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天走地:选择、睡眠与快乐──一个少年尽致者的告白

蔡润琴 译

睡眠不足正快速地成为青少年的主要健康问题。青少年睡眠研究指出，青少年每天应睡8至9小时，但很多青少年惯于每天阖眼只4至6小时。这种行为的背后有很多原因。从大脑化学的角度来看，减少睡眠会降低大脑内血清素（serotonin）的水平，这不但影响学术及体育表现，也影响到主观的整体幸福感。与此同时，现在的年轻人在苏醒时比过往任何时候更为繁忙，使到在他们体内系统中循环的「多巴胺」（dopamine）水平，蕴含着一种「我要」（gotta have it）的冲动。我们是否建立了一种少睡多做的青少年「尽致者」（maximizers）文化呢？

知名睡眠研究员Mary Carskadon认为，青少年睡眠不足问题已响起警号，她指　出，青少年普遍出现「相位延迟」（phase delay）的现象，他们的大脑在晚间延迟释出褪黑激素（melatonin，一种帮助调节睡眠的荷尔蒙），比一般成年人还要迟得多。年轻人午夜十二时甚至凌晨一时才上床睡觉，只是生理时钟使然；可是，他们大部份清晨六时半便要起床，并要为把未来的18至19小时用得淋漓尽致而作出「某些」（sort of）准备。

从较为个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我的一个第12级健康研讨课的学生，允许我分享他最近一份报告的摘录：

尽致者是一个决定自己要做任何事、所有事的人。我就是一个尽致者，部份是由于我享受自己所做的每件事，我想尝试新事物，还有，这看来对我报读大学很有帮助。听来很像马基雅弗利的权谋术（Machiavellian），无数高中生正在愈做愈多，一心「填塞」（padding）他们的履历表以便顺利升读大学。有些人则是天生的尽致者，他们觉得自己需要做所有的事，又或负责所有的事。这种尽致的倾向通常会带来压力，以及降低快乐的质素。

很多人对尽致者置疑，他们会说凡事「去到尽」是尽致者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可以随时停止。Barry Schwartz的看法正好相反，「当选择和控制的经验变得更深更广时，人们对选择和控制的期望也会随之不断提高。」（Schwartz, 2004） Schwartz所说的，正是随着选择权在社会中不断膨涨，人们亦开始对所作的选择加以更严苛的评价。相比那些只会点头的人，一个向责任或领导机会说不的人较易被人看扁；可是，一个愿意接受任何挑战的人，又会被人指责「选择」（choosing）好大喜功。人们身处夹缝中，两面不是人，久而久之，所受的压力会变得愈来愈大。高压力水平最后会导致人们为了生存而放弃一些良好健康的必要元素。

睡眠就是人们为了生存而放弃的主要健康元素之一。少年人睡得迟自然便会起得迟，这就是褪黑激素在大脑中的作用。可是，成年人把少年人的上课时间定于清早，而此时他们最需要的却是睡眠。对于这个问题，Barbara Strauch的意见是「少年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间，跟他们实际得到的，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是一个少年人[…]睡眠不足的国家」(Strauch, 2003)。很多少年人都是尽致者的缩影，为了考试、为了升学、为了父母的期望，他们不得不运用各种方法去创造更多时间。少年人每晚至少应睡9小时，但为了完成他们自以为一天内必须完成的所有事，大部份都只好牺牲睡眠时间。由于杂务缠身，有些人更不得不愈睡愈迟，但由于要应付学业，又不得不愈起愈早。 Strauch说得对，美国的成年人正在制造「一个少年人睡眠不足的国家」（a nation of sleep-deprived teenagers）。很多少年人以为睡得少有助他们舒缓压力，但事实上却刚好相反。

这个学生的自白书，跟我和宾夕凡尼亚州大学合作的一项研究有关，我研究的是中学新生及高年级生的性格力量、学术表现及健康行为之间的关系。审慎作为一种力量（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Peterson and Seligman, 2003），对那些于上课周中每晚都能睡上7小时的参与者尤为显著，这不难理解。可是，那些力量有较高倾向的学生（于1至5的李克特五等尺度量表中得4或 5者），却是睡得较少的一群。虽然这些数据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却带出了一个问题：那些「坚持」（persevere）多做的青少年，是否付出了睡眠的代价？当中所涉及的是有关自我调节的问题，非要有行为转变才会有定论。

问题的重点是：正在不断透支的青少年尽致者，最终会否导致睡眠破产，并降低他们于成长期的主观幸福感？我将于下月的文章中探讨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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