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王启航黑胡子视频:2010：走在十字路口的网络问政 - 苟骅的日志 - 网易博客

2010：走在十字路口的网络问政 

2010：走在十字路口的网络问政

南方都市报编委、南都全媒体总干事、奥一网CEO 苟骅

“网络问政”，这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互联网中国出现的奇崛政治风景。

自2008年以来，“网络问政”一词频频见诸媒体。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网络问政”继续被多个地方政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甚至伴随着新媒体手段不断革新还出现了“微博问政”。而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温家宝总理连续第五年与网友在线交流，就房地产市场调控、医疗体制改革、社会财富分配等问题回答网友提问。半年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通过法制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并透露中央政法委机关每个月向他报告一次网民意见和建议——这是继胡（锦涛）温（家宝）之后，中央政治局又一位常委触“网”问政，显示出中共最高层对互联网以及网络民意所释放的善意和展现的包容心。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刚刚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统计，已经有45位省委书记、省长和超过170位地市级一把手对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中的网友留言做出公开回复，全国已有山西、安徽等15省区市以“文件”的形式，建立起回复办理包括人民网“留言板”在内的网民留言的固定工作机制。报告特别提到广东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山东胶东在线“网上民声”等地方网络问政平台的发展也很迅猛，网络发言人制度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有媒体评价，由于网络本身所包含的平等性、交互性,网络已成为中国民意表达最为集中的场所之一,成为公众直接参与政治的主流渠道。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社会这样如此集中地掀起了网络问政热潮，甚至有专家预言中国“互联网执政”时代已经来临。

事实上，在政府仍然主导和掌握庞大社会资源的当下中国，网络问政兴衰的关键并不在网民如何提“问”，更取决于官员如何答“问”。如何走出“剔头挑子一头热”怪圈，倒逼政府从高高在上地被“问”，加速走向积极主动地答“问”，使网络问政真正从官员的秀场变成官民自发自觉的常态化、制度化行为，无疑也双向考验着官员和网民的互信，以及搭建问政平台的媒体们的耐心。

人民网联合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69%的网友认为，“网络问政”是党政官员了解民意的有效方式，对“网络问政”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充满期待。在“网络问政”如火如荼之时，“问政”所得到的回复却与问政数量不成正比。据报道，安徽省中安在线开通“网上问政”平台后，淮南市在中安在线回复率为50%，但在整个安徽省是最高的。而此前也有媒体披露，网友曾在博客中称，“河南新乡市政府官方网站的‘市长信箱’答非所问，糊弄市民。”前不久，一位被称为“深圳最较真网友”的网友控诉，他每天在网络上更新自己在政府在线的网上信访，举报一家无证经营场所，在长达两个多月网上直播中，自始至终举报从未获得任务政府部门任何方式的直接回应，不得不黯然关贴。深圳有政府部门虽然比较主动回复网友发贴的，但回复基本上千篇一律，被网民戏称为“复制委”。

不少专家和媒体在肯定网络问政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民生问题同时，也对网络问政仍停留在草根化、边缘化层面上表示担忧。201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在“人民时评”栏目发表《民意征求亟须规范化具体化》文章也指出：从实践来看，纵观各类征求民意活动，整体上还有可改进之处。比如，有的拒绝将网络作为征集意见的正规渠道，有的征集意见后没有结果反馈，有的在决策快出台时才“集中征求”民意，这些现象引起了一些批评。可以说经过近年来全国各地不约而同的单点突破和轰轰烈烈的媒体炒作后，网络问政的可持续性面临着普遍考验。主要表现在，勇于赶问政时髦的少数开明官员疲于应对日趋多元庞杂的网络利益诉求，绝大多数政府部门对待网络舆论的热情并没有显著激发出来；网络问政形式主义化、虚无化、议题空泛化，使网民对网络问政的新鲜感逐被消耗透支，表现出极不耐烦的情绪；传统报纸和网络媒体的搭台撮合过程中仍走不出手工作坊阶段，不仅人财物力投入巨大，而且效率低下，效果不彰，也背离了“四两拨千斤”的互联网精神……从政府到网民再到媒体似乎都或多或少感觉到进入了“瓶颈期”。

从人民网的“地方领导留言板”到新华网的“直通中南海”，从山东胶东在线“网上民声”到广东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我们不难发现，全国各地搭建起来的网络问政网络平台无一例外都背靠着一家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迄今为止，全国各地涌现的官员触网、网民座谈会、网络新闻发言人等典型案例，几一例外都是由媒体网站依托背靠的传统媒体集团所掌握的政治资源促成的。人民网原总裁何加正曾透露，胡锦涛总书记与人民网网民互动是人民日报热邀加总书记身边的同志有意，才有这次历史性突破。

推动网络问政的主角不是网络，而是由传统媒体在幕后主导，这是现行媒体规管体制下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因此，中国式网络问政首先表现出了显著的媒体属性，这种媒体属性可以最小成本最快时间打开市场影响用户。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业界一直评价国内还没有一家传统报纸媒体所办网站在商业运营上取得骄人成功,但在塑造互联网的媒体价值、社会公信力方面,传统媒体所累积的政治资源和新闻专业能力，恰恰使其在推动网络问政上拥有其他纯商业网站所不具备的先天优势。这也是网络问政自诞生之初虽冠以互联网之名，却沿袭着传统媒体操作模式的重要原因。

正如传统媒体若想延续生命力必须借助新兴媒体进行传播一样，网络问政的可持续性则有赖于如何发掘其现有媒体价值的商业属性，从而破解运维问政平台所面临的庞大人财物投入困境。经营媒体影响力即通过二次售卖实现从公益WEB2.0向商业WEB2.0转型，无疑是网络问政探索赢利模式最便捷最具可能性的切入口，但因为网络问政时常牵涉比较敏感的政治议题，商业运营的“度”如何把握，直接考验媒体人的政治和商业智慧。

可能也因为传统媒体“近水楼台先得月”，网民群体巨大且活跃度更高的商业网站几乎被排挤在网络问政大门之外，这也间接折射出政府官员对互联网可控性仍抱有非常大的疑虑，在互联网上的官民信任度还很低。这种互信重建首先需要双方秉承互联网最基本的开放精神，平等对待和包容在互联网上的真实表达，而不必戴上体制面具，甚至脱下可有可无的马夹。其次需要政府部门建立官员与网友对话的常态互动机制，正如有专家建议的，针对网络中的矛盾热点问题，凡涉及的市级部门和区县政府不回复和反馈，或不正面回答，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要启动“网络问责”。现实条件下推进网络问政的阻力其实主要来自于旧体制的惯性，因此从长远角度设计，要想更深层次实现官民网络互动的制度化，则必须构建网络代议制并让网民参与到官员选拔中来。

当然虚拟社会官民互信的建立，也脱离不了互联网技术革新和应用。比如，社交网站FACEBOOK采用实名制，可以把社会真实身份转换到虚拟网络上；TWITTER、新浪、腾讯、网易等微博集网络媒体诸多优势于一体，并推出“V”字实名认证，同样可以为网络问政提供更有效率的实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