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我用电影关注普通人 它是社会集体记忆

　　仰望星空之：导演贾樟柯

　　贾樟柯：我用电影关注普通人 它是社会集体记忆

　　人物简介：贾樟柯，生于1970年，山西省汾阳人。1993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现居北京。主要导演作品有《小武》、《站台》、《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等，曾多次获得国际奖项，2010年，当选新世纪十年全球最佳导演。

　　精彩语录：

　　“在我的电影里面我往往不让我的人物他们超越他们自己的生活限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制的。并不是你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得以实现，有尊严地活下来才是更多的更高远的生活目标。”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侠客精神，但还算有一些坚持精神。从25岁拍第一个短片《小项回家》到第一个长篇《小武》，我希望用电影能够表达我们时代里面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困难。既然这个主题一直没有放弃过一直坚持下来，我想回望十几年的电影生涯，这个也是我觉得欣慰的事情。”

　　少年成名 一个关注社会底层的导演

　　贾樟柯的导演梦差不多得从1991年说起，那一年他21岁。中学毕业后，贾樟柯没有考上大学，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他对父亲说“我想找个工作干，不想上学了。”当时，正好汾阳建行有个扩招的机会，他母亲所在的糖酒公司也有一个名额，但是他的父亲都拒绝了，并坚持让他读书。

　　“他改变了我，让我干了一件我特别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读书。我得感谢他，当时太危险了，如果当时我没有读书，生活就完全改变了，也没有后来的这么多事情。”贾樟柯回忆说。

　　在父亲的决定下，贾樟柯决定去学画，所以就被送去了太原。一个偶然的双休日，约好同学去逛街的贾樟柯在路边等同学，却意外发现了有一部电影叫《黄土地》，最后同学没来，就这样一部看起来毫无吸引力的电影，他却鬼斧神差地买了票去影院看了：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和一个女孩用木桶挑着水走过的画面，让他流下泪来。

　　“故事虽然不熟悉，但环境太熟了，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生活啊！这个东西太好了，还能这样拍，还有这样的电影。”看完电影出来，贾樟柯一下子觉得自己有事干了，他给父亲打电话说：“我想当导演，我不想学美术了。”父亲停了一下说：“当导演挺好的。”

　　在当时那个时代，电影被神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当天下午，贾樟柯的父亲就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学校来找他，看看孩子是不是发疯了。但是，开明的父亲还是同意了他的想法：“行不行，折腾几年就知道了。”

　　1998年，贾樟柯终于拍出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小武》，一时间恶评如潮，说他乱七八糟基本不会拍电影。他的几个大学同学在看完电影后，拍拍他的肩膀说：“你拍的挺好，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导演。”但就是这一部乱七八糟的电影《小武》，却为他赢得了8个国际奖项，贾樟柯的导演梦更加坚定了。

　　很多年来，贾樟柯的电影也总是不断遭受非议。影片《任逍遥》在戛纳首映时，一位中央电视台记者站起来说：“我特别讨厌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一个谎言！我们现在大陆人学电脑、学英语、出国，生活多姿多彩，为什么你不去拍那些人，而要拍这些人呢？”

　　贾樟柯说：“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批评。对我来说我不会把人分成主流还是边缘，每个人都有它的尊严，每个人都有特值得我们去面对的他的生活。《二十四城记》里面我拍摄的全是工厂里面的工人，他们是边缘人还是主流很难划分，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在我们这个国体里面是这个社会的主角，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你说他是边缘还是主流？很难分辨。”

　　这种风格被贾樟柯延续，他影片的受众一直是小众的。这12年来，他的《任逍遥》、《站台》、《三峡好人》、《24城记》、《海上传奇》等，都没有能在国内上映，没有票房没有喝彩，但依然可以看到一个导演的坚持——对社会的直面和记录，对底层人物贴切而又细腻的描绘，从容不迫的叙事，都是时代给予我们的共同记忆。

　　贾樟柯对自己目前的状态很满足：“这样的一个记忆追溯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充沛的对经历的历史事件的讨论的话，我们很难形成一个公共的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形不成的话，我们很难对现实有一个衡量它的标准或者说我们很难建立起一种讨论现实的背景。”

　　票房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只关心自己能否拍出来更贴近观众的电影。“首先就是对电影人来说要非常耐心地非常有毅力地去持续推动这种电影能够跟中国观众见面，这种努力首先应该来自于创作者，其次才是怎么样跟大众建立起一个好的沟通桥梁。我觉得今天这个障碍主要是陌生，而不是影片本身跟观众离的有多远。”

　　记者：您从《小武》之后一下子走到国际了，在您所有的电影里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这种感慨，您认为这种感慨电影的这种思路是不是表现了一种人向社会妥协的心态？

　　贾樟柯：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并不是原教条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一定要有非常大的个人牺牲来获得一个所谓的理想。但是在很多程度上很多境遇里面人活下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的电影里面我往往不让我的人物他们超越他们自己的生活限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制的。并不是你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得以实现，有尊严地活下来才是更多的更高远的生活目标。

　　记者：您有没有一种侠客精神？

　　贾樟柯：我很少来反观自己，我也不怎么来评价自己，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侠客精神，还算有一些坚持精神。从25岁拍第一个短片《小项回家》到第一个长篇《小武》，我希望用电影能够表达我们时代里面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困难。既然这个主题一直没有放弃过一直坚持下来，我想回望十几年的电影生涯，这个也是我觉得欣慰的事情。

　　文化电影和民众之间存在障碍

　　记者：您进入这个行业差不多20多年了，中国民众当然都期待中国电影能走入好莱坞，还有对您这样的另类坚持独特的本土化的特色，您觉得对于大众理想和您自己的理想之间有没有冲突？

　　贾樟柯：表面看起来冲突比较大，大众的口味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娱乐，越来越希望通过电影获得精神上的释放，严肃思考的或者表达我们生存困境的影片并不是能够承担这样的作用。但是文化工作不能太多考虑大众，实际上作为一个大众群体我们整个中国人的群体经历过什么，我们的困难在哪儿，我们有什么需要逾越的障碍，这些问题这些描述还有反映我们生存的感知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一定是满足很具体的减压或者娱乐的要求，但是它是整个时代整个国家进步的一种要求。

　　记者：每个导演都希望自己的电影获得很多观众，您觉得中国本土化的电影艺术院线的电影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或者大环境大市场？

　　贾樟柯：人的需求是多元的，娱乐不是人精神世界里面唯一的需求。我觉得今天这个障碍主要是陌生，而不是影片本身跟观众离的有多远。

　　“我的电影是一种集体记忆”

　　记者：我看一些材料的时候，大家评论中国本是一个非常缺乏记忆的国家，特别影像记忆，定的电影似乎80年代的文学一样总是在寻根，这是不是您所坚持的最大的财富值

　　贾樟柯：这几年我的确是把精力放在集体记忆的电影讲述上面，特别是从2008年《二十四城记》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来谈论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阶段中国人究竟经历了什么，《二十四城记》讲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当中这些工人的命运，特别回望50年的集体生活，这样集体工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只有建立这样一种讲述来自私人的讲述，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历史深处的细节，只有掌握这些细节从感性上感情上理解曾经发生的事情。

　　一直到2001年今年推出的《海上传奇》关于一个城市上海从1933年到今年2010年的记忆，做这样的一个记忆追溯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充沛的对经历的历史事件的讨论的话，我们很难形成一个公共的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形不成的话，我们很难对现实有一个衡量它的标准或者说我们很难建立起一种讨论现实的背景。

　　每一个人都值得电影去关注

　　记者：当然您的电影很多拍摄的主角都是社会上的边缘人，有一些人可能对您有一些批评，既然我们社会上有这么多光明光鲜的人，您为什么没有关注他们而去关注边缘人？您怎么看待这个批评？

　　贾樟柯：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批评。对我来说我不会把人分成主流还是边缘，每个人都有它的尊严，每个人都有特值得我们去面对的他的生活。《二十四城记》里面我拍摄的全是工厂里面的工人，他们是边缘人还是主流很难划分，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在我们这个国体里面是这个社会的主角，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你说他是边缘还是主流？很难分辨。

　　问题就在于说电影应该去关注一些大多数，一些生活在困难里面，而这个困难需要通过媒介无论是新闻还是艺术呈现出这样的声音来。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不应该忽略这个社会的少数，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应该去关注，只不过每个导演他的视野他工作的范围、他的兴趣是有限的。所以反而应该是大家多拍这样的电影，拍摄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角落，有十个导演一百个导演都关注我们的现实的话，我觉得我们共同组成一个整体完整的中国人世界。

　　记者： 您对和您一样有电影理想的年轻人想说点什么？

　　贾樟柯：每个人接近自己理想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我自己是是28岁大学刚毕业就拍到长篇，之后很顺利在电影这个行当里面。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导演他们首先解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找到一个机会脱颖而出。

　　我觉得关键的不是去复制别人，而是找到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机遇。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无论你是有什么样的理想，这个理想是来自艺术方面还是财富方面，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有一个野心，有一个成功的迫切的渴望非常重要，这是属于年轻人的燃料，它可以让人燃烧，发挥出超出我们想象的能力。（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