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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鸭子不如鸡是男权社会作的孽
(2010-12-01 07:24:32)古代鸭子不如鸡是男权社会作的孽
文/赵炎
按照市场价来论，现在的鸭子卖相和猪肉差不多，确实不如鸡，但请别误会，笔者并不想关注家禽的价钱，因为家禽与男权社会扯不上啥关系。通常的说法是，女人出卖肉体者，可以称为鸡，男人出卖肉体者，则可称为鸭，从人到禽的转变，都是由出卖肉体开始的，虽性别不同，叫法各异，但生物学属性却并未改变。于是，鸡和鸭一同走进交易所，待价而沽，这就出现了买卖，分出了贵贱。现在的鸭子到底是啥卖相，还能不能与鸡叫板，赵炎未曾做调查，是以不知，反正古代的鸭子是一定不如鸡的。
前几天有位涉性杂志的编辑找我，希望我能给写写这方面的稿子。带着这个命题，我翻了不少书，遗憾的是，关于鸡的记载非常多，鸭子嘛，就史翰不彰、稗海难寻了，能够找到的没几个。这也难怪，中国的书，十有八九都是男人写的，鸡倚门卖笑可以写，鸭子再怎么说也曾经是男人，自然要其辞闪烁一番的，不帮着遮掩遮掩，岂非有损男人的尊严？在积淀深厚的男权社会里，男人对鸭子是很够哥们义气的，虽然很鄙视，虽然很厌恶，该帮忙还是一定帮忙。可是，天下事就是如此的奇妙，你越想遮掩的事情，就越欲盖弥彰，如同政府扫黄一样，怎么扫也扫不干净。
男人出卖肉体做鸭子，古代早已有之，和女人做鸡的历史几乎是同样的漫长。《战国策·魏策》里说，魏国的龙阳君才华卓绝，容貌极美，得到魏安王毕生喜爱。但龙阳君走进历史舞台，靠的却不是才华，而是容貌与肉体，尽管他会武术、懂计谋、善外交，依然难以改变他的鸭子身份。应该说，这只鸭子了不得，有身份，有地位，和宋徽宗赵佶身边的宰相李邦彦有得一拼，《宋史》里说，李邦彦“虽为相，然事徽宗考极亵”，一个“亵”字泄露了其中的玄机，原来李邦彦也是一只鸭子。
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鸭子，有名有姓的不少，包括武则天身边的张氏兄弟以及薛怀义等等，但是，最有名的大概只有三个，除了上面说过的两个外，还有一个就是弥子瑕。《韩非子·说难》中记载，弥子瑕是卫国的一个大夫，因为长得好，成为卫灵公的鸭子，曾发生过“假传君令私驾卫王马车探母”和“把没吃完的桃子给卫王吃”两则典故。弥子瑕从年轻到年老，做鸭子一直心安理得，无拘无束。可是卫灵公不一样，他以年龄和相貌作为宠人、厌人的根据，从而对弥子瑕所做的同样的事情表现了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年轻时是贤德，年老时是冒犯。
有名有姓的鸭子，看起来都比鸡厉害，比鸡金贵，其实不然。正因为他们上了史书，有名有姓，使得男人的尊严遭遇了刻骨铭心的摧毁性的打击，所以，他们遭受的鄙视和厌恶远比那些无名无姓的鸭子为多。比如，对弥子瑕，当时卫国大臣史鱼用“死而不葬”的方式，来痛责其还不如一具尸体。另一位大臣祝鮀则把弥子瑕比喻为一条狗，“一朝不得于君，则一日之食旷焉，其何敢怼乎？”后来历代史书提到这三只鸭子，极尽讥讽谩骂之语，几乎见不到好听的话。可见，男人为维护尊严，对“名鸭”是丝毫不客气的。
历史上无名的鸭子更多，他们的待遇比“名鸭”好一些，原因是他们没有占用史书的空间，俗称“死无对证”，不会对男权社会带来太大的羞辱，所以，他们没有受到太多的“刀笔之苦”。比如，南北朝时期刘宋的山阴公主有鸭子三十，唐朝的武则天有鸭子三千等等。史书写到这里的时候，多讥刺刘楚玉和武则天秽乱宫中，而鸭子们不过是被淫威相逼，或者是被利禄相诱，是被女人玩弄了的一群男人，到最后，连名字也没留下，应该受到同情。从主观意识里，显然可以看出，男人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不但如此，男人甚至还出现了为无名鸭子唱赞歌的例子。在《耳谈》里就有这样一则故事：一百姓男喜欢当兵的，苦于无做爱的地方。有一天，当兵的值夜班，百姓男冒名顶替来幽会。适逢另外一个美男出来赏月，百姓男又去调戏美男，发生争执，百姓男打死了美男，吃了官司。当兵的说：“君为我至，义不可忘，我当代劳。”很够意思，得死囚两年。两年间，百姓男竟然给当兵的送饭这样的事情都坚持不下去，士兵于是看透百姓男的薄情，就揭发，百姓男入狱。在行刑前，当兵的又说，“渠虽负义，非我初心，我终不令渠独死！”于是，“亦触木死尸旁”。显而易见，这两个男人其实都是鸭子，一个薄情寡义，一个为爱殉情，倒也让人唏嘘不已。
男人写书，对于鸭子，往往百般掩饰，掩饰不成，就大加鞭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鸡，男人的态度却宽容得出奇，不是一句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就可以解释的，其中有着厚重的历史因缘和文化承载。男人热衷于流连青楼妓院，与鸡演绎风流佳话，为鸡撰写文章诗词，从唐朝的薛涛到宋朝的李师师，再到明末的秦淮八艳，见诸于史籍者不下成百上千，她们艳名垂千古，才气动环宇，令帝王折腰，使将相低眉。中国有鸡的历史，是男人扬眉吐气、雄姿英发的历史；中国有鸭的历史，是男人蒙羞的历史。所以，赵炎认为，古代鸭子不如鸡，板上钉钉的事实，土地爷掉井里，咱也不捞（劳）那个神了，就此打住吧。尊严不尊严的，算了，男儿汉该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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