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三山区副区长:媒体选出年度十大社会事件 “我爸是李刚”入选

关注就是一种表达和态度

本报评论员 刘敏

今年，我们再次选出十大社会事件。

这些事件可以用社会来命名，不仅是因为它们得到了最普遍、最广泛的社会关注，具有无可置疑的社会公共性，更是因为这些被选出以及更多没有被选出的事件，其实共同指向着当今历史与时代的一个基本词汇：社会。

国家不能代替社会，社会也不完全是个体的集合。社会是生活的空间，表达的场所，也是文明治理的领域，价值进步的方向。社会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在虚拟世界里延伸；社会是监督公权的力量，也是权利实现的平台。

网络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有一个网络词语风靡社会。“给力”起于网络，随后进入《人民日报》头条，从此登堂入室。“给力”显示网络的力量、网民的力量。网络社会是严肃的，可以有明确的意义指向；网络社会也是俏皮可爱的，可以让“犀利哥”们不需理由地走红。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正在成长，一个新的话语方式显露峥嵘，并不是网络技术开启了社会空间，而是社会经由现代信息技术获得了更广阔的表达，成为国家目光必须正视的现实。

城市是社会生活的当代空间，有一个城市获得关注。重庆唱红打黑，无论有怎样争议性地评价，无论人们还有多少丰富联想的空间，这个地处西部的城市获得了它未曾有过的关注，中国的城市也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深圳、上海浦东、重庆……正在进行城市化的中国，城市已经取代农村成为社会历史舞台的主角，农业文明的“社会”一词也逐渐在城市空间获得其工业化、现代化的崭新意义。

在重新发现社会的时代，一些传统的力量正在受到挑战，知识身份不再能为一个墓地的真假提供确切担保，考古专业问题变成社会政治问题，在其中，真理、权力这些传统的权威正在经历来自社会的信任危机。

在重新认识社会的时代，一些传统的主体比如企业不仅是财富的动力，也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不仅要对自己的经营负责，也要为社会负责。紫金矿业不能独自决定污染信息的发布，社会公众有权知晓相关信息；QQ与360可以为市场份额展开激烈竞争，但社会信息安全必须受到检视并得到保证。

在重新建设社会的时代，社会正在成为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个人的社会流动机会与获取财富的机会都要获得公平的环境。一些群体正在被边缘化，一个名叫郑民生的人把报复的屠刀举向孩子，以一种个体的方式、极端的方式表达着边缘者的忧虑与不满；一些阶层却逐渐将既得权力和利益固化，并试图进行代际传递，“我爸是李刚”是阶层断裂的反面表达。

曾经，社会更多得到的是负面评价，社会被视为灯红酒绿之地、藏污纳垢之所，会让个人与权力堕落，国家与个人都试图与社会保持距离，远离社会、清理社会、改造社会。

社会生活复杂多元，但社会并不可怕。今天，社会理应获得公允的评价，理应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取得恰切的位置，国家治理应为社会负责，个人同样在社会中实现自己、展示自己、为自己与他人负责。

三十多年前，国家正常化的一个标志是经济上的放权，尊重人的物质欲望和利益诉求，重拾经济理性，回归经济常识，从此开启历史发展新阶段。国家正常化的方向不可更易，现代文明趋势无法回避，在今后乃至更长时期，发现社会、尊重社会、放权社会是新的国家治理主题，一个更开放、更多元、更自由、更公平的社会，从来是也将继续是国家与公民的期待。

重庆现象

打黑、唱红、城市化。简单七个字，可以勾勒当前重庆的城市脸谱，也是外界对重庆的直观印象。

依附于此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和党风政风改革举措，使得重庆成为我国区域治理版图上引人注目的独特景象，被称为重庆现象或重庆模式。美国国家杂志的标题《重庆：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或许是对重庆现象的准确定义。

重庆的一切都雷厉风行深入彻底。打黑风暴，多位亿万富豪落马，公安系统被全面整肃；唱红风潮，官方民间全面参与，舆论机构铺天盖地；甚至城市化，也祭出农村大学生不转户口将影响学业的强硬手段。

重庆现象同时勾起人们的怀旧情绪和现实渴望。“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重庆模式研讨会的宗旨标语，暗合了发展过程中社会期待。重唱红歌、大学生上山下乡、党员干部三进三同，则让对过往时代心有眷恋的人旧梦重温。

重庆现象又备受争议，打黑是否扩大化，李庄案的是与非，唱红是否走回头路，城市化是否过于激进，从行动到政界人士的语言表达，都伴随着不绝于耳的质疑与论辩。

社会方向理念的冲动，在重庆现象的讨论中尖锐体现。思考重庆将向何处去，同样是在思考中国将向何处去。

本报评论员 李建华

“给力”登上《人民日报》

《江苏给力“文化强省”》，人民日报11月10日头版头条。

网络语言“给力”的使用，让这篇本来普通的报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史和新闻史上的一个佳话。国内外媒体立即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创新，将之视为中国社会活力迸发、社会语言进入官方话语体系的标志性动作。

网络改变中国，开放、互动、快速、海量、方便的特点，让互联网渐成中国社会活力的浩瀚展示平台。蕴藏于社会的无限文化创造力、公共事务参与热情、监督和社会正义号召力，借助互联网而极大释放。

高层领导频频与网民互动，各地政府网站的开通，网络新闻发言人的设立，与其说是对网络力量的重视，不如说是对社会的再认识。

中国的话语体系，历来有官方和社会，或主流与民间之分，泾渭虽不绝然分明，但区别可以感觉。人民日报和网络，可被视为两套语言体系的典型代表。网络语言近年风靡社会，但在主流话语体系中并无分量。人民日报的“给力”标题，可被看作一种接纳，也可说是一种改造。

QQ与360之争

从来没有两家企业的竞争波及到如此众多的消费者，竞争性企业也从来没有做到强制消费者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网络时代，QQ与360的竞争论战做到了。

很显然这是企业的商业利益之争，用户只是被挟持的绑票。网络时代，互联网企业与用户的关系，比任何时代的生产消费关系都更加紧密，企业对产品和服务的控制力贯穿两端，甚至直接进入最隐密的家庭空间。

3Q大战的升级，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人们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在网络上展开，服务商提供交往的工具，但实际上已具有决定社会交往的专断力量，这种力量因用户庞大甚至比政府更加深入地影响个人生活，数字正在变成权力。

已经诉诸法律的企业争端，最后以行业管理部门各打五十大板收场，再次显现了对互联网监管的法律空白，使问题的核心讨论无处着力。

我爸是李刚

“官二代”李启铭校园开车撞人，出名的却是他的父亲李刚，河北保定一位公安分局副局长。

刺痛人们神经的，是李启铭在逃逸被拦后的喊话：“我爸是李刚”。这一汉语中最简单的陈述句，直接有力地标示了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存在和权力心态的代际传递。

“我爸是李刚”风靡网络，网民纷纷以此赋诗作文，以戏谑的手法表达愤懑和对事件公正处理的期望，表明社会围观正在成为推进社会公正的新动力来源。

与权力心态的代际传递相比，权力本身的代际传递同样刺痛人心。福建屏南、山东新泰、海南三亚等地的公务和事业单位招考中，“官二代”闪亮登场。《半月谈》杂志关注到这一现象，直称权力代际传递造成阶层和利益固化，社会流动滞塞，加剧社会裂痕。

事件发酵之后，河北大学的反应，目击者的集体沉默，从另一角度为权力在社会和人心投射的阴影作出了注解。

遇难者父亲的“我理解李刚，因为我也是一名父亲”，温情动人而又直击要害，伦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怎样才能得到清晰的厘定？

足协高层涉赌风暴

中国足球界有一句传言：见过假的，没见过这么假的。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张健强、李冬生等足协管理层的集体落马，印证了真理与传言之间看似天涯实则咫尺的辩证关系。

体育被赋予诸种美好寄托，在游戏场所实现着人们对公平、真实规则的向往。管理层大面积涉假，举世罕有，这是对公众美好情感的公然亵渎。

市场化、职业化一度背负罪魁恶名，实则这是不彻底的职业化和半开化的官办体育结合的怪胎，是权力掌握资源、市场掌握资本的权钱交易在体育界的映射。在更大的环境中观察，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特别反常。中国足球的清洁，因此离不开大环境的改观。

如果盘点中国足球对社会的贡献，却在足球之外。查办足协官员贪腐的媒体环境，的确比任何领域都更加宽松和开放。

紫金矿业污染事件

采用氰化钠炼金的紫金矿业，是中国矿业史上真正点石成金的神话。神话的背后，是巨大的风险，在多雨山区使用干旱地区的黄金提炼法，有毒污水的大量产生不可避免。

尽量压低环保投入的恶果终于在7月3日的暴雨呈现，漏洞的污水将汀江部分水域严重污染，鱼类大规模死亡，当地居民不敢饮用自来水。

紫金矿业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模式再敲警钟。居民血铅超标，癌症村的出现，泛着黑色泡沫的河水，这些事实说明环境污染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严重程度，发展与环境如何和谐，中国正在探索。

令人失望的还有政府监管的失职。“对鱼有毒而对人无毒”的论调，显示了一些地方政府为求发展而不惜国民健康的赤裸裸心态。

不足千万的环保处罚，处罚之后紫金矿业股价的异常走高，都提醒我们，环境治理能力和方式需要进一步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

“犀利哥”走红网络

流浪宁波街头的江西男子程国荣，在乍暖还寒的初春迅速走红，声名甚至远播海外。落拓的形象，长期不梳洗而板结的乱发，随意穿戴着捡来的服饰，被解读为具有迷人的模特气质，“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

他被称为“犀利哥”，被膜拜，被“人肉”，被围观，被嘲弄。继他之后，发掘这哥那弟成为舆论热潮，几乎无法细数有多少人被冠以如此称谓，他们基本的特征是在社会底层的苦难里挣扎。

“犀利哥”的传奇，典型地诠释了我们时代已具有的后现代特征——消解严肃和宏大的主题，戏谑化、娱乐化地解读社会，譬如附加于苦难的审美情趣，在躲避车祸的视频前开怀大笑。

后现代不是一种病态，只是一种现实，它被视为对压力重重的现代社会的消极反抗，实际上后现代就是现代化对面的一张镜子，如果要指责镜子里的不完美，需要在镜子前找原因。

舟曲泥石流灾害

8月7日，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侵袭了这个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县城，一千多名同胞被夺去生命。

一样的全力抢险，一样的举国哀悼，一样的爱意纷涌，汶川地震激发的国家对国民的生命责任意识，守望相助的人类血脉情感，在玉树、在舟曲得以延续。

地震是基本无可预知的地壳运动，泥石流却不是。长期的无度砍伐和植被破坏，让舟曲水土流失严重，地质条件异常脆弱，加之汶川地震的影响和特大暴雨，终于酿成惨痛的灾害。

与全国大部分地方一样，经济的快速发展让舟曲也掀起造城运动，马路、广场、高楼交织的盛景在当地撰写的《舟曲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但早在灾害发生之前，已有媒体提醒舟曲的多处泥石流、滑坡风险。

高速发展与被严重伤害的自然，辉煌的建设成就与脆弱的国民生命保障体系，灾难促使人们思考这种反差和修补的方向。

郑民生刀砍小学生

3月23日清晨，福建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前医生郑民生连续挥刀，55秒，13名小学生8死5伤。

这是一个生活失败者对社会的疯狂报复。郑民生的不同，在于他选择了更加弱小无助的施暴对象，极端地代表了弱肉强食、弱弱相残的丛林心态，展现了人性丧失的可怖程度。

校园安全问题，儿童保护问题，是郑民生的屠刀引起的直接思考。

抵抗屠刀，更要让人放下屠刀。憎恨郑民生，也要同情郑民生。生活中一连串的失败，的确让他倍感挫折心理扭曲。与引起关注的自杀现象相比，郑民生靠残杀他人而自弃，而不是终结自己的生命。正视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作出社会制度上种种安排，可能挽救被郑民生残害的生命，也挽救郑民生。

当地政府要求家长尽快火化学生遗体，强行拆除市民自动悼念的标语和花墙，刻意淡化影响压制悲痛的做法，则呈现了社会治理中人性受缚的机械状态。

“曹操墓”真伪之争

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演变成一个疑念重重的社会事件，就如同曹操本人，在正史和民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和口碑。

因为曹操家喻户晓的历史和文学形象，让每个人似乎都有能力对此发表看法；因为“历史搭台，经济唱戏”地方政府古人开发风潮，让曹操墓的发掘一开始就面临动机质疑。

曹操墓的真假之争，已经超越了学术专业领域，成为观察社会信任对立和断裂的一个标本。“挺曹派”的主力，有安阳当地政府、考古工作者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团，他们都处在体制之内，“反曹派”则由民间学者、考古爱好者、部分媒体组成。缺乏专业分析力和真实探究力的普通围观者，则乐于看到这样的学术否定，他们的态度暧昧中隐藏着偏向。这表明精英阶层已无法完成对意见的独家代理，民间对精英阶层的不加辨析的不信任，体制内外的互相否定，在此争论中得到了集体化的展现。

“反曹派”中不乏河北、安徽学者身影，学术服务于地方利益，地方之间的利益之争，则让本就扑朔迷离的局面更加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