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航海王启航伊娃科夫:国家战略：粮食战争危机四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3:32:01
国家战略：粮食战争危机四伏 [ 紫薇1966 ] 于2011-01-21 21:59:19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中国目前的农业基础同样是脆弱的。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粮食问题将再次成为困扰中国的核心问题，甚至可能构成致命的危机。最近一轮的全球性粮价上涨，已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2008年同期比较，今年1月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豆、大米价格分别上升98.2%、24.6%、79.1%、20.2%。而大米的涨幅已远远超过其他粮食品种去年的涨幅。这仅仅是全球性通货膨胀的一个前奏曲。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仅为1.39亩，是全球人均耕地面积的1/3，全国的耕地面积仅18.27亿亩，已日渐逼近18亿亩耕地的红线。更为危急的是，外资企业正在加紧控制在我国农产品问题上的话语权，孟山都等外资公司虎视眈眈，中国粮食主权危在旦夕。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然而在国内很多地区，农产品种子已经卖出了黄金的价格。外国种子凭借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销售手法，早已并购了大量民族种子企业，并对国内种子市场形成了控制。据了解，2002年末，美国先锋公司公司与我国最大玉米制种企业——山东登海种业成立了合资公司，拉开了外资并购我民族种业的序幕。随着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外资对我国种业的冲击也开始不断显现。在控制我国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后，外资大幅提高种子价格，甚至出现了“ 1克 种子 1克 金”的天价种子，使农民饱尝国外高价种子苦果。作为我国水稻种子市场排名第一的湖南隆平高科，也已进入外资的并购视野，并已开始实质性并购举动。专家认为，外资的真实意图就是通过新大新旗下的湖南隆平高科，涉足中国水稻种子市场。我国民族企业与国外企业合资后，名义上是中方控股，但核心技术、高层管理人员等都掌握在外资手中，合资企业实际由外资操控。专家表示，外资在完成并购行业龙头企业后，我种子产业中小企业在外资挤压下面临严重生存危机，难以与外资抗衡。而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农业，就这样被置于了外资的控制之下。在大豆产业上，以嘉吉、邦基、ADM和路易达孚为代表的“ABCD”四大粮商及其他国际资本已经初步完成了对我国大豆产业的控制，并向产业的物流、精炼等核心节点延伸。
大豆市场是我国开放最早的农产品市场之一，根据WTO准则，2001年以后，我国大豆市场大门被彻底打开，国际市场的大豆疯狂的涌入国内市场。由于越来越多的加工企业采用进口大豆，由此造成我国大豆产区出现卖粮难，播种面积持续下降的局面。外资对压榨环节的垄断，导致内资企业压榨能力和实际压榨量不断萎缩。2000年内资企业实际大豆压榨量占全国的91%，到2007年下降至52%，而同期外资企业压榨量从9.0%快速提高到48.0%，我国民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还有转基因粮食阴谋，转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被美国控制。还有粮食加工市场被外资垄断。中国的煤炭大量出口，最终也会被外国控制。再看法国威立雅在中国的水资源市场的“辉煌战绩”：1997年进入中国城市水务市场，首战天津取得20年特许经营合同；2002年斥资近20亿元，以净资产三倍溢价收购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50%股权，经营期限50年；2007年夺得兰州供水45%股权；3月获得海口水务集团50%股权；9月以超出净资产额3倍的21.8亿元夺得天津市北水业49%股权转让项目，在天津的服务范围扩张至200平方公里，包括正在崛起的滨海新区。农业是基础，一定要把农业控制在共产党手里，不能受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要挟。农业不稳，国家不稳。除了自己搞的能够确保安全的之外，对外来的转基因之类的东西要坚决拒国门之外。因为有许多人工制造出来的东西，其危害性许多年后才暴露，也许那时可怕的后果已经无可挽回了。
如果出现了粮食危机，中国应对的办法只有大幅增加粮食进口，填补国内的巨大缺口。而这都要以外汇储备为前提。中国现在换汇的办法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延续和不断加深，中国在2~3年间的出口将很难有较大起色，外汇储备增量的增速必将放缓。而作为存量资产，当前近2.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多数已基本转化为美元性资产而落入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是最擅长谋划国家战略，打美元牌的高手。近几十年的美元零和游戏中，美国从来都是赢家。再加上全球性通货膨胀的预期，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前景十分堪忧。这对中国未来解决粮食问题的能力状况敲响了警钟，必须高度重视进口粮食大幅增加与外汇储备急剧缩减的现实。粮食和外汇储备，已足以成为将来真正威胁中国的战略性要素。而金融危机的演变，通货膨胀的发展，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博弈，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图谋，动物流感的发展蔓延，粮食主权的保卫战，产业结构的调整，三农问题的应对，都将作为子要素，直接影响粮食战争爆发的时间、当量和最终结果。
威廉•韩丁在《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 1978-1989》一书中说，“1983年的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 3万英尺 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我向下看着，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
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这不是土改前的所谓“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网友“主席的好孩子”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农村》中说：“我自己驾车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内地农村访问。所到之处无不触目惊心。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上，本应富饶美丽的农村大地，却被一家一户地条块分割，产量少、效益低，还有很多农田正在抛荒。几千年前中国就使用的牛拉人扛，听天由命的小农经济，现在没有实质改变。各个村子的“空洞化”现象惨不忍睹，村路坑凹泥泞，没有下水道，到处都能闻到茅坑的恶臭；农户家里土屋烂瓦，垃圾污染，破败荒凉，令人钻心地刺痛。在参差不齐的农舍之间，到处都是闲置不用的宅基地，竟占居着每个村子的半臂江山。随着人口减少，这些农民或者已搬到城里，或者只剩老弱病残。无论农田还是宅基地，因没有土地产权，农民不能出售、抵押和继承，而一钱不值，大好河山就这么形同无主之地，抛荒闲置，或被村官非法倒卖给开发商。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大城市拥挤堵塞，房价物价高不可攀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农村精壮人口一齐涌进了大城市，广大农村一贫如洗，城乡、地域、贫富差距两极分化。
中国在2007年就宣布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可是在这些农村中小学，孩子们上学读书还是得交“变相学费”，如作业费，考试费，补习费，甚至还有课外实习费等等，这些费用虽然不多，但却是靠种田收入农户的巨大负担。不交钱的农家，孩子就不能上学。在这些农村地区，小学和初中的入学率只有70－80%，高中入学率不超过50%。孩子们初中还没毕业（14岁左右）就到城里打工去了。在这些破烂不堪的学校面前，我不禁潸然泪下，七亿多农村人口过早地输在起跑线上，中国的未来在哪里？在广大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留下大批“留守儿童”而又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时，由于亲情和家庭教育的缺失，一些孩子流落到“黑砖窑”、 “血腥儿童工厂”，许多孩子成为“问题少年”。若干年后，将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解决粮食危机的根本出路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网”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现状》报告中列举了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湖北、河北等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快的几个省份的情况。其中苏州太仓市2007年时全市111个村(涉农社区)村级集体经济年平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48.64万元。现市政府规划，到2012年，全市村级集体经济年可支配收入总额达到5亿元，村均达500万元；消灭年可支配收入不足100万元的集体经济薄弱村（太仓市：《关于推进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见》，2010－04－08；这份文件颇令人兴奋：其他地区争取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3－5万元，太仓市却把年收入不足100万元的村列为“经济薄弱村”！）。江阴市主管新农村建设的一位官员也说：现时我们这里村级经济收入平均为1000万元，低于150万元的属于薄弱村。统计显示，2009年江阴市年收入在150万元以下的薄弱村只占村总数的五分之一（中新网江阴 2010-09-26 ）。广州市洛浦街道沙溪村截至2010年 5月25日 ，集体经济仅上半年总收入1880万元，支出406万元（大洋新闻番禹日报2010－07－02）。
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中比较突出的是湖北省。据湖北日报 2009年9月21日 发布全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先进村名单（100个）。 2010年3月8日 ，成立了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 4月15日 又在荆门市召开了首次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现场动员大会，要求到2012年底，全省90%以上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要达到5万元以上，基本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
河南省村级集体经济也较发达，曾涌现众多的全国闻名的明星村，老的有南街村、刘庄（史来贺同志生前所在的村庄）、濮阳的西辛庄（全国文明村），新乡市除刘庄外还有新乡县京华村（支部书记刘志华曾当选为“全国十大女杰”）、 新乡县龙泉村（全国文明村，党委书记梁修昌是全国劳动模范）、 获嘉县楼村（党委书记许福卿是全国劳动模范）、辉县市回龙村（总支书记张荣锁是首届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凤泉区耿庄村（全国文明村，支部书记耿瑞先是全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等，一个地级市就有这么多的全国先进村和先进人物，被媒体誉为走进新乡市就走进一个先进群体。此外还有郑州市的宋砦村、陈砦村、新安县土古洞村、禹州大涧村等。
所谓富裕村的标准，应包括：1、基本上应达到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2、村集体经济基本能够满足所在村需要的基本设施和公共福利，保证其成员持续稳定的增收和共同致富；3、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一定的额度。据《宁波日报》 2008年3月2日 刊载文章说，有专家认为，在宁波，要较好地维持村级运作，解决村民基本福利，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一个村每年大约需要花费30万元。2010年苏南某媒体认为，要维持这一开支，需要40万元。在沿海地区年支出30-40万元这就是比较发达的村或称为富裕村的基本标准，中西部地区应适当低于这个标准。“统分结合”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全国到底有多少集体经济富裕的村，这是关系到党的三农政策的重大依据，希望有关主管部门早日公布这方面的统计。
当前我国60万个行政村集体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积极引导，切实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工作，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省、地、县成立了发展集体经济领导小组，各级党委组织部都下设了“基层局”这一部门，不但抓基层党组织，更着力抓集体经济组织，许多地区都做出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规划和部署，提出了目标任务，定出了奖惩办法，市、县委书记亲自作报告，筹拨资金，研究项目，派驻和培训干部。中央提出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后，各地都把促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同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对事关广大农民前途命运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大事，不是听之任之，放弃领导，而是积极引导，显示了共产党人对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是非常可喜的一件事，也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新特点、新气象。
2、部分省区积极进行集体经济的产权改制。北京、上海、苏南、浙江和广东的几个城市都在普遍推行中。现在的改制不同于前几年，那时实际上化公为私，一些个人占据了控股地位，集体经济名存实亡或直接变成了私人合伙企业。现在吸取了教训，大体上把股权平均量化到个人，集体股仍占支配地位。其中涌现了许多为集体经济立下汗马功劳而个人主动不多占股份的先进人物，如北京郑各庄的党委书记黄福水、杭州航民村的党委书记朱重庆等。实行一人一票制，这也是与本来意义上的股份制根本不同之点，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股份制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股份制。从现有材料看，改制的效果还是好的，但许多问题一时还看不出来，股份制是否真正优越，是否是集体经济的唯一出路，是否没有后遗症，还需要若干年才能显现出来。例如在穷富村之间，往往不能通婚，富村的小伙子和姑娘，一般不愿意同穷村的人结婚，很容易形成新的近亲家庭。这种情形普遍化了，对整个民族的素质是否会造成影响。即使如此，实行这种改制也要有一定的条件，主要是融入城市或近郊区基本失去了土地但收入富裕的村庄。如果收入有限，改制却不分红，有的连清产核资的费用都拿不不出，改制就没有意义。
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从东北到西南各地都在试办和推广农民专业合作社，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4.64万家，比上年增长一倍多。实有入社农户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2%。涉及行业有种植、畜牧、农机、林业、植保、技术信息、手工编织、农家乐等农村各个产业。这是一种非常灵活的组织形式，它适合于三、五户或十多户小范围内进行组织，不需要太高的组织管理能力，便于引导农民逐渐适应集体合作，积累经验，鍜炼干部；也适合于村际、乡际、县际甚至省际间的合作，推动产业化的发展。它可以直接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也可以通过各种所有制联接，联合起来，互惠双赢。总的来说，当前仍处于探索试办阶段。按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向村集体上交管理费，村级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福利开支是指不上它的，它对社会主义新村建设的贡献也就有限，它不可能代替集体经济组织；据说，众多的合作社中，假的也不少，有的实际上是公司加农户，空头社，翻牌社现象普遍。这在初期是难免的，需要进一步整顿健全。
4、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年收入5万元左右算是好的；还有一些老的集体经济组织对股份制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股权量化到个人对于集体不一定有利，原有的矛盾没有解决（产权虚置、干部专权、群众不关心等仍然存在），反而带来新的问题（不利于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当前对股份制集体经济、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传统集体经济都应给予同样的重视。任何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生存攸关的问题。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管理，一直得不到重视，存在一定的问题，有的相当严重，财务混乱，严重威胁着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今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资”（资产、资源、资金）的清查和管理工作，对于集体经济今后的巩固和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5、涌现一大批会经营、讲奉献的集体经济带头人。有些人曾断定没有这样的人物而主张不走集体经济道路。实际上，英雄和时势是互动的，归根到底还是环境造就人才。这些年，不但老一代如吴仁宝、王宏斌、郭凤莲、雷金河、史来贺等顶着压力、冒着各种打击反潮流而上，继续放射着光辉，新一代如吴协恩、雷宗奎、史世领接过老一代的接力棒，又挑起了发展的重担，毫不褪色；全国各地涌现了千万个无私奉献、精明强干的集体经济带头人。大公无私而且会经营的人才是由环境造就的，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农村走集体道路，共同致富是广大农民普遍的要求，这一趋势必然造就大批一心为公的人物。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出现如此众多的一心为公、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先进人物的事例，对于如何建党，如何在我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爱细腰，一国多饿死”，提倡学雷锋，全国出现不少雷锋式先进人物；提倡学焦裕禄，就会涌现更多的焦裕禄式干部；相反，你提倡各人自顾自，个人奋斗，那就会出现各种损人利己、贪污腐化以至诈骗、抢劫等犯罪活动。
6、集体经济越来越显示出是农民增收、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
集体同单干的比较，在全国是以华西村、南街村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同小岗村为代表的小农经济的对比而展开的。参与这场竞赛的还有一个村，这就是黑龙江省依东县新合村，该村在当初分田承包时，一部分人坚持不分，一部分坚持要分，结果是各从所愿，成了全国唯一的“一村两制”村。二十多年来实行的结果，走集体的这部分发展起来了，走单干的依然富不起来。最近，小岗村继任书记丁俊也表示，小岗还是要发展集体经济。这样，小岗村的先后两任党委书记都表示，小岗要走集体的道路。说明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发展的规律性趋势。
在改变经营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中，只有集体经济组织行动迅速，落实的快。在土地流转中，许多农民把土地重新交回集体统一经营，这种趋势充分说明，企图依靠小农经济实行农业现代化是行不通的。凡是集体经济组织兴旺的地方，大都形成了一定的工商业和文化基础，成了当地的小城镇或中心村，不用强拆强建，集体经济组织把所在的村建设得甚至比一般的城市还要现代化。反观那些为了一些城市建设用地，强征地、强拆房，搞得天怒人怨，激发许多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对比之下，哪个优越，哪个可行，十分清楚了。
2009年春季的北方大旱，凡是集体经济发达的村，都预先做了准备，平时的水利设施完好，不受旱魔影响。单干农民却往往因为最后 一公里 的渠道无人修而受旱。最突出的是汶川大地震时，处在地震中心的彭州市宝山村，被誉为四川的华西村，但在地震中全村死54人，损失27个亿。该村在分别担任支部书记、村主任的贾正方、贾卿父子的带领下，在地震第一波后即召开支委会，号召“党员干部站出来”，当天就组织起救灾指挥部，成立三个救灾突击队，全村2000口人无一逃难，不等不靠不要，3天后恢复通水，4天开始抢收抢种，6天通电，2008年内200多户人搬进新建别墅，计划3-5年内使产值比震前翻番，人们在灾害面前信心十足。近些年每遇大灾，只看到政府行为，看不到当地基层党组织如何带领村民抗灾的情景。只有宝山村是个例外。当年大寨在遭受毁灭性洪灾后也是不等不靠不要，形成了大寨精神。现在宝山村继承了这种精神，既表明了集体经济的实力，也表现了集体经济高尚的社会主义精神境界。
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度，但经济发展计划却做得并不到位。在适宜农耕的县域大上工业项目，导致空气污染，污水横流；在适宜牧业的内蒙古县域迁移只会农耕的汉族农民，导致一片片草场沙化，沙尘暴肆虐。其实，对全国2000多个县域的经济发展规划，不需要逐个下达硬性的计划指标，只要做到了让有条件发展工业的县域大力发展工业，做强做大优势产业；让适宜农耕的县域，适宜发展牧业、渔业的县域，发展高效农业、生态牧业、渔业，而让在这两种不同县域工作的官员们一样感到自豪，一样有成就感就行了。可以有效的减少不顾客观环境条件，简单地追求GDP增长，形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现象发生。这样做才是我们一贯倡导的“因地制宜，遵循自然规律”，也符合现在贯彻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应尽可能地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工业化历史老路，长三角地区“化工之乡”的积怨大爆发事件， 应该反思经济发展方式的得失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场及时雨。因为和谐的自然要靠人去维护，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需要我们自觉地去遵循。而人又生活在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安排之中。著名作家阿来在游历了河南省的农业大县淮阳后说：“中国还有这样的农业大县，我们应该感到心安。国家有理由让这样的地方，这样地方的人民，这样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仍然维持和发展了土地的生产力而感到骄傲，为此而自豪，而不因另外一些指标的相对滞后而气短。”（见《人民文学》2009年第1期《大地的语言》）。
加强对发展集体经济的规划、组织实施、资金扶持、培训干部、提供项目、信息、加强管理，县级政权机构举足轻重。就一个村来说，如何把集体经济搞起来，要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渔则渔、宜副则副、宜商则商，坚持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发展的模式大体上有资产运营型，资源开发型，服务创收型，产业带动型，土地经营型等多种。
当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宏观上、战略上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党中央决策很明确，统分结合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省市县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持不反对、不支持、不提倡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老百姓称之为“无利不起早”。现在全国相当一部分“空壳村”除了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家庭使用）以外，集体再没有任何经济实力或只有很少收入，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几十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集体经济”以后，主流媒体曾热烈宣传了几个集体经济的明星村，一阵风过后就冷了下来。
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盛行，严重干扰党中央农村政策的落实。某些专家学者的错误理论，仍在不受批判地流行，造成恶劣的影响。例如，说集体经济是“产权不明晰”，必须量化到个人才叫产权明晰。这样说来，国有资产也是产权不明晰的，因为它没有量化到全国每一个人的名下。可见，所谓“产权不明晰”的指责（要求产权明晰到个人）是站不住脚的，属于“错误理论”之列。在改制的名义下，不少著名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变成了当日领办人的私有经济。只要注意一下原来的“全国小康村”，看看其中还有几个现在是真正的集体经济就知道了。这些全国小康村曾经是广大农村学习的榜样，现在也失去了昔日的光泽。有些人打着进一步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核心是彻底否定集体股、由大股东控股。这就勾画出了一道生动的路线图：由统分结合——股份合作——私人控股，成为一个完整的和平演变的三部曲。
另外，要特别重视一个危险的苗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设想很好，让农民住楼房也很好，但前提条件是农村集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了农村经济产业化，种田集约化。种田的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实现了集体所有，上楼后不再担心农具、化肥、种子，自留地的菜无人看管，在楼房里住得安心。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让农民住楼房就是强人所难，是冒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要坚决制止不顾人民群众的意愿，强拆强建肆意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
只要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粮食战争爆发的警钟在中国就当长鸣
美国战略家、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货币金融；谁控制了货币金融，谁就控制了世界；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全人类。前苏联的 “三农问题”已不逊于今天的中国，粮食的缺口、粮食的进口、为粮食进口而换取外汇，成了苏联领导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而石油出口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这样，苏联不仅在进口，而且在出口上都已经高度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被其所绑架。而两伊战争之后的全球性油价暴跌和粮食需求的巨大缺口，彻底撕开了苏联畸形经济结构的口子，苏联财政迅速破产，执政党失去了继续维系权力的合法性。
中国目前的农业基础同样是脆弱的。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粮食问题将再次成为困扰中国的核心问题，甚至可能构成致命的危机。最近一轮的全球性粮价上涨，已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2008年同期比较，今年1月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豆、大米价格分别上升98.2%、24.6%、79.1%、20.2%。而大米的涨幅已远远超过其他粮食品种去年的涨幅。这仅仅是全球性通货膨胀的一个前奏曲。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仅为1.39亩，是全球人均耕地面积的1/3，全国的耕地面积仅18.27亿亩，已日渐逼近18亿亩耕地的红线。更为危急的是，外资企业正在加紧控制在我国农产品问题上的话语权，孟山都等外资公司虎视眈眈，中国粮食主权危在旦夕。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然而在国内很多地区，农产品种子已经卖出了黄金的价格。外国种子凭借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销售手法，早已并购了大量民族种子企业，并对国内种子市场形成了控制。据了解，2002年末，美国先锋公司公司与我国最大玉米制种企业——山东登海种业成立了合资公司，拉开了外资并购我民族种业的序幕。随着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外资对我国种业的冲击也开始不断显现。在控制我国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后，外资大幅提高种子价格，甚至出现了“ 1克 种子 1克 金”的天价种子，使农民饱尝国外高价种子苦果。作为我国水稻种子市场排名第一的湖南隆平高科，也已进入外资的并购视野，并已开始实质性并购举动。专家认为，外资的真实意图就是通过新大新旗下的湖南隆平高科，涉足中国水稻种子市场。我国民族企业与国外企业合资后，名义上是中方控股，但核心技术、高层管理人员等都掌握在外资手中，合资企业实际由外资操控。专家表示，外资在完成并购行业龙头企业后，我种子产业中小企业在外资挤压下面临严重生存危机，难以与外资抗衡。而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农业，就这样被置于了外资的控制之下。在大豆产业上，以嘉吉、邦基、ADM和路易达孚为代表的“ABCD”四大粮商及其他国际资本已经初步完成了对我国大豆产业的控制，并向产业的物流、精炼等核心节点延伸。
大豆市场是我国开放最早的农产品市场之一，根据WTO准则，2001年以后，我国大豆市场大门被彻底打开，国际市场的大豆疯狂的涌入国内市场。由于越来越多的加工企业采用进口大豆，由此造成我国大豆产区出现卖粮难，播种面积持续下降的局面。外资对压榨环节的垄断，导致内资企业压榨能力和实际压榨量不断萎缩。2000年内资企业实际大豆压榨量占全国的91%，到2007年下降至52%，而同期外资企业压榨量从9.0%快速提高到48.0%，我国民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还有转基因粮食阴谋，转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被美国控制。还有粮食加工市场被外资垄断。中国的煤炭大量出口，最终也会被外国控制。再看法国威立雅在中国的水资源市场的“辉煌战绩”：1997年进入中国城市水务市场，首战天津取得20年特许经营合同；2002年斥资近20亿元，以净资产三倍溢价收购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50%股权，经营期限50年；2007年夺得兰州供水45%股权；3月获得海口水务集团50%股权；9月以超出净资产额3倍的21.8亿元夺得天津市北水业49%股权转让项目，在天津的服务范围扩张至200平方公里，包括正在崛起的滨海新区。农业是基础，一定要把农业控制在共产党手里，不能受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要挟。农业不稳，国家不稳。除了自己搞的能够确保安全的之外，对外来的转基因之类的东西要坚决拒国门之外。因为有许多人工制造出来的东西，其危害性许多年后才暴露，也许那时可怕的后果已经无可挽回了。
如果出现了粮食危机，中国应对的办法只有大幅增加粮食进口，填补国内的巨大缺口。而这都要以外汇储备为前提。中国现在换汇的办法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延续和不断加深，中国在2~3年间的出口将很难有较大起色，外汇储备增量的增速必将放缓。而作为存量资产，当前近2.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多数已基本转化为美元性资产而落入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是最擅长谋划国家战略，打美元牌的高手。近几十年的美元零和游戏中，美国从来都是赢家。再加上全球性通货膨胀的预期，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前景十分堪忧。这对中国未来解决粮食问题的能力状况敲响了警钟，必须高度重视进口粮食大幅增加与外汇储备急剧缩减的现实。粮食和外汇储备，已足以成为将来真正威胁中国的战略性要素。而金融危机的演变，通货膨胀的发展，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博弈，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图谋，动物流感的发展蔓延，粮食主权的保卫战，产业结构的调整，三农问题的应对，都将作为子要素，直接影响粮食战争爆发的时间、当量和最终结果。
威廉•韩丁在《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 1978-1989》一书中说，“1983年的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 3万英尺 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我向下看着，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
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这不是土改前的所谓“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网友“主席的好孩子”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农村》中说：“我自己驾车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内地农村访问。所到之处无不触目惊心。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上，本应富饶美丽的农村大地，却被一家一户地条块分割，产量少、效益低，还有很多农田正在抛荒。几千年前中国就使用的牛拉人扛，听天由命的小农经济，现在没有实质改变。各个村子的“空洞化”现象惨不忍睹，村路坑凹泥泞，没有下水道，到处都能闻到茅坑的恶臭；农户家里土屋烂瓦，垃圾污染，破败荒凉，令人钻心地刺痛。在参差不齐的农舍之间，到处都是闲置不用的宅基地，竟占居着每个村子的半臂江山。随着人口减少，这些农民或者已搬到城里，或者只剩老弱病残。无论农田还是宅基地，因没有土地产权，农民不能出售、抵押和继承，而一钱不值，大好河山就这么形同无主之地，抛荒闲置，或被村官非法倒卖给开发商。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大城市拥挤堵塞，房价物价高不可攀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农村精壮人口一齐涌进了大城市，广大农村一贫如洗，城乡、地域、贫富差距两极分化。
中国在2007年就宣布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可是在这些农村中小学，孩子们上学读书还是得交“变相学费”，如作业费，考试费，补习费，甚至还有课外实习费等等，这些费用虽然不多，但却是靠种田收入农户的巨大负担。不交钱的农家，孩子就不能上学。在这些农村地区，小学和初中的入学率只有70－80%，高中入学率不超过50%。孩子们初中还没毕业（14岁左右）就到城里打工去了。在这些破烂不堪的学校面前，我不禁潸然泪下，七亿多农村人口过早地输在起跑线上，中国的未来在哪里？在广大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留下大批“留守儿童”而又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时，由于亲情和家庭教育的缺失，一些孩子流落到“黑砖窑”、 “血腥儿童工厂”，许多孩子成为“问题少年”。若干年后，将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解决粮食危机的根本出路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网”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现状》报告中列举了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湖北、河北等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快的几个省份的情况。其中苏州太仓市2007年时全市111个村(涉农社区)村级集体经济年平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48.64万元。现市政府规划，到2012年，全市村级集体经济年可支配收入总额达到5亿元，村均达500万元；消灭年可支配收入不足100万元的集体经济薄弱村（太仓市：《关于推进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见》，2010－04－08；这份文件颇令人兴奋：其他地区争取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3－5万元，太仓市却把年收入不足100万元的村列为“经济薄弱村”！）。江阴市主管新农村建设的一位官员也说：现时我们这里村级经济收入平均为1000万元，低于150万元的属于薄弱村。统计显示，2009年江阴市年收入在150万元以下的薄弱村只占村总数的五分之一（中新网江阴 2010-09-26 ）。广州市洛浦街道沙溪村截至2010年 5月25日 ，集体经济仅上半年总收入1880万元，支出406万元（大洋新闻番禹日报2010－07－02）。
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中比较突出的是湖北省。据湖北日报 2009年9月21日 发布全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先进村名单（100个）。 2010年3月8日 ，成立了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 4月15日 又在荆门市召开了首次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现场动员大会，要求到2012年底，全省90%以上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要达到5万元以上，基本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
河南省村级集体经济也较发达，曾涌现众多的全国闻名的明星村，老的有南街村、刘庄（史来贺同志生前所在的村庄）、濮阳的西辛庄（全国文明村），新乡市除刘庄外还有新乡县京华村（支部书记刘志华曾当选为“全国十大女杰”）、 新乡县龙泉村（全国文明村，党委书记梁修昌是全国劳动模范）、 获嘉县楼村（党委书记许福卿是全国劳动模范）、辉县市回龙村（总支书记张荣锁是首届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凤泉区耿庄村（全国文明村，支部书记耿瑞先是全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等，一个地级市就有这么多的全国先进村和先进人物，被媒体誉为走进新乡市就走进一个先进群体。此外还有郑州市的宋砦村、陈砦村、新安县土古洞村、禹州大涧村等。
所谓富裕村的标准，应包括：1、基本上应达到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2、村集体经济基本能够满足所在村需要的基本设施和公共福利，保证其成员持续稳定的增收和共同致富；3、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一定的额度。据《宁波日报》 2008年3月2日 刊载文章说，有专家认为，在宁波，要较好地维持村级运作，解决村民基本福利，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一个村每年大约需要花费30万元。2010年苏南某媒体认为，要维持这一开支，需要40万元。在沿海地区年支出30-40万元这就是比较发达的村或称为富裕村的基本标准，中西部地区应适当低于这个标准。“统分结合”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全国到底有多少集体经济富裕的村，这是关系到党的三农政策的重大依据，希望有关主管部门早日公布这方面的统计。
当前我国60万个行政村集体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积极引导，切实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工作，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省、地、县成立了发展集体经济领导小组，各级党委组织部都下设了“基层局”这一部门，不但抓基层党组织，更着力抓集体经济组织，许多地区都做出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规划和部署，提出了目标任务，定出了奖惩办法，市、县委书记亲自作报告，筹拨资金，研究项目，派驻和培训干部。中央提出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后，各地都把促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同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对事关广大农民前途命运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大事，不是听之任之，放弃领导，而是积极引导，显示了共产党人对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是非常可喜的一件事，也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新特点、新气象。
2、部分省区积极进行集体经济的产权改制。北京、上海、苏南、浙江和广东的几个城市都在普遍推行中。现在的改制不同于前几年，那时实际上化公为私，一些个人占据了控股地位，集体经济名存实亡或直接变成了私人合伙企业。现在吸取了教训，大体上把股权平均量化到个人，集体股仍占支配地位。其中涌现了许多为集体经济立下汗马功劳而个人主动不多占股份的先进人物，如北京郑各庄的党委书记黄福水、杭州航民村的党委书记朱重庆等。实行一人一票制，这也是与本来意义上的股份制根本不同之点，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股份制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股份制。从现有材料看，改制的效果还是好的，但许多问题一时还看不出来，股份制是否真正优越，是否是集体经济的唯一出路，是否没有后遗症，还需要若干年才能显现出来。例如在穷富村之间，往往不能通婚，富村的小伙子和姑娘，一般不愿意同穷村的人结婚，很容易形成新的近亲家庭。这种情形普遍化了，对整个民族的素质是否会造成影响。即使如此，实行这种改制也要有一定的条件，主要是融入城市或近郊区基本失去了土地但收入富裕的村庄。如果收入有限，改制却不分红，有的连清产核资的费用都拿不不出，改制就没有意义。
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从东北到西南各地都在试办和推广农民专业合作社，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4.64万家，比上年增长一倍多。实有入社农户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2%。涉及行业有种植、畜牧、农机、林业、植保、技术信息、手工编织、农家乐等农村各个产业。这是一种非常灵活的组织形式，它适合于三、五户或十多户小范围内进行组织，不需要太高的组织管理能力，便于引导农民逐渐适应集体合作，积累经验，鍜炼干部；也适合于村际、乡际、县际甚至省际间的合作，推动产业化的发展。它可以直接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也可以通过各种所有制联接，联合起来，互惠双赢。总的来说，当前仍处于探索试办阶段。按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向村集体上交管理费，村级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福利开支是指不上它的，它对社会主义新村建设的贡献也就有限，它不可能代替集体经济组织；据说，众多的合作社中，假的也不少，有的实际上是公司加农户，空头社，翻牌社现象普遍。这在初期是难免的，需要进一步整顿健全。
4、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年收入5万元左右算是好的；还有一些老的集体经济组织对股份制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股权量化到个人对于集体不一定有利，原有的矛盾没有解决（产权虚置、干部专权、群众不关心等仍然存在），反而带来新的问题（不利于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当前对股份制集体经济、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传统集体经济都应给予同样的重视。任何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生存攸关的问题。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管理，一直得不到重视，存在一定的问题，有的相当严重，财务混乱，严重威胁着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今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资”（资产、资源、资金）的清查和管理工作，对于集体经济今后的巩固和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5、涌现一大批会经营、讲奉献的集体经济带头人。有些人曾断定没有这样的人物而主张不走集体经济道路。实际上，英雄和时势是互动的，归根到底还是环境造就人才。这些年，不但老一代如吴仁宝、王宏斌、郭凤莲、雷金河、史来贺等顶着压力、冒着各种打击反潮流而上，继续放射着光辉，新一代如吴协恩、雷宗奎、史世领接过老一代的接力棒，又挑起了发展的重担，毫不褪色；全国各地涌现了千万个无私奉献、精明强干的集体经济带头人。大公无私而且会经营的人才是由环境造就的，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农村走集体道路，共同致富是广大农民普遍的要求，这一趋势必然造就大批一心为公的人物。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出现如此众多的一心为公、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先进人物的事例，对于如何建党，如何在我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爱细腰，一国多饿死”，提倡学雷锋，全国出现不少雷锋式先进人物；提倡学焦裕禄，就会涌现更多的焦裕禄式干部；相反，你提倡各人自顾自，个人奋斗，那就会出现各种损人利己、贪污腐化以至诈骗、抢劫等犯罪活动。
6、集体经济越来越显示出是农民增收、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
集体同单干的比较，在全国是以华西村、南街村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同小岗村为代表的小农经济的对比而展开的。参与这场竞赛的还有一个村，这就是黑龙江省依东县新合村，该村在当初分田承包时，一部分人坚持不分，一部分坚持要分，结果是各从所愿，成了全国唯一的“一村两制”村。二十多年来实行的结果，走集体的这部分发展起来了，走单干的依然富不起来。最近，小岗村继任书记丁俊也表示，小岗还是要发展集体经济。这样，小岗村的先后两任党委书记都表示，小岗要走集体的道路。说明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发展的规律性趋势。
在改变经营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中，只有集体经济组织行动迅速，落实的快。在土地流转中，许多农民把土地重新交回集体统一经营，这种趋势充分说明，企图依靠小农经济实行农业现代化是行不通的。凡是集体经济组织兴旺的地方，大都形成了一定的工商业和文化基础，成了当地的小城镇或中心村，不用强拆强建，集体经济组织把所在的村建设得甚至比一般的城市还要现代化。反观那些为了一些城市建设用地，强征地、强拆房，搞得天怒人怨，激发许多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对比之下，哪个优越，哪个可行，十分清楚了。
2009年春季的北方大旱，凡是集体经济发达的村，都预先做了准备，平时的水利设施完好，不受旱魔影响。单干农民却往往因为最后 一公里 的渠道无人修而受旱。最突出的是汶川大地震时，处在地震中心的彭州市宝山村，被誉为四川的华西村，但在地震中全村死54人，损失27个亿。该村在分别担任支部书记、村主任的贾正方、贾卿父子的带领下，在地震第一波后即召开支委会，号召“党员干部站出来”，当天就组织起救灾指挥部，成立三个救灾突击队，全村2000口人无一逃难，不等不靠不要，3天后恢复通水，4天开始抢收抢种，6天通电，2008年内200多户人搬进新建别墅，计划3-5年内使产值比震前翻番，人们在灾害面前信心十足。近些年每遇大灾，只看到政府行为，看不到当地基层党组织如何带领村民抗灾的情景。只有宝山村是个例外。当年大寨在遭受毁灭性洪灾后也是不等不靠不要，形成了大寨精神。现在宝山村继承了这种精神，既表明了集体经济的实力，也表现了集体经济高尚的社会主义精神境界。
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度，但经济发展计划却做得并不到位。在适宜农耕的县域大上工业项目，导致空气污染，污水横流；在适宜牧业的内蒙古县域迁移只会农耕的汉族农民，导致一片片草场沙化，沙尘暴肆虐。其实，对全国2000多个县域的经济发展规划，不需要逐个下达硬性的计划指标，只要做到了让有条件发展工业的县域大力发展工业，做强做大优势产业；让适宜农耕的县域，适宜发展牧业、渔业的县域，发展高效农业、生态牧业、渔业，而让在这两种不同县域工作的官员们一样感到自豪，一样有成就感就行了。可以有效的减少不顾客观环境条件，简单地追求GDP增长，形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现象发生。这样做才是我们一贯倡导的“因地制宜，遵循自然规律”，也符合现在贯彻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应尽可能地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工业化历史老路，长三角地区“化工之乡”的积怨大爆发事件， 应该反思经济发展方式的得失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场及时雨。因为和谐的自然要靠人去维护，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需要我们自觉地去遵循。而人又生活在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安排之中。著名作家阿来在游历了河南省的农业大县淮阳后说：“中国还有这样的农业大县，我们应该感到心安。国家有理由让这样的地方，这样地方的人民，这样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仍然维持和发展了土地的生产力而感到骄傲，为此而自豪，而不因另外一些指标的相对滞后而气短。”（见《人民文学》2009年第1期《大地的语言》）。
加强对发展集体经济的规划、组织实施、资金扶持、培训干部、提供项目、信息、加强管理，县级政权机构举足轻重。就一个村来说，如何把集体经济搞起来，要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渔则渔、宜副则副、宜商则商，坚持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发展的模式大体上有资产运营型，资源开发型，服务创收型，产业带动型，土地经营型等多种。
当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宏观上、战略上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党中央决策很明确，统分结合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省市县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持不反对、不支持、不提倡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老百姓称之为“无利不起早”。现在全国相当一部分“空壳村”除了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家庭使用）以外，集体再没有任何经济实力或只有很少收入，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几十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集体经济”以后，主流媒体曾热烈宣传了几个集体经济的明星村，一阵风过后就冷了下来。
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盛行，严重干扰党中央农村政策的落实。某些专家学者的错误理论，仍在不受批判地流行，造成恶劣的影响。例如，说集体经济是“产权不明晰”，必须量化到个人才叫产权明晰。这样说来，国有资产也是产权不明晰的，因为它没有量化到全国每一个人的名下。可见，所谓“产权不明晰”的指责（要求产权明晰到个人）是站不住脚的，属于“错误理论”之列。在改制的名义下，不少著名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变成了当日领办人的私有经济。只要注意一下原来的“全国小康村”，看看其中还有几个现在是真正的集体经济就知道了。这些全国小康村曾经是广大农村学习的榜样，现在也失去了昔日的光泽。有些人打着进一步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核心是彻底否定集体股、由大股东控股。这就勾画出了一道生动的路线图：由统分结合——股份合作——私人控股，成为一个完整的和平演变的三部曲。
另外，要特别重视一个危险的苗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设想很好，让农民住楼房也很好，但前提条件是农村集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了农村经济产业化，种田集约化。种田的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实现了集体所有，上楼后不再担心农具、化肥、种子，自留地的菜无人看管，在楼房里住得安心。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让农民住楼房就是强人所难，是冒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要坚决制止不顾人民群众的意愿，强拆强建肆意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
只要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粮食战争爆发的警钟在中国就当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