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西亚·凯斯素颜:从“胡奥会”看中美关系32年

    　　从好莱坞电影到肯德基、可口可乐，再到iphone、ipad，这可能和美国民众对“Made in China ”字样的感受一样，中美关系的改变，对普通民众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生活细节的改变。最直接的例子是，1927年，上海街头悄然增加了一种饮料——“蝌蝌啃蜡”，也就是现在的可口可乐。然而，在22年后，随着美国大使馆撤离，可口可乐也撤出了中国大陆市场。自此之后的30年内，大陆市场上再没出现过这种喝起来有点像中药的饮料。1979年，在中美建交之后的第三个星期，第一批可口可乐产品从香港经广州运到了北京。而1979年，正是邓小平访美、中美之间长达30年的相互怀疑和敌视几乎一夜间烟消云散的一年。回顾一下中国领导人的访美历程，似乎每一次访问，都会带来一场巨大的改变。2011年1月18日至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领导人一道为新时期的中美关系谋新篇，再布局。这是令人期待的对话，因为它所带来的改变肯定比可口可乐更精彩。

　　千百年来，地球上的千山万水常把人们分隔开来，但在今天，世界各国的命运已经息息相关。中美两国，分属东西两个半球，远隔重洋。然而，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距离的遥远已不再使人们相互间感到陌生。1979年春节前，邓小平访美，中美之间长达30年的相互怀疑和敌视几乎一夜间烟消云散，之后是长达十年之久的没有大冲突的中美合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突飞猛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1年春节前，胡锦涛再次访美。这次访问的重要意义甚至可能超过邓小平32年前的访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良好的、强有力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这个时候，回顾一下中国三代领导人的访美历程，也许能更好地理解此次访美的意义。

　　1979年 邓小平访美 　 “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1979年1月中旬，在邓小平正式访美的一周前，白宫组建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每日碰头，仔细研究最后的细节。政府官员向数百名美国农民、商人和劳工领袖介绍了中美关系的细枝末节。白宫简报中那些熟悉的中国领导人的名字全部换成了更中式化的翻译：如Teng Hsiao-ping换成了Deng Xiaoping。这样的谨慎毫不为过，因为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的首次正式访美。五年前，邓小平曾飞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那时，他并非一个正式的访问者，中美两国之间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在过去七年，中国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来自美国的访客（如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务卿基辛格、万斯）。美国政府显然已经下定决心，要以同样的热情来迎接邓小平的访美。

　　在欢迎仪式上，邓小平享受着政府首脑的待遇。当时，他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因而一些美国记者大发感慨：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其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在中美正式建交后不久，美国前国务卿万斯宣布：“一个新时代来临了。”尽管有着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电影片断和评论，但究竟何为“新时代”？这是一种很难把握的概念。当身材矮小的邓小平从华盛顿附近一座机场的白色波音707上缓缓走下来时，人们才对这一概念有了切实的体会。

　　1979年1月29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二，这一天，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看来，是中国人“向慈善的神灵打开所有门窗，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事实上，这一天也是“中美两国团聚并开始新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当卡特总统在白宫外的广场，用这样富有比喻意味的语言，向三十年来首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表示敬意的时候，世人明白，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已经到来。37天前结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向世界宣告，中国即将实行改革开放；28天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联想到这些事实，敏感的政治家大多已经意识到，中国与美国的这次拥抱将深刻地影响它们各自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而在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心里，为了中国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这种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必需的。
   
　 作为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邓小平之前明确提出，要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必须接受三个条件，即断交、废约、撤军。中国则力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承诺放弃武力。邓小平的坚定立场在美国国会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卡特总统也因此变得犹豫不决。然而，苏美关系的波折却又一次促成了中美的靠近。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奉卡特之命访问北京，他给邓小平带来的消息是，总统已经下定决心，准备与中国建交。

　　刚刚走出混乱，处于百废待兴阶段的中国让美国政治家看到了希望，而且在卡特政府看来，这种希望显然已经超过了台湾的价值。很快，卡特总统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

　　事实上，对于即将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来说，与美国建交的意义决不仅仅停留在国际关系层面。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是：一方面，十年浩劫过后，中国正急需借助外力赶上现代化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苏联谋求霸权的行动，特别是在苏联支持下，越南对中国西南边境的肆意侵犯，又给改革开放的设计者带来了切实的忧虑。为了引进技术与资金，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并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必须与美国，这个世界上经济、科技实力最强，政治、军事地位最显赫的超级大国进行合作。

　　在美国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文化等合作协定，在教育、商贸、空间技术等领域达成协议，商讨了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等事宜，并且同意在不久之后签订航空和海运协定、互派常驻记者等。

　　弹指一挥间，32年过去了。邓小平这次划时代的访问，以其对中美两国、对整个世界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的历史上，树立起一座巍巍的丰碑。

　　1997年 江泽民访美
　 “从一个风雨飘摇的路段走出来”

　　从1989年开始，中美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可谓跌宕起伏。期间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危机，即1989年后的急剧恶化、1995年李登辉访美的低潮期及随后的“台海危机”，以及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的困难期。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遵循邓小平的处理原则——“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逐步修复中美关系。

　　1997年10月26日，江泽民携夫人王冶坪开启了八天的美国之旅。这是12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也是自1979年邓小平访美以来，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在为期八天的访问中，江泽民主席先后访问了檀香山、威廉斯堡、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等七个城市。

　　1997年10月29日上午，在白宫著名的南草坪，克林顿为江泽民举行了盛大的正式欢迎仪式。美国政府对江泽民的这次到访非常重视，江泽民处处受到最高礼遇，欢迎仪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克林顿为江泽民举行国宴时，由于要求参加的人数远远超过国宴厅的容量，美方甚至一度考虑将宴会移到室外草坪。在那场“金光闪闪”的国宴上，大约232名宾客坐在白宫东厅的宴会桌旁，铺着金色织花台布的宴会桌上摆放着艾森豪威尔时代的金盘子和罗斯福时代的瓷器，镀金的盘子盛着冷龙虾肉、俄勒冈胡椒牛肉和土豆泥。参众两院在国会大厦为江泽民举行了早餐会，共有60多名议员参加。

　　访问期间，江泽民同克林顿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世界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双方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确定了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目标：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美应该加强合作，努力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强调，要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原则基础；要从全球和历史的战略高度审视和处理双边关系，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要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精神正确处理两国间分歧。双方还确定了中美两国元首定期互访和高级官员定期磋商的机制，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建立元首直接通讯联系，就政治、军事、安全和军控问题进行磋商。
　　访问期间，江泽民会见了国会议员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并同美国社会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先后参加了40多场活动，发表了包括一系列重要演讲在内的30多次讲话，直接面对美国公众阐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和中国政府在发展中美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光明前景，同时还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华民族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江泽民还实地考察了美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同美国上百位工商企业界领导人会面，参观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朗讯公司贝尔实验室、休斯公司等著名企业以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中美双方还签署了有关两国加强能源与环境合作的倡议书和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等重要文件。 

　　1997年江泽民访美，从一个风雨飘摇的路段走出来，稳定了中美双边关系，美国也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同一个准备崛起的大国打交道，而且那一次访美，江泽民也特别提到了具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国家的相处之道，给新世纪到来做了准备。在此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11年 胡锦涛访美

　 “规划了一个中长期的重新定位”

　　在经历了2009年的高开高走和2010年的急转直下等几番波折之后，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分岔口和关键节点。2011年1月18日-21日，胡锦涛主席的访美之行，更是具有不同寻常的意味，给中美关系规划了一个中长期的重新定位，真正彰显了中美两个国家的全球视野和全球责任感。

　　在中美关系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这一大时空背景下，此次访问首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另外，中美目前有很多战略分歧，一些矛盾、摩擦需要双方去务实地面对和解决，需要增信释疑。作为两个真正意义上具有全球角色的国家，一个超级大国和一个已经崛起的有全球意义的大国，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之下的相处之道，用胡锦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相向而行，不是对撞，不是冲突。

　　过去的一年可能是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最多的一年，这些问题不解决，对今后若干年中美和整个世界的发展的影响将不可想象。首先，32年前，邓小平第一次正式访美时，中国刚从内乱中脱身，经济几乎崩溃，在国际舞台影响极小，而美国当时是可以在全世界各个角落“耀武扬威”的超级大国。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崛起的国家，而美国则因反恐战争和忽视综合国力的发展而相对衰退。双边关系因为国力平衡的失调而变得更加难以驾驭，两国首脑的会晤因此特别重要。其次，32年前，中国最紧要的任务是把经济搞上去，让人民有饭吃。今天，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发展转型，面临的困难远远超过当年的改革开放，没有美国和西方世界的配合，这样的转型也许会造成国内动荡。最后，美国和中国，还包括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今后两年都将面临最高领导人的换届，在换届之前把中美关系的发展拉回正轨极为重要。

　　同时，中美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目前面临一股暗流，它们不仅来势凶猛，而且迎合两国国内矛盾的不断加剧和日益微妙的国际政治博弈。这一暗流便是“中国威胁论”，它的始作俑者是新保守主义者和部分自由主义学者、退役和在职的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士、国防工业的代言人和面临暂时经济困难的普通百姓。他们不断鼓吹“中国崛起”、“美国衰退”，高呼所谓列宁主义的“北京共识”正在取代以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作为发动机的“华盛顿共识”，危言耸听地警告“崛起”的中国与“衰败”的美国必将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崛起的德国和衰败的英国的冲突，双方必有一战。意在把民主党赶进政治荒原的共和党人趁机兴风作浪，指责以奥巴马为首的民主党人对中国政府卑躬屈膝，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必须大幅度调整对华政策，迫使北京改弦更张，重振美国雄风。 

　　当今世界的主流共识是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事关两国人民的安康和幸福，也事关全世界的繁荣和稳定。然而，中美因为历史、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达成共识，因国家利益和安全发生分歧甚至冲突的可能不是没有。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趋向和既得利益的得失，中美两国都有试图破坏和颠覆这一关系的人和集团。它们也不会轻易鸣鼓收兵，更不会缴械投降，而国内政治的需要和国际关系的多变常常使得它们得以兴风作浪。

　　在这种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中美两国现任领导人必须像老一代领导人一样，以无畏的勇气和超人的远见，当机立断，为中美关系的长治久安奠定新的框架和基础。如当年为中美建交立下汗马功劳的布热津斯基最近着文所指出的，中美需要第四份“公报”，“这一公报不仅可以保证中美这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身份和文化的国家可以公正地对待对方，也可以使得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历史性的重要角色。” 来源：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