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访美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15日13:34  瞭望 瞭望2011年第3期封面

　　《瞭望》文章：中美首脑外交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重要的双边关系。回顾重新打开交往大门近4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两国关系虽然曾经遭遇颇多困难曲折甚至发生严重倒退，但总体上一直在两国最高层的谋划和掌握之下，朝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前进。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晤。两国最高领导人站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高度，历史性地重新打开了双边关系的大门，使之朝着正常化方向不断前进。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副总理应卡特总统邀请正式访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中美关系从此迈向新的历史阶段，带动一批西方发达国家先后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这为中国营造良好的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次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回访，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第三次和第四次首脑互访，把两国关系全面带出了1989年之后的低谷，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再次提速，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5年布什总统访华，2006年胡锦涛主席回访美国，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持续发展。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执政当年实现访华，与胡锦涛主席及其他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中美关系在积极合作全面的新定位上向前推进。

　　近40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中美两国领导人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为两国关系发展把脉和掌舵，不仅是在不断地矫正这对世界重要双边关系的前行方向，而且是在从最高层面寻求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和扩大共识合作，持续不断地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还是在搭建战略框架，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顶层设计和保障，进而使中美关系一次又一次破冰顶浪向前挺进。

　　经过近40年的累积，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关系。说其重要，是由于中美分别作为世界最大也是国际地位提升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最大也是国际地位相对下降但综合实力依然超强的发达国家，两国关系现状和走向对各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的影响都变得越来越重要。说其复杂，是由于中美关系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均已经达到新的水平，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而且在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个层面，还在双边、亚太、拉美、中东、非洲等多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呈现多样的趋向。

　　从2009年到2010年，中美关系再度跌宕起伏。总体看，两国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各层次和各领域对话沟通更加密集，战略与经济对话实现整合并成功举行了两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得以建立，利益交融愈加深入，经贸、能源、环境、反恐、执法、人文等广泛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新进展，在金融危机应对、重大地区热点和全球性问题上加强协调，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始终是主流，两国关系的战略内涵和全球影响不断增加。

　　但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的新旧问题交织杂陈、利益和认知的碰撞摩擦持续不断，特别是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日趋激烈，引发重大危机的风险明显增大。这充分表明两国需要基于新的现实和条件，调整相互认知，重新定位关系，构建新的框架。特别是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深入推进，格局转换和体系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内社会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院主张在人权、中国军力发展、对台军售等问题上对华施压声音上扬，美国对华政策正在酝酿重大调整，中美关系走到又一个战略十字路口。这种新事态尤其紧迫地需要两国领导人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校准方向，从多视角、多层面和多维度为两国关系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

　　值此重要的历史关节，胡锦涛主席将于1月18-21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奥巴马总统就两国经贸关系、军事交流和东北亚形势等议题举行重要会谈。这次会晤尽管不能解决相互关系中已存在和可能出现的所有甚至多数问题，但仍将发挥首脑外交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推动双方从相互促进的角度展开竞争，用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彼此的差异和分歧；以强有力的战略克制和耐心，并通过加强危机管理来妥善处理矛盾和冲突，尽可能多地开展互利双赢的务实合作，进一步扩大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共同为维护国际和地区特别是亚太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更多贡献。同时，胡锦涛主席还将在芝加哥和华盛顿等地出席一系列重要活动，与美国各界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这将是首脑外交与公共外交的结合，推动两国人民扩大交往，为中美友好进一步夯实社会和民意基础，把中美积极合作全面地推向新的高度。□

　　(文/高祖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从奥巴马访华到胡锦涛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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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文章：从奥巴马访华到胡锦涛访美

　　中美关系已成为一种利益高度交织、利害彼此攸关的全面战略关系，各种问题环环相扣，靠反应式应对或逐一解决已很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海霞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前后，中美关系“晴空一片”。而之后的一年多，两国关系却是阴晴不定，有时天刚放晴，却又飘过来一片乌云。现在胡锦涛主席出访美国在即，中美关系又如雨后初霁，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话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出现“U形转弯”。

　　战略竞争新特点？

　　评点自奥巴马访华到现在一年多的中美关系，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用了“风云突变，动荡起伏”八个字。

　　在倪峰看来，到目前为止，中美之间已经历了两个回合的角力。头一个回合发生在2010年1月至3月期间，矛盾的焦点主要围绕着一些双边议题，如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奥巴马见达赖和人民币汇率等。而到四五月间，中美关系一度峰回路转。

　　他补充道，但自6月开始，两国又陷入另一轮交锋，交锋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沿临近中国的海域展开，从黄海军演到南海问题、到钓鱼岛问题、再到最近的延坪岛炮击事件。一条沿美国国内政治的逻辑展开，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的政治人物炮制了一轮前所未有的“中国议题”泡沫，人民币汇率问题持续升温。

　　“这一戏剧性变化看似中美关系起伏不定发展规律的某种常态表现，但细加分析，又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常态，凸显中美战略竞争若干值得深思的新特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袁鹏将这些新特点具体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全面性。以往中美之间的冲突和摩擦，领域相对单一，内容较为集中，而此番博弈则几乎牵扯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且时间密集，频度很高。这表明，中美关系已成为一种利益高度交织、利害彼此攸关的全面战略关系，各种问题环环相扣，靠反应式应对或逐一解决已很难。

　　——深刻性。此番争斗发生在国际体系转型的大时空背景下，也因此使得今天的中美竞争被赋予“大国兴衰”、“权力转移”的特殊含义，显得更为深刻。

　　——危险性。此番中美较量，不仅直接触及南海、黄海等军事摩擦敏感地带，而且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正面交锋，冲击中国金融安全脆弱领域；对台军售问题不仅未能实现妥协，反而强化了各自立场。上述问题相互牵连，彼此影响，更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长远性。中美关系呈现出的这些新特点只是新时期两国关系内涵和外延变化的开始，它预示两国在相当长时期不仅将继续面对以前的争议，还将面对一系列全新的问题，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倪峰也认为，这一年间中美经历的两轮角力和摩擦新特征明显：范围广、密度高，第三方因素由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积极因素渐次退化成消极因素，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双边范畴，更引发了整个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一轮明显的互动，外溢效应异常突出。

　　“尽管在两轮交锋中，中美关系仍然维持着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两国领导人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也继续开展，但是，2010年经历的风波表明，中美关系可能已经走出了‘9·11’事件以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期，”倪峰说。

　　中美实力地位的相对变化

　　被严重放大

　　中美关系出现的这些新特点，使得两国学者普遍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示担忧。一些激进的学者和媒体己开始炒作“美国对华进行战略围堵”、“中美进入新冷战”等话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判断？

　　袁鹏分析，原因在于，与以往中美关系的起伏相比，此轮起伏最根本的不同因素有两点。首先是两国实力对比的微妙变化恰与国际体系变迁产生共振，致使实力地位的相对变化被严重放大。

　　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国力受到较大影响，而中国经济则继续高速增长，使得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之势超出两国预期。更重要的是，这一变化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中美实力变化同西方世界整体沉沦、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世界权力重心东移等国际格局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给人留下美国等同于西方或老牌大国、中国等同于东方或新兴大国的印象，造成中美全面战略较量的幻象。于是，积极论者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以合作方式规避冲突、共同引领世界转型；消极论者则渲染中美“战略对抗”，认为中美提前进入战略摊牌期，“新冷战”难以避免。

　　其次，两国战略心态的微妙变化恰与两国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变化相结合，使得双方国民心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从而影响彼此的战略判断。

　　实力对比的变化投射到国民心态上，呈现出美国自信心下降，敏感性、脆弱性上升，中国自信心增强，自豪感、自傲感上升的特点。而这一变化又同两国国内变化相互影响。美国方面，政治极化与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反映在外交上，则强化了国民心态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表现在对华政策上，则是对中国正常的民意表达和外交诉求简单以“傲慢论”、“必胜论”加以解读，认定中国自以为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开始想改变中美游戏规则。

　　中国方面，随着社会生态日趋多元，对外强硬、争相发声的态势变得明显，急躁冒进情绪有所蔓延。从积极意义讲，中国外交表现得更加自信，敢于在攸关自身核心利益的领域坚守原则、以硬碰硬；军方更加强调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在重大领域对美“不能示弱”。从消极方面看，国民对美国言行的承受力与忍耐力明显减弱，同时至少认为在某些领域到了与美国“讨个说法”的时候，因此喜欢一拥而上，与美斗狠；更重要的是，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力与制约力明显增大，有时到了严重干扰外交决策的程度。

　　美国的“两面”与焦虑

　　倪峰认为，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一年来的风波是由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美国认识到，在许多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用原来冷战时对付苏联的办法对付中国显然行不通；另一方面，美国又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担忧，试图采用各种办法延迟中国的发展，并试图以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中国。概括起来，也就是“接触加防范”的两手战略。尽管美国历届政府在说法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美国对华战略中“防范”的一手一直是造成中美关系出现动荡的主要原因，如果美国不放弃这一手，中美关系随时可能因各种问题出现起落。

　　倪峰分析，奥巴马执政之初中美关系之所以开局良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华尔街金融风暴，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与影响，丝毫不亚于“9·11”。如果说美国的反恐战略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与协调，那么要摆脱金融危机，中国的作用更加不可或缺。希拉里发出中美“同舟共济”的呼声，实是迫于现实的心声。而2009年底，世界经济在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之后已经有了复苏的迹象，在这一新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国间之前被隐藏的一些矛盾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美国国内因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倪峰说，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面对共和党咄咄逼人的进攻，为了保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奥巴马政府采用以牺牲对外关系的做法来换取国内政治利益。

　　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更是主因。倪峰强调，在美国看来，中国崛起在三个根本性方面有可能对美国带来挑战：第一，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十亿级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有可能给美国带来资源、能源、经济上的挑战；第二，作为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有可能给美国带来政治、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的挑战；第三，作为世界上尚未完全解决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大国的崛起，中国也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军事安全上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防范意识显著增强。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在上世纪90年代对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定性，即“非敌非友”。他是这么解释的，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在国内事务中既不实行多元化，也不实行极权化；既进行富有意义的经济改革，又不完全采纳资本主义或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

　　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有一段关于中美关系的评论也非常经典，他说，“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之前，中美关系将仅仅是基于利益的需求而非共同的价值”。多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在这个框架之内。

　　倪峰指出，他最近在与美方学者的交流中发现，后者已开始承认，2010年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确作出了一些重要调整。如果说奥巴马政府上任初始的对华政策更加强调“借重”的话，2010年的政策更加强调“平衡”，其核心内容就是调动各种力量和手段，以施压和竞争的方式，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

　　众所周知，美国对华战略建立在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总体判断基础上。过去30多年，美国对华判断出现过多次失误，主要体现在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不断涌现，而最终都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幻觉。

　　“基于此，大体在2005年左右，美国朝野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应对一个不会崩溃、并已成功崛起的中国，其标志就是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关方’论。”袁鹏说，其重要意义在于，美国从战略心理层面已无可奈何地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而且似乎认定，只要这种崛起是和平的，且不对美国构成直接挑战、有助于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美国大体可以接受，并愿意同中国成为共同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利益攸关方”。

　　然而，在经历2010年初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针锋相对之后，美国战略界掀起新一轮对华政策大辩论：中国作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可能性大增？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和平崛起的中国对美国也是挑战？

　　美国要调整心态

　　“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美国要调整心态，”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陶文钊说。

　　他认为，首先，美国要确实准备接受一个繁荣和强大的中国，要消除对中国发展的过敏心理。其次，美国要习惯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利益，与美国不同的利益，因而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有不同的政策和做法。第三，美国要改变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心态，更加平等地对待别的国家。

　　“这几条都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尤其美国超级大国当惯了，习惯成了自然，成了政治文化和行为方式。但不改也是不行的，因为中国总是要发展的，美中两国间常常会有摩擦，美国人自己老是忧心忡忡，日子会过得很不舒服。”

　　在确定胡锦涛主席访美日程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公开发表的一篇题为《如何与中国为友》的文章引人关注，他认为，在开启合作关系30年后，美国和中国不应忌讳对两国的分歧进行坦率的讨论。而未能巩固并扩大两国之间的合作将不仅有损于两国自己，而且有损于整个世界。两国都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能够避免由相互对抗加剧所导致的伤害；双方都要知道，一方的危机可能损害另一方。

　　“中美关系太大了，不仅对两国，而且对地区和全球影响太大了，”陶文钊认为，应继续拓展中美两国关系，拓展两国合作领域，这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方针。美国人是信奉实力的，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会对中国有更多的尊重。现在中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没有过时，中国仍然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国际环境，包括中美关系。

　　对于今后的中美关系，国内和国外的媒体上有各种估计和预测，有的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可能会陷入逐渐升级的战略竞争”，中美之间的战略摊牌可能会加速到来，甚至发生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陶文钊表示，“这种估计未免过于悲观。中美之间的战略摊牌没有历史的必然性。”

　　他指出，首先，两国之间的种种纠葛没有改变两国具有广泛共同利益这一基本属性，尤其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其次，两国之间的纷争也没有改变双方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性；第三，两国之间的纷争也没有改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过去30多年来，中国是在现存国际体系内得到发展的，这个体系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立起来的，是由美国主导的。中国可以在这个体系内发展，美国和西方可以容忍中国的发展这样一个事实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但它却是一个事实。这种情况也还会继续下去。□ 

如何开启中美关系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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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文章：如何开启中美关系的新局面

　　未来中美关系的实质将是利益分享为主，观念和实力竞争为次的共生共损型关系，两面交织将继续成为一种独特的“混合动力”，令双方都无法忽略其超过其他关系的首要意义

　　文/吴白乙

　　2011年1月18日，中美关系将迎来一个新的起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巴拉克·奥巴马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中美两国上下乃至国际社会对此翘首以待，满怀期待和猜想。

　　定向未来中美关系

　　美国的国策大家、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将此次胡锦涛访问的重要性与30多年前邓小平的美国之行相提并论，主张中美领导人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确定两国合作的历史潜力，使这一空前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超越单纯的双边利益，引领21世纪全球政治的道德规则；稍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表示，胡主席此访是中美双方承前启后，推进新时期两国关系的重大安排，双方领导人将借此机会共同规划未来合作蓝图。

　　自2009年初奥巴马执政以来，“胡奥会”已在双边和多边的场合进行过7次，其密度远超过往届首脑交往。为什么这一次中美领导人见面尤为重要呢？

　　首先，在全球层面，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处于持续变动、调整和创新的关键节点上，无论是全球生产和贸易的恢复性增长、货币与金融流动性的稳定，还是国际机制的改革、区域性整合与治理、安全责任的再分配及热点冲突的危机管理，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需要中美两国集合智慧，一同探索兼顾近期和长远发展利益，平衡各类矛盾的对策思路。

　　其次，在地区层面，东亚一方面是全球经济高速而持续增长的佼佼者，另一方面也是历史遗留的矛盾和潜在冲突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由于区域化过程中集体安全机制的缺位，这一地区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保障相对脆弱，成为经济繁荣和泛成员间可持续合作的长期瓶颈。中美两国在东亚均有重大的发展和安全利益，既是某些“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或间接的历史成因，也难以排拒地区内其他成员间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陷阱”。因此，能否面向21世纪的新潮流与新格局，走出传统的地缘政治窠臼而共同规划新的东亚发展战略，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闯过的一场“大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双边层次上，中美关系诸多“发展中的烦恼”总是如影随形。2010年，双方既有对“售武”、达赖、汇率等老问题的争执，也在“谷歌”、黄海和南海等领域产生新的纠纷。这些麻烦一度引起双方战略研究界的焦虑，怀疑和指责彼此错判形势，进行危险的“试水”(testingwater)之举，挤压对方的利益和安全空间。

　　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已有40年，现在两国正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口，如何超越眼前的分歧和矛盾，为相互关系作出富有远见的正确定位，营造未来双方合作共赢的新局面，无疑是两个大国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课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双方的战略选择及中美关系的走向必将对两国人民的福祉、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即将到来的“胡奥会”最应该和最可能完成的使命，是双方领导人通过面对面的深入交谈，为未来的总体关系“定向”。同时，开创中美关系的新局面自然不能靠领导人的一、两次出访来完成，还要依靠双方不断作出坦诚的、建设性、可信的后续努力才能塑造成形。今后几年内，中美两国应在以下3个方面寻求突破性进展：其一，确定合作性质；其二，探索深度共处的方式；其三，夯实民意基础。

　　选择“比翼双飞”避免“迎头相撞”

　　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活力，也最为复杂的一组双边关系。一个时期以来，中美两国战略界人士在如何定位未来中美关系上的想法不尽一致。

　　从积极的方面看，双方都承认两国之间合作的必要性，中国人依然把美国视为自身发展的重要参照系之一，无论是建设“硬”实力还是“软”力量，特别是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管理多元化社会乃至进一步走向对外开放等许多方面还需要继续拜美国为师，向美国学习的历史过程还将持续很久，因此应力戒“骄妄与自负”的心态，继续当好小学生；美国人意识到，中国崛起本身存在为美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合理性，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高度依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对于中国的规模、力量和地理优势，美国必须在处理未来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加以更有效地利用，而不断增加的共同利益与风险管理也将把两国继续捆绑在一起。

　　从消极的方面看，双方都深感中美关系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国人担心美国有可能将中国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实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势行为压制和减缓中国发展，美国一味采取霸权战略将导致中美关系“走向质变”；美国人则强调中国的国家发展方向和国际政策动机趋于模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言行不一，甚至出现与美国“对着干”的苗头。

　　回顾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美关系的非对称性始终存在，但是中方在邓小平的教导下，一直坚持“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这是基于宏大的历史机遇感和超越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的政治勇气所建立的对美战略观，也一再为中国的飞速进步和中美关系业已形成的发展主流所证明。

　　相比之下，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对华政策始终在传统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想之间摇摆，随着美国实力的消长频繁调整，从而缺乏长期的连续性。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定位，两国有识之士都应该采取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加以思考。马克思说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美国人而言，师生关系不必等同于学生必须照搬照抄老师的思维方式和标准答案，学生也不可能有问必答而且准确无误。对于中国人来说，老师发威，甚至不时挥一挥教鞭，放几句狠话，倒不至于真是要“逼人造反”。只要双方的底线都设定在“继续上课”这一点上，这一关系就大有改进、转圜和合作的时间与空间。

　　总而言之，未来中美关系的实质将是利益分享为主，观念和实力竞争为次的共生共损型关系，两面交织将继续成为一种独特的“混合动力”，令双方都无法忽略其超过其他关系的首要意义。这是冷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也是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所决定的。因此，双方政治领袖和高层决策人士应理性地选择“比翼双飞”的模式，避免“迎头相撞”的迷思，共同推动这一关系在新世纪实现“软着陆”。

　　深度相处“八方”着力

　　推进中美“比翼双飞”，避免“迎头相撞”，还需要两国采取积极的态度找到深度共处的具体方式。

　　其一，换位思考，加深互信。在20世纪前半叶成为世界首强之前的100年中，美国也曾是一个弱小挨打的发展中国家，多次遭受英国的干涉、欺凌甚至入侵。1812年，英军甚至占领华盛顿，火烧了白宫和市内其他建筑。在这100年中，美国政府意识清醒，主要修成三个“正果”：

　　首先是对内调动百姓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和法制社会，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终于走上民富国强的坦途；其次是战胜了南方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宪法的权威；再就是构筑了稳定的周边环境，并以倡导多边国际体制的先进外交思想跻身世界大国之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1870年到1913年的40多年中，美国经济规模从全球称雄到超过英国或德国的两倍半，“美国世纪”已然降临，但是美国并没有采取昔日英国那样的庞大的军事政治殖民体系，这就为后来世界体系的和平转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比较意义上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强盛之路的内外部条件与当年的美国有诸多不同，面临着美国所没有遇到过的巨大局限性。比如，美国并未经过封建农耕社会的发展阶段，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选择了工商立国的捷径，而中国当下仍然要为解构城乡二元化的长期挑战而发愁；美国工业化进程可谓天时、地利皆备，而中国今天正倍受资源、环境、气候、生态等挑战的困扰；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移民社会，而中国在控制庞大的人口基数增长的同时，正在以位数速度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美国地理位势独佳，领土(海)毗邻国家大大少于中国，其边界扩张早在19世纪就基本完成，且多以外交加赎买的方式解决。而中国长期遭受外敌入侵和领土瓜分，至今仍与1国有陆界主权争议，与8国有海洋主权或划界争议。凡此种种，都必然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性地借鉴美国经验，对内不断拆解历史和自然禀赋的包袱，构建更加公平、和谐的现代化社会，对外奉行全方位和平合作政策，通过协商互让解决分歧和争端。中国领导人也一直明确表示，无论中国如何发展，都一定要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因为称霸既有悖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也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

　　其二，有效调节舆论环境的“温度”。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媒体、智库议论最多的是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发展速度以及中国军事技术的某个突破性进展，推断守成大国(美国)与崛起大国(中国)之间攻防态势将发生转换，双方结构性矛盾上升，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增大。这些片面的舆论不仅容易误导公众，而且也给理性决策者增加了心理压力。为此，美国政府应该通过发表官方报告、政策皮书或其他公共关系载体，提供中美全面比较的真实数据和权威分析为之“降温”。中国政府也应该采取同样办法，系统向国内公众介绍中美关系各领域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两国关系出现较大困难时，更应主动引导媒体和公众看到积极因素和改善的可能。

　　其三，保持合理的政策“摆幅”。中美关系的最大难点在于国内政治因素容易引起外交政策的波动，使领导人的直接控制力受到削弱。未来两年，美国将再度进入大选，政策班底可能调整，对华关系指导思想难免出现“钟摆效应”。事实表明，中国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对美关系方针，不会因领导人更迭而改变，但客观上接班者毕竟要经过或长或短的内部机制磨合。与此同时，中美关系日趋全面和复杂，双方都必须加强内部的高度协调机制和专业化执行能力，避免左右矛盾，前后失据，造成这一关系发生较大的起伏。

　　其四，加强危机预防和管理。由于全面和深入的相互接触，中美关系需要在多层次、宽领域进一步交流与磨合，矛盾和摩擦在所难免。双方应将管理的关口前移，通过平等协商建立在敏感问题、敏感区域的共同行动准则，改进内部及相互之间的通报机制，及时将突发事件控制在技术层面。为此，应特别注意发展两国两军基层官员的交往，适时增加相关知识和规范的共同培训。

　　其五，维护相关政策的底线。长期以来，美国东亚政策在三个敏感问题上刻意保持某种模糊的空间，一是所谓“协防”台湾，二是与朝鲜维持不战不和的状态，还有一点就是在保证航行自由的前提下不介入南海地区争端。三个问题均关涉中国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周边稳定，要保证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局，美方须顺应台海两岸和平与和解的历史趋势，切实履行中美“8·17”公报中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的承诺，在对朝关系难以正常化的情况下不得轻易用武。中方无意阻扰和控制美国舰船在南海地区的无害通行，因此美方无理由改变其政策而推动南海争议国际化。

　　其六，对涉及双方重要关切的矛盾应合力“解扣”。当前，美国经济各项恢复性指标不尽理想，尤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表明重振消费和刺激生产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为尽快改善出口形势，带动相关产业的复苏，美国一方面实施适量的货币宽松政策，通过增加货币供应导致美元贬值，另一方面则加大对人民币升值的外交压力。然而，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汇率不能根据单方面的经济状况来决定，而主要取决于双方相对经济增长率、相对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多种因素。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远大于中国，且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的政策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大于中国的政策变化对美国的影响，所以，罔顾历史成因，将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归咎于“人民币被低估”有失公允。重要的是，当大国之间产生与汇率相关的争议时，必须相互协调，在彼此立场的合理可行部分中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不能动辄将之政治化。从近期看，尽管中国率先走出世界性金融危机，恢复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由于产业动力分布不均，就业机会增量有限，通胀压力增大，收入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经济与社会风险巨大。而当上述困难有所减轻时，中国应抓住机会使人民币合理升值以纠正贸易和直接投入外资“双顺差”的不利格局。既可以优化国内资源配置、改善贸易条件、增进国民福利、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同时也可能有助于减少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

　　其七，在第三方问题上应取得“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默契。东亚地缘政治具有小国利用大国矛盾而自重的传统特点。冷战期间，中美曾数次被动卷入局部战争，都与小国冲突有直接的关系。历史的教训昭示我们，在涉及第三方问题上，中美和则两利，争则两伤。为开创建设性的地区安全秩序，中美两国首先应在“有所不为”上形成默契，不主动去“搅浑水”以从中渔利，不鼓励任何破坏信任和稳定的言行。在“有所为”方面，中美应积极顺应区域力量“多极”增长的趋势，持续调整自身的观念和政策工具，树立公正公平、促和维稳的道德形象，推动地区各类多边合作框架的构建。

　　其八，加深两国领导人和部门首长之间的个人交谊。除直接见面外，增加各种专业热线联系有助于缩短两国之间信息沟通的地理与心理距离，改善决策认知和目标的透明度，减少误判的几率。

　　中美关系根本改善取决于

　　民意的改善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中美社会殊异，也是两国之间外交力量长期不对称的根源所在。美国政治体制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至上等价值观之上，尽管长期以来外交一直属于精英治国的传统领地，但是其内部机制仍然表现出鲜明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人文主义交替竞争的特点，这些思想在公众中具有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反过来又通过这些部门的公共关系工作不断“回灌”给社会，再以爱国主义、世界主义等教条为百姓准备好简单的“是与非”、“善与恶”等答案。处于两者之间，有大量的专业协会、研究机构、企业、社团及形形色色的公关公司等充当中介角色，为美国社会的多元利益甚至外国利益集团进行合法的代言、游说活动。美国对华政策的背后始终存在各种思想和利益的现实博弈，在相关部门决策以及国会审议重要涉华议案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现。

　　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的根本改善取决于民意的改善。只有通过系统地做好美国人民的工作，才能真正开创继而维护好中美合作的新局面。在此次访美期间，胡主席将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系统阐述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和发展新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主张，并向广大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青少年发出积极参与中美友好事业的邀请，这无疑是“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思想的具体体现。未来一个时期，有关部门应抓住机遇，做好对美公共外交的行动规划与可行性研究，并组织、协调相关力量先从以下几个环节上作出尝试：

　　一是推动中小企业对华合作。美国现有中小企业2千多万家，占全美企业总数的99%，国内生产总值的40%，就业人口总数的60%。美国每年新增就业机会的2/3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更重要的是，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发明专利由中小企业拥有，小企业的人均创新率是大公司的两倍。同时，中小企业一般都存在融资困难，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最为严重。中国应有选择地组织力量，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其以专利入股、技术合作等形式来华开展业务，鼓励地方政府组织企业赴美进行技术招商，或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美国中小企业在华创业园区，还可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在美中小企业聚集地区召开大型洽谈会，促进有竞争力的中国民营企业购买或参股优质企业。

　　二是通过公众人物和生动事实扩大在美视听。美国社会普遍崇尚个人魅力和公益性活动，易于接受个人奋斗的传奇与社会成长的经验实证，美国的对外宣传及公共外交也经常以公众人物为中心，打造代表“美国梦想”的鲜活形象。增进中美两个社会之间的了解，扩大在美视听，就要制定具有鲜明针对性的公共传播策略，选择具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和丰富说明性的中国故事，由一大批活跃在各领域、各阶层的中国公众人物直接向美国社会讲述真实的、变动中的中国。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进行的“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活动已经提供了很好的脚本，可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些在美国具有知名度的人物、事件和话题，从而发挥其“连心桥”的潜在作用。

　　三是建立与美国舆论领袖的常态化互动与合作。受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美国公众舆论的领导权在一般情况下并非由政府掌握。换言之，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为媒体经常发表背离官方对外政策的观点提供了相当宽松的空间，而实际主导外交政策辩论的是美国的知名记者和编辑、专家、学者以及社会活动家，他们被认为是舆论领袖。做好这部分人的工作，需要长期、细致和有效的计划安排，一方面要建立与之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为他们在华工作和访问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需要配置好国内资源，通过他们不断地向美国媒体输出大量信息。最重要的是，对于这些舆论领袖要持宽容态度，允许他们说错话，说过头话，甚至是尖锐批评，允许他们有更长的时间客观地认识中国。总之，要通过尊重其独立性达到团结的目的。

　　四是与美国大型公关公司建立业务合作关系。美国是一个高度市场经济的商品化社会，要有力地推进上述活动，取得预期的实效，一个十分重要和经济的办法就是与当地的知名公共公司开展业务合作，一方面可以及时获取改进建议，修正行动方案，另一方面，则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法律风险，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较快地接近工作目标。这一点已为许多国家在美开展政策公关工作的经验所证明。

　　五是扩大对美教育交流。政府的一项粗略统计显示，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已有约1600所美国公立及私立中小学校开设了汉语课，地区分布除东海岸或西海岸外，已开始延伸到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及犹他州等腹地或偏远地方。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汉语课，未来美国学生来华留学和访问的机会将大幅增加。目前，中国教育部已经对部分学校汉语教学给予资助，未来应继续扩大资助范围，还可考虑在国家留学基金框架下增加美国学生来华学习的专项资金，还要出台政策鼓励有条件的中国高校乃至中学设立美国学生、教师来华研修资助项目。同时，国家汉办应改进相关条件要求和教学培训，提高师资待遇，注意利用退休教师等社会资源扩大赴美教学的队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胡奥会”前展望中美军事关系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15日13:34  瞭望

　　《瞭望》文章：“胡奥会”前展望中美军事关系

　　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阻碍了军事互信，化解之道关键在于美国放下冷战思维，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

　　1月12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参观访问了中国第二炮兵司令部，并以长城为最后一站结束了为期4天的中国行。

　　盖茨的4天中国行，规格高且内容丰富务实：与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晤；与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等领导人会谈；并成为继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凯尔顿之后，第三位访问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美国高官。

　　中美军事关系向来被视为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在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两国交往的数次起伏中，军事关系总是率先恶化，滞后发展。

　　2010年初中美军事关系再陷低潮，年末岁初两军高层互访又使其呈现“破冰”迹象。随着1月18日胡锦涛启程访美，两国军事关系有望跟随大势，迎来新的契机。

　　但形势依然不容过度乐观。2009年奥巴马访华后，国内舆论一度对中美关系维系平稳抱有较高期望，此后摩擦事件却接踵而至，中美关系迎来一场“冻雨”。

　　2011年，在新的世界格局变动背景下，站在中美关系战略性十字路口，两国军事关系何去何从？如何增进军事互信？中国当如何妥善应对？

　　《瞭望》新闻周刊为此先后采访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所长、海军少将杨毅，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彭光谦少将，邀其一一作出研判。

　　“谨慎地抱有希望”

　　《瞭望》：此次胡锦涛访美，对中美两国军事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杨毅：这次访问的背景，是中美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双方在国际战略格局的地位发生变化。虽然美国实力仍然非常强大，尤其是军事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其他国家短时期内无法超越，但由于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上升，美国对中国产生一种战略焦虑症，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就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对对方力量、影响的心理认知出现差距。

　　中美军事关系因此也比较微妙，美国一直非常担忧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会挑战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优势，两国军事力量关系一直处于滞后状态。此前中美两军恢复了一定交往，此次胡锦涛访美则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全面推进或定调，将对包括军事关系在内的各个领域双边关系进行促进、巩固、提升。

　　彭光谦：中美军事关系目前“气温”虽有回升，但还没有完全走出“冬天”。努力回到正常状态，特别是避免“极端灾害天气”，仍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

　　问题是，仅仅靠一方努力，是不行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去年一年是中美军事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这样的局面绝不是由中国造成的。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损害过美国的任何利益，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中国的国防开支仅为美国的一个零头，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和必要性，去挑战美国。但美国却一直把中国想象成堂·吉诃德的风车，不知疲倦地跑到中国家门口叫阵。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国。

　　中美关系目前再一次处于战略十字路口。如果任由美国沿着这套行为方式滑下去，中美之间紧绷的弦迟早会断。胡锦涛这次访美，就是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敏感的、危机的时刻，再作一次真诚的努力，重新界定中美关系的性质，重新确定中美关系发展方向，重新确认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分歧点，重新确认中美未来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

　　换句话说，就是要对中美战略关系再定位，双方核心利益再确认，危机管理机制再探讨，中美战略互信再积累。使命重大，任务艰巨。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至于能否取得成效，最终还要看美国，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一厢情愿。我们只能是谨慎地抱有希望。

　　困局源于结构性矛盾

　　《瞭望》：近年来，中美军事关系一直陷于“发展—停滞—再发展—再停滞”的循环，原因何在？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彭光谦：中美关系或者中美军事关系停滞，没有一次是中国主动引起的。

　　中美困局关键在结构性矛盾，包括地缘战略结构矛盾、意识形态结构矛盾、战略力量结构矛盾。这几大矛盾过去就存在。但过去不十分突出。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初期中美力量对比，存在巨大差距，美国还没把中国当回事；二是中国市场潜力之于美国，具有巨大诱惑，美希望向中国倾销商品；三是美国对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框架抱有巨大期待；四是美国忙于反恐，难以分身，同时在反恐等问题上，对中国还有巨大需求。

　　由于这些因素，一些矛盾被掩盖住了。现在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中美战略力量对比，虽然美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并未根本改变，但是差距相对缩小；在经济领域，中美之间构成一定的竞争性，中国市场的诱惑力在相对下降；中国未能唯美国之命是从，对G2也不感兴趣，有时还发出自己的声音，让美失望；加上美国从反恐前线撤兵，对中国需求下降，也腾出了较多精力。过去可以容忍中国发展的因素，现在渐渐在消失。美国对能否保住自己长期高高在上的霸主地位，开始不自信起来，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杨毅：中美建交之后，两国军事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周期性的震荡。中美之间军事关系要维持一种正常的、稳定的、健康的状态，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一些结构性矛盾，影响两军正常交往的政治性因素始终存在。

　　从目前来讲，直接影响中美军事关系的主要有三大因素：美国坚持不断对台湾军售，美国国会2000年国防授权法对两军交往的限制，以及美国军机、舰艇对中国沿海的频繁抵近侦察。对中国军队而言，你经常到我家门口来耀武扬威、磨刀霍霍，我怎么能有一个平和的心理来和你正常交往呢？

　　注意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动向

　　《瞭望》：在结构性矛盾一时无法破解的情况下，中美军事关系或者说中美军事战略关系需注意哪些动向？

　　彭光谦：经济上，美国已显疲态，但发展军事力量的步伐从未放缓。从这几年来看，美国动用军事力量的频率和对军事力量的依赖越来越大，军事上的动向有三点值得关注：

　　首先，在过去20年里，随着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重心也在逐步东移。包括11艘核动力航母中的6艘、60%的战略核潜艇陆续向新的战略枢纽关岛转移，战略重心东移现已大体就位。

　　其次，军事优势和经济优势失衡日益严重，一方面经济上仍陷困境，一时还难以从危机中走出来；另一方面，军事力量却逆势膨胀，这就增加了对外政策中非理性决策的可能性。

　　再次，外交军事化趋势日益明显，越来越依赖军事手段解决外交问题。过去航空母舰通常作后盾，现在航母往往打头阵，航空母舰的使用已常规化、经常化了。这并不是一种强大的表现，而是不自信的表现，焦躁的表现。这样下去很危险。

　　美国对中国防范、牵制和预防性战略围堵越来越不加掩饰，遏制力度逐渐加大。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的定位越来越明确。2000年美国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还是以“一个资源丰富”的大国，暗指中国为其长远军事对手的可能性，2006年和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则直指中国“挑战国际体系”，是美国“最大潜在对手”。

　　二、美军在亚太地区展开以关岛为枢纽的前进部署，其军事前沿，近年来已经向中国方向推进了几千公里。

　　三、美军持续对中国进行抵近军事侦察，为未来可能的军事行动预作战场准备。

　　四、美国官方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研究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空海一体作战”理论，改变冷战时期针对苏联制定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报告中三百余次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开表示，准备在西太平洋地区打一场空海一体战。

　　五、针对其作战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检验性演习。2010年虽然仍身陷金融危机，但美军在西太平洋海域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和频率都是前所未有的。

　　六、在西太平洋地区，进一步强化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关系，打造“东亚北约”。公然声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中国领土钓鱼岛。

　　美国应放下冷战思维

　　《瞭望》：中美双方有何办法增进军事互信？下一步可在哪些方面加强沟通交流？

　　彭光谦：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其实就在一念之间。只有美国放下冷战思维，太平洋才有太平可言。

　　中国不同于历史上的欧洲列强，中国不寻求开拓殖民地；中国不同于前苏联，中国不输出意识形态；中国也不同于美国，中国不寻求世界霸权与地区霸权。中国与历史上所有霸权国家不一样，一是，中国与现有大国之间利益相互依存，而不是彼此截然对立的；二是，中国发展受益于对外开放，受益于现有国际秩序，中国没有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驱动力和必要；三是，中国有毁灭“毁灭者”的最低限度的报复能力。把中国与霸权国家的发展逻辑相提并论，渲染“中国威胁”与威胁中国生存与发展，都是徒劳无益的。

　　中国不寻求任何国际特权，中国只要求作为国际大家庭的普通一员，得到起码的尊重和平等对待。尊重中国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尊重中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高尚情感和百年夙愿，尊重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尊重中国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提高正当防卫能力的基本权利。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占世界人口1/5的中华民族，平等对待世界上唯一历经五千年风雨而未曾中断的伟大的中华文明。

　　西方学界有一个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Effect)，讲的是描述期望如何，最后果然就变得如何。如果美国老把中国看成敌人，中国说不定就真的变成了敌人。一旦如此，不仅是美国的灾难，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

　　杨毅：战略定位非常重要。中美两国历史、现状、意识形态、战略文化存在许多不同，相互之间有分歧非常正常。胡锦涛此次访美，以及此前两军一系列互动，首先在高层上发出善意，愿意就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

　　通过相互沟通交往，中美可以认识到双方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或敌人，这就具备了一个重要前提。为了促进中美两军关系的良性互动，需要解决“履行承诺、扩大合作、相互包容、双向透明”等重大问题。

　　尊重相互间作出的政治承诺，包括中美三个联合公报、2009年联合声明，在行动上而不仅仅在口头上予以履行，不挑战、不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就能保证中美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也就能确保中美两军关系不受周期性的冲击。

　　加强具体合作，逐渐增进了解，形成共同利益。冷战时期中美曾有良好的合作关系，现在虽然在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不容易，但还可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抢险救灾、人道主义援助、打击海盗等方面合作。随着条件逐步成熟，两军共同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维护特定地区危机时期的稳定，等等，也不是没有可能。

　　相互包容，承认并不挑战对方合理的、相应的空间和权利，包括军事力量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现代化唯一的目的是保卫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世界足够大，太平洋足够大，西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和行动。

　　双向透明，双方相互展现不与对方为敌而是寻求合作的战略意图，而不是单方面由中国必须展示发展军事力量的规划。军事力量的性质和使命决定其要为最坏情况做准备，因此双方展示透明、展示善意非常重要。

　　总的来说，只要两国有维护正常交往的良好的政治愿望和氛围，中美军事关系就能够一步一步地平稳发展。

　　中国双管齐下

　　《瞭望》：中国应作何应对？

　　杨毅：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努力促进中美关系、中美军事关系的良性互动，使其更加稳定，唯有如此，我们的外部安全环境才能稳定，才能专注于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建设现代化，加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军事能力，如果没有基本的、防御性的军事力量，我们怎么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呢？

　　彭光谦：越是有问题越要谈。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去克服困难，排除影响中美军事关系正常发展的障碍。愿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示之以利。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效果几何，不是中国说了就算的。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我们要学会全面看问题，要注意避免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其一，“全球化可以消除利益冲突”的误区。实际上，全球化利益相互依存，有利于减少高强度的利益冲突，但并不能完全消除利益冲突。有时，利益越紧密，可能带来的利益冲突和摩擦的概率越高。

　　其二，“核国家之间不会打仗”的误区。核恐怖平衡可能有助于减少核战争的危险，但是难以防止中低强度的常规战争的爆发。核力量严重不对称性的有核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可能性更难以排除。

　　其三，“‘民主’体制有可能避免战争决策失控”的误区。实际上，近年来美国在世界上进行的几场对外战争都是作为“民主”的样板，在“民主”的体制下决策和发动的。“民主体制”并不能防止非理性决策。

　　其四，“冷战已经历史终结”的误区。实际上，冷战虽然成为历史，但是冷战思维远未消失，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有的人脚虽然已跨进21世纪，但头还留在20世纪。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美国霸权的衰落。奥巴马表示，美国决不做老二，这本身就是美国霸权衰落的信号。历史上没有万年不朽的霸权。任何霸权迟早都要走入历史。美国霸权虽有衰落迹象，但是美国霸权衰落还是将来时，而不是现在时，更不是完成时。美国的国力仍然无人可比，美国科技创新仍有巨大潜力。只不过美国霸权，无论兴衰，都与中国无关，而是其内在逻辑，内在因素决定的。美国无止境的扩张，必然大大透支有限的战略资源。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根本原因。遥想当年美国先贤立国之始，制定出体现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美国宪法，今天的美国能够平等对待各国吗？是不是正在逐渐走向美国宪法精神的反面呢？□ 

中美军事关系“探底回暖”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15日13:34  瞭望

　　《瞭望》文章：中美军事关系“探底回暖”

　　展望2011年，中美军事关系喜忧参半。盖茨访华，特别是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后，中美军事交流有望进入一个“快速上升期”，但两军、两国关系能否乘势而上、步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尚需中美间相向而行

　　文/罗援

　　中美建交后，军事关系历经六次大起大落，究其原因，皆是由于美国触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所造成的。2010年1月，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中美之间的《8·17公报》，向台湾出售价值64亿美元的军火，中美军事关系再次跌入低谷。2011年新春伊始，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几经波折，终于踏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门，表明中美军事关系的第六次大起大落，画上了一个句号。

　　中美军事关系“探底回暖”对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毕竟中美两国现在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军事稳定，两国的其他领域就翻不起大浪；中美军事稳定，地区的动荡因素就难以形成大气候。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美国自己不要变成动荡因素，成为“麻烦制造者”。

　　美国以航母开道重返亚太

　　奥巴马总统上台伊始，便声称要成为亚太总统，国务卿希拉里则高调宣称要重返亚太。2010年10月至11月，他们密集出访亚太，前者访问了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中国等7国，后者出访了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日本4国，充分展现了美国试图通过“小多边”外交提升在亚太影响力的意图。美国重返亚太大致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进一步巩固与日、韩等传统亚洲盟友关系。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于3月爆炸沉没后，美国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强化与韩国的军事关系，包括将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时间由2012年4月17日推迟至2015年12月，以及举行“不屈意志”、“乙支·自由卫士”、反潜联演、炮兵训练等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在与日本关系方面，虽然今年双方因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发生摩擦，导致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辞职，但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美国不仅敲打了日本，也稳固了双方的同盟关系。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美日韩罔顾中国对举行“六方会谈”团长紧急磋商的一再呼吁，执意于1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三国外长会，发表“共同声明”，鼓吹强化美韩、美日军事同盟，搭建美日韩三边同盟雏形，构筑半岛与东北亚安全事务“统一战线”。

　　二是美国利用矛盾，从中渔利。美国于去年6月与印度在华盛顿举行战略对话，11月奥巴马又对印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表示将寻求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美国还表示欢迎印度成为改革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针对东南亚不少国家与我有领土领海争端的现状，美国通过声称在南海拥有“重要利益”，试图利用东南亚对我国既有需求又怀戒备的复杂心态，在对我崛起问题上形成共同语言，借此重返亚洲。去年8月11日，美国与越南展开了历史上首次海上“非战斗行动”联合演练，历时一周，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和“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参与其中，演习的主要地点在南海。美国声称将继续加强与越南的军事联系。

　　三是以舰炮为先锋，挟武力重返亚太。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6月以来，美军与亚太盟国已举行近20场不同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科目之繁杂，目标之明确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令整个亚太地区感受到了美国军事力量的“无处不在”。

　　美国著名军事专家里克·罗佐夫认为，美国今年在亚太地区如此频密地举行军演，正是五角大楼开启“亚太新世纪”的标志。

　　另据报道，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拟于近期内派往西太平洋地区执行紧急任务，这是继“乔治·华盛顿”号和“卡尔·文森”号之后，在延坪岛事件爆发后出现在远东地区的第三支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在此之前，美国已将最先进的F-22战机部署在夏威夷、关岛和阿拉斯加，形成所谓的“空中铁三角”；将“俄亥俄”级核潜艇部署在韩国的釜山、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和印度洋的迪克加西亚岛，形成所谓的“海上铁三角”，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调整已具雏形。

　　中美结构性矛盾受阻三大障碍

　　中国邀请美国国防部长访华，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军的分歧和矛盾已经解决，中方中断和美国的军事交流，是为了解决矛盾；中方恢复和美国的军事交流也是为了解决矛盾。前者是为了表示愤怒，告诫美方哪些是中国的利益边际和安全底线，这些边际和底线是不容触犯的；后者是为了释放善意，希望通过交流甚至交锋，克服障碍，保持中美军事关系在一条健康、平稳的轨道上发展。

　　中美军事交流三大障碍，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表现，责任在美方，解铃还须系铃人。

　　障碍之一，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有悖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现在海峡两岸尚未签署和平协议，从理论上讲尚处于对立状态，美方不应偏袒任何一方，如果单方面地向对立的一方出售武器，这就是火上浇油，就是挑拨中国人打中国人。更重要的是，美国违背了自己对中国的承诺，信誉扫地。在《8·17公报》中，美国对中国作出三项重要承诺，一是“不执行一项长期对台军售的政策”，《8·17公报》签署已经28年了，什么叫长期，什么叫短期？美国的第二个承诺是，“美国对台军售的品质和数量不能超过中美建交时的水平”，据查，中美建交时，美国对台军售只有四亿美元，出售的是霍克导弹，现在美国对台军售达到六十四亿美元，卖给台湾的是“爱国者Ш”导弹，品质和数量有没有超过中美建交时的水平？美国的第三个承诺是，“对台军售的数量将逐渐减少，并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现在28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逐渐减少”，反而看到美国在“逐渐增加”对台军售。美国总要求别的国家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首先自己应该作表率。

　　中美军事交流的第二个障碍是，美国的军机、军舰频繁地、高强度地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和南海进行抵近侦察。这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口口声声说，“中美之间是同舟共济的关系”，“同舟共济”怎能频繁地到人家的家门口侦察呀？如果中国的军机、军舰也到美国的东、西海岸进行抵近侦察，美国能同意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美军事交流的第三个障碍是，美国国内法的障碍，美国有一个“2000年国防授权法”和一个“迪莱修正案”在12个领域限制和中国的军事交流，这一个法律障碍不排除，中美军事交流的品质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提升。

　　尊重、互信、对等、互惠

　　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曾经把中美军事交往的发展规律归纳为“七段论”：快速上升—戛然停止—缓慢恢复—暂时停顿—逐步改善—再次停止—重新启动

　　按照这一规律，盖茨访华，特别是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后，中美军事交流有望进入一个“快速上升期”，但能否摆脱“七段论”的怪圈，关键是要看能否遵循“尊重、互信、对等、互惠”的原则。

　　这四项原则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是递进的关系。相互尊重是前提，没有彼此间的尊重就谈不上互信，但这种尊重不仅是礼仪上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各自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关注的尊重，不触犯对方的利益边界，不踩踏对方的安全底线，这里中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对不允许侵害。有了相互尊重的前提，才有可能建立互信。

　　在建立互信方面，美国必须改变观念，承认并接受中国主张的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行性、可信性，认识到一个日益强盛的中国不见得对美国带来威胁，中美完全有可能而且需要成为合作伙伴，因为中美关系绝非“零和游戏”。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美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契合点越来越多。同样，两军的合作前景也非常广阔，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联合打击海盗、人道主义救援、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等，未来的合作大有可为。中美之间有了相互之间的信任，才可能在一种对等的氛围中坦诚地交流与对话。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佐利克曾将中美关系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现任助理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中美关系是“战略再保障”的关系。客观地说，这两个定位是不错的，中美之间现在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攸关者”，双方要“负起责任”来，要向对方“战略再保障”，关键的问题是，双方要对等地承担责任和义务，对等地向对方“战略再保障”。只要中美双方切实做到了“尊重、互信、对等”，那么，“互惠”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毋庸讳言，中美双方在交往中都会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但不应损人利己，危害对方的国家利益。双方应采取既坚持原则，又理性务实和灵活处理的立场，灵活不能违背原则，合作不能强迫意志。为了保持中美军事关系健康、平稳地发展，起码应具备如下几条：一是双方须有合作的意愿；二是须有危机处理的机制；三是当某一方因坚持己方立场而引发冲突之后，必须适可而止并寻找台阶下，而非僵持并使局势持续激化；四是积极拓展并锁定合作领域，起到减少双方的误判、缓和误解的作用，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培育和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巩固和扩大双方共同利益。

　　展望2011年，中美军事关系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国军委副主席徐才厚2009年底访美的七项成果可望重新启动，中美双方可在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大合作，可在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上进行沟通。忧的还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这已经成为中美军事关系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以干扰中美军事关系大局。这次，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固然可视为中美军事关系回暖的信号，中方释放了许多善意，但两军、两国关系能否乘势而上、步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尚需中美间相向而行。□(作者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 

中美贸易失衡的症结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15日13:34  瞭望

　　《瞭望》文章：中美贸易失衡的症结

　　美国借口中方贸易顺差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压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做法，完全掩盖了中美贸易的真相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延棠

　　驻华盛顿记者刘丽娜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全年，中国对美出口2833亿美元，同比增长28.3%，中国自美进口1020.37亿美元，同比上升31.7%。美国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出口国。

　　在投资领域，2010年前10个月，中国实际利用美资金额24.19亿美元，同比上升18.75%。截至10月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5.9万余个，实际投入646.25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步伐也在加快。截至2010年10月底，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约42.2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旅游等领域。

　　在全球经济仍未彻底走出危机阴影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交出这样的成绩单不但是互利双赢，对于世界经济复苏也是一个积极信号。

　　但是，过去一年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的竞争、摩擦、博弈同样引人关注、令人担忧。“贸易战”、“货币战”等词汇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展望2011年，在财政和货币双重刺激政策的作用下，美国经济增速将加快，但原有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未化解。而中国经济虽先行复苏，却面临通胀预期加大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压力等众多难题。中美经贸关系将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顺差美国得利

　　中方顺差，常常成为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和冲突的引信。在过去一年中，美国联手欧盟等经济体在人民币汇率、自主创新、新能源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环境、稀土出口等问题上，频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对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限制措施也层出不穷。据统计，2010年美国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共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6起，“337调查”18起。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出口利益，恶化了中国外贸发展环境，而且将直接影响到中国众多企业的生存发展，给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向常态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其危害性不容小觑。

　　但事实是，美国借口中方贸易顺差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压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做法，完全掩盖了中美贸易的真相。前不久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顺差，美国获益》的文章，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即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虽不断扩大，但得利的主要是美国。

　　文章说，2009年，中国全部出口的56%是外资企业创造的，拿走了65%的中国贸易顺差。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产品结构。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接近一半是加工贸易。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0年1月到11月，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值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83.83%。

　　也就是说，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在中美贸易中，中国的加工贸易是顺差，一般贸易是逆差；货物贸易是顺差，服务贸易是逆差。统计显示，2004年至2008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年均增长35.4%，远高于同期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增幅。

　　摩根士丹利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2003年，中美双边贸易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接近6000亿美元，并帮助美国企业降低成本和控制通胀，而在同一时期中国获得了2291.8亿美元的顺差。

　　拿当今市场上颇受欢迎的个人电子娱乐产品苹果“iPod”播放器来说，它是由苹果公司委托富士康在中国的代工厂组装。据记者调查，每台播放器在美国零售价为299美元，其中美国本土企业获得163美元的附加值，中国只获得4美元工人工资。但是每向美国出口一台播放器，账面上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就增加150美元。

　　综观之，美国企业通过在华投资设厂、委托代工等方式，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效提高了竞争力，并且收获了产品销售利润的绝大部分；而中国在此过程中，尽管账面上有巨额顺差，却实际只收获了少部分利润。这表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恰恰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受益者。

　　2010年圣诞前夕，本刊驻美国记者走进美国超市，一位母亲购物车里除了一棵松树，其他所有商品都是“中国制造”。可以说，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给美国人带来巨大利益和实惠。当然，中国通过扩大出口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所需要的“原始积累”，但中国为此支付的廉价劳动力成本、资源和环境代价却异常高昂。

　　经贸冲突常态化与复杂化

　　针对中美经贸前景，受访专家认为，在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心态和舆论可能会积极膨胀，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华贸易政策。中美双边经贸冲突可能出现常态化和复杂化的形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认为，经贸利益目前仍然是中美双方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所在，但继续扮演“压舱石”或“润滑剂”角色面临挑战，有成为两国关系最大摩擦源的风险。

　　他说，中美两国目前都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美国强调五年出口倍增、实体经济再造计划，中国则在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双方既有的经济互补优势为此可能遭到削弱。经贸关系政治化的倾向，给既有的经贸关系发展增添变数；金融领域的明争暗斗，已演化成两国全面战略较量的主战场。

　　根据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斯滕尼·霍耶日前发表的讲话，2011年国会的主要议题集中在经济领域，国会的经济政策将从危机应对转向推动增长，包括减债、创造就业、重塑美国制造业、扩大出口、提高中产阶级生活水平、改善监管、进一步改革税制、改进教育和加强研发等。届时，两党将寻求妥协，争取把美国经济带回更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复苏的路径。

　　专家指出，在对华经贸政策上，美国对华倚重点，同时也是压力点和冲突点，将主要集中在市场、资源和人民币汇率三方面。

　　一是千方百计扩大中国市场。2010年美国以中国“自主创新”政策为突破口，要求中国改变产业政策，给予美国企业同等待遇。美方近期的一个特点是更多诉诸多边机制解决争端。近3个月，美国两次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而且可能还会有新的诉讼。2010年12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称已就中国政府对风能产业补贴一事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

　　二是继续施压对美出口战略资源。近期最突出的例子是稀土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0年底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对中国政府今年“干预经济”感到不安，称美方督促中方取消稀土出口限制，但“中方迄今不愿意改变政策”。

　　三是在分担危机成本方面，将继续抓住汇率问题，要求人民币升值。在汇率问题上，不排除在中国领导人访美后形成新一轮压力。特别是如果美国的失业情况得不到明显缓解，国会可能会有新的动作。

　　此外，美国还利用多边国际机制对华施压。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在加大对亚洲的投入，防止中国实力增长威胁美国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辛格强调，2011年世界经济“再平衡”将是一个主要政策，重点仍是中国。

　　在竭力打开中国市场的同时，美国也在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最新措施是加强法律壁垒。国会参众两院2010年12月先后通过关于食品安全法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权限有所扩大，这意味着来自中国等国家的食品将受到更加严格的检查。

　　为何美国对中国出口太少

　　1月9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参加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中美科技创新与合作发展论坛时表示，中美经贸合作正面临新机遇，双方在新兴产业、高科技和资金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他说，中国正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核心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节能减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美国也正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发展新能源、绿色环保、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实施出口倍增计划，新建和改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电网等基础设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经济是结构性互补关系，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蒋耀平认为，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不能只靠中国自身的努力，美方应正视两国的比较优势和市场需求特点，在放宽对华出口管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方面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

　　所言不无道理。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对美出口占中国对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89年的6.6%增长到2008年的17.7%。与此同时，尽管美对华出口总额在不断上升，但其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却从1989年的9.7%降到2008年的7.2%。因此，中美贸易失衡的准确描述应该为：为何美国对中国出口太少？

　　美国对华出口份额下降，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加强了高技术行业对华出口管制，放弃自身比较优势向中国大量出口低端产品。以2005年为例，在出口到中国的6000余种商品中，美国在其技术含量最高的15种产品上对华出口额共计30.7亿美元，占当年对华总出口额的10.6%，而这15种高技术产品共占美国对印度出口总额的18.1%，显著高于中国。令人惊讶的是，废钢、废铜和废铝对华出口占其全球出口的份额分别达到75%、61%和61%，位列美对华出口份额的第一、二、三位。

　　另根据海关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仅占中国进口的全部高技术产品的6.9%，这一数字2001年是18.3%。

　　足见，对华出口结构扭曲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失去广阔的中国市场，最终也会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这是中美双方和企业界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需要中美双方从战略高度共同谋划互利共赢的未来，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步发展。 

关系中美关系未来十年走向的高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15日13:34  瞭望

　　《瞭望》文章：关系中美关系未来十年走向的高访

　　在第二个十年，发展面向21世纪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需要两国元首面对面地探讨

　　文/周文重

　　国家主席胡锦涛1月18日至21日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 今年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胡锦涛此次访美的意义在于把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在第二个十年，如何落实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双方达成的共识，也就是发展面向21世纪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这需要两国元首面对面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此次胡锦涛的美国之行，关系到中美关系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框架。

　　要正确看待中美关系中的问题

　　中美关系问题很多。之所以问题很多，是因为中美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是少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的程度比较深，自然就会有很多的摩擦。就经济领域而言，双边经贸关系2010年发展到3800亿美元，这么大的贸易量，存在一些问题在所难免。

　　因此，中美之间的问题要分一下类，一种是经贸领域的问题，经贸领域双方互有需要，要争取互利共赢，避免政治化，不搞对抗。

　　还有一种问题涉及到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这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和美国的核心利益，需要双方在求同存异平等互信的基础上，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中美之间有三个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对这些问题的处理都有明确的规定和一系列的原则，只要美方严格按照三个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的原则来做，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一时解决不了，也可以得到必要的控制和管理。

　　还有一种问题是国际问题、地区问题，双方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侧重点和解决的方式有所不同，我认为这就需要双方从大局出发，来求得一致，比如朝核问题等。

　　再有一种问题就是意识形态不同，双方意识形态不同，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不一样，这就要双方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应该和而不同。

　　中美之间如果根据问题的不同，以相应方式来处理，应该可以将这些问题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有些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但起码不要因此而妨碍中美关系的整个大局。

　　因此，一方面这次访美会推动双方关系有新的发展，另一方面有些问题仍然会存在，这些问题不可能在这次访问结束后就不存在了，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意识形态划线的时代已经不再

　　现在时代不同了，冷战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冷战思维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中，但毕竟时代变了。全球化在发展，各国都面临着大量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自解决，或者根本就不可能解决，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互相合作，大家都会从中得到好处，反之，都会受害。

　　同时，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上升，导致国家之间在经济交流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遇到问题通过协商、合作、对话方式来解决成为一种潮流，可以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结束之后，大国之间的关系都是以合作为主流，问题、摩擦肯定会有，但是最终还是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一趋势不可能改变。

　　因此，大国之间发展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冷战时代是不可能的，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则是可能的。当然，其间会有很多障碍，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战略，这一战略是适应当前形势发展变化的。基于对大国关系和当前形势的这一判断，我们认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和平发展的机遇期，我们的和平发展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也会有很多斗争，但是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合作。

　　我们对外关系有一个布局，大国关系是首要，周边是关键，多边是舞台，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周边关系也好，大国关系也好，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中美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无非就是强调它的重要性，但是强调这个重要性，并不等于说其他关系就从属于这种关系。我们在布局方面，一直同时都在积极地推动。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在外交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都有很多的亮点。

　　就多边关系而言，现在世界越来越小，成为一个地球村，全球性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峰会，现在峰会之多前所未有，峰会数量大大增加，就是因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了。问题多了，就需要元首、首脑面对面的交谈、磋商来解决，这也凸显了多边关系在多极化以及全球化趋势下的重要性。同时，在多边舞台上，要看到多边与双边的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方面。

　　国家重要性不一样，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中美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就会超过其他国家，这也是很自然的。比如G20会议，2008年9、10月份，当时次贷危机已经很严重，当时光靠八国集团已不够了，需要更多的国家参加进来，共同研究如何应对已经出现的危机。

　　当时，欧洲和美国有不同的意见，欧洲对美国不满，它们认为美国政策的偏差导致了金融市场的混乱，使得欧洲深受其害，主张开14国会议，而且要求在纽约召开。对此，美国要求开20国会议，范围大了，它面对的压力就相对减轻了，并就此征求我们中方意见。

　　我们研究后认为，20国的范围更大，发展中国家数量增加了，这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也有利于改革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所以，我们就呼应了美国开20国会议的倡议，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中国的支持对于20国会议最后顺利召开是很重要的。此后，欧洲从大局出发也答应了这个要求。到现在，20国会议已经开了好几次了，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正在从应对危机的平台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平台。

　　一直以来，我们在这四个方面(大国关系是首要，周边是关键，多边是舞台，发展中国家是基础)都在积极地加以推进，它们之间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其中，大国关系在任何时候加以强调都是不过分的。

　　美国应理性看待中国在亚洲作用

　　亚洲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焦点。亚洲是中美双方共同利益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双方问题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我们多次表态，欢迎美国在亚洲地区发挥积极作用，凡是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我们都赞成。凡是不利于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我们都反对。我们并不把美国排除在外，我们欢迎美国参加东亚峰会。APEC会议马上要在夏威夷召开，我们也会作出积极努力，我们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的作用。

　　美国也应该平和理性积极地看待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和日益扩大的影响。这是在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和邻居发展关系是很正常的，我们和邻近的国家加强关系是很正常的。美方和加拿大、墨西哥的关系那么多，我们从来没有提出什么异议。美国不必用那种警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发展与邻国的关系。

　　和平发展是我们的战略，互利共赢也是我们的战略，美国对于中国的担心和防范是不必要的。

　　美国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另一方面美国人又是比较务实的，它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尼克松访华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为了遏制苏联扩张，美国选择了和中国交往，改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为了利益，美国可以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但是，这并不等于它就没有戒心了，它对于你的防范还是会继续存在。所以，它的政策从来都是两面的。一方面，和你合作，利用你；另一方面，继续加以防范。根据形势需要，有时候一手强一些，另一手弱一些。目前看，它对中国的两手都在加强。

　　冷战时的集团政治，完全是按意识形态划线的，是排他性的，甚至不惜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在和平发展时代，再搞意识形态挂帅完全不可能了。美国在亚洲搞一个军事集团来对付中国，我认为它也做不到。我们一直主张文明对话，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首脑外交不可替代

　　在中美交往史中，首脑外交是必不可少的，中美建交这么多年，虽然通讯越来越发达，但是任何交往都代替不了面对面的交谈。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是非常重要的，领导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友谊、信任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领导人的访问也可以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为了确保领导人访问的成功，有关部门会加倍努力，促成一些问题的解决。

　　中美之间，这种首脑外交几乎每一届政府都有，里根总统是1984年访华，李先念主席1985年访美，到了克林顿第二任期，江主席1997年访美，克林顿1998年访华。

　　胡主席和奥巴马在多边会议期间举行的双边会晤也不少，去年有3次。奥巴马当总统以来共有7次。但是多边会议中，双边的接触时间相对比较短，一个小时算是长的了，除去翻译的时间，实际上没有多少。很多问题没有时间深入地沟通。而且，谈话的时候往往有许多陪同在场。

　　而访问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就比较长，小范围、大范围的会谈、宴会等，加在一起就比较长。而且常常是只有少数人在场的情况，两个元首可以无拘无束地谈，比较深入地来交换意见。这有助于建立领导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

　　历史证明，这种访问对于促进两国关系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有的时候，双方工作层谈判，你来我往相持不下，讨价还价，最后拍板还要领导来，领导不出面定不下来。比如，没有尼克松访问，上海公报出不来，尼克松访华一路从北京谈到上海。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也是通过高访促成的，包括WTO谈判也是高访之后解决的。

　　首脑外交之外，民间交往也很重要，也就是我们说的二轨。中美要成为合作伙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民间交往。民间交往是双方关系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发展中美关系都需要民意的支持。要得到民意的支持，首先要使民众了解、接受这个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民间的交往、地方上的交往、智库之间的交往都需要加强。现在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未来要形成这样一个立体的格局。□(作者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特命全权大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采访、录音整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士龙李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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