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花市街变色情街:甲午海战清舰阵形析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6:38:26
纪荣松（RongSong JIH）
提要
1894年9月17日的甲午海战，不单对紧邻朝鲜半岛的清、日、俄诸国有直接和立即的影响，也间接地启动了改变日后西欧局势的机制。北洋舰队在大东沟－大孤山海域的严重挫败，诚然是随后清军在旅顺和威海相继失利的前奏；也催生了日本与沙俄在辽东直接冲突的种子。十年后，日俄战争果然爆发，而其战果则明显地削弱了俄国在欧洲牵制德国的能力，对一次大战的战局与俄国政体有一定影响注2。百多年来辗转受这场海战左右命运的，岂仅止于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台澎群岛的东亚居民？即便从狭窄的战术观点来看，甲午海战是战舰以蒸汽动力和后膛炮彻底取代风帆和前膛炮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舰队决战。它为速射炮首次在海战发挥作用提供了实证，也让过时的冲角战术画下休止符。甲午海战对当时建舰、造兵、用兵者，以及现今史学、地缘政治学各界都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当时北洋舰队以凸横阵接仗，虽然不能说是清军致败的必然或唯一的因素，但从在场清舰的配备、保养、补给、训练和通讯、指挥的总体状况对照来看，采用凸横阵来抗拒日军的单纵阵终究是战术上的重大失策，对战局有弊无利，至少可说是雪上加霜。清军各舰在凸横阵内的相对位置，除了德制巡洋舰“经远”、“来远”以外，大致已经没有疑问。本文探讨北洋舰队接敌时的阵形，解析当时所用的相关号令，尝试为“经远”、“来远”确定位置，并阐释日军采用单纵阵的背景。
一。甲午海战双方接仗阵形综述
1894年9月16日北洋舰队护送招商局船队到达大东沟口，福州船政局自制的钢甲炮舰“平远”与钢壳鱼雷炮舰“广丙”泊于口外，炮艇“镇中”、“镇南”与鱼雷艇“福龙” 、“左一” 、“右二”、“右三”随护五只运输船朔江而上，将刘盛休所部八营陆兵送到上游15浬处登陆。提督丁汝昌亲率“定远” 、“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在外海下锚过夜注3。17日清晨，铭军上陆已毕，运输船奉命各自回航。而日本舰队绕经海洋岛，向大东沟口前进，与清舰同时在大鹿岛南方发现对方的数抹烟痕，清军即起锚迎战。当时“定远”以下十舰排成五叠小队，每支小队的两舰前后错开，即所谓“夹缝鱼贯阵”。日军则为单纵阵，航速较快的四艘精锐巡洋舰 (“吉野” 、“高千穗”、“秋津洲”、“浪速”) 在前，构成第一游击队，由坪井航三少将统率；提督伊东祐亨率本队在后注4，包括“松岛”注5、“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六舰。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乘“西京丸”，在本队左侧观战。炮舰“赤城” 则尾随“西京丸”。日方对自己的布署有齐全的记录，因此历来东西海军史界对日军阵形都没有疑问注6。
夹缝鱼贯阵原由丁汝昌与北洋各管带在战前于威海刘公岛海军公所会同商定，这也是清舰驻碇或巡弋时常用的阵式注7。临接战之际，旗舰“定远”却悬旗颁令，著各舰骈列改作一字雁行阵：以装甲最厚、战力最强的“定远”、“镇远”居中，而以小弱的“广甲”、“济远”、“超勇”、“扬威”分居左右两翼极端。这号令的来历，据驻“定远”助战的戴乐尔氏（即泰莱，本站注）所言，是“定远”管带刘步蟾总兵基于一念之私，欲使己身尽迟接敌注8。戴乐尔也提及当时一字式的排列并未贯彻，两翼弱舰逡巡于后，因此全军略呈半月形。而就日军所见，清军所布为凸横阵：由左而右，依次为“济远”、“广甲”、“致远”、“来远” (或“经远”)、“定远”、“镇远”、“经远” (或“来远”)、“靖远”、“超勇”、“扬威”。末端的“济远”、“广甲”、“超勇”、“扬威”暂且不论，清军中坚六舰的排列，由内而外刚好形成装甲由厚转薄、吨位由重趋轻的对称金字塔：7300吨级的战舰“定远”、“镇远”居中，2900吨级的竖甲巡洋舰“经远”、“来远”次之，2300吨级的穹甲巡洋舰“致远”、“靖远”又次之。在外侧的“广甲”、“超勇”、“扬威”吨位更小，都不及1500吨。伊东祐亨认为“来远”在“定远”左侧﹑“经远”在“镇远”右侧。此说成为日军军令部出版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的依据。往后绝大多数的日文书籍也尊此不疑注9。但在“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大佐上呈坪井航三少将的报告里，对同型舰的判定就比较慎重，并不排除“来远”和“经远”有对调的可能 (图一)注10。
图一、东乡平八郎的黄海海战报告
西文书籍和报告则多将“经远”摆在“定远”之左、与“致远”比邻，而“来远”则放在“镇远”之右、与“靖远”相伴注11，其它细节与伊东的说法完全一致。姜鸣(2002) 把前述伊东和西方的两种排列分别称为第一、二阵式，并推测它们源自同一史料注12。其实英国海军并没有偏赖日方的报告。海战刚过一周，英舰 H.M.S. Leander注13 就到旅顺港拜访两天(9月23-24日)，与北洋各生还管带晤谈海战细节。“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曾刊出当时旅顺一景注14,图中“定远”在旅顺大坞内抢修,“镇远”在坞口右方码头、以吊杆吊起舰首整座的六吋副炮，“靖远”泊靠“镇远” 之后，而“来远”则在港内下碇。十月中旬，英舰 H.M.S. Alacrity 奉令探勘海战遗址，还看到在浅滩烧毁的“扬威”残骸，也看到沉没的“致远” 露出水面的两具樯楼，当时樯楼内的机枪已经不见注15。不论是丰岛或黄海海战，驻亚英军都曾下工夫搜证。此所以H. W. Wilson和 W. Laird-Clowes 的英方报告都有许多只有参战清军官兵才知道、非日方所能提供的细节。美军情报官沈威廉上尉 (LtJG William Sowden Sims, U.S.N.) 乘巡洋舰 U.S.S. Charleston由夏威夷赶到远东，虽然错过9月17日的剧战，却也搜集到“镇”、“济”、“来” 各舰伤痕累累的珍贵照片。沈氏手撰的报告，是当时成立不久的美国海军情报处最倚重的甲午、乙未信息来源注16。
图二、太田喜二郎所绘黄海海战图，“定远”之左为“经远”或“来远”
图二为太田喜二郎综合“比睿”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和其它舰长的报告、精心绘成的黄海海战图，现藏东京圣德太子绘画纪念馆注17。“比睿”为日军本队第五舰，速度迟缓注18。伊东率本队横越清舰主力正面时，“比睿”已落后其前续舰“桥立” 1300米。若继续尾随本队势必遭清舰舰首重炮联手轰击，樱井于是右转抄快捷方式，冒险从“定远”与“经远”之间穿越，再试图与日军本队会合注19。图二左下方、最近的清舰有两具烟筒、单樯、舰首有双管主炮、两舷舰舯突出的舷台有单管副炮，这正是德制竖甲巡洋舰“经远” 与“来远” 的独家特征。图中右方的“比睿” 则有三樯、单烟筒、剪式舰首，也和实际吻合。“定远”、“镇远”有二樯二筒(在图中左方)，“靖远”( 在图中起火的“超勇”左侧)、“致远” 有二樯一筒，“平远”、“济远” (图中不见)有一樯一筒，都和“经远”、“来远” 的一樯二筒截然不同。“比睿” 官兵容或不能分辨“经远” 与“来远” 两姊妹舰的细致差异注20，但对炮击“比睿” 的清舰舰型则不致错认。肯定在“定远”左侧有一艘德制竖甲巡洋舰，非“经” 即“来”。太田的油画本身算不得证据，它只是忠实地反映当时各日舰值更人员瞭望战场所见，也是日方众舰长和伊东提督的共识。至于“定远” 左侧的巡洋舰究竟是“经远” 还是 “来远”，则需从清、日双方其它史料着手。
战争期间，日方以期刊方式发表战报五十卷，分订十册，称为《日清战争实记》。其中有关炮舰“赤城” 的报导对研判“来远”、“经远” 的相关位置最有助益。排水仅622吨的“赤城” 原在日军本队左后方注21。根据《日清战争实记》卷12，““来远” 与左翼数舰在1点20分左右，开始攻击“赤城”。1点25分，舰长坂元八郎太阵亡。3点15分，“来远” 的炮弹击中舰樯。3点20分，“赤城” 击中“来远” 后部，引起猛烈火灾，清军各舰驰往救援，“赤城” 得以脱险。”这段涉及“来远” 大火的描述，与清军报告一致，绝无与“经远” 混淆的可能。由此可知，“来远” 原在右翼(“镇远” 之右)，不在左翼 。而“比叡” 所见、在“定远” 之左的，必是“经远” 。
在“镇远”襄助杨用霖帮带注22的马吉芬对当时阵形另有说法：“经远”不在左翼，而在右翼“来远”、“靖远”之间注23。倘若此说属实，则清军两翼船数变为左四右六，如姜鸣(2002，页434)所称第四种阵式(参看图三左半)。这排列是基于清军战前会议曾有“僚舰或同型舰须相互掩护照应”的共识推衍而来。可是在双纵队(夹缝鱼贯阵) 变为单横阵或凸横阵以后，多数的同型巡洋舰分处左右两翼(详后述)，那共识就不能作狭义解释、专指同型舰了。马吉芬身在“镇远”，对右傍的“来远” 不至于认错，置“经远” 于“来远” 之右则相当可疑。一来这和日军各舰长当场所见舰型不符，二来英美情报官员咨询清军所得资料也不支持马吉芬的说法，三来这也不符清军《船阵图说》和平日编组习惯。图三将姜鸣所称第四种阵式和第二种阵式并列，以供比较。差异虽仅在“经远” 一舰，但后者不但（1）与日方观察与西方的考证一致，（2）能以《船阵图说》的单一旗令完成变阵，而且（3）吻合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来将“定”、“镇”、“致”、“靖”、“经”、“来”均分成“定﹑致﹑经”与“镇﹑靖﹑来”两队的习惯。（2）、（3） 两项的旁证且容下节再述，（1）最为紧要。除非另有直接证据，不宜因马吉芬一人之言而尽黜百家。姜鸣也觉得马吉芬报称的阵形很难解释为何“靖远” 不留在左翼与“致远” 为伍。其实，更该质疑的是，“经远” 与“来远” 如果同在右翼，岂不造成左右失衡？这样的阵形对清军有何好处？北洋操典里有何旗令能把双鱼贯阵变作此阵？
海战次日(1894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十九)，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丁汝昌转奏第一封战况电报，也把战前半个月的前敌军情紧要文电择要抄录、一并汇报。其中附件的第一则于9月1日(八月初二)发自旅顺：“…到湾后，接烟台探事西员电，闻旅北有两倭船，今早已派“致远”、“经远” 并“左一” 雷艇前去探寻，俟回再报。” “经远” 协同“致远”作战，虽然没有“靖远” 次数多，却是以竖甲巡洋舰与穹甲巡洋舰的合理搭配，取其攻守平衡。战后数日丁汝昌在旅顺养伤，公务由总兵刘步蟾代行。造成“济远” 管带方伯谦被斩首的关键文电，便是这期间(9月22日)所发的第二封战况电报。历来不少史家(如张荫麟﹑马幼垣﹑姜鸣等) 对这份刘步蟾、丁汝昌打乱战场时序、似有误导李鸿章和清廷之嫌的电报颇为留意，阐述已多。10月5日(九月初七)，丁汝昌的第三封战况报告注24为研判阵形的关键史料﹐不可在此不提：“……，十八日午初，遥见西南有烟东来，知是倭船，即令十船起碇迎击。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急驶，倭人以十二舰鱼贯猛扑。相距渐近，我军开炮轰击。敌队忽分忽合，船快炮快，子弹纷集。我军整队迎敌，‘左一’雷艇亦到，各船循环攻击，坚忍相持。至未正三刻，‘平远’、‘广丙’二船、‘福龙’雷艇续至。‘定远’猛发右炮攻倭大队，各船又发左炮攻倭尾队三船，中其‘扶桑’舰，三船即时离开，旋即回队，围绕我军，夹击包抄。开花子弹如雨，一排所发，即有百余子之多。各船均以船头抵御，冀以大炮得力。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管带邓世昌、大副陈金揆同时落水。‘经远’ 先随‘致远’，管带林永升奋勇督战，突中敌弹，脑裂阵亡。‘济远’先被敌船截在阵外，及见‘致远’沉没，首先驶逃，‘广甲’继退。‘经远’因管带既亡，船又失火，亦同退驶。倭始以四船尾追‘济远’、‘广甲’，因相距过远折回，乃围攻‘经远’，先以鱼雷，继以丛弹﹐拒战良久，遂被击沉。‘超勇’舱内中弹火起，旋即沉没。‘扬威’舱内亦被弹炸，又为‘济远’当腰触裂，驶至浅水而沉。该两船管带黄建勋、林履中随船焚溺同殒。‘来远’、‘靖远’苦战多时，‘来远’舱内中弹过多，延烧房舱数十间。‘靖远’水线为弹所伤，进水甚多，均即暂驶离队，扑救修补。‘平远’、‘广丙’及‘福龙’雷艇尾追装兵倭船注25，为敌所断，未及归队。此时仅余‘定’、‘镇’两舰与倭各舰相搏，历一时许，巨炮均经受伤。……”
这段文电对清军左翼描述较详，是丁汝昌提督、刘步蟾总兵身在左翼翼首“定远”之故。“‘经远’先随‘致远’”一句，可与前引丁汝昌9月1日“经远”、“致远” 一道出巡旅顺北方的文电相对照；也是当时“经远”、“致远” 同在左翼的最有力的直接证据。“来远”、“靖远” 在丁氏电文中并提，“济远”、“广甲” 同进退，都和“‘经远’ 随‘致远’”一样，显示丁汝昌与各管带在战前所议定的“僚舰需互相照应掩护”原则并不拘泥于同型舰。清军当日布成凸横阵的十艘军舰里，实际上只有中央的“定远”、“镇远” 与右翼翼端的“超勇”、“扬威” 是同型舰并列编组。
二。从战前操典研判清军接仗阵形
1884年夏，天津水师学堂编译《轮船布阵图说》两册，列举118种阵式的演变。阵式虽多，可概分为三类：鱼贯阵(纵队)、雁行阵(横队)、斜列阵(梯次队形)注26。每一阵式对照一旗令。如要第80阵则扯旗号180，需第30阵则升旗号130等。(100以下的旗号另有用途，故变阵旗令自101编起。) 这书简明扼要，格式、内容与美国海军Foxhall Parker上校1870年所撰“Fleet Tactics under Steam” 最为贴近。当时先进海军各有战术论著，法国、俄国、意大利偏重数理解析，以复杂的几何图式求取两军对阵时的最优据点。英国 Gerard Noel中校的《The Gun, Ram, and Torpedo－Maneuvers and Tactics of a Naval Battle in the Present Day 》 (1974年初版) 在日本更受重视，海军军官几乎人手一册译本。江南机器制造局在1890年也刊印中文版，北洋管带是否曾仔细研读尚待考证。Parker侧重实用，只谈如何从一简单的阵形变换成另一简单的阵形，不谈理论。全书列举 102阵例。《轮船布阵图说》的第59、60阵合并就是Parker的第76阵，用于将双鱼贯阵的两翼扬起、改成旗舰(督船) 居中的一字雁行阵注27。这极可能就是甲午海战时“定远” 所颁的唯一的号令 (图四)。如此，两翼的战力甚为均衡，有若对仗公整的大好骈文。实战效益姑且不谈，至少丁提督和林、刘两总兵可以认为这是“堂堂正正﹑四平八稳” 的应战阵式。丁汝昌为骑兵出身，左右对称的单横阵原本就是马队冲锋陷阵时最常用的选择。何况在冲角战术还没有明显地淘汰出局的时候，中强侧弱的凸横阵也广被认可。
图三、比较姜鸣（2002）与本文提议的清军阵形
图四、可用单一旗令执行的清舰接仗阵式，各舰排列也与东西文献的描述最吻合
穹甲巡洋舰“济远” 除外，北洋购船讲究成双成对。1888年成军以后，“定”、“镇”、“致”、 “靖”、“经”、“来”、“济” 一直是舰队的主力注28。驻港泊碇或出海巡弋时，常分成“定、致、经”与“镇、靖、来”两队。如此每队都有等质等量的快船(巡洋舰) 与铁甲舰搭配，无分轩轾注29。姑再举一实例：1889年冬，北洋舰队沿例赴上海避寒一个月之后，“定、致、经” 由沪循台湾海峡到澎湖，“镇、靖、来” 则先到基隆，原拟巡视后山、绕行台湾东海岸、再经巴士海峡到澎湖归队，以风浪大而作罢。这样的两队编组其来有自，并不是孤例注30。1892年6－7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的回程，“来远”、“靖远” 曾转赴朝鲜元山与俄国海参威。次年4月，朝鲜东学党人入汉城要求韩王驱逐日本人。李鸿章应袁世凯派舰弹压之议，调“来远”、“靖远” 前往仁川。自1887年年底“致”、“靖”、“经”、“来” 四舰完工抵华，“来远” 从未单独与“致远” 出任务；而“经远” 也未曾与“靖远” 搭配。等甲午开战、舰队一字摆开，“经远”、“致远” 由“定远” 后方趋前、挪到“定远” 左方护卫；同时“来远”、 “靖远”由“镇远” 后方挪到“镇远” 右方；这也正是《轮船布阵图说》里双鱼贯阵转雁行阵的典型运作，如图四所示。当时在“定远” 助战的戴乐尔看到“‘镇远’自‘定远’右后方趋前，与‘定远’并列，他船也采相同动作”注31。
三。日军以纵队接仗的缘由
英国海军退役中校威岚(Lawrence Peel Willan) 是第一个把蒸汽时代的海军战术引介到日本的。他在日本六年(1876年11月－1882年2月)，把自己四部兵书翻译成日文：《舰队运动轨范》、《海军兵法要略》、《舰队运动指引》、《舰内兵员部署法》。奠基于威岚的教导，日本海军另行刊印《舰队运动程序》、《舰队运动教范》，这两书当时列为机密。1887年(明治20年)，年仅三十的岛村速雄中尉根据 Bainbridge Hoff所着《Examples, Conclusions, and Maxims of Modern Naval Tactics》，编纂《海军战术一斑》。此外，英国 Gerard Noel中校的《The Gun, Ram, and Torpedo－Maneuvers and Tactics of a Naval Battle in the Present Day》 (1974年初版) 的译本，日本海军军官几乎人手一册注32。可以想见的是，海战时应集中己方战力(不论是火炮或冲角或鱼雷)、求取局部优势的西方概念注33，已经在日本逐渐萌芽，不至于再被视作天方夜谭，也不是一两名精英诸葛的专利。英国海军上校音格 (John Ingles) 协助日本海军在1888年(明治21年)11月26日成立海军大学。他在该校的教材被编成《海军战术讲义录》，于1894年5月结集出版，书中强力推荐纵队战术，认为纵队最单纯，于指挥者与僚属都最为便捷。海军部长西乡从道在1894年6月24日致函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要求在对清作战时，（1）需1500米内接敌、（2）非不得已﹐不得采用冲角战术。西乡原非海军出身，以部长身分指点战术细节也不很妥当注34。伊东对此仍表尊重，并无异议。实际上西乡的两项建议本身确有价值，也显示日方将帅对现代火炮的性能、限制以及冲角战术的落伍，似乎要比刘步蟾、林泰曾等北洋将领有更深刻、更时式的理解。
1894年7月，日本舰队集结佐世保军港，只要天气许可就实施编队演练。不论是横队、纵队、梯队、多行纵队、多列横队，都一一尝试。若是天气不佳，则由各舰派小艇一只，载舰长、航海官、旗尉(信号官) 在港内演习。当时各舰长就深深体会旗舰在前带队的单纵阵的种种好处。七月下旬舰队出发前，伊东颁发“战斗规约”，决定采用单纵阵、以旗号变更舰队行进方向、并严戒过远发炮。日军联合舰队下分主队、第一游击队、第二游击队。以主战巨舰为主力的本队由联合舰队司令亲自率领，以快速的巡洋舰为主干的第一游击队由副帅指挥。不适合在第一线决战的超龄或弱小的军舰则编成第二游击队，从事船团护航、掩护登陆等。这样的编组观念一直沿用到二次世界大战注35。
除了兵棋演习一再证实音格上校教诲的正确以外，日本海军的硬件、软件也还面临严峻的考验，不得不选取最简单的阵式。主炮最大的三艘巡洋舰(“松岛”、“严岛”、“桥立”) 里头，“桥立” 在1894年6月刚刚赶工完成。模仿美舰 U.S.S. Baltimore 的自制巡洋舰“秋津洲” 在1894年2月才完工。开战时全军接近四分之一的官兵是预备役或后备役，匆匆应召而来，对舰内布置、操作并不熟悉注36。舍单纵阵以外，日军实在也别无更好的选择。
四。橫队﹑纵队阵形的技术考量
甲午战前清军所引进的西方海战理论还处于过渡阶段，使用冲角、舰首对敌的横阵战术受到推崇注37。美国Foxhall Parker上校和英国Gerard Noel中校的著述分别出版于1870和1874年，距奥地利、意大利的黎撒海战不久注38，正是冲角战法最风光的年代。横阵战术影响所及，连战舰设计都产生突变。冲角必在舰首，如果加上主炮也能向前、后、左、右发炮，岂不更美？意大利的 Benedetto Brin 为此推出造型奇特的战舰Duilio (1876-1909，10962吨)、Dandolo (1878-1920，11025吨)：主炮分属两座斜置、近舷侧的炮塔，而甲板以上的结构都浓缩在中心线上，好让偏离中心线的主炮向正前方与正后方的射击尽可能不受干扰。从理论上说，主炮作这样的“En Echelon”安排似乎非常理想。意大利于是一口气造了七只主炮斜置的军舰注39，英国建造了五只注40，巴西和美国也各有两只注41，一时蔚为风气。清廷由驻欧公使李凤苞出面，签约由德国建造两只，便是北洋主力“定远”(1881-1895，7330吨 ) 与“镇远”(1882-1895 ，1895-1914)。法国自有主张，把两座露炮座(barbette) 骈列于舰桥之前的两座舷台（又译为耳台，本站注）上注42，不随英、意弦歌起舞而接受斜置主炮。
主炮斜置的战舰能舰首对敌、以横队编组同时进击，好并用主炮与冲角。也可以纵队编组，从事舷战。等英国、意大利实际测试几年下来却发现主炮斜置的设计不尽理想。为了让每一门主炮都能向前、向后轰击，船体内部与舱面的布置会大受限制，连大口径副炮的数量也必须减少。此外，侧向射击时，半数主炮的射击扇面相当狭窄，并不能各方向都维持最大火力。“定远”与“镇远” 舰首、舰尾各有6吋后膛炮一门，其护罩不能移除。否则12吋主炮发射时，爆风会伤害副炮的炮手注43。英、意的主炮斜置和法国的主炮左右并列都是过渡性的设计概念，在1875-1880期间最受重视。1885年代以后，两者都逐渐被淘汰，主炮放在舰体中心线的设计再度成为主流，如图五所示。“定远”与“镇远” 诚然可以舰首对敌，却不是非如此不可。清军决定用横队而不用纵队，实在是得不偿失注44。使用冲角，即使得手，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苦肉计；本来就该“非到万不得已、绝不使用”，如西乡训示伊东所言。就算清军原本有运用“定远”与“镇远”冲角的打算，也因为船速太慢而落空。唐德刚有个很贴切的比喻：“日舰快捷如鲨鱼，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清舰也无法追击。而“定远”与“镇远” 则沉重如大海龟，如何捶打也不沉，鲨鱼也莫奈它何。”注45 如果清军只有“定远”与“镇远” 参战，横阵、纵阵或许就如唐氏所言，差别无几。可是，对“超勇”、“扬威”、“广甲” 等弱舰而言，摆在翼端或置诸排尾，结局就迥然不同。“超勇”、“扬威” 中弹火起难遏，固然有器械落后的因素注46；两舰在右翼翼端遭日舰率先攻击而他船无力相救，却正是横队所致。日军最弱的“比睿”和“赤城”都曾落单、遭清军巡洋舰群炮击；两舰侥幸不沉，也是清舰阵形不佳、自相阻隔、因而火力未能充分发挥的缘故。区区622吨的炮舰“赤城”，就表面看来，其战力应该无足轻重。戴乐尔、马吉芬及不少西方论者即持此说，以为“赤城” 参战，可有可无。可是“赤城” 竟然牵制“来远” 等三舰达一小时注47，不但未沉，还击中“来远” 舰尾，导致“来远” 无法作战。可见军舰的临战表现并非单凭吨数所能推断注48，以总吨数评比北洋、日本舰队在当时世界海军排名也容易误导。当时火炮的方位取准远比测距容易注49，因此“舰首向敌”比“舰舷对敌”更可能被击中。丰岛海战时，4150吨的快速巡洋舰“吉野” 被遍体麟伤的2300吨的“济远” 的6吋尾炮击中而被迫放弃追击。“来远” 在追击“赤城” 时中弹、后舱大火几乎焚毁全舰注50，也再再说明“舰首向敌直航”的可能弊害。这并不是说横队战术或舰首向敌就必定一无是处。以鱼雷艇队攻击对方舰队、船团时，自然还是以横队为上选。1895年2月，日军鱼雷艇队趁夜贴岸潜入威海卫东口南端，击沉停泊在刘公岛南侧的清舰，便是以纵队鱼贯入港、再以横队冲锋注51。横阵之于鱼雷艇，恰如纵阵之于以火炮为主兵器的舰队，都符合战术上“集中己方攻击力，施诸敌方弱点，争取最大效果”的原则，两者并无矛盾。
图五、十九世纪后半战舰备炮的演化注52
五。結论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在大东沟－大孤山海域严重挫败，当场丧失“致远”、“经远”、“超勇” 、“扬威” 四艘巡洋舰，对甲午、乙未战争的结果有严重的影响。北洋舰队不止是两翼已去其一，连斗志都丧失了。装备的优劣并不是日方致胜、清方落败的主要原因，何况日本“三景舰”“松岛”、“桥立”、“严岛”的战绩实在不符期望。清军失利有相当比例应归咎于接仗阵形的错误注53。当时北洋舰队以凸横阵接仗。除德制巡洋舰“经远”、“来远”以外，清军各舰在凸横阵内的相对位置，并无疑问。本文由当时清军所用的操典和相关号令着手，推测北洋舰队接敌时的阵形，并引介欧、日有关清军阵形的史料，尝试为“经远”、“来远”确定位置。
日方对甲午海战经过纪录极详。除了涉及战争责任的极少数情况以外注54，日方报告通常相当可靠。大东沟－大鹿岛海战时，“定远” 左侧有一德制巡洋舰，非“经远” 即“来远”。此事是参战日舰众所目睹，也不涉敏感，没有造假的理由。除非有新证据出土，不宜贸然否定欧、日对清军接仗阵形的描述。根据日舰“赤城” 的报告，被其击中而引发大火的“来远” 原在清军右翼。与“比睿” 的报告对照﹐即可推断在“定远” 左侧的二筒一樯巡洋舰必为“经远”。丁汝昌的文电也指称“经远” 与“致远” 同在左翼。战前北洋曾派“来远”、“靖远” 一道赴韩、俄；却从未让“靖远” 与“经远” 单独搭配出任务。这既然是北洋平时编队的习惯，战时更不至于临时改动。
日军采用单纵阵的决策过程，有比较清楚的脉络可寻：既有欧洲教习的理论启迪，有众舰长兵棋演习的验证，也有统帅阶层基于备役兵员训练不足以及新舰成军不久的考量；可以说是上下同心、相当理智的抉择。由甲午海战的运用单纵阵，到日俄海战再推出“丁字战法”、主动制造能让纵队发挥最强火力的条件，其实是水到渠成的自然演变。只要有容许专业军官持续探讨战术的环境，就能集思广益，假以时日也就会产生岛村速雄、秋山真之那样的参谋。相形之下，清军弃双鱼贯阵、改用中强侧弱的凸横阵，就显得默契不足。似乎是丁、刘临时起意，而不像是众管带对海战战法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注55。
甲午海战之前，双方舰队在硬件(装备)方面虽然各有短长、毕竟差异不大注56。日本海军在制度和学术上的软件优势，其实更为重要。双方选用阵形时心态、程序的迥异其实多少就是软件优劣的一个具体反映。
注解：
1、本文初稿部分段落以“peiyang Squadron‘s Approaching Formation in the Battle of the Yalu,17 September 1894”为题，宣读于2004年5月24日在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召开的“（美国）中国军事史学会”年会。
2、William Ferdinand 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Constable &Co.Ltd.,1929）页36。戴乐尔（Tyler）由此引申，认为1890年琅威理上校为香港撤旗事件辞职是改变欧亚历史的关键，不可等闲视之。详见下文注20。
3、北洋军舰的图片、数据可参阅Stephen S.Roberts
4、伊东祐亨（天保14年5月12日－大正3年1月16日），是日本明治时代第三个海军大将，甲午海战时为中将提督。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香港：远流出版社，1998）页22称伊东祐亨和清军提督丁汝昌都由陆军转行，不确。伊东在德川幕府末期进入兵库海军塾就学，由鹿儿岛藩的“蝴蝶丸”（146吨）代理舰长兼炮手做起。维新以后历任“东”（1358吨）、“日进”（1490吨）、“扶桑”（3717吨）、“筑波”（1978吨）、“龙骧”（1429吨）、“比睿”（2200吨）舰长。明治18年又到英国接收“浪速”（3650吨）回国，再升任海军省第一局长、横须贺镇守府长官、海军大学校长、常备舰队司令、联合舰队司令、军令部长、军事参议官，资历相当完整。在伊东之前的两名海军大将（西乡从道和桦山资纪）都是陆军起家，伊东是日本科班出身的第一个专业海军大将。参看菊池宽，《明治海将传》（东京：万里阁，昭和15年），页113－134，福川秀树编。《日本海军将官辞典》（东京：芙蓉书房，2000），页46。
5、“松岛”、“严岛”、“桥立”三舰各载32公分巨炮一门，是日军专为克制清军“定远”、“镇远”而建。详见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清华学报》，24卷3期，页297－318。Jiro Itani,Hans Lenerer,and Tomoko Rehm-Takahara,
6、日方对战事经过的记录相当认真，比如当天四艘清舰沉没的位置和时刻都有专业化的丈量：
（1）“扬威”于午后1时10分起火，后于东经123度40分9秒、北纬39度39分3秒搁浅烧毁。
（2）“超勇”于午后1时20分起火，沉没于东经123度32分1秒、北纬39度35分。
（3）“致远”于午后3时30分沉没于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
（4）“经远”于午后5时35分沉没于东经123度40分7秒、北纬38度58分。
小笠原长生，《东乡元帅详传》（东京：春阳堂，昭和9年），页130。
7、如美国海军历史中心所藏NH61986图片所示。亦见于张荫麟“甲午中国战迹考”《清华学报》，7卷1期（《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卷11，页451－452。）
8、W.F.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页48。据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页102，引述戚其章的说法，变阵的决定仍是丁汝昌同意的。
9、例如：《大日本战史》（东京：三教书院，昭和17年）。小笠原长生，《东乡元帅详传》（东京：春阳堂，昭和9年）。
10、小笠原长生，《东乡元帅详传》（东京：春阳堂，昭和9年），页128－130。
11、持此说的权威著作包括：H.W.Wilson，《Ironclads in Action-a Sketch of Naval Warfare from 1855,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ttleship in England》(London:Sampson Low,Marston and Co.Ltd.,1898);T.A.Brassey(ED),《The Naval Annual 1895》(Portsmouth:J.Griffin & Co.,1895)。Zenone Volpicelli(‘Vladimir’),《The China-Japan War》(London:Sampson Low,Matston and Co.Ltd.,1896)。Volpicelli误植“广甲”为“威远”，其他与Wilson、Brassey均一致。日文资料也有赞同此说的，如战争期间逐期发行的《日清战争实纪》（东京：同史编纂会，昭和11年重刊）。
12、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三联书店，2002），页433－434。
13、H.M.S.Leander，二等穹甲巡洋舰，4300吨，三樯二烟筒，有船头帆。Glasgow/Napier船厂建造，1880年6月14日起工，1882年10月28日下水，1885年5月29日完工。就其保留风帆的形貌而言，比北洋各船略显落伍，但内部器械与防护则相当先进。
14、1894年11月24日“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5、1894年12月8日“伦敦新闻画报”。原照片系H.M.S.Alcrity乘员Wylde上尉提供。H.M.S.Alcrity为三等巡洋舰、作通报舰用。1650吨，17节，二樯一烟筒。1884年2月14日在Yarrow/Palmer起工，1885年2月28日下水，1886年6月22日完工。
16、巡洋舰U.S.S.Charleston上只有一部打字机。沈威廉离舰独自到旅顺、威海出差，考察战况，当然只能亲手撰写所有的报告。沈氏撰述甚勤，手腕因而受伤就医。（见沈氏1895年3月9日发自烟台的第63封信，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他也为美国海军情报处收集清舰负伤的照片，珍贵异常。需留意的是，“济远”主炮台护罩穿顶的照片摄于丰岛海战之后，并不是黄海海战的结果。当时美国海军情报处编制微不足道，主管为Frederick Singer上尉。沈氏日后得老罗斯福总统赏识，对海军炮术大加整顿。一次大战时，沈氏担任驻欧海军司令，也曾两度担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沈氏收集的清舰负伤的照片部分已转刊在Stephen S.Roberts
17、“圣德纪念绘画馆”坐落于东京都新宿区明治神宫外苑，是日本为纪念明治天皇及昭宪皇后所建。大正15年（1926）起工，昭和11年（1936）完成。馆内成列80幅以明治时代重大事件为题材的大帧日本画、油画。太田喜二郎（OTA Kijiro,1883-1951）京都人，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为大正时代重要画家。
18、“比睿”与“金刚”、“扶桑”，同为日本设置海军省以后第一批向外订购的军舰，由英国海军造船局长Sir Edward Reed设计。“比睿”铁骨木皮、沿水线镶有137公厘厚的装甲。2250吨，13节。明治11年2月25日竣工。“比睿”参与大东沟海战，与清军的“广甲”相似，略有凑数之嫌。
19、这是当下“比睿”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主观盘算，姜鸣（页370）说他“慌不择路”，未免言重了。“比睿”左舷侧被“定远”左舷主炮击中，后甲板起火（见太田所绘海战图），右舷又遭“经远”的机枪、速射炮就近攻击，多人伤亡，于是脱离战场，可说是力竭而退。樱井规矩之左右，关东千叶县人，明治9年毕业于日本海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后以少将退役。1887年，樱井为参谋本部海军部第2局第1科的科员（少佐）、代理科长，是参谋本部该年度《征清方策》的起草人。他的主要构想就是登陆大连湾以西、占领旅顺，然后以辽东半岛南部作为陆军进攻北京的跳板。海军的任务在阻绝清国的南北洋舰队。日军参谋本部的科员不定时撰写类似的作战方案，樱井的《征清方策》便是其中之一。
20、区分同型舰谈何容易？许多中文书籍、网页至今仍把琅威理带“致、靖、经、来”回华时的座舰“靖远”误作“致远”。例如：林声（编）《甲午战争图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页173。姚开阳，《（网上）中国军舰博物馆》（台北，http://vm.rdb.nthu.edu.tw/cwm，1998－2004版）。作者不详，<“致远”号巡洋舰>《（网上）历史回廊/史海勾沉》（合浦，http://www.epicbook.com/f_history/ziyuan.html，2001－2004版）。附带该提的是，琅威理在“靖远”挂五色提督旗、一路飘洋过海，“致、靖、经、来”四管带都没有异议。随行的清廷驻英使馆文员、工部主事余思诒还认为琅威理在厦门会合丁汝昌时，两提督旗并列有其道理。见余思诒，《楼船日记》卷下，页33。天津官书局1888模仿英国《Navy List》出版的《北洋水师名录》也说琅威理是“会统北洋水师、头品顶戴、提督衔、二等宝星”。李鸿章在1890年香港撤旗事件左袒刘步蟾到底、逼走琅威理，确实处理不当，有过河拆桥之嫌，等威海 师才追悔莫及。戴乐尔认为琅威理辞职是改变亚欧历史的关键，不无道理。香港撤旗事件原委，可参看王家俭，“琅威理之借聘来华及其辞职风波”，《历史学报》，（台湾师范大学，1978），卷6。戚其章、毕华健，“琅威理与北洋海军”，《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卷1，页438－458。王、戚二文对琅氏悬提督旗早有成例之事着墨不多，故补述与此。
21、有些西方文献认为“赤城”（622吨）战力微弱，对战局有害无益。其实伊东带吃水最浅的“赤城”随行另有用途。9月17日海战当天清晨6时许，日方舰队还在海洋岛附近，“赤城”即奉命入该岛象登湾探查。（见“赤城”舰9月19日报告，刊于10月9日《时事新闻》。）甲午战前清国南、北洋舰队最后一次的大阅操在1894年5月17－27日举行，“赤城”也曾在场观察。“赤城”与“爱宕”、“鸟海”、“摩耶”同型，神户小野滨船厂建造。1886年起工，1890年完工。钢骨铁皮，二樯，两轴，长154尺3寸，宽27尺，吃水9尺8寸，排水量614－622吨，携煤160吨，10.25节。载21公分炮（前）、12公分炮（后）各一尊。详见日本造船协会编《日本近世造船史－明治时代》（东京：弘道馆，1911年），966页。
22、杨用霖是北洋舰队行伍出身的最高阶军官。（按：风帆时代英法海军名将不乏行伍出身者。建立专业的海军军官培育学校是近代才有的事。）少年投军时，在福建“艺新”炮艇随管驾许寿山学习英文与航海术。杨氏机敏好学，颇得琅威理器重，积功升到铁甲舰“镇远”帮带。甲午海战中期，清军阵形散乱，诸巡洋舰或沉或逃，独有铁甲舰“镇远”护卫旗舰“定远”、须臾不离。欧日文献对“定远”不沉都归功于“镇远”。据“镇远”舰上员弁指证，杨氏临危不乱，代替总兵林泰曾指挥有以致之。次年威海 师，清军丁汝昌提督、刘步蟾总兵等相继服鸦片自尽，独有杨氏以手枪自裁，端坐不仆，不失军人本色。死事之壮烈，与其师许寿山先后辉映。清法战争马尾之战（1884年8月23日），许寿山为炮舰“振威”（572吨）管驾，偕广东援闽的三等巡洋舰“飞云”、“济安”在马尾下游罗星塔与法军三艘一等巡洋舰对峙。炮战爆发，“振威”不单能立即还击，在受弹无数、起火将沉时，犹装填最后一弹，欲近敌共亡，乃为法炮所碎。临沉之际，“振威”复升龙旗、鸣炮一声而没。在场观战的美军“企业”号（U.S.S.Enterprise）官兵对“振威”的奋勇表现赞不绝口，咸认为许寿山是清军第一勇将。见JamesRoche与L.L.Cowen，《The French at Foochow》（Shanghai，1884），页16－17。（Roche与Cowen为美舰“企业”号乘员。）清国官场素有重文轻武的习气，选拔海军将才也以学科优异者优先，对领导统御和应战勇懦则不够重视、也不知如何考核。宦途顺遂、平步青云的张成、刘步蟾、林泰曾的临战表现，实在不如许寿山、邓世昌、杨用霖远甚。日将伊东佑亨给丁汝昌的第一封招降信里对清国官场习气也有同样批评。
23、LeeMcGiffin,《Yankee of the Yalu-Philo Norton McGiffin, American Captain in the Chinese Navy(1885-1895)》（NewYork:E.P.Dutton&Co.,Inc.,1968）,页122。作者是马吉芬侄媳，撰写儿童文学作品甚多，本书根据马吉芬家书写成。据马幼垣考证，马吉芬家书错误甚多，引用时需谨慎。见马幼垣，“马吉芬与北洋海军”，《北洋海军研究，第2辑，2001》。页435－459。
24、见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丁汝昌的战况报告与旅顺、威海守将历次寄呈李鸿章的其他文电描述日舰几乎都用“倭船”一词含糊带过，显示北洋清军对外国舰船的辨识能力明显不足，甚至比甲申清法交战时期还要退步。对照日将伊东幼亭、东乡平八郎的战报，即知两军将校对彼方战舰的了解有云泥之别。
25、“装兵倭船”指桦山资纪观战所乘的“西京丸”。李鸿章在奏章里指称“日军陆兵千余人乘此船将由大孤山登陆，欲袭铭军后路，幸为北洋舰队所沉”云云，与史实不符。鱼雷艇“福龙”对“西京丸”发射鱼雷三枚，都没有击中。有一枚因距离过近，从“西京丸”船下无事穿过。丁汝昌在9月18日第一封战报曾含糊宣称“各员均见击沉日军三船”，等寄发第三封战况报告时就不敢再过度冒功，号称击沉的日舰也由三艘减为一艘“鱼雷快船”。
26、许华，《从近代海军作战的阵法和战法评中日甲午黄海海战》， 《北洋海军研究，第1辑， 1999》，页122-137。
27、作此阵形，需各舰同时活动，即当时海军术语所谓 “Direct Course Evolution”或“Concurrent Evolution” 。如要督船在翼端，督船可带头转向，纵队尾续各舰维持原方向、航至督船转向地点始相继调头、全队最後再同时换回原针路，此即所谓“Succession Evolution”。《轮船布阵图说》的船号原以地支(子丑寅卯……)标示，此处直接用参战清舰作说明。
28、即使在1890年5月接收闽厂自制的钢甲舰“平远”以后，也是如此。李鸿章对“平远”素有成见。详见马幼垣，《北洋海军“平远”舰考释》，《岭南学报》，卷二，页185-240。其实，“平远”日后在甲午海战的表现并不差。丰岛海战（1894年7月25日)以后。清廷有意着李鸿章派海军接济从牙山退守平壤的叶志超，丁、李都不愿北洋海军到汉江作战，于是推说“我军精锐只‘定’、‘镇’、 ‘致’、‘靖’、 ‘经’、 ‘来’ 、‘济’七舰，不可稍有疏失，轻于一掷。”（见李鸿章8月3日致军机处电报。)在这文电里李鸿章和丁汝昌仍然明显地忽视“平远”。
29、光绪十四年清廷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官制篇》就明载： “设总兵二员，分左右翼，各带铁甲战舰为领队、翼
长。”本来“致远”、“靖远”、“济远”三艘穹甲巡洋舰在《章程》里列为“中军”，而铁甲舰(“定”、“镇”)、竖甲巡洋舰(“经”，“来”)与无护甲的“超勇”、“扬威”平分成两翼。随著“超”、“扬”日益老旧而刘步蟾(“定远”管带)对未曾出洋留学的邓世昌(“致远”管带，“中军”统领，粤籍）逐步排挤，“中军”名存实亡，三船逐渐纳入左、右两翼。起草《章程》的周馥一介书生、懂得“致远”，“靖远”、“济远”三舰同属穹甲巡洋舰，也算用心。其实把北洋区区九船平分成三队原本也略嫌单薄，应当把这“中军、两翼”当作众多可能的编组的其中一个选项，以保持调度的弹性。穹甲巡洋舰的特性在速度快、火力强、而防御力稍弱，最适合侦察任务。9月16日北洋舰队在大东沟外、大鹿岛海域下锚，并未曾派快船或鱼雷艇在外围侦巡。
30、当然也有两艘同型舰一道出任务的时候，取其船速、性能一致，且能互通（零件）有无。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北洋曾应台
湾巡抚刘铭传之请，数次派“致远”、“靖远”赴后山助剿番民。清廷记取清法战争的教训，购置“致靖经来”原专为闽台地区海防之用。等四船完工返华，竟平白落入李鸿章手里。刘铭传心有未甘，不时以后山细故、劳动北洋派船助战。李鸿章、丁汝昌虽偶有烦言，却也不便置诸不理。这是“致远”，“靖远”与台湾一段罕见提起的渊缘。1888年(光绪十四)，吕家望番社围攻卑南清军大营，刘铭传剿办半年无效。“致远”抵达后，卸六磅炮两尊，与“靖远”合派枪队六十名上陆进讨，不十日平之。(见池仲佑《海军大事记》(北京，1918)，页8。)六磅速射炮重达三吨，需用牛车携运，为当时最特别的机动炮车，可惜没有照片传世。“致远”管带邓世昌副将因此事立功，获颁提督街、记名总兵。邓世昌是北洋唯一的粤籍管带，到台湾的次数也最多。甲午年在大东沟，大鹿岛海域力战而亡，享年四十五，清廷谥以“壮节”。1891年1月，“致远”、“靖远”也曾奉派随护访清的俄国皇太子。(见《海军大事记》页9。)
31、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页48。
32、击沉“高升号”的“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大佐，其后在日俄战争以歼灭远道东来的波罗地海舰队扬名世界，积功晋升元帅。饱受俄国欺负的芬兰甚至以“东乡”(Togo)为其啤酒命名迄今。东乡身后遗物就有Noel中校的战术书（见笤原宏《海军创设史》，页345)。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页102)说东乡是甲午海战时的日军“副帅”，其实不然。伊东的“副帅”是留学美国的坪井航三。唐书页79说东乡在丁汝昌第二度率舰访日时担任“东京湾防卫司令”(要塞司令），也不对，应该是吴港“镇守府参谋长”。明治时代日军要塞司令除马公以外，都是陆军职。“镇守府”则为海军职，源自法国的海军军区概念。
33、中国古兵法也有“上驷对中驷”、“中驷对下驷”，以取得局部优势的说法，其理相通。
34、西乡致伊东备忘录极可能是山本权兵卫的主意。
35、当时日本海军对战术最有研究的岛村速雄就在伊东幕中担任参谋。日后由于单纵阵在甲午黄海海战和日俄战争大获成功，“舰队司令必须在单纵阵的阵头指挥”的观念逐渐疆化，到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甚至不容批判、质疑。参看野村实《日本海军的历史》(东京：吉川弘文馆，2002)，页46。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海军费了很长时间才扭转“舰队司剖非以最大的主力舰为座舰不可”的陋习。参看吉田俊雄，《联台舰队の荣光 悲剧－东乡平八郎 山本五十六》(东京：秋田书店，]968)。
36、依海军大学校《机关 关 战史讲义录》统计，清、日开战时，军官(含见习生）现役1141人、备役243人；军士长现役270人、备役35人；军士现役1702人，备役123人；水兵现役8055人，备役2295人。
37、皮明勇，《晚清海战理论及其对甲午海战的影响》，《北洋海军研究，第1辑，1999》，页161-174。
38、1866年7月20日，奥地利舰队与意大利舰队交战于亚得里亚海域的黎撒岛附近。奥军司令Tegetthoff乘旗舰SMS
Ferdinand Max撞沉意军旗舰Re d‘Italia。黎撒海战于是成为冲角战术的范例。甲午海战的前—年，1893年6月22日，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铁甲舰群在编队演练大回转时，Hasting Marham少将座舰HMS Camperclown意外撞沉旗舰HMS Victoria，舰队司令Sir George Tryon提督与舰上358名乘员死亡。类似的海难事件往往会加深冲角战术有效的错觉。其实在战场上运用冲角对敌并不容易。以黎撒海战为例，奥军曾三度尝试使用冲角，只有旗舰SMS Ferdinand Max成功地撞沉敌舰。另一木质奥舰SMS Kaiser撞击意军铁甲舰Re di portogallo，SMS Kaiser自己受损相当严重，必需退出战场。意军统帅Persano在换乘Affondatore以后，也两度企图撞击已经受损的SMS kaiser未果。当时鼓吹冲角战术的学派有意无意地忽略失败的战例，误导众生。黎撒海战与甲午海战之间，没有其他大规模的舰队海上对决可供借镜。包括北洋将领在内的列国海军将校因而未能及早了解冲角战术的局限性与落伍。赴日施教的英国海军上校音格（John Ingles）在这方面可算是先知先觉。
39、除了Duilio、Dandolo以外，还有Lepanto(1883-1914，13336吨，Italia(1880-1921，13678吨），Andrea Doria(1885-191l，9886吨)，Ruggiero di Lauria(1884-1909，9886吨），与Francesco Morosini(1885-1909，9886吨)。
40、HMS Inflexible(1876-1903，11880吨），HMS Agamemnon(1879-1903，8510吨．HMS Ajax(1880-1904，8510吨，HMS Edinburgh(1882-1910，9420哟，HMS Colossus(1882-1908，9420吨）。
41、巴西：Riachudo(1883-1910，5610吨），Aguidaban(1885-1906,4921吨）；美国：USS Texas(1892-1911，6135吨)，USS Maine(1889-1898，6682吨。美国因应巴西扩军而采用“主炮斜置”设计的时机其实嫌迟了一些。“定远”、“镇远”是亚洲仅见的“主炮斜置”军舰，也是德国迄今最大的外销军舰。详见纪荣松，《“定远”“镇远”的姊妹舰——十九世
纪列国“主炮斜置”的铁甲战舰》)(亚洲学会东区年会讲稿）。
42、例如参与清法战争(1884-1885)的五只铁甲舰便是。参看纪荣松，《清法战争孤拔提督的“八野”座舰》《台湾风
物》，53卷4期，页9-37；纪荣松，《清法战争赴台参战的法国军舰》(中法战争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讲稿）。
43、不仅如此。海战甫始，“定远”四炮共鸣，就把舰桥震跨，导致丁汝昌和戴乐尔受伤。这显示清军在拥有“定远”、“镇远”的十年里，从未尝试用德制“径四炮弹”齐射。历次北洋会操，极可能都只用“径二点五炮弹”(练习弹）或只用部分主炮轮放，否则舰桥构结的弱点早已被发现。日军在威海卫接受残余的北洋军舰以后，对“镇远”略有改装。除了补强飞桥结构以外，还在后樯（主樯）两侧增设6寸速射炮各一。从此，“镇远”主炮不再能向正后方射击，舰尾副炮的护罩和舰载鱼雷艇架也永久移除。这些外貌的改变是判读“定远”，“镇远”照片时有用的依据。
44、皮明勇，“晚清海战理论及其对甲午海战的影响”，《北洋海军研究，第1辑，1999》，页170-172。
45、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页110-111。
46、“超勇”、“扬威”虽有钢骨钢壳，却没有水密隔舱。甲申清法战争时，“超勇”、“扬威”比大多数参战法舰还先进。原已南下到沪，却因朝鲜政变北返，错失赴台闽与法军交锋的机会。等十年以后，“超勇”、“扬威”却比清军、日军绝大多数的军舰落后。十九世纪后半舰船进化极快，几乎每隔一二十年就有某些舰型的全面汰换。见纪荣松，《清法战争赴台参战的法国军舰》(中法战争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讲稿）。
47、炮击“赤城”的清舰，除了“来远”确实可考以外，原来在左翼的巡洋舰(“经远”，“致远”，“广甲”、“济远”)也曾参与。见“赤城”的海战报告，刊载於1894年10月9日的“时事新报”，这显示清军巡洋舰群在午后1点20分可能就已经放弃接仗时的凸横阵。
48、甲午海战日方第—游击队的巡洋舰表现甚佳，完全符合（或超越）设计时的期望。专为克制“定远”、“镇远”而造的“三景舰”则名不副实。“松岛”、“桥立”、“严岛”三舰的32公分主炮合计在5小时的战斗里只发射弹13枚，平均每门炮每小时才发射一枚，且无一命中清舰。吉田俊雄因此认为“松岛”三舰的巨炮是无用的长物，有如二次大战的战舰“大和”、“武藏”的46公分巨炮。“松岛”、“桥立”、“严岛”三舰的实际功能在于（1）为大批速射炮提供载台，（2）让日军心理上不至於畏惧“定远”、“镇远”太过。
49、例如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威海守将戴宗骞致北洋大臣李鸿章电：“今早八点钟，有倭船两艘窥北口，头船距台八千一百密达。试开两炮，正对船身，不及约丈许。旋即驶远游弋西北山後，复向西行。不审有无后帮，容俟侦明续报。”
50、以清军“来远” 受伤之重(参看美国海军历史中心图片NH61990)，居然能驶回旅顺不沉，西方武官、记者咸认是奇迹。
51、平田胜马，《威海卫海战记》，(东京：战记名著刊行会，昭和5年)，504页。亦见于沈威廉1895年致美国海军情报处报告。
52、本图根据Slegfried Breyer 《Battleships and Battle Cruisers,1905-1970》(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Inc.,1970)，页19增补而成。
53、其他因素包括军舰速度的差异、日方快炮较多、清军弹药补给和舰舰体维护保养有严重缺失等。
54、例如，有关丰岛海战谁先开炮，因为会牵涉到当天击沉“高升号”是否违反国际法的责任问题，于是在日本海军军令部编辑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春阳堂，明治38年8月)一口咬定是清军“济远”率先发炮挑衅。参战的第一游击队的三名舰长倒不曾蓄意隐瞒。（见“高升号击沉当时的东乡日记”，《东乡，卷356》(东京：东乡会，1998)；岛内恒太，“日清战争的初弹发炮”， 《东乡，卷317，卷头语》（东京：东乡会， 1994)；日本海军军令部，《战斗详报第一号》，防卫厅战史部藏。)H.W.Wilson和W.Laird-Clowes对日舰“吉野”率先动手却是明白的。
55、据戴乐尔所记(《Pulling Strings in China》，页44)，北洋管带似以“济远”方伯谦对战术意见最多。证诸日人对方氏在丰岛海战表现的肯定，以及方氏在黄海战后对刘步蟾指挥方式的质疑，方氏极可能属於“混战派”，不乐于受清军操典、章程所拘泥。方氏于黄海战后一周间斩于旅顺大坞旁，当时“定远”正在坞内抢修，“镇远”亦停靠在坞口西侧码头。
56、因此，战前猜测北洋舰队会获胜的西方人士并不少。就连日本议会和民间也没有料想到海军会大胜，而且胜得如此彻底。当时日本海军高级将校多为鹿儿岛（萨摩藩）出身。萨摩藩士勇敢、不畏死，自是日人意料中事。除此之外，当时日人一般并没有萨摩藩士也擅长海军技术、韬略的印象。见S.C.M.Paine《The Sino-Japanese War of1894-1895：Perceptions,Power,and Prim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战前日本议会就曾以萨摩人充斥海军上层，恐会坏事为由，数度杯葛海军预算。议会甚至逼迫海军整顿人事，东乡平八郎中佐因而险遭裁汰。赖萨摩同乡山本权兵卫向同乡西乡从道说情，才得以留军效力，日后也才造就了东乡元帅的功名。参与甲午海战的北洋管带都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的毕业生，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页28因而说清军是以“一校一级战一国”。其实，日方舰长和海军将帅过半在年幼时都是鹿儿岛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属下的武士“眷村”的街坊邻居。准此，日方也可以号称以“一街一坊战一国”了。
57、马幼垣、唐德刚、姜鸣、苏小东、皮明勇也都有类似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