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忆2010之大事件

2011-01-19 08:38:35　来源: 新华网(广州)　跟贴 3 条 手机看股票

与毫无悬念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应的，是中国国家治理艺术经受了新的考验。面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和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风险，中国要在国际和国内打赢两场货币战争。地产调控、二次汇改、农行上市，稀土大战，这些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铁矿石谈判崩溃等则预示着在与国际和国内产业资本的博弈中，国家治理艺术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房地产大调控逻辑

一年跌宕起伏间，市场和行业都在寻找未来的方向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对于年轻的中国房地产业，2010年或许将被深深铭记，调控与民生成为这一年最关键的字眼。一年跌宕起伏间，市场和行业都在寻找未来的方向。

从年初的“国十条”到年中的“二次调控”，再到年末的“限购令”，政策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从土地出让方式变更到限制个贷与开发贷，再到清查囤地、打击捂盘，政策之细化实属罕见。

政策自2010年1月10日开始亮相，这一天，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稳定市场预期，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调控大幕缓缓拉开。

土地市场的狂热则加速了更严厉政策的出台。3月份，“两会”余温尚存，北京连出三块地王，央企凶猛。3月18日，国资委一纸“退出令”，将78家央企架至火山口上。

4月份，“国十条”出台，个贷受到严控，二套房贷首付需50%，一些城市三套房停止贷款。

6月份，住建部确定“二套房”标准，即以拟购房家庭成员名下实际拥有的成套住房数量进行认定。多数个贷购房人和改善性需求者自此被逐出市场。

9月中，饱受诟病的土地市场开始政策频出：国土部清查囤地已不止局限于口号和警告，几乎每月一次的发布会上，多数省区均有土地违法案例被通报。土地首付款比例大幅提高，土地出让金缴清年限大幅缩短 针对购房人的政策逐渐转向开发商。

同一个月，北京土地市场重回招标旧路。“价高者得”的惯例在某种程度上被打破，不以价高论英雄的出让方式，很快在多地上演。

9月29日，“二次调控”现身，“限购令”从无到有，由少变多。原因很简单，尽管此前政策出尽，但市场并未俯首：9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45亿平方米，环比上升51.7%；销售额5498亿元，环比上升55.6%。这一趋势甚至延续到了10月份，捂盘惜售等手段再现市场，这被解读为“政策失灵”。以行政命令抑制供需，终于达到极致。

一个月后，最后一个一线城市上海，也终于出台调控细则，至此，调控处处落地生根，热点城市无一幸免。当月，央行宣布加息，房企融资闸门进一步收紧。

11月，公积金贷款政策亦被收紧，而限购政策下，境外购房者则被动离场。

自此，除风声阵阵的房产税外，政策的十八般武艺悉数登场。

一年之间，市场跌宕起伏，政策难言成败，重回“上涨-调控-再上涨”之怪圈也未可知。但有别于以往的是，自4月13日始，以公租房为代表的保障房建设首次被置于舞台中央。

此后，公租房发展意见等政策出炉，重庆开启造房运动，保障房融资路径被反复研讨，“常州会议”更将保障房建设力度推至新高。580万套保障房只是开端，2011年，这一数字被提高至1000万套，地方政府的“军令状”还要继续签下去。

在决策层眼中，保障房已经不仅是一项调控政策，更可成为避免地产业快速凋零的对冲手段。

一个共识是，购买固定资产是对抗通胀的有力武器，在这一语境下，大建保障房或可将房屋的投资属性降至最低。这场博弈不仅存在于买房人和开发商之间，也存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甚或被境内外汹涌的流动性所牵制。

或许讨论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法》可解部分房地产难题，但这一过程必须伴随土地制度的变革、税收制度的改善，以及对民众基本生存诉求的尊重。

“二次汇改”应对内外压力

“二次汇改”的举措反映了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好转以及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要求，意义重大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这一被称为“二次汇改”的举措，反映了2010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好转以及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要求，意义重大。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向全球蔓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拉动内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同时，为稳定外需，发挥汇率杠杆在国际收支中的调节作用，提高出口企业防范汇率剧烈波动风险的能力，人民币兑美元双边名义汇率波动幅度开始收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保持在1美元兑6.82~6.84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

从表面上看，人民币重新回到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多国货币对美元纷纷大幅度贬值，2009年3月末美元汇率指数达到85.51，较2008年8月末升值了10.5%。由于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水平保持稳定，因此人民币也随美元升值而被动升值。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显示，2009年3月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较2008年8月末上升了8.8%。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0年上半年，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元对美元持续贬值，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对美元汇率纷纷走强，此时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也日益增大。

从内部看，中国经济自2009年实现了快速稳步的复苏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日趋坚实，而中国面临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产业、外贸结构转型的压力则更加突出，虽然实现上述目标单靠汇率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汇率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扩大内需、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确可以发挥积极的、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因此，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次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弹性有所增强，并且总体上呈现出升值走势，截至12月7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6.65元人民币，较本次汇改前升值2.6%。

应该说，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符合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特别是随着中国生产要素价格市场进程加快，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价格上涨刚性明显，外向型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将压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空间。

不过，从长期看，除了需要关注人民币汇率水平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继续适度扩大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作用。

此外，可由民间机构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引导社会公众从过去习惯性地关注人民币的双边汇率转向更加关注多边汇率，从而真实、客观地反映人民币汇率的实际水平。

“量化宽松”汇率战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3季度全球贸易增速出现了明显放缓。如果这种趋势得以延续，汇率之争也将更白热化

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呈现明显差异性。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复苏前高后低，就业疲软，处于低增长和低通胀的“双低”阶段；而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GDP增速始终强劲，但通胀压力也迅猛袭来，进入高增长和高通胀的“双高”周期。

“双低”VS“双高”的出现，反映出2010年乃至未来两年内全球经济格局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的错配，并导致两者走上大相径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路线。

“双低”格局下，经济增长和就业是第一诉求，欧洲在主权债务危机钳制下不得不实施“紧财政，宽货币”的政策组合，美日则启动了第二轮财政和量化宽松货币（QE2）刺激；“双高”形势下，可持续增长是首要目标，多数新兴经济体进入了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退出周期。

“双低”VS“双高”和货币政策差异，又衍生出经济增速差和利差，进而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对面临流动性陷阱的发达经济体，在低增速和低利率形势下的当务之急是推动新增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扩大本土投资和雇佣规模；对新兴经济体，在高增长和利差扩大趋势下面临的问题是短期涌入流动性过多，如何把握国际资本尤其是热钱流入的节奏和规模、使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主要任务。

在此形势下，汇率之争开始频现。

对于发达经济体，“双低”意味着内需不足，它们比以往更注重向外寻求经济增长点。而短期内迅速扩大净出口的捷径之一，就是推动本币贬值。“双低”VS“双高”之下，它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继续维持或扩大宽松货币措施的力度。

在汇率之争的另一端，新兴经济体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尽管经济复苏强劲，但对外需的依赖仍然严重。在全球外需增长趋弱形势下，本币升值容易引发出口下滑，导致经济复苏放缓。另一方面，如果不升值，全球流动性过剩催发的输入性通胀又可能会伤害经济复苏的健康。如果同时升值和加息，更可能面对内外需求同步下滑的风险。

因此，多数新兴经济体运用的政策组合是先在本国经济所能承受的弹性范围之内升值和加息，同时通过资本管制来阻止本币的过快升值和热钱流入。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3季度全球贸易增速出现了明显放缓。如果这种趋势得以延续，汇率之争也将更白热化。

美国堪萨斯联储主席霍恩尼格指出，美联储的QE2是“与恶魔的交易”。其引发的全球流动性过剩、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有可能是下一轮危机的开端。

QE2实施环境不同于QE1：当时美国GDP增速-4.9%，10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3.5%；而目前GDP增速2.5%，10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仅2.8%，QE2对拉低长期利率水平的边际效应有限。另外，QE1当时有财政刺激的有效配合，而由于民主党在国会选举失利，加上美国已经面临流动性陷阱，缺乏财政积极配合的QE2能否独挽狂澜，前景并不乐观。

目前美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QE2新增流动性不会迅速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国内外的金融市场。借助美元的地位，很大一部分流动性以热钱方式涌入新兴经济体，推动通胀飙升，并催生资产泡沫。为此，新兴经济体不得不连续加息同时加强资本管制。然而，资本管制难以堵住热钱流入，泡沫正在形成。

同时，QE2导致的美元贬值实际稀释了美国债务，使美国国债的持有国面临汇兑损失。更危险的是，当未来美联储回收流动性时，大量热钱将迅速撤出新兴市场回归美国，直接戳破新兴市场的资产泡沫，由此引发的金融动荡很可能伤害新兴经济体的增长。

另外，由于日本苦于长期内需不足和通缩，欧元区受制于主权债务危机，它们的经济复苏都相当依赖出口。而QE2导致美元贬值，间接削弱了日本和欧元区的出口竞争力。实际上，在2010年3季度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形势下，美元贬值已经使美出口增速超越了欧元区和日本。 

第二大经济体的转型思考

“二战”后的历史经验表明，要想成为世界强国，除了有傲人的经济成绩，还需要有体制上的可持续性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在2011年还会保持9%~10%的增长水平，由此，中国GDP将持续超过日本。西方舆论也普遍表示，“中国经济赶超日本”早在预料之中，甚至认为“中国迟早将取代美国的位置，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使得“世界其他国家必须重新评估这个新的经济超级大国”。

实际上，重新评估中国经济地位的客观现实已经存在。2010年10月23日，在韩国庆州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与会各国达成共识，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改革问题达成共识，商定将在2012年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6%以上的份额。份额改革完成之后，中国IMF持有份额将从现在不足4%升至6.19%，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仅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各成员国向IMF认缴的股本为该成员的份额。这一份额将决定各成员获得IMF投票权的多少、贷款的额度以及特别提款权SDR的数量。IMF确定成员份额的多少取决于其经济规模、经济开放度、波动性及外汇储备水平等因素，从而反映所谓的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

人们还记得，在1968年日本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畅销书《日本第一》；而在中国崛起为“全球老二”时，英国人雅克·马丁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也正在热卖。

但中国从最高决策层到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因媒体评论、统计数字的崛起而沾沾自喜，而是极为理性、平静地对待“总量第二”。

GDP统计方法无法真实反映一国包括科技创新、法制环境、市场秩序等在内的整体经济竞争力。无论是汇率法，还是购买力平价（PPP）法，只是统计方法上的差异，中国GDP总量超日本，并不令人意外。“超越日本”之后，人们关注着以下一连串的问题：中国实际人均生活水平超越日本了吗？中国人的幸福指数超越日本了吗？中国的科技水平超过日本了吗？“中国制造”在世界上超越了“日本制造”吗？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超过日本了吗？

比如，中国财政收入2010年有望达8万亿元，居美国之后列全球第二。尽管近年来财政向民生倾斜的力度不断加大，但目前，财政对民生的支持力度还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上学、看病、住房等还是老大难问题。

2010年，正值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收官之年，为深化改革开放，实现发展目标，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二五”时期（2011年至2015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将围绕这一主线，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城乡区域结构的调整，同时将加强改善民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区域合作。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或成为“十二五”规划中经济转型的三大亮点。

“十二五”规划被认为将在下一个五年进一步深化中国的“转型”战略。而许多中国人在期待，“十二五”能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从国富到民富的“中国梦”。

GDP反映的现实是，中国与以民富为发展目的的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二战”后的历史经验表明，要想成为世界强国，除了有傲人的经济成绩，还需要有体制上的可持续性。 

高CPI开启加息周期

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此次加息只是开始，由于CPI进入上涨通道，政策也应该进入加息通道

2010年，“涨价”之声纵贯全年，成品油、蔬菜、电价、水价等一系列价格上涨蔓延全国，大蒜、辣椒和白糖等农产品更是遭到投机性爆炒，这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通货膨胀的普遍担忧，“涨价”因而成为中国人印象最深的年度关键词之一。

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已具备形成通胀的三个潜在因素：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性通胀”，二是前两年过快的货币投放，三是资源类价格改革拉开帷幕。

但也有人认为，这实质上只是“通胀预期”加剧，真实通胀还未到来。有学者指出，个别产品价格上涨不一定导致通胀。此前各地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皆因恶劣天气所致。就生产领域而言,多个行业还处于产能过剩阶段,因此现在便言通胀还为时尚早。

不过，持此观点者也强调，“资产价格的泡沫需格外警惕”。因为资产价格会带动后续一系列产品成本上升。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连续的货币宽松政策，已经在事实层面造成货币超发和信贷高速增长，这成为形成通胀预期的关键因素。而全国各地多个产品的集体涨价潮，复又加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通胀的预期。CPI已变得不再那么“真实”。

涨价潮出现后，政府部门开始行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作出修改，将相互串通、恶意囤积、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以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的行为作为惩处重点，加大了处罚力度。

在此基础上，中央各部委联手治理价格上涨，相继出台若干措施。各地城市也掀起“战通胀”热潮。

与此同时，持续宽松的货币也开始出现收紧态势。中国人民银行自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

这是央行时隔3年后的首度加息。

上一次加息是在2007年12月。彼时，央行先后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2009年9月份起，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央行又开启了降息空间，5次下调贷款利率，4次下调存款利率。
12月26日，央行再度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

有经济学家认为，对当前通胀压力的担忧是央行选择此时加息的重要原因。加息也是宏观政策的正确选择。

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此次加息只是开始，由于CPI进入上涨通道，政策也应该进入加息通道，只有政策出手不断收回流动性，才能抑制通胀，同时对调控包括房价在内的资产价格至合理水平起到助推作用。也有个别学者表示异议，认为是否会进入加息周期取决于CPI的变化。且持续性加息不利于汇率稳定，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农行上市：大行股改收官

农行在面临极其不利的国内外资本市场环境下成功地完成了A+H股的同步发行上市，成为全球最大IPO，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系统工程成功收官

2010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在A股和H股同时挂牌上市，历时多年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终于收官。

农业银行在2008年进行财务重组，经金融危机搁置两年，2010年4月启动IPO，7月15日、16日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实现A+H股同时上市。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全球最大的一笔IPO。

农行上市紧锣密鼓之时，正值国内证券市场低位徘徊。为力保顺利上市，各方倾尽全力。首先是各大商业银行融资推迟，由汇金公司通过配股来补充资本，以改善农行上市环境；财政部也在农行上市前出台新政，对所有金融机构发放的单笔5万元及以下的农户贷款，给予税收减免优惠，包括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举措。

上市之前，农行经营业绩大幅提升，风险指标持续改善。根据半年报显示，2010年上半年农行实现净利润459亿元，同比增长40.2%，实现全年盈利预测的55.3%。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持续双降，不良贷款余额由2009年底的1202亿元下降到2010年6月末的1071亿元，不良贷款比率由2009年底的2.91%下降至2.32%。

此次农行“A+H”股上市创造了新模式，即采取了“同时路演、同时簿记、同时定价、差异化定价”的方式。这是不同于建行和中行当年IPO时采取的先H股上市、后A股上市的模式，也不同于工行IPO时采取的A股、H股同时发行、同时定价、统一价格、同时上市的模式。

另外，此次农行IPO，又恢复了此前停止了一段时间的战略配售。农行发行上市真正采取和实施了“绿鞋”机制，而且达到了预定效果，并推动了有关监管制度的改革，而工行当年IPO时虽然设计了“绿鞋”机制，但并没有完全行使。

与工行、中行、建行等中资企业当年IPO定价地选择在境外如欧、美等地不同，此次农行定价地选择在国内，国内国际承销商全部集中到农行总部大楼，这表明中国大型企业IPO较之以往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更多重视和充分肯定。
农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农行上市在定价方面，主要考虑一是为农行打造一个优质股东名册，其对提升农行公司治理有好处；二是实现投资者与发行人双赢，考虑长远，即不是一次性圈钱，而是要考虑在将来有需要时从资本市场再融资；三是考虑了后市表现，保障融资效率，把农行IPO做成资本市场上的一个优秀的IPO项目。

农行在面临极其不利的国内外资本市场环境下成功地完成了A+H股的同步发行上市，筹集了221亿美元，一度成为全球最大IPO，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系统工程成功收官。农行IPO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IPO成功案例。

此次农行“A+H”股上市创造了新模式，即采取了“同时路演、同时簿记、同时定价、差异化定价”的方式。 

铁矿石谈判崩溃：趋向价格金融化

2010年4月，铁矿石年度长协谈判彻底破裂，维系了40年之久的长协体系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短期的季度定价，铁矿石现货价格机制渐行渐近。

40年的铁矿石谈判一直在长协体系内进行。2009年第四季度伊始，新一轮铁矿石谈判正式启动，与此同时，铁矿石现货市场价格开始进入新一轮上涨行情，主导长协谈判的中钢协一如既往地坚挺，甚至号召中国钢企联合抵制三大矿山。

然而，新日铁等日本钢铁企业背后放水：3月，新日铁等日本钢铁企业与三大矿山达成协议，除接受其年度涨价100%的要求外，还根据铁矿石现货市场的价格达成短期合约，取代以往的年度长协。

消息一出，钢铁业哗然。自上世纪70年代实行铁矿石年度长协以来，世界钢铁行业已适应并接受了这一相对稳定的定价模式。这一由日本钢铁企业建立起来的价格机制依托钢企与矿山长期依存的利益关系，将短期利益长期化，在稳定矿石供需同时，稳定其价格波动。

对比1981年至2000年间的长协价格，铁矿石年度价格调整幅度均未超20%，且涨价和降价年份大致各占一半。

进入21世纪，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铁矿石进口国，2003年，中国首度参与了铁矿石年度长协谈判，铁矿石的价格开始节节攀高。在此期间，除2009年因金融危机导致矿石价格下降外，其他年份均大幅上涨，其中2005年、2008年的涨幅超过70%，2010年则一举突破100%。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顾问焦玉书认为，中国钢企因矿石涨价共多支出7000亿元。

金融危机给了中国钢企争取“中国价格”的机会，只不过中钢协“只打雷不下雨”，喊了半年的“中国模式”最终只是以一个前所未有的临时价格草草了事，这也是长协价格第一次在模棱两可中落幕。

金融危机后的铁矿石需求量暴涨，这也给了矿山复苏的机会。自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铁矿石现货价格持续攀升，在中钢协羸弱的反对声中，三大矿山先后提出40%、60%、90%的涨价幅度，坚强的中钢协拒不接受，最终矿山涨价100%，并且走出模棱两可的临时价格，直接抛弃长协，改成更为短期的季度价格。焦玉书认为，这一定价导致中国钢企2010年全年多支出360~400亿美元。

2010年年底，沉寂了大半年的中钢协再度发声，声称重启铁矿石谈判，谈判的重点即是矿石定价机制。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钢铁企业而言，重回长协机制无疑是重大利好，但问题是掌握话语权的矿山根本没有破镜重圆的念想。
几乎所有人都坚信，在今后的数年里，铁矿石将走出“长协-季度-现货-期货”的价格模式演变链条，这也是其他大宗商品定价机制演变的翻版。上世纪70年代的原油、80年代初期的铝以及21世纪初期的动力煤都曾经经历一个类似的定价机制变革。

在从相对固定的价格逐渐转变成与现货市场挂钩的合约后，上述大宗商品市场逐渐开发出了金融衍生品合约，先是场外掉期合约，接着是期货合约。而在铁矿石长协破裂之初，众多媒体也已经呼吁中国钢企提防“金融陷阱”。

虽然铁矿石是否具备金融属性尚难确定，但矿山方面将定价机制短期化的冲动已经越发明显，力拓方面已经试图将季度定价向月度定价推进，而三大矿山也从未掩饰其将铁矿石指数化的决心，如此来看，铁矿石价格距金融化的目标已经渐行渐近。
 

中外稀土大战：资源定价权的缺失

中国的稀土“保卫战”并非强硬。比照混乱不堪的稀土市场，这一“保卫战”实际上来得太晚

2010年，一场因“工业味精”稀土引发的“国际战争”萦绕不散，针对中国政府部门的治理措施，国际市场躁动不已，“中国对西方发动稀土战”的论调也甚嚣尘上。

实际上，中国政府对稀土的整治并非始于2010年。从1998年开始，国家启动稀土产品出口配额制度；2009年5月，国土资源部已决定对稀土等矿种实行总量控制管理；进入2010年，总量控制措施越发强烈，7月中国政府宣布下半年的稀土出口减少72%，推动稀土产业重组的决心也由此坚定。

全国上下由此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稀土“保卫战”。“保护珍贵的稀土资源，控制出口，不再向发达国家贱卖，推动产业整合，夺取在稀土产业上的定价话语权”成为“保卫战”最核心的口号。

中国的稀土“保卫战”并非强硬。比照混乱不堪的稀土市场，这一“保卫战”实际上来得太晚。一组令人痛心的数据是，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无序开发后，中国的稀土可开采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比重已经从10多年前的80%降至现今的52%，另有说法是降至36%。

不论降至多少，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是，中国稀土商十几年间开采了大量矿藏。然而，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价格的提升。与1999年相比，中国稀土2005年的出口量翻了9倍，但价格却下降了55%以上；这一出口量连年倍增，至2009年，国外超过90%以上的稀土中上游产品源自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占世界储量36%的中国稀土供应了全球97%的需求”。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在中东的石油连续走出高价的同时，中国的稀土却连年卖出“萝卜价”，根本原因在于无序开发导致的价格比拼。

回眸上世纪80年代，受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国内稀土乱采滥挖严重，各式非法小作坊遍布矿山，稀土市场充斥着大大小小矿商的叫卖，“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价格竞争，直接把国外的稀土企业挤垮了。

稀土矿并非中国的的独有资源，美国、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均富含稀土矿产，巴西还曾经是世界上传统的稀土出口国，但中国矿商的价格战使之稀土矿在国际市场失去了竞争力，而欧美等国家干脆封存自己的矿山，转而直接购买便宜的“中国货”，中国稀土因此供给了全球97%的使用量。

即便如此，中国在稀土方面并没有定价权。与之相对应的是铁矿石市场，必和必拓等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占据了全球70%的铁矿石资源，从而敢漫天要价提出让全世界钢铁企业发狂的涨价要求，但贵为“稀有金属”的中国稀土却只能“跟萝卜扎堆儿卖”。

稀土比铁矿石差在哪儿？一言蔽之，差在话语权上。
三大铁矿石矿商漫天要价的根本，在于他们牢牢控制了铁矿石供应份额，并由此造成钢铁企业对其依赖；而反观中国的稀土行业，贸易量远大于三大矿山之于铁矿石的份额，但正在讲话或试图发言的稀土矿商成百上千，央企、国企、私企、外企 分散而杂乱的企业主体，导致丝毫的蝇头小利都会引发滥采贱卖。

国家正试图集中稀土的话语权。除出台《2010年钨矿锑矿和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的通知》外，国土资源部还在对稀土产业进行一轮集中整治，而鼓励优势企业兼并重组是一个重要举措。

政府的整顿决心已下，但在利益的驱使下，央企与央企、央企与地方政府、国企与私有矿主之间已经展开激烈博弈，稀土“保卫战”能取得多少实质成效？中国能在稀土定价上有多少话语权？这恐怕是一次“战争”难以解决的。但仅就保护稀土战略资源而言，中国需要“将战争进行到底”。 

记忆中的闪点

改革是2010年全球关键词。中国改革符号性城市深圳再出发，但已经富起来的深圳能否为下一个三十年杀出一条血路，仍有待观察。改革也成为全球和中国资本金融市场的关键词。航空空难和上海大火，则是此前改革的死角，祸患总在顷刻之间。

深圳再成改革先锋，

前海打造“新蛇口”

2010年8月26日，深圳特区成立30年周年。国务院给深圳送去一份厚重的“生日礼物”，正式批复了广东省报送的前海规划。

借鉴香港低税做法，将个人所得税控制在20%，比内地低25%；远期目标是人民币在区域内可自由兑换；至少10年内允许香港仲裁机构在此设立分支机构，区域内设立专门的民商事法庭，邀请港澳台居民以及外国人作为陪审员 前海，是在机制体制上深圳向香港学习的缓冲与试验区。深港合作不再是深为深、港为港的各自图谋，而是深以港为范型、力求引进香港规范的运作体制。

前海，作为深圳第二次改革布局的一个棋子，作为一个在经济机制上与香港全面接轨的过渡区，有可能承载此前蛇口的角色，承担突破制度壁垒的重担。

世博会盛开上海

“一切始于世博。”这句简单的宣传语透露出上海对世博会的期望。

5月1日，上海世博会正式开园，曾经的机器轰鸣被鼎沸的人声替代，开园第一天参观人次就达到了20万人次。历时184天，上海世博参观总人次逾7300万人次，达到历届世博会参观人次之最。这还只是上海世博创造的世界之最之一，它一共有8项纪录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之最。

在这184天里，上海向全世界人民打开了一扇窗口，不负世博会“经济、科技与文化界的奥林匹克盛会”的美誉，同时也向全球展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城市繁荣。

证券市场频推

创新业务

1月8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国务院同意开展融资融券试点，并推出股指期货品种。证监会表示，将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开”的原则，综合衡量净资本规模、合规经营、净资本风险控制等指标和试点实施方案准备情况，择优选择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业务的首批试点，并根据试点情况和市场状况，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3月31日，深沪交易所通知融资融券交易试点正式启动。截至年底，获得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券商共有11家，两市融资融券余额已经达约90.66亿元。

打击内幕交易

11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公安部、监察部、国资委、预防腐败局五部委《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国办发[2010]55号）》，指出目前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

意见提出，从五个方面着手防控内幕交易：一是抓紧制定涉及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的保密制度，二是尽快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三是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停复牌等相关制度，四是健全考核评价制度，五是细化、充实依法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的规定，完善内幕交易行为认定和举证规则，积极探索内幕交易举报奖励制度。

巴塞尔协议达成，

全球加强金融监管

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在瑞士巴塞尔举行，会议就旨在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

根据《巴塞尔协议III》，商业银行须上调资本金比率，以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协议规定，截至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另外，各家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

该规定将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之间分阶段执行，未来全球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加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

华尔街交易事故

5月6日下午2点42分到2点47分之间，道琼斯指数从10458点瞬间跌至9869.62点，与前一交易日收盘相比，下跌了998.5点，跌幅最高时达到9.2%，创1987年股灾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到2点58分，道指又回到10479.74点。这是道琼斯指数历史上第二大单日波幅。

10月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公布调查报告，指出5月6日“闪电崩盘”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一家股票交易公司在股票市场上执行了一项价值41亿美元的电脑出售计划，然后又被立即取消，导致了“塞单”现象，因而引起股市的巨额波动。

地方节能减排冲刺

“十一五”收官之前，各地节能减排进入最后的冲刺期。按照“十一五”规划要求，“十一五”期间中国单位GDP能耗需下降20%。2006年至2009年间，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了15.61%。2010年上半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下半年以来，各个地方政府不得不加重节能减排方面的任务。为完成节能降耗的考核指标，江苏、浙江、山西、河北等地纷纷拉闸限电，部分地区的“用电大户”被要求停产。

北京治堵方案出台

12月23日，北京市颁布了最新的治堵方案，这项名为《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发展，加大力度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的意见》的方案，共6部分28条，提出“完善城市规划，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优先 发展公共交通，鼓励公交出行”、“加强机动车管理，引导合理使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措施是 “以摇号方式分配车辆指标，平均每月两万个。”

本治堵方案是北京市在城市“堵局”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出台的，但治堵方案从征求意见稿到正式出台仅用不到10天。其实施情况及治堵效果，还需要等待时间来检验。 

天灾制造巨量损失

2010年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造成全球经济损失更是多达2220亿美元，是2009年的三倍

2010年8月7日深夜22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特大泥石流，千余人受难。

这一刻，距青海玉树发生强震的时间仅115天。

据国家气象部门统计，2010年，中国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出现。全国多个地方出现干旱、低温、暴雨、高温等极端性天气事件。水旱灾害严重，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全国18个省份遭受旱灾，26个省份遭受洪涝灾害，农作物损失严重；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数量、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常年同期大幅增加。

这些片段很难在中国人记忆中抹去：年初，新疆连遭9次大范围寒潮冰雪天气过程；西南五省区遭秋冬春连旱；4月，青海玉树发生7.1级强烈地震；6月中下旬，南方11个省份遭受洪涝灾害

灾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也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城镇受灾的情况比往年有所增多。部分受灾地区的铁路、公路、通信、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环顾全球，2010年也是灾害多发的一年。欧洲的严重洪水，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干旱，高级数地震频发，全球多处出现地陷 预计2010年世界粮食产量将减少，这已对国际粮食行情产生影响。
2010年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造成全球经济损失更是多达2220亿美元，是2009年的三倍。联合国于2010年首次发表的世界防灾白皮书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90年代是6850亿美元，与70年代相比增加了6倍以上。

气候变暖被认为是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欧盟曾警告说，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估计洪水等自然灾害会越来越严重。同时，厄尔尼诺现象日渐加重。澳大利亚的旱情被认为是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的典型自然灾害。日本气象厅和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当局也已多次宣布，本国发生厄尔尼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