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格砖墙:心灵的光明与黑暗

583

献花

心灵的光明与黑暗

作者：陈行之 2011-2-4 06:28:04 发表于：博客中国

社会是由不同群体组成的庞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受到特定群体的制约，同时又制约着其他群体。所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人类个体不过社会生物链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他在吃的同时也在被吃。

如果确认这种见解，那么，随之就有如下问题等待着我们回答：当人类个体做选择的时候，他是自由的吗？如果是不自由的，什么东西在限制他？如果是自由的，他依据什么做“可为”或“不可为”的选择？他的选择在何种条件下演化成为社会图景，从而在宏观意义上构成社会事物？这些问题极为重要，它不仅关乎我们对眼前这个世界的看法，更关乎我们心灵世界的状态。

我们通过分析一个微观社会事件，来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

1966年我15岁，是一个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孩子，我看到的世界完全倾覆了：在毛泽东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指引下，我所在的学校和全国所有学校一样突然沸腾起来，年幼无知的学生成为了造反者，把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和教师押解到审判台上进行批斗，因为国家意识形态认为这些人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人民的敌人。有了这种解释和鼓动，剥夺这些人的人身自由、对他们施予精神虐待和肉体折磨就有了国家意志支持的合法性，因此特别残暴。

当时“血统论”有很大市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飘拂在学校大字报专栏上。我所在的学校用现在的话说是“贵族学校”，即以干部子弟为对象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在北京有好几所），我考初中的1965年，不知道为什么，国家突然决定也招收平民子弟入学，这样，我就十分幸运地成为了这所基础设施很好教育质量很好的学校的学生。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是干部子弟而不是平民子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流人群，成了最初的造反者；而出身不好的人则先天有罪，成了这些人以革命名义欺辱的对象；出身一般的工农子弟也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只能加入所谓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思想出自这个特殊的人群。

这是怎样一个特殊人群呢？我曾亲眼看到他们把课桌堆放到学校操场上用火点燃，亲眼看到他们在批斗会上用桌子腿殴打老师，我还亲眼看到当时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曾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制造严重的左倾错误，羁押过刘志丹等陕北革命领袖）的儿子把用火碱勾兑成的浆糊兜头浇在一位据说解放前是资本家的工友脑袋上，工友惨叫一声跌倒在地，脑袋瞬间就肿胀成了冬瓜；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意犹未尽，又把紫药水浇在老人的头上，把老人弄成了令人恐怖的妖精；寒冬腊月，被关押的工友冷得不行，他们就用棍棒把工友杵到开水锅炉底下，捅开了水龙头，工友发出非人般的惨叫，痉挛着死去了。

这件事在北京影响很大，后来还把墙壁上用红油漆书写“红色恐怖万岁”标语的“看守所”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进行展览，但是我没有印象那位制造暴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受到了追究和制裁，当然，我也不知道此人后来的行迹——我想他可能早就带着巨额财产移居国外了；也可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更名改姓，成为了国家垄断行业的巨头，运筹着数千亿资产；更可能像他老子那样坐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席位上，正在信誓旦旦“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顺便还宣示“绝不走西方资本主义那条邪路”……在这个神奇的国度，任何“可能”都是可能的，此不细究。

我关心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行凶作恶的时候，自由还是不自由？

回答是：既自由又不自由。

我们说他自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并不是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更不是所有参加批斗会的人都拎一桶浆糊兜头浇在工友脑袋上，行凶作恶的只有他一人，这也就是说，在场的人都有选择“可为”和“不可为”的自由，唯独他做了“可为”的选择，而这个“可为”恰恰与罪恶相连。与罪恶相连的自由选择往往披着道德的伪饰，即施行者认为那样做合理合法——当那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把火碱勾兑成的浆糊浇下去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在参与国家事务，在做国家要求他做的事情，他有充分理由排斥任何同情和怜悯，萦绕在他心灵深处的全部是残忍无情的黑暗之光。

这种源于个体心灵的黑暗之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无处不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红色高棉对同胞的灭绝、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对人的迫害、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野蛮强拆、城管对小贩的追打……既然一个人的选择是自由的，那么他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屠杀犹太人的德国青年、灭绝同胞的红色高棉战士、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人的腌臜小人、强拆中的指挥者乃至于将挖掘机的钢铁手臂伸向民众房屋的民工、追打小商小贩的城管人员……都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他们应当受到追究。

我们说他是不自由的，是说如果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不是处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就没有机会把火碱浆糊兜头浇到工友的脑袋上，没有机会把工友杵到锅炉下面活活烫死。还可以延伸一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产生那么多阴险歹毒的奸佞小人；如果没有权力对社会的空前绑架，就不会有强拆，不会有开挖掘机的强拆人员；如果没有罪恶的城市管理制度，就不会有城管这个职业，就不会有城管人员对百姓的追打……这就是说，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把他们置放到了“自由选择”的情境之中。

这些“自由选择”了罪恶的人与我们别无二致，也是父亲、丈夫或者儿子，不同点在于，当他们面临选择的时候，受到了国家力量的招引，心灵中最为邪恶的部分被激发了出来，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没有躲在幕后的国家力量的支持，这些人也就没有机会显示邪恶，是国家力量诱导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非人性部分。

这意味着“自由选择”实际上是一种看不见的强制，指出这一点至为重要。人类之所以在处理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时候，总是把罪行策划者（政府首脑、政治团体负责人、团伙首领）与一般的犯罪人员（执行命令的军人、案件中的从犯）分开，正是因为充分虑及了外界条件对个体选择的强大制约。

幽闭在我们灵魂深处的人性是一个极为深邃的世界，就像但丁在《神曲》中描述的那样，那里既光明又晦暗；就像歌德在《浮士德》中描述的那样，那里充满了诱惑，人类稍有恍惚就可能被魔鬼挟持，成为自己的敌人。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和那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没有关系，也不要以为理性和良知将永远让我们保持直立，更不要以为我们不会成为屠杀犹太人的纳粹、灭绝自己同胞的红色高棉、迫害他人的小人、开挖掘机的强拆人员和追打小贩的城管……不要这样以为。

只要这个世界上仍然有魔鬼，你就无法保证你的心灵不被侵袭；只要看不见的强制仍旧与你如影相随，你就无法保证自己在某一刻突然软弱，蜕变为你所深恶痛绝的人。

2011-2-2

（欢迎网络转载，转载时务请注明出处，保留作者姓名，保持作品完整；纸媒转载务必取得作者授权。陈行之联系方式：chenxingzhi200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