成立专案组，庆云担任组长。为清查出江青反革命集团帮派骨干的罪行，仙游军队还派出宣传车，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收回被抢的武器，撤除武斗工事、关卡、据点，解散非法组织，迅速改变混乱局面。糖厂生产又开足马力，扶摇直上。

30．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的破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正因为这些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始终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他们的抵制和斗争下，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由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都遗留下许多冤假错案，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尽快地恢复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包括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1977年10月， <人民日报>发表了胡耀邦指导下写成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这也就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破除了办案思想和方法上的"左"的倾向，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新局面。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大会及时地、果断地决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冤假错案，有步骤地处理建国以来历次运动的遗留问题，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因此，当时把组织工作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

此时方庆云调到长乐担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落实政策工作。县委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潘受宜、廖香仁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还抽调一批党性强、作风正、工作扎实的干部开展工作。

首先，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冤假错案。全县平反2146人。长乐县县委、县政府和公社领导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特务、假党员、阶级异己分子等干部。受到打击迫害、错误批判和斗争的进行平反、恢复名誉，安排适当的工作。被迫害致死的，则召开追悼大会，给予平反昭雪，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善后工作。原副县长梁继安是南下干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派"，大会小会被批判斗争，他意志坚强，绝不屈服，也绝不讲违心的话，因而屡被残酷批斗，终因悲极怒极而患癌症，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离开了人世。县委落实办给予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大快人心。

其次，平反"右派"。长乐县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有老师、县机关干部等101名。因为划为"右派"，这些人都被开除公职，自己受到惩罚，也株连及家属，有的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翻开当时被打成"右派"的材料，从中不难看出，绝大多数是响应当时党的号召，在党整风中向党的领导干部提出批评和建议。大部分意见还是正确的。党员干部中的一部分人的确存在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如瞎指挥、浮夸风等，对某些领导提意见怎么会扯到反对党的领导上去呢?有的意见虽有些偏激，但都是怀着对党爱护为出发点，并无恶意，更没有反对社会主义的动机。县委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做法，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经过-个一个材料的审查和核实，第一批就平反了70多人。占70，第二批除法人继续核实外，其它30名也全部平反。安排他们相应的工作，达到退休年龄的给予退休，已死亡的办理相关手续，给他们的子女发抚恤金。被平反的同志接到通知后，有的虽然交通不便，却都连夜赶到县城参加平反大会。长乐县委召开平反"右派"的会议时，被落实政策的人非常激动，有的痛哭流涕，感谢党给他们第二次政治生命，有的人感到突然，认为自己这一辈子一定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想不到还有平反的这一天。其中有一个人被平反后兴奋得过度，回家后突然精神错乱。莆田地委领导认为长乐县落实政策的工作雷厉风行并且扎扎实实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通报表扬长乐县平反右派工作的做法。

第三，平反"地方主义分子"、落实地下党政策。解放初期福建干部队伍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南下干部，另一部分是福建的地下党成员。解放后，福建的地下党成员中因为有的安排不够恰当和其他有关方面的问题，向有关领导和部门提出些意见。因此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受到不应有的处理。有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受到打击，甚至被判刑坐牢。这些错误的做法，长期得不到解决。1980年，项南担任省委书记期间，省委根据党中央落实政策、有错必纠的精神，对地下党的问题进行落实，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该恢复党籍的恢复党籍，合理安排工作，有的提拔使用，并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这部分老同志很早参加革命，年龄都偏大，按当时有关规定，55岁以上的干部不提拔，可是对落实政策的地下党干部，则采取破例抢救提拔使用的办法，使许多人走上领导岗位。如地下党干部陈峰同志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并被判刑，平反后安排担任企业局局长和政协副主席等职务。省老同志王康禹、苏华等先后到长乐检查此工作，都感到满意。

第四，平反不纯分子。所谓"不纯分子"和处理"不纯分子"的政策，是在"反右派"后期由省委决定的。据说1958年，当时有位省级领导干部到福安地区某个县视察，见到那里原来是地主、恶霸的子女，相当部分都在国家机关工作。他感到这不对头。于是他要求福安地区进行处理。提出凡是出身于地主、恶霸家庭的子女，对现实不满而"混入"革命队伍的要清洗出去。当时省委把福安地区的做法批转全省执行。因此，有不少干部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开除、清洗，仅长乐县就处理了81人。比如有一个干部在某区当区长，工作很出色。有一天，他接到通知去县里报到，但不知道去干什么，区里的同志还为他调去县上工作感到高兴，为他办饯行，他自己也踌躇满志。可是，第二天到了县里，晴天霹雳，就是因为家庭成份问题，被定性为"不纯分子"，宣布开除公职，进行劳动改造。这真是莫名其妙，对他打击太惨重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庆云在落实政策工作中，感到此类问题应列为落实范围。他于1978年以县委组织部的名义专题写了个报告，并专程到省委组织部汇报。大意是：我省处理不纯分子是唯成分论的做法。一个人的出身是无法改变的，但是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他们从小投身革命，出生入死，做出一定贡献，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怎么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打成不纯分子呢?即使他们中也有犯过一些错误的，但充其量也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怎么能提高到阶级矛盾加以处理呢?庆云认为，不管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处理的，只要是错了，就必须纠正。因此建议在长乐进行试点。省委组织部认为此事关连全省。事关重大，需要请示省委才能决定。这次虽然没有得到省里的答复，但庆云满有信心地认为，这个问题迟早总会解决的，等着瞧吧!真的过了不久，省委发下文件，对不纯分子的不当处理进行落实。上面提到的那位区长也恢复原来待遇，安排一所中学当校长。庆云等还为那些被错打成所谓"假劳模"、"黑样板"、"演黑戏"等的人平反。

第五，落实华侨政策。长乐是重点侨区。过去许多人因为生活所逼，飘洋过海，到国外谋生，靠出卖体力，拼命挣钱，省吃俭用，把积累下来的一些钱寄回家买地、盖房。他们的钱不是靠剥削得来的。可是，在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他们中有的被评为华侨地主，没收他们的土地和房子。伤害了华侨的爱国感情。根据中央侨务政策的规定，落实被评为地主成份的华侨政策，退还给他们的土地和房子，房子如果已有人住的，要迁出另行安排。此举得到海外侨胞的欢迎，增强华侨爱国的感情。

第六，落实宗教政策。宗教信仰是受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保护的。但在"文革"动乱期间，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许多寺庙、教堂以及名胜古迹遭受严重的破坏，所有神职人员被扫地出门，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有的寺庙教堂改办成工厂，甚至有的成为畜牧场。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宗教政策得以落实。长乐城关教堂办了印刷厂，县委令印刷厂迁出，原址交还教会。其它如鹤上的龙泉寺、洋屿的云门寺、潭头的二刘岩(晦翁岩)、猴屿的屏山寺、古槐的竹田岩等都一个一个地落实政策，归还寺庙。于是，教堂重新响起了朗诵圣经的声音，善男信女们又开始向主耶稣顶礼膜拜；寺庙缕缕香火又随风飘上佛殿上空，和尚又披起袈挲敲打暮鼓晨钟。人们在安祥地度过一天又一天。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仰自由政策，证实了我们的党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政党，也是值得人民大众信赖的党。

庆云在落实政策中无私无畏，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行动雷厉风行，案件处理有凭有据，资料整理清清楚楚，经得起历史检验，得到被落实政策的人的一致赞扬和上级领导的肯定。

31．制定《约法三章》

1983年12月，长乐县在调整班子时，方庆云被任命为县委书记。

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可是其余毒仍滞留世间。干部队伍中走后门、拉关系，多吃多占，多头房、乱盖私·房、多占地、占好地，借婚丧喜庆，大操大办捞取钱财，甚至搞投机倒把，违法乱纪等不正之风大有人在。有一位县级干部，借儿女完婚之机，大操大办酒席，真捞了一把。这事给县领导机关抹黑，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群众告到省里，这个干部受到党纪处分。如何防止和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如何爱护干部，立党为公，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以提高县委、县政府在全县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这是方庆云担任县委书记时心中首先考虑的问题。

1983年12月17日上午，长乐县委、县政府举行新老班子交替座谈会，两套班子新老成员互相谈心、相互勉励，充满团结、合作的气氛。

下午，方庆云主持召开了两套新班子成员第一次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心从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根据党章和整党的决定等有关文件的精神，讨论通过了长乐县委、县政府的<约法三章>，要求所有班子成员带头认真贯彻执行，以克服不正之风。12月19日，就在长乐县委、县政府公布此文件后的第二天，省委办公厅在<情况简报>里，将此<约法三章>原文照发给省委常委、省直机关党组。可见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兹抄录如下：

长乐县委、县政府<约法三章>

一、不搞特殊化，不开、不走后门。

1．住房面积不得超过规定标淮，不为亲属、子女多要房、要好房。

2．不得占用国家和集体的土地、劳力、三材、资金和运输工具等，为自己盖私房。

3．不为亲属、子女、招工、招干和调动工作走后门。

4．不为亲属、子女和亲戚朋友走后门搞农转非。

5．不为亲友出国走后门，不得干预有关部门的审批出国工作。

二、廉洁奉公，办事公道。

1．不用公款请客送礼，下乡不搞大吃大喝。

2．不拿不合理的奖金、补贴。

3．婚丧喜庆不大办酒席，不发红贴，不收礼。

4．办事坚持原则，不讲情面。不用感情代替政策。符合政策的事，不管是谁都要积极去办：不符合政策的事，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办。

三、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

1．凡重大事情，都要摆到有关会议上集体研究。讨论时，要畅所欲言，充分发表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2．集体作出的决定后，要坚决执行、保证实施。个人不同意见允许保留和向上反映，但行动上不能消极或抵制，更不允许任意推翻。执行中遇到问题或发现行不通，要及时提出复议。碰到特殊情况，必须当场作出决定的，事后也应及时汇报。

3．严守机密。正在酝酿、讨论的事情，特别是人事安排和对干部的处理意见的，任何人不得泄露。

4．党内向志一律称同志，不要称呼职务。

方庆云新任长乐县委书记，即与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共同讨论订立(约法三章>，给县委、县政府带来一股清新的政治空气。作为县委第一把手，他在贯彻执行<约法三章>方面，身体力行，说到做到。

有关全县重大问题，庆云总是把它摆上议事日程，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乃至发表不同看法，然后集思广益，作出客观正确的决定。他从不主观决定重大问题。于是，县里主要干部能够叠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

有关的部门业务，由分管领导大胆负责处理，他从不插手。比如干部人事问题，按干部管理的权限，县委主要负责县直部门、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学校长的调配，其它则分别由职能部门决定。有的人找他要求调动问题，他就告诉他们说：你要找分管的领导和主管部门。有的人为此给他写报告，他也是请有关部门解决。所以县里各部门领导说：与方书记在一起工作心情舒坦，可以放手地干，没有什么顾虑。

县里只有一部小轿车，庆云不轻易使用，只是用于往省里开会或接待重要客人，而下乡都是用吉普车。农民称赞说：方书记农是身，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好传统，没有特权思想，尽量节约开支，是一个好干部。

庆云家安在县委大院里，住的是公家的宿舍。有关同志建议他在长乐盖一幢房子，并帮助选一块地留给他。并说，如果你要盖房子，可以提供三材、劳力，请最好的设计师，请最好的施工员。可是，庆云不同意，他以身作则，说，如果我开了个头，人人仿效。不是会刮起全县干部占地盖房之风吗?

既然制订了<约法三章>，就要坚决执行。县里的领导干部每半年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在会上大家都要报告自己执行的情况，也可以互相提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现问题即时帮助和纠正。

县委方书记在整顿不正之风的面前，也毫不手软，他带领一帮人在反走私斗争中敢于碰硬，对干部队伍中的违法乱纪行为严肃批评、认真查处，对干部中的好人好事进行表彰并树立令人崇敬的典型。

1985年6月26日，<人民日报>以<长乐县委从领导干部做起端正党风>为题目，发表了记者曾祥平对长乐县委认真查处经济案件，加强党风党纪教育的报道，全文如下：

中共福建省长乐县委从抓打击走私、查处经济案件入手，端正党风，出现经济迅速发展，党风民风好转的新局面。

从1981年1月以来，中共长乐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走私斗争，大刀阔斧地抓了党的基层支部的整顿和查处内部经济案件，毫不手软地查处了县工商局，一号缉私艇、边防大队、梅花镇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缉私走私、执法犯法的大案要案。县委这样敢于碰硬，使反走私斗争取得显著成效。挽回了党的声誉。

长乐县委认为，一个县要有好的党风，首先应从县委领导班子做起，严以律己，方能正人。1983年，经过调整的县委新的领导班子作出"约法三章"的决定，对过去县委班子成员向工商局购买的便宜货和春节向村镇低价买的副食品，要求一律补交差价，并作检查。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县有26个单位197人补款2，39万元。去年，在县党代会上，又通过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决定。县委领导干部说到做到，身体力行，至今没有发现县委领导成员乱占地盖房，为亲朋子女搞"农转非"、招工转干走后门问题。今年，在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中，县委敢于碰硬，组织检查组对违法乱纪的干部分别进行处理，很快纠正了新的不正之风。

抓住典型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是长乐县委端正党风的又一条经验。营前镇海星村党支部书记林春来是人人佩服的捕鱼能手。他任职二十多年来，总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四次去后进队指导生产，后进队一个个富裕起来，而他自己却因此减少二三万元收入。在他带动下，全村党员干部廉洁奉公，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每年国家分配给海星村上千吨柴油，几百方木材，全村干部都寸木不取，滴油不沾。在走私贩私猖獗时，全村没有一个人参与走私贩私活动。他们所捕的鱼除少量自用外，全部卖给国家，集体从未卖过一斤高价鱼。1982年以来，海星村党支部先后被省委及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党支部"、"文明村"等光荣称号，长乐县委紧紧抓住这个先进典型，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采取多种形式，在全县普遍推广，号召全县党支部、党员向海星党支部学习。1984年。全县涌现出30个先进党支部，45个先进党小组和236名先进党员。

党风正，民风变，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迅速向前发展。去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03亿元，比1980年增长9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出现了新的局面，原来被视为"老大难"的金峰镇不仅恢复了著名的"商业集镇"风貌，成为军民共建的文明先进单位，受到福州军区和省人民政府的表彰。

古语说：树正何愁移月影，根深哪怕大风摇；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全村看的是干部。长乐县之所以党风正，民心齐是与党委书记这一棵"树"正、和"根"深有着重大的关系的。方庆云在长乐县委书记任职期间狠抓党风和廉政建设，使全县各级领导干部中没有发现重大违法乱纪的案件，还被评为全国纪检工作先进县，得到中纪委表彰。

32．中央一号文件

中国农村在1958年公社化以后，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民毫无自主权和积极性。致使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改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全国还有1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安徽风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21名)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并赌咒发誓要按他们达成的三条协议办。这封保证书是这样的(全文照原样抄录)：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关廷珠 关友德 严立苻严立华严国昌 严立坤严金昌 严家芝 关友章 严学昌 韩国云 关友江 严立学严俊昌 严美昌 严宏昌 严付昌 严家其严国品 关友申

小岗生产队一年大变，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许多地方仿效，也引起激烈争论。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一直支持农村此项改革。1980年起中央连续五年发出有关农村工作的重要文件。如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2年初中央发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等。党中央的一系列农村政策，在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国家还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免农业税收，恢复和扩大自留地，允许家庭副业生产，开放农贸市场，并对农村流通体制和产业结构进行了局部改革和调整，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使农业生产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1984年的中央的"一号文件"，给长乐县委带来一个个重要政策，给农民带来一股股驱寒暖流，种种限制农业生产的清规戒律，件件阻碍农民致富的无形枷锁，被抛弃了，被解脱了。

方庆云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在农村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知道农民的疾苦，知道农民要的是什么样的政策。他的心里美滋滋的，决心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的一号文件，让长乐早日冒出万元户来。好的政策如何迅速、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基层去，使农民真正受益，用什么办法好呢?他冥思苦想。有了，他要用一种最通俗的语言，最简练的文字，最生动的形式，把党中央的声音告诉给农民兄弟。庆云当过秘书，对文字很有讲究，特别对拟定给农民看的文字尤其擅长。他在深刻领会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个允许、三个鼓励"，提供给县委讨论。县委一班人，感觉太好了，都说：这十个允许、三个鼓励，不但把中央关于农村的政策包括进去，而且还根据长乐的情况有所发展。特别是言筒意赅，鲜明生动，易懂易记，容易贯彻。全体通过。全文如下：

中共长乐县委

关于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通，实行"十个允许"、"三个鼓励"的决定根据中发(1984年)1号文件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为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商品流通，县委决定重点把多种经营中的种植业、养殖业、社队企业和外贸、外经等三项搞活。实行"十个允许"、"三个鼓励"。

"十个允许"是：

1．允许农民个人或合股承包集体企业，创办农工商公司；

2．允许农民个人或合股跨队、跨社、跨县、跨省从事开发性生产或商业活动；

3．允许个人或联合体经营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后的农、工、副产品；

4．允许个人或合股从事长途贩运；

5．允许"两户一体"招聘技术帮工；

6．允许侨资、外资和社会闲散资金独资或合股办企业，

合资的可实行股金分红；

7．允许个人或合股对山场、水面、滩涂进行任何规模的长期承包；

8．允许社会上的技术人员自动流动，聘请能人，工资由双方面议：

9．允许社队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不封顶；

10．允许农民进城开店经商。

"三个鼓励"是：

1．鼓励华侨、外商来长乐开展"三来一补"、劳务出口等项目；

2．鼓励杜队或个人到外县从事开展性生产；

3．鼓励各部门、各单位从技术、资金、物资和信息等方面支持"两户一体"。

为了使政策和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让家家户户都知道，县委办公室将此<决定>铅印10万份，发到每个农户家里。县委制订的一张张"十个允许、三个鼓励"，像雪片般飞进千家万户，像催征的战鼓在农村、渔村擂响。农民、渔民的心里乐开了花；田野、山林充满了欢笑；沿海、滩涂鱼苗儿、贝类儿活蹦乱跳；"草根工业"如雨后春笋地开放；长途贩运的车子突突突地响；农村商店一扇扇大门如春天的花蕊盛开......

农民兄弟说：好的政策解放了生产力，好的政策得民心，得民心者就要让人民富裕起来，我们的县委得民心呀!

33．处理来信来访

庆云在农村经常听到这句俗语：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蕃茹。毛主席也经常提醒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谁把老百姓装在心目中，老百姓就会向他倾诉衷情。长乐县老百姓听说县委提出了干部要执行<约法三章>的新鲜事。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新任的县委书记，把知心的话儿对他说。

农民要找县委书记不容易，因为他经常在乡村转，搞调查研究，那就写信吧。县信访科交给县委书记每一封信，多是来自农村群众的信，或许字迹不那么端正，文旬不那么通顺，一般是引不起人们注意的。但是，方书记却对来自农村基层的信件特别有感情。不仅每信必看，看了以后，还要抓紧解决问题，做到封封有交代，件件有着落。

1984年他担任长乐县县委书记以来，一年的时间里，亲自阅批的人民来信就达300多件。从中也引出许多故事。

首占乡首占村社员郑克泡听说新的县委书记方庆云很关心群众疾苦，急急忙忙给这位新的"父母官"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的房子问题。他一家7人与伯母共有的半幢"六扇五"房屋，是他的华侨叔叔寄回外汇建筑的，并赠送给他的。伯母病逝后，村里以处理"遗产"为由，不加区别地将他一家与伯母共有的房屋收归村里所有，以后还卖给本村社员。郑克泡曾多次上访要求落实华侨政策，可是一直得不到解决。方庆云接信后立即批了具体意见，县委办公室领导带领信访科的全体同志，一起到首占乡召开专门会议，经过反复协商，终于统一了思想认识，认为这是华侨的房屋，不能归公，从而划清了政策界限，当场拍板定期归还房屋。这桩拖了4年的悬案得到了完满的解决。郑克泡这位上访户深为感动，向县信访科和首占乡送了两面大镜框，上面写着"为民办事，温暖人心"、"归还产权，感恩戴德"。海外侨胞闻讯，为中国政府对华侨的关心深受感动。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到其它各乡村。

1984年3月，玉田乡大溪村养鸭专业户陈永凯、陈丽潭等人来信向方书记告状：因为村里"鸭埕租"收费过高，他们连续两年无法向村交清租费，于是被村干部抓去母鸭200来只，村干部把这些鸭作价卖给群众。他们忍无可忍联名写信给方庆云书记。方书记把他们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把这些写信告状的农民兄弟请到自己家里"作客"，耐心地听取他们的申诉。接着，他顾不上吃午饭，就认真看"告状信"。在掌握了真实情况后，立即指定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带领信访科干部到当地去，协同乡党委做过细的说服、调解工作，使这起"鸭埕租"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方庆云处理的群众来信，不仅要把信中问题搞得"水落石出"，得到解决。而且还交代要保护写信的人。1984年7月初，吴航镇西关村一个叫王碧玲的初中女学生写信给<福州晚报>，反映某些干部向居民摊派造龙舟的费用，加重农民负担。方庆云收到报社编辑部转来的这封信后，马上批转吴航镇处理。此事传到西关村，有些人风闻是王碧玲写的，于是攻击王碧玲"爱出风头"，是一个"骚货"等。小小的年纪怎么能经受这样的打击，王碧玲听到这些风言风语，赶紧跑到福清县一位亲戚家里，躲藏了起来。方庆云听了信访科的汇报后，批评吴航镇，给吴航镇镇长挂电话，要他亲自处理这件事。当天，镇长就来到王碧玲家里，找到她的父母，说碧玲反映的问题很重要，也符合事实，县委方书记要求我们来处理这件事，我们镇会替她作主，希望动员碧玲回来，保证小王不再受到打击报复。镇长还派员走访了西关村群众，做了许多的思想工作。最后由镇党委作出<关于坚决刹住各种不合理摊派的决定>，刹住了这股歪风。一个初中生的信，引起县委书记的重视，并得到妥善的解决，还引发出一个文件，受益是老百姓，这是人们意想不到的。

有一次县委收到一个电话，那是边远小岛长屿大队大队长打来的，向县委诉苦：我们这里地处天崖海角，有六难：买粮难、买货难、照明难、上学难、就医难、买药难等。以前我们干部群众都作过反映，也写了报告。可是，上级领导这个看、那个阅；今天讲讨论、明天讲研究；左一个请示，右一个汇报；再就是有的批示"请有关部门研究"、或"共同讨论一下"，等因奉此，久拖不决，不了了之。我们的日子真难熬。听说来了个新的县委书记，我们再度恳求，予以解决。作为"父母官"的方庆云书记，以前在偏僻农村呆过，尝到这一类的辛酸苦楚，把群众安危冷暖记在心头。他二话没说，率领县委、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10多人，一起下到海岛塘屿大队现场办公。长屿岛在长乐县东南面的最末端，离陆地还有几十公里，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从来没有见过"县太爷"下来，而今天大小县官一齐驾到，这是盘古开天地以来的头一回，全岛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更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一天内，县官们一股脑儿地把他们所提的六个难题都解决掉，各有关部门都把任务领了回去。长屿大队的干部、群众对此异常振奋，奔走相告：千年万年没有的事，今天有了。我们就要有粮店、百货、电灯、学校、医院、药店啦，千恩万谢共产党派来了为民办事的"父母官"......

34．"运销者"的苦衷

庆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有事没事经常到处跑一跑、走一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那时他穿着很随便，经常穿着便服，甚至穿着补钉的衣服，不让人看出来是个县官。

有一次他到江田乡，看到这里在县委"十个允许、三个鼓励"的政策推动下，生产蒸蒸日上，货源充足，人们喜气洋洋。一辆辆的拖拉机满载着专业户生产的各种农产品、畜产品、海产品、日用品等运往省城福州。可是，满心欢喜地出发，却垂头丧气地回来。群众强烈地向县委书记反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县委方书记与工商局的领导一起听汇报，并派工商局的同志跟车前往看个究竟。却原来，一路上关卡甚多：城关、营前、乌龙江、福州的白湖亭等一路上有五六个检查站。每个站都要收"买路钱"。真够严重，关卡多，七税八费，再扣除车费，本钱，农民所剩无几，有的还不够本，他们叫苦连天。

这怎么行?方书记想：这样会打击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更主要的是影响贯彻执行中央一号文件。这是个原则的、不可忽视的、带有全局性、全省性的问题，只有向省委反应，别无它法。庆云怀着对党事业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以县委办公室的名义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运销专业户者的苦衷>，并提出必须取消过多的关卡的意见。

省委书记项南是非常关心群众疾苦的好领导，他对长乐县委办公室的来信极其重视，亲自批阅。当初他来福建时，根据福建省有1亿多亩山地和相当于福建面积12万平方公里的近邻海域，这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是福建的现实，他遵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曾在1981年提出"福建要翻身、大念山海经"的大战略。随后福建省开始了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走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康庄大道。他提出必须给农民优惠的政策，让农民富裕起来。可今天到处设置关卡，违背他的初衷。于是，他命令省有关部门派员微服察访，搞个水落实出，制定相应的政策，对此加以制止。

省委调查组兵分两路，一路到沿海一带，一路到山区一片。当他们来到沿海一带时，只见那从海边来的_辆辆拖拉机或卡车奔驰而来，满载着农民哥、农民姐，车上的货物五花八门，但是多数是海鲜，有蛏、蛤、鱼、虾、蚬、蚶、蚌、蚝(牡砺)、蟹、蝠等，还有猪、牛、羊肉，鸡、鸭、鹅及其蛋品等。山区那一片，同样是一辆辆拖拉机和卡车，载着山里进城的农民兄弟姐妹。他们运来的是猪、牛、羊肉，鸡、鸭、鹅及其蛋品，还有白蘑菇、黑蘑菇、白木耳、黑木耳以及大米、地瓜、水果、土布等。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几年来由于贯彻省委书记项南关于大念"山海经"的战略思想，结出了丰硕果实。但是，这只是初步的成果。这都是专业户个人生产的，不论沿海、山区运来的东西品种虽比较多，但每一个人带来的数量都有限，或一担，或几十斤，农、林、牧、副、渔产品价值也不高。

比如，有的专业户运一担粮食，还不值100多元；运一担鱼，只值200多元钱；运一担水果，只能卖100多元；或且运几十只小鸡，也只卖100多元。可是一路上一个关卡要收十几元至二十几元，七缴八收，农民收入的钱大部分被收缴去。农民一路上骂骂咧咧，都埋怨这些人没有天理良心。农民如若不肯缴钱，有的东西就会被没收，有的秤被折断，要不双方就打起来，参加打的农民就被抓起来。调查组的同志一路上把每个站收费情况一一记载，回到省委后进行结算，真够惨，七除八扣，加上车费，农民所剩无几，有的还不够本钱。农民自产自销，有的替人代销，都是小本生意，怎么能应付一路上这么多的关卡收费。真是负担太沉重了。有的农民说，我往后不干啦、不来啦!干了也白干，来了也自来!省委调查组调查的资料和结论，同长乐县寄来的报告事实和观点是一致的。

项南听取省委调查组回来的汇报，召开有关部门会议，立即作出决定：除林业部门设的检查站防止木材乱砍乱伐外，其他所有关卡全部撤消。这些关卡撒消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生产大大地发展，"山海经"念得更加有声有色。

一封信所激起的波涛，在全省回荡，一封信所生产的效果，在全省收获；一颗对党忠诚的心，跳动在一封信里，千万颗感激党的情，来源于一封信的字里行间。这又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央一号文件无比的威力。中国幸甚，有这么多的好干部，忠诚党的事业，创造性地有成效地贯彻中央的一号文件。

35．"港商代表"现形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转型的历史时期，无奇不有的事层出不穷。在市场经济作用下，生产得到飞速发展，这是主流。可是也有一些一切向钱看的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行骗，这也是不足为怪的。问题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清醒的头脑，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识别这些骗子。

1985年1月21日，长乐县委书记方庆云家中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打扮成现役军人，另一个是穿着西装革履的"港商"。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左右。那个"军人"从军装里掏出一份意向书。这份意向书是福州市某科研部门负责人与"港商"代表苏克臣合签的<关于合资筹建科技活动中心与综合利用开发地热资源的意向书>。

庆云问："你们是什么关系?""军人"说："他叫苏克臣，是我的结拜兄弟，香港巨富。我叫陈××，老家在本县文岭乡阜山村，现在军区某部工作，少小离家老大回，故土真难忘呀!想借义兄财力，为振兴家乡办点事，以尽赤子之心。"

庆云书记又问："你们目的是什么?""军人"接着说："我们要在长乐县投资办几个项目，帮助长乐县搞富起来!"

庆云问："那么，你们与我们合作，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港商"想了想说："倒没有什么条件，只不过要任命我们当外经顾问就可以了。"

县委方书记察言观色，心里琢磨着：陈××既是现役军人，为什么同"港商"一道跑生意?这位"港商"，人在国内，而那份"意向书"上为啥又写作"港商代表"呢?既然是港商，为什么还要有"外经顾问"的头衔，是到国外或海外工作方便些吗?方书记又问"港商"："你是哪里人?你什么时候到香港?""港商"说："我是福州人，前几年到香港去。"方书记用福州话同他攀谈起来，而这个"福州人"竟然不会说福州话，连听也听不懂。

方书记还问"军人"和"港商"："你们能够投资多少资金?能够做什么项目?"。两位似乎夸夸其谈，讲不出什么道道。当方书记注视他们时，注意观察"港商"衣着，发现"港商"的衬衫领和领带黑黑的，好象没有洗过，很脏。难道有这样的"巨富"?方书记发现他们的破绽，一方面指示外经委同志按"港商"兄弟留下地址继续与他们接触，另一方面派县公安局同志弄清"军人"和"港商"的真实身分。

过几天，外经委的同志与"港商"兄弟会面。这次"港商"苏克臣吹嘘自己资金雄厚，同世界1．50多个国家有联系，来福州已与市科委签订了协议，吹嘘会晤过洪永世市长，必要时可以直接同中央联系。"军人"陈××也说，他义兄签的那项意向书，第一阶段先投资400万美元。因为自己是长乐人，所以想先引几个项目到家乡来：一是合作搞灯光捕鱼，二是与大庆油田合作开采长乐石油，三是在洋屿港搞拆船。县外经委同志也怀疑有诈，但为了弄个水落石山，还是"邀请"他们在长乐继续谈判，摸清情况。

这时，县委办公室与县公安局巳通过有关部门查清了"港商兄弟"的底细：原来苏克臣是大连旅顺口区公安机关通辑的流窜诈骗犯，从1981年起从事倒卖木材、黄金、文物的犯罪活动，诈骗现金达2．8万多元。陈××在军区某部物资供应站工作，长期擅离部队，有犯罪劣迹。1982年到北京时结识苏克臣。1984年12月，苏克臣流窜福州找到陈××结拜兄弟，进行诈骗。为了捞取钱财，陈与另一个诈骗犯卓××合谋，利用卓犯的姐夫兄弟在香港和菲律宾办公司的名义，推出苏克臣为港商代表，与某科研部门"合资筹建科技活动中心，佯称准备投资800万美元。这次苏、陈带着那份"意向书"到长乐行骗，想待弄到"外经顾问"头衔后，借到国外、海外谈生意之机，逃往国外、海外。

1月28日，正当这对"港商兄弟"得意洋洋到长乐县打如意算盘时，公安机关拘留了他们。苏犯交旅顺公安机关审理，陈××也交给军区有关部门处理。一群黄鼠，终于逃不出猎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