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入军统心脏：卧底于戴笠身边的“北斗七星”

出版社, 历史人物, 国民党, 美女特工, 北斗七星 文章摘自：《民国大腕》
　　作者：刘继兴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版次：2010年1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历史人物是解析历史的最好切入点，民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呼风唤雨能量很大的牛人，他们在各行各业都是举足轻重的大腕级人物，其人生看点，吸引着芸芸众生的无数眼球。他们是袁世凯、北洋三杰、民国四大书法家、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民国通才、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民国武松”……超级美女特工、中国最后的闺秀……[连载内容]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表面上依然高唱“国共合作”的调子，暗地里却磨刀霍霍，积极准备打内战，企图彻底消灭在抗战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十分活跃，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用自己掌握的秘密情报系统在延安大搞“渗透”。

    1940年夏秋之交，戴笠通过电台亲自与“西北王”胡宗南秘密联系，要胡帮忙把自己的特务小组送入陕甘宁边区。这是一次绝密行动，从人员挑选到行动实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知晓。

    然而，由戴笠派出的这支军统特务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获了。戴笠得知后暴跳如雷，像个疯子似的捶着桌子，踢着椅子，破口大骂。他的阴谋失败了。他破坏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又被共产党抓获了，无法向蒋介石交代。作为情报专家，他使用的又是军统电讯以外的密码，且又经过自己加密处理，似乎已是天衣无缝。可这次行动败得如此之惨，是他入军统以来的头一次，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如此机密的情报是如何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呢？原来，在军统局内部活动着我党的一个地下“七人小组”。他们是张露萍(化名)、冯传庆、张蔚林、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其中张露萍是党支部书记。这个在戴笠身边卧底的“北斗七星”直接归叶剑英在重庆创建的南方局军事组领导。小组的任务是与南方局军事组直接联络，负责传递情报，在戴笠的军统特务机关内部发展党员，壮大组织。

    这个地下小组于1939年11月底成立，刘继兴考证，成立之初只有张露萍、冯传庆、张蔚林三人，后来发展到七人。负责人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住在张蔚林家里。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的挑衅和进攻，及时掌握敌特情报，对于击退反共高潮是十分迫切的任务。他们深知工作的艰险和任务的繁重，便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边工作边发展组织，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和政治情报，使我党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据党史有关记载，当时“北斗七星”是这样破译“戴老板”密电的：1940年7月的一个深夜，小组负责人张露萍忽然听到“滴答，答滴滴滴，答滴答滴”用“ABC”三个字的电码来敲门的声音。她知道是冯传庆来了，这是他们最近约定的暗号。

    冯传庆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他那黑褐色的脸上，放出了异样的光彩。

    张露萍和张蔚林猜出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于是不约而同地问道：“老冯，有什么事？”

    冯传庆坐下来，从皮夹克的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说：“你们看。”

    张蔚林接过来一看，知道这是戴笠发给胡宗南的一份绝密电码，高兴地说：“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是啊，所以我就赶紧抄录下来了，我们赶快把它译出来吧。”

    他们三人在带有黑布灯罩的台灯下，开始译电。他们翻看了一本又一本密电码本，就是翻不出它的原文来。冯传庆摸着头说：“怪了，怎么译不出来呢。”

    “这样难译，正说明它的重要。”张蔚林说，“这一定是戴笠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否则是不会这样难译的。”

    “是不是他们之间另有一本密电码？”张露萍提醒道。

    冯传庆点头说：“很可能。”他忽然灵机一动，对张蔚林说：“你把我放在你这里的那份讲义拿来。”

    “哪份讲义？”“就是奥特莱斯的。”

    张蔚林把美国密码专家奥特莱斯在军统密码破译训练班的那份讲义找了出来。冯传庆接过来，一面仔细地翻看，一面不断地思索。忽然，他拍着脑袋，恍然大悟说：“这一定是戴老板和胡宗南两人之间另有约定的密电码，是在原有密电码的基础上，又做了加减的！”

    冯传庆一遍又一遍地做加减实验，终于把电文译了出来。电文是：戴笠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一行三人，携带小型电台，要通过胡宗南的防区，混入陕甘宁边区，请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

    这是一件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是军统特务反共的又一新阴谋，事关重大，一定要尽快把这一情况报告南方局。张蔚林认真抄写好电文，交给了张露萍。这时，东方发白，天已破晓。张露萍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便把这份重要的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组。

    接下来便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说的结局：军统特务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获了。

    我党地下组织“北斗七星”战斗在戴笠身边，像一把尖刀刺入了军统的心脏。他们在高度森严、极度机密的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里斗智斗勇大显身手，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中同敌人展开特殊的战斗。令人痛心的是，后来这个地下小组不慎暴露，七名成员全部被捕，并于1945年7月14日在贵州息烽集中营英勇就义，用生命书写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千钧一发之际的旷世功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成员和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顾顺章在党内的这种职务和经历，他的叛变构成了对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严重威胁。

    顾顺章一落入敌特手中，就提出要面见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长蔡孟坚。当顾顺章被蔡孟坚提审时，他就露出叛徒嘴脸，恬不知耻地对蔡说，他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他要去晋见蒋介石“当面陈情”。

    4月25日，正好星期六。身在南京的徐恩曾照例一早去上海，与姘妇共度周末。“正元实业社”里照例由钱壮飞代徐恩曾坐镇中枢。眼看一日无事，不料晚上9点多钟，电台接连收到从武汉发来的几封加急密电，其中两封写着徐恩曾亲译引起了钱壮飞的警觉。他想，武汉方面究竟出了什么大事，为何如此紧迫，又非要徐恩曾亲译?于是，他立即关上房门，翻译电文。当译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并已自首一节时，钱壮飞大吃一惊。再译到“如能迅速将顾解至南京，三日之内，可将上海共党机关悉数肃清”时，钱壮飞顿觉事态严重。他紧接着翻译第二、第三封密电。只见由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署名的电文写着：“速派军舰将顾顺章解送南京。”“军舰由九江启航来汉，两日内可将顾顺章押解南京。”此时此刻，钱壮飞脑海里思索着，如不及时采取措施，三日之内，即4月28日，国民党当局就要在上海抓捕我党中央领导人，破坏我党中央机关，后果不堪设想。他临危不乱，必须尽快把这些重要情报送达党中央，让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钱壮飞知道当晚11点钟还有一趟宁沪特快列车，便打算乘这趟车赶往上海。

    跨出房间，钱壮飞忽然想起了李克农的告诫：“伍豪(即周恩来)一再嘱咐，你这个位置很重要，来之不易，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暴露!”是啊，自己这一走，可就彻底暴露了，而且会马上引起敌人的警觉，增加党中央脱险的困难。这时，他想到了女儿女婿，决定自己留下，让女婿去上海报信。他敲开了女儿椒椒的房门，催促女儿女婿起来后，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情况，郑重地交给了任务后，就驾车送女婿刘杞夫去南京火车站。

    钱壮飞从火车站回到“正元实业社”，已是子夜时分，他吩咐报务员，收到急电马上叫醒自己，便去房间休息。第二天，钱壮飞神态依然，沉着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天又收到武汉发来的三封加急密电。其中一封表明敌人已嫌军舰迟缓，请改派飞机解送顾顺章到南京。一封则说徐主任的秘书是共产党，请速将此人扣留。钱壮飞心急如焚，迅速而从容地整理了文电和经手的账目后，赶到民智通讯社，通知在这里的同志立即撤离;又给天津的长城通讯社拍发了“潮病重速返”的急电，通知胡底他们立即撤离。做完这些事，钱壮飞才叫来女儿和刚从上海返回的女婿，告诉他们自己将撤离南京，并要他们打掩护。

    再说刘杞夫于4月26日清晨到了上海，辗转与李克农取得了联系。李克农不敢稍怠，设法找到陈赓，又和陈赓一起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当机立断，召集中央有关领导，采取应变措施。首先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掐断，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联络暗号和接头方法也全部作废。迅速将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及地下交通全部转移。

    4月27日上午，徐恩曾从上海回到南京的办公室上班，钱壮飞亲手把几封密电交给了他。此时，陈立夫打来电话，要徐恩曾赶去国民党中央党部，会审在武汉抓到的共党大头目。徐恩曾放下电话，转身就走。钱壮飞见徐的座车开出，立即从后门直奔火车站，乘上午10点钟到上海的火车离开了南京。

    当日，顾顺章带领陈立夫、徐恩曾逮捕钱壮飞未果，又直扑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等处。然而，此时已处处人去楼空，顾顺章和陈立夫他们邀功请赏的希望全部落空。

    由于钱壮飞、李克农对党忠贞不二，危急时刻大智大勇，党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得以幸免于难。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就多次说过，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

苏区保卫工作的排头兵

    1931年8月，再也难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进行隐蔽斗争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分别来到了中央苏区，并相聚于中央苏区瑞金。在这片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自由民主新天地里，他们的心情格外舒畅，都想为党再立新功。

    为加强对苏区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与领导，党把他们三人充实到国家政治保卫系统或情报部门担任要职。

    李克农--1931年8月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执行部部长，同年11月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3年4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同年秋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1934年10月随军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公安部副部长。

    钱壮飞--1931年8月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卫生所当医生，9月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军医处长，12月任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分局局长。1932年6月兼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分局局长。1933年4月，调任中革军委后方二局(情报局)局长，5月改任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兼军委抚恤委员会总会委员。1934年10月随军长征。

    胡底--1931年9月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俱乐部主任，同年冬调任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1932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1934年4月兼任中革军委前方野战司令部特派员，同年10月随军长征。

    三人中，钱壮飞起初做了几个月医务工作。那时因为他早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有良好的医学功底和治病经验。当时苏区和红军中都严重缺医少药，便很自然地让他学以致用，发挥专长。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才要他归队搞党的保卫工作。以后尽管钱壮飞专做保卫、情报工作，但他仍然利用空余时间热心为红军官兵诊病疗疾。长征途中，更因此成了军中名医傅连璋的编外助手。

    李克农等三人进入中央苏区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苏区大规模的政权建设、武装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相继展开;党的高中级干部、包括原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干部陆续涌入瑞金。苏区在迅速扩大。因此苏区的政治保卫任务也就越来越繁重。当时，国家政治保卫局系统刚刚组建，机构不健全，人员不足;已有的干部也普遍存在理论、文化、业务水平不高和实际工作经验不足的问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便成了培养苏区各级保卫干部的优秀教师。

    钱壮飞告诉学员，为了做好保卫工作，就要设法提高侦察和审讯的本领。平时在侦察和审讯过程中，要学会观察并迅速掌握、记住对方的各种特征，如身材、长相、脸色、口音，生理上、行为上与众不同之处等。钱壮飞在讲课时，嘴上举例说有个人长相如何，手里就同时把这个人的相貌逼真地画了出来。引得听课的人啧啧称奇。他还教育学员，做保卫工作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不但要调查敌人党、政、军、特的机构情况，还要注重了解敌占区的商会、学校、公众团体、保甲长的活动规律。

    钱壮飞还针对工农出身的同志不愿去敌占区藏污纳垢的茶馆、戏院、酒楼、妓院侦察、搜集情报的想法，强调那些地方也是战场;要有敢闯龙潭虎穴的勇气，学会和三教九流、特务、流氓各式人物打交道。当然，深入那种地方，要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否则，自己出了问题，回来要受加倍的惩处。他鼓励学员多学几套本领，以提高侦察、审讯和保护自己的水平。

    钱壮飞调到军委二局后，负责破译敌人无线电密码，从中搜集敌人的军事政治情报。他曾一连破译敌人100个密码，并为之取名“百美图”。为此，军委开了庆祝会，周恩来副主席亲临庆贺。红军有屡建奇功的电波侦察，钱壮飞开启之功不可没。

    李克农除了和钱壮飞、胡底一样给保卫干部、战士传授各种知识和技能外，还担负了协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制订各项保卫工作法规制度的重任。为此他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昏暗的油灯或烛光下伏案起草各种文件，以至于两眼视力受到严重损害。九年后，在陕北访问过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中写道：李克农“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了，另一只视力微弱。这是因为他在江西每天晚上在烛光下工作到清晨三四点钟所致。”

    由于李克农他们三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多才多艺，精明干练，眼界宽阔，彼此配合默契，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诚恳热情，因而他们在中央苏区，尤其在中央红军中的声望日隆。“红军三杰”的美称也就不胫而走。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作怪而败局日显。1934年10月10日，党、政、军、群中央机关不得不和中央红军一起离别瑞金，踏上漫漫长征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均随军长征，并且继续从事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红军在长征途中能够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重要会议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他们的情报和保卫工作。

    可惜，钱壮飞不幸于1935年3月29日二过乌江时，在一座深山老林里被反动地主民团杀害了。七个月后，胡底又因反对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而被秘密杀害。只有李克农幸运走到了陕北、走到了北京，继续为党和国家的安全建功立业。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钱壮飞、胡底为革命烈士，把两人的名字载入大会印制的《革命烈士名人录》里。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病逝，13日首都各界数千人为他举行公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祭。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李富春等陪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送的花圈挽联，放在灵堂最显著的位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致悼词。悼词除了高度评价李克农的功勋外，特别提到他“同为革命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非同寻常的。它是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写上的，是对过去牺牲的钱、胡二烈士补行的追悼，是人民对二烈士和李克农永远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