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 机房动力监控:孙中山两次死里逃生内情

伦敦蒙难 曾遭清朝使馆绑架

　　《十月围城》讲述的1906年清政府派刺客在香港暗杀孙中山一事，纯属虚构。不过历史上有一件曾轰动一时的绑架孙中山案，确是清政府所为。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1896年10月1日辗转到达伦敦。但他并不知道，清廷早已对他的行踪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第二天，孙中山来到在香港读书时的老师康德黎的寓所，师生在欢乐中重逢。 康德黎（1851-1926年），英国人，阿尔伯丁大学毕业，曾为伦敦外科名医，孙中山的老师。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遭清使馆绑架，康德黎全力营救。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康德黎特著《孙逸仙与新中国》一书，称誉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及其领导中国革命的目的，建设新中国的步骤等。

　　康德黎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始人，1887年，孙中山21岁时，由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转学到西医书院就读。入校后，他与康德黎教授交往弥密，感情甚笃。毕业后，孙中山即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并从事革命活动。他们虽很少见面，但却一直保持联系。来到康德黎家后，孙中山受到了他们夫妇的殷勤款待，并被安排迁居到他们寓所附近的葛兰旅馆。

　　那时，清政府正在到处缉拿孙中山，曾命令驻英公使龚照瑗“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死活不论”。然而孙中山丝毫没有察觉，当时的中国公使馆，没有牌也没有国旗，他在10天里9次从使馆门前路过。他哪里知道，使馆已拿到了他的照片，抓捕他的行动开始了。

　　10月11日（星期日）上午十时半，孙先生由葛兰旅馆去老师住处途中，当街被使馆人员一左一右强行挟持入使馆，囚禁在使馆三楼一间窗户有铁栅的斗室里。中山先生被囚后，急于把自己的处境告诉康德黎老师，曾托使馆英国工人送信或用信纸裹着银币向窗外投掷，但屡试均遭失败且被发现。自此，使馆对孙中山的看守更加严密了。这时，清驻英使馆根据清政府密令，正阴谋用7000英镑的高价，租一艘2000吨的轮船，把孙中山装入一只特制的木箱内，准备几天后秘密押运回国处死。

　　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和危险处境感动了使馆英籍清洁工人柯尔。10月17日晨，柯尔冒着危险为孙中山送信。当天深夜，由柯尔之妻霍维秘密投书康德黎住宅。

　　康德黎得知孙中山被绑架后，连夜赶到苏格兰场警署，请他们出面干预此事。第二天，他又约孙中山在港相识的英籍朋友孟生医师同去外交部，报告清政府使馆非法绑架、囚禁孙中山事。但是都无结果。康德黎又到清驻英使馆交涉，更遭冷遇。他们两人心急如焚，深知稍有迟疑，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们果断地一面由孟生告知清使馆：囚禁孙中山已为外人所知，英国政府和伦敦警察署将出面干涉。一面由康德黎驱车至《泰晤士报》馆，拟约见该报记者，详细揭露清使馆在英国侵犯人权事件的始末。同时，康德黎为防止清使馆提前行动，又雇了私人侦探，坐在离使馆大门不远的汽车里，注视着使馆的一举一动。过了不久，孙中山从柯尔送来的煤篓里收到一张纸条，带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勉之，毋自馁！吾政府正为君尽力，不日即可见释。康德黎。”

　　10月19日中午，康德黎按英国外交部的通知将其学生被囚经过上报。英国外交部经过调查，得知清政府使馆确已向格来轮船公司租船，证实了康德黎的申述。于是，英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派了6名警察守候在清使馆门外，加以监视。10月22日，英国《环球报》以《惊人消息！》为题，首先披露了中国革命者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事件。接着，伦敦各报均以特大标题相继报道了清廷使馆的这一丑闻。许多伦敦市民到使馆外抗议。清驻英使馆在各方舆论压力下，被迫同意释放孙中山。

　　10月23日，康德黎迎接恢复自由的孙中山。当孙中山走出使馆后，热情的英国民众向孙中山挥手致意。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用英文撰写了著名的《伦敦蒙难记》，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孙中山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伦敦的死里逃生，无论是在孙中山的一生中，还是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运动过程中，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它更坚定了孙中山反清革命的决心，同时也为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宣传革命主张的良好机会。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

　　陈炯明（1878-1933年），广东海丰人，同盟会汇源。1922年因反对北伐，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之总统府。后讨陈军攻克广州，陈部退居惠东一带

　　孙中山在民国初年与南北军阀的较量中，深感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办不成事。在广州护法时，就着意培植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给他拨款、调兵。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指挥粤、湘、滇、桂、赣军北伐。陈炯明集内务总长、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四职于一身，成为军政府的铁腕人物。 陈炯明（1878-1933年），广东海丰人，同盟会汇源。1922年因反对北伐，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之总统府。后讨陈军攻克广州，陈部退居惠东一带。

　　但是自1920年开始，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就已矛盾丛生并日益公开化。陈炯明一直坚持“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中国，而孙中山则一直认为应该武力打垮各军阀，建立统一的民国。于是孙要北伐，陈则反对。1922年6月1日，孙中山、宋庆龄由韶关返广州。6月12日，孙中山举行记者招待会，不点名地斥责陈炯明“反对北伐”，并以舆论压力，迫陈将部队退回东江原防。

　　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升级，陈炯明终于作出“冒天下大不韪之举”。6月13日，陈炯明在惠州下达了对孙的总攻令。15日，在陈的指使下，叶举在粤军总司令部召集旅以上军官会，执行陈炯明进攻总统府的密令。此次会议，确定由军长熊略为攻城指挥官，洪兆麟的二师攻击越秀楼（注：孙中山住所）的孙中山卫队。炮兵司令王惺庵负责向总统府开炮。

　　熊略虑及炮击总统府将遗臭万年，只好一边布置战事，一边派连长陆志云向孙中山密报，请孙中山出走。孙还以为是对方虚张声势，不肯完全置信，未离开越秀楼。此次叛乱，粤军集结25000兵力。

　　15日晚，广东警察局长李安邦、总统府顾问陈少白先后到越秀楼报告陈炯明部队已开始包围总统府，劝孙撤离。

　　6月16日凌晨，孙中山在宋庆龄催促下刚刚就寝，蓦地传来电话铃声，原来是广东海防司令陈策报告，陈炯明队伍已盘踞广州街衢，恐存不测，请总统迅速撤离。正焦急间，总统府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北伐大本营运输连长陆志云闯入，报告陈炯明叛变的消息，并说：“我们连叛军今晚的口令都搞清楚了，原文是‘食饱饭，杀民贼’。大总统要不撤离可就危险了。”孙中山坚持不肯离开。

　　凌晨2时左右，外面嘈杂声渐作，叛军呼喊：“打死孙文！”孙中山走出卧室了解情况。林直勉等又冲入，强掖孙中山出走。孙中山发怒说：“竟存（陈炯明之字）胆敢作乱，我便负平乱之现，如力不足，唯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胞。”林直勉等不由分说，给孙穿上夏布长袍，戴上墨镜和便帽，以作掩护。孙乃请宋庆龄一起撤离，宋认为二人同行，目标太大，要孙先走，她随后再走。并约定，孙登上军舰后，即发信炮三声，以示平安。

　　孙中山离开越秀楼，摆脱叛军盘查，穿大街，过小巷，走过永汉路，到达天字码头。当时，他光着头，身穿夏布长衫，满头大汗，一见到温树德就大喊：“反了，反了!”

　　16日凌晨三四时左右，孙中山登上了宝璧舰。同时，亲拟电稿，谴责陈炯明叛乱。为确保安全，于当日移驻永丰舰，并一直在此指挥与叛军作战。

　　孙中山移驻永丰舰后，外交总长伍廷芳即来谒见。孙中山嘱伍廷芳尽快把广州叛乱的情形设法转告北伐诸军，速回师广州，平息叛乱；再将陈炯明等叛乱内情转告外国驻穗使节，以争取国际上的声援。年逾80高龄的伍廷芳因此悲愤交加，旧病复发，几天后便溘然长逝。孙中山闻迅后悲痛不已。

　　8月9日，孙中山得到确切消息：陈炯明有袭击“永丰”的计划。孙中山觉得在前方北伐军不利的情况下，自己“株守省河”，有损无益，遂于8月9日乘英国兵舰次日至香港，然后转乘商轮到达上海。

　　陈炯明的背叛，是孙中山一生中遭遇的最惨痛的失败，他深自痛恨：“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屡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