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无双2袁紫衣在哪儿:从山村田野到北大“三世同堂”

    初到这个英语班时，我几乎什么都听不懂。过了两周以后，特长班老师和同学突然发现我是一个英语天才，因为老师问的问题我都能回答，朗读课文时不用翻书一口气就背了出来，这时那些比我基础好的同学都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事实上，为了洗刷当时默写不出26个字母的耻辱，以免总在同学中丢脸，我偷偷地在课外背诵英语课文，把学过的课文和对话都背诵下来。从此，我意外地从中发现了英语学习的新大陆：背诵英语课文能使我迅速超越原来比我英语成绩好得多的同学。于是，我开始迷上了英语，把背诵英语课文当成一种嗜好，有时一天能背下６篇英语课文，老师计划一年讲完的教材，我一个月就全部背完了，在上课时几乎不翻书，除开口小声地重复老师的英语，就是大声地抢答老师的问题。我独创的“超觉英语学习法”所介绍的所有秘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被一步一步地揭开的。
    我18岁从邵阳市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在家乡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从事教学工作，因为当时的英语老师非常紧缺，我被领导安排在洞口县第二中学担任中学英语教师。为了能迅速胜任教学工作，我更加拼命地自学英语。可是，由于生活在偏僻的山区，我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参加什么英语辅导班，也没有可能聘请专门的个人指导老师。然而，我认定了背书能使我创造英语奇迹，于是我第一件事就是将中学六年的英语课文全部背下来。
    我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英语，即使放假回家也不忘四处寻找机会操练英语。然而，家里的亲戚朋友都忙着做活，根本没人有工夫听我说英语，更没有人能和我交流，我只好一个人跑到村庄前的田埂上大声背诵英语。有一天，我偶然地发现，村里的小朋友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围着我转，虽然这些小朋友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每当我激情地说上一段英语后，他们都会欢呼雀跃、拍手叫好，这就更激发起我的兴趣和自信。随后我每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面向小朋友们背诵英语课文，对他们做英语演讲，因为他们是我最热心的听众。
    对于没有老师和同伴的英语学习者来说，和小朋友们的诵读式的交流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面壁苦读的功效，因为我能从中获得近似于实际交流的心理感受，激发出强烈的表现欲望，培养自信心和表达能力。当我在假期结束后回到工作单位时，同事们发现我的英语口语有了出人意料的进步，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种变化为之惊讶，学校领导很快让我担任高中毕业班的英语教学工作，这时我才20岁，班上许多学生的年龄与我差不多大。在第一次上高中毕业班的英语课时，我不需要翻开书就可以和学生讨论任何一课中的任何一个段落的任何一个话题，于是我背诵英语的能力就成为英语实力的象征，被广大师生传为佳话。
    在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有自然的英语环境，我就完全靠自己创造各种各样的会话机会，以获得更好的语言环境。实际上，自己创造的会话环境比真实的会话环境对英语训练更加有效，因为这是一种自我主导的学习机会，一切都可以由自己来把握。在此启发下，在我参加邵阳市教师进修学院英语教师进修班的学习期间，我先后组织过班级英语学习小组、院级英语俱乐部和全市规模的大型英语角等活动。我曾经在邵阳市城南公园用英语组织国庆庆典活动，现场有来自该市各大学的五百多师生参加了英语交流活动，盛况空前，当时湖南省电视台和邵阳市电视台也到现场采访，并进行了专题报道。这些活动没有利用任何单位和团体的名义组织，完全是凭借本人在英语学习方面的忘情投入的热情感染了所有的参与者，而我自己却在自我主导的英语交流活动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我说英语的热情在课堂上深深地感染了学生，我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多种课外英语实践活动，也对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力。学生是我最好的交流对象，也是最忠实的学习伙伴，这种与学生水乳交融一般的互动英语教学方式，既训练了学生，也成就了自我。我的英语口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教的过程中练就。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不知不觉地通过北京大学英语研究生考试时，让许多人大吃一惊的原因。凭借这一套独特的自学方法，边工作边学习，在从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补习班的情况下，我于1987年成为中国首批获得自学考试文凭的大学毕业生，并于1990年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英语系研究生。
    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两位特殊的同学也同时在北京大学上本科，他们都是我在洞口县第二中学所教过的学生：一位是数学系的陈玉明同学，我曾教过他3年的初中英语并担任其班主任；另一位是考古系的袁邦清同学，我一直教他的高中英语，直至高中毕业。他们都接受过我的英语学习法的部分技能训练，深受我学英语方法的影响。由于师生同堂比较显眼，许多关于我以前学英语的故事很快在北京大学校园一定范围内流传开来，后来北京大学还正式成立了“读书法研究会”的社团组织（后改为禅学会），由我担任会长，专门研究并向中外学生推广我创立的读书方法。第一期学习法训练班除了不少中国学生参加以外，还吸引了16位外国留学生前来参加。该研究活动得到了北京大学校党委、校团委和英语系等领导的大力支持。
    由于许多学习方法研究活动均有我原来所教过的两代学生的参加，所以有的同学戏称我曾在北京大学创造过“三世同堂”的英语盛世。这种现象对于一个山村中学来说是空前绝后的，至今仍然在当地传说。也正是这种巧合的盛事使我开始思考其中被掩盖的英语成功规律，进一步研究英语教学当中深层次的学习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