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东紫园现在房价: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 (5)

转贴]『煮酒论史』 [历史随笔]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 (5)  　　　　http://www.tieku.org/65804/10.html　　　　虚幻的“大一统”：忽必烈死亡时的政治现实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东北宗王乃颜造反。乃颜乃是成吉思汗弟弟斡赤斤的后代，其祖父乃著名的塔察儿国王也速不花。忽必烈统治后期，为了抑制东北诸王的势力，罢去北辽东道等宣慰司，在东北置行省进行统治。由于利益受损，乃颜大为不满，便勾结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诸王，发动叛乱。　　“时西北诸王多欲从之，帝以为忧”。由于侍臣出主意，忽必烈对骑墙的西北诸王大加赏赐，暂时分化了乃颜的联合阵营。虽如此，依旧有胜纳合儿、也不干等蒙古宗王与乃颜联兵，共同造反。忽必烈军事方面很有一手，他派伯颜先据和林，割断乃颜与海都等人的联系。然后，年逾古稀的老皇帝御驾亲征，从上都出发，往讨乃颜。　　同为“黄金家族”，现在成为敌人。双方对阵，“时将校多乃颜部人，或其亲旧，立马相向语，辄释杖不战。”这种战场情景很滑稽，由于元朝蒙古军中高级将领均与乃颜部有关系，交阵之时，不打不杀，双方倒唠嗑叙旧，真是罕见。知此情状后，忽必烈“深以为忧”。最后，还是汉臣叶李出主意，让汉将李庭（其实是女真人）、董士选两个人统率汉军当前，列“汉阵”首先与乃颜部队开战，“而联大军断其后，以示死斗。彼尝玩我，必不设备，我以大众踣之，无不胜矣！”忽必烈从之。　　李、董二人汉军百战之余，与乃颜蒙古人没有任何瓜葛，又有皇帝在身后坐阵，故而勇气百倍，无不以一当十，在火炮掩护下，高声呐喊，杀向遍树十字架的乃颜蒙军（乃颜本人信仰景教，是基督教一个分支）。“乃颜败走，追执之”。　　忽必烈处死乃颜的方式很特别，由于这位王爷是皇室血统，不能让这么“高贵”的血胤滴沾于地。所以，元世祖给他安排一种“安乐死”――用毛毡装裹起乃颜，派数名壮士猛摇猛抖，活活把乃颜摇抖至死。此等死法，其实远不如一刀痛快。　　至元三十年（1293年），蒙古宗王海都又是侵逼和林。已经快八十岁的忽必烈强拖病躯，又一次亲征。海都乖巧，闻讯退走，大有“逗你玩”之意。　　当时蒙古诸汗国，实际上都已经处于事实的独立状态，根本再难重新统一。何者，其他蒙国汗国统治者认为忽必烈违背“国俗”，已经不是草原精神的代表。特别是他在汉地施行的那种“定居”政治，与蒙古人的本性格格不入。名义上，忽必烈是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的“共主”，实际上，那些“亲戚”们，早与他貌和神离。　　对于汉人来讲，“（元）世祖混一区夏，虽以儒术饰治，然帝师佛子，殊宠绝利”。自南宋灭后，忽必烈觉得对汉儒的利用已经完毕，根本就不再重用汉人，所谓“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实则汉儒的白日梦，忽必烈根本没有“以夏变夷”，没有“因俗治用”，反而使汉人成为辽阔帝国的最低等民众，民族岐视极为严重。　　统治方面，忽必烈嗜利黩武，宠用阿合马等人二十多年，流毒天下。元朝追歼南宋，两征日本，两征缅旬，三伐安南，又攻占城，攻爪哇，三十年间，兵事无岁不兴，好大喜功，至死不悔。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粪土；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所以，忽必烈能避免亡国丧身的下场，实赖蒙古暴力的余威。　　忽必烈的时代“辉煌”，其实是下一个动荡时代的暂时休止期。帝国无数灾祸与动乱的祸根，皆于忽必烈时代深深种下。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阴历春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崩于上都紫檩殿。在位三十五年，时年八十岁。　　无论如何，元朝于中国，其赫赫荣光，不能不令人叹服：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醒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帝国的荣耀，虽然已是过眼烟尘。但它的光芒，多少个世纪过去，依然让人悚然仰视。　　觉得应该写一下郝经这个人物，他有点像一面镜子能够折射初元朝创立中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态。　　　　另外有一个问题，在明朝人的记录中多处提到元朝的田赋低这个特点，比如：　　 万历初年华亭人范濂记述元、明两代松江田赋的情况，说：“元入中国，……赋虽轻，不足法也”，他认为元朝是“以貉道治天下”，然未否认元朝赋轻。（卷四，《记赋役》） 　　 万历后期秀水人沈德符一样认为元朝的做法“固不可法”，也承认：“前元取民最轻”。（补遗卷二，《岁入》，p.849） 　　 《元史》卷十六，《世祖》十三，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壬申，中书省臣言： 　　 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元朝后一切未征。而且这不仅是元初的记述，即在元末的情况亦复如此。谈迁在《国榷》卷一，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中引朱国桢话曰： 　　 又其时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侈汰狂惑，酿成臃肿之势，于是群盗叠起，几遍天下。（卷一p.300） 　　 成化时太仓人陆容在其《菽园杂记》卷五中则称： 　　 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1078~1085），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至我朝止增崇明一县耳，其赋加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 　　 　　 明末著名的史学家谈迁曾就宋、元、明三代在苏松地区的征赋数目加以比较，并总结说： 　　 宋时赋征八分，版曹往催其赋。平江（苏州）粟二百万，元人减之仅百万。……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苏松人）以苦宋公田之累，如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以招徕而深结之也。（《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书》，p.265)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但是元朝财臣的敛财的恶行也是比比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矛盾的产生，而且在元朝末年，不少江南地主儒士都对故朝有一定的感情，不少人以故元遗民自居，是不是江南的地主大族本身受元朝政府的盘剥不重，甚至受惠的缘故　　 　　　　都讲元朝没”文化“，我在本书中华了很大的篇幅讲元朝的文化和知识分子。希望能与大家商榷。　　－－－－－－－－－－－－－－－－－－－－－－－－－－－－－　　　　TO BE OR NOT TO BE――蒙元帝国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南吕一枝花】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梁州】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隔尾】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们）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乍读关汉卿元文，人们肯定觉得这是老花花公子放荡不羁的自吹自擂。当然，有心人可能会思忖老关一辈子风花雪月胡折腾，肯定幸福一辈子。文人能做到“一世里眠化卧柳”，能饮东京酒，赏洛阳花，博得“浪子风流名”，当他暮年黄昏回首往事时，肯定会自己照着镜子对老脸自言自语：汽车轧罗锅，死也直（值）了！　　果真这样吗？这位我国古代的“莎士比亚”（五十年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文化影响力的上升，英国人介绍莎士比亚时可能会说他是英国的“关汉卿”），真的一辈子是那么潇洒走一回吗？真的没有闲愁到心头吗？真的从未“虚度春秋”吗？　　如果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关汉卿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会真切地发现，文人们的字里行间，满是压抑重围，满是怀才不遇，满是沉郁酸楚，满是志不获展。所谓不平则鸣，在那样一个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任何出路的出奇黑暗的年代，只有放纵形骸，才能不同流合污，才能够勉强保全一丝人格。所以，我们会发现，关汉卿这位旷世奇才的笑声，总会被泪水所溅湿。　　关汉卿，对于一般人来讲，仅限于历史教科书上学得的薄浮知识：元朝戏剧家，名作有《窦娥冤》等等……除此以外，印象最深的就是课本里那幅白描画象，头戴软巾，散坐锁眉，一副忧国忧民之相。其实，与其说关汉卿是元人，不如说他是金人，金朝的汉人。有关其生卒年，史书完全无考，推算来看，他应该是出生于十三世纪三、四年代金朝亡国前后，卒于十四世纪初元成宗年间。正史无文，笔记中有两则关于他的记述。其一是元人熊自得著《析津志》：“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其二是元人钟嗣成所撰《录鬼薄》：“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钟嗣成所载恐不可尽信，观关汉卿诗文，不像是一个曾经做过中央老干部疗养院院长（太医院尹）的人。　　如此身世模糊的文人，却创作出杂剧六十五种，泱泱湟湟，确为一代文豪。　　在元朝，关汉卿虽然是汉人，是“知识分子”，他毕竟还不是社会最底层，他属于元代社会的第三种人“北人”。比起第四等人“南人”以及江南的“知识分子”，他的遭遇要好得多。老关心中的无限压抑，毕竟还能有所排遣。　　　　　　　　　　　　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如果仅看《元史》，会觉得忽必烈得天下完全是依靠儒臣辅佐，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的目的。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随着南宋在崖山的最终败亡，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　　1278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委任状），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包括数十种蒙古部落的“国人”，如札剌儿、蔑儿乞、塔塔儿等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词原本起源于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是“眼睛有颜色的人种”。元朝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诸族、西北各族以及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无心指杨柳成荫”，“汉人”分等使契丹、女真融入了汉族，加速了“汉”族的融合，先前仇怨，慢慢消泯于身份一致的认同之中）。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蒙语“囊加歹”）。在元朝，“南人”泛称前面的三种为“北人”。　　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　　自1279年开始，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过了五年，元朝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估计关庙中关老爷的大刀也被木刀所替代）。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元成宗时代，在元朝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汉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岗”，最后甚至规定汉人二十家（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　　　　　　　　　　　　元朝的这种岐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翻看《元史》中的《刑法制》，可以看到元廷对汉人种种武器限制的最详细记录：诸都邑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家财之半……诸汉人执兵器者，禁之。惟为兵者，不禁。诸汉人有藏铁尺铁骨录及铁柱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全套甲胄），处死。不成副者，杖七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者，杖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处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仗九十七，徒二年；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凡弓一箭三十为副（元杖罪以“七”为断，出于忽必烈的“仁慈”―――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朕饶你一下）。生活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中，作为统治者，蒙古贵族不能不“忧心忡忡”。当然，蒙古人在“以少治多”方面也有诸多妙计，“军户制”即是其中一种，以汉治汉，以“汉人”治“南人”，又派蒙古和色目监视后两种人，在一定时期内成功保持了蒙元的统治。　　“鼎革以来（元灭南宋），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徐大焯《烬余录》）元朝的这些基层“干部”，个个都是恶霸，连辖下人户女孩的“初夜权”也归其所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少良家妇女不堪淫辱，羞愤自尽。特别令人浩叹的是，有不少美貌女子的人家为避免遭受淫污，竟出下策让女儿充当“舟妓”（供娱乐弹唱的船上卖唱女），“以舟妓不设甲主，舟妓得不辱身”。　　元初以来，欧洲人或外来西域商人到了元朝大都或上都，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由此推之，盖茨见胡总，一只手总是插于口袋之内，料想也是读过史书，对中华天朝君长做顺从恭敬之举吧。　　至于官僚体系方面，“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长”。“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各个部门“一把手”，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在元一代，汉人为相的，只有初期的史天泽和后期的贺惟一（太平）两个人，而此种特殊，也出于忽必烈时代需要依靠汉人灭南宋和元顺帝时代内部平衡权力的“不得已”之举。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赵翼）至于元朝各行省的蒙古人官长，多为世袭，形同封建，“同列（汉人、南人）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实足的土皇帝架派。　　　　　　　　　　　　蒙古人出身于奴隶制一般的低层文明，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游牧民族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一般灭金亡宋，自然“视南方（士人）如奴隶”。所以，“九儒十丐”，是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时代最好的标签词（文革时“臭老九”一词正源于此）。　　元朝对儒士的歧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其二，是郑思肖《心史》：“鞑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户）八民（农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笔记《初学集》有载：“蒙古分民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之”，虽未提及“儒”排第几，但证明元朝的“等级”分类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兴“翻案”来博取点击率和注意力。为此，不少人撰文讲元朝对儒士没有所讲的那么坏，他们所持论据，无外乎把忽必烈早期“优待”儒臣等摆出来说事，要不就是列举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等“仁政”。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不必细讲。从科举方面看，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使得原金国占领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举，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没有开过科，直到元仁宗时才“装饰”性地恢复科举，其实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仅仅开过十六科，每科七十多人，南人仅占其半。从这个数字可以见出，元朝一代，汉族士人能走上仕进之途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终生沉沦下僚，完全是大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　　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 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会现实，绝非是遗民们愤激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惟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不少人“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可汗，尊之（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以及钱谷。”（元）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元太祖）诘之曰：‘负此何之？’且问（印是何用）？（塔塔统阿）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塔塔统阿）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可见，蒙古马背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要领一丝全无。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去大搞“文字狱”。所以，元朝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本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诬为讥讽提进囚牢杀头。同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屠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元朝时代，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诗）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华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崖山”。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To be or not to be，确实成为一个人生重大的问题。是作孤臣义士，还是作朝廷鹰犬？是同流合污，还是高蹈肥遁？是大义凛然，还是谄肩媚背？　　谢枋得和赵孟頫，就是南宋遗民中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人物。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谢枋得　　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人（江西）。“为人豪爽，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性好直言，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仁”。可见，谢枋得真乃性情中人，非我们想象中迂腐的读书儒士。　　南宋宝佑年间，他参加进士第选，因在文章中极力攻击宦官董宋臣等人误国，被排于乙科，只得授司户参军一类的微官。愤怒之下，谢枋得弃官不做，转年参加兼经科考试，得任建宁府教授。宋将吴潜经略江西时，辟谢枋得为幕僚，他得以训练兵丁，筹集粮钱，干了不少实事。后来在建康任主考官时，他以贾似道的时政为考题，又讲“兵必至，国必亡”，激怒了当朝的贾似道党人，被追夺两官，发配到兴国军“劳改”。而后，南宋国势江河日下，叛将吕文焕身为向导，带着元军蹂躏江南，四处驰突。谢枋得与吕文焕侄子吕师夔是多年文友，应招拒敌之间，上书朝廷，以自己家族性命力保这位吕爷可信，并要求宋廷任命吕师夔为治江屯兵镇抚使。同时，他还自告奋勇，要亲自去江州见叛贼吕文焕，想要说服对方反正。　　南宋危难之际，急欲用人，便授谢枋得为江东提刑兼信州知州。听说吕师夔率兵来，谢枋得还以为这位老友将要与自己会师报效国家，赶忙带部队前去迎接，并让前锋兵高呼“谢提刑来！”殊不料，没见吕师夔的笑脸，迎接谢枋得的是对方所率叛军的一阵箭雨。由于无备，谢枋得大败，最终导致信州也落入元军手中。情急之下，他只得变姓易名，逃往建宁唐石山，在市中卖卜为生。“其后，人稍稍识之，多延至其家，使为弟子论学。天下既定（元灭南宋）遂居闽中。”至于他以家族性命担保的吕师夔，实则一无赖奸滑小人。元军到江州，他不发一矢，立刻献城投降。特别无耻的是，为了巴结攻宋的元军主帅伯颜，吕师夔在江州掠得两个美貌的宋朝宗室女孩，“盛饰以献伯颜。”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伯颜怒斥道：“我奉天子之命吊民伐罪，岂敢以女色沮我志！”谢枋得交友不慎，遇见吕师夔这种奸徒，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吧。　　谢枋得在福建期间，教书为业，时时不忘恢复大业，交结了大批守节不屈的读书人，结成诗社，日相吟诵，怀念故国，讽励后人。　　圣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派汉臣程锯夫（原名程元海，避元武宗海山讳，以字行）推荐南宋可用的名士，谢枋得名列第一。闻此讯，谢枋得以居母丧为名，拒不见召，并写信给程文海，陈说自己的心志。此信义理分明，义正辞言，是不可多得的“另类”正气歌，特摘录于下：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我）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今先妣考终正寝，枋得自今无意人间事矣！亲丧在浅土，贫不能礼葬，苫塊馀息，心死形存。小儿传到郡县公文，乃知执事（指程文海）荐士凡三十，贱姓名亦玷其中，将降旨督郡县以礼聘召。执事为君谋亦忠矣，岂知枋得有母之丧，衰绖之服，不可入公门乎？稽之古礼，子有父母之丧，君命三年不过其门，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严。自伊尹、傅说之后，三千年间，山林匹夫，辞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闻有冒哀匿服而应币聘者。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为人臣不尽孝于家而能尽忠于国者，未之有也；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亲丧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违礼背法，从郡县之令，顺执事之意，其为不孝莫大焉！传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执事能亮吾之心，使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与生我者等也。”　　转年，元朝江南行省丞相忙兀台携忽必烈圣旨，亲自到谢枋得住处，恭请他出山。谢枋得说：“上有尧、舜，下有巢、由（巢父，许由，传说中的上古两位大隐士）。枋得我名姓不祥，不敢赴召。”坚辞不出。忙兀台虽是个蒙古人，也很佩服谢枋得的气节，没有勉强他。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朝福建行省参政管如德持忽必烈诏旨在江南又来寻访“人才”，自然想到谢枋得，并求降元的前南宋宰相留梦炎写信要谢枋得入朝为官。见信后，谢枋得复书一封，字里行间讥斥留梦炎，并申明自己誓死不为贰臣的决心：　　“江南无人材，求一瑕吕饴甥、程婴、杵臼厮养卒，不可得也。纣之亡也，以八百国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论，武王、太公凛凛无所容，急以兴灭继绝谢天下。殷之后遂与周并立。使三监、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金国)之待二帝亦惨矣。而我宋今年（当年）遣使祈请，明年（转年）遣使问安。王伦一市井无赖、狎邪小人，谓梓宫可还，太后可归。终则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伦且无之，则江南无人材可见也。今吾年六十余矣，所欠一死耳，岂复有它志哉！”　　同年秋，元朝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欲（以）荐（谢）枋得为功”，派已经入朝为官的赵孟頫来劝谢枋得入朝。赵孟頫硬头皮来见，谢枋得对其大骂魏天佑：“这厮在福建为官，没做一件有利于民的德政，天天敲骨吸髓，惟知盘剥。他推荐我辈入朝，是想给他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软的不行，魏天佑来硬的，派兵士把谢枋得强“请”入建宁路治所（今建瓯）。相见之时，谢枋得“傲岸不为礼”，根本不搭理魏天佑，羞恼之下，魏天佑责斥说：“封疆之臣当死封疆，你信州之败，当时为何不死？”谢枋得淡然一笑，回答说：“程婴、公孙杵臼二人皆忠于赵氏，一人死于十五年前，一人死于十五年后，万世之下，皆为忠臣。王莽篡位十四年，龚胜到后来才绝食而死，也不失为忠臣。司马迁尝言：‘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种天下大道理，岂是魏参政你这种人能知晓的。”　　怒极之下，老魏这个败类把谢枋得拘禁于道院之中，准备强行把他押往大都。　　铁骨铮铮，谢枋得“即日食菜果”，不进米面，开始绝食前的准备。　　福建、江西一带的南宋遗民，听闻此讯，纷纷前来看望谢枋得。他们到来只有一个目的：劝死！　　南宋虽亡国，士人心中的凛凛生气并未灭亡。所以，他们衷心希望谢枋得能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慷慨成仁，绝不能玷污他自己不事两朝的清名。文天祥临刑前，也一直有邓光荐、汪元量和张弘毅三位老友相继“劝死”，激励他殒身求仁。　　为此，谢枋得怡然允诺，临行前，他赋诗一首：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张叔仁作为谢仿得往来酬唱的诗友，热泪涌动，也赠诗道：“打硬修行三十年，如今验证作儒仙。人皆屈膝甘为下，公独高声骂向前。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一文钱。到头毕竟全清节，留取芳名万古传。”言语之中，惟恐谢枋得一步走错，活着回来做官。倘如此，一世清名，尽付东流。握着老友双手，谢枋得淡然一笑。他眼神中的坚毅，使得张叔仁坚信这位诗友定能求仁得仁。　　送行人群中，还有晚辈蔡正孙。看见白发恩师即将走上不归之路，这位青年士子深为其凛然、傲然的姿态所感动，赋诗送别道：“山色愁予渺渺青，平生心事杜鹃行。霜饕雪虐天终定，岁晚江空水自清。肩上纲常千古垂，眼前荣辱一毫轻。乾明坤顺豪杰事，此是先生素讲明。”　　谢枋得含笑颔首。　　为效仿古人伯夷、叔齐不食周栗、宁可采薇最终饿死而保节操，谢枋得在被押送至大都中的途中仅蔬食饮水，有时竟然一天只吃五粒枣子，由于一股英雄气在，仍然不能死，一直活着到达大都。　　途中，路过郓州，恰值寒食节，谢枋得又作《沁园春》一词，以彰心志：　　十五年来，逢寒食节，皆在天涯。叹雨濡露润，还思宰柏，风柔日媚，羞看飞花。麦饭纸钱，斗鸡斗酒，几误林间噪喜鸦。天笑道，此不由乎我，也不由他。　　　　鼎中炼熟丹砂。把紫府清都作一家。想前人鹤驭，常游绛阙，浮生蝉蜕，岂恋黄沙。帝命守坟，王令修墓，男子正当如是耶。又何必，待过家上冢，昼锦荣华。　　　　谢枋得自德佑元年任江西招抚使，至今已有十五年，其间国家灭亡，四处漂零，可谓百苦千辛。岁月迁延人易老，人间几度又寒食。特别是下阙，表现出他视死如归的信念，把从容赴义当成是上天成仙，气慨豪迈。最后几句“又何必，待过家上冢，昼锦荣华”，讥笑了那些衣锦还乡祭扫祖墓的贰臣。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五月，谢枋得虚弱至极，终于抵达大都。他先问押解元军谢太后柩所及宋恭帝被软禁地点的方向，“再拜恸哭”，一片耿耿臣子心，依依不忘故主情。　　元朝方面，当即有不少人来“看望”，包括入朝为元官的赵孟頫等人，谢枋得皆闭目不见。众人看得分明，见谢枋得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知道勉强不得，商量过后，就把他迁移至大都的悯忠寺内软禁。　　其间，谢枋得见寺庙壁间有“曹娥碑”，感泣道：“小女子犹能如此，我难道还不如她！”更坚定了必死之心。曹娥是传说中的东汉孝女，为救父亲于五月五日投江，五日后抱父尸漂于岸上。东汉名士度尚闻知此事，将曹娥改葬，命其弟子邯郸淳撰写碑文，纪念曹娥的孝义（端午节除纪念屈原外，也有民间传说是纪念曹娥）。　　故友兼降臣留梦炎亲自带医生煮药及米汤，想医活这位老友。谢枋得大怒，弃之于地，骂道：“我就是要死，你要让我活，是何居心！”　　如此，迁延数日后，谢枋得终于绝食而死，继文天祥之后，终全臣子之节操，为皇皇大宋又添加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时至今日，谢枋得的名字和他的诗集《叠山集》已经很难有人知晓。在北京宣武区法源寺后街一个大杂院里，是原先谢枋得祠庙的旧址。明清两代，无论朱明清满，皆大张旗鼓地祭祀过这位耿耿忠臣。到了今天，摇曳木楼中谢枋得的神牌碑文均不见踪影，它们早被经济时代的中国人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我曾与一个“聪明识相的”青年人谈起谢枋得。听了他的故事后，这人不屑地说：“什么糟老头子吗，南宋都亡了十多年，还不和大元合作，抵抗历史潮流，死了活该！”闻此言，我只感锥心之痛！与此同时，我忆诵起谢枋得的一首诗：　　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　　　　大王又写新东西了，只可惜一开门就犯了错，年代之误可是作史之人的大弊啊！如此不小心的失误，大王可不得不留意，连时间都搞错的人说他历史写得好可能就让人无法信服了。　　这里再提其他小毛病里面的几个，请大王笑纳。　　　　　　郭守敬的《授时历》，能够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总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种种新科技，同时，为了测算准确，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极北南海广阔地域间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站，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　　　　忽必烈时期，波斯东来的天文学者扎马鲁丁制作了波斯的天文仪器。1271年的，元设立了回回天文台，直到1276年才设立了太史局，郭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才有机会做这个伟大的历法，而先前回回人在仪器上的制作郭是很好的吸收了进来的。　　　　接下面的内容说，王桢的历史贡献可不仅仅是一本《农书》，还创造了木活字，发明了转轮检字法，这两个创制解决了以前陶活字不方便用墨的难题，减轻了排字的难度，提高了效率，这个在印刷术上的改进对于我国，特别是明以后书籍大规模印刷是奠定了基础，历史影响可比一本无多少人能读到的《农书》大得到，大王不会不知道吧？ 　　还有金元四大家在医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也是作医学史不得不提的，大王怎么又漏了呢？加上外科专家危亦林的麻醉和复骨技术也是这个时期医学上的重大突破。　　　　至于在文化上，元诗主要就元好问可以比肩唐宋，其他多可不提，反而在书法绘画上，赵孟頫、黄公望的作品更值得珍赏。　　　　当然了，可能大王是大文豪，看不起这些末技，顾不多加留意。只是大王在这些大枝节上都出了这么多疏忽，叫我如何敢继续埋头看下去呢？还望大王写东西后记得检查一下，估计没人催你赶功课出来吧。作史，其他不言，疏忽之错最不可取。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赵孟頫　　言起赵孟頫，总会想起他笔下细腻描募的工笔画和柔媚的书法字体。昔日皇宋旧王孙，翻成新朝贵臣，总有人处处回护，翻出他《罪出》一诗，证明他的仕元之举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云已然，见事苦不早。　　平生独往顾，丘壑寄怀抱。　　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　　谁令坠尘网，宛转受缠绕。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　　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　　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　　骨肉生别离，丘垅谁为扫。　　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　　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　　其实，此诗是赵孟頫自江南入大都政治中心后，政治上遭受蒙古人、色目人打压，加之生活困窘，故而于牢骚盛时愤然而发。如果此诗是他入大都路上写就，自然可以当作是其被迫心志的写照。　　官场斗争中饱受挫折，文人最爱鼓捣出此类诗文渲泻，实际上讲与气节操守全然无关。同时代人杨载曾经说过：“（赵）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所谓的“经济”之学指其经纶世务的的“政绩”。所以，于元朝而言，特别是赵孟頫入朝早期，兢兢业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很想成为新朝一条得力有用的大狼狗。　　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十一世孙，乃太祖之子赵德芳之后。“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十四岁时，“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基于南宋对宗室干部子弟的“照顾”，加上赵孟頫确实有才，少年时代的他便早早进入官员侯补梯队。如果南宋不亡，一步一个台阶，赵书生很可能渡过安静而又乏味的一生。但是，十三世纪后期的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境地，1279年的崖山之役，元将张弘范把赵家皇族送进了大海。宋朝，终于划上了一个哀伤的句号。　　国朝将亡未亡之时，青年赵孟頫也曾心似火煎，愁怀满腹，恨自己不能成为王猛、谢安那样的人物。这种情绪，在其《和姚子敬秋怀二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一　　搔首风尘双短鬓，侧身天地一儒冠。　　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　　苜蓿秋高戎马健，江湖日短白鸥寒。　　金尊绿酒无钱共，安得愁中却暂欢。　　 其二　　野旷天高木叶疏，水清沙白鸟相呼。　　胡笳处处军麾满，鬼哭村村汉月孤。　　新亭举目山河异，故国伤神梦寐俱。　　黄菊欲开人卧满，可怜三径已荒芜。　　　　元朝大一统后，百废待兴。为妆点门面，忽必烈听从程钜夫建议，派这位汉臣到江南搜求“遗贤”。程钜夫本人是汉人，出身于老牌汉奸家族。蒙古攻宋时，他叔父程飞卿是南宋的建昌（今江西南城）守官，未待元军攻打，辄主动献城投降。而后，程飞卿携程钜夫入觐，为彰显这位老贼的“孝顺”之功，忽必烈把小程留在身边任怯薛，即皇家禁卫军一员。“怯薛”不仅仅是为皇帝简单地站岗放哨，它是元朝一只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乃元帝亲近的集团人员。所以，程钜夫这样一个“汉人”，可称是汉人皮蒙古心。　　南行之前，忽必烈特意向程钜夫提及两个名字，一个是赵孟适，一个是叶李。前者是赵宋宗室，非此辈不足以藻饰太平；后者是曾经力抨贾似道乱政的南宋“忠臣”，非此人不足以显扬大元纵揽贤才的心胸。当然，受荐名单中第一名是谢枋得，还有就是赵孟頫、孔洙（孔圣人后裔）、胡梦魁、万一鹗等二十多人。结果，除谢枋得等少数几个人坚辞不出外，大部分皆欣然出仕，皆被忽必烈“擢居清要之职”，也就是弄入朝廷当当摆设。　　赵孟頫入京时，年三十四，正是盛壮之年。启程前，他的文学前辈兼诗文好友方回送诗一首，赞扬加鼓励：“文赋早知名，君今陆士衡。真能辩龙鯞，未可忘莼羹。剩喜修途阔，深防俗目惊。时闻黄耳信，缓步取公卿。”从方回这首真挚欢快的“马屁”诗中，可以想见当时赵孟頫的欢喜心情。　　赵孟頫这位忘年交的方回老友，在宋元之际很“有名”，一是由于他的文才，（此人乃“”江西诗派“集大成者，其文学评论专著《瀛奎律髓》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权威作品），二是由于他的臭不要脸。　　方回，字万里，号虚谷。其父南游岭南，与婢奸通，回乡后生子，故名其为“回”。贾似道当权时，这个“丫挺”赋《梅花百咏》献媚，得授美官。贾似道遇贬，方回怕受牵连，又上《贾似道十可斩》之疏大骂恩公。“时贾（似道）已死，识者薄其（方回）为人”。方回所说老贾的“十可斩”，即斥其幸、诈、贪、淫、褊、骄、吝、专、谬、忍十事。由此，朝廷中贾党的对手们认为方回可用，任他为严州知州。不久，元军大至，方回慷慨激昂，逢人就说他要死于官守。待元军逼近严州，方回忽然消失，众人皆以为他践诺，找个静地暗处去自杀了。不料，方回迎降元军于三十里外，而后“鞑帽毡裘，跨马而还”，一身蒙古人打扮，洋洋自得，顾盼傲然，“郡人无不唾骂之”。受元军将领指派，方回在严州到处搜掠，括数十万百姓金银入私囊。到杭州后，方回更是肆极丑态，在蒙古将领的家妓前口称小人，跪起迎拜，“食儇妓残杯余炙”，完全不知羞耻为何物。有杭州老吏恶其为人，奋笔疾书，揭发方回有“十一可斩”之罪（比贾似道还多一斩）：“方回在严州，虐敛金银数十万，此贪也；其寓杭州王桥旅舍，与婢女宣淫，撼落壁土，为邻人讼于官，此淫也；一人誉之，则自视天下无人，大言不惭，以前辈自居，此骄也；人毁之则号呼愤怒，略无涵养，褊也；在严州为官时，独断专行，广纳贿赂，专也；有乡人病危告急借银，方回不顾，吝也；凡与人言，率多诞妄，诈也；方回前有乞斩贾似道之疏，专事沽名。及北兵（元兵）来，则外为迎拒之说，而远出投拜，是徼幸也，昔受前朝高官美职，今乃动辄非骂，以‘亡宋’称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年已七旬，不归田野，乃弃其妻子，留连杭州，买少艾为妾，歌酒自娱。每逢官妓，必跪以进酒，略不知人间羞耻事，此非老谬乎！倘使贾似道有知，将大笑于地下！”这一“十一斩”贴出，哄传一时，方回老邦子丢尽老脸。　　如此声名不堪之人，与小赵“惺惺相惜”，确实让后人感到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