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谱偏移吸收:【科学美国人】语言是怎么塑造思维的

【科学美国人】语言是怎么塑造思维的
作者：Lera Boroditsky 摘要：我们所说的语言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要点：
1。人们使用大量不同的语言来交流，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他们要传达的信息。
2。学者们长时间对不同语言是否会导致不同认知能力而抱有好奇。
3。近年来，证实这个因果关系的实验性证据已经出现，表明一个人的母语的确会塑造其对包括时空在内的世界多个方面的想法。
4。而最新研究也暗示，在远比科学家们曾意识到的更多方面里，语言的确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正站在一个五岁大的女孩身旁，她来自澳大利亚北部约克角西岸的一个叫PORMPURAAW的小型土著聚居地。当我要求她指出北方时，她立刻准确地指明了方向。我的指南针显示她是对的。接着，回到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厅，我向听众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听众间不乏获得科学及天才奖项的著名学者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来这间大厅听演讲长达40多年了。我让他们在闭上眼（以防作弊）后指示北方。许多人拒绝了；他们并不知道答案。而那些顺从者们则在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指向了四面八方。我又在哈佛、普林斯顿、莫斯科、伦敦及北京做了相同的实验，均得到同样的结果。
一种文化里的五岁小孩可以轻易做到另一种文化里杰出科学家们费劲应付的事。这是认知能力中的一个巨大差异。拿什么来解释这一现象呢?令人惊讶的答案，也许正是语言。不同语言可能导致不同认知能力的观念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20世纪30年代时，美国语言学家 Edward Sapir和Benjamin Lee Whorf研究了语言是如何不同，并提出不同母语的说话者可能思维方式也不同。虽然他们的观点在早期大受欢迎，但却有个小问题：几乎完全没有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以当一种声称语言和思维普遍性地因情境而异的新理论出现时，它即被弃之高阁。但在几十年后的现在，一系列铁板钉钉的证明语言是如何影响思维的实验证据终于出现了。证据推翻了长期占主流的普遍性教条，对知识的起源以及现实的构造产生了奇妙的洞察力。这些结果对法律、政治及教育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影响深远全世界的人们在相互交流时使用着多达7000种的语言，这的确让人眼花缭乱，而每种语言都对其使用者有着非常不同的要求。例如，假设我想要告诉你我在42街看到了Vanya叔。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种叫Mian的语言来说，我使用的动词会显示出事件到底是在刚才、昨天还是很久以前发生的，而在印尼语中，动词甚至不会泄露出它是已经发生了还是即将要发生。俄语中的动词会显示出我的性别。而在汉语中，我则需要说明这个所谓的叔叔是母亲还是父亲这边的亲戚，以及他是血亲还是姻亲，因为这些不同的“叔叔”都有个特别的词来表示，（他恰好是母亲的兄弟，这在中文中能清晰地指明。）而在亚马逊流域使用的一种叫Pirahã的语言中，我甚至不能说出“42”，因为这种语言中没有表示具体数字的词，仅有表示“少”和“多”的词语。 不同语言之间有着数不清的不同，但仅仅因为人们讲的话不同，并不一定表示他们想的也不同。我们怎么能判定说Mian语，俄语，印尼语，汉语或者Pirahã语的人实际上因为他们所说的语言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处理，铭记或推理这个世界呢？从我的和其他许多实验室的研究发现语言是如何影响人类经验中最基础的方面：空间，时间，因果记忆和与他人的关系。让我们回到 Pormpuraaw。不同于英语的是，这种在 Pormpuraaw说的 Kuuk Thaayorre语并不使用如左右之类的相对空间表达。说Kuuk Thaayorre语的人总是用绝对轴方向来表达（北，南，东，西等等。）。当然，在英语中，我们也使用轴类方向表达，但仅仅是在涉及到较大空间范围时。比如说，我们不会说，“他们把沙拉叉放到了主菜叉的东南方——这些腓力斯人！”但在 Kuuk Thaayorre语中，在所有情况下均使用轴式方向。这意味着有人会这么说“杯子在盘子的东南方”或者“在玛丽南边站着的男孩是我哥。”在Pormpuraaw，仅为了说出适宜的话，每个人都必须保持方向感。 此外，由荷兰内梅亨大学马克思·普朗克语言心理研究所的Stephen C. Levinson和加州圣地亚哥分校的John B. Haviland在过去二十多年主持的突破性工作中显示出，即使是在不熟悉的地方或建筑内，那些母语中依赖绝对方向的人在记录他们的行程时也相当精准。他们比那些说其他语言的当地人记得更清楚，事实上也超越科学家们对人类此项能力的预期。他们的语言要求加强训练了这项认知能力。 对空间认知不同的人们往往也可能对时间的认知不同。例如，我和我的同事加州伯克利分校的Alice Gaby给 Kuuk Thaayorre母语者展示了一系列显示时间进程的图片——一个男人的衰老，一条鳄鱼的成长，一只香蕉被吃掉的过程。然后我们要求他们以正确的时间顺序排列出地上已搅乱的图片。 我们对每个被试测试了两次，每次面向一个相反轴向。这个测试中的英语母语者会将卡片排列成时间由左至右的形式。希伯来语母语者会倾向于将卡片由右向左摆放。这表明一种语言中的书写方向影响了我们组织时间的方向。然而， Kuuk Thaayorre母语者并没有照常理将卡片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排列。他们将图片排列成由东向西的走向。也就是说，当他们面朝南方坐着时，卡片是由左向右的。当他们面向北方时，卡片是由右向左的。当他们面向东方时，卡片是由外向内的，以此类推。我们从未告诉任何人他们面朝的方向，但Kuuk Thaayorre母语者已经知道了，并且自发地用这个空间定向来组织他们对时间的表达。对时间的表达在世界各地都各有不同。比如，说英语的人认为未来在“前面”而过去在“后面”。2010年，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Lynden Miles和他的同事发现说英语的人在考虑未来时会无意识地将他们的身体前倾，而在考虑到过去时则后仰。但在安第斯山脉的一种叫艾马拉的语言中，过去说成在前面而未来说成在后面。而说艾马拉语的人们的身体语言也符合他们讲话的方式：2006年，加州圣地亚哥分校的Raphael Núñez和加州伯克利分校的 Eve Sweetser发现艾马拉人在提到过去时会做面前的手势，而在讨论未来时则做身后的动作。 记住侦探小说 说不同语言的人们在如何描述时间以及他们能记得多清楚谁干了什么上是有所不同的。所有事件，甚至瞬间发生的意外都是复杂并需要我们来分析和解释的。举例说明，前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猎鹌鹑意外——他意外地误伤了Harry Whittington哈利·惠灵顿。人们可以这么说“切尼击中了惠灵顿”（这里切尼是直接当事人），或者“惠灵顿被切尼击中了”（将切尼和结果分隔开来），或者“惠灵顿被打成了筛子”（将切尼完全置之事外）。切尼自己这么说道，“不幸的是，我就是那个扣动扳机，在子弹乱飞后击中哈利的那个人。”将事件绕了个大圈子，把自己和结果撇远。总统乔治·布什则这样说——“他听到一只鸟受惊飞走，然后他转身，再扣动扳机，之后他的朋友受伤了。”这是一个更高妙的无罪辩护，短短一句话就将切尼从当事人转化成一个单纯的目击者。 美国公众很少因为这样的言语矫饰而被蒙蔽，因为在英语中非动作主体的言论听起来就像是在推脱，属于逃避罪责的孩子和政客们的拿手戏。英语使用者们倾向于将事情表达成“人们做事情”，更常用如“John打碎了花瓶”等及物动词结构来形容事故。而与之相反的是，日语或西班牙语使用者们则很少在描述一件意外时提及动作主体。在西班牙中，人们可能会说“Se rompió el florero”，翻译过来就是说“花瓶碎了”或“花瓶自己碎了。”
我和我的学生 Caitlin M. Fausey发现诸如此类的语言差异影响着人们分析所发生的事的方式，对目击证人的记忆也有影响。在我们2010年出版的研究中，英语，西班牙语以及日语使用者们观看了两个男人或有心或无意地打破气球，砸坏鸡蛋以及喷出饮料。接着我们给他们做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记忆测试。他们必须说出在每个看到的事件中到底谁是当事人，就像是在警局辨认队列中的嫌犯。而另一组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使用者们也描述了相同的事件。当我们查看记忆数据时，我们发现目击者记忆的不同跟语言模式预期的完全一样。三种语言使用者在描述有意的事件当事人时，会这么说“他戳破了气球。”而三个组的人都记得很清楚是谁干了这些有意的动作。然而，当意外发生时，有趣的不同就出现了。西班牙语和日语使用者比英语使用者们更少地用施事格来描述意外，而相应地，他们对谁做了这件事也比英语使用者的记忆更模糊。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的记忆力总体较差——他们在记忆有意当事人时（这时他们的语言自然地提到该当事人）跟英语使用者们一样好。 语言不仅影响我们的记忆，语言结构也使我们在学新东西时感到难易不一。例如，在一些语言中表示数字的词语比英语更清晰地解释了十进制（比如，说汉语的青少年不会对11或13这样的数字感到迷惑不解。），学习这些语言的孩子们要更早地洞悉十进制的真谛。而记住一个电话号码或进行心算的难易程度也取决于表示数字的词语有多少音节。语言甚至能够影响孩子们发现他们的性别的早晚时间。1983年，安娜堡密歇根大学的Alexander Guiora比较了母语为希伯来语，英语或芬兰语的三组孩子。希伯来语对性别的描述非常丰富（即使“你”这个词语也根据性别的不同而有差异）。芬兰语则完全没有性别标记，而英语则处于两者之间。相应地，在希伯来语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要比说芬兰语的孩子们早一年认识到他们自已的性别；而说英语的孩子则还是处于两者之间。 什么塑造什么？
在跨语言差异的许多奇妙发现中仅仅有一些是在认知方面。但我们怎么能知道到底是语言的不同创造了思维的不同，还是反向作用呢？得出的答案是作用是双向的——我们思维的方式影响我们说话的方式，但反向同样也有影响。过去的十年间，已经有许多独创性的展示确立了语言的确在塑造认知上有着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对人们讲话方式的改变也会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例如，教人们学习新的颜色词汇改变了他们区别颜色的能力。而教人们一种新的谈论时间方式则给他们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时间。 研究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研究那些双语流利的人。研究表明了，取决于他们说的语言，双语改变了他们看世界的方式。在2010年发表的两项发现中，展示了诸如你喜欢或不喜欢谁这种基本问题的答案也取决于你被询问的语言。这些研究中，有一个是由哈佛大学的Oludamini Ogunnaike和其同事进行的，另一个是由以色列内盖夫区本古里安大学的Shai Danziger及其同事进行，他们研究了摩洛哥的阿拉伯—法语双语者，美国的西班牙—英语双语者及以色列的阿拉伯-希伯来双语者，在每个案例中测试被试们潜在的偏见。例如，阿拉伯-希伯来双语者被要求在多种情形下应对词语快速按键。在其中一个情形中，假如他们看见一个如“Yair”的犹太名字或一个如“好”或“强壮”等积极特性的词，他们就得按“M”键；如果他们看见一个如“Ahmed”的阿拉伯名字或一个如“刻薄”或“软弱”等消极特性的词，他们就得按“X”键。在另一种情况下，阿拉伯名字和积极特性是成对反应同一个键的。研究者们测量了被试们在两种情况下的反应时间。这项任务被广泛地应用于测量无意识或自动的偏见——诸如积极特性和族群团体是怎么在人们脑中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的。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者们发现在双语情形中，无意识自动化的偏见中较大的改变取决于他们被测试的语言。对阿拉伯-希伯来双语者们来说，相对于在阿拉伯语测试中，他们在希伯来语测试中对犹太人显示出更积极的无意识态度。 而超过科学家们曾预期的是，语言似乎也涉及了我们精神生活的更多方面。人们甚至在做最简单的事，例如区分颜色，数屏幕上的点或者在一间小房间里确定方向也仰仗于语言：我和我的同事发现用一种诸如重复一段新闻报道这样的苛刻语言任务竞赛来限制人们流畅地获取他们的语言才能，会削弱他们在任务上的表现能力。这意味着存在于特定语言中的分类和区别一直在极广的范围上干涉着我们的精神生活。研究者们一直称之为“思考”的行为实际上也许是语言和非语言进程的结合体。其结果是，在语言未起作用的地方可能不会有太多思考的成年人。 人类智力的一个显著特性是它的适应性，为了适应不断改变的目标和环境而发明并重排对世界的构想。这种适应性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语言巨大的差异性。每一种都提供了在一种文化下数千年来各自发展起来的认知工具，知识胶囊以及世界观。每一种都包含了对世界的感知，分类和意义化，是由我们祖先发明并改善的一本无价指南册。对我们说的语言是怎么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的研究正帮助科学家们解开我们是怎么创造知识以及构架现实，还有我们是怎样变得像现在一样聪明而成熟的谜题。而这种顿悟，则会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生而为人的本质。
作者：Lera Boroditsky是斯坦福大学认知心理学的一名副教授，同时也是《文化心理学前沿》的主编。她的实验室在全世界各地进行研究，关注于心理表征和语言对认知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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