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概论电子版:转帖：《让子弹飞》的深度寓意

《让子弹飞》，是一部值得看的片子。姜文说了一句“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就倒头去睡。发射后不管，令子弹自动寻的。让观众的思绪像子弹一样飞去，攻破各自思想深处的清晰或依稀之堡垒，而不同的人，都射中了不同的目标，或者是奔跑的白马，或者是倒毙的黑马。这是电影之所以成功的地方。

　　以姜文的才气，以他一惯青睐和擅长的黑色幽默，这部电影应该不会只是表面热烈那么简单。不过倘若过于复杂和深刻，就可能重蹈《鬼子来了》的老路，于是他狡黠地多次打了空枪，而把枪甩给了观众。但凌厉的杀招兀自于关键之时关键之处时隐时现，却又点到为止，如同高手出刀，只划破衣衫而不伤及皮肤，令人不得不感染其匪气，而又赞叹其高明。
　　
　　　　粗粗来看，《让子弹飞》留给观众的思考题很简单，无非是“革命与人性”。细细品味，又似乎不止于此。故事的政治寓意，当是在说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但对于一个原本荒诞传奇的故事，倘若一定要对号入座，那就是庸人自扰了。其实影片之中所要表现的革命与人性，应该是一个跨度很大内涵很深的话题，应该有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不同意义的理解。
　　
　　　　几个主角的名字，张牧之，一指当牛做马被统治阶级“牧之”的老百姓，二谐音“墓”之，掘墓人的意思，这是寓指革命者。黄四爷，黄谐“皇”，顽固派，实力派，用现在的话说叫“既得利益集团”，也暗指辛亥革命只从龙椅上赶跑了皇帝，却还留下数不清不坐龙椅的皇帝。鹅城，一座鹅的城，鹅们群居食草呆头呆脑，虽然易激怒却只会大声叫着看护自家的院落，这是国民性的真实写照；鹅又谐“俄”，意即俄式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斗争成果不过只是在城的名字上有所变化，其外部仍然四面环水，其内部仍是一座由土皇帝统治的封建王城。麻匪，马邦德县长，腔调不同，发音一样，其实都是一路货色。麻匪脸上挂着画了筒子的面具，而“筒子”，不就是说的“同志”吗？张牧之早年追随蔡锷，手下一干人都是革命党的同志，后来时运不济，没饭吃做了匪，同志变成“筒子”了，由革命转向弄钱花了。这就是革命的意义和革命的成果？因而极具反讽意义。
　　
　　　　周润发饰演的黄四郎说：我这是珍藏版地雷，世上只有两颗，Made in USA。其中一颗，辛亥革命炸了，那剩下的一颗给了假张麻子，把马邦德的屁股炸上了树枝。不过到了影片最后，又出现这样一个场景，黄四郎从楼顶扔给张牧之一顶礼帽，然后就随着半座碉楼轰然升了天。问题来了，这颗炸了碉楼的地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一直说只有双胞的两个吗？所以只有一个解释，辛亥革命那个没炸响。只是存在于黄四郎的嘴上，它并没有真的炸响。再联想到张牧之最后砍了“假四郎”的头，然后哄骗怂恿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去对付真的黄四郎，这都是在说：辛亥革命不是一场真正意义和完全彻底的革命。地雷没有真响，后来的执政还是封建皇帝那一套；撵下台的皇帝也不过是皇权的替身，真正的土皇帝和“皇帝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影片最后的“麻匪”兄弟，坐着与马邦德来时同样的火车，伴着《阳光照样升起》的歌曲，走上同样的轨道，这也是暗指革命成功之后的换汤不换药。
　　
　　　　黄，马，张三人，如果非要对号入座，应该是暗指反动派，投机派，革命派。黄四郎何许人也？应该是由革命派蜕变而生的反对派。其手中有绝无仅有的地雷，留学过东洋知道“介错”，曾经与前为松坡将军卫队长的张牧之有一面之缘，这说明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曾经的革命党，后来借着革命党的影响傍上了当权的统领，才靠贩毒和买卖人口发了大财。黄四郎是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集团”，是由“打天下”的人发展起来的坐天下吃天下的“皇帝”，于是革命就成了其个人发横财捞取私利的“牌坊”和手段，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就一目了然。乃至于鱼肉乡里无恶不作无奸不为，由革命的发起者堕落为革命的对象了，这不正是对于“革命”的讽刺和拷问？
　　
　　　　马邦德又是何许人？买官的投机者，政治骗子。大家也许知道马德，黑龙江原绥化市委书记，这个人以卖官出名，于是，马邦德其实是暗指“马德”邦，马德的邦，指向就很清楚了。他们不是打天下的“革命者”，但希望通过种种手段从“革命者”手中攫取权力和金钱，对于他们，做官就是为了发财，所以马邦德才不惜血本一气买下五个县长的委任，所以马邦德的前任才“把税收到了2010年”，所以马邦德最后才炸成了两截死在了钱堆里，何其直接，何其赤裸，也何其针对。《让子弹飞》中的马邦德这个人，应该还算是一个尚未良心泯灭的人，对“夫人”和“前夫人”的感情可证。有时也算一个识时务的人，对于“革命”有保留地支持，并且善意提醒“步子一下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这是属于同情革命的所谓“开明派”了，但主张直入主题“挣钱”，其“精英派”的实用主义利己主义倾向一览无余。马邦德这种人，表现在立场的竞争上，其实是首鼠两端的。表面上跟张牧之合作，其实与黄四郎暗中相通，哪边有利就倒向谁，谁最后取胜都不吃亏，这是政治投机者的活素描。说他们私通的证据何在？一个是张牧之亲口在电影中对兄弟们说师爷有问题，另一个是影片中剿匪遇袭那场戏，不会吹哨语的马邦德居然可以吹出“张麻子死了”，有两个可能，要么他从前也当过麻匪；要么张牧之的老二之死跟他有关系，很可能是他走漏消息给黄四郎，从老二那拷打出来的哨语。再结合临死之前他想坦白骗张的两档子事，第二种可能性更大。马县长临死前要抖落的两件骗事是什么？为什么第一件没说下去又换了第二件？很大的可能，第一件是说你睡的那个夫人其实是婊子不是马某的正牌夫人，后来觉得这事不上台面才忍住了换了想说的第二件事，这第二件事，应该就是承认与黄四郎串通了，可惜没说完就咽气了。不过，也许不用他说出来了，答案让观众自己去猜，更有味道。
　　
　　　　张牧之张麻子其实代表了一种散漫和浪漫的革命英雄主义，或者也是姜文的理想写照和个性定位。一个曾经为革命赴汤蹈火的战士如今却落草为寇的盗匪头子，处在最无话语权的底层，逼得要二次起来革命，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和宣泄。他一根筋地认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美人可以不要，钱可以不要，县长可以不作，兄弟情义和尊严正义是不能丢的。“革命”的最后，兄弟们纷纷离去，寻找他们各自的美好，而只留下他孤身一人，连屁股下的椅子也被搬走了，他单枪匹马站在代表历史转折的火车轨上，这是一种英雄的悲壮和落寞，却又是一种英雄的无私与伟大，最简单的行动，已经最深邃地诠释了革命的目的与宗旨。从华盛顿到孙中山，都可以看到到这种真正英雄的高大身影。张牧之与黄四郎的交锋，是一个盗匪头子带领一群愚民战胜一种固有体制的征战，又不仅仅只是两个人，还应该是他们所代表的两个阶级的对立，是体制对体制的开战。马识途先生的原著中，张麻子在杀了黄老爷后自己也被黄老爷叫来的骑兵援军给擒获了，并且被公开审判斩首，城中数万民众挥泪送别，体现了侠义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无奈与回天乏术。但姜文留了一个还算喜剧的结局，也许是表明一种信心、寄托一种希望。
　　
　　　　几个妓女、几个搓麻的老人、拿着枪却不敢跟行的成群赤膊的男子、一座中西掺和的开平碉楼，这就是民众及其所处环境的真实写照。在与鹅城恶霸黄四郎的斗争中，张牧之担当了革命者的重任，他需要鹅城居民的集体出手，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意图激起他们的怒火。而被欺压惯了的鹅城居民，显然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勇气，无视张牧之用枪扫烂黄家城堡的大铁门，仍不敢加入战斗的队伍。张牧之在大街上带领兄弟高喊了数次“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打碉楼”，仍然无人响应，直到张牧之杀掉黄四郎替身，民众误以为黄四郎已死，星星之火才得以燎原。直到最后，参与到革命狂欢里的群众，都依然是不明真相的，是被欺骗和蛊惑的，他们始终害怕，始终习惯于下跪，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凌空出现的青天大老爷身上，即使有钱有枪也不敢怎么样，依然和永远的，是被压榨被蛊惑被裹挟的“呆头鹅”。从辛亥革命一路走来的华老栓们，一直走到更近的距离，都始终没有找到代替“人血馒头”的良药。正如肖申克里已经诠释过的，当你已经习惯了一切，就算给你申诉从牢房出来的机会你也不会再构成什么威胁了。人的革命才是最根本的革命，这应该是一切不彻底的不完全的革命留给后来人的最大教益。
　　
　　　　原本，马邦德想去上任的，应该是一个叫作“康城”的理想国。这是姜文留给人们的念想，他一定不是无意做的。虽然他一再说自己只是为了证明“站着，也能把钱挣了”，但恐怕更多是证明“站着”多过挣钱，并且希望把这种“站着”、“没人值得跪”的理念传达给观众。康城里会有黄四郎吗？会有公平公正和白花花的银子吗？会有子弹横飞的争斗吗？鹅城的革命是胜利了，康城还需要革命吗？如何革命？怎样革命？影片中张牧之与黄四郎的对白“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仅仅是一句剧情需要的台词吗？也许，在那最后一刻，这部影片留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叹号，突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黑色的铁门后面，有光亮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