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差分量需要几根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论党同人民群众关系

2011年01月24日 11:13:09 　来源： 新华时政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相关阅读————————————————————————   本网观察：品读胡锦涛的反腐倡廉“群众观”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１月１０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总书记在“十二五”开局之年的这一重要论述，再一次表明了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进一步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指明了方向。>>>详细
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做工”须精细
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必须站稳群众立场，始终为人民谋利益。必须改进工作作风，创新工作方法。必须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提高群众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万众一心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前进。>>>详细
政法系统高调突出群众工作的背后
扫除面对群众诉求的不当思维
维护群众利益是党员干部的基本职责


阅读提示：高度重视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一大优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过很多论述，本网特整理部分如下：
毛泽东论党同人民群众关系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领导人和人民也不能等量齐观。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要真心诚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要组织、领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解决油盐柴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孩子的问题、读书上学的问题、生疮害病的问题。
——《毛泽东关于党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的独创见解》
只有把从生产劳动到柴米油盐和小孩子上学这些小事情做好，才能使广大人民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的更高的任务。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毛泽东对党的宗旨的论述:从小事情抓起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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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党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的独创见解
2010年12月30日 09:40:44 　来源： 求是-红旗文稿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
任何政治力量、任何政权产生、存在、发展的依据，胜败兴衰的症结，都集中于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此即中国古训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由属于人民自己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而不再是人民之外、人民之上的“精英”和“统治者”。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所显示的，既不是“民心”之外的“党心”，而是“党心”成为“民心”的一部分；也不是“水”和“舟”的两个事物，而是鱼水之间的生命交融。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部路线、方针、政策的灵魂和全部政治经验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奋斗中，围绕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总结出一系列理论的、政策的、工作方法的独特经验。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为此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毛泽东。可以把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关于党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的独创性见解，概括为20个要点。
（1）“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始终构成居民的绝大多数。
中国人民中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工人阶级，工农联盟是人民力量的基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属于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2）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这个论断提出于抗日战争时期。
1960年5月，毛泽东在河南郑州分别会见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一些国家的朋友。根据当时负责起草新闻稿的熊向晖的记述，毛泽东在阅读新闻稿的时候，删去了原稿“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中的“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和“伟大”，改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话，叫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他又说：“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领导人和人民也不能等量齐观。今天我向拉丁美洲朋友讲了，你的稿子上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就是说，应当突出人民，绝不要突出个人。”
（3）“卑贱者最聪明”，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中国人民中间，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群众有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无限的创造力。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学马列，拜群众为师，就灵了，就容易学好。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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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党的宗旨的论述:从小事情抓起为人民服务
2011年01月20日 13:02:26 　来源： 人民日报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历史地考察毛泽东同志对党的宗旨的论述，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增强党的宗旨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1931年11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我们党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局部执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应客观需要的政权模式，同时对党的根本宗旨也有了更深的认识。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要努力做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他强调说，只有把从生产劳动到柴米油盐和小孩子上学这些小事情做好，才能使广大人民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的更高的任务。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将他亲自下乡调查研究后写出的关于长冈乡、才溪乡的两本小册子发给每位代表，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给大家树立一个“活的榜样”。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还专门就“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问题用调查得来的生动事例对代表们进行教育：“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在大会上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把在中央苏区提出的“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归纳升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以此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方针的根本出发点。党的七大又将这一思想写进了七大党章。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作了更为深刻的论述。他指出，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与群众关系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机关、每个共产党员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教育党员干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为了纠正以往曾经出现过的轻视群众物质利益的思想和做法，他特别指出：“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同时，共产党要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向人民负责：“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只要我们坚定地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最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毛泽东同志对党的宗旨的论述，是一个不断深入、逐步完善的过程。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坚持从小事情抓起是他非常强调的一点。的确，不从小事情抓起为人民服务，什么都无从谈起。黄少群　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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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7月20日 11:23:21 　来源： 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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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年谱（1904—1974）》有关内容摘编
编者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继2004年编撰出版《邓小平年谱（1975—1997）》后，最近又编撰出版了《邓小平年谱（1904—1974）》。至此，《邓小平年谱》全部出齐。本刊特从《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选编邓小平在1956年至1966年间的一些论述。这些论述具体而深刻地反映出他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的一些重要思考。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同当年这些探索思考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
一、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适合自己国家的情况；自己走出来的路，是最熟悉的路，也是最稳当的路 要知道，最可靠的是自己的经验教训，别人的东西是靠不大住的。最熟悉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最可靠的也是自己做过的事。 ——1956年10月17日会见日本劳农党总书记石野久男时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1页（以下只注页码）
我们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原则、普遍规律。但是光这样不行，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和我们自己的特点、实际结合起来。普遍规律是大同，否认大同就是修正主义，否认自己的特点和实际，就是否认小异，就是教条主义。犯修正主义错误，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犯教条主义错误，我们的事情同样会遭受失败。 ——1958年7月19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第1442页
各国党的事，都应该由他们自己去干，即使做错了也好，可以取得经验。应该在各国发展马列主义，这就是思想解放，不犯教条主义。 ——1960年10月22日在中国驻苏联使馆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时的谈话，第1589页
学会搞经济，并不比学会搞革命容易。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不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搞不成功的。建设也一样，必须适合自己国家的情况，也有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 ——1961年1月11日会见南非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谈话，第1611页
今后要自力更生，把自己的事搞好。自己走出来的路，是最熟悉的路，也是走得最稳当的路。 ——1961年10月23日接见参加共青团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时的讲话，第1665页
如果不确定自力更生的原则，我们就没有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资格，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的资格。更不用说自力更生是建设社会主义最快的方法，是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最好的方法。 ——1962年12月25日会见朝鲜驻中国大使韩益洙时的谈话，第1738—1739页
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走了不少弯路。赫鲁晓夫把苏联专家撤走，把几百个协定废除，反而促使我们自力更生。自己搞，搞得更好、更多、更扎实。看来，走自己的路更快、更好些。 ——1964年2月17日在广州同泰国前总理乃比里举行会谈时的谈话，第1798页
过去我们总指望着人家的帮助。指望不着了，只有自己动手。通过自己的努力，干了不少事情。有了这几年的经验，我们更有信心了。当然，曲折还会有，错误还会犯。我们深信，没有不犯错误的国家、政党和个人，我们的着眼点是不犯大错误。 ——1964年4月4日会见澳大利亚电车工会联合代表团时的谈话，第1807页
我们的根本经验有两条：第一,要按照自力更生方针建设社会主义；第二,要充分动员人民的力量。在开始建国的几年中，我们在建设方面确实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别国的经验。因为我们不懂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只能求助于苏联。苏联的经验有一部分是应该学的，而且我们学习得也正确。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在我们总结经验时发现，学得不正确。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因为没有经验，我们忽略了自力更生。不自力更生，就产生依赖心，一有依赖心，自己动脑筋就少了。我们有好多规章制度都是抄来的，它们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好多建设项目，都是贪大、贪全，很不经济。另外，对世界上的先进经验吸收不够，有许多东西搞得不好。自力更生，并不是不同国际接触，任何问题都完全由自己解决，而是主要靠自己。自力更生是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的情况总结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经验。 ——1965年2月11日同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谈时的谈话，第1846页
二、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又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 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搞得快一些，一种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搞建设也要有革命家的态度，要积极创造条件搞快点。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这是我们的正确态度。 ——1958年2月13日在四川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会上的讲话，第1415页
思想解放，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解放，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决定的意义。 ——1958年7月19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第1442页
学习苏联是不错的，应该学。但是我们不能总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如果外国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外国没有的图，我们就不能画；外国没有的字，我们就不能写，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超越别人，就不能对世界做出我们的贡献。 ——1958年7月19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第1442—1443页
现在看得明白，如果不根据客观的可能来制定计划，就难免在执行的过程中作一些不适当的安排，造成一些人为的困难。其结果不是搞得更多，很可能是搞得更少。我们都想多搞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热情是可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制定一个人们难于实现的计划，那我们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同样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所作的说明，第1502页
在建设方面，还是要承认自己没有经验，虚心一些好。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我们领导上有责任，这也是经验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虚心，实实在在研究问题。 ——1959年6月4日、5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第1517页
总路线应该由各国的党根据本国的情况来考虑和提出，只要能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好。到底是快好还是慢好？现在看来，能快还是快点好。但是，快也是有条件的，受客观规律限制的。不能说越慢就越合乎客观规律，有较快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认识它。 ——1960年5月25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黎笋时的谈话，第1553页
作为领导者，我们应该不要忘记除了九个指头以外一个指头甚至于少于一个指头的问题。领导者头脑要热，但是更要冷。我们热这方面是够的，但是冷这一点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同志不够？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现象，如果我们不注意，哪怕不到一个指头，它可以发展到一个指头，甚至多于一个指头。到那个时候再来提醒，再来检讨，我们就要受损失。我们一定要估计到，有这样一部分同志，相当程度地丧失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1960年6月10日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有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时的讲话，第1558页
要提倡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要敢讲话，讲真话，脚踏实地做事情。在困难的时候，要勇敢地承担责任。 ——1961年9月5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的讲话，第1658页
我们要当冷静的促进派，特别在形势好的时候。冷热要结合，干劲与科学态度要结合，工作要做得扎实一些。多快好省，要“好”字当头。不管哪个企业，上缴多少利润，产量增长了多少倍，如果不是质量第一，“好”字当头，就算不了什么。 ——1966年2月26日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第1896—1897页
我们一定要有独创精神，要闯出自己的道路。有些必须由我们独创。在科学技术上也要独创，比如石油地质理论，外国人说我们没有石油，我们非独创不行。但是，还要学习外国的成果，学习前人的成果，学习先进企业、先进人物的成果。比学赶帮超，就有一个“学”字。凡是一切好的东西，能学到的都要学。在科学技术上，有好多东西，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还走在我们前面。“帝”字、“修”字不能用，但科学技术拿来还是有用的。 ——1966年2月26日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第1897页
三、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看两条：群众满意；发展生产力 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注意调整。我们的事业还很年轻，经验还不足，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重要的是正确的要坚持，错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在具体制度上，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监督和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什么制度合适，就采取什么制度。 ——1957年 1月12日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作的形势报告，第1338页
公社的食堂要办得好一些，使农民感到比过去在自己家里还吃得好，这样才能显示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显示优越性，这应该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 ——1958年10月26日视察郫县德元公社和成都郊区金牛公社时的谈话，第1465页
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 ——1958年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第1473页
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看两条：（一）群众满意。（二）发展生产力。群众满意、支持是判断好坏的标准。如果认为我们现在的公社是共产主义的，那就要犯错误了。公社是社会主义的，我们从公社建立起就反“共产风”，现在还在反。有些同志想搞共产主义，超阶段，但这样做的地方都犯了错误，没有这样做的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61年1月24日会见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客人时的谈话，第1615页
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相当普遍。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要肯定，形式要多样。……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1962年7月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如何恢复农业时的讲话，第1713页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就像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1962年7月7日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第1714页
我们制订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比较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 ——1964年1月11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的形势报告，第1789页
无论工业还是农业，人的因素是主要的。只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积极性发挥出来，事情就好办了。 ——1964年2月17日在广州同泰国前总理乃比里举行会谈时的讲话，第1797页
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总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对于农业，我们有新提法，即以农业为基础。这个提法是否合乎马列主义？我们研究了，马克思、列宁都很重视农业。农业落后，工业就要受到拖累。农业发展，可以促进工业发展。农业每年增产百分之十就不容易，而食品、副食品、轻工业原料，都要靠农业。所以，农业是基础，始终要抓农业。 ——1959年12月24日会见朝鲜驻中国大使李永镐时的谈话，第1522页
总的看来，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这几个问题无非是农轻重关系和城乡关系问题，看来只照顾一头不行。……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总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轻重关系问题要通盘考虑。 ——1961年7月14日在沈阳听取宋任穷汇报工作时的谈话，第1648—1649页
过去我们把重点放在钢上面，现在看来，这是不对的。归根结蒂是综合平衡问题，各方面要平衡发展。过去我们照抄，教条主义是有的，没有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方法去做。当然以农业为基础并不是不要工业化，并不是不要重工业，相反，重工业要发展，但要为农业服务。重工业要有明确的方针，要发展服务于农业的重工业，同时也要发展服务于农业的轻工业。 ——1962年11月3日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素夫•阿齐多罗普时的谈话，第1731页
农业越过关，越发展，工业发展的基础就越雄厚、越可靠，社会主义的发展就越快，否则，各种矛盾就会产生。 ——1962年11月3日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素夫•阿齐多罗普时的谈话，第1731页
制定发展工业的方针和规划，要从现实出发，考虑到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础，考虑到管理水平问题。毛泽东提出的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的国家工业发展道路，是对各国经验的总结。美国、日本工业发展快，靠的是农业有一个强大的基础。许多国家工业发展得快，尖端工业能够较快地上去，都是因为有强大的基础工业。……因此，在一定时期内，我们的工作重点，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解决吃、穿、用的问题，着力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建议：首先提出一个近期奋斗目标，即经过五年至七年的努力，到一九七○年，初步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为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的更快发展打下一个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第一要抓吃、穿、用的问题。第二要抓基础工业。要建设新的铁路。第三要抓国防尖端技术。 ——1963年8月20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时的讲话，第1770页过去我们有点教条主义，以为钢多就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准确，我们不再提了。过去提这个口号只根据几种产品的数量，如煤、电等，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我们要赶上或超过英国要多花一点时间。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独立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工业、农业。我们提的是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 ——1963年9月18日会见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谈话，第1773页
农业稳了，工业也就稳了；农业不稳，工业就提心吊胆。我们还要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集中力量搞农业，吃的、穿的、用的主要来自农业，穿的慢慢地要从工业方面解决。一个国家吃穿问题解决了，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 ——1963年11月22日会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中国大使奈斯蒂•纳赛时的谈话，第1778—1779页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做。美国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的农业过了关。 ——1964年1月14日会见即将离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约瑟夫•黑根时的谈话，第1791页
农业增产了，就提高职工的工资；工业增产了，就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样才能互相促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1964年2月17日在广州同泰国前总理乃比里举行会谈时的讲话，第17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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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 农村只靠粮食摆脱不了贫困。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搞一批相信这个道理的人去试验。 ——1958年9月22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的谈话，第1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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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革命胜利要有好的党，建设社会主义也要有好的党实行党委领导，还要研究党委如何领导的问题。党委领导一揽子抓工作，抓许多枝节问题，这肯定要失败。一揽子抓工作，有时是要的，如肃反，非党委抓不可。但党委经常性的领导，必须是管大事，管方针政策，具体工作依靠行政、工会、青年团。总之，要使党委真正成为讨论方针政策的机构。 ——1957年1月8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第1337页
搞建设，不要党的领导不行。不要党的领导就学不会建设，就要栽大跟头。 ——1957年3月18日在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上的报告，第1351页
每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都应该了解，没有监督不得了，独断专行非犯错误不可。监督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党内监督，第二是人民监督，第三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科学家的监督，这也属于人民群众监督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邀请别人监督。从各个角度考虑问题，总比从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有好处。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好得很。 ——1957年3月18日在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上的报告，第1352页
没有民主党派的监督，没有人民的监督，共产党单独处理问题，总是要出毛病的。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化多端的，社会是越发展越复杂，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思想就会简单化，就跟不上世事、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党就会衰退。 ——1957年4月5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第1354页
中国是个大国，什么事都集中在中央是不行的，中央只要抓住关键，抓住纲，具体怎么做，下面会搞的。 ——1958年4月4日主持召开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时的讲话，第1422页
今后一定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根本的、永远的工作方法，坐而言要少，起而行要多。 ——1961年3月19日和2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623页
在我个人来说，在书记处来说，日常工作做得不算很坏，但是在重大的决定方面出的好主意不算很多，主要就是缺乏调查，调查研究不够，材料的来源主要是看报告。因此，出的主意、一些意见很难有把握。作为助手，作为主席、常委、政治局的助手，这一方面工作是做得不好的。过去我们书记处不是对所有问题都没有发觉，对若干地方出现的问题本来是有察觉的。察觉了之后，应该有个办法，去调查研究。无非是自己去调查研究，或者是派人去调查研究。出现这些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不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尽到责任。作为重要的教训，个人也好，整个书记处也好，我想大家恐怕都应认真汲取。调查研究是一个根本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也会有错误观点，但总是把握大一点。情况明了，因此办法也就对一些，决定也就对一些。 ——1961年3月23日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的发言，第1624页
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这是这几年的根本教训。老实说，过去战争期间，解放后几大改造，还是注意调研的，工作也是深入的。最近几年，工作好了，就舒服了，不搞调研了。中央也是按级听汇报，群众的呼声听不到，听到也不重视。许多事就是那么一下子干下去，又不经过试验后再推开，都是一哄而起。这次会议政策上是解决平均主义，方法上是搞调查研究。县以上领导机关要把调查研究恢复起来，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中央书记处认为主席对我们的批评是必要的、正确的。我代表书记处检查了一下，总结了工作。今后还是要经常出去，联系些“点”，不断收集情况。但更重要的是做组织工作，组织各部门的人调查研究，要有经常下去的固定队伍。要认真调研，一切经过试验，把工作搞得更稳、更踏实些。 ——1961年3月27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第1625页
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永远强调。在组织范围内提意见是合法的。这涉及党风问题，涉及对后代的影响问题。制度上如果执行不好，将来的党风不可设想。 ——1962年11月26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第1734页
要认真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保证党不会变质，国家不会变质的根本制度。 ——1962年11月29日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与会人员时的讲话，第1734页
革命胜利要有好的党，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也要有好的党。建设时期，党的重要性，党的意义，不比革命时期更轻、更不重要，而是更重、更重要。搞不好要亡党亡国。 ——1962年11月29日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与会人员时的讲话，第1734页
现在不是民主够了，是不够，发扬民主永远要坚持。这是制度，是子孙后代的问题。 ——1962年12月8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第1736页
七、我们的一个根本经验是依靠人民；不要以为共产党是金字招牌，如果脱离群众，党的威信是靠不住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党的群众路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 ——1956年9月16日在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1313页
群众闹事大体上是由于党的领导薄弱，我们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正当的要求不闻不问，应该解决又可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去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向群众解释，使群众了解真相。因此，群众一肚子气，就闹起来了。避免群众闹事的根本办法是加强教育，扩大民主。加强教育，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闹事就不可避免。扩大民主，主要是指经常的民主生活。要避免群众闹事这种“大民主”，就必须搞好经常的民主生活这种“小民主”。没有“小民主”，一定发生“大民主”。 ——1957年3月18日在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上的报告，第1351—1352页
党的威信建立在党的正确领导的基础之上。党的领导的好坏，关键在于能否依靠群众，能否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克服我们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看不起群众，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同非党人士商量，天天看领导的脸色，将来一定要栽大跟头。 ——1957年3月18日在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上的报告，第1351页
近年来，在我们共产党员中，包括部分高级干部，对“群众”两字模糊了，或者看不见了，与群众的联系少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打胜仗，就是靠不脱离群众，现在忘记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是致命伤。不要以为我们共产党是金字招牌，如果脱离群众，党的威信是靠不住的。脱离了群众，任何英雄也办不成事情。共产党员要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我们的老章程。 ——1957年4月5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第1353—1354页
无论革命、建设，都要贯彻群众路线。这样，取得胜利要快得多，成绩要好得多。 ——1960年5月25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黎笋时的谈话，第1553页
群众路线要采取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热闹的形式，但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一点一滴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 ——1961年10月23日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第1665页
群众路线是党的传统，群众运动要在经常性的一点一滴的工作基础上搞。有些群众运动不合乎群众路线，违反了群众路线。总之，应当从全局出发，看到前途，艰苦奋斗，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 ——1961年12月18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第1678页
这几年，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忽略了，丢掉了我们各行各业应该经常死死抓住不放的事情。妇女工作的经常工作是什么？就是妇联要特别负责做的特殊工作。勤俭持家就是这样的工作。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强调经常工作并不一概拒绝突击运动这种形式。妇女工作某个时候、某项事情采取一下突击的形式不是不可以，但经常工作是基础。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的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如果一年到头运动就没有劲了，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实际上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因此，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大量的日常工作是基础，突击运动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最可靠，没有长期的群众工作基础不行。 ——1961年12月27日接见参加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第1679—1680页
一切工作的成绩，都是由一点一滴的细致工作积累起来的。群众运动只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而我们这几年把大运动当成了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这是不好的，应吸取教训。有了经常的细致的工作，了解问题可以比较深入，对调查研究也有帮助。 ——1962年2月6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689页
要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容易发现我们的错误，并且能和群众一起来纠正错误。 ——1964年1月21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央有关负责人时的谈话，第1792页
必须告诉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时间，以便使人民了解我们国家的状况和前进方向，这样才会努力工作。有什么困难，都清清楚楚地告诉人民，是比较好的工作方法。 ——1964年4月4日会见澳大利亚电车工会联合代表团时的谈话，第1806—1807页
我们的一个根本经验是依靠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困难时期，我们同人民群众讲困难，告诉他们为什么会产生困难，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号召他们充分发挥智慧。因此在最困难时期，我们是团结的，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且在困难中树立了雄心壮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根本传统，也是我国的根本传统。我们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要执行群众路线。离开它，什么事情都干不好。 ——1965年2月11日同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谈时的谈话，第1846页
八、错误不可能不犯，问题是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工作中发生错误不要紧，经验总是从实际斗争中积累下来的。 ——1956年10月17日会见日本劳农党总书记石野久男时的谈话，第1321页
中央各部门要把八年来的经验很好地总结一下。要从思想上找原因，对缺点错误，要搞得深一些。总结得好，坏事也可变成好事。 ——1958年4月4日主持召开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时的讲话，第1422页
总路线本身没有错。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省一点，这不会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也不会错。问题在于怎样解决经常出现的矛盾。贯彻总路线，我们提出了要工农并举、轻重并举、大中小并举、中央地方并举、土洋并举。这套方法，我们还在实验，使它完备，还要经过若干年。我们的做法是，一年总结几次，好的就发展，错的就纠正。 ——1959年5月5日会见匈牙利青年代表团时的谈话，第1509页
我们有缺点，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有了缺点，克服了，得到了进步，这样缺点也就成了好事。矛盾、缺点、错误，永远是解决一批又出现一批。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是否能及时发现它们，加以克服，避免成为路线性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就是不断地进行检查，遇事和地方上的同志商量。我们经常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全会或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有的事先没有议事日程，也不作什么决定。这样做的优点就在于及时地和地方上的同志们共同发现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从一九五三年才开始的，还不能说已经有了经验。 ——1959年5月21日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时的谈话，第1512页
错误不可能不犯，问题是善于总结教训。我们大家要学毛主席，到一个阶段总结一次。 ——1960年6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会上的发言，第1559页
十一年来（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一年——编者注），我们尽管有一些成绩，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要犯一些错误，走一点弯路，犯了错误就要纠正，这样就可以使小的错误不变成大的错误和严重的错误。 ——1961年1月11日会见南非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谈话，第1611页
硬搬人家的经验，搬错了也搬，这种教条主义是难免的。这不能叫做错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一个娃娃开始走路的时候，总是要有人扶着走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有许多错误。问题在于要善于总结经验，革命如此，建设也是如此。 ——1963年9月20日会见日本共产党访华团时的谈话，第1773页
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取决于力量大小，而是取决于政策符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单单有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还不够，还需要有正确的策略和方法。在斗争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是可以找到正确的策略和工作方法的。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革命的政党能不犯错误。马克思没犯过错误吗？列宁没犯过错误吗？都犯过的。 ——1964年1月15日会见巴西共产党（新党）代表格拉波依斯时的谈话，第1791页
我们不相信谁能不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可以很快地、及时地发现错误，在错误还比较小的时候就进行纠正，不致于发展成为很大的错误。 ——1964年1月21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央有关负责人时的谈话，第1792页
（责任编辑: 任俊明 ）
用邓小平群众观点破解“无直接利益冲突”
2008年07月25日 08:01:59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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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源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地方官员，因此受到责任追究，被撤职、免职者不乏其人。有的事件牵扯出腐败案件，一些贪腐官员就此轰然倒台。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聚',1)">
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政府公信力下降所致。因许多参与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为曾经遭受不公平对待遇，只想借此宣泄心中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所以又被专家学者称之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因具有群体性、突发性、蔓延性、不可预测性、不可掌控性，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让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的党政主官感到十分揪心和紧张，甚至有些手足无措。依笔者之见，官员们大可不必为此紧张，在邓小平理论里早就提出了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
小平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曾经指出：“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纵观他的著作，在许多地方总是反复强调“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强调“密切联系群众”。这正是破解“无直接利害冲突”最有效的良方。
1956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一文中说：“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2l页）
1956年11月17日，小平同志在《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7页）
1962年2月6日，小平同志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99页）
1977年8月23日，小平同志在《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一文中说：“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概括地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2页 ）
1979年11月2日，小平同志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文中说：“如果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使我们得到成功，那末，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他还说：“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但是不多了。很多同志根本不去同群众接触，一个学校的负责人，不去跟学生谈话，甚至于跟教员都不大接触。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8页）
1980年1月16日，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说：“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6页）
1980年12月25日，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说：“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8页）
“求木之长必固其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源。”实践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然而，在新形势下，少数党员干部却忘记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在他们身上往往存在着这样一些现象：交通便利了，离群众却远了；生活条件好了，对群众感情却淡薄了；通信发达了，听到群众的声音却少了。有的人甚至于由“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主人”，权力寻租，官商勾结，在城市改造、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国企改制、矿产开发、劳资纠纷、农资购销等项工作中与不法富豪组成利益集团，大肆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群众找上门来表达诉求，他们能躲就躲，能推就推，甚至视群众上访为“洪水猛兽”，动辄封堵打压，让老百姓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伸，以致社会矛盾大量积聚，给社会安定造成隐患。这些现象表明，不是群众不亲近党，而是有的党员远离了群众；不是群众不拥护党，而是有的党员伤了群众的心；不是群众不热爱党，而是有的党员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先进性。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我们对群众的感情有多深，群众对我们的感情就有多深。
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墨子曾说过：“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在笔者看来，各级地方官员，只要坚持小平同志倡导的“群众观点”，心里装着群众，时刻不忘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处处尊重群众，群体性事件将永不会再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也会就此销声匿迹，必将代之以安定有序、团结友爱、政通人和、水乳交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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