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新白大厦:跰趾密码

　　跰趾，在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人群中，不但是判别祖先是否来自山西洪洞县的标志，更成为判别是否是血统纯正的汉族人的标志。小小的趾甲，穿透了时间的阻隔，被人们当成了成为解读历史的密码。

　　■ 历史故事，往往从一个传说开始：

　　在距今640多年前的明洪武年间，中央政府为了往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的豫鲁冀等中原地区填充人口，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将人丁兴旺的山西各地人民，迁往中原。

　　面对茫然的未来，山西民众极不情愿地集合到洪洞县大槐树下，被推推搡搡着离开家乡。这时，押解的兵士往每个人的小脚趾的趾甲盖上砍上一刀，以后凡是小脚趾趾甲上有裂痕，或小脚趾的趾甲分瓣的，都是山西移民。

　　这个传说流传至今。不少山西移民的家庭，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对孩子们复述这个故事。在山西移民往南迁徒的漫长路途中，有一个聚居地是河南南阳，伏牛山脉中的这块地域里有这样一句民谣：“谁的小脚指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这句民谣的根源就是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公园祭祖堂里的两副楹联：“举目鸹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和“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

　　这个传说后来有了进一步演绎。跰趾，在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人群中，不但是判别祖先是否来自山西洪洞县的标志，更成为判别是否是血统纯正的汉族人的标志。小小的趾甲，穿透了时间的阻隔，被人们当成了成为解读历史的密码。

　　但是，如今人们都知道，刀砍的外伤是不会遗传的。那个600多年前在移民脚趾上砍了一刀的士兵，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让这样的伤口一代一代遗传至今呢？

　　在现代的中国人当中，又的确生活着不少小脚脚趾甲分瓣的人群，在医学中称为瓣状甲(petaloidtoenails，PTN)或小脚趾复形。

　　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无联系，传说中的跰趾来源于山西到底有无依据？

　　■ 来源山西？

　　2005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研究室副教授边建超、研究生郝卫国等人，对出自洪洞的跰甲传说，做了遗传学方面的考察和研究。结果发现，从山陕经豫苏浙到赣闽，瓣状甲的分布呈递减趋势。这表明，瓣状甲的分布在一定区域里，的确与山西移民有关。

　　郝卫国一行从西部省份的山陕出发，一路向东南走去，经过几个历史上山西移民最多的省份、次多省份、直到历史记载中与山西移民无太大关系的福建省。

　　郝卫国等在陕西、山西、河南、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七省，各选一个乡村，进行了瓣状甲的田野调查。这些村落分别位于山西洪洞县、陕西周至县、河南禹州市、江苏淮安市、浙江湖州市、江西玉山县和福建永泰县。同时，他们还选择了10个微卫星位点，对调查人群的遗传多态性进行了分析，在他们将调查人群的遗传多态性与瓣状甲的地区分布差异进行对比后，得出了如下结果：

　　受调查的七个省份晋、陕、豫、苏、浙、赣、闽的瓣状甲频率分别为79.17%、79.51%、63.74%、62.45%、62.54%、36.29%和37.80%，其中呈现出的百分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如果将七省受调查地区的瓣状甲频率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那么发生频率79.17%、79.51%的山西、陕西两省，为高频率地区，发生频率60%多的三个省河南、江苏、浙江为中等频率地区，赣、闽的发生频率是三成，被列为低频率地区。这些地区被考察的瓣状甲人群中，分为两瓣的人口占总瓣状甲人数的98.82%，还有1.18%的人群，小脚趾趾甲分为三瓣；被调查人群中的瓣状甲由于成百上千年的遗传和变异，目前肉眼可看出清晰型、融合型和退化型三种类型。

　　基于这些调查和统计数据，郝卫国得出一个阶段性和地域性的结论，“瓣状甲频率以山西为起点向东南方向呈递减趋势。”郝卫国的这一结论，与历史上发生过的移民史实相吻合，那就是，就当年的移民区来看，从山陕，经中原，越往东南，移民区就越少。因此，郝卫国认为“根据山西一带的移民情况和民间传说。我们推测瓣状甲可能起源于山西……并随移民向全国各地扩散。”

　　■ 汉族特征？

　　这一个阶段性的结论，说明瓣状甲确实与移民分布有关，但它是否就是汉族人独有的性征呢？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个结论并没得到科学的证实。

　　郝卫国在山西的调查区域，选在跰甲传说的中心地带—— 山西洪洞县。在他进行调查的这个村庄中，有26个核心家系和1个完整的三代家系参与了调查。对这些家庭的系谱分析的结果是，发现瓣状甲发生的频率为79．51％，其中男性为82．28％，女性为76．15％。同时，有些人双脚都有瓣状甲的性征，有些人是一只脚为瓣状甲，另一只脚的小脚趾甲正常。

　　在郝卫国的此项研究中，最小的跰甲受调查者3个月，最小的瓣状甲呈现年龄为1岁，有的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有小脚趾复形现象的，是长到5岁以后才出现的。瓣状甲对其“主人”的成长和健康都没有影响。

　　调查同时发现，跰甲父母生的孩子并不都是跰甲，在26个家系中，有24个家系子代有瓣状甲。2个家系子代未出现瓣状甲。也有些家庭，父母双方有一方为瓣状甲，他们的子女中，有的有复甲性征，有的则没有。

　　遗传学认为，瓣状甲的遗传主要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在家系中的传递遵循孟德尔分离规律。具有以下特点：遗传基因在常染色体上，遗传与性别无关；男女发生机会均等；该性状在每代均有表达，呈连续传递。

　　“瓣状甲频率以山西为起点向东南方向呈递减趋势。”郝卫国的这一结论，与历史上发生过的移民史实相吻合，那就是，就当年的移民区来看，从山陕，经中原，越往东南，移民区就越少。”

　　也就是说，跰甲与否，与其是否是汉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即便是在传说中的移民发源地洪洞县，也并非每一个汉族人群都出现跰甲，就连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身上，跰甲出现与否也各自不同。

　　陕西作家陈忠实在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中，对跰甲的出现有这样一段文学性描述：离队的年轻匈奴士兵，跟一位唱山歌的汉人女人相合了。按照这个汉人村落规矩，这对年轻人将被当众吊死。行刑之前，族长听说汉人女子已有了身孕，于是险情急转直下。族长要求女子把孩子生下，如果是个男孩，如果这个男孩是瓣状甲，说明他是汉人的后代；假如生出一个小脚趾趾甲光洁的男孩，那么这就是匈奴的后代，这个儿子就要被处死。

　　一年后，女子生下个小脚趾光洁的男娃，于是她的头生子便成了个匈奴留下的冤孽。但是又过了一年，女子生下小脚趾甲分成两瓣的男孩，这个孩子被当作汉人的儿子，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

　　在这一家人中，兄弟二人在小脚趾甲上的遗传上，出现了不同的遗传性征。对此，边建超解释说，系谱分析表明，瓣状甲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性状，一对有瓣状甲的汉族夫妻，他们的基因型也完全可能都是显性的，但进行配对组合后，有多少种组合，子女中就可能有几种基因型。于是，就会生出一些不是瓣状甲的孩子。用跰甲来区分孩子是匈奴还是汉族，显然是个错误。

　　■ 民族融合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洋教授则认为，瓣状甲不但不能看作是汉人的独有的性征，反而应该看作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自春秋以后，山西就是一个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戎人、胡人已经来到这里，由于人类实行外婚制（同一家族不得通婚），甚至同姓不婚，这就自然而然地发生多民族融合的现象。

　　尤其自秦以降，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匈奴、契丹、女真、奚、蒙古族渐次兴盛，他们与汉族人群从战争起、至和平聚居止，一次次地进行着大规模的聚居通婚和文化交融并历经千年。这些在历史上曾兴盛一时的游牧民族，经过多个世纪与汉人的共同生活，演变、发展，最终在华夏汉族的怀抱之中共同完成了民族的大融合。

　　山西这块东西狭窄，南北修长的地带，正好上北下南地贯通了农业与牧业两大人类生存空间。并且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必经之地、南迁首选之区。所以，征伐和北方民族的迁入，山西杂居人群的迁出，都使山西成为胡汉杂处之地。山西因此在中华民族融合史上地位显赫。

　　在明代大移民之前，山西早已成为五族杂处之地，从血统上去区分谁是汉人，谁是异族早已不现实。因此，即便山西人的跰甲现象出现较多，但跰甲是否就源自于汉族根本无法证实了。

　　此外，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汉人只是蒙古人种的一种，那么另两种人，高加索人和黑人是否也有此性征？目前尚未有人做过此项研究。

　　■ 历史记忆

　　在今天能查到的资料中，瓣状甲最早的记忆是明朝初年，并与明初持续50年（明洪武二年至明永乐十五年）、多达百万人的移民有关。

　　但从医学遗传学的角度讲，50年的时间是不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稳定遗传的生理性状，因此，瓣状甲的源头应该是藏在历史更深处。

　　边建超、郝卫国等研究者进一步推测说：瓣状甲有可能是古代华夏族的一个生理特征，另一种可能是，这是某个早已融入汉族的远古少数民族的生理特征，总之，它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山西本是华夏族的发源地，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包容接纳了各种族群。在华夏族与其他族群的征战、交往中，各民族自身特有的一些性状也就自然地通过民族融合的形式遗传下来。

　　跰甲与否，与其是否是汉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即便是在传说中的移民发源地洪洞县，也并非每一个汉族人群都出现跰甲，就连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身上，跰甲出现与否也各自不同。

　　从明初开始，从山西外迁的人群中，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自身存在着瓣状甲这一现象。这些移民走出山西以后，为了保持自己族群的记忆，特意强调了自身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

　　此外，在明初山西的大移民当中，外迁的也并非都是汉族人群。洪武三年，元宗室脱忽的贴木儿被俘获。朱元璋为了消弭元宗室残余势力，将归降与俘虏的蒙古贵族及其部众移至京师（南京）。此后，陆续又有不少被俘获的蒙元贵族被移到南方，一些元朝旧贵还被迁移到了云南、海南等地。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移民史中，移出的既有蒙古贵族、也有汉人贫民，此外还有不少色目人。移民中的蒙古贵族向京师、江苏乃至海南输送了元蒙的血统，而移民中的汉人，也向这些地区输送了汉族的基因、早已胡化的汉人或化汉的胡人，同样是移民队伍中的成员。他们被分散在11个省，227个县。数百年后，在他们移居的区域里，血统早已混杂的后人身上。而跰甲的性状究竟是哪个族群留下来的，已全然无法考证。

　　如今，瓣状甲普遍存在于冀豫鲁等中原地区，在中国许多北方的人群中也大量存在，然而，它的发生和存在状况却是各异。这也正与移民过程中各民族混杂的状况相符。一次山西大移民实际上就是一次民族再融合的过程。

　　现在，已经无法判断明初之时，除了山西，其他一些区域的人群是否也有着大规模的跰甲现象。但这个传说既然始自明朝，源自山西，那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从山西外迁的人群中，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自身存在着瓣状甲这一现象。这些移民走出山西以后，为了保持自己族群的记忆，特意强调了自身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而跰甲，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被一步一步强化，最终演变成一种集体性的历史记忆。

　　在张海洋看来，人类天生就有找差别的本能，这既是人性基础，也是传说的基础。无论从社会发展还是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瓣状甲在600多年的传说中，是一根具有向心力的指针，将人性中的思乡、寻根、认祖、归宿牢牢地绑定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家庭与家庭、家族与家族、个人与集体也因此紧密地团结起来。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这一概念不再是血统的标志，而文化意义上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