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无缺攻小鱼儿受肉:实体与境界

近代以来，讲中国哲学的人，常常用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的实体论哲学来分析中国哲学，结果，中国哲学的许多重要概念、范畴，如道、气、阴阳、理、性、命、心等等，被说成是实体概念，而且要分出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但是，这样讲中国哲学，其实是有问题的。

就基本特征而言，中国哲学是讲整体及其功能、存在及其作用的，而不是讲不可分解、不可过渡的实体。上面所举的范畴，都是如此。这当然不是说，各个范畴毫无独立性，甚至毫无分别，也不是说，所有范畴都是非实体论的，只是说，中国哲学的主要范畴都是在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存在的，是在自我展开的过程中存在的，是透过功能或作用显示其存在的，而且是与心灵存在不可分的。最近有人提出场论哲学，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场论而非实体论(见《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这种讲法，基本上是按照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讲中国哲学，如何与中国哲学以人为中心的特征统一起来，似乎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冯友兰先生提出，中国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见《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这确实抓住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但冯先生所用的方法，基本上是西方的概念分析法。他提出“意义”理论的问题，把境界说成是对人生和宇宙的“意义”的认识或“觉解”，但“意义”的问题极为复杂，中西方哲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和用法。西方的语言分析哲学所讲的“意义”，同中国的“得意忘言”之意，涵义大不相同。

唐君毅先生讲“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用了中国哲学中的“感应”范畴，用心灵的感应、感通说明境界之何以存在。他的“心灵九境说”想包罗一切哲学，而把中国的所谓“天德流行之境”说成是最高境界。但他运用了主观、客观、主客统一等西方哲学常用的概念，特别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概念。这样一来，中国哲学的特色反而没有显出来，也就是说，实体论与境界论的区别没有显出来。

事实上，西方哲学并不像中国哲学这样讲境界，如果有，也是认识之境;中国哲学所讲的，主要是以情境、意境为内容的境界。相较之下，王国维的“境界说”虽然是讲词学，却更符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只有心灵境界说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意义”的认识也好，心灵的“感通”也好，都和心灵情感的自我提升和意志、意向的实践目的有关。

这里涉及到哲学与诗学(包括词学)的关系问题。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哲学与诗学就被严格区分开来。哲学是讲理念、实体的，诗学是讲意象的。前者是智慧问题，后者是情感问题。但是中国自始就没有这样的区分。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哲学是“为道”之学，中国诗学是“言志”或“言情”之学，可见二者有区别。孔子将“游于艺”与“志于道”分开来讲，更说明这一点。但是，“为道”和“言志”并没有严格区分，“言情”与“言性”更没有严格区分。在中国哲学中，有哪一位哲学家不讲“志”与“情”？至于孔子将“艺”与“道”虽然分开来讲，但并没有说，“艺”仅是艺术、诗学一类的事，而“道”才是哲学一类的事。在孔子看来，它们是一以贯之的，如同“下学上达”一以贯之一样。

中国哲学不是讲概念分析，以指向最高实体，而是讲情感体验与直觉，以指向人本身的心灵境界。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哲学不是概念论、实体论，而是情感论或诗学的。中国自古诗哲不分家，很多人的哲学思想是通过诗的语言（包括隐语、比喻、意象等等）表达的。被认为最富于哲思的《老子》就是一部长诗。这里所说的诗学，当然是指广义的诗学。我不否认，李白、杜甫那样的诗人，并不是哲学家;朱熹、王阳明那样的哲学家，也不是诗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也产生着某种分化，但是始终没有严格的界定。所谓诗人和哲学家，处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与人生关切，因为他们都没有离开人的问题与思考。即便是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相比较，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的哲学语言决不是纯粹概念或逻辑的语言，而是充满人生体验的。人生问题、生命问题不是单靠概念分析能够解决的，它必须深入到人的情感意识之中，切入到生命活动与实践之中。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后来的新儒学(宋明理学)也是如此。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究竟是哲学语言，还是诗的语言？很难区分。与其说他是谈论客观世界的存在问题或宇宙论问题，不如说是感叹人生更为确切。它既是哲学的，又是诗学的。如果用西方传统哲学的标准来看，它无疑更像诗的语言，但是却充满了对于人生的哲学思考。因此我认为，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论”，既是词学的，又是哲学的。有趣的是，王国维有很深的哲学造诣，特别是西方哲学的造诣，但是当他决定研究哲学时，却遇到极大困惑，于是说出“求真”与“求好”不能相兼的话。他的困惑就在于，用西方哲学的标准研究中国哲学，就会遇到麻烦。其实在中国哲学中，“求真”与“求好”是统一的。

实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传统，它以对象认识、概念分析为特征。西方的宗教哲学也是以终极实体为最高存在。所谓本体论哲学，实际上就是实体论哲学。中国哲学则是境界论的。所谓境界，是指心灵超越所达到的一种境地，或者叫“心境”，其特点是内外合一、主客合一、天人合一。境界从来是心灵境界，没有所谓客观境界。它虽然是主观的，却具有客观意义，因此它又不是纯粹“主观”的。无论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都是心灵之境，离不开情境、意境，当然也有识境。所谓“境”，当然不能脱离客观存在而谈论，离开客观存在，并无所谓“境”。但心灵之境，却又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甚至不是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心灵之境恰恰在于打破内外界限，取消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使万物呈现于自身心灵，真所谓“万物皆备于我”。

就主客统一这一点而论，唐君毅先生是正确的，因为他把中国哲学的境界（即他所说的“天德流行之境”）归结到主客统一这一层（或类）。但如前所说，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境界哲学本身就是“一类”，它不同于西方的实体论哲学。因此，没有必要将西方哲学也归入到境界论里。

境界哲学是讲主客统一的，但不是单纯的认识论问题。中国哲学的境界论，不仅讲主客合一，而且讲心物合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内外合一，这就不只是主客认识问题，或逻辑概念分析问题。那么，它是什么问题呢?是心灵存在的问题。境界是心灵存在的方式。境界的实现，既有认识问题，又有情感体验与修养实践的问题。“天道流行，物与无妄”,“心无内外，性无内外”，这才是中国哲学境界论的基本精神。只讲“天道流行”或“天德流行”还不够，还必须讲“物与无妄”。反过来说，只有打通内外，破除物我，取消主客，合一天人，才有所谓境界。“天道”、“天德”不是实体，心灵也不是实体，“天道流行”或“天德流行”正说明它是一个过程，它的功能就在于“赋予万物”，但是只有人才有境界，原因就在于心灵的创造。心灵的创造实则是修养的过程，不断超越的过程，所以境界是能够不断提高的。“天人合一”是终极性的理想追求，中国哲学境界论的宗教情感即在于此，它不必诉之于实体论。

情感是心灵存在的基本方式，因此，境界离不开心灵体验。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很重视心灵体验即情感体验。因为这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的重要方法。儒家从道德情感体验道德境界，道家从自然情感体验审美境界，佛教掸宗则从宗教情感体验宗教境界。但是三家都讲真、善、美的统一，说明三家既有区别，又有共同性。庄子把“自然之情”看成人的真性情，是心灵中最重要、最美好的东西。有了这种真情，才能体验到“自然之性”、“天地之美”，才能超越自我而“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个“天地精神”当然不是概念化、逻辑化的普遍理念或“绝对精神”，而是同生命息息相关的，是一种心灵的自由境界。王阳明“观山中花”，当观花时，花树一时明白起来;当不观花时，“俱归于寂”。“寂”是本体，“观”是知觉作用，但不是平视的纯粹认识意义上的“观”，而是通过知觉作用得到一种“心物合一”的情境或心境。这种“观”，与其说是认识，不如说是欣赏和体验。因此，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主观唯心论，因为它根本不是通常所谓认识论的问题。用西方“求真”的、智性的、理性的哲学来探求心灵问题，就很难有这样的心灵境界，因为它是由心灵体验得到的，不是由客观认识所得到的;它是充满情趣的，不是排斥一切情感的。禅宗所谓"成佛"，就是实现永恒境界。这种境界并不在“西方”彼岸，而在心灵之中，而且在“平常日用”中能够实现。“触处即是”正是自我体验、自我超越的境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文学艺术，正是禅宗哲学最有魅力的运用和体现。试问，离了情，哪有掸宗的体验?哪有以“风花雪月”为主题的禅诗与绘画?用西方传统哲学的眼光去看，禅宗哲学不可理解，但用中国哲学的眼光去看，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禅宗所提倡的境界，既是宗教的，又是美学的，它产生了中国的宗教美学，其根本精神便是自我超越的情感体验。

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真理境界，是指生命或人生的“真谛”，它不是在对象认识中获得的，而是在体验和直觉认识中得到的。如同孔子所说的“真情实感”，其中便有人生真理。庄子所说的“真知”，便是“真人”所具有的真理。禅宗所说的“真如”、“实在”，便是佛教的最高真理，但必须“明心见性”而后得。总之，中国哲学所说的“真”，既不是逻辑的“真”，也不是实证知识的“真”，而是生命存在的真。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思的基本特征是“清楚明白”，这句名言，虽然受到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却代表了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国哲学也讲思，但它决不会这样讲，它只能讲“近思”（孔子语）、“慎思”（《中庸》）、“睿思”（《洪范》）、“反而思之”（陆九渊语）等等。这不仅充满了价值意味，而且归根到底是“思其在我者”（孟子语）。“在我者”不是别的，就是人的存在，人的性情。所以这种思，不是逻辑的思，概念推理的思，或观念论的思，而是自我直觉、自我体验的思。这种思和精感体验、意志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决不是西方哲学所说的“纯思”。

中国哲学也讲“本体论”，但与西方哲学有很大区别。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就是实体。这是哲学上的最后承诺。中国哲学所说的本体，也是一种承诺，但它不是实体，而是本源性存在，或潜在性存在，是一种创造与发展的可能性，其实现则靠作用、功能。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体用观”。它讲本体与作用的关系，最终导向本体与功夫的关系。无本体即无作用，无作用既无本体，进而言之，无本体既无功夫，无功夫即无本体。本体的实现最终靠功夫，作用全在功夫上。换句话说，本体(天道、天德)是要人来实现的。这是一个过程，其存在方式就是境界。本体存在实现为境界，这是需要人去做的。“天功人其代之”，天(本体)的功能，需要人来代替完成，这不只是指“事功”，主要是指境界，这也就是中国的“内圣”之学。不仅要做，而且要真下功夫，要进行修炼，才能完成这一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体境界就是功夫境界。

近代以来，产生了学院哲学。学院派的哲学家，热衷于西方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很少讲功夫。但是不讲功夫，所谓境界也就落了空。境界是存在问题，功夫是存在方式的实现问题。境界必以一定的方式存在，这就是讲境界必讲功夫，境界不能离开功夫的原因。境界是心灵的境界，心灵不是实体，是存在及其功能、活动或过程，以其功能、活动显现其存在。因此，境界是心灵的存在方式。这里，认识、情感、意志等方面都很重要，其中，情感意向及实践功夫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