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发榜12年 24名上榜富豪落马

2011年1月19日 08:15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王莹 选稿:实习生 赵莉梅

　　胡润列数“问题富豪”地产最多，多因行贿

　　胡润昨日发布《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该榜单显示，在过去12年里，共有1882位企业家登上“胡润百富榜”，其中“问题富豪”有24人。

　　除了“问题富豪”，该榜单也罗列出有媒体公开报道的其他发生变故的企业家，包括正在被调查的6人，如荣智健；下落不明或在国外的7人，如仰融；曾被调查过的8人，如舟基集团的黄善年。

　　据该榜单统计，上榜的“问题富豪”平均40岁出问题。其中20名已被判刑的企业家的罪名共有52条，平均每人2.6条。行贿是上榜富豪入狱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资本市场相关问题、诈骗和挪用资金等。

　　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家电和零售行业依次是问题富豪最多的行业。其中地产行业有9人，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有4人，家电和零售行业分别有2人。

　　20名被判刑的问题富豪中，牟其中和明伦集团的周益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18名被判刑的平均期限为11年。他们平均40岁出问题，43岁被发现，45岁被判刑，56岁被释放。

　　目前尚有17名富豪仍在狱中，最富有的是黄光裕，如今仍以240亿元财富在2010胡润百富榜上排名第21位；其次是物美集团的张文中。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克强，近日因涉嫌诈骗被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据2010年胡润百富榜，张克强以55亿元财富名列国内第227位。 这一案例尚未编入胡润问题富豪榜。

　　榜单显示，除了24名问题富豪，已有8名登上百富榜的企业家已经去世。其中5人病逝，2人自杀，1人被枪杀。除荣毅仁外都年纪较轻。

　　一份小小的胡润榜成了中国富豪的沉浮录。自第一份榜单的上榜富豪牟其中“出事”，原罪和政商博弈等问题就成了伴随胡润百富榜的一个话题。富豪的落马让人把胡润百富榜说成是“杀猪榜”。

　　胡润则一直否认富豪榜与富豪的落马有关。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在调查的时候，也没什么预感，例如我曾工作的安达信，当时是全球排名第四的会计师事务所，现在也倒闭了，当时谁会知道？即便经验再多，今年也无法推出明年要发生的事情。”

　　在胡润看来，一些在当时最有名的问题富豪的案例代表了中国企业家发展的历史性阶段，包括黄光裕、张荣坤、唐万新、周正毅、顾雏军、杨斌、牟其中等。“富豪落马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复杂、多层次的事件，把一切归因于个人道德不合适，但转到中国经济这一背景下又有些太形而上。”胡润说。

　　胡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显示，胡润百富榜发榜12年共有24名“问题富豪”落马，行贿、资本市场相关问题和诈骗是富豪出问题的三大主因。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是问题富豪涉及最多的行业，分别有9人和4人。胡润榜似乎遭遇了诅咒，成为富豪们谈之色变的“杀富榜”。

　　对于老百姓来说，“上马”也好，“落马”也罢，富豪们的故事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然而，问题富豪的落马，不只是一个企业的兴衰，一个商人的沉浮，更折射出当下社会的资本生态……

　　析因

　　落马非上榜之过

　　据报道，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上榜企业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部分富豪都很害怕谈论胡润，对排行榜也不感兴趣。至于不少富豪为了不上榜，不惜和胡润打官司也并非新闻。富豪为何怕上榜，因为，“让富豪们不安的是，胡润榜一出，很快就有一些富豪出事。”

　　富豪为何不愿上榜？当然这与不少人不愿露富有关，而更真实的原因应该是，一旦上榜便“后患”无穷，比如，会引起税务部门的注意。众所周知，我国的税收制度以主动申报纳税为主，税务部门监督为辅。一旦税务部门核定的数据与胡润榜公开的数据差距较大，税务部门就有可能向企业、富豪追缴补税款。如此一来，胡润榜就是给富豪“添乱”。

　　实际上，稍加分析便可发现，胡润富豪榜并非杀富榜，从数字看，12年中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富豪人数为1882位，24位“问题富豪”仅占上榜总人数的1.3%。上榜和落马并不存在一种因果关系，正如胡润所称，“该死掉的，不管上不上榜，都会死掉的。”

　　富豪落马，显然非上榜之过，那么，与什么有关？笔者认为，与权力靠得太近有关。《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显示，“问题富豪”的罪名主要是行贿、资本市场相关问题和诈骗。行贿排在首位，恰恰说明富豪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如果远离权力，也许就能出淤泥而不染。可资佐证的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是问题富豪最多的行业，其中房地产行业有9人。众所周知，房地产领域既是富豪倒下的多发地带，也是官员落马的高发区域，这正说明官员一旦离资本太近就容易出事，而富豪离权力太近也容易出事。

　　反思

　　有钱不能摆平一切

　　上榜与否，的确与富豪落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毕竟，胡润的富豪榜不是“免死金牌”，上榜之后从此就能够光宗耀祖，就能够成为“常青之树”而不倒。胡润的富豪榜不过是富豪之间财富的大展示、大比拼，绝不意味着富豪上榜后就能够从此稳如泰山、安然无恙。对富豪来说，财富归财富，违法归违法，富豪们只要是搞歪门邪道，只要是违法犯罪，只要是“玩火”，该落马还得落马。

　　中国经济政策的宽松及快速发展的环境为富豪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发展机遇。而实事求是地讲，富豪们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富豪在富裕之后，开始有些“飘飘然”，有的过于看重自己，过于追求财力效力，以为有钱就可以摆平一切，甚至是可以买通官场、买通司法，自己可以天马行空。在这种思维导引下，一些富豪开始探求财富积累的“捷径”，甚至不惜违法违规操作，使自己迅速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路。我们不必对24名富豪落马而大惊小怪，他们的落马并不代表富豪群体的形象，也不能反映出绝大多数富豪的道德法律素养。（舒心萍）

　　评判

　　谁生病谁吃药

　　自1999年以来，胡润榜在12年的岁月中，已经产生了24位“问题富豪”。从表面看，24位“问题富豪”只占上榜总人数的1.3%。但从绝对量来看，无论如何不能算小。但要客观看到，这些倒下的问题富豪确实与胡润关系不大。

　　对于胡润来说，他只是独立（最起码在理论上是独立的）对富豪作出测评，给他们“排座次”，至于说富豪是如何发家的，未来又如何持家，这并不在胡润关心的范围内。胡润榜只是一个财富榜，不是一个道德榜，如果真要排一个道德榜，那最应该排的不是胡润而是有关部门，因为胡润以民间人士的身份无法对一个富豪的守法情况作出全面准确的测量。正如我们没有对任何一家中国公司奢望一样，也不能对胡润奢望，胡润没有义务担当中国富豪道德判官的角色。

　　延伸

　　要对权力加以监管

　　胡润的“富豪榜”被称为“杀富榜”，因为上了榜之后，许多富豪落马了，弄得许多富豪紧张兮兮，很不愿意上榜，但胡润显然是不承认的，毕竟24位“问题富豪”只占上榜总人数的1.3%。

　　其实，我们也不承认“问题富豪”是因为上榜而落马，胡润的“富豪榜”没有那么神奇。如果富豪的确是干净的，不管上什么样的榜都没有关系。虽然不能将上榜和落马当成一种因果关系，但我们也得承认，有些“问题富豪”如果没有上榜，可能还真的不会出事。

　　能够上“富豪榜”的“问题富豪”显然不是一般人物，至少在当地或在某行业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的问题，想必是不可能处于隐蔽状态的。可为何有些富豪直至上了“富豪榜”之后，才被发现原来是个“问题富豪”？上榜之后，公众关注度会提高，但如果真有问题，想必应该事先就会被“泄露”出来的。

　　行贿、资本市场相关问题和诈骗是富豪出问题的三大主因。向谁行贿？无疑是权力。在权力运行还未能做到完全透明的现实背景下，富豪如果不与权力“走得近”，恐怕是很难“成事”的。一些富豪只能用行贿的手段和权力搭建成“哥们儿”，然后从中获利。当然，在权力的庇护下，的确不能很快发现“问题富豪”的真面目。

　　“富豪榜”是不能称作“杀富榜”，“问题富豪”的落马也与“富豪榜”没有必然的联系，说到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仅仅是起到一种“托”的作用，让其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从而增加监督力量。

　　让“问题富豪”现出原形，显然不能靠“富豪榜”，必须加强监督，不仅仅是对富豪，更应该对权力。这是“富豪榜”为“杀富榜”的另一种解读。（郭文斌）

　　■建议

　　别徒具围观价值

　　一个人的失败是偶然，但一个群体的集体沉沦则揭示出某种必然。

　　对于中国富豪的犯事，从社会各界反应来看，大都不感到很意外，因为有很多富翁的财富根本经不起道德和法律的检验，特别是自胡润富豪榜推出后，似乎真的演变成“杀猪榜”或者叫“囚徒榜”。或正因此，有不少网友甚至提出，胡润究竟在中国杀了多少头“猪”？

　　但是，我们若轻易地称胡润榜是“杀猪榜”或者叫“囚徒榜”，却有失公允。因为在胡润隆重推出富豪榜12载以来，上榜富豪人数上升至1882位，24位“问题富豪”仅占上榜总人数的1.3%。这意味着，98.7%的上榜阳光企业家，才是富豪榜的主流。

　　因此，上榜富豪连连“失身”，我们绝不能把板子只打向胡润排行榜，更应该反思其他深层次原因。

　　我觉得，对于上榜富豪，不是“榜杀”(胡润榜)，而是“自杀”。假设这些富翁们遵纪守法，照章纳税，那么出事的24名富豪现在仍会在百富榜单上，而由于他们见利忘义，胆大妄为，不恪守法律底线，这才是他们“自杀”的重要因素。正如胡润所言： “上榜和落马并不存在一种因果关系，该死掉的猪，不管上不上榜，都会死掉的。”

　　当然，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些权力运行不太透明，官商勾结、权力寻租等现象时有发生，这无疑也是富人“倒下”的根源之一。正如盛大网络董事长陈天桥所称，中国富豪阶层的崛起，是在重新架构一种社会评估体系。在这种评估体系转型的过程中，会有阵痛、代价，而承担这种阵痛和代价的可能就是那些落马富豪们，因为他们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