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王尿不湿尿了图:《红楼梦》与《易经》 - 邓遂夫的日志 - 网易博客

《红楼梦》与《易经》 

默认分类 2011-02-03 23:28:07 阅读2189 评论1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已经三年没回四川自贡的老家过年了。此次回家，首先是文友纷纷闻讯探望，或相约聚会；其次是亲人相处，其乐融融。唯一让我不安的是，因回乡之前，曾作过一次工作场所的远距离搬迁，将京中书籍资料捆入一二百个纸箱，搬迁后一直未开封，加之新安电脑宽带遇到障碍暂时不能上网，所以到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都没法更新自己的博客文章，深感有愧于常来光顾我博客的热心网友，尤其是常来我网易主博探望的网友。今天是大年初一，终于抽出一点空档，赶紧写一篇东西出来，一是和久违的网友见见面，二是向大家拜个年。

回乡之后，有一次路过新华书店，进去随便逛了逛——像我这样爱书成癖的人是进不得书店的——竟然一下子就买了三四百元的新书。其中一本旅美学者李劼先生所著《红楼十五章》，回家稍事翻检，极为叹赏。他的自序中有一段话，更是与我灵犀相通，他写道：

在汉语言文化历史上，我认为有两本书是天书，一本是《易经》，一本是《红楼梦》。有关《易经》，此生也许只能敬畏而在阐释上却唯有望洋兴叹而已。所幸的是，与《红楼梦》倒是颇有缘分；不仅是对小说的整个气脉，即使是其中的局部细节，我都能有心领神会之感。当然，这种解读和阐释具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凉，不管引文如何激昂，总也抹不去这样的萧瑟。

这不就是我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真切感受吗？仅凭作者的这段“开场白”，我已经有了得遇知音之感，便下决心要好好读一读李劼先生这本书和他的其他著述，同时也向其他朋友推荐。

也许，绝大多数读者见到这个书名，都会觉得那恐怕是一本“瞎扯淡”的书。老实说，类似的书我见得不少，所以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也许和大多数人一样。然而，当我带着些许好奇心大略翻阅之后，却让我吃惊不小，甚至产生了一点莫名的激动。

我现在作此文的目的，除了向大家推荐李劼的《红楼十五章》之外，就想推荐一下廖文修的《天坛故宫梦红楼》。虽然这是两本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而且以我个人的志趣和理念来看，在学术观点上我肯定更认同前者而质疑后者，但是这两本书的一个共同点——对《易经》与《红楼梦》的极力推崇与膜拜——却深得我心

对后者还得多说几句。廖文修的《天坛故宫梦红楼》，从学术理路上说，当然是属于历史上的“索隐派”之流——或可谓之“新索隐”。这样的书在目前并不少见，近段时间我所见到的白银贤的一部著作，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在我看来，廖先生这部著作之所以特别值得一读，主要在于他写作时所下功夫之深，以及在书中所体现的相关文化内涵之广博，尤其是对于他认为《易经》与《红楼》相联系的诸般另类解读之妙趣横生，真可以说得上是前无古人。更重要的是，本书作者的写作态度异常严肃认真，写作动机也极其纯正而虔诚，他醉心于其间的那种痴迷和努力更是感人至深。我想，不论是赞同或不赞同此书观点的读者，也许读起此书来都会觉得非常有趣，非常享受，也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启迪。作者在这部书中，简直把《红楼梦》与《易经》之间的关系，交融发挥到了极致，既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又讲得头头是道。不过说实话，对作者的基本观点我可能不敢苟同，却仍然被他汪洋恣肆的征引和左右逢源的论述给镇住了，读起来觉得非常过瘾，受益良多。

我所说的这一阅读现象，或许正符合了我个人对学术问题的一种独特见解。凡细读过我的《草根红学杂俎》（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的人，大约都会记得我在该书《后记：学术的另类追求》中所说的一段话：

我这个人，也许天生就是一个另类。不仅在学术观点上有点我行我素，就是在治学的目的、方法乃至文风上，也往往与众不同，可谓独出心裁。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一套歪理。

首先，在学术的终极追求上，我并不注重实用性——即所谓“最终解决问题”的那个“结果”。实际上，这类“结果”，也都并不那么确定。试想，具备了一定规模的红学研究，至少已进行了一百年，如今又有多少“结果”是被大家公认的呢？我所注重的，多半是学术本身的趣味性——即“试图去解决问题”的那个有趣的“过程”。

其次，由于在治学的价值取向上，我从一开始便更多地着眼于面向大众，而不是面向经院中的少数学究——具体说，便是更加看重学术的“普及”和“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所以就更加注重学术本身的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以及通过这种娱乐与审美的推动，使受众对我所研究的对象本身（即曹雪芹这个人和《红楼梦》这部书）产生更大的兴趣，从而引发更深层次、更多侧面的思考。这是不是也算一种“结果”呢？按我的想法，也算。按某些学究的想法，恐怕就不算——他们往往希望看到一种如数学或自然科学所能确切展示出来的、铁板钉钉子般的“结论”。我却以为，那样的“结论”，在社会科学或曰人文科学里，是极难见到的。所以，我写红学研究文章，就总是要设法把它弄得更生动更有趣一些，总是要更多地注意文风辞采和谋篇布局，让读者可以更直接地从中感受到一种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娱乐与审美的情趣。而在娱乐与审美的基础上，我还力求达到让普通读者对我所探讨的学术问题都易于理解，而且这理解还不能太“隔”（我这是借用王国维论词的“隔”与“不隔”的概念）。

还须指出的是，像我这样强调学术论文应该具有较强的娱乐审美功能和普及功能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它既与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接受理论”相契合，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试看自先秦诸子以降的历代文论、政论及伦理道德、哲学思辩等纯学术的名篇佳作，岂不同时也是古往今来脍炙人口的美文么！

重温了我六年前所写的这段话，可能读者就会明白：为什么邓遂夫这个人跟别的红学家不一样，总是要去热情洋溢地赞赏和公开支持那些学术见解未必成熟、未必正确，却显然下了一定的功夫去作认真研究，并在客观效果上达到了饶有情趣、引人深思、足以激发读者的进一步探索热情的著述？

答案就是：因为邓遂夫所倡导的，是更能面向广大的《红楼梦》爱好者群体、更具生动活泼气息和不断进取精神的草根红学（这也是我六年前首次提出的）。只有在学术上真正达到了这种生动活泼和不断进取的境界——换句话说，只有充分尊重每一个学者和爱好者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从而真正实现了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红学深入发展的广阔前景，才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