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山水风景图片大全:文化大革命40周年-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巴金的肺腑发言不但没有为作家争取到自由，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甚至灾难。1965年，巴金被迫发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回家后，他怎么也无法入睡，当天晚上，他与妻子萧珊一起去看望该电影的编剧柯灵，向他做了道了歉。

　　1966年，巴金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不久，他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9月，上海作协“造反派”抄了他的家。1967年1月，挨斗更频，巴金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1968年，批斗更加频繁，《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1984年在家中会见前苏联作家

　　从1969年开始，巴金在牛棚里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期间，《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对巴金进行大肆攻击。在牛棚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遭受了种种折磨，巴金就认为他所在的牛棚就好像但丁《神曲》里描写的地狱。他每天在牛棚里默默地背诵《神曲》里的诗句，把《神曲》的诗句作为支持自己度过那个黑暗岁月的精神力量。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巴金在他的很多文章中一再提到这段难忘的经历。

　　此后3年多的日子就是连天的批斗与游行，但巴金没有选择抗争，而是委曲求全地活下来，和老舍、傅雷等人的直接反抗不同，在不停的游斗与大小牛棚的轮换之间，巴金经历了一个“炼狱”。1967年，文革已是如火如荼之势，七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造反派在华师大校园广场联合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强，由“反动文霸”巴金陪斗。巴金当时是上海作协主席，说他与作协党组书记吴强“一贯狼狈为奸”，现在批斗吴强，他自然应当“陪斗”。“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押他上台的大汉狠狠地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谁知刚按下，他的头就倔强地昂了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装了个强有力的弹簧，造反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低下头去。”“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住他的脊背，一手抓住他的头发往后扳……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他的脸颊都扭歪了。

与爱妻萧姗的生死离别

　　1972年，萧珊病故，巴金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萧珊比巴金小13岁，1944年5月初，41岁的巴金与萧姗从桂林到了贵阳结婚，其时他开始着手写作中篇名作创作《憩园》，并翻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文革期间，由于过度的精神摧残，加上患直肠癌，于1972年55岁时离世。巴金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怀念她、追忆她，一直不能释怀失去爱妻的痛苦。他《怀念萧珊》一文中说：“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巴金的妻子萧姗

巴金在萧姗的追悼会上

　　萧珊之死强烈刺激了巴金，使他深感痛苦。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萧珊之死才让巴金更痛切地感到现实的残酷无情，进而彻底改变了他对“文革”的看法，加深了对历史的反思。

　　巴金没有见到萧姗的最后一面，巴金见到妻子时，她已是一具躺在担架上，被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的遗体。“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爱妻病故，巴金同年也获准返回上海。次年，巴金获得四人帮解禁，允许巴金从事翻译工作，他们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6年未提笔的巴金，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爱妻的死在巴金心上烙下苦印，却让巴金有机会重回中国文坛，结束了文革这段时间以来的困顿。  

《随想录》里的真言

1983年在上海华东医院

　　这一部《随想录》因此被人们视作中国的良心，20世纪中国良知的符号，与卢梭的《忏悔录》以及托尔斯泰的日记并列相提。

有限的真言 些许的遗憾

　　巴金原名李尧棠，因为崇拜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巴枯宁的和克鲁泡特金，他将两人的名字各取首尾，给自己取取了笔名“巴金”，以表示对自由生活的崇尚，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追求。

　　然而无政府主义正是他的尴尬所在，年轻时的无政府信仰不但未能得到坚持，反而成为一个思想上的包袱，一个地雷。批评家陈思和说：“（巴金）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删改自己文集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就是其表现之一，即使在写作《随想录》时，他仍然心存犹疑。”

　　因为这样的犹疑，这样的负担，巴金对“文革”的批判是有限的，即使在号称中国的《忏悔录》的《随想录》里，巴金的批判态度也有所保留。

　　傅国涌在《对巴金也要说真话》一文中说：“在《随想录》之后，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我们都没有能听到他（巴金）的声音，也许他太老了，岁月不饶人啊。巴金曾为说假话难过了几十年。‘文革’结束，他终于下决心‘讲真话’，并力倡‘讲真话’。但他终究不是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他未能发出左拉式的‘我控诉’这样的声音，他的‘说真话’也是有局限的，他超越不了现存体制和时代所给予他的那些限制。在他晚年，说真话实际上已成了他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他内心是否为自己没有能公开讲出那些真话而难过、而痛苦，我们已无法知道。”

未完成的心愿：“文革”博物馆

　　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里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但他的这个构想却未曾得到官方的支持，直到过去快20年，才在汕头由民间建造了一座文革博物馆，安慰了他的这个心愿。但巴金始终希望他的这个设想能得到官方的认同，民间的文革博物馆的建造并不代表彻底的反思。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说，“文革博物馆是爸爸惟一未了的心愿。”

巴金在家中含饴弄孙

　　1995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随行的还有一位特别的客人，就是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有关编写者。这位陌生的客人带来了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之后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道：“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颤抖着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是迄今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的著作。

　　一本“文革”图录只能聊以安慰，但至少表明了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的态度。担任画册《“文革”博物馆》的顾问草婴在序中这样写道：“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1998年10月17日，专程从美国来到杭州探望巴金的方女士给他带来了画册《“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巴金十分激动，心中的千言万语一时难以表达。方女士此行的任务就是与巴金商讨该画册的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巴金，激动地听完了她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落下了眼泪。 与方女士的这次见面，可能是巴金关于 “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虽然“文革”博物馆的建造设想没有得到实践，但巴金的另一个心愿却得以完成，那就是建造现代文学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是巴金晚年的梦想，有感于在“文革”期间作家大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作品被否定说是“毒草”，全国只保留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巴金认为，在“文革”里被打倒的那些作家对文学是有贡献的，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介绍这些作家的生平、作品。另一个原因就是“文革”之后，很多现代文学的资料被销毁了、遗弃了、丢失了。

1995年秋，巴金静静地坐在杭州西子湖畔

　　1981年2月14日，巴金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关于“寒夜” 》和《创作回忆录•后记》，在文中最早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回应，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正式刊载了他的倡议，引起了强烈反响。1981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通过了巴老建议，上书中央，请求建立现代文学馆。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成立。1985年3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三环边上的万寿寺挂牌。1996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奠基。

　　为解决经费问题，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巴金前后捐了25万元人民币给现代文学馆，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杂志、手稿、书信、照片7765件捐给了文学馆。1985年3月26日，现代文学馆挂牌成立的那一天，巴金在会场刚一坐下，就从裤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当时的馆长杨梨。杨梨打开，发现里面有纸钞也有毛、分的硬币。巴金认真对他说，“我刚得到一本书的稿费，给文学馆。”

　　如今，现代文学馆共有藏品30余万件，其中书籍17万册，杂志2100种、9万余册，手稿10970件，是国内最大的和最权威的文学手稿库。

巴金与冰心