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春林静和施洁:2010年中国经济

为软着陆做准备的2010年中国经济

(2011-01-17)

　　● 黄朝翰 黄彦杰

　　中国经济在1979－2009之间的30年维持了年均9.9%的高增长，在2001－2009年的9年间增长率更是达到10.7%，而同期价格也稳定。比起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卓越表现更是有目共睹。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曾一度降为6.1%，但政府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加上国内经济良好的基本面，很快促使2009年增长重新冲上9.2%的高水平。强劲的复苏动力在整个2010年还在持续，所以全年的增长会得到10%。中国经济在2010年的表现，不仅再度引领全球的复苏和增长，更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

　　2010年一开年，中国经济就显示出稳定的复苏和强劲的增长。随着复苏的增速，就业状况也迅速好转。随后，刺激计划的作用渐渐淡去，但其他国内经济开始发挥作用，例如房地产热的持续和社会保险开支的增加。最重要是出口部门也在缓慢恢复。进入2010年的后半段，官方数据已经可以证实：中国的名义GDP总量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中国的GDP总量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很多年前早已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中国经济未来挑战来自外部

　　随着信心的恢复，中国经济决策者认识到未来中国经济的挑战将主要源自于国外。截至2010年年中，中国外汇储备已高达2兆5000亿美元之巨，这使得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的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与日俱增。同时，随着出口恢复增长，中国也开始遭遇来自于仍然衰退中的发达国家变本加厉的贸易保护政策。在这一局势下，中国政府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加上外交技巧，成功地顶住了国际压力，避免了一场公开的中美“货币战争”。

　　面对美国方面“货币操纵国”这一来势汹汹指控，中国政府稳住了阵脚。不过在2010年6月间，中国还是允许人民币脱离对美元的绑定，升值2.3%（在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的21%升值基础上）。中国政府认为，人民币大幅度的升值，会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秩序都产生不利影响，且无助于缓解对美国的长期贸易顺差。总理温家宝在去年11月曾说，稳中有升的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外向型经济具有根本意义。如果中国的出口部门出现问题，许多亚洲经济都会遭殃。简而言之，如果中国出口突然下降，那么中国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进口原材料，以及从日本、韩国和台湾的进口高科技部件，也都必然减少。

　　中国目前的人民币战略也许是完全正确的，但压低人民币汇率，长期看来会妨碍经济的“再平衡”和产业升级，对中国经济也是弊大于利。即使是在短期，刚性的汇率体系或“缓慢有序升值”也有导致资产泡沫的潜能。任何低估的货币、存在升值期望，都必然吸引大规模的以投机为目的“热钱”，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充满流动性过剩之时。

　　2010年上半年，许多“热钱”确实流入了中国的楼市和股市。房地产市场过热尤其严重。单是在5月，70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房价就上涨了12.4%。这促使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抑制房地产泡沫的蔓延。但正如温家宝最近承认，这些调控政策“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例如，11月的房价又增长了7.7%。

　　更为严重的是，在后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环境——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开支扩张下释放出的大量的资本，导致了中国经济流动性泛滥。除了日益上升的资本泡沫之外，流动性过剩又必然将经济引向通货膨胀。事实上，包括M2在内的广义货币供给在2010年一直持续扩张，增长率从7月的17－18%到10月的19%。在这样的背景下，以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为衡量标准的通货膨胀率，从2010年1月的1.5%低水平稳步上升到年中的3%，并在10月最终达到4.4%，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货膨胀影响经济增长与转型

　　当去年11月美联储宣布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QE－2），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之时，中国人民银行立刻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特色的“量化紧缩”来应对，宣布银行法定存款储备金率上调0.5%。但国内的流动性上升之势并未减缓：11月的M2进一步大涨19.5%；与此同步，11月通胀率陡升至5.1%，达到20个月以来的新高。虽然全年的年均实际通胀率只达到3.2%左右，但这已经超过了政府年初为2010全年制定的3%的上限。

　　11月CPI高涨的主要来源是食品价格显著增长。（食品价格在中国整个CPI所占比重高达34%）。在政府干预下，食品价格在12月应该能够很快稳定下来。不过政府对通胀还要高度重视。政府除了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例如规定基本食品的价格上限，严惩投机行为来控制通胀，更将通胀列为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亲自主持）的头号议题。会议结束后发布的通告说，2011年的政府经济工作重点，是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管理通胀预期之间取得平衡。

　　与其他新兴经济体比较，中国当下的通胀其实是很低的，而且完全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即使是在“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内部做对比，巴西的通胀是6%、俄罗斯是7%、印度是11%，高于中国的5.1%。但是中国政府总是对通货膨胀的幽灵神经紧张。中国政府对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怕乱”）的担心，决定了它对通胀有较低的政治容忍度。这一方面也是由于在中国，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价格对通胀率特别敏感，通胀对穷人和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富人。在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背景下，高企的通胀率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政府必须反复向民众保证：通胀将会是可控的。截至12月底，央行已经先后六次提高储备金率并两次提高基准利率（存款利率至此已经提高到2.75%，贷款利率5.81%）。世界其他国家也乐于看到中国这次调控的成功。作为世界最大出口国，中国可以轻易得将通胀“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

　　2010年是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0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正式公布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草案（2011－2015），确定了中国未来五年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比起以前的“五年计划”，现在的“五年规划”更多是一种指示性的发展计划，只是勾勒出战略性优先领域，不再是必然施行的目标。这次五年规划的五个主要发展目标，包括重塑经济增长模式，使之更加侧重内需而非出口，提高市场效率，加快城市化和区域发展进程等。

　　当然，“十二五”的许多目标，例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发展有利于生活质量（绿色经济）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提到，但它们现在变得更加紧迫，而整体的制度环境也比五年前更有利于这些变化。更重要的是，“十二五”确定了中国今后五年优先发展的七个“战略产业”（替代型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技、高端装备制造、高端材料、新能源汽车以及节能环保型技术创新）。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每年投资人民币2兆元（3000亿美元），以促进这些战略产业的发展。

　　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在2011年的运行环境和参数是大体清楚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弱化，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将会适当减速。中国经济在2011年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软着陆”，经济增长会略低于9%，通胀会保持在4.5%或更高。经济增长的动力，可能会受到抑制通胀和“再平衡”政策的负面影响。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对控制通胀充满信心。这也是央行并未向下调整2011年贷款计划（人民币7兆5000亿元）的原因。但通胀仍然有可能失去控制。政府或许有能力管住食品价格不再大幅上涨，但是控制源于成本上涨的通胀因素（例如工资的上涨，包括城市最低工资的上调）却并非易事。

　　综上所述，正如以前常常发生的情况——中国年尾的经济增长总会高于年初的预测，中国2011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比预期更高一点。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不管是从结构还是制度上，都是一个“偏爱增长”的体系。有时即使是中央政府希望低一点的增长以避免过热，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希望本地区取得更高的增长，在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他们自身创作更多收入。这种内生的高增长机制绝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一次又一次使GDP总量“翻番”。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是天文数字，而且5－6年内的增长规模就相当于另一个日本。因此，今后中国经济中期的增速应当适当“降温”，稳定在一个可持续的7%－8%的水平上。

　　2009年，中国国内一共卖出了1350万辆汽车，第一次超过了美国。2010年，中国国内汽车销售量更是超过1800万。这不仅再一次使我们注意到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也应当提醒我们，中国这个飞速增长的庞大经济体，同样具备巨大的潜在破坏力和负面外部性，那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冲量——巨大的规模和速度的乘积。

黄朝翰是东亚研究所顾问、黄彦杰是东亚研究所研究助理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