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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简史开放分类： 文化大革命、历史、图书
《“文化大革命”简史 》
图书简介
席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自1954年一直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曾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文化大革命”部分。与人合著《新中国史略》、《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讲座》等书。发靛过《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文化大革命”始末》等文章二十余篇。1993年离休。 高春明，195
图书目录
引言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起因
一、“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
二、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
三、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
四、在三个交友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中走向极端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一、一条奇异的导火线二、全面发动的纲领和领导机构三、“炮打司令部”和大批“资反
五．七指示开放分类： 文化大革命、史料、文革史
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在指示中还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它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的混乱。
造反派开放分类： 文化大革命
       造反派是文革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一种群众组织，及其与他们的政治实践相关连的一整套思想方法、行为特徵、价值取向。

　　造反派是与“保皇派”相对。指文革初期在红卫兵之后走向社会，以下犯上，对当时的领导体制和具体负责人持对抗、批判态度，并采取实际对抗行动的群众组织。最初受到歧视和压制，如被视为调皮捣蛋、不安分守己的害群之马，被宣布为非法或反动组织，扣发参与者的工资，整理参与者的材料，等。该词当时仍按传统价值来阐释，含贬义。1966年秋冬，通过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学生以主体）造成的气候，造反派组织获得迅速发展，已占压倒优势；而党政领导和基层单位失去了运转、整合功能，陷入瘫痪状态。参加这类组织就成了时髦──进步、革命的标志。文革早期的“保皇派”纷纷转而加入造反派了。红卫兵是此一阶段造反派的主体。造反的本质就是造反，鼓吹打乱、改变现有的秩序。造反派赖以成事的最大秘密（公开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奉旨造反。对最高权力来说，表层的反社会行为下面是实际上的亲社会行为。“造反”一词遂变几千年贬斥色彩而含褒义：由“乱臣贼子”、“无赖轻薄”摇身变成了“社会中坚”、“文化英雄”。该词感情色彩的改变，是毛泽东发动、操纵的文革引致中国民间社会、社会心理、组织结构……一整套组织、秩序、价值颠覆性巨变的反映，是传统文化断裂的最显着的表徵。

　　由此进而扩展为，对除红卫兵以外的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统称。以产业工人为主，农、商、文、卫等系统辅之。在大联合、夺权阶段，红卫兵仍在舞台上，但文革的主角已经由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来充任了。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指的就是他们。在这类组织中，组织成员的品类更加芜杂，派性更为严重，组织的松散程度更大，造反动机的功利性更明确──就是要瓦解、摧毁科层制势力，占山为王，“掀翻金銮殿，轮番来加冕”。要取代走资派，成为新的掌权者。有相当一部分人顺应时代潮流，进入官僚阶层、权力体制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引申为借指参加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一般成员。

　　文革后称文革中参加过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仍然用以文革当时的称谓指称他们，可以看作该名词的过去时态。受到清查的“三种人”，主要就是指其中因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有组织联系而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有打砸抢劣迹的人。

　　文革后，比喻行为方式、价值观、性格等方面与造反派相似的人。含贬义。例：小造反派；造反派脾气。这是一种弹性比较大、却又偏于严重的指控，因为文革在政治上被全面否定，造反派受到严厉追究；该词所包含的历史追溯、政治判断内容，会引起个人经历、情感方面的联想，乃至过分反应。——重归威权体制的旧轨道，再次强化官本位、肯定知识精英的主流地位，赋予阶级分化以合理性，这是后文革以来社会心理的最大变化。
红卫兵墓群开放分类： 中国、文化、建筑、文化大革命、历史
全国唯一尚存的红卫兵墓群
  
位于重庆市沙坪公园位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缓坡的一块墓地(紧邻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据称是中国仅存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高约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墓园西高东低，形成几级梯形台地；墓园占地约3000平方米左右(约合4.5亩)。墓群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
其中113座墓茔瘗埋着1967年至1968年重庆武斗[注1]期间约400名[注2]战死或故亡(个别)的八一五派组织成员。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结束。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2人)，年龄最大的60岁。死亡者年龄：20岁以下的占35.2％(69人)，21—30岁的33.7％(66人)，31—40岁的20.9％(41人)，41岁—50岁的7.7％(15人)，50岁以上2.6％(5人)。死亡者职业：工人占58.9％(最多，176人)，学生34.8％(104人)，职员4.7％(14人)，军人(军事院校学生)2％(6人)，干部1％(3人)，教师0.67％(2人)。
墓园的布局没有统一规划，按先来后到的不成文法随意分割，有的位置坟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则趋疏朗，没有对称性。建墓的主要材料是石板、青砖、三合土、水泥。单人独墓的款式一般较简单，没有独立的碑，刻石融在墓体中嵌于正前方，墓志、墓表、墓铭三者合一。而多数合葬墓主体设计摹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再略加变通改良：南北横亘绵延的墓基适应着多人合葬的功能需要，其上耸立一座石碑。9号墓摹仿人民英雄纪念碑最为认真与酷似，墓基四周环绕着漂亮磨石栏杆。117号墓铭刻悼文的墓裙宽达十多米。碑身、碑顶一般饰有八一五派徽记(嵌着派别名号的火炬)。墓碑主体题字多为龙蛇竞走、横空出世的毛体狂草：“死难烈士万岁” 。点缀其间的有时代特征鲜明的激烈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或表示悼念之意的毛泽东、鲁迅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
碑文一般能提供死者生平较完整的资料，且间杂考绩式政治评语。如82号墓：“江丕嘉同志简历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年仅二十岁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颇具代表性的105号墓碑文“悼词”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夸张、花俏的抒情性，被用来寄托对死者的缅怀、称赞之情，着眼点是以死者性命证明对立方的反动、不义和己方的政治合法性。“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晓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紧握！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烈士永垂不朽！八一五革命派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
墓园所有碑文都遭到程度不同的风化、剥蚀：碑文姓名不全的有23名，姓名全无的24名。最严重的是71号墓，11位死者的姓名全被风化了，只有死者的岁数尚可辨认；此碑的死亡人数是根据岁数记载的占位推算出来的。85号墓则因有一整块墓碑石块被人撬走，故其中10名死者的姓名皆不可考。
在墓园大量污损、破坏性的游人题咏中，也有个别具警策意味的。5号墓左侧碑身有模糊的锐器刻痕，上面刻着：“人间本无正道阴世焉有光明我劝后人擦亮眼不求主义只求欢”。发现时间为1993年清明。
[注1]重庆武斗因占据国家军工生产基地的供应便利，以一夜间打了1万多发高射炮弹的纪录惊动中共最高层而闻名全国。此地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时间的武斗，见于官方记载(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大事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版)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仅从此地掩埋人数达404人看，这就是缩小了的数字：八一五派除此外还有类似的墓群在重庆大学、红港街心花园、建设厂清水池等地(均已无存)，更无论对立的反到底派也有战死人员统计和墓地(潘家坪招待所等)。
[注2]从有确切死亡者姓名、性别、履历、所属团体、死亡时间、致死事件、死亡人数的92座坟墓碑文提供的资料里，实际累加统计出345人的墓葬死亡人数。因文字湮灭已不可考的21座墓，若按92座墓的平均安葬人数(3．75人／墓)扣除25％的误差所得数值(2．81人／墓)相乘，估计葬有59人。加上已知数字，此地共掩埋404名武斗死难者。
(参考资料：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载《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余刘文韩平藻《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南方周末》2001年4月29日)  

康生 开放分类： 人物、文化大革命、阴谋家、反革命分子

目录

• • 个人概述
• • 生平纪实
• • 革命人生
• • 人物评价
• 

康生(1898～1975)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分子。
个人概述 [编辑本段] 1898年生于山东诸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7月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1937年冬回延安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搞“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康生是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打、砸、抢”，煽动武斗，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1975年12月16日卒于北京。1980年，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公布其罪行。
[康生](1898一1975)山东诸城(今属胶南)人。1924年进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下半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被指定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主管工会、交通等。这一时期他拥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1933年临时中央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7月去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延安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1943年7月，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同志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由于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发现，使这一错误得以纠正。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给土改工作造成了损失。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他捏造罪名，打击迫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死。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公布他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中国网2002年9月22日


生平纪实 [编辑本段] 山东诸城(今属胶南)大台村人。1975年12月16日卒于北京。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张裕先、张叔平、张耘、赵容。
1898年生于山东诸城，出身于富裕之家。幼年在其家设学馆读书。
1914年去青岛礼贤学校学习。
1917年中学毕业回家。
1917年秋天，因遭土匪抢劫，举家迁往诸城，入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
1918年结业后，在诸城高小任教。五四运动后接受新思想。
1924年夏天到上海，进入实际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爆发后，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192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曾任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初，调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
1927年春夏之际， 蒋介石、 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康生转入中共地下工作。
1928年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同年夏任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秋冬期间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
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他积极支持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1931年1月，王明掌握中共中央实权后，他又取得王明的信任，升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移到江西苏区，另在上海设立中央局，康生留在上海工作。 7月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同年11月，他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非苏维埃中国革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的报告。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缺席的情况下，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11月，被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1936年，他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开展“镇反肃托”运动，打击迫害了一些好的共产党员。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康生随王明于11月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2月9日至14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康生与王明同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8年1月1日，他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无中生有地说陈独秀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 拿日本津贴，造成很坏的后果。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康生提出“整风——审干——肃反”的公式，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 ，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1945年4月，中共“七大”选举时，经做工作，大会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免去其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职务。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康生参加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改会议。会后，他参加山东解放区的渤海区土改会议。11月25日，他在渤海土改会议上提出要改造渤海区党委和政权。这次会议错误地处分了当时渤海区党委和行署主要干部数人。
194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康生任书记，30日，被推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4月2日，又兼任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生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和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出版委员会副主任、 增补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打击迫害了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
1969年，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0年9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
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16日病故于北京。
“文化大革命”中，他直接参与了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其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干将之一。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打砸抢”，煽动武斗，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198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在延安，康生最有特色的打扮是黑皮夹克，带墨镜，遛狗。前后四个保镖。
康生对文物的鉴赏比较有功底，在文革中客观地保留了大量文物。另外，他的书法、绘画水平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尤其善写章草。
革命人生 [编辑本段] 统一战线的提出
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明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步骤，强烈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把物件扩展到愿意抗日的除了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党派团体，发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具体纲领，建立中华民族推进反日运动和组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这个纲领后来经过宋庆龄等1779人联合签名公开发表，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作用也是非常大的。王明和康生当年一起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但他们日后的际遇却大不相同。

“王明路线”
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

“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主席给大家平反道歉。”杨尚昆接着说：“1947—1948年，康生在晋缓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主席，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1952年初，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惟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 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利用反修斗争取得毛泽东信任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 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驳斥，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康生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出席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领导人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对外，他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主席“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左”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时，也应当看到，康生的极“左”对毛主席晚年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排斥王稼祥控制中联部
在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康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排斥和打击中 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借以加强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识破了康生的极“左”思想，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对中联部的有关副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让康生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1960—1961年，当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后来他了解到了苏联当年的农业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贯彻的以及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在遇到挫折时是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的材料，他认为承包责任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类似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他表示，中国应当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内忧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过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要斗得有理有利有节，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了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也没有认为信中有什么问题。 但是，1962年世界裁军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康生抓到了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康永和为副团长、王力为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毛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这一下，康生认为机会来了，到处煽风点火，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给周恩来总理等写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对外政策引起的。他鼓动刘宁一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状。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刘宁一向毛主席历数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谓的“错误观点”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毛主席听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在1962年8月举行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主席，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主席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中 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文革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把它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被增补为中 央书记处书记了，随后中央决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由于对“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继续工作，以养病为名，彻底靠边站了。

打倒知情人重掌社会部
康生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 “左”的一套，中 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康生对他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 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 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呼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去《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元老高崇民是该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大会批斗之后，又亲自在深夜打电话给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双双自杀身亡。19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他请示汇报。   

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调查部发出了一个被造反派称之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这个指示除全面否定建国以来中央调查部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外，还点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的名，说他们是坏人。何长谦同志是混血儿，其外貌酷似“洋人”。40年代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关部门利用他的相貌特征，派他去沦陷区进行地下工作。长谦奉命潜入北平，建立情报网，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和敌伪政权的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奉命到南京开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安插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对南京解放后一举粉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网立了大功。长谦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国文字，是翻译界的权威。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论战文章和毛主席著作过程中，他都积极参与，负责定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文革中被康生点名后，造反派给何长谦编造了“八国特务”的罪名，把他抓进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于1974年夏死于狱中。生前没有能够看到为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结论。粉碎“四人帮”后，何长谦的弟弟何长青为其兄写了申诉材料，后来这份申诉材料转呈给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不久获悉，组织上已为长谦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长谦举行了悼念仪式。长谦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获得了自由。

草菅人命的“迫害狂”
有人说，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革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于1966年7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了“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由此可见康生是如何丧心病狂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主席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过恩恩怨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　   
　
康生在文革期间迫害医务人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苏枚谋害案”。据资料记载，苏枚是曹轶欧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经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文革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1968年1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起来，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此案为何又牵连到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呢？据介绍，苏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室，请他们派人来抢救。正在值班的内科大夫顾惜春急忙赶到政法干校，对苏枚进行抢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医院急救室，请医院的专家，包括王新德教授在内，继续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专家们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药自杀的可能性。最后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片，确诊为服安眠药中毒。康生见到诊断报告后蛮不讲理地“批示”说：“苏枚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杀。她胃里的安眠药片肯定是解剖时放进去的”，并勒令查办。这一下子，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竟被捕入狱，无辜坐牢达六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于当时是临时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的专家，会诊完说了诊断和治疗意见就离开了，这才逃脱了一劫。
人物评价 [编辑本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康生是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打、砸、抢”，煽动武斗，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1980年，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公布其罪行。

康生对文物的鉴赏比较有功底，在文革中客观地保留了大量文物。另外，他的书法、绘画水平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尤其善写章草。  

陈伯达 开放分类： 历史人物、政治、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１９０４～１９８９）
　　福建惠安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有《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中共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１９４５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１９７３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１９７６年９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１８年。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２日卒于北京。
张春桥 开放分类： 中国历史、政治、人物、文化大革命、历史
张春桥（1917-2005）

       男，汉族，1917年2月生，山东巨野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至1934年在山东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月抗战期间到延安，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1940年赴晋察冀解放区，曾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1949年7月至9月任新闻日报管委会委员。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至1953年1月）。1950年6月至1954年4月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上海《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1月至8月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1955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5月至1957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59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5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

       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5月8日至1976年10月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5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7年10月起）。196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1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8月起）。1975年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年2月起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

　　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并被撤销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鉴于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依法将对其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

张春桥著作年表：

《春雨之夜》，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
七日。
《为国捐躯》（3-5），春桥，山东《民国日报·潮水》，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二
日，四月廿九日，五月六日，五月廿七日。
《爱痕之一》，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
日。
《这一天》，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五月计九日。
《漫谈》，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二日。
《学校生活素描——宿舍速写》，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
月计一日至甘三日。
《学校生活素描——早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
五日，
《学校生活素描——代数班》，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廿六日至廿七日。
《学校生活素描——放假之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
月计八日。
《学校生活素描——离别之夜》，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九三二年十二
月廿九日。
《银铃》，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创刊号。又载于《妇人书报》六十
期，一九三四年三月计五日。
《秋》，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第二期。
《失业的人》，春桥，上海《新诗歌》二卷二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另一个问题》，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
《济南文艺简报》，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
《相声》，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
《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
《关于拉丁中文的》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论诗意》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廿八日。
《答复》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印象帖》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
《山东底方言》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
《回读屋跟文学青年》，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
《我怎样答复他们》，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
《关于臧克家》，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折扣的说话》，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俺们的春天》，张春桥，上海《文学季刊》一卷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
六日。又见《新文学大系》续编。第八集《诗集》（香港版）。
《布的交易——用济南话写作的实验》，张春桥，上海《太白》一卷八期，一
九三五年一月五日。
《济南》，张春桥，《中学生》一期，一九三五年一月。
《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
三月计四、三月卅一日。
《明湖春色》，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
《俺们山东人》，张春桥，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二期，一九三五年五月。
《女性的悲剧》，春桥，上海，《新艺》二卷十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
《半瓶子醋》，张春桥，上海《漫画漫话》一卷三期，一九三五年六月。
《行之端》，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林相士》，张春桥，上海《创作》一卷一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
《土枪射手》，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
《驱逐》，张春桥，上海《太白》二卷九期，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
《我控诉》，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讲故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
《明星》，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
《乡愁》，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廿四日。
《诉》，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
《晚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
《窘》，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廿五日。
《金线泉边》，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卅一日。
《老人样的少年》，张春桥，上海《申报月刊》四卷十一期，一九三五年十一
月十五日。
《作家的生活》，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老鸦与胡适》，狄克，上海《知识》一卷五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
《八月的乡村》，（书评），水晶，上海《书报展望》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
二月十日。
《漫画是图画的武装》，狄克，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
月一二十日。
《我还有一双眼睛》，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
《草原之歌》，张春桥，上海《申报·每周增刊》一卷八期，一九三六年三月
一日。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狄克，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
《革命的诗歌》，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也是文学的管见》，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读者想不到的》，张春桥，上海《漫画与生活》一二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五
月。
《把孩子领向哪里》，狄克，上海《文学青年》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五
日。
《〈光明〕》——文艺新刊集评》，张春桥，上海《东方文艺》一卷三期，一
九三六年六月廿五日。
《纪念高尔基》，张春桥，上海《生活知识》二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
《吃饭之外》，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潮》，张春桥，上海《今代文艺》创刊号，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
《加速度，列车！》张春桥，上海《现实文学》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一
日。
《海燕》，张春桥，上海《文学界》一卷三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自己与群众——评臧克家的诗》，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
九日。
《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纪念九一八》，张春桥，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个土匪》，张春桥，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月。
《多作些连续图画吧！》，张春桥，上海《漫画世界》二期，一九三九年十月。
《鲁迅先生断片——我的悼念》，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九日。
《从洋人打死人力车夫说起——“骄子”和“下等人”》，春桥，上海《大晚
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
《论通讯员运动》，张春桥，上海《时沦》－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
日。
《小说家座谈会第二次记录》，张春桥记录并发言，上海《小说家》一卷二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要求作品的通俗化》，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雨》，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甘五日。
《先行者，你安息吧》，张春桥，上海《热风》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炮台》，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明天的太阳》，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二期，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
《速写红萝卜》，春桥，上海《热风》终刊号，一九三七年三月。
《关于语言》，春桥，上海《语文》一卷三期，一九三七年三月。
《生活吧迎着春光——写给你跟我自己》，张春桥，上海《申报周刊》，二卷
十期，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
《要有计划地工作》，张春桥，《通俗化问题讨论集》第二集，一九三七年七
月。
《用武力回答武力——纪念八一反战节》，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
年八月一日。
《七月八日晚上》，张春桥，上海《中流》二卷十期，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
《枪毙间谍》，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
《别动队来了》，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
《怎样对付汉奸》，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一日。
《武装民众》，张春桥，上海《立报》，一儿三七年九月三日。
《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张春桥，上海《国闻周报》战时特刊
第十六期，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
《血火中的上海》，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
《韩复榘》，张春桥，汉口《战地》一卷一期，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
《汉奸吉恩恭（延安通讯）》，张春桥，汉口《抗战文艺》一卷五期，一九三
八年五月。
《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张春桥著，七十八页，一九三八年延安出版。
《秋天在平原上》，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
《对目前边区文艺工作的意见》，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三年三月
廿四日。
《为王老栓全家复仇》，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
《我所领会的〈真理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张春桥，《人民日报》，
一见五四年四月十九日。又见《新华月报》一九五四年五期。
《报纸是作家接触生活的一个基地》，张春桥，《文艺月报》，一九五四年六
期。
《访苏见闻杂记》，张春桥著，华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目录如下：
一、工人报刊的榜样
二、报纸和作家
三、访波列伏依
四、“给小孩子们大文章”
五、人——骄傲的称号
六、“战士”集体农庄
七、在列宁格勒
八、难忘的夜晚
后记
《在红星照耀着的地方》，张春桥，《文艺月报》一九五五年二期。
《我们的期望》，张春桥，《文艺月报》一九五六年一期。
《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上海南京路印象》，张春桥，《人民文学》一九五
六年二期。
《数字的诗》，张春桥，《新民晚报刊》，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
《半夜鼓声》，张春桥，《处女地》，一九五八年九期。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张春桥，上海《解放》一九五八年六期；又转
载于《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为之加了按语。
《今朝集》，张春桥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一七八页，共
收杂文卅三篇。这些杂文散见于各报刊，主要是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目录如下：
序
在新的高潮面前
新年的期望
南京路上的杂感
一把钥匙
把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要像鲁迅那样生活
关于“火种”
闻早有感
在重重困难面前
把根扎深一些
只能“放”，不能“收”
坚持工农兵方向
一个好传统
论“雅量”
论算旧账
从“借东风”想起
“今天天气……”
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
质问彭文应
从盛夏想到锄草
杂谈帽子
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
在大风大浪中的杂感
灵魂工程师的灵魂
看大字报有感
看大字报有感（之二）
看大字报有感（之三）
“唯唯诺诺”辩
愈远就愈明显
论志气
续论志气
偶然想到
论十年树人
《新时代的新谚语》，张春桥、《读书》一九五九年十期；又见《解放日报》
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
《在苏联“造船城市”作客》张春桥《长江文艺》一九六○年三期。
《龙华集》，张春桥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年出版，一八二页，共收
杂文四十篇。目录如下：
序
东风颂
“外行”质题
我们的常规
看橱窗有感
“四无”户答客问
一个被遗忘了的故事
又一个被遗忘了的故事
关于现代题材剧目的问题
让大字报流芳百世
从《老事新办》想起
要热情地支持群众的创举
更上一层楼
《大字报选》序
关于杂文
破除这种迷信
论“不落常套”
“决心大变”颂
大跃进的风格
破“假洋鬼子”
刘诗昆得奖以后
抓住真理，势如破竹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打掉低级趣味
论不知足者常乐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深耕时节
劳动的节日
《工人的语言》序
念一念看
攀登新的胜利高峰
天An门前想上海
“第三，还是学习”
乐观
两种高度
“绿树成荫”议
赞“南京路上好八连”
喜看绿叶成牡丹
“穷棒子”精神

姚文元 开放分类： 中国历史、历史人物、政治、文化大革命、世界历史
姚文元（１９３１－２００５）
　　男，浙江诸暨人，“四人帮”成员之一。其父姚蓬子；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１９６６－１９６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６９～１９７６）。
　　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９年后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１９５５年批判胡风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文艺报》１９５５年１、２期合刊）引起张春桥注意。他的左的文艺观点历史观点，早在１９５０年代中期，即为毛泽东所欣赏。 按毛泽东的旨意，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揭开文化大革命大戏的序幕，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调。此战功成发迹后，从《解放日报》编委一跃而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再跃为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１９６６），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１９６７；参与上海夺权）、中共九届（１９６９年４月）、十届（１９７３年８月）政治局委员并任宣传组成员。任《红旗》杂志总编、主管意识形态（１９７０；接替倒台的陈伯达）；参与组织了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是“池恒”等御用写作班子主管。著有《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１９７５年第三期）。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姚文元中共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２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姚文元辩称，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而非反革命罪行，同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挂不到一起”。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姚文元出狱，隐居浙江湖州和上海市。１９９８年６月，姚文元提出有生之年的两个愿望：出版回忆录、重新入党。２００１年９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近４２万字的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而不准由海外出版。而最终却不了了之，有传因初稿版本审查未获当局通过而未能如愿（有“五不准”批示：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２００６年１月６日新华社发出以下不足百字新闻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３日病亡。姚文元，男，７４岁，於１９８１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１９９６年１月刑满释放。”
姚文元是最後一位逝世的「四人帮」成员。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分子。浙江诸暨人。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卢湾区团工委，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 ，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在江青、张春桥组织下，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九、十届政治局委员。他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写了许多文章，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１９７７年７月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 ， 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