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亲笔记允儿:海原“双城记”:新城狼狈 旧城惶恐_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4:47:08

海原“双城记”:新城狼狈 旧城惶恐

2011-01-18 10:25:09 来源: 《新世纪》-财新网  跟贴 31 条 手机看新闻

宁夏国家级贫困县海原县政府搬迁,引发矛盾无数。政府维稳弹压之下,新城依旧狼狈,旧城一片惶恐,海原“双城记”如何续演?

一座偌大的空城,白天,宽敞的大道上举目无路人,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夜幕降临后,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远处灯光晦暗如豆。马路两侧,是大片荒芜的农田和停工的工地。汽车驶过,偶尔会引来几声犬吠。

这里是2011年1月初,国家级贫困县——宁夏中卫市海原县的新县城,当地人称之为“鬼城”。

新县城距离老县城约60公里。规划控制区总面积30.6平方公里,其中近期16平方公里,远期14.6平方公里,计划总投资32.9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逾20亿元,新区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

沿着行政大道走到尽头,是气派的行政中心。耗资7000余万元的联体办公楼,傍山而立,俯视着40多栋县属机关的办公楼。大部分办公楼已基本完工,但目前尚无人进驻。

为建设新县城,海原县政府曾大规模征地拆迁,引发农民上访抗议;其后,政府搬迁又引发老县城居民的抗议。2009年6月,老县城逾万群众集体上访,他们认为,政府是县城的“主心骨”,公务员是主力消费群,一旦搬走,“生意就不好做了,投资者也会失去信心”,老城最终会被抛弃。

迫于维稳的压力,海原县政府中止搬迁。四个月之后,政府试探性地召集公务员去新城培训,再次引起集体上访。五个参与上访者后被以“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判刑。

2010年初,骑虎难下的海原县不再提“政府搬迁”,提出“一县两城,拉动发展”的新口号。但是,老城的人心仍然未能安定,老百姓和普通的公务员依旧在猜测,“政府搬还是不搬?”

新城笑,旧城哭

海原县位于宁夏西海固地区(含宁夏南部山区西吉、海原、固原三县),是中国西北最干旱、贫穷的黄土高坡,曾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作家张承志曾描述,这片土地是沙沟连绵的不尽山峦,山上不长树,连草都不长;这里所谓的生活,就是生出来,活下去。

90年前,这里曾发生8.5级大地震,死亡20多万人。灾难过后,海原人依旧眷恋故土,重建清真寺,再修家园,生生不息。如今,县城有居民约5万人,全县人口达45万余人。

2002年左右,时任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在海原县视察时说,“老百姓生活在这个地方,我睡不着。”2007年,海原县申请政府驻地搬迁至黑城镇。

海原县政府称,长期以来,老县城水资源严重匮乏、受地震灾害困扰;偏离主要交通通道,吸引投资乏力,工业发展十分缓慢;县城人口规模超越了自身承载能力,发展后劲不足,必须发展空间,易地建设新区,迁移政府驻地,改善区位条件。

至于选择新址的理由,海原县政府称,新区交通便捷,紧邻高速公路、中(卫)宝(鸡)铁路。水资源有保障,有东山坡饮水工程,固海扬黄干渠等水资源,可保障城市生活和大规模工业发展用水,电力资源有保障,新区农业基础较好,农产品交易活跃。

2008年,宁夏自治区政府同意该申请,报批国家民政部。当年6月,民政部作出批复,“同意海原县人民政府从海城镇迁至黑城镇,搬迁费由你区自行解决”。

但是,海原县政府并没有向民众公开相关信息。从2007年开始,“政府要搬迁”的流言,就笼罩了海原老县城。无论普通公务员还是百姓,都辨不清真假。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如果搬迁,老城将被抛弃”,成为海原老县城绝大部分居民的共同恐慌。

在山坡上远眺老县城,高大的清真寺耸立于中心,旁边是低矮的民房。“围寺而居”是回民的传统。在城外,随着高原的起伏,黄土堆就的农家院落零星分布。

一位在当地受尊敬的阿訇说,几十年来,礼拜时分,老县城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从清真寺传出的宣礼声。那是海原人才能体会的自在和宁静。如果政府搬迁,老百姓没有钱跟着去新城买房安家。而且,在感情上,也是故土难离。

在老县城,共有十几口深井为居民提供饮用水。另外,来自城外南华山的水,也是当地重要水源。住在平房的县城居民称,平常很少停水,只是冬天下雪后,水管有可能被冻坏。

这里农业“靠天吃饭”,几无工业。受自然条件限制,农民只种玉米、土豆、西瓜等作物。据官方数据,2010年,海原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95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3110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1万元。据当地人士介绍,当地普通公务员的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

当地一个饭馆老板告诉本刊记者,他每天的营业额约4000元,相当大一部分来源于公款消费。公务员也是老县城的消费主力,如果政府搬走,老城的生意会很萧条。

老县城房价也随着“政府搬迁”的消息而大跌。有一户人家在2008年6月将自家的房子以8万元卖出,相比两年前的市价,跌去了6万多元。当地人士介绍说,因为老城房价缩水,一些人卖房之后也买不起新城均价每平方米2000多元的房子。

有一位官员在搬迁批复下来之前,将自己的商铺以13万元转手,一个月之后,周边的同类店铺只能卖7万元。

受影响的还包括投资商。2007年,有开发商在老县城开建一所私立高中,建筑商垫资投入了500多万元以后,才知道“政府要搬迁”的消息。之后银行停贷,如今这里成为老县城最大的烂尾楼。四五层的教学楼,只有一个当地老汉帮忙看门,一层空荡荡的教室被用来当羊圈。

为新城而拆迁

2008年上半年,老县城居民认为“政府搬迁”只是流言时,60公里之外的新县城规划区,即黑城镇,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共征地2.7万亩。其中大部分农田属于国家基本农田保护区,是当地珍贵的黄河浇灌区的优质田地。作为补偿,政府对1亩水地补1万元,1亩旱地补4000元;而当这些地日后成为工业园区用地后,价格则翻成了4万元以上,最高达7万元。

多名村民回忆当时征地的情景,铲车开过处,成片的葵花田和玉米地夷为平地。那时候,葵花正长苞,西瓜差一个月就快熟了。铲车还没来的时候,很多农民去地里抢收西瓜,垒在院子里,用来喂牲口。很多女人坐在田头哭。

被征地的村庄,约半数成为失地农民。一位农民称,“没地了,明年的口粮都没了,什么都要花钱买了。”

除了大面积征地,建设新城还需要拆迁1500多户村民的房子和商铺,让被拆迁户到安置中心重建房子。刚开始,有村民不同意政府开出的补偿条件。拆迁户在安置中心买一块宅基地要花1.2万元,加上建房,至少要10余万元。大多数农民把征地和拆迁的补偿款合起来才能勉强安顿新家。另外,政府分配宅基地名额时,并没有充分考虑每户的人数,有多个儿子的人家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地皮”。

黑城镇苋麻村一组村民小组长李国智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政府拆迁办的主任要求他做群众工作,被他拒绝。后来,他受到政府干部的恐吓威胁,无奈地成为组里第一个签署拆迁协议的人。

约一个月后,其他村民对拆迁工作不满,准备集体上访。当地官员怀疑是李国智暗中组织,令其按手印保证不组织上访。并且,从那以后,李国智的三个儿子先后被当地派出所以“怀疑吸毒”为由抓走,后经尿检,无证据,又放回来。

2010年4月,李国智的大儿子李占祥再次被抓,原因是涉嫌参与半年前的抢夺行为。当年12月,法院判决抢夺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李国智称,这是政府对他不积极配合拆迁的打击报复,他的儿子在审讯中还受到刑讯逼供。

拆迁的推进,并没有因为村民的反对而停止。铲车开到了家门时,村民最终都选择了妥协,自拆房子。自拆可以省下一些旧砖木用于建新房。另外,政府承诺,拆房积极者,可获奖金1500元。

据黑城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介绍,政府共要支付约2亿元的拆迁补偿款,目前拖欠农民的总额是4400多万元。

农民拆了房,新的宅基地却迟迟没安排下来。2009年初春,地上还有积雪,在黑城镇的田地上、废墟边,陆续出现了数百个用砖头垒起的棚子,无房可住的农民举家挤进棚里。西北风透过砖缝,卷来风沙,让人睁不开眼。有的村民,就把羊赶到砖棚,人住进羊圈里。一位村民说,那些日子,住在棚里的人除了哭,什么办法都没有。这样的日子持续了逾半年。

2009年9月左右,安置中心建起了1000多户新房子。远远望去,房子整齐划一,规格一致,屋顶都有一条蓝色的屋檐。农民称,涂成蓝色是政府的要求,表明“民政惠民”。不过,很多人表示,没有体会到“惠民”的实在,而是各家有各家的愁:要么不够钱建新房,要么建房后就没钱了。

在安置区,尽管屋里已有水龙头,但目前还未通自来水。村民要买“蹦蹦车”拉来的井水,储存在水窖里。另外,下水管道也未铺设好,家家户户都是在院子里挖个坑当厕所,“一到夏天,臭死了”。有村民说,上面来领导视察的时候,政府会雇农民打扫院子和马路,一天给50元。

2011年1月6日,当地温度低至零下18度,新城白雪堆积,西北风肆虐。在荒地里,仍有一些旧屋残垣,里面住着无钱或者无地建新房的农民,他们用破褥子和塑料纸盖着屋顶。 

狼狈的新城

当安置区的农民抱怨无水无厕所的时候,新城的县政府办公大楼也显得有点狼狈。

2011年1月初,有一处大楼的墙体交接处出现约3厘米宽、2厘米深、3米长的裂缝,正在施工修补。多名建筑工人说,这已经是第三次修补各种裂缝了。

县政府大楼是多栋联体楼,由宁夏自治区拨款7000万元建设。2008年5月底开始招标,原计划2009年5月交付使用,建筑时间不足一年。按照规划,该大楼的建筑面积要控制在2万平方米之内。

不过,后来增加了专家公寓、综合服务楼、地下停车场和连廊等,超出近7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在政府大楼旁边,是一片别墅区。

行政大楼位于新城地势最高处,可俯视约40个县属机关的办公楼。这些办公楼的造价每栋在400万元左右,接近该县每年获得的国家扶贫资金总额的80%。建设资金由各个机关自筹,渠道包括申请国家补助资金、项目资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或者上级拨款等。

据海原县城建局的一位副局长介绍,其中有十多栋办公楼是由资金雄厚的浙江万达集团代建,暂时拖欠工程款,以后由各个机关自行解决。

新城共分四个区域,行政中心、工业园、商贸中心和安置中心。除了大规模建设新办公楼,还需要铺设配套的市政设施,例如净水厂、水管网、市政道路等。其中,水管网的规划资金和市政道路的规划资金,均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贷款及海原县政府自筹解决。净水厂的规划投资是2957万元,需要争取国家资金补助和自筹解决。

当政府费劲心思筹集资金时,2010年,新城的商贸区上演了140多名商铺个体户集体上访事件。建新城之前,黑城镇有个旧农贸市场,其中有100多个商铺。后来,海原县政府对商铺进行了拆迁,由开发商建设新农贸市场。政府承诺,被拆迁户买新商铺每平方米可优惠600元。

新市场建成后,被拆迁户们发现,开发商用“砖混结构”代替了此前承诺的“框架结构”,建筑质量不合格。于是,个体户们要求开发商退还定金,并且到县政府上访,要求重新解决新商铺问题。目前,争议仍未了结。

发展工业,是政府申请搬迁的主要理由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的新城建设中,工业园的建设还很滞后。海原官方2010年10月的一份资料显示,新区已落实项目31个,其中工业项目21个,商贸项目10个,已有17个项目投产营运。

但是,2011年1月初,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多数项目仍“按兵不动”,约10余家企业建设了简单的厂房,其余工厂只是用围墙圈地,里面是低矮的空平房或者荒草。工业园的其他大部分区域,则还只是荒芜的田野。

惶恐的旧城

新城农民失地、失去家园,老县城人心惶惶。

从2008年开始,很多有钱的人,倾向于卖掉海原老城的房子,在银川或者中卫市买新房,或者去其他县市另谋生计。

当地一名不愿具名的公务员称,在2008年那场抛售风波中,接近半数的公务员纷纷卖房,但是政府搬迁受阻后,又不得不以每月300元左右的价格在老城租房子住。从那以后,老县城的建筑工地基本停工,建材生意接近停业。

老城的居民说,2009年5月29日的清晨,起床后突然发现县政府大楼的国徽和国旗不见了,才惊觉政府已在夜里“偷偷跑了”。6月10日,逾万人在县政府大楼前聚集,反对政府搬迁。

对于政府提出的搬迁理由,即老县城位于地震带、交通不便、水资源缺乏、无法发展工业等,抗议的居民们逐项驳斥,认为可以在新城发展工业,但政府不必迁走。

对于地震危险,居民们认为,60公里之外的黑城镇同样位于地震带,如果新城安全,为什么把几万居民留在危险的地震带,而“政府自己跑了”?

关于交通不便之说,居民们认为,现在已有柏油路连接海原老城和去银川高速公路,此间的车程只需40分钟。关于老城缺水的说法,则认为,新建的水源南坪水库,也并非黑城镇当地的水源,为何不可以直供老城?

海原上万人聚集事件惊动了宁夏自治区,被当地称为“6·10”事件。经大批武警和防暴警察介入,事件才得以平息。

宁夏自治区高层表态称,“海原新区什么时候搬家,待大多数干部群众同意后再定”,并指出,“在确定一县两城的问题上,工作跟不上,宣传不到位,向群众解释不够”。

海原县政府则紧急发文要求做好稳定工作,“各部门要管好干部职工,绝不允许参与并组织上访,一经发现,是领导干部的,就地免职;是一般干部职工的,开除公职”。

有不愿具名的公务员对本刊记者称,在这场县城搬迁风波中,普通公务员和广大民众是一样的,有钱有房产的主要是“当地的高官”。新城的房价已是老城的2倍,如果政府搬去新城办公,很多公务员都买不起房。可因为是公职人员,反而有苦说不出。

平静了四个月之后,海原县政府于2009年10月11日至13日,在新城召开全县领导干部的学习班。老城的民众误以为政府又要搬迁,200多名为将来生计发愁的个体户再次集体上访。在那次上访之后,有五人被以“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判处有期徒刑,均为缓刑。有被判刑的人对本刊记者表示,尽管觉得自己很冤,但都不敢上诉,心里觉得很害怕,“民不与官斗”。

从那以后,海原县再也没提“政府搬迁”一事。2010年初,县委县政府提出“一县两城,拉动发展”的新口号,强调新城和老城同时发展。海原县副县长杨树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两地办公;海原县已经申请立项,在新城和老城之间修高速公路,路途从60公里缩短到40公里。

但是,政府到底搬不搬,老城的居民们都没有底。2008年以来,一个网名为“马路山”的人连续在博客上发表20多篇文章,对“政府搬迁”一事发表看法。其中对海原县政府乃至宁夏自治区的决策提出了很多批评。

“马路山”名叫马忠琦,为海原县教育局考试中心工作人员,曾任中学教师、小学校长,其家人在老县城开办了一座加油站,马忠琦担任法定代表人。2010年9月,海原县公安局的国保大队以涉嫌逃税为由对马忠琦进行了调查。

马忠琦的儿子告诉本刊记者,当年9月11日,税务局的人在国保大队人员陪同下,送达税务查处结果告知书,称检查该加油站200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的发票使用情况发现,有阴阳发票103份,偷税金额约9万元,并令其15日之内缴纳税款及滞纳金、罚金等,总计12万元。次日,马家积极补缴税款,而税务局在拒绝多次之后才愿意接受补缴。

2010年9月15日,因担心政府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查税”,而是为了“治人”,马忠琦及其妻子前往新疆妹妹家。在家人补缴税款并领取了相关票据之后,马忠琦从新疆返家,10月12日在途中被海原警方拘捕。

马忠琦的儿子称,他与海原县公安局及税务局的人员交涉时,对方透露,抓捕其父亲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有关海原政府搬迁的博客文章。他认为案件查办过程也与查办税案的程序不同,公安局专门成立了由国保大队牵头的专案组,通过清查,从海原县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等37个机构的账目中,清查到有关马家加油站的103张问题票据,作为逃税证据。

目前,马忠琦尚被羁押,检察院拒绝“取保候审”。其代理周泽律师认为,此案系当地政府“因言治罪”。

而马忠琦事件发生后,“政府搬迁”越发成为当地官方和民间都不敢触碰的“敏感话题”。“一县两城”如何发展,尤其是新城如何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也成为当地骑虎难下的尴尬。

而在新城,被征的大片农田至今荒芜。只有农民心疼:“没地了,明年拿什么填肚子?”

(本文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