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外国文学作品选:详解中共军队中朝鲜族部队返回朝鲜后结局

    朝鲜族官兵回到朝鲜的问题，看似简单，但渊源久远，涉及到“日韩和邦”以来朝鲜半岛向中国移民的历史，中朝两国携手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史，以及战后初期中共与北朝鲜的关系。本文从朝鲜移民史的背景入手，对中国朝鲜族所具有的双重特点、朝鲜族部队形成的历史背景、朝鲜族部队返回朝鲜的经过及其结局进行一番历史考察，以期回答上述问题。  

    一 朝鲜民族迁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所谓朝鲜族部队的主体，自然是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族，而这些朝鲜族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的移民。

    19世纪中叶以前，由于清朝政府实行200多年的封禁政策，直到1851年东北地区总人口仅290万。[1](P6)图们江和鸭绿江流域也为封禁区，不仅不许汉人进入开发，更是严禁朝鲜人越江进入。1869年，朝鲜咸镜北道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朝鲜灾民不惜冒犯重禁，越江越境，大量涌入中国东北，这是朝鲜人大批越垦之始，也是迁入中国的开端。[2](P66)到1881年，定居在延边地区的朝鲜移民已逾万人。此后清政府开始实行“移民实边”的边疆开发政策，实际上废除了封禁政策。1885年清政府为加强对朝鲜移民的管理，在烟集岗设立专管越垦朝鲜人事务的“越垦局”。其他地方也相继设立相应的行政机构，以便对朝鲜移民进行有效的管理。[1](P104)1885年与朝鲜缔结“吉朝通商章程”，在图们江北岸设立“朝鲜人专垦区”。[1](P124-125)这一时期朝鲜移民大量迁入。有学者认为，清朝政府面对俄罗斯南下中国东北的威胁，对朝鲜移民采取了宽容政策，目的是拉拢朝鲜一同抵抗俄罗斯。[3](P486)与此同时，朝鲜官府也曾多次私自派遣官员，借口管理越境朝鲜人，在鸭绿江流域私设行政组织，与清朝政府发生过一些矛盾。[2](P66)[1](P103)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沙俄乘机侵入东北，进入延边地区。沙俄欲利用朝鲜与日本的矛盾、朝鲜与清政府的矛盾，拉拢朝鲜，扩大自己的势力。这一时期也发生过朝鲜警官越界争管朝鲜移民事件。1901年11月，侵入延边地区的沙俄军官由沙俄驻朝鲜使节陪同会见清驻朝使节，建议中朝订立《中韩陆路章程》，并提出了章程草案。主要内容是按照开港口岸由领事管辖本国移民的惯例，使两国交接官行使领事职权，管理对方边境的本国边民。沙俄的用意在于，让朝鲜管理东北的朝鲜移民，借此向朝鲜索酬，从朝鲜夺取更多的权益。此提议自然遭到中国的拒绝。[2](P70)

    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剥夺了朝鲜的外交自主权，并认定在中国的朝鲜移民是“帝国臣民”。1907年日本在延边非法设置了“统监府间岛所谓”间岛“，是当时韩、日对中国延边地区的称呼。派出所”，宣布朝鲜移民受统监府派出所保护。详见《朝鲜统治史料》第一卷，第101、105、150页。转引自泉丽：《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金钟国等：《中国朝鲜族史研究(1)》，汉城：汉城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对此，清朝政府针锋相对地提出，外国人在中国不能获取土地所有权，而延边朝鲜族已取得土地所有权，在所有方面与中国人并无区别。详见《吴协统意见书》，《东三省政略》附录。转引自泉丽：《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第5页。这实际上是认定朝鲜移民已成为中国公民。日本1910年吞并朝鲜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宣布不管“归化入籍与否”，延边朝鲜族“都是帝国臣民”。日本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第10卷，1973年3月，第39页。转引自泉丽：《论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第5页。1915年日本再次公然宣布，即便是加入中国国籍的朝鲜移民也不丧失帝国国籍。《朝鲜总督训令》，1915年10月8日。转引自泉丽：《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第5页。

    东北沦落为日本殖民地后，日本开始推行“日人移韩，朝人移满”的侵略政策，东北的朝鲜移民日益增长，1934年增至72万人，1935年更超过80万人。[1](P111)那时朝鲜和东北都已沦为殖民地，东北朝鲜族的称谓也变得模糊了，有“韩国民族”、“韩国人”、“中国韩人”、“中国朝鲜人”、“朝鲜民族”、“朝鲜人”、“高丽人”等。[4](P704)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认为朝鲜族具有双重国籍和双重使命，提出“朝鲜族要与中国民族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和完整，为争取朝鲜独立，收复朝鲜故土而斗争”。《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团关于接受中央及省委指示的决议》，1933年5月15日。转引自泉丽：《论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第6页。实际上，在中国的朝鲜族也确实带着这种双重使命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这便构成了战后朝鲜族部队形成的历史背景。

    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朝鲜族约216万人，其中东北地区近170万。日本投降后约100多万人返回朝鲜半岛。到了1947-1949年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口减至110万。参见许秀玉：《历来东北朝鲜族人口浅析》，权立主编：《中国朝鲜族研究(2)》，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1945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注意朝鲜族的问题，并初步认定除参加华北抗战的朝鲜义勇军外，在东北的朝鲜族居民一般应被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1946年1月1日，延边行政公署副专员董昆一在《新年献辞》中提出：“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的韩国人可以入籍，可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样朝鲜族可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7]1946年12月，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的周保中在吉林省民族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虽然中共还没有明确宣布朝鲜族的少数民族地位，但实际上对朝鲜族实施了对待少数民族的平等政策。[4](P703)但与此同时，并没有提出否认他们的朝鲜国籍。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延边地委书记的刘俊秀曾向吉林省委提议，承认朝鲜民族的双重国籍身份，让他们享受中国公民的权利，也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做出贡献。吉林省委表示认同，并向中央报告得到同意。[4](P709)

    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正是这些具有双重国籍的朝鲜族，肩负双重的使命，在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组织和引导他们的骨干，则是来自延安的“朝鲜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一些朝鲜共产主义者。

    二 在抗日战争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在中国的朝鲜民族抗日独立运动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在上海建立后移至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及所属“韩国光复军”，二是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三是在延安活动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前者在战后全部返回到南韩，成为主导南韩政局的主要政治力量。而后两者，即东北抗联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延安的“朝鲜义勇军”，或返回朝鲜，或留在东北。与本文所述朝鲜族部队的形成有直接关联的，正是这些留在中国的官兵。

    1.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移民中国的朝鲜族以东北为舞台，展开了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如1920年以洪範图为首的各路独立军联合部队在今吉林省的汪清县凤梧洞、和龙县青山里与日军展开激战，取得赫赫战果。[6]不过，朝鲜族的斗争很快就纳入了中共的轨道。1925年朝鲜共产党宣告成立，其满洲总局设在黑龙江宁安，东满、南满、北满也建立了基层党组织。1928年共产国际确立“一国一党”原则，宣布朝鲜共产党解散，于是大量的朝鲜共产党人转入了中共。到1931年11月，东北的中共党员人数达2000多人，其中85%为朝鲜族。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在东满和北满、南满地区的各县建立了县委组织，很多朝鲜人担任县委书记。[7]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中共领导下东北各地纷纷建立抗日武装，如在延边地区，中共东满特委于1933年初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东满游击队”。[8](P71)东满抗日根据地还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当时著名的抗日游击队有磐石游击队、东满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等。1935年，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成立后，这些游击队分别成为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第六军、第七军，拥有20多万人和各种轻重武器。这些队伍中便有大批朝鲜人，其中许多人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如抗联第一军参谋长李红光，原是磐石游击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后在与日伪军血战中牺牲。金日成也曾任第一军某师师长。抗联第二军的前身是东满游击队，其大部都是朝鲜人。在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军，金策任政治部主任，李福林任第一师师长。第六军第一师师长马德一，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也都是朝鲜人，他们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9]

    1942年夏日军大扫荡，为保存实力，坚持长期斗争，周保中与李兆麟共同做出了东北抗日联军撤入苏联境内轮流军训的计划。抗日联军三路主力，都先后转移到中苏边境地区，设立野营，集结训练。同年秋，经共产国际同意，将中国东北抗联部队改编为抗联教导旅(又称国际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即李兆麟)任副旅长兼政治委员，由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崔庸健出任参谋长。同时，崔庸健还担任教导旅的中共东北党委会书记。[10](P406)

    国际旅汇聚了包括朝鲜人在内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骨干，1945年8月苏联想日本宣战后，这些人便兵分两路，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其中一些朝鲜人，如姜健、朴洛权、崔光等被派到中国东北地区，任务是在朝鲜民族聚集的地区组织群众，迎接中共军队，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解放东北和全中国。[10](P406)

    2.延安的“朝鲜义勇军”

    1925-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搞独立运动的一些朝鲜人直接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随着国共两党分裂和广东暴动，一部分朝鲜革命者到了中共控制的根据地，一部分仍在上海、北京等地继续进行反帝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对外方针是团结东方各民族，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1]当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时候，活跃在武汉的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青年前卫同盟、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等举行联席会议，以朝鲜民族联合战线的名义组织了朝鲜义勇队。武汉沦陷后，民族革命党退至广西桂林，青年前卫同盟则分散在洛阳、陕北等地。来到陕北延安的朝鲜青年，也就加入了中共的抗日行列。1940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朝鲜青年已达40名。他们与在红军时代就同中共并肩战斗的朝鲜老战士携手，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抗日武装斗争。1941年1月，在华北、华中前线参加抗日的朝鲜青年组织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同年7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说，无论多么困难，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也一定会帮助朝鲜同志。详见金日成综合大学编著：《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北京：东方书社1951年版，第133-135页。参见《晋察冀日报》，1941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