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

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政府的强势和公民社会的催生过程并存。宽容，理性，是公民社会能否建成的根本，不仅是公民和社会组织自己应该做到的，也是政府和官员特别要以身作则的。

2010年1月7日，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前，主体工程完工后，工人站在拆除的工棚宿舍废墟。中国经济的辉煌，离不开底层的透支与付出(方迎忠)

反抗PX项目的厦门市民 (卢汉欣)

青藏铁路（麦启烜）

四川成都，麦当劳餐厅里上网的人 (张鸣)

如何理解过去10年

人生不过百年，十年，是我们讨论问题经常用到的一个时间坐标，10年往往也用来指称一代人。今年是一个10年的节点，2000-2010，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这个10年，即便是与改革开放前20年相比，也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

中国以不可阻挡之势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持续高增长，国民财富猛增，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房价物价就业等民生问题凸显；

经济增长方式令人忧虑，对资源掠夺性开采、环境严重破坏以及轻视人权掩盖在飚升的GDP数字中；

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改显得滞后；新经济快速成长，网络迅速融入国人生活并广泛介入社会事务；

中产阶级数量扩大，维权意识、自治意识增长，10年来，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一天未曾消停，并付出极大社会代价，公民社会雏型形成；

国际关系方面，随着国力强大，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自信，民族自豪感的增长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复苏，国际上“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由此引发思想层面的关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特色与普适价值等问题的争论……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余载的发展，中国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诚如识者所说，中华文明近两百年的危机依然有未愈的制度创伤，它能否获得新生，催生和推动一个公平、正义、发达、历久弥新的中国？这依赖于每一个国民的行动，依赖于每一个国民的思考。

一位作家曾说，在中国过一辈子，相当于国外过两辈子。的确，社会急剧转型的中国，往往要将国外几十年上百年的历程压缩在十几年甚至几年中发生，这两代中国人的生活，注定要在动荡、高密度、纷繁芜杂大悲大喜中度过，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氛围下，社会显得浮躁，而我们则多了一些迷惘。就像诗人说过的，我们获得了经历，却失去了意义。

中国经济 坦途能否依旧？

经济开始局部停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伪市场化取代真正的市场共识。中国未来10年改革需要的是公共财政、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简而言之，是以前10年中失落的部分

特约撰稿  叶檀

中国经济面临转折关头，从全球化坦途流入风急浪高的三峡。

所有的改革都是倒逼的结果，维持原有经济发展路径的成本越来越高、高到无法承受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1978年是如此，2011年也是如此。

2001年之后的10年，中国经济的动力是全球化，2010年，金融危机救市大致告一段落，在全球金融危机粉碎原有增长通道后，中国经济被迫开始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型。

敏感的证券市场淋漓尽致地反映出出口导向型的高增长成果，就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夜的2007年上半年，沪综指上探6124点，不料这并非憧憬万点的起点，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美国潜藏的次贷危机隐患与中国的低人工、低价格、掠夺性开采资源的加工模式走到了尽头。此后，中国股市一直在低位徘徊，与中国大型企业一样，股市的成果主要表现在规模扩大而非效率的提升。

过去10年，中国经济大部分时间是美妙的，高增长低通胀，GDP总量大幅上升。正是从2001年开始，政府财政收入呈几何级数上升，高房价与社会矛盾被高速增长掩盖。过去30年间，世界贸易额的增长速度是经济产出的两倍，而经济增长最快的正是那些贸易额名列前茅的经济体；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经济规模仅仅5年时间就增加了近一倍，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两万亿美元，每年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在开放声中，中国成为贸易强国、能源大国、汽车大国、世界制造业中心……到2010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外汇储备达到令人瞠目的2.8万亿美元。

在这轮全球制造业大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所谓受益，即中国东部地区建立起全球罕见的产业链条，方圆百里之内汽车、五金、电子配件一应俱全，美国的设计隔天就可以在珠三角拿到现货，中国制造工厂的地位不可动摇。2006年，我国接近入世保护期终点线，各方盘点GDP增速、出口总量增幅等硬指标此起彼伏，WTO总干事拉米给中国入世后的成绩打出A+的高分，贸易对手们承认中国在开放上确有长足进步。

所谓受害，指GDP与外汇储备高涨，狂欢纷至沓来，外向型经济的成果延宕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时间。

在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是一个不断自我复制、自我强化的生产体系，由越来越多的资金推波助澜，经济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不断创造产值、换取货币，成为各国、各企业、各个消费者的债主。

一股潜流在狂欢合奏中发出刺耳的尖啸，2005年前后的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央行从2003年开始警告房地产过热，越来越多的人反思中国出口拿到美元后干什么？出口难道仅仅是为了糊口，为了把钱借给消费国消费？而后透支本国接近枯竭的资源、人力，维持本国的低水平人口循环？

全球化金光闪闪的硬币反面冰冷无情，10年间，强拆现象越来越多，说明政府收入的增加没有成为民间财富积累，反而不断以低价掠夺最重要的土地资源，至今仍在以土地兑换民间的真实财富。结石宝宝、血铅儿童等案例，警示歧视消费者的制度规则、摇摇欲坠的环境已经难以支撑现行发展模式。南水北调等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显示对资源的调动已经达到极致，中国所有重要的河流上筑起大坝、断成数截，一切为了资源。即便将所有的水流切断，按照2001年以后的发展模式，也无法满足经济需求。2001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模式边际效应越来越低，总有一天会变成负值。已有初步迹象，2009年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的GDP，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超过3的水平下降到1.5，说明国内资金使用效率每况愈下。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惊醒中美两大经济体：美国宽松货币、金融衍生品烘托下的房地产盛况不再，建立在一家一套房产上的美国梦土崩瓦解；中国人蓦然回首，惊觉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与低通胀是外向型经济的红利，内部经济结构从未有过大的调整。改革30年，财富生成机制与分配机制没有根本变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如隔天壤，公务员群体之间存在的隐性世袭加剧社会的不公平感……“机器们”开始思考，透支环境高价进口资源仅为糊口是否值得，透支后代的生存空间就是犯罪，10年间制度改革的滞后说明在GDP追求中，丧失了市场经济最起码的风险与成本考量，说明了制度性的怠墮与掠夺。

2010年开始、2011年大举推进的改革，目标是拉动内需，建立强大而具备基础共识的经济体。无论是城市化、人民币国际化，一连串的改革政策出台无不围绕内需目标而行。

拉动内需是经济发展模式与财富分配模式的重新塑造，绝不会轻易成功。

1994年分税制后以房地产和汽车拉动内需非常成功，最终却异化为对大多数普通民众财富的一次洗劫。对于中国而言，如果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畸形的收入分配体系不改变，那么，由政府强令提高最低工资就会演变成一场通胀下财富重新分配的数字游戏，由于资本市场的控制权与分配能力极高，最终最低工资制会经由资本市场等通道重新回到富人的手中。除了最近两年，农民工过去10年上涨的工资，刨去通胀后，并未真正上涨。

资产泡沫是流动性过剩的另类反映。被称为房地产市场有史以来最最严厉调控的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创出新高。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到2.7万亿元，占据了地方财政收入50%以上，中国财政、城市化进程被房地产“绑架”。

为了提振改革士气，有关方面举出银行赢利超万亿、国企赢利超万亿等数据，2010年，纳入本月报统计范围的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效益指标创历史新高，营业总收入、实现利润和上交税费三大指标比“十五”末期均实现翻番。但这一数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企的资源集聚能力，与超市场的定价能力。

经济开始局部停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伪市场化取代真正的市场共识。中国未来10年改革需要的是公共财政、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简而言之，是以前10年中失落的部分。

建立公共财政，需要从财政收支细节的公开做起，在这方面广州市财政局曾经做出表率，但枪打出头鸟使改革半途而废；建立市场经济规则，是政府不再圈定而是由市场决定重点产业，让市场资金通过股权、建立实体企业等方式寻找赢利增长点；而法治社会则必须从尊重民法、物权法开始，不尊重物权的社会不可能奠定市场经济的根基。

阻击贫富悬殊、国富民穷

特约撰稿  叶檀

2011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深化年，中国经济改革与体制改革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投资与出口的兴奋剂逐渐减量，改革进入剧痛期，贫富差距导致的民怨与市场效率低下导致的通胀，将越来越严重。

根据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提交的研究报告，劳动者报酬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在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普遍低下的同时，我国的奢侈品消费近两年却年均增长22%，目前，我国已成为排名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

我国的初次分配大成问题，劳动者薪资不到企业成本的10%，最近两年有大幅上升，但企业并没有为实体经济减负；再分配同样不公平，典型的就是个人所得税，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2/3来源于“起征点”之上的中低收入家庭。换句话说，如果提高个税起征点，会有千亿的税收损失。三次分配更成问题，慈善成为垄断市场。

内需提振乏力与奢侈品消费超前，就是中国贫富差距的写照。

不要责怪中国居民不消费，而要问政府是否给了居民放心消费的环境；不要对尽力消费的居民实行减存款利率等刺激疗法，而应出台培育有效消费群体的政策；不要把经济把消费绑定在车市、楼市上，而应该发展参差多态的服务消费品种。

消费数据还可以骗人。2009年7月29日，中国社科院发布当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报告，研究显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有66%来自政府和企业的贡献，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只能够解释剩下的34%。因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18%左右的增速，大多数由政府和企业贡献。中国不是没有人消费，而更多的是政府在消费，是企业在消费。

提振内需，要靠新一轮城市化过程中的民富与民有，而不是荒唐地以政府消费代替民众消费，以税费刺激政策鼓励民众超前消费，甚至以畸形的奢侈品消费掩饰普遍的消费不足。

2009年由于税费刺激政策，使楼市与车市消费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短期兴奋剂不可能有长期疗效，负作用巨大，如果刺激政策退出，车市将大幅下滑，而楼市泡沫居高不下增加了中国经济高处不胜寒的风险。

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与有效消费群体是正确选择。关心中国经济的人不难发现，近两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逐步倾向农村——从免除农业税费到浙江等地正在试验的农地入市流转，而中国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把农业人口的转移、从城镇就业到落户等制度的配套改革作为改革的重点。

我国城市化率已达46%左右，处于走向城市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率在30%-60%间，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时期，因此，未来5-10年，将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时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55%-60%。如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打工者能够从候鸟变成定居者，中国的消费完全可以上升10个百分点以上，未来消费拓展大有空间。

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由资本圈地让农民上楼，可能形成新的城市赤贫阶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一再强调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的剥夺。

如果无法提振普遍的居民消费，中国的内需只能靠进口与投资拉动，目前已经出现跛脚迹象。

我国的民需如果不是由民富推动，而由投资与进口推动，那么，再过数年，居民消费将大幅下降，而政府的债务将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税费还将节节上升。

民众不富、民间资金无处可去，在与垄断企业的碰撞中败下阵来。民间市场萎缩，垄断与资本时代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既得利益阶层在包括个税改革、房产税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各个方面游说，使得中国的税收、福利制度改革不能解决现有的分配失衡问题，反而成为通胀的同义语，每年获得上千元保障的低收入阶层，有可能支付更大的代价，每天提着菜篮子发愁，提振内需成为一句空话。

如果改革依然无法在民富、民资使用方面取得突破，中国此轮改革会成为洋务运动悲剧的重演。检验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很简单，不是看GDP，不是看财政收支，而是看居民消费与物价，如果居民消费下降而物价居高不下，说明改革失败，反之，说明改革成功。

公民社会的认同与实践

中国人正逐渐由“国家人”、“单位人”转变成社会人，过去10年，其雏形已得到相当的发育成长

本刊记者  杨政文

一位在上海生活的台湾朋友说他经常听到看到的一句话是，“这事政府怎么不管一管”，这些大陆人想要政府管的事，从小区环境卫生到文体娱乐设施缺乏，从街头的乞丐多了到被套怎么做成国旗样式，从白菜价格到商品房价格，包罗万象。在这位朋友看来，这些事如果在台湾，要么就不用管，要管也不一定是政府来管，比如，小区的卫生不好、娱乐设施缺乏就直接找物业管理和发展商了；街上游民(乞丐)多了会有不少NGO组织和慈善团体介入；至于菜价和房价，那基本上是市场调控的范畴，与政府没什么关系；至于被套做成国旗样式，那就纯粹是个人私事了。

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形态，与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形态，由此可以对号入座。后者，通常被称为公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民众习惯于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他们与政府是一种互相合作、监督、斗争与妥协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而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领域，一个自由法治的市场领域，以及一个多元人本的公共领域，是一个现代国家的3块基石。

虽然中国距离成熟的公民社会形态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在过去10年中，其雏形已经得到相当的发育成长。

中国在过去10年中，公民社会从概念的提出、传播到逐渐被社会认同和实践，无不体现出各种形式的抗争，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争取自己的空间。从抗议血迁到结石宝宝的哭喊，从厦门PX事件到广州番禺业主反对垃圾焚烧，再到乙肝维权，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上充满了蒺藜和血泪。

公民社会原本是与制约政府公权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制约公权是公民社会的前提条件。产生于民间，崛起于民间，自发和自治才是公民社会存在和壮大的根本。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是让路、放开、尊重、互补和对等的关系，而不是推动与被推动、加强与被加强、引导和被引导、鼓励与被鼓励、支持与被支持的等级关系。

公民社会涉及到一项非常关键的经济制度，要求对私有产权的地位予以承认和保护。

2007年3月，中国出台的《物权法》，规定：“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但《物权法》又加上了这么一条“例外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事实上，这两条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为日后政府和开发商的权力滥用埋下了伏笔，《物权法》出台后的许多暴力拆迁都假“公共利益”之名。

可以预见，在小城镇建设大战略的推进下，如果政府及全社会对此问题没有根本性的认识与措施的转变，“血迁”将愈演愈烈，公民抗争也会由点及面，迅速扩展。

违法拆迁如果没有媒体特别是网络的关注，其危害将更加泛滥。微博的兴起，见证了一个“人人都可做记者”的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正是因为媒体的不懈努力，冲破重重障碍，社会阴暗面才得以曝光，社会正义才得以伸张，在一定程度上，媒体的强烈反应反而有助于政府还信于民，是给政府“帮忙”。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不应对媒体心怀恐惧和憎恨。

媒体要能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创造条件，关键是要有一定组织力和动员力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运动的兴起，公民社会的架构才能搭建起来。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非政府组织看到了希望，但到目前为止，NGO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特别是草根NGO，必须依附于他者才能生存，这和中国民间资本发展受限的命运完全吻合。

上世纪20年代，逃亡到美国的前苏联作家艾因·兰德写下了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文字：“一个社会如果掠夺个人通过努力而获得的财产，或者奴役他，限制他进行思想的自由，强迫他去做违背理性的行动，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引发社会法令与人的自然需要之间的冲突。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通过帮规组织起来的暴民集团。”

找寻与确定中国在世界的坐标

——中国外交10年的变和不变

特约撰稿  陈斌

2001年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3个成员国。3个月前，美国纽约发生“9·11事件”。

这两件大事，对中国外交——尤其是21世纪前10年的中国外交——均有重大影响。前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经济实力和外交实力的提升；后者将美国的外交视界转向反恐、转向中东，减少了中国与美国因外交政策目标不同而碰撞的频度和烈度，为中国施行既定的外交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实力之变与目标之不变

中国外交10年最大的变是什么？

是中国外交实力的提升。这得益于中国30年实行以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政策、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开放政策，这些政策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达到了顶点。10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走强，2010年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必然导致中国外交实力的提升。

这种实力的提升得到了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承认。

第二个问题：中国外交10年最大的不变是什么？是中国外交目标的一贯性，不仅是10年一贯，而且是60年一贯。

一个多月前，2010年12月7日，外交部网站刊出国务委员戴秉国的长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戴秉国再次阐述中国的三大“核心利益”，“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

这可以说是对中国“核心利益”优先性序列最清晰的表述，因而也可以视为对中国外交目标优先性序列的表述，是理解中国外交的一个总体性纲领。据此，我们可以把中国外交分成3个层次：外线为经济外交；中线为与主权相关的政治外交；内线为与基本制度相关的政治外交。

经济外交

要谈中国新世纪10年的经济外交，绕不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是以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加入的。在最终签署的加入议定书中，有一些限制性条款，其中一条很要害，在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中国享受的待遇是“非市场经济地位”。

由此，中国在加入WTO后频频遭受反倾销调查，以2009年为例。根据WTO的《Globe Trade Alert Study》，2009年全球共发生130多起贸易制裁案，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多达55起反倾销诉讼针对中国。

为此，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基本点就是推进自由贸易。方法之一是由商务部主导，与相关国家进行一对一的谈判，逐一让对方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是双边外交。截至2008年2月，共有77国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包括新西兰、新加坡和瑞士等发达国家，但不包括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欧盟和日本。

在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承诺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态度的软化，是中国经济实力乃至外交实力提升的体现。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就像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承认一样，其他国家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美国挑了头，其他国家就会赶上。

方法之二是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多边外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2004年中国提议中日韩三国研究“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问题”，目前中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

中国的经济外交，除了体现普遍性、世界性的价值与原则如自由贸易(主要动机也是为了保出口、保增长、保就业，即受发展主义驱动的)外，更有直接的、鲜明的发展主义导向，这一点从“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口号中看出来。在中国，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就像骑动着的自行车，速度不能太慢，GDP增长率不能低于8%，否则自行车就会倒下来，就会有就业及社会问题甚至危机，因此中国的政府必须是强势的发展主义政府，对内有“产业政策”，对外保出口，时不时要推经济一把；对内力撑国企，对外助国企走出去。

随着经济增长，中国企业大步走出去，演绎出许多传奇，如2010年中国民企吉利完成了对Volvo的并购。但走出去的主体仍是国企，经济外交为之开路，背后有政府撑腰，这与2003年以来“国进民退”的趋势相一致，均是发展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

以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为例，基本特征是经济外交为国企走出去服务，也即为发展主义服务。中国对非洲国家，通常既投资改善该国的基础设施，也投资开采该国的能源、资源，以基建换资源开采权。如2009年，中国意向在5年内给几内亚投资70至90亿美元，用于修建道路、桥梁、国家电网系统和灌溉引用水系统等基础设施，以换取采矿权。几内亚有全世界超过一半的铝矾土矿藏，还储藏有40亿吨高品位铁矿石等。在几内亚，不难发现中国铝业、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等央企的踪影。

中国在非洲地区的经济合作特别是资源开采，被西方某些国家无端指责为“新殖民主义”，中国只有在这些问题上做得更好才能让这些非议消失。

与领土主权相关的政治外交

与领土疆界相关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的领土或边界争议极少，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大量的领土及边界争议，甚至走向局部冲突和战争。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仍在建设中。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有14个，其中12个与中国签订了边界条约。第一轮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缅甸和朝鲜6国签订了边界条约。第二轮是20世纪90年代，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老挝5国签订了边界条约，与越南签订了陆地边界条约。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并不显著，在90年代滥觞而成为一股显著的思潮，在新世纪10年继续鼓而不泄，由思潮而成浪潮。2005年3至4月，由于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均出现了大规模反日游行。

这是由于中国可催生民族主义的题材(与领土主权相关的问题)丰富。在陆地上，中国与印度尚未有边界条约。在海域上，中国与韩国有黄海划界争议，与日本有钓鱼岛和东海划界争议，与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有南海诸岛和南海划界争议。此外还有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

就中国与领土主权相关的政治外交而言，作为第二线(中线)外交，在新世纪10年有不俗的进展。2005年4月，中国与印度签署《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协定》，称“边界应沿着双方同意的标识清晰和易于辨认的天然地理特征划定”。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2010年3月，中国向美国表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在渔权(背后是主权)争夺上，2009年12月和2010年3月，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中国海军分别查扣了3艘和1艘越南渔船；2010年6月底至7月初，在北部湾海域，中国渔政、海警查扣5艘越南渔船。

对日外交也日益强硬。去年中日钓鱼岛渔船事件即是证明。

这些行为为中国政府在国内增加了威望和合法性，但也有一些反弹，即周边国家产生了又一波(因中国民族主义而起的)“中国威胁论”。

与基本制度相关的政治外交

新世纪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反向经济外交原则适用的国家范围日益扩大，手法也越来越娴熟。以前，为了换取一些小国“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等政治目标，中国常常是先期提供各种经济援助，到后来就是减免贷款，实力所限，威力只能及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年来，尤其是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坐拥巨额外汇储备，威力广及世界，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为了平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及让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中国常在战略对话前夕或领导人访问期间，对美国进行大单采购，自2006至2009年4年间，商务部每年去美国采购一次，采购金额分别为162亿、326亿、136亿和163亿美元。2009年，中国赴德国、瑞士、西班牙和英国4国，采购金额130亿美元；2010年10月和2011年1月，中国分别承诺向希腊和西班牙购买债券。

与基本制度相关的政治外交，除了反向经济外交，也有直接政治外交，这就涉及到谈判和斡旋等。如2010年3月韩国天安舰被击沉、9月朝鲜炮击延坪岛，朝鲜半岛因之剑拔弩张，美国三大航母战斗群更是齐聚西太平洋。理论上中国与朝鲜有同盟关系，签于1961年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经过两次自动续期，新的有效期截至2021年。中国仍是希望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和平解决目前的危机。

目前，有两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一个是存在于中国周边国家的，与领土主权相关的政治外交(第二政治外交)，例如，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南海和钓鱼岛的强烈立场，引起了东盟和日本的反弹，越南强烈希望美国介入南海，8月越美在南海举行了联合军演；日本则博得了美国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承诺。

另一个是存在于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同与基本制度相关的政治外交(第一政治外交)，例如，在朝鲜半岛危机中，中国态度柔和，韩日美态度强硬，觉得中国不给力，美国三艘航母为此齐聚西太平洋，这一行为强化了美韩、美日同盟。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治标或许在于“韬光养晦”，治本就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

宣示“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个环节。2003年11月，官方智囊郑必坚在海南博鳌论坛发表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中国要“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阐释了中国为何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3月，温家宝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和平发展”(PeacefulDevelopment)的概念，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教育 公平与理念的突围

中国在教育公平和教育理念等根本问题上，沉疴甚深，造成几代中国人对人类的科学与文明，长期无法有重量级乃至中量级的贡献，“中国制造”转变成“中国创造”的前景也路途迢迢

本刊记者  何三畏

1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对高等教育的提法是，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等；初等教育和义务教育，是要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等。

说得好！其中“要求”中国教育“改革”的部分，“落实”的内容，“完善”和“推进”的事项，就是中国教育最显著的问题。如果把这些动词后面列的“问题”抹去，中国教育基本就健康了。对于有过10年以上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经验的人来说，这样的“通知”既似曾相识，也相当“新鲜”，似乎很可“阐释”。

初级教育及义务教育，通知列的问题，10年来是这些问题，30年来是这些问题，60年来也是这些问题。如果说10年来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便是同样的问题变成更深沉了，病灶变成了沉疴。10年前比较忌讳的问题，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含糊承认了，例如对于“教育不均衡发展”问题。但这却不是新世纪的10年产生的问题。

60年来，从幼儿教育，到整个初等教育，都没有“均衡”过。今天，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大中城市看到，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一定分布在最有权力的机关附近。次好的，一定在次级权力机关附近。它们的名字前面曾经冠以“某级机关”，以次下来，是某部机关或某厅机关的。它们跟平民学校的差距，俨然就是美洲和非洲。

80年代初，一个国际组织在我国某大城市考察后，感叹“世界上最好的小学在中国”。新世纪的头一年，笔者在一个省会城市的一条中心街道，相隔两站公车距离的地方，参观了两个小学，一个有塑胶跑道，一个是泥地。看到后者的那天，是假期，刚好下过雨，地面上刚好一汪清亮雨水。你不难猜到，前者就是革命传统留下的某机关小学。

文革以后，机关学校渐渐变成某某路学校，或者以阿拉伯数字加入全市学校的排序。但是，它们传递的等级观念深入人心，“重点”和“贵族”的地位无法撼动。新时期经济起飞过程中，它们进一步拉大了跟平民学校的距离，进而实质性地进入市场，不仅对权力开放，也对金钱开放，进入寻租的新阶段。“择校”问题由此而来。

到了新世纪前后，由于前机关学校地处市中心，受地盘限制，容纳学生受限，寻租胃口得不到满足，它们开始“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做大做强，明码标价，使整个社会的“拼爹”游戏更加残酷。

但是，这个“教育市场”一直在受到市民的抨击。大约在两三年前，在官方文件和官员会话中，出现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说法。这一“隐语”跳过对“教育不均衡”，或者“教育不公正”，或者实事求是地说，叫做“等级教育”和“金钱教育”观念的清算，仿佛“教育不均衡”是一场天灾，或者是被强加的，而不是同样被“推进”出来的。

但问题是，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几年来，义务教育实际上还在越来越不均衡。这个事实被无情的“择校运动”和打工子弟学校的非法状态，双向地暴露出来。

让我们公正地说一句，因为“教育不均衡发展”，中国已经有几代人的教育机会被剥夺。考虑到相对剥夺的因素，其中，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经济起飞的最近30年，特别是公平公正的公民权利观念开始勃兴的新世纪10年。

对于所谓“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笔者有所不解。在笔者看来，只要一种途径，即“回到公正”的起点就够了。包括公立学校不要再办贵族教育，“高尚社区”各自花钱请人去办“贵族教育”，不要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去帮助炒作“高尚社区”的房地产。现有的学校，硬件设施尽量拉平，教师实行流动制等内容。其实，公正的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只要官员开始这样想问题，国民教育回归健康就有了基础。

所以，我一直觉得，教育最麻烦的问题，不是投入不公，而是教育观念，然后是在相应观念下设置的教育制度。中国官方的教育观念还没有回到国民教育的立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本，而不是为了人之外的什么理由，为别的什么概念培养人才。可是，事实上，中国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基本是“以应试为本”，以“高考为本”。

这种非人本的教育对中华民族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最起码，新时期以来已经有两代人从上幼儿园起就睡眠不足，到小学就多数戴上眼镜，整体身体素质低下。教育搞到了一种损害健康的程度，能不说是一种世界奇观。

与此同时，是民族创造力的丧失。举例说，最近10年，通过中国教育官员们的努力，终于把“奥数”搞成了一个负面的词，说起“奥数”，家长头痛，学生诅咒，而教育官员，则以痛骂“奥数”为时髦，讨好市民。中国正在一片欢呼声中“取消万恶的奥数”。但“奥数”不过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国际智力竞赛，它就是更有趣的“数学”。在世界任何一处地方，都没有，也不可能像中国这样被妖魔化。由此即可判断，这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而不是“奥数”的问题。

刚刚过去的2010年底，4年一次的菲尔兹奖颁给一位越南出生的数学天才吴宝珠。4年前的上一次，是澳大利亚华裔数学家，更年轻的天才陶诗哲。他们有什么关系吗？有。1988年，吴宝珠在澳大利亚，和陶诗哲参加了同一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都取得金牌，当时陶哲轩只有13岁。可是，在中国，60年来，连有着优秀民族传统的数学，也已经退出世界席位。虽然多年来，中国学生也获得不少奥数金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以应试为指针后，奥数在中国如何从发现天才的伯乐，转变成扼杀天才的魔鬼。

最近10年，世界被互联网改变了。中国也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但中国本土出身的一代人，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做了什么？除了把外国的贡献搬到中国进行一番有中国特色的改造(其中不乏作恶的改造)，中国一无原创。中国教育的失衡与刻板，造成现代中国人对人类科学与文明，长期无法有重量级的贡献，而“中国制造”也迟迟无法转变成“中国创造”。

到了21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进入收获期。中国在这10年收获，却丝毫不能令人喜悦。早在新世纪到来前，传得很广的一个有关教育的段子是，邓小平先生说，新时代最大的失败是教育。但是，邓先生的语境跟本文所说的并不一样。邓先生所指，是对青年一代在意识形态上的要求，我们这里说的是一种文化和科技的创造力。

感谢互联网

10年间，没有任何一件事物像互联网一样，对中国人的生活和社会事务造成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通过互联网，“自由、平等与公平”的思想潜移默化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10年前的中国互联网界，最受人关注的消息，来自新浪——2000年4月13日，新浪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板块上市，领先其他两家门户网站。

10年后的2010年，新浪再一次贡献了这一年互联网的关键词：微博。与此同时，其他几家网站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微博。某种程度上说，10年间，4家门户网站牢牢地占据了我们的眼球。区别只是，10年前，我们关注资本与财富的勃发，10年后，我们关注互联网对每个人生活的改变。对象还是新浪，重点却已从上市，变成了全民参与。

10年前，巨头们牢牢地掌握着话语权，控制着互联网世界的进入门槛，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好奇地研究着.com开启的另一个世界，中国的知名互联网公司还屈指可数，三大巨头占据了绝大部分流量。56k modem还没有完全淡出江湖，ADSL上网如火如荼，光纤还只停留于想象，缓慢的网速让很多人还沉浸在文字版网游“MUD”当中。除了互联网公司，还很少有单位会人手配备一台电脑，更别提上网。人们从报纸上获取新闻，每晚回家看电视剧，无奈地忍受着中间漫长的广告。我们只能知道有关部门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只能买到限定范围的东西，稍有逾越，就得付出大得多的代价。

10年后，一个普通中国网民可以在网上找到校友，不亦乐乎地种菜，在新浪微博讨论钱云会案的真相，在视频网上传自己用数码相机拍的简易视频，下载各种翻译版本的美剧日剧，在网上轻松买到比国内价格便宜一半的化妆品，搜索年底要交的工作报告范本，而他的儿子可以在摩尔世界中玩上一整天。

用户诉求在10年后超越了资本和技术的推动，将互联网从程序员、新贵和知识分子手中的玩具，变成了所有阶级、种族和年龄的人们可以共同使用的工具。现在，中国城市里的网速已经很少低于2M，手机、平板电脑甚至手表都可以接入网络。互联网的门槛正在被一点点地磨平。如果你恰好又懂一点英文，可以很轻易地翻过一堵高高的墙，随时知道Twitter上全世界人民正在关注什么，在Facebook上关注南美洲的某个陌生人。我们可以看，可以听，可以知道，可以感受。全中国有4.5亿网民(2010年11月数据)，全世界有5亿人在Facebook上，全球有接近20亿人在使用互联网。最起码在这10年间，互联网的力量无可比拟，无可复制，也无可阻挡。

2000年伊始，阵痛突如其来地袭击了互联网。新浪等几家门户都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彼时互联网泡沫在全球方兴未艾，但光辉转瞬即逝，有的股价很快跌至60美分，也有的在上市的当天就跌破了发行价，一度只有53美分。第二年，因假账风波，甚至险些被摘牌。而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从1995年至2001年的6年间，规模最大的前20%企业中只有1/3生存下来。互联网行业面临重新洗牌。随后的2002年，虽然三大门户网站相继宣布盈利，但都已从传统提供一切信息的门户网站，开始探寻别的盈利路径。新浪提供新闻服务，网易转型网游，都开始树立起了各自的金字招牌。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互联网，更多的还是由资本力量推动。人们更关心的是，网站到底能不能像之前的历次技术革命一样，带来账面上实打实的进账。而它对现实生活层面的影响，还仍然欠缺颠覆性的革命。

2003年，一场非典，却带来了中国电子商务的春天。避免出门的人们，开始重新打量网购。这一年，浙商马云所带领的阿里巴巴每日新增供求信息量比去年同期增长3至5倍。原本重点发展B2B的阿里巴巴，在这一年推出了个人网上交易平台：淘宝网。配套的还有独立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两年后，淘宝网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交易网站，支付宝成为全国最大的独立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7年后，淘宝网日均交易量最高的一天是2010年11月11日，“光棍节秒杀互动活动”为他们带来了19.5亿的日均交易量。每天有6000万人访问淘宝网，平均每分钟出售4.8万件商品。

开始复苏的国内网站在2004年迎来了新一轮资本狂潮，凭借“一只企鹅”，马化腾的腾讯网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至此，国内4家门户网站分庭抗礼的局面正式形成。但某种意义上，这一年最大的新闻仍然不属于腾讯，而是另一家创立于4年前——2000年1月的公司，百度。这一年，世界搜索老大Google向百度注资了1000万美金。门户网站也开始意识到了搜索的价值，新浪纷纷进军搜索界。但1年后，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成功融资1.09亿美元。

4年后，百度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而谷歌已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尽管原因殊为复杂，信奉“不作恶”的谷歌，在中国市场也许真的不是更加圆滑和谙熟中国政治的百度的对手，但跨国公司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也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2006年，中国互联网和全世界一样，迎来了全新概念的勃发。资本、金钱仍然是原动力，但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大众。

博客、Youtube、SNS，新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球涌现。新浪博客成就了徐静蕾，全民的博客热让人们意识到，网络已经成为了新阵地，互联网是他们所能获得的最简单、方便和直接地发表观点的地方。而视频热让人们意识到，如果你连自己想看什么节目都控制不了，就别提更高层次的自由。这一年，言论自由被第一次真正地赋予给了人们。

随后的数年中，社交网站毫无疑问地占据了大多数用户的大多数上网时间。真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虚拟社会中的交际关系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网络开始真正意义上地改变中国社会。最受欢迎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停服，催生了后来风靡中国的废话“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数以亿计的人将自己的真实生活部分地移植到了网络上，再让网络中投射出的虚拟生活影响到平日的现实。失去任何一个部分，我们都不再完整。

2008年，人们在网上声援圣火传递，关注西藏暴乱，为汶川流泪，为奥运呐喊。2009年，视频网站和字幕组遭严打，工信部和广电总局接连出手，而我们突然发现，前一天还上得去的某网站，第二天就变成了HTTP404，该网页无法显示。

政治开始意识到了网络的力量，像另一个在10年间发展迅猛的行业——房地产一样，国进民退的号角已然吹响。

但网络的力量无法阻挡。2010年，最响亮的口号是，“围观改变中国”。新浪微博让钟家姐妹的眼泪无须白流，钱云会的惨状大白天下，让数以万计的人一起寻找矿工袁学宇，一起为山区的孩子送去御寒衣物。140个字，一个简单的转发按键，上万次默默而坚持不懈地点击“转发”键，在监视之下寻找光亮，有时，需要的只是一个围观。不断进步的科技和不断启蒙的民智，让网络的力量无远弗届。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正是“科技以人为本”的精神。过去10年间，互联网完成了从Web1.0过渡到Web2.0的过程。早期的门户网站将信息上传至网络，为网民们寻找信息荡平道路，他们关注的是尽可能多的提供全面的内容，良莠不齐，简单粗暴。但现在，网络的发展重点是令网民直接互动，由每一个独立的人聚合在一起，产生信息。而互联网所提供的服务也更加精细、私密和个性化。科技的力量在消灭阶级，在令信息快速传播，消灭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分化。最起码，在今天的中国，再也不存在“不透风的墙”。

我们要选择什么价值观？

——袁伟时谈10年大问题

选择的实质是要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制度。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兼容并包的、自由的现代文化制度？这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事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实习记者  林珊珊

袁伟时刚刚过完80岁生日，他戏称自己也成了“80后”。从去年开始，应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之邀，已退休16年的袁伟时重返讲坛，给一群真正的“80后”、“90后”们上课，课目为“中国近代思潮”。270人的大教室，经常爆满。

袁伟时的学术志趣在清末民初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以观点新颖史料扎实而著称。

过去10年，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10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发育、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思潮与现象异彩纷呈。大国崛起，中国威胁论，国学的兴盛，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交锋，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较量，普世价值观与中国主体性是否冲突，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真伪……这些重大思想命题，贯穿于希望与危机同样显眼的10年，而对这些决定国家重大发展方向的问题，耄耋之年的袁伟时从未停止思考。

“90年代以来，我的思想基本定型。追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国家的法治、宪政、富强，是我一贯的目标。”

人物周刊：刚出来的消息，孔子塑像落户天安门广场，官方意识形态似乎越来越尊崇孔子了，您看到这则消息时感想如何？

袁伟时：这牵涉到一个大的问题，即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

对于中国这10年，总体上我有几个看法。

第一，经济上不用太担心了。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在法律和条约义务上规定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意味着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我们接受了。在这么一个大框架下，虽然经济上碰到很多波折，但有一套基本规则，不会有大的反复。回到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破坏法治，搞权贵资本主义，也会受到很大束缚。这些规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各种经济成分享受平等待遇。

第二，10年间一个很重大的趋势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在觉醒。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SARS、 南都案等等为标志，这些事件说明公民自由不能侵犯的观点被越来越多人接受。10年来反复博弈，特别体现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当前公民权利博弈有两个核心，一是财产权，二是言论自由权。所有复杂的现象都围绕这两个核心在转。只要中国社会转型还没完成，这个博弈会一直存在。这两点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大事。

剩下的就是思想文化走向，这也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件大事。

现在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原来国学派提倡建立孔教国家，新左派跟着国学派屁股后边走，也大讲思想文化上要有主体性，学术上也要有主体性。这个主体性最重要就是表现在儒学上，以它为核心建构中国的思想文化；为此要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侵略，要建构另一套学术规范，包括重新界定一些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不能跟着西方走，要另搞一套和西方对抗。

另外，自由派也开始分化了。有一部分自由派在坚持宪政的同时，提倡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作为宪政的思想文化基础。

现在这几大派在文化上联合了。官方也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个走向；支持国学发展，提高孔子地位，动作不少。

应该在这个大格局下去观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的问题。一个城市树立雕塑，包括文化名人的雕像，这很正常。每个城市都应选择合适的雕塑。但现在把孔子变成九五之尊，赋予他特别崇高的地位，把雕像置于北京城的中心，全国政治中心，这是一个表态。

在我看来，树个孔子像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要观察，还有没有和是谁的像要出现。先秦其他思想家有没有位置？老子、庄子、墨子能不能、何时能出现在长安街上？如果长期不让他们在长安街上散步，只剩下孔子供人顶礼膜拜，这就严重扭曲了先秦的历史，体现了对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状况的无知，从而成为不能不令人忧虑的文化象征。

这个选择的实质是要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制度。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兼容并包的、自由的现代文化制度？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事。

人物周刊：中国社会在过去10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持续高速成长，中国崛起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某些声音都大力呼喊的一个口号，在您看来，用这个口号来衡量中国过去10年的变化，哪些方面是成立的，哪些方面是不成立的？

袁伟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已在国际上树立起来了。而且，它适应了时代的变化。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任何国家都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是迟到的现代化。中国是留级生，终于开始发奋了，上路了，这值得高兴。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本应是19世纪要做的，我们应在那个时代完成这个任务，但我们留级了。

鸦片战争后，我们就应该用人类文明新成就来改造我们的国家。那个时候同时面临这个任务的，在东方有两个国家，日本和中国。

日本是半成功的国家。日本在经济上成功了，它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它走市场经济道路。它勇敢实施新的教育，更新自己的知识谱系。

但在政治法律层面，它是不成功的。日本在法律上接受了西方的大陆法系。在政治上，它1889年通过了宪法，但不伦不类，是专制的装饰品，是日本特色的“宪政”。制度建构上，天皇超越于国会，超越于内阁，军队不受内阁领导。军部直接属天皇领导，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思想上则提倡儒家道德，发布教育敕语和军队训词，规定要忠君、要忠诚、要服从。这种不伦不类的现代化，导致了世界性的大灾难，中国首当其冲，受害深重。

但当时中国连这一步都没做到，结果就挨打了。19世纪完全是在交学费。登峰造极之时，主动向11个国家宣战，屠杀外国人和沾点洋气的中国人，招致八国联军入侵，这是很惨痛的教训。

我们现在是在还历史的旧债。这是好事，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任何社会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过去10年中国值得高兴的事。

同时这个过程还有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二战后，任何国家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不可能再走武力崛起的道路。所谓中国和平崛起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时代使然。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德国两面镜子摆在前面。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日本成了二战的元凶之一，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他们后来真正接受了民主化的改造，接受现代经济政治制度，没有动用一枪一炮，经济却走上高速发展的正轨。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重复二战以前日本德国的道路，也不会对它们战后的成就视而不见。中国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平崛起。

第三方面，任何国家加入市场经济体系，公民权利得到部分保障后，必然有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印度二战以后，国大党学苏联，搞计划经济，结果沦为贪污盛行、经济发展缓慢的落后国家。现在印度觉醒了，摆脱错误决策，也快速发展起来。其他国家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正处在这个历史时期，这是适应时代变化、历史发展潮流的结果，中国并没有特别独特之处。但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中国刚取得点成绩，有些人的民族主义就发作了，翘尾巴了，这个值得注意。

人物周刊：中国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每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现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中国也避免了像西方国家那样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美国《时代》杂志前国际版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将其命名为“北京共识”。

你如何看待“北京共识”及相关的中国模式？有人称北京共识已经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你如何看待两种共识间的“PK”？

袁伟时：要回到常识。中国的崛起，完全是接受市场经济的结果。这是最基本的。市场经济，自由——首先是经济自由；社会稳定，这是进入现代以后，任何国家经济起飞的最低条件。

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是私有制——公民经济自由的核心。中国经济30年之所以取得不少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遮遮掩掩地很不彻底地恢复了私有制，也就是他们讲的模糊产权制度。但所谓模糊产权恰恰正是冲突不断发生的根源，而不是优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横向比较，日本也经历过高速发展期，成为国际上引人瞩目的典型。那时它有终身雇佣制、市场不完全开放、政府介入企业的经济决策等等特点。一些人因此起劲吹嘘日本是儒家资本主义或者日本模式。后来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也跟今天的中国大陆有相似之处，又被吹捧为儒家资本主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根本上是社会稳定加市场经济和法治的产物，许多所谓特点都是后来必须改革的负担。

中国的发展，是在辽阔的土地上现代化。有几个关键因素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一是外向型出口带动战略，这是四小龙和日本的经验；二是推进了城市化。一个现代国家，它的城市化应达到70%以上，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城市化不断发展，也创造着巨大的市场。在两大杠杆带动下，经济发展起来，好像是看到奇迹，其实是借鉴他人的经验，还历史旧债。

应该说中国人不笨，学习得很快。

我们的特点在哪里呢？有人讲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讲混合所有制。但混合所有制也不是中国发明的。英国很早就有了，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既有私营经济，又有国有经济。但那又怎样？国有企业固有的效率低下，拖累了英国经济，假如没有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英国不可能走出困境。所谓混合所有制不是中国人的创造，而且是改革的对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的经济改革，主要内容之一是私有化、公司化。这个过程有些做得好，有些做得不好。一般来讲，这样做效果都很明显。比方说日本，它在19世纪实行私有化，将国有企业低价卖给私人企业家，顶住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压力。1980年代以后，这个过程还在进行，连铁路和邮政都私有化了，成绩卓著。

惟一特别的是新加坡。我们的官员常去那里膜拜，但他们忘记了新加坡是只有三四百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又有健全的法治，对国有公司监督比较容易。其他大国很难复制它的模式。何况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取向都被人广泛诟病，负面的东西很多。

称模糊产权是优点，很荒唐。任何市场经济制度，如果产权模糊，代价很大。新加坡的产权很清晰，中国恰恰就在这方面吃大苦头，原来所谓乡镇企业，花了很大代价才恢复私有制的本来面目。

很多地方的国有企业，都是填不满的财政窟窿。有些表面上赢利很大的国企，如果你仔细研究其投入产出，研究它对资源与环境的破坏，也是负资产。怎么看待国企？国企弊端在中国经济里很突出，这恰恰是中国应改而没改好的领域，而不是什么中国模式的优点。

至于私人产权，一直受侵犯，是中国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时去歌颂产权模糊，是不负责任的，是一个陷阱，让中国人往里面跳。

所谓“北京共识”，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政府的介入。政府的介入经济恰恰是中国经济改革代价太高、成本太高的重要因素。它表现的问题是贪污盛行、环境破坏、私产遭受侵犯、社会矛盾尖锐。

人物周刊：一个叫潘维的学者曾撰文，《中国模式是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称：“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其成功经验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两分”，挑战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深入改革政治体制”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今日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您对此如何看待？

袁伟时：对潘维教授的观点我不敢苟同。首先他不是研究经济学的，他对现代市场经济了解可能不多。他说中国挑战了计划与市场两分，肯定是错的，中国政府干预经济太多，与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恰恰是要克服的毛病，说成是成功经验，未免令人大惑不解。同时，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各国政府都在使用，这谈得上是中国特点吗？

说中国挑战了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更是政治学上的笑话。纳税人拿出GDP的20%-30%供养一个政府，当然要它好好办事。民主与专制的区别有4点：

1.权力来源。“权为民所赋”还是某人或少数人自命为天生的统治者？如果是前者，公民就要通过定期选举确认政府的合法性。

2.对公民自由的态度。专制政府以统治者自居，肆意剥夺公民的自由；民主政府则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确保公民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安全，提供公民个体或市场不能提供的产品。

与此同时，言论自由是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没有建立确保“言者无罪”的制度，所谓民主比英明君主虚心纳谏还不如。

3.决策的程序。

4.有没有分权制约。

人物周刊：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一些风波，比如08年奥运圣火传递，让中国高层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形象，至少是在某些国家的形象，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而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近10年来也一直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政府现在加大了对外媒体的投入，以及在国际知名媒体上投放中国国家形象的宣传片。您觉得，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是接纳欢迎，而不是抗拒恐慌，治本之道是什么？

袁伟时：关键点在于：第一是要开放。中国的实际情况，要让中国人了解，让世界媒体记者、学者、政治家了解；第二要实实在在推动改革，中国的形象自然令人景仰，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由衷的尊敬。

如果中国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无论做多少宣传，一下子就被像抓记者、抓敢于揭露官员胡作非为与社会黑暗面的公民、乱拆迁、抢记者录音笔之类的事给抵消了。

人物周刊：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两岸都要大张旗鼓地纪念，回顾100年前的那个10年，即1900年至1910年，晚清最后的这段时间给后人的启示是什么？

袁伟时：我想，有这么几条是不能忘记的：

第一，关键时刻要当机立断，敢于改革。晚清在一些改革上很成功。如教育体制改革，坚决废除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魄力很大，步子很稳，完全改变了中国青年的知识谱系。

又如法制和司法改革，废除两千年的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废除行政司法统一的体制，着手建立独立的现代司法系统。这些改革影响十分深远。

可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它却犯了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当时社会各方联合要求立即在宣统三年(1911)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当局却拖延应付，贻误时机，宣布要到宣统五年(1913)开国会。结果没有宣统五年了，清朝完蛋了。

第二，它有两项举措，值得借鉴。

一是当时的政府花费了大量资金，在全国范围进行宪政教育，教大家什么是民主宪政、要如何选举，等等。为此，翻译了大量的各国宪政资料，编写了许多读物。这种公民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愿不是绝后的。

另一是推行地方自治，公开宣布地方自治是宪政的基础，从县到省都要实行自治。任何国家的政治都要分权制约，地方到中央，层层自治，国家才不会向专制倒退。晚清政府在这一点上的确非常清醒。

第三，在对待群众运动上，它留下惨痛的教训。对公民的游行等，应该对话沟通，化解矛盾，绝对不能镇压。可是，清政府对待保路运动，却严厉镇压，杀人抓人，从而制造了一场埋葬自己的革命。

人物周刊：有人会说，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和主体性，如果按照所谓的普世价值搞的话，中国会不会沦为西方的附庸？由这个话题引出普世价值观与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关系，您认为二者的关系如何？

袁伟时：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特色价值观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条是民主、法治。这一条显然来自西方。落实这一条就会成为西方的附庸，那不是胡说八道吗？

有人认为要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回归儒家思想，说那样才能保持中华民族的特性。

怎样回到儒家经典？儒家的价值观是三纲五常。三纲太臭，暂且不说。仁义礼智信，这称为五常。从字面上讲，漂亮极了。但它是有特定内容的。儒家经典怎样诠释？“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礼治，严格区分亲疏尊卑，等级关系不能逾越。这就是儒家的价值观。

与平等、自由背道而驰的这些价值观，当代中国人能接受么？如果讲亲疏尊卑，市场经济怎么发展起来？两套价值观和规则是冲突的。

讲等级亲疏，交易怎么做？没自由、平等就没市场经济。自由、平等又是西方来的。一讲自由平等，就成了“卖国贼”啦？

现代文明的标准在哪里？在联合国的3个人权公约。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的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各国政府代表和学者，不分东方、西方共同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参与制定，1966年的两个公约，中国政府分别在1997和1998年签了字。这3个公约体现了当今人类的共同价值。

这个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什么关系呢？假如你实践3个人权公约的观念，这样的国家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热爱。一个政党要是真正实践这种价值观，人民也会拥护它。

只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必然要采纳现代文明的规则。所谓价值观念，说到底是行为准则。人类的价值观，随着历史进程，是会变化的。我们究竟要发扬什么价值观？值得中国人反复深思。

人物周刊：您对未来10年中国的发展有何期望？

袁伟时：我对未来10年有3点期望：

第一，企盼后5年不再出现以言贾祸的事件。这太丢人啦！前5年能实现更好，但估计不容易办到。官员的观念提高和手中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及公民的监督，都是很艰难的过程；

第二，我对今后10年经济发展是乐观的，如果不犯大错误，经济仍然会比较快速发展。但有三个问题值得认真关注：

一是私营经济能否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广东省政府的规划已明确规定它是主体)？是不是真的是除了法律禁止的以外，各个行业都能进入？在贷款和经济活动各个环节，是不是真正享受了平等的国民权利？事关经济自由是否落实，经济转型有没有扎实的制度基础。

二是财产权能否得到切实保障？暴力拆迁、官商勾结、司法腐败的根源都与此难解难分；

三是希望10年后，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医疗、养老、国民义务教育、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都妥善解决，大部分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现代教育体系。

首先是建立起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如温总理讲的办学有自主权，师生都能独立思考、自由表达。

义务教育阶段则摒弃以培养“听话，能干”为指导思想的方针，以培养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为首要任务。

我不知道在别人眼中这些要求是高还是低。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当务之急，而只要有决心都是能办到的。做到这3条，中国的国际形象肯定会大大改观。

人物周刊：未来10年，从宏观方面来说，您担忧中国社会出现的局面是什么？

袁伟时：最担心官员的认识跟不上形势，从而在两个方面阻滞社会发展：

一是口头说改革开放，内心却根本不承认我国很多领域体制落后，不适应经济发展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不思进取，贻误改革；

二是官员思想上沉溺于阶级斗争多疑症，行动上摆不脱动用暴力手段(公检法机关)对付一切的习惯，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悲剧英雄，加剧社会矛盾，一次又一次严重损毁中国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