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鸠江区新闻网:国际政治梦工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5 18:53:55
不正经的政治书
国际政治梦工场


序一 世事没一本正经     
序二 电影·软实力·恋人关系     
序三 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精神政治
西方传奇对墨家大渗透     
正史“墨家超限军”确有女兵     
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得也曾守卫叙拉古城
勤苦俭朴不等于印度耆那教     
由墨到杨的第欧根尼俱乐部     
满城尽带黄金甲 (Curse of the Golden Flowers)
“长乐老”和“活孔子”     
法门寺“世界第九奇迹”与晚唐黄金     
黄昏清兵卫(たそがれ清兵衛)
投名状 (The Warlords)     
抹去“苏州杀降”劝谏的戈登     
天国诸王比“清妖”更妖
太平天国京城、王宫只是荔园、宋城     
满清皇亲国戚有大局观     印度之旅
电影改变小说,制造大团员和谐结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也有印度之旅     
鲁迅的东方后人们在“自我东方化”?
男妓、恋母狂、同性恋者,都是希特勒?     
丘吉尔和希特勒有同样的心理病?     
猫哭老鼠Vs老鼠爱上猫:“最后解决”的玩笑
窃听风暴 (The Live of Others)     
共产东德与维希法国     
为什么作家要有总书记夫人赏识?
《再见列宁!》更有去精英价值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Harry Potter V: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     
智慧老人同志:邓不里多与苏格拉底
恩不里居前传:老处女、老寡妇与家庭女教师     
恩不里居后传:“当代第一老处女”赖斯     
伏地魔与希特拉:哈里波特的和谐大同社会
女王 (The Queen)     
电影对后911布什的暗讽     
乔治三世、维多利亚之后的孤家寡人
非常女婿(Meet the Fockers)     
女家CIA和男家CLIA的白描     
BB放任哭闹的社会暗喻
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解放军将领教导的“生态战”     
生态绝地也有本土政治


国际政治梦工场
序一 世事没一本正经
陈冠中
读沈旭晖的《国际政治梦工场》,我像上了一课历史课,或者说恶补了很多课历史课,如果你恰好也像我一样喜欢中外历史、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这本书可以超额满足你。坦白说,我是喜出望外,一口气追读全书的每一章以至误了睡眠,勤奋程度如中学时看武侠小说,*亦然。我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兴趣从来很大,认识却是很选择性的,亦带着偶然性。人住在大陆,就对非官方的中国共产党史多了点耳濡目染;住到台湾,才认真地看点
当地历史;因为佛教,所以去了多次印度、尼泊尔、不丹和西藏地区,顺带懂得关心一下南亚和西藏问题;911之后,才急忙看关于中东和*教的资料;游了一次土耳其,又补看了一些中亚和奥图曼帝国的研究,慢慢联想起中学时读过的奥匈帝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曾经写过西方*主义的文章,因此也曾囫囵吞枣旁及了一点20世纪的欧洲史,如法西斯主义和苏东共产主义。另外,跟很多学过英文的香港人一样,比较注意美国英国的事。
可是,自己对美国英国的认知和关注点也是不断在修正的。英国如何治爱尔兰?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全世界各地还有超过700个美军基地?美国的军事—工业—能源—政党—国会—总统复合体是如何运作的?另外,虽然嚷嚷了这么多年亚非拉,即后殖民学者所说的三洲,但仍是一鳞半爪,所知有限。我很久之后才知道首都是金沙萨的刚果(金)面积等于三分之二个西欧,阿根廷曾是世界最富有国家之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90年代中有超过50家全国电视台及超过一百家广播电台。就算是耳熟能详的地区,其实还是有隔的。我们真的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吗?其余的,更不用说了。不过,这些经验恰恰是告诫了我必须谦虚,因为世界不平,世事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我们对别的地方大多是不了解的,甚至连印象都没有,就算有印象,十居其九是以偏概全的。如果我们的国际知识是从中文主流媒体上得来的,那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以现在三地报纸和电视的国际时事报导为准则的话,我可以大胆说,我们几乎什么都不懂,没有一点是弄对的,都是想当然。更不幸的是,也没有一本历史正典或名著是可以完全信赖的。西方也好不到哪里。举个近例:多年以来,大家都认为贝纳德?刘易斯是美国的*及中东文化权威,连小布什政权对*世界的假设也很多受刘易斯的影响,侵略伊拉克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弄得灰头土脸。听上去很令人沮丧,但唯一的寄望也只是有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量去追寻历史和国际真貌。如果你愿意用心去找,现在还是可以找到相对贴近事实的文章和书。比较起来,近年的国际关系和历史书比前精确多了:对历史定论的修正主义重写,对精英历史用社会史角度重述,以被统治者的视角颠覆统治者观点,以非官方论述解构官方版本,多了对话语权和话语位置性的自觉。
我觉得沈旭晖这本书,虽常语带本土幽默,态度却十分严肃,执著地还原世事的真貌或多貌,为中文读者的国际认知进行再教育,毫不骑呢,更难得是并没有犬儒。他的网撒得非常广,除了知识惊人外,也够胆识,不卖账,不怕政治不正确或抵触官方底线,不给知青的弱小心灵留点希望,更无惧得罪单轨思维的愤青,破除迷信已到了遇佛杀佛、但求传真的无情境界。算他够狠,正合我胃口。我真想知道香港怎么会孕育出这样的一个年轻奇人?他的功夫是怎样练出来的?闻悉这本书即将在大陆出版,我非常欣喜,也相信一定会吸引大量读者。内地看书的人口本来就多,而国际关系和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别人的,都还是很多人爱读的。如果能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知识分子更会佩服沈旭晖多过于丹、易中天。现在是中国崛起、国力辐射全球的时候,国人需要谦虚和更多的真知灼见,而不是官方公关宣传、一致的口径、政治正确的国际分析、想当然的义愤填膺,起码大家要
知道历史不是主旋律电影,世事的复杂暧昧,是没有一本正经可以承载的。什么时候国人才被容许去论述世事的吊诡歧义,即真正的坦然面对历史?啊,忘了一提,这本书还用了电影做由头。从每一篇文章里谈到电影的三言两语,可以看出沈旭晖对中外电影及流行文化也懂得挺多。不过我依然庆幸书的重点不在电影。
                  序二 电影·软实力·恋人关系
邱立本
很多人不会想到,电影会和国际关系扯上了关系。但在全球化的年代,电影和国际政治有一种微妙的互动。尤其近年DVD的发达,再加上翻版电影的推波助澜,每个人看电影数量,上升到历史的高峰,也加速了电影的突破力量,融化了过去可能难以融化的疆界。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电影,已经超越了娱乐的意义,成为一种论述的
载体,进而成为软实力的先锋,影响国际权力的版图。沈旭晖的这套书,就是探索那些隐藏在电影中的软实力,抽丝剥茧,让读者发现在映像背后的微言大义。它不仅有娱乐指数,还有思考指数和艺术指数,还有延伸阅读
,成为了香港学生一本最佳的“通识秘籍”——原来电影是可以这样看的,原来电影是有这么多深层意义的,原来国际政治是这样好玩的……国际权力的版图其实不只是靠硬实力,不只是靠飞弹和潜艇来决定,也要靠那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软实力,让人打从心底里喜欢你、亲你、想你,又或者有一点点恨你,但又永远不想离开你。
这简直就是一种恋人关系。爱得很深,也就恨得很快,但情到深处无怨尤,这就是软实力的魅力,也是电影和影迷之间的关系。一部成功的电影,可以胜过千军万马,赢得政客所不能赢得的人心。那些讨厌美国的拉丁美洲左派或是俄罗斯强硬派,也会被好莱坞的《泰坦尼克号》催人泪下的剧情所感动,哭得死去活来。日本电影《追
捕》和《望乡》,以浓郁的人文情怀,在80年代的中国内地,融化了多少被反日情结所缠绕的心灵。电影其实有意或无意地,展现了软实力的巨大威力。电影工业的生产链条,也客观上反映了一种价值链条。美国在70年代所推出的《*》(DeepThroat),也许是一两个电影人的“戏作”,但在*的深处,就隐藏了美国不同意识形态的争夺战。女主角LindaLovelace的政治认同,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抉择,从自由派变成了保守派再变成了自由派。一部看似闹剧的*片,却彰显了美国社会迥然不同的解读。它既是美国性革命和思想解放的高峰,颠覆了过去的性压制和思想框框,但也启动了美国保守派的反击,认为放纵已经到了文明的极限,展开了一场对自由派的割喉大战。香港的电影,往往暗藏软实力的机锋,影响历史而又不落痕迹。70年代李小龙的电影,在殖民地的香港社会,呼唤早被冲刷得沧桑斑驳的中华民族主义,唤回失落的国魂,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90年代周星驰的电影,也在中国大陆发挥了一种意外的力量。他的《西游记》,只是被香港人看成是“无厘头”的作品,但却被北京大学生视为嘲讽当权派的利器,借“西游”的杯酒,浇“北大”的块垒,成为争取开放和改革的突破口。到了21世纪,杜琪峰的《黑社会》,英文名字赫然就是Election(选举),也被解读为对香港和中国大陆选举的讽刺,批判这是一种小圈子和“密室政治”的产品。近年在亚洲,韩国电影展现的软实力,大大超越了它的硬实力。在国际权力的版图上,韩国如果没有美国的军力支撑,很难和朝鲜的军队打成平手。但在软实力方面,韩国刚好成为了朝鲜的对立面。它所制作的影视作品,从《八月照相馆》到《大长今》,都可以风靡一时,让很多观众对这个分裂国家的士气和人文深度,都投以羡慕和尊敬的眼神。甚至在亚洲各国,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韩流”,创造了文化交流史的传奇。爱看韩片的国际观众,会在朝鲜半岛的争议中,情不自禁地站在韩国这一边,因为他们也许不自觉地,就站在《大长今》女主角的这一边。
这就是影像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它成为形象和意义的载体,让“大叙述”的密码,藏在那些目眩的光影中,隐藏在那些美女俊男中,化为“小叙述”的碎片,散落在千万人的心灵角落,微妙地改变了国际权力的格局。因为政治是一时的,但电影是永存的。这种创意产业成为特殊的思想武库,用批判的武器,来对抗武器的批判。它每天生产意义,也生产让你动心的,爱它、黏它、有点讨厌它,但又离不开它的软实力。
                  序三 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精神政治
赵汀阳
《领导者》主编沈文璟女士推荐我读了沈旭晖先生的《国际政治梦工场》,读来确实有趣。沈旭晖先生以近数十年来的各国电影为分析物件,进行了政治解读,不仅有政治观念的分析,也有相关政治历史背景、相关人物的故事以及秘闻之类的介绍,信息量如此丰富,让人佩服,尤其对我来说是一次电影大补课。沈文璟女士希望我能有所评论,我深感惭愧的是,书中所分析的电影几乎都是我没有看过的。我很少看电影,小时候看的不算,近十几年来看过的几个比较有印象的片子都好像主要是描写“不正常人类”(周星驰语)的,比如《落水狗》(Reservoir Dogs)、《低俗小说》(PulpFiction)、《猜火车》(Trainspotting)、《天生杀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罪恶之城》(SinCity),还有《教父》什么的。想起来看过有一部是与政治有关的,大概叫做《没有天空的城市》(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aCountry),描写南斯拉夫遭遇的,细节已记不清了,大概是说二战时一支南斯拉夫游击队以及部分群众打不过纳粹,就躲到城市地下。由于各种错误咨讯,一直不敢出来。几十年过去了,终于忍无可忍走出来,无比惊讶地发现居然还在进行战争,最后才发现是波黑战争。受到沈旭晖先生的书的鼓舞,赶紧恶补了几部《007》,更觉得沈旭晖先生的角度有趣,。那些大片类的电影,就其故事而言实在无聊弱智,但如果当成政治影片去看就比较有意思了。仔细回想,可以当成政治宣传片解读的影片在以前还是看过几个的(主要是战争片),其中几个美国片子的内容太雷同,所以都忘记了,只有一点政治色彩的印象,感觉美国电影的政治性甚至强过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很久以前看过俄国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还有越南的《回故乡之路》之类的战争片,虽然是政治性的,但情感复杂深刻得多。从政治学角度去看,深刻复杂的影片也许对于人类情感是好的宣传,但对于政治观念来说却是比较失败的宣传。美国最懂政治宣传,凡是与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有关的电影,都是立场鲜明而简单的。政治宣传的要点无非是善恶对比强烈、情感简单、符号化意象鲜明,然后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这样一般都能够成功让大多数人“喜闻乐见”,除非是故事实在难看、观念混乱、表演和台词拙劣,就像中国现在多数的大片(奇怪的是,中国现在的电视剧却有一些很好看的,例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和《冬至》)。也许政治宣传已经成为美国人民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在美国式影片中,西方之外的“其他地方”往往被描述成坏世界或者愚昧的世界,东方坏人神秘莫测阴险毒辣,*坏人邪恶但很愚蠢,非洲顺民可怜憨厚,如此等等的典型意象,或许满足了美国人对其他地方的简单化想象,而这些简单想象通过重复宣传就变成了关于其他地方的知识。美国人不如欧洲人那样认真理解世界的“其他地方”,有个笑话说,联合国做了个最简单的调查,问题只有一个:你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食品短缺有何看法?法国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不知道“短缺”是什么意思;非洲人也回答不了,因为不知道“食品”是什么意思;日本人也答不上,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意思;美国人更回答不了,因为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什么意思。西方更懂政治宣传,这不奇怪,因为政治宣传本来就是西方的发明。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讨论到基督教在政治领域的种种发明,简单地说,基督教发明了后来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圣经、神学和圣经解释学),还发明了政治宣传(布道传教)、群众(信众)和绝对敌人(魔鬼和异教徒)。基督教的这些发明不仅形成了西方政治中许多固定的思维模式,而且通过宗教的广泛影响力而成为了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比如极其敏感夸张的“敌人意识”,如果找不到敌人,生活就好像失去了意义,正如卡

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了敌人,生活就失去了“严肃性”。中国人对敌人缺乏如此认真的严肃意识,所以在政治意识上其实远远弱于西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所推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一种更有善意的政治。
                  自序
《国际政治梦工场》可以在内地出版,教人兴奋和期待。笔者一直研究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恐怖主义与反恐、次主权身份、中美关系等。在撰写学术文章的同时,往往对学术界的小圈子状况感到无奈,经常思考如何把相关信息传播给象牙塔以外的受众,因此想过音乐、想过体育,最后,数年前在阅读过Mark Carnes编的《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Movies: PastImperfect》后,锁定了电影为中介。
分析国际政治和电影的互动可以有众多方法,简化而言,可包括六类,它们又可归纳为三种视角。第一种是以电影为第一人称,包括解构电影作者(包括导演、编剧或老板)的政治意识,或分析电影时代背景和真实历史的差异,这多少属于八十年代兴起的「影像史学」(historiophoty)的文本演绎方法论。例如研究美国娱乐大亨侯活
晓士在五十年代开拍烂片《成吉思汗》是否为了制造本土危机感、从而突出苏联威胁论,又或分析内地爱国电影如何在历史原型上加工、自我陶醉﹐都属于这流派。
第二种是以电影为第二人称、作为社会现象的次要角色,即研究电影的上映和流行变成独立的社会现象后,如何直接影响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与及追踪政治角力的各方如何反过来利用电影传讯。在这范畴,电影的导演、编剧和演员,就退居到不由自主的角色,主角变成了那些影评人、推销员和政客。伊朗政府和美国右翼份子如何
分别响应被指为丑化波斯祖先的《战狼300》,*份子如何主动通过《战火屠城》向国际社会控诉赤柬的大屠杀,都在此列。
第三种是以电影为第三人称,即让作为观众的我们反客为主,通过电影旁征博引其相关时代背景,或借电影激发个人相干或不相干的思考。近年荷李活电影兴起非洲热,让美国人大大加强了对非洲局势的兴趣,属于前者;《活佛传》一类电影,让不少西方人被东方宗教吸引,从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世界观,属于后者。
本书收录的与五十部电影相关的文章,分别选自自香港出版的《国际政治梦工场I》、《国际政治梦工场II上》、《国际政治梦工场II下》的一百篇文章,分别采用了上述三种视角,作为笔者的个人笔记。它们自然并非上述范畴的学术文章;毕竟,再艰深的文章也有人认为是显浅,反之亦然,这里只希望抛砖引玉而已。
在此我衷心感谢天窗出版社北京分部和人民大学出版社愿意把本书引进内地,让更多内地读者可以接触香港研究国际关系的风格。事实上,香港虽然说是“亚洲国际都会”,国际研究的基础还是极度薄弱的,如何和国家的外交接轨,已成了我们圈子继续生存的基本问题。因此,这些年来我除了发表英语学术文章、在香港媒体撰写国
际评论、到海外开学术会议和考察,也越来越和内地加强联系,例如开始了在《南方都市报》、《南风窗》、《国际先驱导报》、《领导者》杂志等专栏,担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所的副所长等,虽然都是客席职务,但对香港人来说,已是跨过罗湖桥的重要一步。但愿这本书的出版,能进一
步加强笔者和内地知识界的互动,让香港研究国际关系的力量融入内地,这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西方传奇对墨家大渗透
墨攻 (A Battle of Wits)
时代背景 公元前370 年
地域背景 中国战国时代—赵国/ 燕国
原著来源 《墨子攻略》(首4 卷)(酒见贤一/1991)
电影制作 中国香港/2006/ 133 分钟
电影导演 张之亮
电影编剧 张之亮/ 酒见贤一/ 森秀树/ 久保田千太郎
电影演员 刘德华/ 范冰冰/ 王志文/ 安圣基/ 吴奇隆/ 钱小豪
剧情简介诸国纷争群雄争霸的两千多年前,赵国为一举攻下势均力敌的燕国,决定先拿夹在赵燕之间的梁国开刀,于是妇孺平民加起来只有四千余人的梁城被赵国十万大军包围。危难之时,梁王向以守城著称的墨家请求一支可以抵抗赵军的守军,却等来其貌不扬、孤身应战、主张“兼爱非攻”的墨者革离。革离出奇制胜,令赵军
无功而返,后为应付赵军随时而来的猛烈攻击,又亲自练兵制造无数特别兵器,令梁城上下对其无不折服,更得到逸悦将军的爱慕,然而,杀气也在此时降临他的四周。
提起中国电影“与国际接轨”,主流大众也许会想到《英雄》、《神话》等(成本)大作,非主流小众则推出贾樟柯在影展的表现与之抗衡,难得张之亮的《墨攻》同样以春秋战国为背景,却介乎两者之间。由于它改编自酒见贤一创作的日本小说(和随后的漫画),不少内地评论都提及其悲剧主角革离可能是日本“最后武士”西乡
隆盛的形象投射。无论漫画是否有日本原罪,墨家思想本身,依然是中国古代哲学与世界思想接轨的好题材。这个接轨手术在民国期间达到顶峰,例如梁启超自称“墨痴”,号召国民要“墨学西学并重”,胡适则公然主张以墨学为本,移植西方哲学于中国土壤。笔者也是在美国首次较详细地接触墨子,当时上一位名叫金安平教授的
课,她是耶鲁汉学家史景迁的前度研究生、现任妻子兼近亲繁殖的同僚。学生时代种种观察墨家的西方角度,再次从电影《墨攻》潮涌而来,和真正的墨家既有吻合,也有穿凿附会。
                  正史“墨家超限军”确有女兵
电影女主角(由范冰冰饰演的亲兵首领)被影评公认为画蛇添足的老套,但她的存在其实是合理的,起码比其他无缘无故出现性感女主角的中国电影符合正史,因为墨家确曾提倡用女兵。墨子传播“非攻”的主要途径,就是让主攻的一方体会“攻”的难度,所以毕生研究类似“超限战”的战术,凡是用得上的人和物,都被用来守城
,不惜打破当时种种约定俗成。根据正史记载,墨子教导将妇女编成军旅,还要释放犯人来充军守城,鼓励百姓勤于制造粪便以破火攻,利用老人小孩巡逻监察内奸,他们的行径和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只是一线之差,特别在日本人笔下,很容易变成二战时的“神风敢死队”。对美国来说,这可算有潜在恐怖主义倾向。日本漫画大结
局更描述墨者以原始“生物武器”(飞蝗虫)进攻,比正史极端近百倍。
墨家军的女兵似乎获得和男兵完全相同的待遇,虽然只属战争时期的非常举措,但也成了女性提升社会阶梯的渠道。《墨子·备城门》提到:“女子到大军,男子行左,女子行右”,一左一右,几乎平起平坐。从这个角度看,《墨攻》的女亲兵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墨家的“超限战”思想,而且已比正史的墨家理想国多了不必要的男女之见—假如电影的“墨者革离”是正宗“墨者”,根本不应尝试限制女兵守城的范围,也毋须避忌和女兵相恋,因为墨家的“义”和“兼爱”,是超然的,是不会受区区一名女流影响的,既然爱一个女人和爱一碗饭没有分别,又有什么需要避忌不吃饭?不过话说回来,假如墨者不是刘德华,而是日本漫画原著中那个秃头胖子,又怎
会有人爱?
                  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得也曾守卫叙拉古城
除了有亲切的“妇女解放先进思想”,《墨攻》尚有许多特征,会让国际观众感到亲切。西方历史学家若有时间观看这电影,很可能惊讶于墨子和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经历的相像,恰似失散的孪生兄弟。阿基米德不但以各种科学和数学学问驰名(不少香港学生依然诅咒“阿基米德定律”),同时也是一名哲学家;墨子则是反其道而行,由哲学家做起,为了理念才研究实用科学,卖点就是比日渐僵化、形式化和无聊化的儒家实用得多。阿基米德虽然没有墨子“兼爱”的坚持,但也和墨家军一样,曾友情客串守城,而且还守得很专业。
事源阿基米德是西西里岛的叙拉古王国(Syracuse)人,这个小国先天缺乏自卫实力,在北非商业大国迦太基兴起后,被逼向这个远方的异族朝贡,因而开罪了原来的太上皇罗马,被罗马大军*。为此叙拉古国王征召阿基米德,要他不断发明新武器守城,阿氏也不负所托,发明了吊起敌人战舰的“起重机”、利用光学反射阳光燃烧
敌船的“巨镜器”、《墨攻》常出现的投石器等,就像革离坚守只有士兵三千的梁城,创意和墨子东西辉映,超现实得叫罗马人叹为观止。但后来叙拉古还是被攻陷,阿基米德居然被一名罗马士兵斩杀,成了悲剧英雄,比《墨攻》的革离退场得更悲壮。
                  “刘华式义气”只属反兼爱骑士
不过东西古贤的默契,并非必然。另一些从《墨攻》顺手拈来的例子虽然同样能勾起非华人的好奇,却对真正的墨家多有扭曲,只是我们(也许还包括那位参与改编的日本人)不留神而已。例如电影的赵军主将巷淹中和革离惺惺相惜,在战场从容下棋,虽然源自正史墨子(为捍卫小国宋国)和鲁班师傅(效力强国楚国)的一幕战棋,及鲁迅以之改写的短篇小说《非攻》,但更似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骑士精神。可是,“骑士精神”和“兼爱非攻”其实是不同的,乃至是相反的。墨子原来说的兼爱,泛指和儒家“亲疏有别”相反的无差等的爱,所以才有“无父无君”那类批评。可是发展下来,墨子的兼爱却逐渐变成以江湖义气表达的另一种愚忠,也就是变回有差等的爱。墨家在战国中后期最戏剧性的一幕,就是以孟胜为首的180多名墨家领袖因为不能为朋友捍卫城邦,决定集体为托付城池的朋友殉难,效果相当震撼,但也被史家批评为“以小义忘大义”。日本漫画描述的墨家虚构总部“大禹殿”,和墨家领袖一代传一代的真有其事的“巨子制”,都相当由上而下一条辫,官僚、臃肿而又不见得运作顺畅,是电影兼爱思想的一个大bug。《墨攻》的革离对朋友有求必应,对难友和旧部很有义气,像一名游侠,但其实已偏离了兼爱的原义,就和那位“巨子”孟胜一样,也像主角刘德华惯常在港产片饰演的“刘华式义气”角色一样,浪漫得像《劫后英雄传》的欧洲骑士—欧洲骑士是封建阶级制度的根基,是不可能“兼爱”的。
                  勤苦俭朴不等于印度耆那教
电影不断以粗衣麻布的形式主义“演绎”墨家思想,令墨者远远看来就像苦行僧,漫画版的革离更动不动全身*修行,造型和中世纪欧洲避世修道院教士毫无分别,这又难免让人有先入为主的误会。其实墨子“尚俭”,只是为了和儒家打对台地“非儒”、“非乐”、“非礼”(不浪费资源于无谓礼乐)、“明鬼”(以对抗儒家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主要是基于效益主义的考虑,例如节省物资,以及不让助人者被授予“别有所图”的口实,而不是利用节俭来提炼个人思想修为。因此当年的美国大学老师就认为,墨家其实算是边沁(Jeremy Bentham)的效益主义学派(utilitariani*)成员。
假如西方观众熟悉各地宗教而没有听过墨家,可能会认为墨家是印度耆那教那样的苦行宗教,那就是更大的误会。相传耆那教第24始祖大雄为了苦行修为,终日全身*,相信*是“不牵挂”教义的表现,让苍蝇在身上繁殖而不愿将之驱走,至今剩下的耆那教徒还有“天衣派”和“白衣派”之分—天衣派就是以“天”空为“衣”服,
依旧提倡*修行,相信唯有将一切财富衣物都舍弃,才能提升修行功力。时至今日,*僧人已成为耆那教商标,有时更有印度警察护送他们行法,近年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为游客拍照对象。《墨攻》将“效益型节俭”和“哲学型节俭”混为一谈,看似提升了墨家的宗教层次,但相较起耆那教徒种种不可思议的行径和其背后的理念,例如
拿着拂尘驱赶苍蝇、或戴上“耆那口罩”防止呼吸时伤害空气中的微生物,墨家同样作为贫民的哲学,就显得极为入世、实用。然而墨家思想还是没落了,电影借“梁王”(在原著漫画中只是一个小城主)之口说出主要原因:太理想化了。但我认为,理想不理想还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是像革离那样的无私,在其他人眼中便成为巨大的自私,这就像一个母亲挟“无私的母爱”对子女呵护备至,而不理会别人是否接受,其实,这也可以看作很自私。这样的吊诡未解决,怎能后有来者?
                  由墨到杨的第欧根尼俱乐部
凡此种种,又教人想起《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一篇《希腊译员》,里面有一个“第欧根尼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会规十分特别:会所绝对禁止说话,对在场其他会员绝不能注视,让其他人可以毫无拘束地阅报休息,犯规三次即被逐出会。俱乐部成立的目的,是让自闭的人也能享用会所。一方面不喜欢说话,另一方面又要和社会
维持联系,大概会员习惯了被人犬儒地看待,才以古希腊犬儒哲学代表人第欧根尼命名自嘲。这俱乐部的创办人是福尔摩斯的亲哥哥,小说说他比弟弟更聪明,但成不了名侦探,因为没有野心,也懒得求证。我当时就想:这是否应是聪明的一部分?墨家的智者见不及此,是否太蠢了?
第欧根尼是谁?此人声称人应像狗一样生活,以不顾尊严著称,例如当众*,穿破衣服住在一个大木桶中。亚历山大大帝拜访他,问他有什么可以效劳且“无不应允”,第欧根尼叫大帝“站开点,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他的资产原来还有一个水杯,直到一天,他看见小孩在泉水边弯腰双手捧水喝,觉得被“大”了,很羞愧,就把仅有的财物丢掉了。有人认为,他的思想是一个智者,也有人认为他虚伪无限。
到了网络时代,什么都有“长尾效应”,内地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一个“第欧根尼俱乐部”。网上俱乐部自不会不让人留言,唯一的规矩却是不让网友说类似“网络暴民”的话,所以并不向所有人开放。会员也不能自己加入,需注册会员提名,再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审批其自我介绍,准则就是看那段自我介绍的文字能否维持论坛
的品质和理性,唯全数通过,申请才有效。既要在网上这个公共空间中和陌生人讨论,又不敢轻易接受外人,他们准备好被人犬儒地看待,也以第欧根尼命名自嘲。三个第欧根尼作风不同,但成因一样,都是在建构一种自我孤立的方式,来面对犬儒的大多数,而他们此前不少都相信自己很无私。中国有句成语叫“非杨即墨”,中
文老师说可以和“非黑即白”通用,因为杨朱和墨子曾是战国初年最盛行的两家,令儒家既羡且妒。其实,这与“非黑即白”是不同的,因为还含有深层辩证。墨子主张无差等的爱,要求完全掏空自己,大家看《墨攻》也知道;杨朱则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鼓吹利己主义,就是因为“举天下富于一身而不敢”,讨厌说无限
理念为公为民真诚为港人的“墨式人”,认为人人个人主义,世界最美好,他的自私,又反而变成伟大的无私。俱乐部由墨到杨的过程,值得深思。当然,这些都是比喻,都是metaphors,明白我的人,会明白我的意思。
延伸影画:
* 《英雄》(中国/2002)
* 《劫后英雄传》(Ivanhoe)(美国/1952)
延伸阅读:
* 《墨子》(宋志明、李新会:香港/中华书局/2001)
* 《墨子考论》(秦彦士:成都/巴蜀书社/2002)
                  满城尽带黄金甲 (Curse of the…
时代背景 公元928 年
地域背景 中国·五代十国
原著来源 《雷雨》(曹禺/1934)
电影制作 中国/ 2006/111 分钟
电影导演 张艺谋
电影编剧 张艺谋/ 吴楠/ 卞智洪
电影演员 周润发/ 巩俐/ 周杰伦/ 刘烨
剧情简介王领兵造反,夺得了王位。他为了更加巩固自己的地位,赶走了前妻,迎娶了梁国的公主、现任王后,以得到梁王的支持。王子元祥是前妻留下的孩子,王跟现任王后也生下了元杰、元成。王后却与元祥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王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前妻,对外声称前妻已死。王后一直野心勃勃,元杰得知父亲逼着母亲吃毒药,就答应了母亲在重阳节的那天发起兵变,腥风血雨的战争也开始了……
验证张艺谋“自我东方化”伪正史
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以下简称《黄金甲》)一如所料,被影评归入“自我东方化”系列,和冯小刚的《夜宴》等名片风格出奇地统一。电影刻意选择五代十国(907—960)为时代背景,似乎就是为了避开唐代这个西方相对熟悉的朝代,好更畅快地唬洋人;主角一家所属的什么“韩国”,正史上并不存在,也断了历史学家
借月旦(语出《晋书》,指东汉汝南地区品评人物的习惯,后来泛指品评人物)考据见报的财路。但就是这样,电影历史时空依然值得探讨,不过此前我们得先厘清一些基本概念。
                  “皇”Vs“王”:历史基本文法
电影周润发的角色是大王,巩俐是王后,周杰伦是王子。但在英文字幕中,大王译为Emperor,王后是Empress,如此逻辑上就出了问题,因为国王和皇帝在东西方都是不同概念。
在中国,秦始皇推出“皇帝”这名词以前,夏商周天子都用“王”,再之前是传说时代的五“帝”和三“皇”;秦汉后有了皇帝称号,皇帝(Emperor)就可以分封亲属大臣为王(King)。被分封的王所属有国,但并非绝对独立,理论上臣服于皇帝统治下,是为汉代首创的“郡国制”。逐渐地,凡是中国统一时代的天子都称帝,分
裂时代一些量力而为的统治者则“谦卑”地称王,或向势力较大的“皇家”政权效忠。例如秦二世死后,继位的子婴眼见六国贵族纷纷复国,就先发制人自动放弃帝号降级为王,不敢厚着脸皮名不副实地称“秦三世帝”。在五代十国,不少国家对外只称王,维持侍奉中原皇朝的表面功夫,对内关起门来当皇帝是另一回事。《黄金甲
》中“皇”“王”不分,究竟国家之上还有没有更高层?语焉不详。符合逻辑的唯一解释,就是此国还不敢公然建号称帝,对内却欺众人不懂,过足皇帝瘾,所以大王不断自称“朕”—须知一般只有皇帝称“朕”,王只能自称“孤”。我们可以翻开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刘备颠沛流离时只敢自称“备”或“我”,晋位汉中王时
改口称“孤”,当上蜀汉皇帝才称“朕”。顺带一提,不少电影常有帝王以死后才被追尊的庙号自称,例如“我唐太宗”、“我齐宣王”,以为所有君主都像秦始皇那样自称“始皇帝”,又不像是周星驰那样的故意恶搞,实在惊吓。
在西方,King 和Emperor 的分野更明显。Emperor只属于帝国(Empire),而帝国是有客观标准的政治结构。虽然不同学者有不同演绎,但一般都视“领土覆盖国家主要民族以外其他民族聚居地的大国”为帝国。1648 年以前,在欧洲的Kings和Queens之上,有主权模糊但地位明显更高的“皇”,例如教皇(Pope),或权威源自教皇的“神圣罗马皇帝”(Holy RomanEmperor),那是现代主权国家成型前的年代。就像德国1871年统一前,其核心组成部分普鲁士首领是国王(King),统一后才改称德皇(Kaiser);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国内一直是Queen,只有提及她作为大英殖民帝国女皇时才称Empress。可见两个名词即使于同一人,也是需要分开使用的。30多年前,一个非洲*者博卡萨以全球最弱的国力废除共和,建“中非帝国”,就成为国际大笑话。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左翼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名作《帝国》(Empire),视帝国为民族国家迈向全球化的过渡,亦值得一读。
皇也好,王也好,《黄金甲》既然煞有介事地列明时代背景为公元928年,观众就不得不翻查一下那年究竟有何特别,也不得不思索主角一家最像来自哪国。历史上,那年并存的有后唐、汉、楚、吴越、吴、南平、闽等,其中吴帝已成权臣傀儡,南平和闽十分弱势,其他四国就可能成为电影原型,特别是后三国都受已灭亡的后梁册
封,可以勉强解释王后的“梁国公主”身份。也有民间作者借题发挥,说《黄金甲》的背景是后唐大将孟知祥日后在934 年建立的后蜀。然而,还是928年在位的后唐明宗李嗣源(867—933)的年龄和事迹最符合“韩大王”,虽说是穿凿附会,但从中也可反映五代十国君主夺权的基本模式。
李嗣源普通士兵出身(和韩大王从前不过是都尉一样),因作战勇敢,被沙陀族将领李克用收为义子。李克用是后唐的实质立国者,其十三名义子即“十三太保”,曾被不少电影和剧集改编,李嗣源即“大太保”。后来李克用亲生子李存勖正式立国,重用伶人,被李嗣源政变推翻,是为后唐明宗。他算是五代明君,宰相任圜和枢密
使安重诲善于建立典章制度;但此君同样好杀戮,上述两位名臣也是被其冤杀(有点像《黄金甲》被追杀的太医)。他爱吟晚唐诗人聂夷中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一说作者为李绅),以示爱民;韩大王则爱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
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以示念旧。史载李嗣源的三个儿子也像韩大王三子那样争夺王位,其中次子秦王李从荣像“杰王子”那样逼宫被杀;继位的李从厚在位数月,又被义兄李从珂政变推翻;最后李嗣源女婿石敬塘借契丹兵打败李从珂,建立后晋,后唐灭亡。
                  “长乐老”和“活孔子”
总之,李嗣源和韩大王一样得位不正,才特别希望整顿秩序规矩。但由于秩序的根本问题出在最高管治家族身上,一切繁文缛节,像电影突出的粉饰太平,显得格外虚伪。在五代十国被公认的儒家圣人“长乐老”冯道历任五朝八姓十三君(李嗣源就是首个任命他为宰相职级的君主),没有忠于一姓的包袱,在社会却大力提倡礼教和
兴办实务,被民众推崇为“活孔子”,直到大一统时代,才被借古讽今地批判为“无耻之尤”,就是上述两难的自然产品。笔者平生写的第一篇文章,依稀记得好像就是评论冯道如何作为当世孔子、却被后世所耻。这样的疑团,不但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弄清楚,反而越想越迷茫。
虽然《黄金甲》改编自民国话剧《雷雨》,但电影以残唐五代为背景对人伦的处理,却比《雷雨》的民国背景更吻合。从上述历史可见,义父义子的作风在当时特别盛行,内里亲戚关系相当含混,其中一个原因,是君主需要以“上契”方式笼络大将,就像罗马帝国一样。与此同时,唐代父子“换妻”的做法亦属司空见惯,例如杨贵
妃原来就是唐玄宗儿子的女人,武则天在成为唐高宗皇后前,原来是他父亲唐太宗的才人,一家胡搞可算“社会风气”。正是这样,不少胡人和汉人因结义成一家、因*亲上加亲,对中国逐渐变成“大中华帝国”这个“Empire”,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法门寺“世界第九奇迹”与晚唐黄金
不少历史学家狠批《黄金甲》不符历史,认为残唐五代不可能如此金碧辉煌,因为出土文物显示唐代没有金色系列,只有彩陶,像著名的唐三彩。对此我们不妨为电影*(虽然张艺谋不在乎):且不说千多年前的唐代出土文物可能失真,就是现存文物也有一处最能反映“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金气派,这个地方在西安法门寺,笔者刚好曾到彼一游。
法门寺因为供奉了佛祖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成了佛门圣地兼唐代皇家佛场,皇室不但要定期到寺跪拜,更规定30年一次恭迎舍利回宫,每次迎接都赠送大量珍宝予寺方。但自从五代乱世,法门寺不断被破坏,舍利不知所终,到了民国时期,唐代建筑早已倒塌,虽然被尝试重建,但法门寺规模日小,沦为地方破庙。到了1981 年
,又熬过“*”一难的法门寺塌下半边塔,维修期间,居然在1987年无意发现完好无缺的唐代地下宫,内里不但有传说中的佛祖舍利、古人制造的仿真品“影骨舍利”,还有2499件唐代皇室遗下的珍宝,并有清单一份附上,似是古人专门为解决后世历史学家疑团而留下。文物出土时,簇新得像刚制成的艺术品,成为考古学超级宝
藏,填补了大量唐朝历史空白。尽管如此,法门寺自夸为“世界第九奇迹”,恐怕不是太踏实的传销。
《黄金甲》什么都金、什么都“胸”,自然是商业卖点,但唐代遗于法门寺的不少文物确是纯金制造,包括金钵盂、金饰物、金袈裟、金宝塔,这些都是展览馆公开陈列的,而且最大一批宝物来自晚唐僖宗皇帝,就是他在位时爆发黄巢之乱(黄巢即“满城尽带黄金甲”一诗的作者)。这不但说明唐代宫廷并非完全没有使用黄金炫耀
富贵的心理传统,即使在唐代国势衰微时,依然能够一掷万金,维持门面。电影的金碧辉煌声称为达到“金玉其外”的反讽效果,但误打误撞,其实,也不是和历史完全对立呢。
延伸影画:
* 《夜宴》(中国/2006)
* 《雷雨》(中国/1957)
延伸阅读:
* 《夜宴——浮华背后的五代十国》(杜文玉:北京/中华书局/2006)
* 《法门寺志》(李发良: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黄昏清兵卫(たそがれ清兵衛)
时代背景 公元1854—1868 年
地域背景 日本
电影制作 日本/2002/129 分钟
电影导演 山田洋次
电影编剧 藤泽周平/ 山田洋次/ 朝间义隆
电影演员 宫泽理惠/ 真田广之
剧情简介幕府末年的海坂藩,下级武士清兵卫在妻子病逝后,以微薄薪俸独自照料痴呆老母和两个年*儿,由于每日结束工作后都是匆匆回家从不参加应酬,他被同僚们戏称为“黄昏的清兵卫”。与清兵卫青梅竹马的朋江同丈夫离婚回到娘家后,常到清兵卫家代他照顾母亲和女儿,招来不少流言蜚语。清兵卫显露高超剑技击退了无
理纠缠的朋江的前夫,然而当朋江的哥哥建议他迎娶朋江时,他却因不想让朋江吃苦婉拒了好意,致使朋江自此绝迹于他家。藩主得知清兵卫的才能后,强命他前去处决一名力敌数人据守不出的反叛武士。临行前,清兵卫向朋江表白了隐藏心底已久的爱意,不想对方已经答应另一门亲事,清兵卫黯然踏上生死未卜之途。
假如最后武士没有死……
讲述夕阳武士的日本电影《黄昏清兵卫》是不少影评人的推介,电影的简朴气氛、比武场景,与客串的日本巨星,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片末,旁白说那位坚持人道理想、有远见预视时代大改变的下级武士主角清兵卫是幸福的,因为他毕竟过着自己选择的生活。电影以旁白交代他在倒幕之役战死,似是让他殉道,也诉说了他这样的
武士毕竟脱离不了“最后武士”的宿命。但假如清兵卫没有死在战场,他将面对的遭遇,很可能悲剧性更大,也更传奇。为此,我们不妨猜想他的命运,从而回顾那时日本的变迁。
倒幕战争后的格局
电影场景设在幕府时代晚年,当时日本已被美国海军军官佩里开关,不能再锁国,但天皇依然没有权力。负责管治的德川幕府没有改革的决心,激起地方强藩以“奉还大政”为口号的倒幕运动。也是在倒幕成功后,才出现令日本现代化的明治维新。根据剧情交代,清兵卫所属的“海坂藩”是德川幕府的坚定盟友,位于东北。
笔者没有深入研究日本,但历史上似乎没有这样一个藩;就是有,也不可能是一个大藩。有评论说,这是原著小说作者藤泽周平的创造,寄寓他个人所属的山形县鹤冈市。无论如何,当时幕府派主要重镇倒是在附近,包括最著名的会津藩;其他友好势力则一般都来自中北部,例如有一个“奥羽越列藩同盟”。但它们相对于老早接受
西式装备、位于边陲的倒幕领袖萨摩藩和长州藩,实力明显不及。
当清兵卫所属的“海坂藩”参加战争,结果不可能不悲壮。当年会津藩全民皆兵,战死三千多人,更多人殉藩自杀;倒幕军为了对其他幕府派产生阻吓作用,下令不准为战死者埋葬,也逼剩下的会津人迁居到其他藩国。片末交代清兵卫战死后有一个墓,其实已是造化。假如他不死,以他的性格和背景,恐怕也不会被新政府立刻招揽
,只能继续潦倒的黄昏武士生活。
                  武士阶层的彻底取缔
当清兵卫的俸禄没有了藩主支付,只能自力更生,例如靠务农、经商或应聘其他藩国当保安。但根据历史演化,武士阶层作为日本的一个社会阶级,很快就不复存在,连藩国的概念也不会持久。不久明治维新就废藩置县,一切权力归于中央,从前对藩主的忠诚会被视为过时。面对这种状况,清兵卫虽然早有心理准备,而且心底里也
不认同藩主的绝对权威,但还是会感到悲哀。再不久,明治政府会宣布统一实行国家征兵制,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一步,变相宣布了私有武士阶级的灭亡。
面对这些巨变,清兵卫会参军,还是隐居?以电影赋予他的性格,假如他不死,大概是情愿隐居的。但他的武艺已广为人知,必会被前同僚请出山。他当年既然答应藩主去杀造反武士,同样的传统枷锁,大概也会令他重出江湖。这里说的“江湖”,自然不是新中央政府的江湖,而是最后武士的江湖。这个江湖的领袖赫赫有名,就是
日本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的西南之战
西乡隆盛在日本地位崇高,以悲剧收场,却让他有了战神待遇,有点像中国的关羽,他牵着狗的塑像至今竖立在东京。他原来是萨摩藩的武士领袖,而正如前述,萨摩藩则是倒幕领袖,相关大小战争多由西乡领导。所以明治维新后,西乡就成了全日本武士领袖。讽刺的是,由于日本现代化不再需要武士,新派人物和传统武士逐渐处
于对立面,西乡很快被排挤,也改变不了政局,唯有回到萨摩藩下野,设立武士道学校,负隅顽抗新潮流。
1877年,萨摩武士发动西南战争,以类似倒幕战争那“奉还大政”的“清君侧”为口号,作为对中央新政的实质响应。西乡被邀领导运动,事败被杀,日本中央集权的格局才正式形成,这正是电影《最后武士》(The Last Samurai)的时代背景。清兵卫与《黄昏清兵卫》的其他武士其实有共同信念,虽然他比较有人本思想,但
价值观和武士道其实没有根本差异。到了那种环境,他很可能会和昔日的敌人西乡隆盛结成武士同盟,最后还是难逃悲剧结局。
日本军国主义先驱?
但要是清兵卫连西南战争这一劫也安然度过,命运却可能最终出现大逆转。西南战争后,日本武士明白不能再顽抗潮流,但传统也不可能根本消除;维新政府同时意识到不能单靠高压,于是开始刻意吸纳前武士领袖进入军队推行扩张主义,希望将他们对国内的不满,转移为侵略国外的野心。事实上,西乡隆盛本人也想到这点。在发
动叛乱前老早,他就曾建议日本征讨韩国、台湾,并以自己为统帅,一来是为日本武士找出路,二来是建立自己的新地盘,不过不被接纳而已。虽然政府不放心西乡隆盛亲自出征,但还是早在他起事前,已委任他的弟弟西乡从道征伐台湾。西乡从道没有参与西南战争,更在1898年被升为陆军元帅。假如清兵卫没有在西南战争中身
亡,很可能会在若干年后得到特赦(西乡隆盛本人也不久得到*);假如那时候作为超级老将的他还能打仗,则大有机会参与诸如朝鲜事变、中日甲午战争等军国主义种种规划,甚至被分配在西乡从道身旁做参赞。
因此,《黄昏清兵卫》大可以加一个脚注:虽然清兵卫死于倒幕战争,但也有传说称他没有死,只是预计了自己未来的命运而装死,好与心爱的朋江小姐隐居终老,日本人不时在不同地方遇见一名作风低调、使用小太刀的武林高手行侠仗义,外貌就像当年的清兵卫。此外,也有传说称某军国主义*外貌酷似当年的清兵卫,他的早期历史无人知道……
延伸影画:
* 《最后武士》 (The Last Samurai) (日本/2003)
* 《隐剑鬼爪》(隠し剣 鬼の爪)(日本/2004)
* 《武士的一分》(武士の一分)(日本/2006)
延伸阅读:
* 《Samurai accountant: A theory of auditing and plunder》 (KC Border and JSobel: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Ltd./

1987)
                  投名状 (The Warlords)
时代背景 公元1860—1870 年
地域背景 中国·太平天国·清朝
电影制作 中国香港/2007/127 分钟
电影导演 陈可辛
电影编剧 陈可辛等
电影演员 李连杰/ 刘德华/ 金城武/ 徐静蕾
剧情简介 清军将领庞青云*太平天国时,因友军作壁上观而战败,遂投奔山贼赵二虎和姜午阳,结成兄弟,劝说他们接受清军招安,建立“魁子营”。三人先后攻下太平天国重镇苏州和首都南京,立下大功,却因朝廷反间计而自相残杀,三人全亡。
谁来重构真正的太平天国?
陈可辛为他导演的《投名状》开宗明义:这是一部类似《英雄本色》的江湖片,一切历史背景都只是烘托,张彻导演的原装正版电影—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眙被张文祥刺杀的“刺马案”—也只是点缀。他在全片没有说“太平天国”一字,只是说“太平军”,这名词当时其实无人用,天国一方只是自称“天军”,清廷自然说“长毛
贼”。他显然知道电影对太平天国欲语还休的描述,对“革命”的若干美化,都不易得到影评人赞颂,唯有期望大家谅解,并将还原历史的责任,交给其他人。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妨多介绍《投名状》描述的太平天国和历史的差异,更不妨与2000 年内地拍摄的50集长篇电视剧、曾在亚洲电视播放的《太平天国》一并合论。相较下
,后者的政治曲笔其实比《投名状》还多,只要观众懂得看门路。
                  抹去“苏州杀降”劝谏的戈登
《投名状》三兄弟感情改变的转折点,源自他们围攻苏州后杀降的故事,这大概是受到李鸿章经手的苏州杀降事件的启发。根据史实,李鸿章的淮军围攻苏州前,先由太平天国降将程学启负责策反守城四王四将,包括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以及天将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汪怀武,让他们杀掉忠于
太平天国最后台柱忠王李秀成的“慕王”谭绍光(即民间传说的女状元傅善祥的丈夫),开城投降。这批降将都不是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广西旧人,而是太平天国立国后才加入的两湖乡里,李秀成其实也察觉到他们有反意,只是不为已甚,甚至明言不妨各走各的路。他们投降后的事迹众说纷纭,一说立刻被杀,一说献城后居功自傲,
和清廷讨价还价,才被李鸿章集体处决,以儆效尤。虽然没有像《投名状》那样整城士兵被杀,但也有一半部属被株连,这在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略为丑化李鸿章)有详细介绍。《投名状》演绎杀降之举为“必要之恶”,大哥以“他们是兵”解释行为,认为士兵被杀毋须讲求人道;而剧集《太平天国》则视之为李鸿章传达“敬重忠臣”信息的公关手段,他们都尝试为杀降寻找理论基础。讽刺的是,“他们是兵”在西方正正是不能屠杀的原因,这是骑士精神和《日内瓦条约》的基本保障;就算“他们不是兵”也不能杀,因为受平民法保护。因此布什在9·11后才创新地发明了“非战斗敌人”(noncombatantenemy)的定义,来绕过国际法对疑似恐怖分子进行逼供。
这些影视文本没有触及杀降的反浪漫精神,自然原因众多。当时对杀降最不满的并非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华人,而是以枭雄著称、和李鸿章合攻苏州的常胜军领袖,最终被封为提督和赏赐黄马褂的英国人戈登。戈登在苏州城破前,曾保证太平天国的四王四将合家平安乃至出相入阁,作出的承诺比《投名状》的赵二虎对苏州守将黄文
金将军所作的大得多,程学启甚至一如《投名状》三兄弟,和郜永宽结拜。本来,重用他们并非不合大清朝廷体制,毕竟过往不少太平天国降将也得到重用,最高级的有北王韦昌辉的弟弟、太平军四大主将之一的韦俊,最卖力的则有刚提及的程学启,想不到李鸿章不吃这一套,以“事先不知情”为由,拒绝特赦降将,这自然大扫戈
登面子,而且李鸿章杀降当时,戈登还在太平军降将“纳王”家中做客,此举似有借刀杀人之嫌。戈登盛怒下曾找李鸿章问责,李避而不见,他居然向李的座位连放数枪,此“义举”令他成为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加上他个人纪律在旅华洋人当中算是首屈一指,也相对不那么贪财,令他日后在苏丹被*马赫迪军杀害时,得到全英国同情。
                  天国诸王比“清妖”更妖
《投名状》的太平军形象不俗,造型活像耶稣下凡,也默认了他们境内能进行有效管治,特别是苏州守将黄文金,更是全片唯一的英雄人物。这位黄将军史上真有其人,也是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广西*之一,不过并非苏州守将,晚期因战功受封“堵王”,最后在太平天国覆亡时护着洪秀全之子出走,兵败被杀,也算是一代人杰,不过电影说他家境富裕,毁家投效太平军,这明显是“北王”韦昌辉的事迹。
史上确有一些文献记载太平天国的种种“善政”,例如英国人呤唎(Augustus FrederickLindley)曾在太平天国政府任职四年,是忠王李秀成的超级崇拜者,也跟着洪秀全“天父天兄”的乱拜一通。呤唎回英后著有《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Ti Ping Tien 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Adventures)一书,赞誉太平天国制度完全*,人民可随时击鼓鸣冤,甚至可与大英帝国相提并论,主要目的似乎是要将自己提升至和戈登平起平坐的传奇地位,希望将自己在祖家的喽啰出身一笔勾销。这位呤唎君在电视剧《太平天国中也曾出场,造型十分滑稽。除呤唎外,李秀成旗下似乎有不少洋将,另一位名将是守青浦城为太平天国“殉国”的萨维治(S*age,名字已不可考),可见雇佣兵的概念在当时多么盛行。
近年内地学术气氛越趋自由,中国学者对相对真实的太平天国历史已有一定共识,并写下不少推翻昔日歌颂太平天国的普及著作:正规的有潘旭澜说故事式的《太平杂说》,颠覆性较强的有网络作家“赫连勃勃大王”的《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都比号称“太平天国权威”罗尔纲的旧著作显得客观。美国首席汉学史家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也有专著关于太平天国,特别介绍了洪秀全如何和西方教义互动,读来趣味盎然。一言以蔽之,他们大都相信太平天国诸王治下的“小天堂”,
可能比满清治下的乡镇更难讨生活。《投名状》的苏州、南京城破后有大量居民生活,就和史实明显不符,因为太平天国末年已没有多少“人民”,除了士兵,百姓已逃得十室九空,剩下的也要“人相食”。电影中太平军苏州守将有出乎常理的人本精神,自愿杀身成仁拯救百姓,这不但在整个太平天国史从未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也
难得一见,相当超现实。
这些还只是硬件问题,更严重的还是太平天国的管治方式,究竟是仁治(*自不可能),还是苛政,这就是《投名状》的禁忌了。即使是理应偏帮“革命”的电视剧《太平天国》,也通过清人之口讲述诸王王府建得比大清皇帝更华丽,连声望最高的忠王亦如是,弄得民穷财尽。当时诸王的“王娘”数目动辄数十,全部以数目字编排,像一个个私人夜总会,系统严密得令清军上下叹为观止。不少太平军将领又同好*、娈童,例如早期北伐军的主帅李开芳和后期的听王陈炳文,令盛产童子军的太平天国更添一劫,遭遇比当代乌干达、塞拉利昂等国的残暴洗脑童子军更坎坷。何况天王洪秀全等人定下的酷刑,丝毫不比著名的满清十大酷刑逊色,据说他最爱凌迟妃嫔“作乐”;东王杨秀清得势时,又不时拿贩夫走卒来个五马分尸赠兴(粤语,助兴,庆祝之意),充分暴露了农民政权崇拜暴力美学的愚昧无知。和一般明清农民起义一样,说是信奉上帝的太平天国也曾多次摆出著名的“*阵”,即让妇女*露出*,面向敌军炮火,据说这会让敌人攻力失灵,除非敌人使用安排壮男露出*的“阳门阵”反制。其实清朝官兵也曾在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之战时,因为强弱太过悬殊而使用过“*阵”,结果自然沦为笑柄。但以儒家宗师自居的曾国藩,自不会容许部属公然胡来,尽管史载也有不受他管辖的地方官,以同一类阴阳土法反制太平军。总之,由于太平天国推倒儒家纲领,那些经洪秀全大幅修改、以鼓吹个人崇拜为核心的拜上帝会,其教义却未能真正深入民心,太平天国内部的道德失去了社会力量监督,管治阶层就比他们口中的“清妖”更无所顾忌,农民遗传多年的集体蒙昧迷信,就借尸还魂地出现在“长毛”身上。
                  清军乡勇的“反文革”情意结
《投名状》把清兵一切动机演绎为“抢钱、抢粮、抢娘们”,口号响亮,这固然涵盖了事实的部分,但始终解释不了何以也有乡勇自愿从相对和平的后方走来从军,因为电影的清军领袖“陈公”等都没有硬销任何信念,须知理念、名教在清末还是很有市场的。真正的“陈公”类人物自然是湘军头目曾国藩,他的最成功之处,就是定
位自己为“保护名教”的使者,以儒家抗衡太平天国前期的基督教精神向心力,从而回避了自己身为汉人何以侍奉满人的尴尬。
太平军因教主洪秀全数次科举落第,认为是奇耻大辱,故刻意贬低孔子,士兵在战争期间推倒孔子像,连关帝像也被开膛挖腹,令不少乡绅义愤填膺,这和清兵的兵源不绝大有关系。后来石达开、李秀成等人弹性处理信仰问题,不管洪秀全在天京做什么上帝传话的梦,都在管辖范围内下令礼待乡绅、不强搞土改、尊重民间信仰。他
被清军俘虏后,也坦白表示对洪秀全“一味靠天”大不以为然,但为时已晚,大错已铸成了。
“*”期间,红卫兵对孔子大批特批,将他当作封建大毒草,更将孔子像开膛挖腹,一切何其相似,其实早在洪秀全时代已被预演了一次。此外,太平天国亦盛行刨坟扬尸的行为,一来是为了破除儒家系统或封建迷信,所以他们规定要裸尸裹布地薄葬,连天王死后亦如是,这自然并非基督教教义,倒像波斯拜火教或《倚天屠龙记》
明教的作风。二来太平军有“环保”思想,提倡古人棺木可“废物利用”来修筑城墙。如此大规模挖古坟的疯狂行动,在“*”期间又见重现。
“武斗”之余,在“文斗”方面,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书可谓错漏百出。由于农民领袖们的错别字已够多,而官方又天天搞新的忌讳,即使不错也看成了错。在正式官函和洪天王的“天诗”里,竟夹杂不少广东和客家口语,例如什么“东王功劳咁大”、“做乜咁”,与香港人萨斯(SARS)期间的“千祈千祈要祷告”,或质问洋人的“
尔人拜上帝、拜耶稣咁久”等似曾相识。当然,广东话是中国方言之一,在民国时代几乎被投票成为国语,但将之变成文字,起码连文法也未成型。天国的官制亦混乱不堪,高级官员排场大得惊人,人人身穿黄袍,每个王侯都有自己的编制,冗员数目应是古往今来第一,“宰相”一职居然每地都有数千,变成了秘书一类劳动性工作
,令局外人和局中人都觉儿戏。后期的封王更滥,据说封了2 700 多个王(这数字似有水分),连为天王府当杂工的董金泉也得封梦王。
                  太平天国京城、王宫只是荔园、宋城
《投名状》无疑做了不少历史资料搜集,但始终难以凸显时代的真实,原因是真正的太平天国硬景,拍出来只能变成喜剧,而且还是王晶式的80年代港产喜剧。从电影可见,就算太平天国治下百姓要挨饿,其首领总部的派头还是挺讲究,“天京”的气派亦俨然一国之都,那支太平军更是阵容齐整得出奇。电视剧《太平天国》刻画
的“小天堂”,更是一片金碧辉煌。但只要我们通过亲历太平天国的各类洋人的笔记,就会发现这个政权的一切建设毫无国家风范,和步入衰败的清朝相比,还要相形见绌得多。例如洪秀全的王宫只是以廉价镀金装饰,在汗水、雨水和闲杂人等的腐蚀下,早就成了一片令人想起排泄物的黑黄。宫内绘上的龙画工粗糙,不久就剩下一
团邪恶的黑影。王宫四周满布剩余的建筑材料,地上痰渍处处。
那些太平天国新贵们出巡时又极爱穿金戴银,特别是俗不可耐的阿婆式金银手镯,暴发味道浓厚,却又坚持老农式赤脚生活(因此《投名状》中苏州守将的赤脚造型是真实的),有时又穿上木屐。他们的军服基本上就是戏台的戏服,造型比八国联军更让人失笑,但配合了暴力政策,却能给予乡民真切的恐惧感和“尊重”。如此政府
的文化程度和品味,充分反映了陶杰所说的“小农DNA”,不但让曾国藩等人引为笑谈,更成了洋人如获至宝的调侃对象。受科举文化熏陶的士绅、他们旗下的乡勇,都不希望日后的中国文化会变成如此状态。“小农DNA”这名词并非陶杰今天原创,百年前恩格斯就有专文研究以自给自足、社会宗法和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小农
经济”(Petty Peasant Economy)。可惜更严重的文化浩劫,却是在一百年后的“*”出现了。
                  满清皇亲国戚有大局观
《投名状》的结局,说清朝的剿匪将军被鼓励要互相制衡、互不合作,这明显有历史根据。清廷*太平天国初年,正规军绿营兵经营的江南、江北两大营,和曾国藩自行招募的乡勇新军体系互相仇视,满汉将领分歧严重,后期的曾国藩和又名“败保”的满人大将胜保是公开的多年宿敌,胜保后来更因对捻军作战时“纵敌误国”而被赐死,可见朝廷的猜忌并非只针对汉人。本来和汉人军队抗衡的,还有蒙族大将“僧王”僧格林沁,他在大沽口击退英法联军而名震西方,在西方世界比曾国藩更知名,可惜还是“逆转胜”不了,在太平天国覆亡后死于捻军之手,自此满蒙嫡系军队已不成气候。
慈禧太后担心湘军尾大不掉,暗中鼓励左宗棠、李鸿章等自立门户分庭抗礼,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唯有像庞青云一样“如履薄冰”,也是他每一篇日记和《挺经》一类著作反复记载的事实。然而,以非民选产生的领袖而言,清朝权贵一向尚算有整体的大局观,不可能在1870年亲手暗杀朝廷命官巡抚来损害朝廷威望,顶多只会改
派那些他们担心会造反的人,当位尊而无权的文职。虽然慈禧有意压抑地方派系的势力,也厚着脸皮收回了咸丰帝当年“攻克南京者封王”的圣旨,但她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个人操守还是大致信任的,对他们的能力更是衷心欣赏。“七爷”醇亲王奕(即光绪生父)个人虽然无大作为,亦一直为各省督军说话,力阻保守派种种挑
拨离间,否则洋务运动的多项改革根本不能展开,这在历史剧《走向共和》也有交代。30 多年后,摄政王载沣真的要杀袁世凯,却已杀不了,这也算不上是完全私怨,因为那时大清倒真的要亡国了。
这种无可选择的、并非建立于西式社会契约基础上的“互信”,多少是儒家鼓吹君臣思想的功劳,也有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影子,后人似乎不能单以一句“愚忠”或“权谋”交代一切。革命文学过分着墨朝廷的权谋、臣子的愚忠,反而显得革命的一方没有大局观,让今人怀疑已在自我完善中的清政府其实不值得被推翻—这信息在《走
向共和》隐约出现过,这正是它受争议处之一。总之,《投名状》有太多引而不发的情景,令主角三人的兄弟情缺乏合理的时空维度,颇有被掏空了的不真实感,一切电影不便说的固然意在言外,但对观众来说,却是意犹未尽。
延伸影画:
* 《太平天国》[电视剧] (中国/2000)
* 《刺马》(中国香港/1973)
延伸阅读:
* 《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赫连勃勃大王:同心出版社/2008)
* 《太平杂说》 (潘旭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呤唎/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1985)
                  印度之旅
时代背景 约公元1928 年
地域背景 印度(英属)
原著小说 A Passage to India ()
电影制作 英国/1984/163 分钟
电影导演 大卫·里恩
电影编剧 桑撒·拉米·罗
电影演员 维克多·班纳杰/ 詹姆斯·福克斯/ 朱迪·戴维斯/ 佩吉·阿什克罗夫特
剧情简介 两名同情第三世界的英国贵族妇女到印度探亲,通过新结识的印度人阿齐兹医生了解当地文化。在参观神秘的巴拉马古洞时,发生阿齐兹涉嫌*女主角的悬案,英印双方压抑的种族主义被唤醒,最后女方承认是幻觉,两族关系却堕入新低。
寻找“他者”的故事
近年,亚洲电影节不断推介伊朗、土耳其、泰国等国的电影,其实老牌导演大卫·里恩的最后作品《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也是新一代阅读亚洲的进阶选择。有缘重温这电影,是因为备课时读过一本由学者王宁等编辑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的学术结集,内有陈红博士将电影同名原著小说的作者福斯特(),说成是“完全站在白人立场说话”,这立论和笔者从前的认知颇有出入,因此才找来VCD 进修。迟有迟得,我们迟至21世纪才看这经典,原来更容易证实文化研究常说的“他者”(TheOthers),实在不可能是一个静止的观念。假如不同的人在《印度之旅》原版小说出版的1924 年、电影上映的1984 年、以及今天的21世纪看同一
出《印度之旅》,必会找出心目中的不同“他者”,从而释出不同的结论。
                  宗教古洞内的身份觉醒
未说“他者”前,我们应交待《印度之旅》原著的布局。表面上,它的情节不算复杂,但含义有颇多留白,更牵涉到不少深层心理学问题,就算是拍惯《沙漠枭雄》(Lawrence of Arabia )、《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等场面壮丽的历史大片的一代名导演大卫·里恩,也难以将这个看似平平静静的故事/ 寓
言轻易化成影像。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开始动摇的20 世纪20年代末,讲述一名英国妇女和她未婚夫的母亲结伴到英国统治的印度帝国本部旅游,探望在那里当地方法官的未婚夫/儿子。两个女人都算是“好人”、有心人,都同情被歧视的本土印度人,她们感到和当地高高在上的白人统治阶层格格不入,因此刻
意打入印度群众。在这带有目的性的心态驱使下,她们视认识不久的印度医生阿齐兹为好友,并获对方邀请,参观神秘的传统印度宗教圣地巴拉马古洞。在参观过程中出现重重误会,两大文明社交联谊的目标开始迷失,老妇的体力逐渐不支,先告离开,少妇则独自前往古洞,在洞内听见重重回音,产生幻觉,居然以为印度医生打算
对她性侵犯,大惊之下逃回白人小区、其实也是要寻回白人怀抱,在同胞簇拥下,决定控告阿齐兹。
于是,案件演变成印度独立运动的前哨*,双方剑拔弩张。想不到在法庭上,经控方律师重组案情,少妇忽然发现原来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觉,决定临时撤销指控。被告获当庭释放,成为印度民族英雄,但也因为所有私隐(包括丧妻后种种绝密的性私隐)被揭发而深受伤害,对英国人(和他们所代表的文明体系)彻底失去信心,选择逃离英属印度,前往依然由土王统治的“茅邦”(Mau),过着没有白人在左近的新生活。
现代心理学结合《大块头有大智慧》的“业”为什么同情印度人的白种妇女到了个人独处的时刻,却产生被当地人侵犯的幻觉?为什么白人律师的走过场式盘问,却能让当事人从灵魂深处明了一切? 她们真是“好人”吗?这些,都是作者的曲笔,更是导演的曲笔,值得玩味。上述属于现代心理学范畴的疑问,在电影的印度教婆罗门教授眼中,都成了因果报应的“业”(Karma)。他说,“不管我们怎么做,结果还是一样”,相信假如不是“业”,两名英国妇女就不会无缘无故来到印度,也不会发生这种意外。表面上,这论调相当宿命,而且消极。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电影的白人和印度人都主观地相信有不能解释的“业”的存在,他们才分别有了“种族优越”(因为英国人累积了优越指数)或“反抗侵略”(因为英国人其实并未累积够优越指数)等意识,才会做出种种主观的对应“业”的抉择,尽管什么是“业”、有没有“业”,谁都不知道。
英国妇女同情印度人,质疑英国人到那里是“作业”,但也认定了以前印度的“业”导致今日如斯田地,“业”足以解释何以毋须易地而处地为殖民当局或印度人设想。英国奶奶决定一个人在东方流浪至死,作为潜意识的赎罪,年轻贵妇则忽然对自己的真正心迹觉悟,发觉原来自己不爱那位为殖民地工作的未婚夫,这些“顿悟”都是和她们的个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尽管二人信奉的意识形态和面对的客观环境相当接近,但行为各异,这就是心理学的微妙之处了。将虚无缥缈的“业”和现代心理学结合在一起,让不同人的心理对“业”作出不同反应,这种处理,就不是纯粹的宿命。反观杜琪峰的港产片《大块头有大智慧》,单靠前世今生来解释“业”,前生是日本兵的大好人张柏芝,在今世并无修改命运的任何空间,始终难逃变成恐怖无头女尸的悲惨结局。应该说,《印度之旅》对“业”的处理,是更符合人性的。
                  电影改变小说,制造大团员和谐结局
然而同样的小说、同样的布局,到了内地学者眼中,却容易成了彻底掩饰殖*义的罪证,原本的个人或群众心理元素,就仿佛不见了。根据陈红研究,《印度之旅》那些同情印度的白种人,都只是以东方主义的视角阅读问题,都是在猎奇,没有其他。他们对东方人无疑是同情的,但那只是形式主义的同情,固然没有达到愿意和东方人同化、融合的境界,更是为了延续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由上而下地同情、怜悯子民。换句话说,那对英国妇人不过是做好事的坏人,骨子里她们依然是英国人的工具。陈红认为《印度之旅》的精髓,就是将东方人一律视为“他者”,英国人一律归入“我者”。当然,这是片面的事实,也可以是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完全变成毛泽东哲学的敌我矛盾(虽然两者也确有相似)。可惜如此演绎,难免大大降低了小说的深度:毕竟在印度独立后,虽则今人已不可能为殖民统治服务,但通过同样的布局、同样的主角,依然会催生同样的故事。
也许有见及此,大卫·里恩处理的电影,就故意将《印度之旅》原著的结局改掉。根据原著小说,那位身为殖民体系疑似精英的印度医生被当庭释放。重获新生后,他坚拒和原来深深向往的英国继续打交道,视昔日只求被提升为假洋鬼子的人生目标为耻辱,就是对旧日的白种友人,也要划清界限,因为他发现,原来“在印度独立前,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电影结束时,阿齐兹医生最后却“良心发现”,决定写信原谅那位诬告他的英国淑女,又和从前在城市认识的一位英国官立学校校长冰释前嫌,更在避难的土邦“茅邦”与他相拥告别,一笑泯恩仇。
这些改变,当然和电影拍摄的年份有关。《印度之旅》在1984 年上映,当时印度已独立40 年,和旧宗主国英国也早已化敌为友,60年前的政治文宣,已成过眼烟云,再谈不上什么“为殖民政府宣传”。在1984年,提起南亚次大陆,舆论只有两个题目:(1)印巴冲突,因此电影铺垫了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的伏笔(虽然不算明显);(2)印度统治阶层的英式精英主义与本土主义、少数教派之间的冲突,例如在1984年,来自尼克鲁世家的印度铁腕总理甘地夫人,正是被锡克教徒暗杀,因此电影导演凸显了那位本土医生好些英式傲慢与自欺欺人的习性,说明他其实不很印度、不很本土,将会无可避免地和独立后的新印度精英发生冲突。相信,他也不会以自己的医术,附和甘地夫人强行将贫穷男人阉割以控制人口的疯狂创举。通过这种电影视角,观众会发现那位印度精英,和生活在印度的白人虽然不是同路人,却信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当那位印度医生被“茅邦”的印度人团团簇拥时,场景看来更格格不入,因为他其实不属于那里。由此可见,大卫·里恩眼中的“他者”,已不完全是全体东方人,因为医生等精英阶层的东方人,已迈入“我者”的过程了。也许这定位也是大卫·里恩一生的写照:他说过,票房欠佳的《印度之旅》,正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似乎他的所有功力都放在里面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也有印度之旅
要是我们换上21 世纪的西化印度知识分子角度,究竟谁又是与时并进的“他者”?1990 年,著名英籍印度裔作家奈保尔(V. S.Naipaul),根据个人回乡探亲的痛苦经历,出版了名著《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作为“印度三部曲”之一,引起的涟漪荡漾至今。他那趟个人野游的印度之旅,可以作为福斯特小说和大卫·里恩同名电影的倒影。
在奈保尔眼中,印度在经济开始飞跃、人民得到“解放”的同时,政府官员贪污*,民族毫不团结,全国充满他瞧不起的劣等DNA。他对婆罗门种姓制度残留的遗毒、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社会、卫生极差的非常市容,都持强烈批判态度,其笔墨和语调,远远逾越了一般白人作家的政治正确底线,站到了“世界的高度”,因而有部分中国学者称之为“印度鲁迅”。
在受到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广泛非议的同时,奈保尔自然也有不少知音,他们对奈保尔对自己民族的批判性大为激赏,认为他是世界知识分子的典范,特别值得“我们”学习:至于“我们”是谁,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了。对奈保尔而言,要是印度不独立,继续接受殖民管治,只要管治者是大英帝国,相信是会比现在优越的,这种
论点部分还有数据和事实支持。
                  鲁迅的东方后人们在“自我东方化”?
作为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自然引起其不同家乡的广泛注意。他经常对第三世界各国—特别是自己的第一祖国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和第二祖国印度—辛辣讽刺,如此“内举不避亲”地大公无私,自然被同胞批评为“数典忘祖”,他的世界之旅被批评为“猎奇抹黑之旅”,而这位已获英女王
册封的大英爵士,也毫不忌讳怀有高等印度人的“再殖*义者”(recolonizer)心态,虽然他也在作品中讽刺模仿英国人的印度同胞为“假英国人”。萨尔德甚至认为:奈保尔是地地道道一个“叛徒”。一旦以奈保尔《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尺度,来重新量度福斯特和大卫·里恩的《印度之旅》,“他者”就有更多。因为整出
电影的印度人,连同那些同情印度人的白人,都可以说是缺乏自我批判能力、把第三世界盲目予以浪漫化处理的“他者”。
虽然奈保尔总算是半个印度人,但他和落后故乡的互动、和内里潜藏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情结,以及始终身份不明的痛苦,似乎比《印度之旅》的小说和电影台前幕后的班底都要强。若我们将一切概念符号化,内地学者以1924年的角度来研究电影,看到的“他者”可当是基数X(全体印度人);西方导演大卫·
里恩在1984 年拍电影时,拍出的“他者”就是X–1(印度人,但不包括西化印度精英);而西化印度文人奈保尔在21世纪看印度,反而得出了“他者”最多的X+1(印度人,加上同情印度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当观众变成是你,阁下会闷出鸟来,还是自己构想属于你个人的寻找“他者”的故事?
延伸影画:
* 《甘地传》(Gandhi) (英国/1982)
* 《Heat and Dust》(英国/1983)
延伸阅读:
* 《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王宁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Penguin/1992)
                  拜见希特勒 (Mein Fuehrer: …
时代背景 公元1944—1945 年
地域背景 德国
电影制作 德国/2007/95 分钟
电影导演 丹尼·雷维
电影编剧 丹尼·雷维
电影演员 赫尔基·施楚奈德/ 乌尔里希·穆埃/ 西尔维斯特·格洛斯
剧情简介 二战末期,德国败局已呈,希特勒信心尽失。宣传部长戈培尔从集中营召来犹太演员为希特勒训练,希特勒居然乐意接受,视之为亲信,向他坦白透露一切心理病源。戈培尔原计划暗杀希特勒,嫁祸予犹太演员,但演员代希特勒幕后演说时自由发挥,被杀。
黑色历史幽默还是恶搞?
德国电影《拜见希特勒》,以《帝国的毁灭》、《再见列宁!》幕后班底兼《窃听风暴》男主角乌尔里希遗作作招徕,犹太裔导演利维表示,希望电影“以轻松的方式展现纳粹政权的荒谬”。那位以饰演东德秘密警察导师而在西方成名的男主角,在他的遗作却扮演希特勒的犹太裔演讲导师,这已可算是黑色幽默。
希特勒的病:研究,还是揭秘?
拿希特勒和纳粹开玩笑的传统更是源远流长,一些德国人苦中作乐,就制作了大量希特勒笑话。近年德国作家赫尔佐克(RudolphHerzog)重新整理这些笑话,还出版了《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Heil Hitler,DasSchwein Isttot ! Lachen unter Hitler - Komik und Humor im Dritten Reich)一书,以结合理论层面去探讨当时的黑色幽默,此书已被改编为德国电视纪录片,中译版也已出版。可惜相信参考了上述著作的《拜见希特勒》,似乎未有上述德国佳作的人性刻画,只是单刀直入地嘲讽一国元首,纵然也有一点*意味,但手法近似互联网流行的平面恶搞,大多能引起大众反思的立体反讽。为什么一般恶搞不能上升到
更高的思考层次?答案涉及“个人”和“结构”两者在宏观历史分别占多大比重的问题,触及后者的往往是黑色幽默,停留在前者的,相对就偏向恶搞了。
《拜见希特勒》以希特勒的心理病为卖点,处处刻画他虚弱、缺乏自信的人性化一面,这似乎应是讽刺*者的绝佳切入点,因此出现了我们难得一见的希特勒尿床,或躺在泡泡浴里玩军舰玩具等超现实场景。其实这也算是稍有所本,因为希特勒是公开的迪斯尼卡通迷(迪斯尼本人也是一个大右派),戈培尔曾以米奇老鼠画送给他作礼物。不过希特勒的精神状态飘忽,即使在当时也并非什么新闻,从来没有正常人—包括他的盟友墨索里尼—私下认为纳粹“元首”(Fuhrer)不是疯子。但他个人的病,和纳粹德国的国家政策,究竟有多大关系?
                  男妓、恋母狂、同性恋者,都是希特勒?
电影说,希特勒年幼时曾被父亲无理虐打,导致长大后心理失衡,因此才要在弱小民族身上发泄。这类病情并非空穴来风,而且还有更多尘封的蛛丝马迹供我们捕风捉影。例如近年确有美国作家海登(Deborah Hayden)在著作《天才、疯狂与梅毒之谜》(Pox: Genius, Madness and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中,推论希特勒曾经从犹太*身上染上梅毒,所以才那么憎恨犹太人(乃至女人),并要在自传《我的奋斗》中抹黑梅毒为“犹太病”。
此外,却有立论相反的德国史家马赫坦(Lothar Machtan)在《隐藏的希特勒》(The Hidden Hitler)一书中,通过翻阅旧警察档案言之凿凿地“证实”,希特勒不但是一位同性恋者,对男性肌肉有特殊喜好(并以之演化了著名的纳粹男体审美观),而且还在奥地利维也纳当过应召男(相信价格也不会高),只是他掌权后为了掩饰性取向,才欲盖弥彰地将同性恋者列入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吉卜赛人之后的*名单,但依然“本性难移”,还是忍不住和头号亲信、军备部长施佩尔—即电影唯一对希特勒忠心耿耿的纳粹高官—维持众所周知的暧昧关系。施佩尔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二人以“艺术”平辈论交,他也是战后唯一认罪的纳粹高层,梦工场也出品过关于他本人的传记电影。
问题是,要判断希特勒的童年阴影是否真的影响了他的具体施政,电影要么得证明他有能力凌驾全体德国人,让个人病扩散为集体病;要么得相信纳粹高层官员都有类似情结,都和希特勒所见略同,否则,就不能否定纳粹推行的集体*有其他更深远的渊源。只要我们承认纳粹逼害犹太人和反同性恋,在欧洲有深厚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成因,这类政策的出台,就需要上述成因共同负责,令希特勒本人的心路历程,甚至是他本人有少量犹太血统的说法,在宏观历史而言,变得相对不重要。过分聚焦个人,只会沦为纯八卦式揭秘,让应有的视线被转移,这就像我们容易因为殖民地出现了救苦救难的传教士,而忽略殖民制度的本质,或过分喜爱丑化布什失言的一面,而忽略其外交政策的精打细算。反而另一部同一班底制作的电影《帝国的毁灭》,则着墨于希特勒晚年患上的帕金森病,这背景却真正改变了历史,因为帕金森病确实影响了希特勒对战争的判断力和自信,以致军事理论家认为,他晚年犯下的军事失误和早年的军事成就同样惊人,而他决定向哪里出兵是乾纲独运、密室决策的,毋须像落实反犹政策那样,要启动政府机器反复公开宣传。两出电影的分别,大概就是历史和恶搞的分野。
                  丘吉尔和希特勒有同样的心理病?
谈起心理病,其实包括你、我、他,大家多少总有一点,《拜见希特勒》中希特勒的精神面貌,绝非独一无二。法国记者阿考斯和瑞士医生朗契尼克合著的名作《病夫治国》(续集《非常病人》),就记载了20世纪几乎所有主要领袖的心理病。以希特勒的同代人为例,生于政治世家、以实行绥靖政策闻名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就因
为要隐瞒患上肠癌而变得越发孤僻,以致偏执得一意孤行地相信希特勒的和平“诚意”,在二战爆发后不久不得不病死(和气死)。
张伯伦的老对手、也是希特勒老对手的一代名相丘吉尔,据二人研究,原来同样患有焦虑症。丘吉尔患病的成因据说包括:(1)童年时家道中落,缺乏家庭温暖,造成“恋奶妈情结”;(2)有轻微语障,不能操标准牛津腔,令他在传统英式贵族家庭里感觉不够贵族;(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败仗,导致自信心严重受损。丘吉
尔在二战前是公开的墨索里尼崇拜者,曾说“假如生在意大利就会加入法西斯”,二战期间做出过大量*指令,经常提出暗杀敌人、狂轰平民一类非常举措,冷血无情的指数直逼希特勒,原来都是“病”。难怪不少史家认为,他虽然保卫了英国,但他的“病”也多次让英国走到毁灭边缘,全靠身旁的顾问和医生力挽狂澜。相对而言,丘吉尔始终比希特勒幸运,因为希特勒的存在,就是丘吉尔的病的最佳解药,唯有他的顶级疯狂,能够让丘吉尔的次级疯狂有机会合法地、英雄地发泄。二战结束后,丘吉尔多次承认,这让他“很失落”,因为真正的“医生”已一去不返。嗯,这是多么的令人同情啊!
单看上述档案背景,可以说丘吉尔虽然是大英贵族,但他的童年阴影和成年行径,岂不是和侍母至孝(Vs. 恋奶娘)、出身贫寒(Vs.家道中落)、一战战败(Vs.在战胜国打败仗)的希特勒大同小异?所以英国人不但对希特勒有戒心,对丘吉尔其实同样有戒心,认为这位“病人”根本是不适合治国的。战争过后,丘吉尔立刻被洞
悉世情和理性的英国选民抛弃。然而,《拜见丘吉尔》是不会面世的,因为一方面,讽刺英国战时制度的黑色幽默没有多大市场;另一方面,丘吉尔已成为世界英雄,把他的“病”无限夸张地恶搞又显得政治不正确。成王败寇,对病人而言,也是金科玉律。
                  猫哭老鼠Vs老鼠爱上猫:“最后解决”的玩笑
《拜见希特勒》另一个希望营造幽默感的讽刺对象,是那种干什么都要填表的日耳曼官僚主义。表面上,这似乎是德国的民族性,和纳粹无关,但电影要说的,正是纳粹反犹主义必须和德国官僚主义的传统结合,才会变成“将人化为数字”的僵化管理,才能把惨绝人寰的暴行轻描淡写地执行。将残酷的现实和儿戏的决策过程、从容
的领袖风范并列,从而带来巨大反差,理论上,这是很“幽默”的。例如电影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多次神态自若、故作轻盈,对那位协助希特勒演讲的犹太教授格林巴姆说:“嘿,屠杀犹太人的‘最后解决’那件事,请不要介意”,还叫他“看开点”、“大度点”。希特勒也对他说“最后解决”的事,“其实与我无关,我也曾提
议将犹太人送到别的地方,好像马达加斯加”(这倒是真有其事)。戈培尔和党卫军领袖希姆莱更拿出印上不同集中营图像的扑克牌,“仁慈”地让主角选择要拯救哪座,不过“诙谐”效果就不及布什通缉伊拉克萨达姆政府高层的扑克了。
毕竟,“最后解决”实在太血淋淋、非理性,戈培尔、希特勒的话就算更“有趣”,观众都难以相信其他德国人有资格发放相同的“幽默感”,只会觉得这是少数当权派直截了当呕心的邪恶。这是猫哭老鼠、一切布局都由强势的猫主导,而不是老鼠主动爱上强势的猫,没有什么命运弄人的喜剧感。与另一部同一班底制作的电影《再
见列宁!》相比,后者才算符合黑色幽默的定义,因为片中的专制当局没有直接染血,行为的荒谬没有令人那么沉重,而且电影有力地解释了何以有普通*德国老人会真心相信共产主义,黑色幽默的发挥也就有了群众基础的普遍性,观众容易相信主角的经历纵然夸张了点,但起码精神不假,而且具有相当代表性。假如我们要做归类
习作,《再见列宁!》也许有点后现代,《拜见希特勒》却显得超现实。
                  纳粹式数目字管理应怎样幽默?
其实,希特勒治下的纳粹式数目字管理曾做出不少“创见”,值得喜剧作家大书特书。例如纳粹曾下令进行优生学“实验”,以测试雅利安人种是否真的比其他人优越,实验内容由读书识字到性生活无所不包,内里的荒诞、实验方法的反智(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都将史家黄仁宇所言的“数目字管理理论”发挥到极点。
怎样将极左和极右加以比较,相信也会是黑色幽默的好素材。
《希特勒万岁,猪死了!》记述了以下一个真实的幽默小故事:有位德国天主教神父,大力反对希特勒青年团干涉教会的教育,被纳粹党员当面批评说“没有儿子的人就不要谈什么教育”,神父立刻响应说“我绝不容许任何人在我的教堂内讽刺元首”,从而刺中希特勒缺乏家庭温暖的死穴。这些幽默,应比《拜见希特勒》安排希特
勒无缘无故扮狗叫,或讽刺他性无能含蓄一些(其实希特勒和情妇伊娃的柏拉图式关系亦没有什么可笑),也比不痛不痒地讽刺纳粹总部的文件主义,或日常生活对希特勒的造作敬礼“Heil Hitler”更一针见血,更能让不同年代的人较易心生共鸣。
不过最后还得话说回来,今日德国人能正视希特勒,将他的形象作“王晶化”处理,总是民族自信上升的具体表现,反映他们已逐渐消解了这个难以痊愈的心病。曾几何时,德国人流传关于纳粹的笑话,并非完全是为了讽刺他们,反而有制造了喜剧领袖的效果。例如空军元帅戈林的身形和勋章越是成为讽刺对象,他的真正暴行就越
是被群众有意无意间忽略,因此无伤大雅的笑话其实是被纳粹鼓励的。这就像对一个曾经沧海的老人来说,能够对小学时代的窝囊事坦率自嘲,又能同时看清笑话背后的本质,不再被幽默掩盖真相,这就代表了人生境界的升华。
延伸影画:
* ?《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 Downfall) (德国/2004 )
* ?《Hitler: The Last Ten Days》(英国/1973)
延伸阅读:
* 《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 (Rudolph Herzog,卞德清等译:花城出版社/2008)
* 《The Devil’s Disciples: Hitler’s Inner Circle》 (Anthony Read:)
                  窃听风暴 (The Live of Oth…
时代背景 公元1984 年
地域背景 东德
电影制作 德国/2006/137 分钟
电影导演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
电影编剧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
电影演员 乌尔里希·穆埃/ 马蒂娜·戈黛特/ 塞巴斯蒂安·科赫/ 乌尔里奇·图克尔
剧情简介 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特工魏斯曼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妻子演员克里斯蒂娜的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渐渐对这家人的生活产生了兴趣,开始暗中帮助他们。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的文章引起了特工头目的注意,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德莱曼写的,并逮捕了克里斯蒂娜
,希望能够从她口中得出她丈夫的秘密。而审问克里斯蒂娜的正是魏斯曼……
文化人自我陶醉的谎言
获选为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好评如潮,但它究竟能引起多少普罗大众共鸣,其实不宜过分高估;“不堪回首”和“人性光辉”以外,究竟“东德”这心结如何影响人心,《窃听风暴》则有不应低估的引导性。主角的文艺身份容易让各国评论员对号入座,反窃听主旨又政治正确,但电影对大时代心态的
刻画,也许及不上《再见列宁!》等后冷战德国作品,亦不像讲述东德青年的《红色白鹦鹉》(The Red Cockatoo )那样聚焦世代心结。电影始终回避一个问题:究竟东德1 800 万人全是被迫生活于共产制度,还是有自愿成分?再问:为什么?
                  共产东德与维希法国
《窃听风暴》的背景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1984年。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是国家安全局克格勃特务大头子安德罗波夫。不到十年,冷战档案全面解密,世界才发现多达数十万东德人曾为他们的秘密警察组织斯塔西(Ministry for StateSecurity,Stasi)服务。不过高压以外,不能否定多少有些东德人相信分配制度和共产式刻板社会,也许更符合日耳曼民族性。不少文化人以外的东德人在德国统一后,都抱怨生活不及从前,既要面对同一欧盟屋檐下的东欧外劳抢饭碗,又不能适应西方生活水平。也许如那位在电影中下令监视作家的东德部长片尾所言,统一后的德国“没有斗争、没有理想”,作家除了伤痕文学,也写不了什么。这自然是当权派的自我开脱,但《再见列宁!》中那位真心相信共产主义的善良女教师,以及她代表的一代老人,无疑都有类似情结。她们可不是权贵。斯塔西的特务行为,其实被这些人默许—这是德国人不要揭的疮疤。
这不得不勾起我们对合作主义(collaborationi*)的回忆。近代最著名的和敌人合作的案例都出现在二战期间,中国有汪精卫,法国有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传统史书记载,他们都是叛国贼,战后政府都希望塑造一个“史实”:全国上下一心抗战。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东德和共产苏联合作,就像维希和纳粹德国合作一般羞耻。然而汪精卫和贝当的个人声望原来十分崇高,汪精卫被日本衷心称为“*一流人物”;一战击败德国的英雄贝当“卖国”后,出巡居然受到巴黎人自发欢呼,一度被视为法国救世主,他的出山宣言和丘吉尔的战斗宣言同时得到各自民族的支持,总之,并非没有真诚的支持者。维希政府虽是德国附庸,但巴黎沦陷确有法国人叫好,因为
这象征*议会*制的崩溃,可以进行右翼—“法兰西行动党”(Action Fran?aise)的改革主张:结束资本主义的自私、拍卖选票的低效,建立等级制度和集体主义,视以往的宿敌英国和犹太人为共同敌人。
                  为什么作家要有总书记夫人赏识?
维希政府*犹太人其实是自发的,没有纳粹占领也可能付诸实行,因为那源自法国本土的反犹思潮。1895年,法国发生“德雷福斯事件”,法军的犹太人上尉德雷福斯被控叛国,是为欧洲近代反犹的坐标。东德的合作者其实也是有部分自发的:对他们而言,国家经过二战,必须尽快恢复稳定和制度。希特勒的盖世太保遗产、德国人
的冷静天性,加上德国共产党本身在游击战中积累的群众基础,让东德极权政体的面世显得畅顺,否则斯塔西不可能成为共产各国最有效率的秘密警察。电影说东德文化人抗拒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苟且偷安才拒绝揭竿,忽视了他们部分人向往这制度的惰性和潜意识,否则获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夫人赏识的作家主角乔治·德莱曼不会沾沾自喜,负责搜屋的秘密警察也不会对他有那样好的门面态度。
顺带一提,这位昂纳克夫人在丈夫当权期间全程担任国家*长,夫妻档指点江山,夫人对文艺教育特别有发言权,所以《窃听风暴》才设定她为作家靠山,暗示她为高层权力斗争的核心。部长指示斯塔西特务整肃作家,除了为了夺他的女人,也是要整垮对方后台的权力斗争。昂纳克曾和西德总理科尔平起平坐见面,后来科尔成为统
一德国的唯一领袖,昂纳克沦为被控反*的阶下囚,科尔念旧网开一面,让他根据共产党传统到智利“保外就医”。不久昂纳克死在智利,夫人现在还留在那里,曾以访问形式出书畅谈她眼中的东德。相信以她对文艺的热爱,必定会看《窃听风暴》,不知有何感想?
                  秘密档案开放
2003 年,德国政府决定将斯塔西秘密档案全部向公众开放。档案全长125 英里,厚达2 125 000 000页,放在整座大厦供当事人查案,如此规模浩大的翻旧账可谓世界纪录。这时,东德人才发现全国整整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有档案建立,同样数目的人曾向秘密警察告发亲友,从查档发现历史,这就是《窃听风暴》剧本的现实基础。
然而告密人究竟算是合作者、刁民还是受害人,其实已不可能判断,像电影那样发现一位好心特务的可能性极小,发现亲密战友夫妻子女出卖自己的可能性极大。电影对开放档案持“面对历史”的正面态度,并非德国一致共识,在国内也曾惹起争议。
本笃十六世被揭发年轻时曾加入希特勒青年队,依然成为教宗,他的同业就没有这么幸运。前东德天主教行政总管史托菲在德国统一后成为交通部长,原来被视为“东德良心”,档案却揭露他曾为秘密警察当卧底25 年。波兰著名神父、已故教宗约望保禄二世的同乡兼亲密战友海莫2005年被揭发曾任共产党特务,监视对象正是教宗
。也是源自德国算账风,控制前朝档案的波兰国家纪念院(IPN)负责翻旧账,同时意外发现的还有波兰特务为教宗捏造情妇的故事。末代东德足球先生古斯科(TorstenGütschow)、球迷熟悉的勒沃库森足球会的德国前锋基尔斯滕(UlfKirsten),也是档案披露的斯塔西线人,监视对象自然少不了来自东德的欧洲足球先生萨默尔(MatthiasSammer)。德国是对历史负责的民族,这值得嘉许,但电影“告密者总是软弱的”的暗示,则未免过分简化、残忍。旧闻揭下去容易黑白分明,国家繁荣时,过来人可一笑置之;一旦出现金融风暴还是什么,人性就难免爱算总账。毕竟,看过这类电影的观众容易在道德高地审判“谁是好人”。这结论,却是翻文档不可能弄明白的。《窃听风暴》上映时,某曾任东德秘密警察的男配角父亲参加首映被认出,激起公愤,被逼向公众道歉才能平息众怒。又是一个疮疤。
                  《再见列宁!》更有去精英价值
正史的东德文化人圈子有点像嬉皮士,集体住在东柏林一个租金便宜、啤酒便宜的旧城区,也许就像今日北京的798旧工厂艺术区。《窃听风暴》的东德文化人却甚少嬉皮味,比正史政治化得多,而且都是关系多多的社会精英,广受上层官僚重视,主角更被称为“唯一同时获东西方重视的东德作家”,属于一个更小的小圈子。在小
圈子内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容易的,但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贝多芬,其实不太落地。东德百姓不满经济下滑,甚至要靠西德借贷,知识分子就不大能感觉到,因为他们在物质上属于既得利益层,从电影可见他们的中产公寓环境优美,还有钢琴。电影提及的《明镜》杂志(Der Spiegel)对德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是实至名归
的*明灯,但也经常被批评借助专家用语扭曲事实和装作中立,特别是在文化人更似精英的当年。前*政权的文化精英到了*社会,创作往往大为失色,这并非偶然。
要说“人性光辉”,《再见列宁!》虽是黑色喜剧,但它那人工自制历史和真历史的混淆,似乎寓意更深、更贴身。主角的母亲相信共产主义并非为了什么大道理,只是自我感觉良好,最爱就鸡毛蒜皮小事写信“反映情况”,喜欢井然有序的生活……但其实她知道流亡西德的丈夫健在,依然有通信,也知道东西差异的并存。东德人虽然身在铁幕,但一直有便捷的信息流通,基本上了解西方发生何事。她选择东德,比文化精英和窃听者的心路更有代表性,而她绝对是一个好人。她拿虚拟的东德感染儿子,比贝多芬音乐感染特工令人信服,也比“坏人里有好人、好人里有坏人”一类伊索寓言更堪玩味。
延伸影画:
* 《再见列宁》(Goodbye, Lenin!)(德国/2003)
* 《The Red Cockatoo》(德国/2006)
延伸阅读:
* 《The Stasi: Myth and Reality》(Mike Dennis: London/ Longman/ 2003)
* 《Man Without a Face》(Wolf Markus: London/ PublicAffairs/ 2007)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Harry Potte…
时代背景 约公元1995 年
地域背景 [1] 英国,[2] 巫师世界
原著来源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 ()
电影制作 英国/2007
电影导演 大卫·叶芝
电影编剧 迈克尔·戈登伯格
电影演员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 鲁伯特·格林特 / 艾玛·沃特森/ 迈克尔·甘本/
艾美达·斯丹顿/ 伊文娜·林奇
剧情简介 哈利·波特双亲均为善良巫师,被伏地魔杀害,哈利却成了伏地魔“分灵体”之一,因而受到魔法保护。他入读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后一直成绩优异,学校却受制于教育官僚、反魔不力,哈利遂于本集自发组成邓不利多兵团,与伏地魔部队决战。
解读罗琳的左翼政治符号
《哈利·波特》系列风靡全球,毋庸赘言。尽管大多数人视之为普通童话,但西方学界对这个系列的政治符号已研究得相当深入。当《哈利·波特》第五集《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出现了惹人讨厌的教育官僚恩不里居,资深演员艾美达·斯丹顿将这一角色演得出神入化,连香港论者也察觉到电影的政治色彩。要了解作者罗琳()的政治倾向,我们可先从《哈利·波特》中三个著名角色邓不利多、恩不里居和伏地魔入手分析,再与现实世界的罗琳本人和饰演哈利的演员交叉印证,我们就会发现,罗琳是左翼政治符号的优秀制作人。
                  智慧老人同志:邓不里多与苏格拉底
首先,对不少年轻读者来说,2007年的十大国际新闻除了选举、爆炸、和会,还应加上一项:《哈利·波特》德高望重的霍格沃兹学校校长邓不利多原来是同性恋者,并通过罗琳在答问会宣布“出柜”。这项出柜声明是直接面对青少年的,当时罗琳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搞读书会,问答环节时,首次正面以“邓不利多其实是同志”来响应学生“他有没有找到真爱”这问题。那么,这个深受读者喜爱的老巫师的真爱究竟是谁?罗琳说,原来是他的手下败将、因沉迷黑巫术而变成反派的东欧巫师格林沃德,巧合地,这名字使人联想到希腊神话的首席同性恋美少年格尼美德。虽然“哈迷”一直怀疑不近女色的邓不利多的性取向倾向“中间落墨”,但他以如此方式

在小说外出柜,还是令人有点意外,也为《哈利·波特》添上入世色彩,因为罗琳在颠覆他的形象之余,也颠覆了保守派宣传同性恋者易染性病、“很难成为老人”的成见。
邓不利多的老同志身份,在近代名人群像中确是难得一见。爱尔兰文学家王尔德等近代著名同志确是英年早逝,反而古希腊一群同性恋权威哲学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身份和地位都应和邓不利多相似。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既是所属学问的权威,又可以通过培育弟子在思想上“传宗接代”,和邓不利多的校长身份
已是相若。而且古希腊时代的世界没有明显的同性恋、异性恋定义,社会对同性恋不但没有歧视,反而视之为多元文化的一员,甚至是才华横溢的“进步”象征,这也和《哈利·波特》设定的人和动物、不同种族的人、乃至活人和死人共同组成的“和谐社会”相吻合。
                  保守网友呼吁家长罢买《哈利·波特》
邓不利多出柜后,西方新保守主义阵营在旗下网站讨论区猛烈抨击,甚至有网友呼吁家长罢买《哈利·波特》,并为邓不利多的对手伏地魔叫屈。如此反应,也许是担心这布局使人联想到近年教会长老层出不穷的娈童丑闻。事实上,苏格拉底师徒在野史都有性骚扰学生的*韵事,希腊传统服装似乎就是为了同性恋者行方便而设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间的师生恋可谓“一时佳话”;相传亚历山大大帝也是从老师亚里士多德那里“学习”同性恋,并让这风气弥漫在整支东征大军中。直到基督教兴起,古希腊同性恋遗产才被连根拔起,没有和其他古希腊遗产一样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石。《哈利·波特》的世界从来没有老师骚扰男女学生,毕竟那是要入屋赚钱的普及读物,但是故事所在的英式寄宿学校,以往都以性压抑驰名,名人长大后揭发那里出现的不伦之恋为数不少,相信这也是家长不愿邓不利多出柜的原因。
当然,邓不利多并非唯一被安排出柜的虚构名人,此前已有不少卡通人物或家庭文学主角被安排出柜或隐隐晦晦地半出柜。这一方面反映了近年政治正确的标准,另一方面也是作者们自设的保险线,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曲笔,先试探观众和读者的反应,见势头不对,可以说评论员只是神经过敏、捕风捉影;若情节被认可,又可以像罗
琳那样,在小说外的场合为自己的作品解画。《星战前传》和《哈利·波特》一样,有若干“和谐社会”思想,描述宇宙各种“人类”和平共存,其中一个角色参议员“JarJarBinks”是一头粉红色的恐龙族人,走路时左摇右摆,说话声线阴柔扭捏,被认为是同性恋象征,可是造型不能讨好小朋友,最后只能淡出系列。又如BBC 儿
童节目《天线宝宝》(Teletubbies )有一个紫衣角色“Tinky Twinky”,也被美国保守教士法维尔批评为荼毒小孩的潜藏同性恋者,否则,Oh My God,“何必偏偏穿紫衣”?
                  恩不里居前传:老处女、老寡妇与家庭女教师
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中担任魔法部官僚卧底的恩不里居教授,也是有丰富隐喻的人物,在电影上映后迅速走红。这位配角得到重视,除了因为通俗电影有塑造一个所谓超级泼妇(Super Bitch)的需要,也因为她一身pink lady衣装、以童子腔扮“可爱”的语调、来源不合法理的权力、靠私刑捍卫的威仪,都属于我们偏见下
认知的“老处女强人”样板,特别容易在西方引起共鸣。这样的形象,首先教人想起西方世界的“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这位女王虽然缔造了英国崛起的辉煌,形象强悍,但终生未嫁,群臣都知道她的感情生活空虚,经常公开向她介绍男人,但始终无人获其青睐。据说,这除了是缘分,也因为伊利莎白在童年时目睹父亲亨利八世
的感情生活一团糟,以至于母亲被处死,而对婚姻留下了阴影。为了自我保护,伊丽莎白整天涂上厚厚的面膜,显示与群臣的距离,但据说她在*时常与侍女打成一片,化身可爱教主。
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中,恩不里居坐在一个巨大吊钟前监考,俨然端坐王座,就是要摆出伊丽莎白式气派。事实上,在撒切尔夫人出现以前,一切从政的英国女人、包括不少妇权运动先驱,都和恩不里居一样,予人色厉内荏的感觉,又经常被抹黑为性失败者。此外,恩不里居的造型似乎也参考了另一个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老寡妇”故事。维多利亚似是传奇名字,她也自以为大权在握,首相表面上对她都毕恭毕敬,但毕竟只是君主立宪制的虚君,全靠得享高寿,才成了维系国家的图腾。维多利亚前期施政态度开明,因为那全是来自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手笔,但在丈夫去世后的40年守寡生涯,心态却一直未能完全回复正常,更出现恩不里居式失衡。例如首相为取悦女王,投其所好,会称她为“小仙女”,而晚年的维多利亚登基纪念巡游,就曾被宣传为“仙女下凡”。如此拿肉麻当有趣,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填补女王守寡的扭曲心灵。
因此,恩不里居这个角色虽然讨厌,观众却有似曾相识的莫名亲切感。何况她的形象,也反映了西方教育制度的演化:在19世纪,像她那样的女性只能担任家庭教师,不少文学名著(如《简·爱》等)都以女家庭教师的心路历程为背景。后来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妇女逐渐抛头露面,也有到学校授课的,但为了维系女性的传统形象、也为了争取男教师的尊重,往往刻意以过分严肃古板的姿态出现;那些贵族中学的女教师,尤其不近人情。《哈利·波特》的场景设定在英式传统寄宿学校,那里充满疑似恩不里居,自然得到观众共鸣—而且共鸣不单来自正受恩不里居折腾的小孩,还来自小时候曾受她摆布的成人。笔者念书时,学界也有教师以恩不里居造型工作,曾于圣诞联欢会以红衣报喜,被学生在背后谑称为“圣诞老处报佳音”,可见恩不里居不但是英国人的返祖回忆,也能勾起我们的集体回忆。难怪罗琳说舍不得让恩不里居死去,因为“折磨她实在是太有趣了”。
                  恩不里居后传:“当代第一老处女”赖斯
恩不里居的老处女形象,还有一个当代著名政客的影子:美国国务卿赖斯。自从赖斯多次对俄罗斯说三道四,不但《真理报》曾发表文章详细“评论”其心理失衡状态,当地民族主义愤青领袖、曾竞选总统的日里诺夫斯基,更公开以“美国老处”形容赖斯。日氏今天虽是一根夕阳政棍,但也曾风光一时,不但说要重建苏联,更声称
要夺回阿拉斯加。他形容赖斯对俄国的恩不里居式的严厉教师态度,就像处女对性一样,“因为得不到,而变得挑剔”,分析她“需要一个连的士兵,需要被带到兵营,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满足”。日里诺夫斯基这样出位的言论,除了因为他要硬销民族主义,也因为他要通过经营阳刚形象为生,甚至曾推出以自己命名的男性香水
(据说大受欢迎),因此他“鉴定”赖斯为老处,是同时巩固自己两个形象的一箭双雕。赖斯相当讨厌别人说她是“老处”,曾表白说自己并非独身主义者,只是缘分未到。究竟赖斯专注事业而独身是果还是因,恐怕这和恩不里居对魔法部长那奇怪的忠诚一样,只有她们自己才明白。
说到底,赖斯被形容为“反俄老处”,也与她和恩不里居一样以管理官僚姿态出现有关。赖斯的专业是俄罗斯研究,精通俄语,总是希望靠对俄政策得分,据说苏联解体的策划,她也要记上一功。此前她被介绍认识戈尔巴乔夫,对方见她年少,又是女人,说了句“希望你懂一些”,已令赖斯萌生对俄一鸣惊人的念头。9·11后,美国外交原本偏重中东、中亚,但赖斯接任国务卿以来,却逐步将注意力放回俄罗斯,不但公开加紧围堵政策、策划俄罗斯邻国的颜色革命,更利用美国在国际金融的关键地位唱淡俄罗斯新兴能源经济,难怪日氏说她“比岳母更恶毒”,是“自卑与自大的结合体”。其实,也许赖斯的处女情结,只是要有所发挥地“打好那份工”,不过分投入,就不能出戏,说起来也挺无奈。曾几何时,俄罗斯研究是美国大学的大热科目,今日代之而起的却是中国研究,唯独赖斯处处念及本行。当中国热冷却、汉学家不能转行,西方自然就有“反华老处”诞生,那时候,中国外交的挑战就大了。
说回《哈利·波特》,恩不里居虽然魔法不行,但不得不算是现代标准的“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可能也是为了要尽展所长,才无限效忠魔法部。例如被她辞退的占卜学教授崔老妮,就是公然的神棍,可见她倒不是没有眼光。罗琳安排她惹厌地出现,其实就是讽刺类似被逼上梁山、具有专业质素、但犹抱琵琶地不愿放弃女性身份的老处政客。
                  伏地魔与希特拉:哈里波特的和谐大同社会
《哈利·波特》另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角色,自然是头号反派伏地魔。作为“黑暗魔王”,自然有当代西方年轻读者当他是拉登,但这是毫无根据的,反而他的角色设定更接近这一代已开始陌生的希特勒。作为疯狂种族主义者,讨厌非纯种巫师,有童年阴影,有毁灭文明的倾向,精神分裂,崇尚武力,不懂爱情,却同时恐惧死亡,这些都是希特勒广为人知的造型。最有趣的是伏地魔本人同样不是纯种巫师,却又要拼命掩饰,正如近年有研究指希特勒居然有犹太人血统,因为他的祖母曾为犹太富翁打工,而希特勒的父亲据说就是二人的私生子。这丑闻无论真假,都成了希特勒一生的心病,因此他未大规模逼害犹太人前立的第一条带有歧视性的德国法律,就是禁止本国女人为犹太人工作。相传希特勒死前,曾聘请关在集中营的犹太人为他训练演讲,就好比伏地魔邀请同属非纯种巫师的哈利加入其阵营般讽刺(参见《拜见希特勒》)。
通过阅读反伏地魔的斗争、邓不利多身为校长的出柜、设定建制派老处女强人为反面教材,《哈利·波特》的左翼政治正确倾向,就表露无遗。再让我们看看其他例子:在整部小说、整套电影中,罗琳不断歌颂人和动物和平共处的大同世界,以抗衡伏地魔阵营强调的血统论,明显是她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反对种族主义的证明。哈利·波特生活清贫,不爱名牌,专爱和半人马、天狼星一类边缘角色交朋友,反映了他拥抱第三世界、反对全球化经济和文化整合。学校主角们不断挑战教条,作弄讨厌的恩不里居,反映罗琳支持英国前首相马卓安的平民化教育改革。虽然《哈利·波特》轴心情节是“反恐”—和伏地魔斗争,而且批评妥协的绥靖主义者,似乎合乎布什主义的极右精神,但作者刻意将战场抽离于民间和正常人,强调反恐和平民无关,依然多少符合自由主义的反战精神,可谓从一而终。
                  回到现实:罗琳的左翼偶像.哈利仔*演出
事实上,罗琳从来没有隐藏自己的政治取向,在访问时承认自己以激进社会运动前辈米特福德女士为偶像。这位米特福德生于显赫家庭,兄弟姐妹都疯狂热爱政治,立场却各走极端,既有公开的纳粹主义者,也有像她那样的共产主义者,一家人在二战前后因政见不同而反目成仇。米特福德曾独自支持西班牙内战,著作甚丰,一度成
为共产党员,晚年在美国推广“调查式报道”(InvestigativeJournali*),颠覆了新闻工作的旧常规,对日后米高摩亚一类带明显个人立场的半纪录片有启导式影响。罗琳说,她14岁时读米特福德的著作就被“影响了一生”,《哈利·波特》的反种族主义倾向,似乎就是源自米特福德的反纳粹经历。既然米特福德左得那样彻底,罗琳也被西方保守派视为亲共人士,担心她的作品是带有左派政治色彩的儿童糖衣炮弹。未有邓不利多出柜等事件前,教会保守派已批评《哈利·波特》“歌颂巫术”、“远离神的温暖”,是“魔鬼的作品”,尽管罗琳后来自招为苏格兰教会信徒,“相信上帝而不是魔术”,但也未能逃过现代宗教审判。罗琳公然通过儿童文学“鼓吹”同性恋,严重冲击教会捍卫的传统家庭道德观,根据香港淫审处的道德准则,已足以被“强烈劝吁”,而在新保守风潮盛行的当代美国,她被要求“滚回生下她的撒旦身边”,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哈利·波特》的作者有如此倾向,小说和电影情节反映了她的信念,潜移默化下,从小到大饰演哈利仔的演员雷德克里夫自然多少受到熏陶,不可能是保守家长一厢情愿的乖乖仔。他现在估计已有逾亿港元身家,比好些一流球星更富有,但他并没有满足,反而不断希望“去哈利化”以免永远被定型,特别是不想继续当纯情小男生。因此,他决定出演经典舞台剧《恋马狂》(Equus),该剧讲述少年人马交,本身已相当大胆而广富争议,足以为“白马王子”一词回复本来定义。饰演患上枯燥症的少年马夫的雷德克里夫,更毅然坚持正面*演出,惹来同一批保守主义者和家长猛烈抨击,认为他是骑劫了《哈利·波特》的少年偶像形象,教坏下一代去*。而引导他走入“歧途”的,自然是罗琳,因为他的*演出,和罗琳对《哈利·波特》台前幕后书内书外的布局,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延伸影画:
* 《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美国/2005)
* 《魔戒传奇》(The Lord of the Rings)(美国/2001-2003)
延伸阅读:
* 《Harry Potter’s World: Multidisciplinary CriticalPerspectives(Pedagogy and Popular Culture)》(Elizabeth HeilmanEd:Routledge/2003)
* 《Harry Potter and Philosophy: If Aristotle Ran Hogwarts》(D*id Baggett Eds:Open Court/2004)
                  女王 (The Queen)
时代背景 公元1997 年
地域背景 英国
电影制作 英国/2006/97 分钟
电影导演 史蒂芬·弗里尔斯
电影编剧 彼得? 摩根
电影演员 海伦·米勒/ 迈克尔·辛/ 詹姆斯·克伦威尔/ 西尔维娅·西姆斯
剧情简介当黛安娜王妃意外死亡的消息传出后,世界震惊。大众对英国皇室产生了怀疑,皇室信誉急剧下降,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这时并没有站出来,而是和家人躲到了度假行宫巴尔莫罗堡的高墙之后。首相托尼·布莱尔一上任就要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反皇室情绪,压力颇大,他必须尽快找出办法,令女王和人民的关系再次和睦起来。
英国王室剩余价值论
“申报利益”是一句潮语,我得招认自己是英女王粉丝。她那套不轻易表露情感,不为小事大惊小怪,永远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人生态度,即她认为的“英国美德”,如今已成追忆。海伦·米勒在电影《女王》演活英女王,和一般的模仿秀不同,观众唯有通过她的演技、配合导演小心翼翼的布局,才能逐渐发现王室在现代社会的剩余价值,才明白女王大半生的冷酷、近十年的不太冷,大概都别无选择。
                  电影对后911布什的暗讽
《女王》表面上说的完全是英国的故事,其实不尽然,因为它不断和美国作对比。每当改革派提出废除君主立宪,君主派最形象化的响应,就是国王让政客学会谦卑,否则“英国总统”变成国家元首,就像美国总统那样自称代表民意和“神意”,在国家危急时可能毫无制约。电影中,女王幕僚罗宾.简福林爵士偷偷对首相布莱尔说
,女王依然相信王室代表“神”,布莱尔叫对方不要把神牵扯进来,这其实已和布什9?11后言出必神的作风针锋相对—毕竟,神权是布莱尔不能掌握的。末段女王提醒布莱尔,他也必会遇见突如其来的负面民意,暗示只要有她在,政府的低民望、国民对国家的信念,就可以两者区别,这也是讽刺布什近年的低民望和美国人的国家认
同被捆绑在一起。
回到现实,英国君主立宪制屹立未倒,全赖三派理论苦苦支撑。感性的说法相信君主一世二世三世地延续历史,比民选领袖更能周而复始地代表“国格”。理性的说法认为法律赋予虚君仪式性权力,才能在行政上区别“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并为它们确立纯哲学性的主从关系。至于理性和感性之间的灰色地带,更是王室残
存的基石。女王一生拒绝接受“诉心声”访问,以为个人道德足以成为公共领域的典范,就是因为王室在君主立宪制成形后,一直是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互动枢纽;法律不能/不适宜带动的道德、伦理、国家价值等议题,往往能借用王室成员起居饮食的私人领域推行。从这角度看,英女王内敛的性格就容易理解了:她的角色若被一般政客承担,政客必会乘机出风头,将礼仪政治化。假如连王室也像戴妃那样玩民意游戏,在女王看来,王室其实是少了存在价值。当国家遇上二战或9?11一类危急关头,政客形象始终难以超然于日常利益,带领国民的若是他们,未免有欠说服力。王室虽然生活豪华,但其实不能有自己,这样才能拥有国家的最高象征权力。起码,女王一生都是这样想的。海伦·米勒的演绎掌握了这一关键,难得。
                  乔治三世、维多利亚之后的孤家寡人
不过并非每任英王都如此内敛。伊丽莎白二世这方面的自我设定,比前任都严格。以和她一样在位超过50年的两位近代国王为例,乔治三世(KingGeorgeIII)被看成最后一位尝试在君主立宪制操控议会的国王,一生多次指派属意政客组阁,册封大量新贵族配合,好恶无可避免地广为人知。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则和
部分首相结成私人密友,公开对19世纪的政治大老格莱斯顿(WilliamGladstone)表示讨厌,经常以此显示女王尊严,至死还以为自己大权在握。他/她们需要性格,因为那时候大英帝国还在扩张,帝国需要鲜明形象的领袖,维系扩张的连贯性,而且一般国民还不太明了君主立宪,政府也要借助王室的公开态度向邻国“试风”。换
句话说,那时候,君主比现在像政客。但今天英国是收缩中的夕阳,民众只需王室做非政客行为,伊丽莎白二世就小心翼翼,和任何首相都保持礼貌距离,把一切表态性信件和指令立刻烧毁。有了女王性格分裂的非人生活,英国才毋须总统。
女王最难承受的是她身旁的王室成员偏偏好出风头,习惯出言不逊,唯有她一人是孤家寡人。就是不算黛安娜,王妹玛嘉烈(PrincessMargaret)公主年轻时以反叛著称,电影《女王》也有暗示她当年的叛逆;王夫菲腊亲王(PrincePhilp)经常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最爱问非洲领导人是否还用长矛、大洋洲是否还有食人族一类IQ
题;王储查尔斯经常有日记流出市面,最近问世的是对香港回归仪式的辛辣讽刺。当她发现国民居然不欣赏她一生的坚持,那份痛苦,是恐怖的。电影说她认真想过退位应是空穴来风,但她任内过得比前任君主都委屈、不人道,也是事实。为了让职业冷酷的女王人性化而不过火,《女王》引用了世代政治心理学,来说明她心路历程
的转变。这值得香港政客和评论员参考。
爱德华八世Vs戴妃:世代政治心理学搬上银幕
根据政治心理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名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个人的日后决定最受四类旧事影响:亲身参与的大事;青春期到成人阶段经历的群众事件;对其国家构成深远影响的历史现场;有足够知识去提供另类分析的个案。电
影说英女王一生的烙印,都是源自爱德华八世退位的风波。
时为1936 年,伊丽莎白二世只有10岁,目睹群众就叔父是否退位掀起激烈争端,最终意外将他父亲乔治六世送上王座,间接导致毫无准备的父亲操劳过度,英年早逝。这件事完全符合杰维斯的定义,影响了女王一生,自此她深恐群众的盲目会影响王室,大概认为叔父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决定十分自私,过分“有我”,何况并不比新
任王储夫人卡米拉美多少的“美人”辛普森夫人,不但曾离婚(违反圣公会教义)、来自美国(丢脸),更公开同情纳粹,令爱德华成为希特勒绥靖政策的重点对象,丧失了代表超然国格的资格。女王对戴妃作风的不满,源自与爱德华八世的比较:在她眼中,两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典型,生活越是多姿多彩、性格越是鲜明、见报率越
高,她越是看不过去。现在戴妃危机完满解决,英女王年过80,夺回超过八成满意度,认受性再度抛离政客,也解决了她自己大半生的世代政治心理情结。正如电影介绍,布莱尔已故母亲刚好和女王同龄,他的介入容易令女王相信爱德华八世那一代的事情,和布莱尔这一代的看法实在不可能一样。
                  从戴妃丧礼到王太后丧礼
戴妃死后五年,王太后以101岁高龄逝世。这位王太后大概是被电影改编得最扭曲的人物:事实上,她虽是维多利亚时代出身的古物,阶级观念极重,反对王室纳税改革,不时为赛马透支国库,但她的其他非政治思想却比查尔斯开明,比如老早鼓吹妇女解放和同性恋合法化,又会和曾孙威廉王子讨论电视主角Ali Gee(即“伪哈萨
克”电影《波叔出城》的同一系列),和电影中的封闭形象颇为不同。她的高龄正如今日女王,本身已是传奇,年龄无妨冲走智慧,因为太老的老人家受政治隔离保护,人们就当她是代表国家的活古董、大笨钟。这名带不走一片云彩的老妪,被黛安娜讥讽为“麻风国度里最被抗拒的人”(the chief leperin the leper colony),却同时是戴妃以外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21世纪的人民如何响应古物之死,是漠不关心还是依然给王室面子,造成戴妃丧礼后对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另一次挑战。当时笔者正在英国读书,对舆论如何表态,印象犹新。
表态前哨战由保守派揭开序幕,他们以百多个电话投诉BBC主持没有打黑领带是有欠尊重,以为足以反映“人心向背”。激进派却纠集了千多个投诉,对象又是BBC,认为丧礼报道“影响常规节目”。《太阳报》之流的出格、靠王室丑闻挣钱的小报一反常态,联同以《泰晤士报》为首的保守派大报,一起浮夸地哀悼“祖母之死”,
反对抢拍太后遗容;二流股市分析员亦歌颂太后为“二十世纪第一伟人”;只有《卫报》一类左报矮化之为“不察民间疾苦、穷奢极侈的封建大地主”。有多少群众出席丧礼,就成了公民投票—大概女王在母亲死后那几天,和戴妃死后那几天一样,都是惶恐不安的。假如出现戴妃级数的200万人,自然是王室大胜;假如只有死讯传
出当日的小猫三四十只上街,反映王室无人理会,冲击可能比戴妃之死更严重;假如出现半世纪前为丘吉尔送葬的25 万人,则可谓“基本盘”。
最后,有20万人排队到灵柩致敬,葬礼当日则有过百万人出席。丧母的女王被群众拍掌鼓励,放下心头大石,喜形于色,终于抛开冷酷到底的训练,不但主动发表电视讲话、四处和群众交谈,更公开以乳名Lilibet—不是电影菲利普亲王对她*的昵称“卷心菜”(Cabbage)—送道别卡予母亲,一切都是为了展示人性一面,以示王
室不但从戴妃丧礼复原,更要洗脱旧世代的心理烙印。
假如我们厌倦了二元对立,立场相对中立的《独立报》对英国国民心态的宏观评估,最值得我们深思。该报评论认为如何响应戴妃之死、太后之死,都反映互联网兴起后,“前信息代”和“后信息代”的角力,认为各派政客、贤达、社运人有意识地通过评论王室来参与历史。但在新世界,民众的信息消化力变得麻木不仁,太后驾崩
、阿拉法特被逐、香港联汇波动、好莱坞电影,都是用完即弃的“信息”。“信息”—包括公众人物之死—对新人类的棒喝能力是有限的。也许“争端”本身连同常态政治生活,已是过时。网上大世界成为霍金口中的“有限而无边”宇宙,国土、英雄都虚妄起来,实景世界泡沫化,真实的领袖无论是否有真实的权,都对真实宇宙影
响有限,不容易振奋真实的人心。这样大的挑战已超越君主立宪,变成整个人类政治社会的议题。英女王通过个人挑战、完成历史任务,在这样的年头已属难能可贵。
延伸影画:
* 《Princess in Love》(英国/1996)
* 《传奇女王伊丽莎白》(Elizabeth)(英国/1998)
延伸阅读:
* 《Lilibet: An Intimate Portrait of Elizabeth II》(Carolly Erickson: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2003)
* 《The Monarchy and the Constitution》(Vernon Bogdano: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非常女婿(Meet the Fockers)
时代背景 公元2004 年
地域背景 美国
电影制作 美国/2004/110 分钟
电影导演 杰伊·罗奇
电影编剧 詹姆·赫兹福德/ 蒂姆·莱斯姆森/ 文斯·梅格里奥
电影演员 本·斯蒂勒/ 罗伯特·德尼罗/ 达斯汀·霍夫曼/ 芭芭拉·史翠珊/ 特莉·保罗/
布莱思·丹纳
剧情简介格里格和帕姆已经决定结婚,而婚礼就在六个月之后举行。在婚礼之前,女方的家人应该与男方的家人见一见面,于是,以父亲杰克为首的布莱恩夫妇带着全家和忐忑不安的格里格,开着自己的新房车去拜会福克一家。然而当布莱恩夫妇与格里格的父母见面之后才发现,事情原来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美国保守主义Vs自由主义大战
在美国极卖座的喜剧《非常女婿》是《拜见岳父大人》(Meet the Parents)的续集,最大卖点是集合三大老牌影帝影后罗伯特·德尼罗、达斯汀·霍夫曼、芭芭拉·史翠珊同台演出。对遥远的我们来说,这可能纯粹是家庭伦理温馨搞笑片,但对美国人而言,《非常女婿》比《特务亲家》(White Collar)等同类电影更精警地捕捉了布什上台以来国家两极化的社会生活,男家和女家分别代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信徒,全片不谈政治、却充分政治化,隐喻处处,本土观众深有共鸣。相信这才是电影比第一集更卖座的主因。
                  女家CIA和男家CLIA的白描
作为两大思潮较量的起点,电影有话出肠的角色扮演设定。上集已出场的女家父亲杰克.布莱恩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退休人员,思想守旧,重视家庭生活,大家长作风,不接受婚前性行为,反对未婚产子,更不用说堕胎,这些都是美国保守主义近年和宗教势力结盟后鼓吹的道德观。他担心亲家的职业和作风,会影响自己的名声,持
强烈精英主义,信奉社会阶级(幸好男家的开放双亲毕竟是律师和医生),不喜欢说多余的话,时刻守时对表,不超速驾驶,这是旧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他喜好运动和打猎,更教化信奉犹太教的女婿跟他一起打,这类持枪活动,又是美国右派极力捍卫的习俗,教人想起在美国政坛极有影响力的美国枪支协会。可以肯定,他的一票
投给布什,到今天还赞成出兵伊拉克,是共和党死硬支持者。
续集才登场的男家双亲(The Fockers),开宗明义连名字也反精英,明显是自由主义信徒。电影谢幕时,男家父亲教导BB一定要挑战权威、不要因循守旧;结尾躺在巴士前和亲家对峙,说这是“60 年代的流行作风”,岳父则说“早料到是这样”,说明这家人在60年代应是社运激进分子,也许那位开放律师,还有过为著名的巴士
抗争打官司的威水史。他们反对打猎,赞同个人自由凌驾于社会秩序,称CIA 为“CLIA”(Central Lack of IntelligenceAgency),接受拉丁裔新移民奶娘为家庭一部分(更让她教导儿子初夜),这些都是左派特色。身为家长而性不离口,拿出儿子当年割下的包皮予亲家分享,兴奋地为儿子婚前产子庆祝,接受儿子身为护士、
成就平庸、名字Gaylock被人耻笑,这些都是自由主义者的教育(虽然这家人的背景其实也颇为精英)。他们的投票对象大概是*党和绿党之间,肯定恨布什入骨。两大主义比拼的战场是男家的迈阿密居所,那里正属于2000 年总统大选布什Vs. 戈尔最后点票的争议州—佛罗里达。
                  BB放任哭闹的社会暗喻
电影真正精彩之处不是这些白描,而是种种对社会政策以小见大的暗喻。无缘无故出现的女家外甥BB,似乎借代了需要救济的社会;两家人用哪个态度协助他成长,象征他们左右思想对福利政策、大政府还是大市场的全面冲突。保守女家的教育方式是所谓“挥发疗法”,也就是让BB不断哭、不断哭,完全不用理会,让他习惯痛苦,慢慢就会从痛苦中成长。这就像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福利只会助长闲人的依赖心,必须像对BB那样压抑人性的同情心,硬起心肠,对方才会“自我慰藉”(selfsoothing)、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这才是真正的同情心,是为“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conservati*)。但这并不代表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无须理会:对意识形态和道德,他们是无限干预的,所以对BB的玩具言行都管得极严,只容许玩“爱恩斯坦公仔”,甚至设计了一个人造乳房让BB习惯家庭至上的“母乳教学”,让下一代不会出现性别混淆(暗示反同性恋)。这就是新保守主义大市场、小政府,但用尽一切市场政府方法捍卫道德的公式。
男家双亲遇见这样的教孙方法,自然大感不可思议兼不满,他们建议采用“持续接触治疗法”,也就是多抱小孩,让他吃糖,对其天性顺其自然,这样小孩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成长,并从家庭得到应有的支持。这就像美国左派大力推销的社会福利网,总之每人都应受到社会支持,谁都是人,但政府资助范围,不应涉及宗教道德的意识
形态层次,纵使BB 长大的过程过分依赖家庭,或因为习惯援助而变得平庸,也依然是国家/ 家庭的优良成员。小市场、大政府,但政府不以权力干预思想,这是数十年来自由派“反右”的核心价值。
                  信任圈外监听的政治暗喻
《非常女婿》还有后9·11 政局相关的小动作,特别是保守岳父自己设立的“信任圈”(Circle ofTrust)。这个“圈”在上集中已出现,在续集被赋予高度相关性的演绎,说是用来“分辨敌友”,声称圈内人都可以开门见山沟通、圈外人即非我族类,事实上却是一言堂。后来岳父被逼供,供认自己的好恶,就是唯一定义圈中人名单的准则,这实在和布什为其他“家庭”的人成立的“邪恶轴心”(Axis ofEvil)异曲同工。值得留意的是自由主义家庭并非反对设立信任圈,只是反对信任圈只有一种,反映美国人基本上对“邪恶轴心”的说法并不反感,只是认为有更有效的传销手法而已。
那么信任圈外的人可以如何对付?保守岳父示范了用高科技测谎,显示了他潜意识认同可以通过侵犯个人自由达到“善意”目的,后来被女儿踢爆,在她首次约会时已如此行事,可见保守主义无论对外对内,都没有放弃家长式监视。对此,岳父有画龙点睛的解释:“科技进步是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在21世纪
维持竞争性的凭借”,和布什的国情咨文一模一样。换言之,岳父代表了一种为维持霸权不惜侵犯他国的“爱国”思想,鼓励竞争、轻视弱者,也就和美国外交挂上钩。讽刺的是,他洗澡时,亲家自出自入,在同一个厕所大便,两人一览无遗,保守主义者却为失去个人的贴身私隐大为懊恼,因为那依稀和保守的性观念相关。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非常女婿》唯一的核心信息:两条路线,说到底,都是美国人,它们的并存,其实是美国内政外交钟摆的分工合作。所以两家人最后还是结成亲戚,自由主义的性专家协助亲家得到久违的高潮,保守主义的爱国者为亲家安了体面的社会地位,各取所需。这样的暗喻,普遍发生在大部分美国家庭;这样完美的结
局,在现实世界却不能保证出现。电影又怎能不搔着美国人的痒处﹖
延伸影画:
* 《拜见岳父大人》 (Meet the Parents)(美国/2000)
* 《不是冤家不聚头》 (The In-laws)(美国/2003)
延伸阅读:
* 《Justice and Equality: A Dialogue on the Philosophies of Conservati* and Liberali*》 (Robert Morse: New York/ iUniverse/ 2003)
* 《Breaking in to the Movies》(Henry Giroux: New York/ Blackwell/ 2001)
                  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
时代背景 未来世界
地域背景 地球
原著来源 An Inconvenient Truth: The Planetary Emergency of Global Warni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Al Gore/ 2006)
电影制作 美国/2006/98 分钟
电影导演 戴维斯·古根海姆
电影演员 阿尔·戈尔
剧情简介 这部纪录片揭露了气候变迁的资料并对此做出预测,同时也在电影中穿插了戈尔的个人活动。通过巡回全球的简报发表,戈尔指出全球暖化的科学证据、讨论全球暖化经济和政治的层面,并阐述人类制造的温室气体若没有减少,不久后全球气候将发生重大变化。
环保电影,超限阅读
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脱离政坛糟粕,明智地变身为环保先锋,逐渐为国内外接受,领衔主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更夺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为美国政客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同类剧种打下强心针,只有泛政治化的犬儒小人,才怀疑这是戈尔为重返政坛铺路。电影解读全球暖化的例子多不胜数,笔者并非环保专家,不敢参加辩论,
尽管相信不少表面的环保问题也有其他肇因。戈尔在演讲时引用非洲乍得湖大幅萎缩,来论证全球气候变暖的祸害,是这类具启发性的例子之一。启发不在议题本身,而在于一个逆向逻辑:既然自然景观能在一代人的时间(而不是一千年)迅速改变,反过来说,野心家为了政治原因,同样可以假手于自然。
乍德湖之死:联合国的“水资源战”预言
乍得湖原名“乍得海”,在古埃及时代还是像黑海、里海那样的内陆海,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比日本还要大。在冷战初年,它萎缩至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以色列。到了21 世纪,剩下的只有1 500平方公里,比香港也大不了多少。毁灭的趋势如此惊人,简单一句戈尔式的“气候变暖”似乎不足以解释全局,因为由海而湖,
也和非殖化进程息息相关。
乍得湖历史上原来连接着四国:乍得、尼日利亚、尼日尔、喀麦隆。四国独立前分别是英法殖民地,殖民政府只爱掠夺天然资源,却没有滥用湖水,因为湖水对它们的国内经济毫无帮助。直到四国分别独立,多少有新独立国家的好大喜功,都利用乍得湖支持国内大规模灌溉系统;它们内部又叛军林立,都在争夺水源,乍得湖才变成零和游戏的牺牲品。时至今日,除乍得外,和其余三国接壤的乍得湖水,差不多已全部变成沼泽。联合国的《世界水发展报告》和前秘书长非洲人加利都曾预言:争夺水源,将成为未来战争主因。乍得过分开采立国之本乍得湖(“乍得”原意就是“湖”),和大量苏丹达尔富尔难民逃到南乍得的人口压力息息相关;而整场达尔富尔内战,固然因为苏丹发现石油而变得复杂(不少非洲人真心希望不要在非洲发现石油),但同时也是苏丹水源缺乏的后遗症。一切循环业报,似乎业已开始。
                  解放军将领教导的“生态战”
别以为生态环境战只是狂人奇想。中日战争期间的1938 年5月,连貌似理性的蒋介石也在徐州败退后,下令打开黄河堤坝缺口,希望延缓日军攻势、保住武汉等地,怎料缺口一发不可收拾,结果整条黄河主流改道,造成引向江苏的大水灾,近500 万人无家可归、死了数十万人。这是烂透的生态战典型,比同期著名的人为“长沙抗
战大火”更惨烈。9·11后,解放军将领乔良、王湘穗合著《超限战》,在美国军部风靡一时,书中将生态战列为“新恐怖战”的一环,定义是“运用现代技术对河流、海洋、地壳、极地冰盖、大气环流和臭氧层的自然状态施以影响,通过改变降水、气温、大气成分、海平面高度、日照及引起地震等办法破坏地球物理环境或另造区
域生态”。假如真能成功,《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的夸张环境灾难也可能人为引发,无疑恐怖。《难以忽视的真相》另一个重点案例是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正如电影介绍,那里冰川正急速融化,科学家预言当格陵兰冰山全面融解,全球水位将上升20英尺,届时纽约世贸遗迹会被水淹没,而不是被拉登炸毁。根据那幅计算机意想图,淹没的范围包括中国沿海大城市,对比起来,9·11恐怖袭击只是小儿科。假如拉登懂得
袭击格陵兰,加速冰川融化,来一场水淹美加七军,“效益”必然比9·11更大。从乍得湖的案例可见,就是没有什么现代技术,连非洲国家也有能力消灭一个大湖,从而影响邻国。美国设立国土安全部,说是将反天灾和反人祸合二为一,客观来说,反人祸的成效不差,反天灾从2005年的卡特里娜风灾所见就适得其反。至于对“天灾人祸一体化”的生态战防御,似乎还是当作巴斯光年看待。其实国土安全部的重点不应是穆斯林,应是格陵兰;就是拉登不硬来炸岛,这块冰天雪地其实也有被广泛忽略的本土政治,足以被利用为生态战基地。
                  生态绝地也有本土政治
格陵兰面积等于四个法国,人口只有六万人,是人口密度最低的政治实体。只要一座香港公屋居民移民到格陵兰,当地原住民就成为少数民族。格陵兰今天依然是殖民地,宗主国并非英法美俄一类强国,而是北欧小国丹麦。曾几何时,正如计算机游戏《文明:霸业》(Civilization: Call toPower )“记载”,丹麦的维京海盗一
度是中世纪世界盟主,不独统治整个北欧,还入侵英格兰、冰岛,以及当时的“世界尽头”格陵兰。直到1979年,格陵兰才获自治地位,能够选举代表到丹麦国会,当时全球非殖化潮流已近尾声。“格独”迟起步,和当地原住民伊努特人(爱斯基摩人的一支)认同丹麦有关。他们有见于北美大陆的爱斯基摩人受美加政府剥削,反
而丹麦管治的同胞没有太惨痛的经历,也就不太把独立当回事。
原住民近年终于揭竿而起争取独立,成立政党,导火线并非政治或经济议题。事实上,缺少了丹麦王室的大量经济援助,一块大冰能否生存实属疑问。爱斯基摩人要独立,源自丹麦移民对重要政府职位的垄断。为扭转这情况,原住民要求把相当难学的格陵兰语和丹麦语并列为官方语言,规定官员必须通晓双语,好赶走丹麦官僚。丹
麦官僚当然拒绝学习爱斯基摩语系,一轮争拗,才催生了独立运动。语言如此重要,因为“语言霸权”经常是制造精英的秘方,数年前东帝汶脱离印度尼西亚独立,原来应是喜气洋洋,各派却为官方语言争持不下:当地百姓最能使用的是印度尼西亚语,新政府却选择前殖民宗主国的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明显是为了少数精英左右大
局。若格陵兰成功独立,将会是全球首个爱斯基摩国家,比加拿大1999 年才增设的爱斯基摩区努那福特更进一步。经一轮扰攘,今天格陵兰人对自治现状还算满意,但六万人口实在太少,依然容易受野心家挑拨。
                  格陵兰的“冰川政治外交学”
格陵兰人虽是政治受保护动物,却知道自己有条件玩一种“冰川政治”,因为岛上最大资源就是占去土地86%的冰川。格陵兰人没有科技足以融化冰川、要挟邻国,也没有动机这样干。但他们的行为,依然与全球生态恶化息息相关,而他们对温室效应的响应,居然是乘机发掘“商机”:向私营机构发牌,让他们自由取用融冰,造就
了诸如“冰川伏特加”一类的品牌。可一难道不可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都打墨西哥的主意,希望在美墨边境制造事端,牵制美国。时至今日,假如有国家要攻击美国,最方便的途径已变成买通格陵兰政府,提供技术让爱斯基摩人融化冰川,再影响美国生态。格陵兰独立自主的本钱,听来荒谬,其实全在于此。
事实上,那六万格陵兰人是懂得玩大国政治平衡游戏的。自从丹麦在二战被德国占领,格陵兰就开始和美国打交道,希望更换门庭。为谋后路,格陵兰拒绝加入欧盟,打破了欧洲“西扩”的算盘。美军在西北格陵兰休尔港(PortThule)设有军事基地,丹麦的格陵兰防卫亦需要美国背书。美国和丹麦谈判时,主动邀请“格陵兰民意
代表”参与。假如丹麦最终放弃格陵兰,该岛国肯定成为美国附属国与导弹防御系统(NMD)一员,它丰富(但开采费极度高昂)的天然资源也会成为新能源战场。美国毋须派出168 万人,已足以“消化”格陵兰全局,但美国的对手何尝不是?人丁单薄的爱斯基摩人如何维持真正的自治、独立,颇具难度。
延伸影画:
* 《The Planet》(瑞典/2006)
* 《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美国/2004)
延伸阅读:
* 《The Global Warming Debate》(Craig Donnellan: New York/ Independence Education Publishers/ 2001)
* 《Polar Politics: Creat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s》(Oran RYoung and Gail Osherenko: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