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灸印堂后有水:“写作者的艰难和光荣都体现在他这里了”-2011年01月06日

“写作者的艰难和光荣都体现在他这里了”
追思史铁生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1月06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夏榆


“史铁生说他活着不是为了写作,写作是为了活着,虽然他的身体残疾,思想却没有一刻的停顿,他的苦痛一定比我们多,但他的彻悟也比我们多。”蒋子丹说。　北京作家协会/供图

1951.1.4-2010.12.31　北京作家协会/供图
■文坛痛失史铁生。他的写作贯穿了新时期文学三十余年。在当代中国作家里,他坚持着精神的高度,坚守着心灵的高贵和生命的尊严,秉持着文学的崇高信念。他坐在轮椅上那么多年,却比很多能够站立的人更高；他那么多年不能够走太远的路,却比很多游走四方的人有更辽阔的心。他跟文学的关系是相互拯救的关系,他以自己的书写,以他的文学实践,让无数读者感受着他所追求的文学信仰和对世界的态度。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文学价值,如果在当下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时间的流逝将会使其更清晰地显示出来。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作家,史铁生和他的文学创造,都是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非凡重量的宝贵财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世界会更深刻地认识到他的生命的魅力,认识到他的文学和精神的价值。———铁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在广阔的内心世界,史铁生是一个从容自在,自由行走的人,既埋头深潜,又昂首阔步,富贵,尊贵,深可敬爱。
史铁生是自由人,是“贵人”,是“阔人”。
谨以本版报道表达南方周末对史铁生及其写作的敬意。
□本报记者夏榆发自北京
“他下午4点下的透析机,回到家里是6点,说头疼,妹妹以为他感冒,就稍微拖了一下。后来,看他头疼得厉害就往朝阳医院赶。”史铁生的好友何东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这样描述史铁生的最后时刻。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辞世,终年59岁。
“死在他那里已经被看成玩笑。活着的时候他经常说,如果身体彻底不行了就安乐死。他说我现在最关心的死———这一幕人间喜剧怎样在我身上走过。这是我的好奇。”何东回忆说,“铁生在生前最关心的是器官捐献,他说只要我身上有一样东西能留下就留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史铁生捐献了自己的肝脏。2010年1月4日晚,天津红十字会实施器官手术的大夫通知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史铁生捐赠肝脏的受捐者,因为有了这个充满生命力的肝脏,才能亲眼看见他刚出世的孩子。”
到地坛公园去“逃难”
史铁生辞世后,北京、上海、海南多地发起纪念活动。
1月4日,复旦大学举行“史铁生追思会”,王安忆担任主持。
多年以来,史铁生是闭门谢客的,除了每周去医院透析,很少外出。然而有一些客人是常来常往的,王安忆和刘庆邦属于这样的客人。
“到北京,史铁生家是必去的。首先他是一个不大方便出来的人,你要见他就要上门去,他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王安忆在她的《谈话录》中讲述了史铁生的故事。
“最初他的家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王安忆第一次到史铁生家,他父亲出来挡,不让她进去。史铁生知道她是从上海来的,就给他爸一个暗号放行。那时候是冬天,王安忆看到史铁生家里没有暖气,烧着炉子,电视机也破得不得了,必须要有一个可乐罐钉在上面,还要用手扶着它才能有图像。“他那时还没结婚,还没女朋友,穿得挺单薄的,回到上海我就给史铁生织了一件毛衣。”刘庆邦跟史铁生的友谊也是始于这件毛衣。1986年,刘庆邦的夫人去上海的出版社递送长篇小说,夫人就住在王安忆家里。她看到王安忆在织毛衣。毛衣织好,托刘庆邦夫人带回北京。刘庆邦和夫人骑着自行车去送毛衣。“那天风很大,铁生拿到毛衣非常高兴,他说这毛衣不能穿,要绣上大作家王安忆织,送到博物馆去。”刘庆邦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1993年,王安忆在北京写作,刘庆邦就经常和王安忆去看史铁生。
“我爱上他家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我觉得到他家去真的很放松；还有就是我觉得与他个人的魅力很有关系,你渴望和一个人接触,这个人肯定是有魅力的。我觉得他是那种思想很有光彩的人,他也是可以谈话,可是和他谈话要辛苦得多,他会进入一个玄想的世界,因为他是没有什么外部生活的,他外部生活非常简单,所以你和他谈话很快就到形而上去了,你就是跟着他形而上。”王安忆在《谈话录》中这样写道。
北京的史铁生追思会1月4日在798时态空间举行。这一天恰是他的生日。
没有花圈,没有挽联,出席者带着玫瑰花,在留言卡写下自己的感言。
在60支蜡烛的光焰中,与会者缅怀史铁生的生平。
铁凝、张海迪、刘索拉、余华、格非、李锐、濮存昕、顾长卫、蒋雯丽等各界人士五百多人出席。主持人张越说:“没有遇到过一个人能像史铁生一样赢得这么多人的尊敬和爱戴。”追思会的策划者徐晓是史铁生多年的朋友,她说:“我们用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悼念和庆生的仪式来表达我们对铁生的情感。从精神性而言,像铁生这样的人,应该让更多的人明白,他是怎样对待生活的,怎样对待生命的。”徐晓是在1974年认识史铁生的,那是史铁生精神最苦闷的时期,双腿残疾,还没有找到出路,他尝试学英语,在街道加工厂做工,尝试写作,但是写作还看不出任何成功的可能。
早年史铁生住在北京前永康胡同一个大杂院的最里边,从院门到屋门,手摇车得走过几十米坑洼不平的土路,他的小屋只有六七平方米,屋里除了床和写字台,剩下的空间仅够他的轮椅转个小弯。
那时候,史铁生每天摇着轮椅到街道工厂去上班,日复一日地在鸭蛋上画仕女,每月挣十几元钱贴补家用。“小作坊总共三间低矮歪斜的老屋,八九个老太太之外,几个小伙子都跟我差不多,脚上或轻或重各备一份残疾。作坊里的工作就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图案,在那儿一干就是7年。”徐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徐晓那时在和朋友办《今天》杂志,史铁生最早的小说《兄弟》、《没有太阳的角落》、《午餐半小时》就是徐晓拿到《今天》刊发的。
不久之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发表使史铁生声名鹊起。
1985年初,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全国文学创作奖,全国数十家报刊、电视台的记者、编辑蜂拥到他家,把他围困起来。“他是又怕、又烦、又愁。有人建议他白天到朋友家去躲避,但都因为房门太窄轮椅进不去、房间太小轮椅转不了弯,或楼梯太高上下不方便而告吹。无奈在冬天最寒冷的日子里,他只好全副武装,到地坛公园去‘逃难’”。徐晓回忆说。
史铁生发表于1988年的《我与地坛》使他在文学界倍受瞩目。
1988年10月《上海文学》杂志社编辑姚育明到北京接史铁生赴上海参加获奖小说发布会。
那一次史铁生请姚育明陪着去地坛散步。他们在夜色初起的傍晚漫游了地坛,史铁生说他与地坛很有缘分,家搬来搬去的总围绕着它。他说他经常来,除了那座祭坛上不去,地坛的每个角落他都走过了。
两年后,姚育明接到史铁生邮寄的15000字的《我与地坛》,这篇散文震动了中国文坛,震动了读者的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与地坛》的影响仍经久不息,直到现在仍有人说,到北京可以不去长城,不去十三陵,但一定要去看一看地坛。”姚育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史铁生的生前遗愿就是把它的骨灰撒在地坛公园。
“也许是我妈在叫我回去了”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我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1998年,史铁生发现自己得了尿毒症,在透析之后写了这段话。那时他就觉得离死亡很近。“尤其你天天透析。在透析室里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到哪天哪一个人就没能再来,常有的事情。医院里边的困苦外边的人很难想象,所以我建议人们旅游不要光去风景区去看,也可以去医院看看,去墓地看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2006年3月19日,史铁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曾这样说。
疾病让史铁生参透了生死。他先后住过三家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朝阳区医院和宣武区医院。
住过时间最久的医院是友谊医院,12间病室,除去病危者入住的1号和2号,其余10间他都住过。
21岁那年,父亲搀扶着他第一次走进那病房。那时他还能走,只是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他的想法是:“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然而结果是他没有好,也没有死,也没有像进入时的姿态走出来。他是被人从医院抬出来的,那时候他的下肢高位性瘫痪,双腿再也无法行走。
后来史铁生就成为这些医院的常客。1998年,因为罹患尿毒症,他开始了漫长的透析生活。
透析加剧了他身体的磨难和困顿,也使他更深入地思考生存和死亡的问题。“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史铁生有一次跟陈村谈话,他们说到死。
陈村对史铁生说:“人是一点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他说得很平静,我漫不经心地附和。我们都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史铁生在他的自述中写道。2009年4月,陈村曾经发起倡议,呼吁为史铁生解决“专业作家”的身份。“现有的作协合同制作家是一个临时雇用的关系,并没有更多的保障。”陈村在倡议中写道。但最终,倡议未果。
史铁生的辞世令陈村深陷哀伤,他谢绝了采访,他说:“如果要写到我,就说我很想念他。”“肾干得像核桃”是史铁生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悟。2009年冬季最寒冷的时候,曾传出过史铁生病危的消息。
那时候他是患了肺炎。去透析,史铁生眼见血塞把透析的液管堵住,血当即变黑,血液不流了。刘庆邦去他家看望,刚从医院出来的史铁生幽默地说:“报纸说我病危,接下来应该报病故了。”他和刘庆邦合影说:“这合影算我遗像吧。”史铁生1951年1月生于北京,出生的时候是在最寒冷的时节,后来每次经历险关也多是在寒冷的时刻。母亲去世时,史铁生坐在轮椅里连一条生路都没找到,妹妹也才13岁。在他因肺炎而垂危的时候,他对看望他的刘庆邦说:“也许是我妈在叫我回去了。”史铁生的最新散文集以《我与地坛》为书名,书已经编好等待下厂。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杨柳责编过史铁生10部著作,她把最新的《我与地坛》样书通过快递寄给史铁生,还在邮件里夹了一个字条,写着“总算赶上献你一个新年大礼”。
史铁生最终也没能看到这份在投递途中的礼物。那个时刻,他已经被送到朝阳医院,那是距离他的家最近的医院。很快他又被送往宣武医院———那是他停留最短的医院———进行抢救。
旅居伦敦的诗人杨炼接到史铁生辞世的消息发来下面这段话:“我们这一代朋友的凋零,并非自史铁生始。人之生死,非自己能左右。况铁生享年近六十,似不该过于抱憾。但为什么噩耗还令我如此震撼悲恸?是什么使铁生之死,超出了一个人,却透出一种命运的、象征的意义?铁生的作品,让我们知道他记得‘文革’的血腥,记得七十年代末‘墙’上的激情,记得八十年代的反思。”1989年史铁生应邀去瑞典出席一次华文作家笔会,那次会议有高行健、北岛、杨炼等等旅居海外的作家。回忆那一次的相遇,杨炼说:“那时读他的《务虚笔记》,我能感到,铁生开始了一种思想和文学的真正成熟。但接下来的时代,却把他的成熟抛入孤独,用周遭日新月异的实利、庸俗、犬儒、猥琐,让‘人’和‘文学’存在的理由,突然成了疑问。不明白或装作不明白,都是聪明的。但可惜,以铁生的真诚,他大约只能选择‘明白’的痛苦———不放弃自问者的痛苦。尽管他清楚,越明白只能越痛苦。虽然在瑞典见面后,我再没机会遇到铁生,但绝对能想象,他坐在那张轮椅上陷入沉思的样子。一个处境,比轮椅更逼仄,除了沉思别无出路。”杨炼说。
一个又干净又安静的人
“他是个稀罕的人。”《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1988年6月,史铁生的中篇小说《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猜法》在《收获》发表。
那个时期,杂志不断推出新人新作,同时出现在这期杂志的还有余华、苏童、莫言、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作家。这是先锋文学兴起的时刻。“当时史铁生在全国青年作家中是非常杰出的。虽然他在写作形式上不是很另类,他的文字中有淡定的气质和升华的气象,无疑是当时走在前列的作家。”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的发表标志着史铁生的写作进入成熟期。这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最初被云南的《大家》文学杂志看中,杂志主编李巍许愿说,只要史铁生把《务虚笔记》给《大家》发表,当年的《大家》文学奖就会颁给他,奖金10万元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最后史铁生还是把《务虚笔记》给了《收获》。《务虚笔记》和史铁生其余的一些作品一并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史铁生是新时期以来我最尊重的作家之一,他不是一个演员,不像有些人,写作时是一副面孔,生活又是另外一副面孔,是分裂的。他的人格完全是和写作融为一体,他的生活也跟写作融为一体,这当然跟他特殊的轮椅生涯有关系,更多的是他的心性所决定。他的写作渗透着形而上的思考,他的辞世令人心痛,中国很多年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作家。”程永新说。
1985年,李锐认识史铁生,是在《黄河》文学杂志社举办文学笔会上。
那一次他们相识,后来关系非常好,史铁生没有透析的时候,李锐到北京就会去史铁生家里坐坐,还吃过史铁生父亲做的炸酱面。
李锐读过史铁生几乎所有的作品,“读他的文字多了以后,我的感觉就是他坐着轮椅,靠在死亡的大门口打量阴阳两界。”“他的创作分为两类,早期更多的是从残疾人的肉身感受出发。讲述了很多悲悯性的或者悲剧性的人生故事,包括《来到人间》的智障者和《命若琴弦》的盲人。这些作品由强烈的生命体验出发,由肉体感受出发,表达人在特殊境遇下的命运奇景。还有一批作品是纯粹对形而上的追寻,带有强烈的实验性,比如他的中篇小说《一个谜语的几种猜法》、《原罪·宿命》,包括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和长篇随笔《病隙碎笔》。这些作品都是关于‘有’和‘无’,‘死亡’和‘永生’,‘无限小’和‘无限大’,‘绝对’和‘相对’等等问题的探讨,这些在他人看来枯燥的问题到他那里成了写作的源泉。在中国当代作家里,史铁生是很特殊的一个人,除了他的小说和散文写得非常棒,在人格上,在内心他是一个非常有精神追求的人。一个又干净又安静的人。他的身体状况让他受了无数的罪,但也成就了他。”李锐说。
《天涯》杂志前主编蒋子丹发表过史铁生的很多文章,包括2000年发表他的《病隙碎笔》。
蒋子丹用“尊严的生”和“庄严的死”形容史铁生的辞世,“史铁生的苦难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因为他有一具残疾的身体,更因为他有一副健全过人的大脑。这么多年了,他在轮椅上年复一年地沉思默想,度过绝望而狂躁的青年时光,也成熟了他中年的深厚思想。史铁生洞悉了死,彻悟了生,更重要的是用文字回答了要怎么活的问题。在他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里,我们读到了他对这类尖端问题的集大成式的思考和感念。”作家张炜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铁生是这个时代难以消逝的声音。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韧强旺的生命力,不断地将思与诗投掷到这个异常喧嚣的世界上。我不知道还有谁像他一样,在这样的情与境下凝神打量或闭目冥思,燃烧自己。而后他出版的每一篇文字,只要读到,都让我倍加珍惜,获得一次次特别的感动。我不能不去想象他的劳作,他是怎样写出这一个个字的。我知道这是他把全部生命凝聚成一道强光,照射到无边的夜色深处。”“网络时代繁衍出多少文字。纵横交织的声音震耳欲聋,却难以遮掩从北京一隅的轮椅上发出的低吟。”张炜说,“写作者的艰难和光荣,都体现在铁生这里了。面对他的生存、他的杰出创造,没有人再去呻吟和苦诉了。他走完了自己的一段路,像所有人一样。他一生留下的痕迹,却是深而又深。我相信他不仅用生命证明了自己,更重要的是证明了诗与思的含义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